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坦克
書名：《血色大地：夾在希特勒與史達林之間的東歐》
作者：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
出版社：衛城
出版時間：2022年4月
1918年，波蘭的建國問題成為巴黎和會上的一段小插曲。波蘭的民族派主張建立一個純種波蘭人的國家，而英國支持的自由民主派則認為，對於一個散居著德意志人、白俄羅斯人、烏克蘭人與猶太人的地方，純粹波蘭的民族理念勢將犧牲這些少數民族。
而波蘭的建國問題不僅僅只關乎波蘭，還涉及戰後的歐洲平衡，波蘭民族主義者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ski）就據此否定任何波蘭聯邦的提議，他說「如果要把波蘭作為對抗德國的堡壘，它就沒有成為弱小國家的空間，其他民族都應該被一個民族國家同化，而聯邦會導致解體」，波蘭民族派得到法國的支持，他們宣稱畢竟「巴黎和會的目的是在波蘭建立一個主權國家，而不是為了猶太人」。
巴黎和會把波蘭建國當作一個處理多民族國家建國問題的典範，它消極看待少數民族的自治請求，配套是要求主權國家的政府必須保障少數民族的權利，而國際聯盟則是監督者。然而國際聯盟在處理相關爭議時始終力有未逮，無論是南斯拉夫在馬其頓的鎮壓，還是波蘭針對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血腥鎮壓。
早在希特勒發起戰爭之前，中東歐的極右翼就已經執迷於「清洗」民族國家「內部敵人」的暴力，他們相信這是讓民族從共產革命與國家分裂雙重威脅中重生的唯一手段。
民族國家秩序的崩潰與「血色大地」
然而，很少人記得這些因為哈布斯堡王朝解體而新生的民主國家們，曾經多麼熱切追求全新的民主秩序。嚴謹的法學家如德國的Hugo Preuss與奧地利的Hans Kelsen，都以近乎唐吉軻德的精神追求完美的憲法；中東歐各國如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與斯洛維尼亞，更是早它們的西歐前輩之先，將公民的社會權利入憲。共產國際革命的威脅固然是背景，如Hugo Preuss所說「不是威爾遜，就是列寧」，但一代法學家嘗試在戰爭的廢墟上，透過精心擘畫的憲法，打造全新民主共和的倫理心志，仍是這塊大陸在淪為血色大地之前，短暫閃現過的政治曙光。
巴黎和會中關於波蘭建國的爭議插曲，預示了後哈布斯堡國家民主改革的命運。巴黎和會希望以民族國家以及議會民主為基石，來重建戰後秩序，但民族國家中「泛化」的民族意識與國家作為有限度的政治組織之間的衝突，議會民主中左右翼的極端衝突，都讓戰後的秩序岌岌可危，經濟大蕭條成了最後一根稻草。
波蘭後來並沒有如民族建國派所期待，成為制衡德蘇、平衡歐陸強權的緩衝。希特勒視波蘭為凡爾賽條約「虛假產物」，史達林始終沒有忘記列寧的國際共產革命如何止步於波蘭。波蘭戰後的兩面討好政策也沒有解消希特勒與史達林的疑慮，史達林擔憂德、波、日對蘇聯的圍堵，希特勒則認為如果波蘭不願與其共遂東方總計畫，那乾脆拿下波蘭。史達林與希特勒的共識是必須徹底斷絕波蘭成為正常國家的任何可能。
