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外交战》作者陈飞琼，是个八〇后，工科硕士。文学尚且只是爱好，何况涉及这么一段复杂甚至有点扑朔迷离的历史呢？
作者文笔极尽网络文字风格，这当然更贴近现代读者，然而此等文笔在鄙人这个老朽看来，大概也只能罗列某些事实，谈不上剖析，更谈不上剖析到位。
这个书名很吸引人，那段历史时期的中国外交极难，外交官极努力，应该说极拼命，拼命在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他们有成功更有失败。而这样的失败，不仅来自于对手、敌人，来自于自己国家历史及实力不济，还有来自于某些国人自己的明显掣肘！
本书实际上是民国五个著名外交官的小传：王宠惠、陆征祥、陈友仁、王正廷、顾维钧。其实为国呕心沥血的优秀外交官还有一些，譬如，宋子文、胡适、蒋廷黻等乃至宋美龄等。
在民国三十八年里，中国重大外交事件有如下几件：拒签巴黎和约，华盛顿会议，关税自主，不平等条约改约，九一八事变，抗战时期争取国际支持尤其是争取美国等盟国支持，抗战末及抗战胜利后的收回东北主权接收对苏交涉等。
这些外交事件，有成功有失败有历经千辛万苦仍然部分失败甚至完全失败的。
本书对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外交事件没有涉及。所以，没有提到我上述的那些人。
外交官的底蕴在于法律
晚清也有一些已经具备一定现代知识的外交家，殚精竭虑为国家（不简单是为君主为爱新觉罗氏为朝廷）。如，李鸿章、郭嵩焘、曾纪泽、许景澄。
民国那些杰出的外交家与晚清那些外交家最大的不同，不仅是他们具备更多的现代化也就是西方化的知识，更在于他们熟悉现代化西方化的一般法学知识，精通国际法。
王宠惠生于清末已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开蒙于香港，既受书香门第的中国传统教育，又受洋学堂的西化教育。他知道中西之间的实力差距，蛮干只能刺激和恶化事态。他懂得可以争取一些话语权，改善中西沟通方式。
后来，王宠惠在北洋西学堂（北洋大学前身）修学法律系，在美国耶鲁获法学博士，再去英国研究国际公法，获英国律师资格，再游历德法，英译《德国民法典》，成为欧美大学的通用教材。
王宠惠就是想，能以政策法律的力量，来约束和规范自己与邻国，用最友好动人的说理去沟通一个和谐社会和谐世界。
其他几位也都有西方学历背景，都熟悉现代法律和国际法。
或许，今天有人会指责他们过份相信法律，过份相信公理。在当今中国七十年的权威声音官方认识里，一直是"落后要挨打""强权即公理"。
难道这些杰出的民国外交家就不认识这一点吗？他们在自己的外交实践中没有感到这一点吗？
强权与公理
的确，百多年来中国受尽欺负，尤其两个近邻俄国和日本对我蛮不讲理，只有强权哪有公理？即使英美西方国家，也不是始终以公理与我交涉的。
然而，公理还是有的。尤其是英美制国家，他们要的是与我贸易和政治影响，不求领土子民，他们最多要沿海某些贸易点站，为的还是要推进贸易和影响。根本上说，英美要的是在国际公法的基础上与我交涉，以及与其他国家交涉。
贸易，不是强抢，是你卖我买，公平交易。由此建立这样的规则、法律、社会秩序，这就是公理。
什么是外交呢？我以为，狭义的来说，是以最小的代价为国家争取到最大的利益。而小国弱国更是要以低姿态诉诸于公理，寻求、保护国家利益。从根本上来说，无论强国弱国的外交本质是，释放善意。以争取更多的帮助和方便，赢得和平与公正。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最大的国际问题外交问题，是不平等条约的制约，并且面临着在此基础上遭到日本、俄国的进一步直接的侵略。
历史上中外不平等条约，固然是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可是，中国从上至下没有平等的交易观念，平等的尊重个人权利的观念，没有尊重他人的观念，且从骨子里傲视中华文化化外的一切"夷人"，没有一个公平交易的环境秩序。这些也是中国之所以被迫签订中外不平等条约的另一方面原因。
正因为世界上有公理，正因为这些杰出的外交官都具有现代的法律有识，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在自主关税问题上、在不平等条约开始改约、在抗日战争时期争取国际援助尤其是美国援助上，中国及中国这些外交官们都取得相当大的成功。这实际上是公理、普世价值的胜利。
