郭罗基 / 爱思想 20160818
网上流传一篇《被枪决的1955年文科状元》，作者署名“一夫 吹咵咵”，说的是沈元的故事，文章内容严重失实。这几年，有关沈元的谬传颇多，这篇文章集以讹传讹之大成。有些人，不在乎事实真相，但求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网上的文章，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多的是，难以一一计较。但这篇文章歪曲地引用我的言论，把一些臆测想象、荒诞不经的无稽之谈说成“郭罗基的回忆”、“郭罗基称”，我就不得不说话了。
一开头就错误连连。
“每年高考放榜时，便是状元‘群星闪耀’时。自大陆设立高考招生制度，除文革曾中断过招生，数十年来输出估计上千名状元。他们学成后多数步入学界、政界、商界，成为社会中坚。但并不是所有状元都前程可期，中共建政后的历史上，曾有过一名命运极度悲凉的状元。他叫沈元，系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如果他还活着，今年该有78岁，但今天很少有人知道沈元这个名字。”
1，沈元没有当过“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起初，我看到有人说沈元是“上海文科状元”，后来又有人说他是“上海高考状元”，升了一级。这里说沈元是“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越说越邪乎。沈元的“连中三元”纯属子虚乌有。当年高考的考分是不公开的，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考分是多少，同班同学也不知道沈元的考分是多少。有一件事可为佐证。我们班上有一位高干子弟。沈元认为她的学习成绩很差，怎么能进北大？一定是走后门进来的。1957年，趁大鸣大放之机，沈元纠集了一伙人，到人事处去闹，要求查档案，以确证她的考分是否达到北大的录取分数线。人事处不让查，理由就是考生的考分和北大的录取分数线是不公开的。沈元自己也不知道考分是多少，更不知道荣膺“全国文科状元”。
还有一篇文章说：“沈元从小功课就好，中学文理各科均为全班之冠，近乎满分，毕业后参加高考，获全国文科最高分。”（《北大学生沈元化妆成黑人叛投马里使馆被处死刑》）说沈元“中学文理各科均为全班之冠，近乎满分”，有什么根据？他本人对我说过，在中学时他的理科成绩比较好，文科成绩不是很好，报考历史系是出于使命感。
2, 1955年以至从50年代到60年代，根本没有“文科状元”、“高考状元”这一说。《被枪决》一文中说“自大陆设立高考招生制度……数十年来输出估计上千名状元”是妄断，并不是“设立高考招生制度”后就有“状元”。文革后，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采取的改革措施之一是允许考生查分。差不多人人都要查分，于是就公布考分。从公布的考分中很容易发现最高分。80年代才出笼“高考状元”的桂冠，但仅仅是民间议论，不是官方认定。其实，地区的“高考状元”还比较靠谱，而全国的“高考状元”往往是不靠谱的。因为地区公布的最高分是多少，获得最高分的是什么人，比较精确；而全国范围并没有一道程序来评比最高分，大多凭模糊印象。北大说：“我们录取了全国高考状元。”清华说：“全国的高考状元在我们这里。”后来，各省市可以分别命题，更无法评选全国的“高考状元”了。
80年代以后才时髦起来的“状元”帽怎么能戴到50年代的沈元头上？根据后来发生的事实，改写从前的历史，这是人们很容易犯的一种错误。
3，《被枪决》一文中说：“……上千名状元。他们学成后多数步入学界、政界、商界，成为社会中坚。”多少“状元”成为“社会中坚”？有没有统计？有没有实例？事实上，所谓的“高考状元”，入学后大多表现平平。我倒可以为你举个实例。哈佛大学的庄小威，据说当年是“高考状元”，进了中国科技大学。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出类拔萃，现在她是哈佛大学最年轻的教授，而且是物理和化学的双料教授，还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但庄小威是特例，多少个“高考状元”都默默无闻了。原因是高考的高分主要是靠背功，并非思维能力超强。“高分低能”正是中国教育的问题。颂扬“高考状元”，就是把红肿之处说成“艳若桃花”。美国大学的录取标准，强调全面的品质，注重创造性思维、社会活动能力和服务效果。即使 SAT 考满分也没有人称之为“状元”，而且还不一定被录取。前年报考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的考生，SAT满分的只录取了38％，哈佛大学的比例更低。
“还在北大读书时，沈元就被誉为天才学者，可惜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极右派。摘帽归来24岁的他，在《历史研究》发表《急就篇研究》，同题研究的论文质量被指高过王国维。”“ 1962年沈元摘帽归来，在《历史研究》发表《急就篇》研究，学术水品被誉超过王国维。”
4，沈元在北大读书时，学习成绩虽好，但没有听说过“被誉为天才学者”。毕竟是“学生”，无论如何不是“学者”，更不是“天才学者”。我的文章中写道：“沈元對《急就篇》文本的考訂超越了大學問家王國維等人﹐一一指出他們的不足。”原因是沈元得益于北京图书馆的藏书，王国维等人未必见过那么多的版本。《被枪决》一文的作者不知是没有看懂这句话的意思还是故意夸大，把“文本的考订”说成“研究的论文质量”。我说的文本的考订超越了王国维，意思是在王国维的考订基础上又继续前进了。“高过王国维”，“学术水品（平）被誉超过王国维”，指学术水平全面高于王国维。沈元远未达到这一点。