失去民族身份，所謂的「人權」只是空話。1939年，黨衛軍的總隊長海德里希在屠戮波蘭菁英階層的「坦能堡行動」中說，「我們不想打擾那個小民族。但是貴族、神父和猶太人必須被剷除」，而史達林則把當初清算烏克蘭的恐怖統治直接移植到波蘭。在納粹與共產國際看來，波蘭並不具備民族身份，之所以殺戮波蘭人民，理由不是戰爭的平等較量，而是因為他們是布爾什維克分子、納粹分子等等「客觀敵人」。客觀敵人並不由實際的威脅來決定，而是由政治路線決定。
直到今天，俄羅斯與德國的暗通款曲都還是東歐諸國的夢魘。
《血色大地》的主題是從1933年到1945年的大屠殺。從史達林發動農業集體化在烏克蘭造成的大飢荒，以及為了鞏固權力的政治大清洗開始，到德蘇瓜分波蘭與德蘇戰爭期間的殺戮，最後到紅軍在東線戰場的反攻。德蘇兩大極權體系在激烈的碰撞、衝突與交戰，將這塊在帝國廢墟上新生的民主大陸污抹成血腥的大地，總計約有一千四百萬人死於這場大屠殺。
相較於日後被反覆紀念的集中營殺戮，這段延續十年以上的大屠殺經常被遺忘。而在這段血色歷史中，更多的殺戮是以更原始的方式進行：對占領區人民的無差別殺戮、用飢餓當武器直接餓死平民或者戰俘，以及對女性更原始的直接施暴等等。
在進軍蘇聯期間，德軍在基輔近郊的娘子谷（Babi Yar）用機關槍掃射了三萬多猶太人，發生在明斯克的殺戮則主要在Ratomskaya峽谷進行，德軍同樣在這裡槍殺了來自拉脫維亞的三萬多猶太人。峽谷之所以成為屠戮地點的主因是可以加快流程，因為省掉了讓受刑者自己先挖坑溝的時間。
「歐威爾式的正直」之外
《血色大地》帶有一種歐威爾式的正直，暗示保守右派對納粹崛起以制衡共產革命的思想過於天真，也隱微批評社會主義左派對蘇聯的幼稚觀感，實際上正如歐威爾所說，這兩個極權體制都是奴役人民，不折不扣的殘酷暴力，而它們的共識是必須徹底瓦解巴黎和會所擘畫的民族國家秩序。瓜分波蘭的機遇，讓史達林可以延續列寧將共產革命推進歐洲的未遂理想，雖然德蘇戰爭的爆發出乎他的預想，但大戰結果最終讓蘇維埃勢力挺進歐陸核心。
德蘇戰爭的爆發或許有其偶然因素，儘管有各種情報預警，但史達林自始都不相信希特勒真的會開啟東線戰場。不過，納粹在歐洲的坐大，西歐各國不能說全無責任，它們對於中東歐諸國民主實驗的消極甚至看笑話態度，以及對於共產國際的過度恐慌，都成為滋養納粹的養分。
而對納粹高層來說，對蘇戰爭並不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霸權競逐，而是種族帝國理念的擴張。希特勒將波蘭的德意志化以及烏克蘭的農莊化，視為納粹帝國「東方總計畫」的近程目標。而與摧毀歐陸民族國家秩序相隨的是納粹體制對於種族概念的執著，希姆萊在1940年所發表〈關於處理東方異族的思考〉中指出，「在我們處理東方外來族群時，必須盡可能認識與培養盡可能多的單一族群，在波蘭人與猶太人之外，還有烏克蘭人、羅塞尼亞白人、高拉爾人等等」。
「培養」特定族群的目的顯然不是為了承認其政治主權，而是在否定其民族國家可能的同時將之奴役。巴黎和會中的波蘭建國插曲顯示了民主體制與民族主權之間的張力，納粹的替代方案是以種族之間的階層化秩序取而代之。正如希特勒所說，歐洲「不是地理概念」，而是「種族概念」。希特勒堅持波蘭是虛假的國家，而蘇聯則是野蠻的怪胎，在納粹的歐洲新秩序中，烏克蘭人必須每天工作八小時為德意志民族勞動，確保「德國能獲得必要的生存空間與食物」；至於斯拉夫人，則只是比「害蟲」猶太人好一點點的「劣等人」，不值得仁慈對待，倖存的斯拉夫人在新的歐亞秩序中只有奴隸勞動的地位。希特勒對東線戰爭的定義是滅絕劣等民族，所以也就不認為需要適用任何的交戰規則。
