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aokang Su 和東島長離分享了链接
【按：这是2０００年感恩节写的一篇海明威，当时按语写道：美国大闹“文革”，其实是左派大癫狂，未知大伙儿还记得一个日子？七月二十一日是海明威的生日。这个汉子是西方的一个文化符号，究竟代表什么，从来没有说清楚过，一向说他“反叛”、“绝望”，其实我看他才是“白左”的鼻祖。谁知道那么巧，二十年后碰到马拉多纳去世，又是感恩节，而“上帝之手”颇有不堪的一面。大家都知道，拳王泰森也是一个毛粉。此文我从海明威说到张爱玲，现在又掺和进一个球星，哪儿跟哪儿嘛，“高峰成断隘”，倒也合适阿根廷，他们再也没有一个马拉多纳。】
在爱达荷州太阳谷一带家中，海明威手抱猎枪，凝视窗外的Ｓａｗｔｏｏｔｈ山脉……他会想什么？后来他终于对着头颅扣动扳机，于是人们便顺理成章地说，他无非是在想如何把自己像一头野兽一样了结掉，如同他所声称的：“我们要是出手，就有责任杀得干净利索，如果伤害了一头野兽，应该径直把它了结。”
都惋惜他因忧郁而自杀，却很少说那忧郁是因为在非洲狩猎受伤所致。海明威嗜好捕鱼、狩猎、斗牛，那是因为世界没有战争，一有战争他就去当战地记者，否则就在巴黎颓废，呻吟“失去的一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造就出他这么一个人物，是所谓“有丈夫气”，一如他的文字风格，称为“明快、简洁对话、克制情绪的描写”（有点鲁迅味道）。
这风格又需配合特别的描写对象，才出得来味道，即具有简朴品格和原始情感的人，如职业拳击手和斗牛士，他的意义因此被中国人解释为“阳刚之气”，好像那就是西欧人的“元气”，一种狩猎文化，大概也是对辉煌的西欧文明衰落的一种回应，似乎只有海明威一个人，不象文艺复兴乃是对中世纪衰落的整体回应，因此让海明威独自一人反而更加耀眼于历史。
不过海明威那股“气”，又还有些不顺，否则无法解释他笔下的另一类人物，所谓“被剥夺的”（ｄｅｐｒｉｖｅｄ），指失去道德信仰而愤世嫉俗，只关心自己的感情需要的一类人。因此他扣动扳机之前，可能在想别的什么，只是他在上个世纪的中叶，已经看不到什么东西了，遑论后半个世纪的人们？
战后他定居古巴哈瓦那，１９５８年移居爱达荷州，电视里有一部纪录片却说他是在蒙塔那州，反正是荒凉偏远之地，总之他似乎要远离文明，那个文明则是使用了原子弹之后的一个纯物质文明，看来海明威一点也不喜欢战后繁华的纽约和正在成为帝国的美利坚，反而跑到古巴去跟革命分子卡斯楚勾搭，虽然他只不过是一个马林鱼捕手，那部纪录片显示卡斯楚将他的“胜迹”保存得很好，如同一个古巴的“革命先烈”，从这里可以解读出来，仿佛Ｌｏ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就是西方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他们“失去”的唯一东西就是理想，失去之后就对“文明”绝望，并欣赏革命了。
为什么对文明衰落的回应反而是“阳刚之气”，却不象中国文明衰落之后只剩急躁、怨艾、阴柔、黑厚呢？中国传统断裂之后还有“元气”可寻吗？
可是，海明威后来在苦寒之地的现代化住宅里朝自己头颅开了一枪，那宅子如今已是一个堂皇的博物馆，相比之下，张爱玲却大隐于市，默默死在洛杉矶近乎闹市的一个居室里几天都没人知道，她还没有什么“诺贝尔”陪衬着，谁更有“元气”一些呢？
或许，海明威陷入忧郁之时，十九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喋喋不休的那个面对“现代”的恐惧，已经消失了。我曾去普林斯顿大學旁听“现代欧洲作家”这门大课，从俄国的托尔斯泰、果戈理（Ｇｏｇｏｌ）讲起，中间依次还有托玛斯•曼、卡夫卡、艾略特、沃尔夫、加缪等等，都是失去古典依托、站在现代门槛上的一派不知所措，轮到海明威这里，大概也无所谓了。所以汗牛充栋的“文学” 大凡不过是一种感官性、周期性分泌，排泄出来也就了事。高级的排泄物也是精神佳肴，只是滋养不了什么，毋宁是帮助大家排泄一番。民主的结果是流行、平庸，因为大多数人的意志、情趣只能是平庸，但不民主的结果是残暴，二百多年来人类的探索大约如此。世上绝大多数人不再“思想”，也无所谓“终极关怀”。
今有史家断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葬送了辉煌的西欧文明，第二次就发生“奥斯维辛”，被称为“上帝不再参与”的危机，对于领了风骚一千年的基督教文明，那还了得？接下来就是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大劫难，以及西方为了抗衡它的冷战，全球血流成河，恐怖遍地。如果说，人文主义和个性解放，是基督教文明挣脱中世纪而“进步”的一个起点，那么，它创造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全球贸易，以及带来的争夺世界霸权的竞争，就成为诱发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一党独裁的另一个起点，此前欧洲的思想、哲学，无论多么深刻，何曾应付得了这样的人间恶魔？倒回头去看，西欧如果继续在神权统治之下，它大概没有力量向全球扩张，而世界其他地方不受欧洲思潮污染，各自的宗教、传统不至崩溃，反而是相安无事。
于是回头去理中国的近代，便可知百年前中国文学只有“优胜劣败”的慌乱，甚至来不及产生“面对现代”的恐惧，所以王德威说，就文学史而言，鲁迅的人道胸怀及控诉精神，“其实不脱欧洲十九世纪写实主义传统保守风格的遗绪，摆在彼时世界文学的版图上，算不得真正的突出，据说受果戈理启发的《狂人日记》成于１９１８年，卡夫卡的《蜕变》成于１９１４年，夏日漱知的《心境》成于１９１６年。”他也认为，晚清之后的中国，原有无数的可能性，期间充满了万千变数，每一步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改变任何一个哪怕是今天看来极微不足道的因素，整个近代史都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个走向。文学大抵也是。
不信可以再看张爱玲。她流亡美国尝试英文写作不成之余，还是锺情于中国传统小说之技法，竟耗费精力去把吴语方言小说《海上花列传》全部转译成国语，改为《海上花开》、《海上花落》两册，出版时附有一篇《译后记》，对小说技法颇多议论。从繁琐平庸的晚清狎邪小说读去，中国传统小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法，就是在日常的吃喝玩乐之中，不动声色刻划人性的微妙、幽暗。
张爱玲说，中国文化古老而且有连续性，没中断过，所以渗透的特别深远，连见闻最不广的中国人也都不太天真，独有小说的传薪中断过不止一次。所以这方面我们不是文如其人的。《红楼梦》是一个高峰，而高峰成了断隘。但是一百年后倒居然又出了个《海上花》。《海上花》两次悄悄的自生自灭之后，有点什么东西死了。
死了什么？她没有说。可能是指那种含蓄，那种在繁琐平庸中不动声色写人性之复杂微妙的技法，而且一定要写得让后人去考据才肯罢休。
所以即使我们如今在一个新世纪的薄熹里，也未必能看到什么。其实一切还在上个世纪的阴霾里。
２０００年感恩节
——作者脸书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