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 NewCenturyNet: 「五四」思想三大病灶：何以未能締造出民主中國，反而墜落為文革？（余杰）

2021年5月4日星期二

「五四」思想三大病灶：何以未能締造出民主中國，反而墜落為文革？（余杰）

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是效法蘇俄的列寧式政黨，為什麼共產黨能戰勝國民黨並奪取中國的統治權？在戰場上分出勝敗之前，中共早已在話語權爭奪打敗國民黨。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得」可能是使用欺騙手段，也就是現代宣傳術。那時，共產黨並不掌控大多數媒體，為何能在宣傳戰中凱歌高奏？

重要原因之一是，毛澤東及其文膽（田家英、陳伯達、胡喬木、李銳等人）均受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文風受梁啓超、陳獨秀、魯迅影響甚大，能嫻熟地操作一整套嶄新的左翼革命文化話語，傳達激進理想主義的意識形態；而蔣介石及其文膽（戴季陶、陶希聖、陳布雷、秦孝儀等人）所受的多為傳統教育，則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保持相當距離，文風及用詞不脫儒家之陳詞濫調，行事為人遵循士大夫因循守舊之傳統。

比如，毛為吸引農民支持共產黨，拋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真是「為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引車賣漿之流人人都能聽懂，單靠這六個字就能驅使農民參軍打仗充當炮灰；而蔣敗退臺灣之後的口號仍是「勿忘在莒」、「莊敬自強」之類食古不化的成語，普通人哪裡懂得這些成語典故的來龍去脈，不僅唸著拗口，寫都寫不出來，宣傳效果之差可想而知。

「五四」前後，毛澤東先在長沙從事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後到北京尋找更上層樓的機會，卻只能以北大圖書館臨時工的工作勉強維生。他的雄心壯志屢屢受挫，始終無法改變邊緣知識分子的身份。毛在北大期間，地位卑微，未能引起北大教授和北大學生的關注和重視，心理上深受挫折，埋下他日後仇恨和迫害知識分子的種子。

毛雖非潮頭浪尖的風雲人物，卻如饑似渴地吸收進步青年們引以為時髦的各種詞彙、主義和學說。「五四」運動前後數年間，毛的精神導師從宋明儒學代表人物王陽明變成維新派言論鉅子梁啓超，再變成傳播新思想、新觀念的《新青年》諸君（特別是思想光譜中偏左翼的李大釗、陳獨秀）。

毛與「五四」新文化的相遇，最大的收穫就是迅速掌握白話文寫作。白話文貼近口語，更貼近地氣和人心，誰嫻熟使用白話文，誰就掌握話語權。白話文背後是一套新的觀念，「白話文作為寫作媒介的採用，一種基於人道主義、浪漫主義、實在主義、自然主義等各種理論等新文學的創立，新聞和普及教育的迅速發展等，使得新的標凖開始形成，整個知識階層的人生觀、世界觀有了擴大和改變。」（註1）毛早年的文字綜合梁啓超和胡適兩位導師之優長，更有下里巴人之風格。

語言文字背後是思想觀念。「五四」新文化有三大「病灶」，從此三大「病灶」可透視「五四」何以墜落為「文革」，兩者之間草蛇灰線、有跡可循。當然，不能忽略中間的起承轉合，而輕率地得出是五四導致共產主義崛起的結論，正如不能讓尼采的「強力意志」哲學為此後納粹、希特勒（Adolf Hitler）在德國的興起負責。晚年的胡適面對來自蔣介石的類似指責時，仍奮力為「五四」辯護。不過，「五四」新文化為何未能締造出民主中國和自由中國，確實是後人必須面對事實。

「五四」新文化的第一個「病灶」是由進化論演繹而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史觀。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一種「最早對中國社會產生強烈影響的科學理論」（註2），它符合當時中國知識青年「救亡圖存」的急迫心態。中國如何擺脫東亞病夫的汙名，而躋身強國之林，成為首要解決的問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不僅對個體適用，更對國家和民族適用。

社會達爾文主義使得「中國知識分子得以參與到一個國際性的話語體系之中，革命的知識分子對話語進行改造，使之適合於中國的實際，使自己編織出一部天衣無縫的國史。」（註3）社會達爾文主義史觀的廣泛傳播，為稍後的馬克思主義的輸入做好了鋪墊，也成為二十世紀各種激進思潮滋生的胎盤。

「五四」思想的第二個「病灶」是狹隘民族主義思想。自古以來中國只有王朝而無國家，「中國」和「中華民族」是梁啓超在清末才提出的概念，很快成為至高無上的價值或宗教。民主和科學等先進理念全都從西方引進，民族主義卻賦予「反帝」以不可質疑的政治正確性。既然老師不顧念學生，學生就可以顛覆老師。國共兩黨都以「反帝」為標榜並以此建立其統治的合法性。從孫文和蔣介石的國民革命到毛澤東的共產革命中，「反帝」的立場愈來愈強烈。

