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最近余英時先生仙逝，他的一句話「我在哪裡，中國就在哪裡」有點網絡刷頻。其實余先生是引用德國作家托馬斯．曼二戰時期流亡美國講過的一句話，余先生此話意在拒绝中共百般请他回国；更深一層，他的「中国」，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而托马斯．曼的「德国」，可能是文学上的德国，反正都不是地理上的，所以在世俗層面，對於絕大多數只有地理含義之國族認同的大眾來說，他們的話意義不大，因為今日中國人有多少懂得「文化中國」，一如同當年納粹德國的老百姓有多少懂得「文學德國」？事實上，「文化中國」今天並不與地理中國相容，若有也只存在於流亡者之間，而且它是非常寂寞的，越有文化教養的越幸苦，這裡最極端的例子，可能是張愛玲，關於她，也是我跟余太太陳淑平之間的一個話題，我曾留下一文，也可算「文化中國」的一個案例吧。】
九十年代中期，我曾跌进一种莫名的迷茫，后来写《离魂历劫自序》时如此描述：
『兩年前我在悲痛欲絕中曾發誓要讓世人遺忘了我，今天當我發現做到了這一步時，竟有些茫然起來。孑然一身的滋味並不是卸下種種名利、抱負的輕松，和疏離人群後的安全感，而是個體的干癟和軟弱，內在的枯竭和更大的不安全感。個體在世的含義是什麼﹖在中國人的社會里﹑或中文世界里維系知名度的意義何在﹖不假外求﹐又不能與「天」溝通﹐靠家庭親情為唯一支柱行嗎﹖先前我只有社會一端，並依賴過度、陷入過深，如今快要拔出，而信仰和家庭兩端尚未形成棲息地，個體在游離飄忽中……。』
正在此時﹐報上刊出張愛玲去世的消息﹐中文媒體議論紛紛﹐有稱「孤絕之美」﹑「遺世獨立」的﹐也有人說這是「瘋狂和天才的臨界點」﹐還有人說她「幾十年過的非常狹窄﹑陰暗﹐但很深刻」。總之沒有人知道這位絕世之才的晚年心境﹐這是最神秘的。
那幾天跟我聊張愛玲最多的一個人，是余英時教授的太太陳淑平。我那時還不是一個「張迷」，初到海外，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東亞系圖書館，忽然发現好幾本關於張愛玲的書，一下都搬來翻翻。當時我在日記里寫：
『張愛玲的文字之好，的確是非常耐讀，夏志清稱為「魯迅身後第一人」。她的模仿古典，如《紅樓夢》和《金瓶梅》，好是好，但有些匠氣（傅雷曾特別推崇《金瑣記》，但對《連環套》卻有預言式的警告：技巧是對張女士最危險的誘惑……聰明技巧成了習氣）。』
我對陳淑平解釋，八十年代大陸只略微知道張愛玲，似乎還把她歸為一個「鴛鴦蝴蝶派」，而我從小受法俄文學熏陶，讀的只有那兩邊的文學巨匠，被他們的某種「恢宏」籠罩，更遑論還有一個「俄羅斯悲愴」，屏蔽了我對中國古典之精緻與微妙的欣賞。陳淑平卻知道張愛玲許多文學之外的逸聞，對她有一種隔開距離的觀察，我聽了非常震驚，比如張愛玲其實只在二三十歲時寫出好東西﹐後來的世道已不給她創作的條件﹐她還是苦苦掙紮﹐但無用。才華並不決定一切，心思和情緒的適應外界占了很大的分量。作為女子她也是最悲劇的﹐愛過的兩個男人都不值得﹐而令她付出極巨﹐耗盡生命。她自己卻從未寫到這一層。
