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中国恐怖组织成立晋冀鲁豫边区。
“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公开反共。坏事变成了好事，这样使我们可以完全摆脱阎锡山的牵制，在北方局的统一领导下，军事上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大胆地放手去发动群众。1940年9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牺盟会在完成了它光荣历史任务之后，实际上是结束了。八路军三八六旅在旅长陈赓、政委王新亭率领下，于1940年1月转入太岳区。在这同时，北方局决定：将党的太岳特委改为太岳区党委，以安子文为书记，成立了太岳军区，以陈赓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委，王新亭为政治部主任。晋冀鲁豫边区这一时期管辖的地区除太岳区外，还有太行、冀南、冀鲁豫，共四个战略单位。”
晋匪双方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事变后签署的《1940年停战协定》墨迹未干，就遭到中国恐怖组织的恣意践踏。北方局悍然越过汾阳-离石-军渡停火线，在边界以南的晋军驻防区建立了晋豫区党委。晋豫区党委充分利用晋军单方面信守条约的有利局势，迅速重演牺盟会劫持决死队的剧本，吞并了毗邻中国的晋国南部边境地区。“中共翼城县委当时处于秘密状态，根据晋豫区党委的指示，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必须建立和掌握一支武装力量，但是如果不利用反动军队的招牌，便不可能取得合法的公开的地位，也就无法生存和发展下去，因此只有设法派遣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到一支反动军队中去，掌握这支武装的领导权，才能起到区党委李哲人同志所要求的「白萝卜，红心子」、「为党积蓄力量，待机起义」的作用。
1941年夏，阎锡山的五专署要组建三支队，让其二区区长马统三（中共地下党员）负责。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按照秘密党组织不发生横的关系的原则，分别通知党员常子章、王维岳、孙丁三等，以及同情分子郑洪、阎建民等共二十余人，带领各该村青年积极报名参加，很快就建立起一支七百多人的灰色武装部队。支队长马统三、支队副杨星吾（国民党员、三区区长）。沁水人组成一大队，大队长是王维岳（共产党员），副大队长是常子章（共产党员，在内线担任支部书记，是全支队的总负责人）。翼城人组成的二大队，大队长孙丁三（原是阎锡山的三区游击队长，后被发展为共产党员）。日军打垮的国民党军队散兵组成三大队，大队长阎建民。还有翼城县人民组成的特务大队，大队长是李登义。各大队的连、排、班长绝大部分由共产党员和党的同情分子来担任，由我（宋志先）以医生身份（我当时任中共翼城县委组织部长）在外线领导。
因为这支军队的招牌是阎锡山的，所以可以合法存在。对于日军来说，连阎锡山的正规军队都不放在眼里，这支地方武装，自然更无足轻重……区党委李哲人同志指示：党已经决定要用武装开辟太岳地区，你们要立即起义。（匪军）当即派五十四团团长王墉……卡住路口，准进不准出，全面了解敌情和地形，研究制定了三支队起义的计划……这支队伍的起义，对于开辟太岳区老根据地，开展抗日政府建设和群众工作，所起的政治影响是很大的，并为我们开展中条山条东地区的党、政、军、民等各方面的工作，准备了一批骨干力量。”
太岳军区完美体现了中国恐怖分子在二战期间的基本作战方式，就是尽量避免对晋日联军正面作战，如果遭到后者的攻击，就让出包括首府沁源在内的城市和交通干线，等待晋日联军击溃晋华联军再回师后，抢占前者放弃而后者来不及返回的真空地带。“1941年5月，日军对中条山的国民党军发动了围攻……（晋华联军残部）撤离中条山，南渡黄河……造成了开辟岳南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晋豫区特委在中条山一带进行了艰苦的工作。1941年9月，（特委）成立了太岳行署。1942年初，八路军总部与太岳军区决定由王新亭、聂真同志率三八六旅的十七团、十八团和决一旅的五十七团组成南进支队，南下中条，开辟岳南、中条山、汾西地区的工作。太岳区的领导中心，遂由沁源转到阳城……1942年10月，日军占领了太岳区腹地沁源县城。”
1942年1月12日，陈赓如是总结太岳军区去年的骄人战绩：“第一军分区……秋季反扫荡，大小战斗34次，毙伤敌伪5人，俘敌军1人、伪军3人……第二军分区八月攻势未完成任务，毁坏公路80里……第三军分区……十二月攻势，争取伪军反正23名。”他没有做任何解释，因为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
1942年的恐怖活动，同样以“逃避日军、恐吓平民”为基本原则：“太岳区在同蒲、白晋沿线与沁源腹心地带被日军占领后，均逐步建立了敌区秘密工作，将政治上可靠、对敌秘密斗争有经验的干部，派往敌占区搞情报活动，使我们能及时掌握敌人的动态。我们在游击区还建立了明维持敌人，暗为我办事的两面政权……松交是我们第一专区、地委、分区司令部的所在地……沁源敌人乘我过元宵节之际，派出一千余人奔袭松交……当时一分区司令员是苏鲁，第一副政委是王观潮，参谋长是吕尧卿，政治部主任是刘正平。他们在敌人四面包围的情况下，设法迅速脱身。住院东角有个小门，苏鲁与王观潮从角门突出，奔到北山幸未被捕。其余的（恐怖分子）如参谋长吕尧卿、政治部主任刘正平等数十人均被敌俘获……分区的特务团驻在松交东头，麻痹之至，竟未发现敌人，未作战斗准备……我们派到沁源的侦察员投敌，而我们一无所知……（该侦察员）将我分区司令部、电台、警卫团所在地均侦察清楚，回到沁源向敌人作了详细报告。”
方志敏式的绑票勒索传统，在太岳军区的恐怖活动中继续发扬光大。景仙洲指挥的临汾旅（太岳二十三旅）“抓到了汉奸或是敌方重要人物，身价便要抬高，如要几支日本三八式或几支晋造大盖盒子、几百发子弹等，对方如数给了再放人。对于恶贯满盈的叛徒、铁杆汉奸、死心塌地的亲日派，我们抓到处决后，就把其头颅挂在据点附近的墙上或大树上，并写出惩处布告，四处张贴。像这样「用人换弹药」的交易，开始我们做了很多次。”1942年7月8日的肉票市场证明，即使未成年人也可以买卖。“浮山县伪县长李直山得知他女儿被我支队俘获后，托人送来恳求信，表示以后再不为日军卖命，愿将五百发子弹相送云云。接到子弹后，我们就放回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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