“25岁，他又在该杂志发表《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后被《人民日报》整版摘录，在《人民日报》的出版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5，沈元的文章《论洪秀全》在《人民日报》上以整版的篇幅刊登，被说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完全不符合事实。只要略一思索，明显的事实即呈现在眼前。在沈元之前，1956年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都是占两版篇幅的长文。1957年批判右派的文章，许多是整版刊登的，连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的检讨也是如此。在发表沈元文章的同一时期，中苏论战的文章，大部分是整版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长达三万字，占了三个版面。文化大革命中的连篇累牍的大批判文章就更不用说了。作者好像不是生活在中国，对中国的事情陌生得很，又不做功课，信口开河。
“前北京大学教授、毛泽东与江青之女李讷的老师郭罗基，曾撰写过《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哀沈元》一文。他以同窗的身份，回忆了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沈元最后的生命时光”。
6，郭罗基虽然在北京大学生活了27年，但从来不是“北京大学教授”。和鲁迅一样，他是北京大学讲师。后来在南京大学，他也不是教授。因为郭罗基是“自由化人物”，而且是“自由化冒尖人物”，在中国当不了教授。只有到了自由化的美国，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才当上教授，还是纽约科学院院士。转到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当资深研究员，也相当于教授。中国的北京大学讲师跑到美国可以当教授、院士、资深研究员，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的教育比起美国来，用江泽民的话来说，“水平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郭罗基的《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哀沈元》根本没有提到“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沈元”。他的文章回忆了沈元，但不是“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的沈元”。郭罗基是反对有些人以“上海文科状元”、“上海高考状元”、“全国文科状元”诸如此类的不实之词来吹嘘沈元的。
“而据沈元同窗郭罗基回忆，……1955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史。”
7，郭罗基回忆的原文是：“1955年﹐年方17﹐沈元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被枪决》照抄了《哀沈元》的一段文字，抄到这里却离开原文，写成：“1955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韩三洲的《“极右分子沈元”本事考》也这样说：“1955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史。”两者词句相同，不知是谁抄谁的。当年高考的录取程序是先由北大、清华来挑，然后再由其他大学录取。所以不是成绩优异者不可能考上北大。但成绩如何优异却不知道。沈元本人和同班同学都不知道他的考分是多少，你们说他是“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那么总分究竟是多少？请你们说出来！
“笔者推断，与他同处于一个大学时代的学生比，学历史出身的沈元关注时局，比同龄所有人都走得远。后来反击右派运动中涌现出北大的林昭、张元勋，人大的林希翎，1956年年初当时他们可能什么都还不知道。可以确定国内当时，几乎没有几个人全文阅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沈元是一个例外，且他还只是一个在校大学生。”
8，为沈元申诉冤屈应当，但不要夸大其词，更不要贬低别人。
说全国没有几个人全文阅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沈元是一个例外”云云，不是事实。不要说全国，就说北大，起码有几十个人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北大有一个文史阅览室，其中陈列几十种外语报纸。北大有三个外语系——东语系、西语系、俄语系，加起来一千多人，他们能自由地阅读外文报纸。即使只有百分之几的人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是好几十。也不能说沈元“比同龄所有人都走得远”。数学系青年教师任大熊，把他翻译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文稿连续几天贴在阅报栏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沈元的影响仅仅是历史系的一个班。又说“北大的林昭、张元勋，人大的林希翎，……当时他们可能什么都还不知道”。林希翎在北大的演讲就大谈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怎么不知道？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笔者推断”。