後來，「反帝」成為文革的一個核心觀念，也深刻地形塑了習近平的世界觀。學者馬勇指出：「中國在一九六零年代與蘇聯關系惡化后并沒有轉身投入西方陣營，中國在那個時代向國內所描述的世界，對這一代人世界意識的形成影響巨大。這個世界意識就是對世界充滿敵意，就是毛澤東一直告誡全黨的：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因而這一代人內心深處不會輕易相信西方。這一點，又與中國近代史研究一直宣揚『悲情』，宣揚『挨打』，一直抱怨帝國主義侵略等有關。」（註4）在文革中長大、被迫中斷學業的習近平，比起有過留洋經歷的鄧小平、江澤民以及受過相對正規和完整教育的胡錦濤來，對西方懷有更大的敵意。

「五四」思想的第三個「病灶」是「徹底改造世界乃至人心」的激進理想主義。林毓生最早意識到五四的這一負面遺產。早在清末，梁啓超就提出「新民說」，認為中國面臨的首要任務是將「部民」轉變為「國民」，新的國家要由具有若干新的特質的民眾組成，並建立有機的統一和有效的秩序。（註5）梁啓超所尋求的不單單是物質層面的富強，更是精神層面的更新。到了「五四」時期，「新民說」被少年中國學社等激進青年知識分子社團重新闡發，啓發了毛澤東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想法。

張灝指出：「毛版的中國共產主義是以激進理想主義的心態為基礎去吸收馬列主義，因此在中國共產主義思想裡，凡是與激進理想主義心態接近的馬列主義觀念，如階級鬥爭，革命實踐，演進史觀等，就被收入毛版的中共思想核心。」（註6）中國古代的統治者至多聲稱「奉天承運」，還不敢取「天」而代之；而毛澤東與中國歷代統治者，包括民國時代最具野心的袁世凱、孫文和蔣介石等現代獨裁者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試圖竊取「天」所具有的超越性和神聖性，然後隨心所欲地改造人的思想和靈魂。

毛發動文革，原因之一是是要對全黨全民進行思想控制和思想改造。這是毛青年時代就存在的「豪傑兼聖人」之志，即「偉大導師」之冠冕。如錢理群所論，毛要建立一個集政治權威統治、精神權威統治與道德權威統治於一體的「政、教合一」的國家、社會、思想体制，毛的集權統治，「不僅注重政治、社會的改造與控制，更注重對人思想與心靈的改造與控制」。（註7）若是坐視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指揮的技術官僚集團治國成功，毛就無法加冕為「偉大導師」。毛發動文革乃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即便他明知助手們並無推翻他的野心。

在「五四」傳播的廣義的西方近代文明之中，以上三大「病灶」偏偏成為邊緣知識分子改變自身命運和改變中國處境的法寶。然而，真正的西方文明的主流，即以希伯來文明和希臘文明為源頭的古典自由主義傳統，以及十六世紀宗教改革運動以來的清教徒的信仰、生活方式和政治哲學，卻未能引起中國知識分子和民眾的足夠重視。換言之，「五四」高舉了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賽先生（科學，Science），卻忘記了更重要的李先生（自由，liberty）和瑞先生（共和，Republic）——後兩者更加重要。

毛澤東在北大像海綿一樣吸收新思想、新文化之後，完成其第一階段的脫胎換骨。正是這一段沐浴「五四」新文化的經歷，使得年輕的毛澤東在二十年代中期以宣傳老手的身份得到國民黨領袖汪精衛（汪的文字和詩詞風格均顯示，即便他試圖刺殺滿清攝政王並成為國民黨左派領袖，在人格形態和語言方式上卻更接近傳統文人）的賞識，出任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長。這段短暫的經歷對毛的影響常被人忽略，澳大利亞學者費約翰（John Fitzgerald）指出，中國的史家通常忽略毛澤東個人發展中的這一階段，將其視為農民動員的短暫轉向。

「實際上，毛澤東對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領導，是他走向革命導師過程中的一個關鍵時刻。……毛澤東所設計的是一套民族革命的戰略，它將在策略允許的範圍內加劇社會階級的對立，以便用他自己的專政模式取代國民黨的黨治國家。」（註8）媒體控制、政治清洗、群眾運動以及塑造激動人心的革命目標等手段，從此成為毛澤東的奪權秘訣，到了文革時代已爐火純青、打遍天下無敵手。

由此，作為啓蒙運動的「五四」發生了位移，左翼社會主義壓倒右翼自由主義。胡適那一翼的「五四」，即舒衡哲（Vera Schwarcz）所說的「只有先保障具有批判思維能力之公民的人權，一個真正現代的民族國家才有實現的可能」（註9）被徹底邊緣化；毛澤東那一翼的「五四」，即張灝所說的「不斷革命」、「永遠革命」，將「靜態的烏托邦」轉變成「動態的烏托邦」，成為中共黨史的主軸。「從這個觀點去看，不但可以了解到為何共產主義革命思潮以五四到自由民主思想為出發點，而最後卻接受馬列思想到權威主義與集體主義；也可以了解為何這革命思潮會走上狂熱的烏托邦主義與個人的神化思想道路。從這個觀點也可以認識為何毛澤東的革命觀念，對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人有這樣大的魅力和影響力。為何這革命思潮能長期掀起高度的狂熱與激情。為何中共的革命思潮在毛澤東思想籠罩下，呈現強烈的宗教性。」（註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