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竞 （作家、中西文化項目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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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中旬，新冠疫情在德國平息下來，是第二波反撲前的安穩假象。我從漢堡坐火車到柏林，去看一個題為《漢娜•阿倫特與20世紀》的展覽。這個展覽原計劃3月開幕，實際上5月才開始，10月結束。我拖了這麼久才去，是因為柏林比漢堡瘋狂，一到週末就有成千上萬的人不戴口罩上街遊行，抗議政府的防疫措施，大家都說柏林不安全。
1933年的柏林對漢娜•阿倫特來說也不安全，希特勒和納粹上台了。夏末的一天，她和一位朋友坐在咖啡館裡討論未來。朋友是猶太復國主義者，馬上就要移居巴勒斯坦，他勸阿倫特同行。阿倫特正在柏林做博士後論文，同時幫助一個猶太組織蒐集德國媒體上和公共場合中的反猶言論。她認為政局雖變，但還沒到觸及個人生活的程度，所以留了下來，沒想到幾天後被捕。1964年，她在德國電視台那場著名的人物訪談節目里回憶起這次拘捕，口氣像個孩子在惡作劇：審訊她的警官人不錯，她自己裝傻一問三不知，幾天就被放了出來。但她立刻做出了出逃納粹德國的決定，借道布拉格和日內瓦，直奔巴黎。七年後，德軍佔領巴黎，她不得不再次逃亡，轉道里斯本，1941年到達歐洲難民在美國的首選落腳點紐約。
我走到德國歷史博物館門口的時候，離預約的入場時間還有五分鐘。疫情期間看展覽，必須事先網上登記，並嚴格按照登記時間入場，跟進考場的程序差不多。博物館內限制參觀人數，一次不得超過65人。中午的陽光刺眼，貝聿銘設計的新館用它中性的水泥色托舉著藍天。旁邊就是軍械庫，希特勒執政時，每逢英雄紀念日，他就走進中庭發表演說。阿倫特若知道，有一天她會以這種方式重返柏林，她會怎麼想？
博物館的水泥外牆也高高托起阿倫特展覽的招貼畫。1975年她去世後，留下的都是黑白照片，這張招貼也是黑白的，用的是她在芝加哥大學當教授時拍的一張正面照。高光從她的臉頰右側打過來，額頭、鼻梁和夾著香煙的手指亮得發白，托著下巴的手背和眼鏡框是暗的，從煙頭飄出去的灰色煙氣成絲成霧。捕捉不住的是她的目光，既沒在看我們，也不在打量這個世界，而是待在自己思維的某一處。這是一張充滿思想家個性的照片，奪目的是印在上面的一句阿倫特語錄，其實很短，因為字體放得大，排成了三行，「人沒有順從的權利。」
疫情期間，德國社交媒體上還流行著阿倫特的另一句名言：「可以把我隔離起來，但我不會孤獨。」阿倫特不是語錄家，也不是名言高手。她是一位政治理論家，一位拒絕哲學家身份的哲學家，一位風險自知仍挺身發言的公共知識分子。14歲開始讀康德，18歲愛上海德格爾，一生在思考和表態、表態和思考中度過。在如此高濃度的思想聚合里，難免不產生一些激蕩人心的語句。
這些年來，阿倫特變得越來越流行。緊跟世界潮流，中國的社交媒體也在追捧她，微信公號里有大把關於她的文章，配的圖覆蓋了她從少女到中老年的標準照，儼然當今思想界的一號女神。阿倫特當上女神後讓我很不安，她開始被社交媒體描眉畫眼，根據快消品的性質被貼上標籤。她的思想理論和個人經歷被簡化，被剝離上下文，被其他目的利用。而阿倫特視為根本的兩種能力——獨立的判斷力和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的辯論能力——已經在社交媒體這個生態圈里被屏蔽掉了。甚至，社交媒體或許就是一個隱形訓練場，正在用它的算法和排山倒海的流量邏輯把我們變得更加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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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展覽的兩位策展人很特別。莫妮卡•波爾（Monika Boll）是哲學博士、阿倫特研究者兼策展人，拉斐爾•格羅斯（Raphael Gross）是德國歷史博物館館長本尊。二人籌備這個展覽好幾年了，達成的共識是——並不打算展現一個「永遠正確」的阿倫特。他們保證，圍繞阿倫特的各種爭議都不會在這個展覽畫上句號。波爾認為，從今天的視角來看，在公共空間積極發言表態的阿倫特，也不是沒做過誤判，但她強烈吸引我們的，正是不因害怕出錯而閉嘴的勇氣。格羅斯從館長的角度強調，這個展覽力圖重現阿倫特當年置身的辯論現場，今天的參觀者受邀入場來做出自己的判斷。但這二人更核心的意圖，似乎是要回望剛逝去的20世紀，阿倫特是他們找到的一個有溫度的世紀化身。