“北大‘五一九’以后（5.19这一天，北大自发鸣放开始），沈元虽然也同意人大林希翎、北大谭天荣的一些观点，却不同意他们‘煽动情绪，搞得燕园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在大饭厅前的辩论台上与他们多次辩论，在老同学眼里沈元是标准的左派。”
9，沈元没有在辩论台上与林希翎、谭天荣辩论过，一次也没有，更谈不上“多次辩论”。沈元，把他打成“右派分子”是时代的错误，但也不要把他说得十全十美。“在老同学眼里沈元是标准的左派”，完全是瞎说，没有一个老同学这样认为。沈元平时高傲自大，目中无人。他在班上是比较脱离群众的，他们423号房间形成一个小圈子，除了沈元自己，他的群众只有三个人，后来也都“反戈一击”了。他被点名为“右派分子”后，与中学老同学宋诒瑞有一次谈心。宋在《他“出事了！”》这篇文章中记载：“反右开始后，他也已经感到有些不妙，上半年总算没事，想不到还是逃不过。他还说，党支部书记郭罗基很同情他，可能是不同意把他划为右派的，但是他一个人说了没用。‘我平时得罪的人太多’。”他意识到“平时得罪的人太多”，想要挽回已经来不及了。当年我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我想保护沈元过关，为党留住人才。如果只是班上被沈元得罪的人起哄，我还能抵挡得住，上面的决定我就抵挡不住了。结果，非但沈元被打成“右派分子”，我也落得一个“包庇右派分子沈元”的罪名，被指为犯了“右倾错误”。按当时流行的逻辑，“包庇右派分子的人也是右派分子”。对我还算客气，没有打成“也是右派分子”。
“据保护过沈元的郭罗基称：文革中，沈元实在忍受不住批斗和躲藏，居然异想天开，用鞋油涂黑脸面，于1968年4月化妆成黑人，闯进非洲国家马里驻华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当时马里是和中共极为友好的国家，大使哪里敢收留他？于是立刻通报中国政府把他逮捕。”
10,沈元进入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以后的经历，都是黎澍告诉我的，文革中的遭遇讲得尤为详尽。文革初期，批斗黎澍，沈元陪斗；沈元被捕后进行批斗，黎澍陪斗。因此他不仅是见证人，也是当事人、同案人。他的叙述就是确凿的证词。1986年12月16日，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我作了详细记录。黎澍说：“现在我们写出来也无处发表﹐等到将来有处发表的时候再写﹐可能我已经不在了。这样吧﹐你把我说的记下来﹐拜托你代笔了。”不幸而言中，两年后的12月9日，黎澍离开了人间。我要对亡友负责，传达他所提供的事实真相，驳斥谎言，阻止流传。
黎澍告诉我，沈元化妆成黑人，用的是油彩，不是鞋油。我问过他：“有没有人帮沈元化妆？”他回答：“没有。他在文化用品商店买了油彩，自己化妆的。”沈元的姐姐是演员，他不会不知道化妆是用油彩，不是用鞋油。
我特地作一番实验，用鞋油涂在手臂上，结果怎么样？结果是花的，说明鞋油不能成为化妆材料。黑人的“黑”，即使是黑非洲人，也没有黑到鞋油的程度，把鞋油在脸上涂匀了，也不像黑人，而是怪物。70年代末，歌手朱明瑛演唱非洲歌曲，化妆成黑人，全身涂满油彩，而不是鞋油。
说沈元用鞋油涂黑了脸，化妆成黑人，是追求戏剧化情节，完全不顾事实。
11，我的文章明明说：“1968年夏天﹐沈元化裝成黑人闖進蘇聯駐中國大使館。……過了幾天又去﹐被逮捕。”《被枪决》的作者却说沈元“闯进非洲国家马里驻华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还说这是“郭罗基称”。歪曲篡改，是不是太大胆了一点？
沈元闯的不是马里驻华大使馆，而是苏联驻华大使馆。他去了两次。第一次，不是“1968年4月”，而是1968年8月。这一次进去了，交谈的内容不得而知。第二次，9月1日又去时被逮捕。
1970年2月11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的《通知》，开列了55名罪犯，交群众讨论。沈元名列其中的第19，在叙述他的罪行时，无意中透露了一点真相。《通知》上说，沈元“……企图叛国投敌，于1968年9月1日，化装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的是“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完成式。闯入后干了什么？“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闯入了”是不能抓人的，因为大使馆是外国的领地。9月1日被抓，这一次应该是没有“闯入”。按照官方的发布的情节，沈元到外国驻华使馆去了两次：一次，进去了，所以才会有“恶毒攻击”、“污蔑攻击”等情；一次，没进去，所以才会被抓。
刘志琴，先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学术处的工作人员，后为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她说：“文革结束后我调到近代史所，那时沈元已按投靠苏修的罪名处死有年了，到所后我从人事处处长陈恕那里得知，沈元之所以逃往苏联大使馆，实在是被逼无奈”。她是听学部人事处处长讲的，我是听同案人黎澍讲的，这都是权威的消息来源。盛传沈元闯的是马里或某非洲国家大使馆，没有消息来源。大概以为沈元化妆成黑人，闯的一定是黑人的大使馆。这是低智商的推测。他为什么化妆成黑人？刘志琴说了，他“以为可混过大使馆的门卫”。那些低智商的人可能还不知道，大使馆的门卫都是中国人。沈元第一次果然混过了苏联大使馆的门卫。苏联人为什么不收留他？刘志琴的解释：“他身处社会的最低层，没有任何情报可出卖，两手空空，一 无所有，只是为保命逃到苏联大使馆，岂能被收留？”（刘志琴的言论见《沈元：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