而我卻在想﹐對生的淡泊﹐這種境界是迷人的﹐但不靠什么信仰的外力﹐張晚年的孤絕靠什么支撐﹖不信永生與不朽﹐難道是一個女人的獨特發現嗎﹖巴黎的南茜說，你可以要我相信她獨立﹑自主，你不可以要我相信她快樂。我则弄不懂﹕一種對生命的不是絕望﹑不是厭世的看淡﹐對世間不是仇視不是蔑視的冷漠﹐對一個活到七十四歲的人來說﹐時間是怎么被熬掉的﹖我只是覺得難熬得很﹐而她內心再未有過沖動嗎﹖最後﹐她一直不走是在等什么呢﹖她難道只活在當年的孤島上海﹖
不久我們又要搬家了。車禍後因為經濟拮据，我們一直租住廉價公寓，來美國做流亡者，從無築巢的念頭，只是客居，想著往別處飄流，被一場車禍拖住了，從此不得動彈。後來遇到一套環境幽靜的兩居室，瀕臨一小潭，我們稱為「運河村」，陳淑平力主我去買下來，還拿她和余先生的住宅，為我貸款作抵押。我心已冷，為了傅莉養傷之需，只好築巢。過戶前一天，陳淑平很激動，在電話里說：夢想實現了。過戶後她又攜余先生來看房子，余先生手里掂著兩瓶白葡萄酒送我，當晚我和傅莉喝了，微醉。
十七年後，我上了《印刻文學生活誌》的封面，106期的那個封面，我托腮的側影，愁緒萬端的一副模樣，背景裡就是那個小潭，恰逢冬季乾枯得只剩底水，淒涼頗吻合文字裡我的訴說。其實，我卻在那裡拾回了文字。我流亡又車禍，妻子傷殘，先是美國出版了《離魂歷劫自序》的英譯本，哈金的推薦詞說我「為命運之無法宰制留下最佳註解」——我靠書寫渡卻心靈煎熬，吞嚥血淚，可是寫出來的哀痛，也得有人幫你出版呀，有幸遇到季季，第一次就是半年之內在印刻給我連出兩本書：《離魂》與《寂寞》；再半年又是一本《屠龍》。這樣的速度，會令一個作家跌入癲狂狀態，我在「大敘述」與「私人心境」兩端跳躍，哪裡還顧得上悲傷？
然而那些年，我也在目送一個女人的背影，因為她在一本書裡——搬家那天，陳淑平還送了一本司馬新著《張愛玲與賴雅》。讀她晚年棄世孤居的景況，不寒而栗，她竟為避虱子而在洛杉磯的汽車旅館輾轉住了三年半，隨身只帶一只鋼制的台燈。
我後來借了張愛玲的《流言》來讀。她是天生的作家，自稱九歲就開始寫小說，也是從模仿《隋唐演義》、張資平似的新文藝爛腔、張恨水的鴛鴦蝴蝶派等開始的，還寫過一篇章回的《摩登紅樓夢》。
她說，小說不是想寫就可以寫的，『誓如說我現在得到了兩篇小說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與人物的輪廓，連對白都齊備，可是背景在內地，所以我暫時不能寫。到那里去一趟也沒有用，那樣的匆匆一瞥等於新聞記者的訪問。走馬看花固然無用，即使去住兩三個月，放眼搜索地方色彩，也無用，因為生活空氣的沁潤感染，往往是在有意無意中的，不能先有個存心。文人只須老老實實生活著，然後，如果他是個文人，他自然會把他想到的一切寫出來。』
她是說的小說不能硬寫、靠材料來寫，只能寫生活里的瑣事，如她自己最擅長的戀愛結婚、家庭沖突、生老病死，那不是太專門的，生活里平平常常的人情世故而已。這也是中國傳統話本的題材，不過古人有時候是專門去搜集民間傳說、口頭故事來加工，如馮夢龍之輩。至於張愛玲的技術處理，那是她讀古典小說讀來的，如把《紅樓夢》讀得那樣爛熟，是把語言和技巧讀出來了，另外，她有一種古典的審美，滲透在文字里。