的確，誰能比阿倫特更活生生地代表20世紀呢？以色列思想家阿莫斯•埃隆（Amos Elon）曾說，搞不懂「極權統治」和「平庸之惡」這兩個概念，就無從理解20世紀。而這兩個概念都是由阿倫特提出的。她對20世紀重大主題無一例外的發聲，使自己的身世和20世紀的歷史合二為一。
阿倫特是一個沒有故居的人，她在紐約住的公寓去世後就退租了，她精神上的故鄉是朋友們和母語德語。因此，在阿倫特展覽上看到一些她的私人物品，比如她從不離身的銀質香煙盒，她當教授用的深藍色皮書包，她出席名流晚宴穿的貂皮披肩、戴的項鍊，還有她給自己買的迷你相機，我的感覺有點怪，好像一下子離她很近，近到幾乎進了她的家門。可同時，這些物件又擺放在冷冰冰的展廳里，不免給人一種在大庭廣眾之下偷窺她私生活的不安感。這是阿倫特的私人物件首次曝光，成了這個展覽的一個亮點。
後來我發現，在媒體上被談論得最多的還是她的香煙盒。我們可能找不到一個比她抽得更凶的女性公眾人物了。據說，抽煙在她的年代是知識女性優雅獨立的標誌。1964年的德國電視訪談里，她和主持人高斯在70分鐘的節目中，一共抽了不下七八根煙，而且是各抽各的，各點各的火，他們吐出來的煙霧在兩人之間連成一片。今天誰還敢在鏡頭前這麼乾？阿倫特的女中音格外沙啞，但她表達出來的觀點清澈透亮，毫不含糊。那個訪談太有意思了，隨著各個分主題分布在阿倫特展廳各處，而網上的點擊量已經超過百萬。策展人波爾說，抽煙是阿倫特思想運動的組成部分，深吸進去，徐徐呼出，她就在這個微微興奮中思考和述說。
整個展覽按16個分主題排開，從極權主義到殖民主義，從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到上世紀60年代學生運動，從反猶主義到美國的種族主義，從戰後德國到女權主義⋯⋯排列下來就發現，這些20世紀的重大公共議題，阿倫特的聲音從來沒有缺席過，只是在女權主義和殖民主義這兩個問題上，我覺得策展人有些用力過猛，似乎非要把阿倫特拉進當前的語境里來。每個分主題被安排在貌似隨意分割開來又像迷宮一樣相連的空間里。三百多件展品，私人物品只是其中極少的幾件，大量的實物是發黃的文件、書籍、信件，當然還有圖片、音頻和影像，合格地構成了一個當代水準的多媒體展。因為觀眾稀疏，展廳顯得格外空曠，安靜中帶上某種私密性。只有到處擺放的消毒液和紙巾，提醒我們身處21世紀的疫情時代。因為我不停地拿起聽筒，聽阿倫特和她同時代人的錄音、聽演員對她某些文本的朗讀，我就要不停地用消毒液搓手，用紙巾擦拭別人用過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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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極權主義」主題區後，我走到下一個主題區「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在那裡出了點問題。以前，我曾在德國電視上見過聽過艾希曼受審的片段，但這次在空蕩蕩的展館裡，我起了一身雞皮疙瘩。當時，我正拿起一個話筒貼到耳朵上，一個僵硬的聲音音量超大地響起來。我突然意識到這是艾希曼，那個把百萬猶太人發往集中營的納粹指揮官。同時，我眼前的屏幕顯示，發出這個聲音的人坐在1961年的耶路撒冷法庭上，具體說，是坐在一個玻璃罩子里，其貌不揚，面無表情。聽筒里繼續傳來他機械的聲音，普通之極，只是音量超大，語氣很配合，是官僚機構里下屬努力對上級的那種服從語氣。這個聲音離我太近了，我感覺非常不適。看看前後左右，除了我，這個展廳里只有另一名參觀者，是個年輕的男生，在離我五六米遠的一溜玻璃櫃前低頭看展品。