我最初看到沈元闯非洲驻华使馆的说法，来自刘再复：“沈元化妆成黑人，闯进非洲某国驻华使馆要求政治避难，但没有成功，已被逮捕。”（《面对受屈辱的亡灵》，《明报月刊》2002年6月号）刘再复不是消息源，他是听到的“突然传来”的消息。不知始作俑者是谁？但刘再复没有动脑子，传播了失实的流言。我是一年以后看到他的文章的，随即给《明报月刊》写了一信，纠正他的两点错误。其中一点，就是：“沈元化妆成黑人，意欲闯进苏联驻华大使馆，不是‘一个非洲国家的驻华使馆’。如果是非洲国家的驻华使馆倒好了，不至于犯‘叛国投敌’罪，因为非洲国家都是中国的友好国家。而沈元也不会愚蠢到向一个与中国友好的国家寻求政治避难。”（《明报月刊》2003年4月号）我的驳斥主要是两点：第一，沈元不会向一个与中国友好的国家寻求政治避难。这是智商低于沈元的人编造出来的故事。第二，中国当局不可能判“叛国投敌”罪，如果将马里或“某个非洲国家”判为“敌”，将引起外交纠纷。
中国当局将沈元闯苏联驻华大使馆判为“叛国投敌”也是没有法律根据的。苏联和中国没有宣战，不成其为敌国。中国批判苏联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顶多为是非问题，不是敌我问题。即使投奔蘇聯是“叛國投敵”﹐未成事實﹐只能说是“叛國投敵”未遂﹐沒有死罪。其实，判沈元“叛国投敌”并不理直气壮，只说“外国驻华使馆”，故隐“苏联”其名，以免引起苏联的反应。
网上“文革博物馆”的主持人王友琴，在她的《文革受难者》一书中记载：“沈元，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一九五七年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遭受更多迫害。他在身上涂抹了黑色鞋油，假扮成黑人，进入一非洲国家大使馆，请求他们帮助他离开中国，结果被中国政府逮捕。在‘打击反革命运动’中，沈元在一九七零年三月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当时三十多岁。”王友琴也采信了谬传，问题就严重了，将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列入“文革博物馆”，将助长谬种流传。
黎澍总结教训，认为沈元死于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沈元本人的无知和大家的无知。沈元两手空空，投奔苏联大使馆，以为可以改变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即属无知。而编造故事，说沈元投奔的是马里或某个非洲国家大使馆，以为与中国友好的国家可以帮助沈元改变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比沈元更为无知。
12，沈元被捕的地点是在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口，而不是马里驻华大使馆“通报中国政府把他逮捕”的。沈元大概以为已经进去过一次，没有问题，直往里闯。不料门口站岗的解放军战士一把拉住，他手上的油彩被抹去，发现是个假黑人，于是当场逮捕。
《被枪决》的作者将我的《哀沈元》列为“参考文献”。以上12条，都歪曲了我在《哀沈元》中的叙述。胡说任你胡说，请不要挂在郭罗基的名下。
2016年7月16日于美国奥马哈
转附：
第一个被枪决的高考状元，没几个人知道了
被执行“枪决”：行刑时曾想保命
前北京大学教授、毛泽东与江青之女李讷的老师郭罗基，曾撰写过《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哀沈元》一文。他以同窗的身份，回忆了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沈元最后的生命时光：
1970年4月的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反革命分子”。一声吆喝，押上二十多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名曰公审，没有公诉，不准辩护，只有判决。一两个是“从宽”的典型，其余皆“从严”。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瘫倒在地，后面两个解放军战士把他递了起来。
二十来个都瘫倒了，只有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会结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这个人是自己走出会场，其他的人都是被架着拖出去的。到了刑场上，这个人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行刑人退出了枪膛里的子弹，把他押回去。其他人都倒在血泊里了。实际上这个人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
“一打三反”发动群众，破坏法治的程度在文革中登峰造极
这个人就是沈元，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他被执行死刑的罪名为“投敌叛国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文化大革命”前，他发表的几篇历史学论文，轰动史学界。郭罗基回忆，当时他在江西南昌鲤鱼洲北京大学农场劳动。北京来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向他叙述死刑犯沈元行刑的故事，惊叹他在死神面前的镇静。