《血色大地》的歐威爾式正直雖仍具現實意義，蘇聯體制既不是社會主義的理想，紅軍也從來不是抗衡納粹的「王師」。但相較於納粹體制，蘇聯終究是一個未完全體的極權體制，雖然這並不意味它所造就的屠殺規模更小。飢餓都是兩個體制遂行屠殺的手段，但對史達林來說，將人餓死更多是暴君的政治整肅手段，而對希特勒來說，飢餓本就是德軍所規劃「留地不留人」的軍事武器，在侵略蘇聯之前，德軍後勤部門就已經做出研究報告，報告指出，如果德軍要在蘇聯領土就地自給，那將要有三千萬蘇聯人人死於飢餓。
「更人道」的殺戮？
某種程度上，屠戮猶太人對於戰事進行並沒有必要。不過，對希特勒與他的納粹來說，驅逐猶太人與對抗紅軍並沒有矛盾，後方的猶太人與莫斯科城下的紅軍，都是同樣的敵人。尤其是有一戰的前車之鑒，希特勒與他的納粹下屬堅持認為，猶太人可能會破壞國內的士氣，並隨時背刺德國。在希特勒看來，美國介入歐洲就是猶太人搞鬼的明證，他據此宣稱羅斯福必須為波蘭遭遇的屠殺負責，他堅信神秘的猶太人集團控制了美國。
但與蘇聯粗暴的政治整肅相比，納粹體制在血色大地上對於客觀敵人的屠戮顯得「不理性」得多。德軍駐波蘭最高軍事長官布拉斯科維茨（Johannes Blaskowitz）對於特別行動隊在波蘭針對菁英階層的殺戮極為反感，他認為這有礙於戰事，因為「持續的恐怖政策只會引起波蘭人的進一步抵抗」，導致「無限期被波蘭拖住腳步」。在德軍侵蘇之初，許多俄羅斯與烏克蘭人都將納粹視為將他們從農業集體化煉獄中拯救出來的王師，不過，納粹特別行動隊隨即的殺戮很快就讓他們重新投入紅軍懷抱。納粹特別行動隊的殺戮，對於戰事可以說是扯後腿。
布拉斯科維茨後來被調離東線戰場，相對應的是黨衛軍頭子希姆萊在侵蘇戰爭中權力的擴大。這也是一個極權體制進化的特徵之一：秘密警察最終將取代所有的國家體制，或者說所有的國家體制都將秘密警察化。
儘管共識是瓦解民族國家秩序，但希特勒與史達林初始的意圖實際上並不同。希特勒希望德意志民族成為帝國中奴役其他民族的主宰者，至於史達林，他的希望是無論帝國主義的歷史階段持續多久，蘇聯人民都可以繼續撐下去，至少在東線戰事結束之前是如此。納粹軍隊無視於交戰法則讓他們無所忌憚地殺戮，而即使紅軍進行的殺戮也不遑多讓，但相比德軍，紅軍更擅長處死自己人。戰爭期間，估計有15.8萬紅軍士兵被判處死刑，相反，因臨陣脫逃被德國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德軍士兵則僅有2.2萬人。
《血色大地》的歐威爾式正直傾向把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戮視為一連串殺戮的延伸。確實，對於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一再因東線戰事的變化而調整，而使用集中營的毒氣滅絕猶太人的最終方案也是拿蘇聯戰俘「實驗」後才證明「可行」。而選擇集中營的主要原因，某種程度上也是海德里希的失算，東線戰事的受阻，讓他以集中營作為奴役蘇聯戰俘勞動的計畫落空。不過，事實上這個強迫勞動計畫本來就與特別行動隊殺戮政治敵人的計畫矛盾。
然而，包括希特勒在內的納粹高層，都認定比起把人餓死或者無差別掃射，將人送進集中營，用毒氣加以殺戮是「更人道」的做法。雖然這部分還是因為戰事的考量，例如1941年，黨衛軍大隊長霍普納（Rolf-Heinz Höppner）在給艾希曼的備忘錄中，就強調「冬天即將到來，不可能養活所有猶太人。必須認真考慮是否可以迅速採取一些措施，結束那些不宜勞動的猶太人的生命，這是最人道的解決辦法」。