等會兒，我也會走到那兒去，看1963年2月出版的《紐約客》雜誌原版，那裡首次刊登了阿倫特引爆世界的文章《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我為什麼會感到毛骨悚然？而且還驚訝於自己聽懂了艾希曼的德語。可這有什麼值得驚訝的？我本來就聽得懂德語，怎麼會聽不懂他的呢？那個男生已經沿著展櫃走了幾步，離我更遠了。我放下聽筒，突然搞明白了自己。儘管阿倫特為我們分析了一個極度平庸、毫無自我責任意識的納粹罪犯艾希曼，由此提出「平庸之惡」這個概念，但我的反應還是洩露出，在下意識里，我把艾希曼這個人設定成了惡魔。阿倫特特意要挑戰的世人對惡的妖魔化，還是佔據了我的下意識。不管我對「平庸之惡」的概念多麼津津樂道，原來我還是不自覺地停步在對惡的妖魔化里。在我身上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呢？
我能想到的解釋是，可能跟看多了美國人演的「二戰」電影有關，不止是好萊塢的電影。據說「二戰」後，國際社會對納粹的妖魔化現象十分普遍。除了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令人發指這個事實之外，對罪犯的妖魔化也成為民眾下意識里的一種自我保護方式。如果罪惡是由魔鬼一樣邪惡的人犯下的，這就和普通人脫離了干系，因為惡魔只是人群中的極少數，社會上絕大部分的人還是普通人。
阿倫特的非凡之處，是她的逆向思維，指出其實誰都撇不清作惡的可能。通過對艾希曼的觀察，她消解了對惡進行妖魔化的集體無意識，闡述出惡具有的平庸性。但這實在不是她的本意，她自己也被自己的發現嚇了一大跳。阿倫特沒有經歷過集中營，她第一次聽說納粹在針對猶太人進行工業化的種族滅絕是1944年在紐約。她竟然花了半年時間才敢相信，這不是謠傳，而是事實。20年後，她在跟高斯的電視訪談里說，很多事情都可以言說，包括戰爭，包括一個民族仇恨另一個民族等等，但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終止了一切可言說的。這是人類歷史根本不應該發生的事情。
因此，當她在1961年作為《紐約客》雜誌的特派記者去耶路撒冷報道艾希曼庭審的時候，她是抱定了要去面對一個惡魔人物的心理準備的。可以說，在去的路上，她的想法還和眾人差不多。但她畢竟是《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的作者，在現場，她看到的是一個眾人沒有看出來的罪犯，一個漫不經心、既無信念也不具備反思能力、只考慮自己仕途的庸人。這個人沒有親手殺過人，也沒有下令殺過人，在納粹的極權體制中，他只是坐在辦公室里執行上級的指令，甚至用超額完成任務來爭取升職的空間。他從來沒有過細思極恐，他的任務——組織一列列火車把猶太人運往集中營，是把數百萬人送進墳墓。後來的分析表明，艾希曼組織運輸猶太人的火車皮，實際上佔用了大量德軍急需的軍用運輸資源，從戰略上看是愚蠢之至的舉動，但就連這點也不在這個技術官僚的通盤考慮之列，他只考慮他自己。
阿倫特在耶路撒冷庭審現場受到的震驚，遠遠大於看見一個惡魔。因為艾希曼的平庸，比所有恐怖片加在一起都更加可怕。他的平庸意味著，在納粹這種極權體制下，還有誰能保證自己不會像艾希曼那樣行事？我剛讀過一個最新的估算，納粹時期，約有20萬德國人自覺自願地參與過對猶太人的屠殺。根據阿倫特的論述，像納粹這種極權體制的性質，就是要摧毀一切可以自由討論正義與非正義的公共空間，所有的觀點和意見被統一成一個，除了造成全社會道德價值的坍塌，也徹底毀掉了個體的判斷力，個人不再擔責，只需絕對服從。惡的平庸性結合極權主義的體制，讓深淵在每個人的腳下都裂開一道縫，往下看就能看到人性里作惡的潛在可能性。