沈元，是五十年代郭罗基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班同学，郭称沈元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我了解他。他是想再争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有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来。别人早已绝望了，他还在运用超人的机智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我知道他的脑海里有多少历史学的研究课题，在向他招手，鼓舞着他求生的意志，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
笔者留意到，郭罗基回忆沈元被执行枪决之细节，在张郎郎前几年出版的《宁静的地平线》中有交叉印证，只是枪决时间稍有出入。张郎郎在书中曾写道：我们那批死刑犯是在1970年3月5日宣判。许多人被拉走了，我记得名字的有遇罗克、田树云、孙秀珍、沈元、索家麟、王涛、王文满、朱章涛等。最后两位的下落，我至今不清楚，其他都立即执行了。那个我们还指着他给家人捎口信的孩子也被带走。我被留下了，筒道里死一般地寂静。我预感到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
张郎郎写到关押沈元、遇罗克和自己等死刑犯的“筒道”，即北京的K字楼监狱。2013年，历史学者王学泰在三联出版社出版《监狱琐记》，就是记叙此地的故事。据他称，前几年他还曾回去探访K字楼监狱现状，结果发现那里已经被开发成了一片昂贵的商品房楼盘。可以确认的是，沈元和遇罗克等人行刑枪决前，一直被关押在那里。
生于书香家：以状元分数考进北大
关在同一个监所，和写出《血统论》的死刑犯遇罗克出生不同，沈元1938年生于上海，原籍浙江义乌，是世家子弟。其父沈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科毕业，后来从政。南京政府成立后，江苏省政府设在镇江，其父曾任镇江县县长，抗战时期主持修建滇缅公路。他的姑妈美籍科学家，甚有名气。
2009年5月，浙江杭州西冷出版社出版沈元遗著《〈汉书补注〉批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为其写了序言。这让我们得以知道，原来沈元与家世显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被称为台湾“四大公子”之一的沈君山为表兄弟。
沈君山称，沈元是他的亲表弟，小他6岁，小时很孤独，“沈元出生不到一岁，中日战争就爆发，父亲是一个出色的铁道工程师，随着政府撤离到西南，接着母亲也带了兄姐两人跟去。他因为太小，就留下来由奶奶带，等到抗战胜利全家归来，沈元已经7岁，父亲也已在后方因公殉职。所以他从未真正地见过父亲，而在稚龄亦未真正享受过父母的亲情。”
而据沈元同窗郭罗基回忆，沈元告诉过他，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中参加了少年儿童团（少年先锋队的前身）。那时他刚进初中，是班上的第一个。进入高中，又是最早参加青年团。1955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史。
沈元9月入校后志趣高远，常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许。他对同学们曾说：“我们就是未来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上述三人是当时史学界三大权威人物。在提倡做“螺丝钉”的时代，一切雄心壮志都被说成“狂妄自大”、“野心勃勃”，谁出头就会被削平。沈元的放言高论、出色学业，招来异样目光。
郭罗基回忆，当时他是历史系55级党支部书记。全年级分三个班，沈元在一班，他在三班。一班的党员就常常向他汇报沈元的“问题”，二年级时三班成为考古班，学考古的调进，不学考古的调出。郭罗基被调到一班后，他发觉沈元之所以成为“问题人物”，在于他才华出众遭人妒忌。沈元被指责为“不靠拢党组织”，然而他却对郭罗基个人很“靠拢”，还说“我们班上只有郭罗基是有人性的共产党员”。
五十年代，史学界的热门话题是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的封建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主要的意见是三种：西周封建论（以范文澜为代表），战国封建论（以郭沫若为代表），秦汉封建论（以翦伯赞为代表），另外还有一派魏晋封建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他把三种主要意见都囊括了，但首先是肯定了西周封建论，故此论颇为时髦。
郭罗基回忆，因学生们大多是翦门弟子，受其影响都认为西周封建论最没有道理，战国封建论道理也不充分。按历史分期的主流意见，中国的封建社会都在两千年以上。因而提出：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那么长？这是史学之谜，这个难题激励了研究，史学界开了不少讨论会，发了不少论文。而还是学生的沈元也有志于探索史学之谜，他称从初中开始就思考这个问题，也对秦汉史兴味甚浓。二年级时，写学年论文，沈元的选题是《论汉武帝》。
整风变右派：私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从现仅存的一张公开照片可以看到，沈元长相清秀：穿灰布中山装，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是一个面皮白净的书生。其北大同学回忆，沈元平时腼腆少语，循规蹈矩，他是那种天才加上勤奋的学生。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在给老师的信中写道：几无片刻休息，大批的参考书要看，要做摘录。每次课一完就跑到图书馆去，每餐之后也尽速赶去等馆门之开，否则抢不到座位，“我们进了图书馆，正像饿牛进入水草地。”
沈元年轻时清秀的照片