「無責任」的毒氣浩劫
無論如何，尋找「更人道」方案，始終都是納粹高層從惡名昭彰的T-4行動開始，就一直著力研究「不見血」殺戮方式的核心信念。奧許維茲的指揮官霍斯（Rudolf Höss）在用蘇聯戰俘「實驗」毒氣殺戮發現可行以後，向希特勒回報這樣的方式更適合大規模屠殺，不只是因為「我們所有人都不用再沾血了」，同時他也強調毒氣對受害者來說更為「人道」。讓納粹屠猶之有別於野蠻殺戮敵人的根本原因，正在於納粹體制看待猶太人的這個弔詭人道與殘酷、生與死的框架。
某種意義上，相比於對其他低等民族的原始屠戮，納粹始終相信他們在血色大地上對猶太人的殺戮，是為了更崇高的歷史使命，同時，也是為了抵禦無形的陰謀。對納粹體制而言，猶太人不僅僅是劣等民族，更是能聰明到可以秘密策反，聯合強國對抗納粹的種族，美國的參戰就是希特勒陰謀論的最佳明證。史達林則很少為他的內部政治對手構思這麼多情節。
讓「毒氣浩劫」（Shoah by gas）之有別於「子彈浩劫」（Shoah by bullets）的另一點是，對於屠殺猶太人，納粹高層有非常明顯的「無責任共識」。史達林從來都不掩飾也不否認蘇聯紅軍的各種暴行，也大方承認他是刻意無視紅軍對女性的暴行。然而，在納粹體制中，沒有任何一個官方文件證明希特勒曾經下令屠殺猶太人，希特勒本人在公開場合也從來不提集中營，在1939年簽署授權療養院為老弱殘安樂死的文件，因而導致國內教會力量反彈取消計畫後，希特勒就非常小心不讓自己的名字出現在任何可能引起負面輿論的屠殺行動文件中。即使是最熱衷於集中營的希姆萊，也相當有意識地避免下達直接明確的屠殺命令。決定最終解決方案的萬湖會議，包括希特勒在內的納粹高層更是要麼缺席，要麼沉默。
納粹對於猶太人的屠殺，更多是依賴執行環節的「心領神會」。希姆萊曾經對在沼澤地作戰的黨衛軍軍團發出指令「所有的猶太男人都必須槍決，然後把猶太婦女與孩子趕進沼澤」，但後來執行任務的回報是「因為沼澤不夠深，所以沒能成功」。希姆萊並不想在書面命令中留下明確表達殺害猶太婦孺的文字，讓他氣惱的是這支部隊居然真的機械性地執行「趕進沼澤」的命令。事實上，集中營作為最終解決方案可能也是這個無責任思維下的產物。最經典的例子是艾希曼辯護律師的名言，他說氰化毒氣會不會殺人，是醫學領域的問題，跟艾希曼無關。
過於文明的殺戮
如果說蘇聯紅軍是單純的粗暴野蠻，納粹的殺戮則有一種無視一切客觀環境與現實理性的瘋狂特徵。與史達林清洗內部敵人的粗暴相比，納粹體制看待滅絕猶太人的生死框架也繁複的多。造就「血色大地」的殺戮不只是極權大國的敵對，也是內部殘暴殖民手段向外的投放，最後以納粹屠猶做收。不過，奧許維茲可能不單是血色大地上「這一首死亡賦格的終曲」，無關乎它的殺戮規模與屠殺人數。集中營並不單純是「另一場」殘酷對待敵人的屠戮，飢餓、槍決甚至政治整肅對它而言都太過粗暴，它有精緻的優生理論以及完美的免責迴圈；同時再殘酷的奴役都比不上它報廢奴隸的效率，再殘酷的屠殺也沒有它徹底宰制生命來得恐怖，「毒氣浩劫」是一場過於文明的殺戮。
1939年，希姆萊在紀念德國警察日發表廣播談話，公開介紹集中營的功能，並說「這些集中營的共通口號是『通向自由之路』」。據說，集中營的看守會將新來的人帶到標語面前，告訴他們，「這裡有通向自由之路，但只能通過那些煙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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