而在要求收回山东权益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失败，但中国代表——这些杰出的外交官拒签和约；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国际交涉，面对日本的蛮横中国失败，但中国赢得国际舆论的同情；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收回东北主权的对苏谈判完败，连拒签条约也不能。这样的外交失败，面对的是日本、苏联，他们是只认强权不知公理的。
外交为国还是为领袖
今人应该注意到这一现象：晚清的那些具有外交专业知识的外交官，辛亥之后往往还在代表中华民国当外交官，1928年之前的北洋政府的外交官在此之后仍能代表南京国民政府继续任外交官。即使曾经出任过北伐革命对象的北洋政府总理的顾维钧，虽然受到胜利之后的国民政府的通缉，但没过多久，顾又出任中国外交要职。
惟独1949年，大陆政府更替，没有一个职业外交官——哪怕是临时投共或一向亲共的外交官——留任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门！
我以为，辛亥之后民国政府所以留任晚清一些杰出的外交官，是因为民国政府相信那些外交官非但有外交专业知识，人才难得，而且他们具有爱国心，能够为国争取最大利益；同样，南京国民政府也相信那些北洋政府的外交官有专业知识，有强烈的爱国心，并且能够为国忍辱负重。
蒋介石刚刚掌握中枢时，还是有点相信"革命外交"的，可是他很快发现革命外交、国民外交可以作为一种外交手段，但成事不多，真正要有所进益还得依靠专业外交官。所以，那个不会说中文的完全站在北伐力量一边的一味强调"革命外交"的陈友仁，并不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任用。
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不留用任何一个外交专业人员呢？而要用一帮完全不知外交为何物的解放军高级军官的"将军大使"呢？
中共大概不会怀疑那些外交官的专业业务能力，可能也不会怀疑那些投共或一向亲共的外交官的爱国心，毛泽东主席当时已经明白的说出其中奥秘："这些将军起码不会跑了。"
原来，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交官的要求是忠党忠领袖。
周恩来总理是中共头号外交官，也是最优雅的中共外交官。然而因为只存为了领袖之心，他也是可以不顾一切的。1964年，苏联一把手赫鲁晓夫下台，新的苏共中央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赴莫斯科修补已经严重分裂的中苏同盟关系。周恩来率团去苏。在欢迎酒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醉醺醺的对中共代表团员说：中苏关系全是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搞坏的，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下去了，你们也把毛泽东搞下去，我们中苏还是友好。周恩来听到，立刻翻脸。苏共新的一把手勃列日涅夫马上过来说：那是马利诺夫斯基一个人喝醉酒的胡话，不是苏共中央的态度。周恩来仍不依不饶，勃氏当场率苏联二、三、四、五把手等全体要人，代表苏联党政为马氏的醉话向周及中共代表团正式道歉。如果为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周恩来应该接受道歉，与苏联继续谈判下去。可是，周非但不接受道歉，反而立马转身回国不再谈判。完全是为了一人利益。
如果说，周恩来身上还有旧外交官的遗风，那他也只是得到了一点表皮毛，如优雅的风度、尽量温和的言语……在周以降中共的外交官何足论哉！
中共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普世价值理念，没有人权观念，不能平等的对待自己的国民，怎么能平等善待外人呢？一旦强大或一旦自以为强大起来，没有善意可释放，只有本意释放——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了。
鄙人这篇读书联想与本书已经很远了。本书不怎么值得去看，看这本书不如去读那些外交官一篇一篇的小传。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