然而，好奇心害死了这位早慧且勤奋的青年。1956年，国际上发生了大动荡。这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闭幕后，召集全体代表连夜开会，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问题。国际上对斯大林问题议论纷纷，引起强烈反响。东欧的苏联卫星国蠢蠢欲动，反抗控制。
常进图书馆的沈元并非一味埋首故纸堆，他十分关心现实问题。这年2月，沈元在阅览室里看到一份《工人日报》，上面全文刊载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读后大为吃惊。据郭罗基回忆，当时大学生的外语都是选择地学习俄语，不能阅读英语报纸。沈元在中学学过英语，借助字典摘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私下供同学们传阅。其中特别惊人的是斯大林在肃反中大开杀戒，受害者达七十万人之多。
看后沈元的“翻译私货”，学历史的北大学生们认为，斯大林是可诅咒的。同时又想到另一方面，要是生活在那个恐怖的年代，如何避免成为屈死的冤魂？郭罗基回忆有一个时期，宿舍里每天晚上议论的都是斯大林问题。沈元比其它人想得多，当时他发表了许多看法，能记住的主要有两点。
一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揭露的事实，为何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史》中都是看不到？那样的历史是信史？沈元提出：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学习和研究史学的人对于如何书写历史，当然是特别在意的。沈元提出的问题，引起热烈的讨论，大家不能不联想到自己的使命：自己将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家？谁来继承太史公的传统？
第二是斯大林为什么能够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干了坏事为什么能够长期隐瞒？赫鲁晓夫只是谴责个人崇拜。沈元认为，根本上是制度问题。这也是国际舆论对斯大林问题的普遍看法。铁托在普拉的演说也这样讲：这里不仅仅是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长期以来，关于沈元翻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来源，有两种迷糊不定说法：一是英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一是美国的《工人日报》。50年代，外文报纸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阅读到。为一探究竟，笔者周一前往中大学图书馆查阅史料，在典藏室里找到了这份报纸，核实为美国的《Daily Worker》，翻译成中文即《工人日报》。
1956年2月1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秘密报告。当时中苏处于蜜月期，中共派出的是以朱德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参加了苏共二十大。根据现有史料，笔者暂时无法证明两人是否当场听取了赫鲁晓夫的内部秘密报告。不过据笔者查到的报纸版面，《Daily Worker》在苏共内部会议开完的第三天，即2月16日即以“独家报道”的醒目导读，分2天连续全文刊登了这份报告。
1956年2月16、17日，《Daily Worker》全文披露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在意识形态尚存的时代，信息管制到今天也有，只是形式稍有不同。据沈元的另一同班同学雷光汉回忆，赫鲁晓夫做二十大报告时，国内是绝对保密的，只传达到高级干部，老百姓不得与闻。但沈元以自己的学识和敏锐度，在图书馆看到了这几张报纸后，将它翻译了出来供人传阅。从这个角度讲，沈元所做之事，超出了一个学生的视野范畴，也极为冒险。
笔者推断，与他同处于一个大学时代的学生比，学历史出身的沈元关注时局，比同龄所有人都走得远。后来反击右派运动中涌现出北大的林昭、张元勋，人大的林希翎，1956年年初当时他们可能什么都还不知道。可以确定国内当时，几乎没有几个人全文阅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沈元是一个例外，且他还只是一个在校大学生。
1956年，中共正式提出了所谓的“双百”方针（百家争鸣，百家齐放）。这一年，是难得的思想宽松的年头。接着一九五七年春天，毛泽东和中共各级党委千呼万唤鼓励“鸣放”，要求党外提意见。得风气之先的北大学子，用不着等待邀请，自己就鸣放起来。历史系宿舍外的鸣放标语以及墙报《准风月谈》，批评某些党员和党支部压制鸣放，据称就是沈元与四二三号宿舍的同学所写。
北大“五一九”以后（5.19这一天，北大自发鸣放开始），沈元虽然也同意人大林希翎、北大谭天荣的一些观点，却不同意他们“煽动情绪，搞得燕园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在大饭厅前的辩论台上与他们多次辩论，在老同学眼里沈元是标准的左派。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沈元因翻译传播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被定为极右分子。翌年他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这一年，沈元正读大三，19岁。
社科院收留：连发雄文轰动史学界
1957到1960年，沈元到农村改造，期间得了肝炎。因未受适当治疗，始终未曾痊愈，此病跟了他短暂的一生。据他同学雷光汉著文回忆，雷同被打成右派后，和沈元一起下放到门头沟的斋堂背石头，修水库，很苦很累。当时沈元和他的一个姨表妹谈恋爱，人很漂亮，曾到斋堂看过沈元，但表示要和他这个右派断绝恋爱关系。