我又去借《海上花列傳》的張愛玲國語轉譯本，她改為《海上花開》與《海上花落》兩冊。繁瑣平庸的晚清狎邪小說，如今去讀真是不耐煩，唯有張愛玲的文字還是好，從中可見她流亡美國嘗試英文寫作失敗之余，還是鍾情於中國傳統小說之技法，竟耗費精力去把這部吳語方言的小說全部翻譯出來，出版時附有一篇《譯後記》，是很好的文章，對小說技法頗多議論。中國傳統小說，也沒有甚麽特別的技法，就是在日常的吃喝玩樂之中，不動聲色刻劃人性的微妙、幽暗，《海上花》也只寫清末民初一群閑人在上海妓院里如何喝花酒、調情、解悶而已，填補了百年前人生的一個空白。
張愛玲說，中國文化古老而且有連續性，沒中斷過，所以滲透的特別深遠，連見聞最不廣的中國人也都不太天真，獨有小說的傳薪中斷過不止一次。所以這方面我們不是文如其人的。《紅樓夢》是一個高峰，而高峰成了斷隘。但是一百年後倒居然又出了個《海上花》。《海上花》兩次悄悄的自生自滅之後，有點甚麽東西死了。
死了甚麽？她沒有說。可能是指那種含蓄，那種在繁瑣平庸中不動聲色寫人性之覆雜微妙的技法，而且一定要寫得讓後人去考據才肯罷休。
我一向不喜讀中國章回小說，那一陣子卻被張愛玲鉤住，回頭去讀，很奇怪，讀了《海上花列傳》，才讀出《儒林外史》的好處，主要是覺得它的文字，很有男性味道，不像《海》甚至《紅樓夢》，乃是寫女性寫得好，到張愛玲才把那精妙欣賞出來，而模仿《紅》，成現代文學一個源頭，反而《儒》的風采失傳了。《儒》是老辣、幽默、世故的，刻意不在風月場，而在男人的功名場。中國文化底下，寫男人不沾風月方能成全男子氣，一沾風月就是污穢不堪，乃至獸行大发。傳統小說愛寫男女風情，卻永遠是意淫，永遠是男性中心，於是現代文學不可能再套用那種技法，那技法只在刻劃卿卿我我之中爐火純青，否則沒有味道，不是小說。《儒》則回避了這個泥潭，不在胭脂氣里顯身段，可以把男人寫得豐滿。我沒有受過文學評論訓練，只顧自己瞎猜。
張愛玲離開大陸以後，改為寫電影劇本為生，蠻可惜的，這一步便叫中國文學失去了這個才女，而她倘若留在香港，決無生機之虞，偏偏她又去了美國。所以時勢造英雄，時勢也滅豪傑。好萊塢有龐大得驚人的劇本創作班子，整個西方通俗文藝界都在為它服務，趴在它周圍靠寫劇本謀生的人也不知凡幾，五六十年代那是很多才子出沒的圈子，她去了就遇到這麼一位，中文翻成賴亞，好萊塢的大才子，可是碰到咱們的女才子時，他已經江郎才盡，還要靠張養活，癱瘓了也靠張伺候，他自己的女兒卻不管父親，所以後來奠定張愛玲"祖奶奶"地位的哥倫比亞大學的夏志清，恨死了這位賴亞。
張愛玲失意美利堅，是運氣不好，而運氣是神秘的。司馬新引述她曾說「我有時候覺得我是一個島」，以此解釋她的自我封閉狀態，令靈感枯竭。其實張愛玲從小就有社交障礙，那或許正是她「天才」的緣故呢，許多怪傑都是自閉的。至於她總是「在不適當的地方愛上不適當的男人」，以婚戀失敗的拖累解釋她的失意，就更是連「女性主義」都不屑此說的。由此可見，華文語境（discourse）中的「張愛玲敘述」，時至今日還在「張腔胡說」。
我讀晚年張愛玲，希望破解她那淒美的孤絕，而我也在自閉中掙紮。十幾年了，天下「張迷」始終沒有轉換視角：其實不需要去解釋她棄世的緣由，而需要釋放這棄世的意義。張愛玲苦苦掙紮的，不只是文學創作，更是個體對龐大社會的抗爭，是向那巨無霸討回尊嚴。所有張傳，尤其司馬新這本，都潑墨重彩地書寫張愛玲之「拒不見人」，言外之意是她的不進人情，然而稍微換位思考一下，這是再常理不過的了：一個曾經的大家閨秀，通曉繁文縟節，還是個「標準的官能主義者」，卻流落異鄉，捱到晚歲，又在多年經濟窘迫之中，早已無力支撐起碼的體面，給她留下最後的體面，就是不謀面，乃是典雅的棄塵之道，現代人卻不懂這一層。