沈元大受刺激，痛不欲生。他说：政治上没希望了，爱情上也没希望了，活着没意思了。他甚至想轻生，跳水了断此生，为此雷光汉在北海桥上劝了沈元两小时。1961年沈元返回北京，开始在街道上劳动，摘掉右派帽子后帮助街道办事处做点事。因他在北大和家居时写的一些文章，其才华见识为史学界前辈激赏，被破格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职。
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志琴2008年回忆，她与沈元并非同事，也与他没有交往，但她比他的同事更早地接触到沈元的问题。上个世纪60年代初，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处工作，协助领导处理学术事务。她回忆，沈元是他的姑母推荐给学部负责人刘导生的，刘导生主管近代史所，就把沈元推荐到历史学者黎澍的门下，他差一个助手。
按那时的人事常规，一个从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被开除的右派学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调进最高学术部门，有幸的是，刘导生和黎澍都是有胆识而爱惜人才的领导，那时又正值三年困难的调整时期，对知识分子政策也相对宽松，沈元才得以走进近代史所大门。1962年四五月间，沈元就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组工作，归丁守和管理。
24岁的沈元一到社科院，便展露才华。刘志琴回忆，沈元在1962年第3 期《历史研究》发表了《<急就篇>研究》一文。刘志琴回忆，这是一篇对汉代儿童启蒙读物《急救篇》进行社会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文章展现了作者对史学、文字学和音韵学的深厚功底和新颖的视角，这在言必称阶级斗争的论调中是一缕春风，使人耳目一新，尤其是一些老学者对该文备加称赞。笔者周一在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防空洞书库，逐一查实了这些资料。
1962年沈元摘帽归来，在《历史研究》发表《急就篇》研究，学术水品被誉超过王国维
来自耿法的撰述称，当时沈元对《急就篇》的考订研究超越了同样关注此问题的大学问家王国维，而从《急就篇》研究汉代社会的性质，更是前无古人，在史学界引起极大轰动。郭沫若读后称赞：“这篇文章写得好。”另一位史学大家范文澜读后也说：“至少比我写得好。”而刘志琴称，给她印象最深的是她老师周予同先生，他一说起沈元就眉飞色舞，兴奋不已。
接着，沈元在1963年第1 期《历史研究》又发表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长篇文章。同年2 月12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载他《论洪秀全》一文（改了标题）。笔者查询获悉，中共建政后《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刘志琴称沈元得此优遇后，再次博得满堂喝彩，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沈元道路”的说法，据说是来自北京大学。
1962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全文摘选25岁沈元的论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就在此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对抗党的教育方针，这对担任党团工作的学生干部是严重打击。沈元问题有人控告，有人赞叹，沸沸扬扬，这一下引起主管宣传部门的注意。为有一个准确说法，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发话，要学部就此问题调查，就这样刘志琴亲自参与了这项工作。
刘志琴近年在《炎黄春秋》撰文回忆，被调查的对象是近代史所的老中青研究人员对沈元的反映，凡被调查的对象对沈元的为人和治学都有所称道。接纳沈元的历史学家黎澍喜滋滋地说:“ 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对一个小辈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实在是前所未有，而且此人又曾是右派分子，此言一出所引起极大震撼。
调查的结果最后认为：社科院对沈元的使用完全符合党的政策，其人在街道监督劳动期间表现良好，在来所前已摘掉右派帽子，那就不应该以右派论处，文章的检查也没有发现政治错误。刘志琴称，其实这一调查仅限于沈元个人，而对社会反响最激烈、最尖锐的“沈元道路”避而不谈。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保护沈元，息事宁人的唯一办法。作为参预调查工作的成员，她也乐于保护一个难得的人才。
其时，沈元再度写成《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文，但已不用本名而用“张玉楼”的笔名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准备再次加以全文转载。刘志琴回忆，沈元改用笔名发表文章也是有关领导在调查后的建议，可这一举措并未完全平息风波。有些人在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又再次告状，甚至告到毛泽东那里，不依不饶。一直到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为止。此后的几年，想必被剥夺出版自由的沈元有多苦闷。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到来，为沈元问题不少人遭受折磨。刘志琴回忆，社科院周予同被打得跪在地上认罪，而接纳沈元的刘导生、黎澍不知挨了多少批斗。文革结束后刘志琴调到近代史所，得知沈元已枪决多年。后来她获悉沈元文革中曾结婚，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运动一来，将他们一家扫地出门，迫使他们到处躲藏。