棄塵又談何容易？我現在對美國活在邊緣，也活在巨大福利網絡中的華裔暮年族群的生活樣態，算是了解的。那是一個被遺棄的人群，被家庭、子女、社交、娛樂、消費等等所無視，只有「福利」承接了他們，而這個系統給老人們提供的生存空間：老人中心（白天）、老人公寓（夜晚）、車接車送、一禮拜一次超市、一月一次中餐館，最後還有老人院、臨終醫院等。假如不幸進不了那個系統，那麼你就是一個遊魂，連一個數字都不是。西方社會不同於中國，「家庭」這個元素的覆蓋時間較短，人老了是沒有這個元素可以進入的，所有美國人都在退休後賣掉house（獨門住宅），搬進居室，或者直接申請老人公寓，那意味著有人清潔，也有交通工具，暮年不可或缺的這兩樣服務，從家庭移向社會，所以西方所謂「福利社會」，成為左右兩端的爭執，也是選舉的票源，因為國家要為老人付錢。
要知道，張愛玲時代還沒有這些福利，據說美國是「嬰兒潮」那一代人退休了，才出現「老年購買力」和「老人福利」這兩件事情。那麼張愛玲的美國是什麼樣的？我在《寂寞的德拉瓦灣》寫過一段文字，正好移用這裡：
『在海外中文世界裡知名的一些華裔教授們，到了退休的年紀，紛紛返回東方的「兩岸三地」去度餘生，是絕不肯在他們供奉了一生才學的西方耐煩冷寂的。這倒叫我明白了一件事情。二戰後特別是四九年，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留洋的中國學生不願意待在外面而紛紛回國？對此有一個通常的說法：「愛國情結」。現在我才知道，根本沒有那麼回事，哪來的什麼「愛國心」呀？大多數留學生其實根本不習慣西方的習俗和生活，皆不可想像自己如何在異邦過一輩子。從今天推想半個世紀前的美國，一個中國留學生出了大學城或者「中國城」，就恍如跌進文化沙漠，一切跟你相關的東西都消融、不見了，你得拽著英語從零學起，無疑還得承受一點「種族歧視」。這種蛻蟬似的折磨非一般人所願意去領受的，因為它降低自尊，並承受心理高壓，也不是中國文化中成長出來的虛榮心餵養大的讀書人所耐受得了。除非萬般無奈，沒有幾個人願意留下來。當年留下來的，反而是勇敢者，雖然他們後來大多寂然無名。』
我終於明白她的棄世。賴雅走後，張愛玲孑然一身，孤零於世，她沒有家庭、社會、世俗、天、神，或者說，她要解構這一切，才能拾回自己的肉身和靈魂，然後自己來安頓——公平而論，她是依仗了幾個友人的協助，如司馬新提到的莊信正、林式同，才實現這安頓。而那一切其實也是遺棄她的，惟有世俗不肯放過她，她要百般逃避它，以致趨向更孤獨的深淵。最後，「自己將重要證件放進手提袋，留在門邊」，她在睡夢中離世，幾天后被人發現。雖然我每次讀在這裡都會流淚，但是我知道她並沒有留下悲傷。
棄世的含義，是向社會、世俗、天、神，要回個體的尊嚴。
恰是在這個層次，張愛玲實踐了陳子昂描述的境界：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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