当时，文革浪潮席卷中国。治学惹祸的沈元，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有这么一天：夫妻两人走到哪里，红卫兵就追到哪里。曾经接纳他的研究所，也根本不可能再度接纳他，两个年轻人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期间，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但姐姐早已自顾不暇，不可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
绝处未“逢生”：已成枯骨埋青山
上面讲述了这么多，大家可能最关心的还是：沈元在文革中，究竟怎么会有“投敌叛国”的罪名？据保护过沈元的郭罗基称：文革中，沈元实在忍受不住批斗和躲藏，居然异想天开，用鞋油涂黑脸面，于1968年4月化妆成黑人，闯进非洲国家马里驻华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
当时马里是和中共极为友好的国家，大使哪里敢收留他？于是立刻通报中国政府把他逮捕。这一回，抓捕机构斗沈元，黎澍陪斗。1970年4月18日，沈元在北京被枪决。北京市“公检法”（公安、检察院、法院简称，“文革”时合并为一，由军队管制）军事管制委员会签发了一份布告，行文如下：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备注：关于其兄的内容后来在第二次布告中被删除）。
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妆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据学者王锐的考证，沈元是1970年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第三批遇难者。1月27日处决的“文革思想者”有王佩英、马正秀等19人，是第一批遇难者。第二批是3月5日被处决的遇罗克、顾文选等19人。第三批就是沈元等10余至20余人。北京市当局在不到三个月时间，连续三次公开成批处决“反革命”犯，其密度甚至超过1950年初的“大镇反”（处决人数不及当年）。
文革过去，许多人获得平反。沈元的姐姐沈蓓和八十岁的老母上访北京，追究事件始末。1980年春天她们终于拿到一张正式平反的通知，内容为：被告沈元……因现行反革命叛国罪……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被逮捕……一九七Ｏ年四月十八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处其死刑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决书。二，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
郭罗基回忆，一位八十岁的老母千辛万苦地争得了这张纸，沈元正式宣告无罪了。但是收到判决书的刹那，母亲失声痛哭：“我不要纸，我要人呀！”，但那人再也争不回来了。“平反”怎能抚慰沈元的冤魂？怎能平息母亲的悲愤？”郭罗基回忆称，黎澍逝世前曾与其商量如何纪念沈元。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出版他的遗稿。
沈元的一包文稿，文革中被研究所的行政人员拿走，不肯归还。黎澍说，幸亏还有沈元读过的一部《汉书》，上下左右都用蝇头小字写满了批注很有价值，可以用以补校前人的注。因无人识宝，故幸存下来。之后沈元的兄长沈荃、姐姐沈蓓，怀有对偏怜小弟的深情，奔走数年出资数十万，由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汉书补注〉批注》，以慰沈元的在天之灵。
关于沈元的最后死亡，何与怀也写过一篇《一个天才青年的悲剧》。其文称，在他看来沈元根本不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被捕之后，他夫人仍抱着企望。她对一起挖防空洞（当时全民挖洞，落实毛泽东关于“深挖洞”的最高指示）劳动的老大妈说：“我决心再等他个七年八年，总会出来团聚的。”没想到有一天，她被叫去开群众宣判大会，在大会上沈元和其它“反革命分子”一起被押上台，并被宣布以叛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万众口号齐呼之下，沈元这位夫人也是表妹，当场晕了过去。沈元被执行死刑距今54年，其人已成枯骨埋青山。笔者不知道，在平和安定的年代，人们会怎么看待这位1970年被执行枪决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是历史和人性的双重悲哀。每年高考放榜，群星闪耀的状元们，可了解下他们这位因优秀而丧命的学长。也要记得在书店里，在同龄人的出版物里，并不是只有《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这样让人尴尬得脸红的历史著述。如果，那也称得上著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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