在展廳看展覽的妙處，就是本來從書本、網絡上分散閱讀的東西，此刻變成了一個場域，帶著你之前沒有發現過的細節、思維之處沒有打通的關聯，在設定的空間里流動起來，你要全感官、多維度地去碰撞同一個主題，直到開竅。本來是冰冷的實物，發黃發皺的舊紙，當你看進去了，它們就突然活過來，開始跟你說話。本來靜悄悄的展廳，乾淨整齊，等你拿起聽筒，聽了看了那些內容，會突然發現自己原來站在一個硝煙瀰漫的戰場，你會看到阿倫特從里到外傷痕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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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繼續在展廳里移動。「平庸之惡」——為什麼這個給人衝擊性啓發的觀點，至今還在爭論不休？
擺在玻璃櫃里的那本《紐約客》雜誌，印的出版日期是1963年2月16日，標價25美分，用了72頁的篇幅，刊登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對平庸之惡的報告》的第一部分。不知是不是主編認為該文章格外有廣告吸引力，阿倫特的稿子實際只佔了46欄的篇幅，剩下的170欄打的全是廣告。即使在排版上被稀釋成這樣，這本軟塌的舊雜誌當年的效應無異於一顆思想炸彈。
來自美國和以色列猶太族群對阿倫特的報道激憤最大。展覽成功地回放了當年對阿倫特群起而攻之的聲討場面。對阿倫特的斥責主要有三：一，不強調艾希曼的凶殘，反而強調他的平庸，這不是為納粹開脫罪責是什麼？二，尤其讓猶太社會怒不可遏的，是阿倫特在文章中批評了猶太組織在納粹脅迫下幫助納粹清洗猶太人。艾希曼在法庭上確認，來自猶太組織的協助——提供名單、整理財產清單、幫助抓人等等，極大地提高了他的工作效率。阿倫特把猶太人對猶太人的這種行為描寫為黑暗歷史中最黑暗的篇章。猶太社會視她為叛徒，身為猶太人，不去控訴納粹的罪行，反而批評起自己人，這豈不是在為納粹洗白？三，《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使用的嘲諷口吻讓人忍無可忍，對猶太人經受的苦難，難道一點同理心都沒有？
這樣的聲討方式和批判邏輯，恐怕在世界其他地方和其他事件中也有類似的版本。阿倫特不幸充當了一個著名案例中的主角，由此也更清晰不過地證明公共知識分子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是高風險職業。
從其他角度提出的論爭持續至今，使「平庸之惡」這個概念一直保持鮮度。比如，一種流行觀點認為，阿倫特被艾希曼忽悠了，納粹在耶路撒冷法庭上純屬做戲，扮演了一個平庸者而已。還有人拿出事實證明惡絕非平庸，那些戰爭的始作俑者、意識形態製造者、仇恨煽動者、納粹的堅定信徒等，其中不乏極有思考判斷力的人物。還有學者指出，阿倫特在理論上自相矛盾，她曾在極權主義研究中界定善惡都是激進的。現在，惡的平庸性被揭示出來，又如何解釋激進呢？阿倫特只在這個具體問題上做出過自我糾正，她收回了「惡是激進的」這一論點，說，鑒於惡的平庸性和表面性，惡可以摧毀世界，但仍毫無深度可言；深邃而激進的，從來都是善，惡只有極端。
看完眾多摯友跟她終生絕交的資料後，我發現展廳里還有幾個小玻璃櫃沒有光顧，裡面分別陳列著《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不同語種的首版。1963年，美國頂著國際社會的巨大壓力出了書，西德緊跟著1964年出了德文版。有意思的是東德當局，用鋪天蓋地的媒體攻勢報道了艾希曼的審判情況，意在批判西德戰後對納粹罪行的肅清乏力，但絲毫不提圍繞阿倫特的爭論。直到柏林牆倒後，原東德才在1990年出版了該書。更晚的是以色列，希伯來語版到2000年才問世。
策展人波爾說，20世紀的阿倫特是21世紀的一副解毒劑。有意無意間，我們難道不都在中互聯網和意識形態的毒嗎？館長格羅斯認為，研究阿倫特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無法給這個人做出任何歸類，她不隸屬於任何學術傳統和團體機構，她的思想里既有自由派的東西也有保守派的成分，但她不屬於任何派別。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研究中平行比較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惹惱了左派，提出「平庸之惡」，激怒了猶太社會，對美國中學里的種族隔離發出了理解白人家長的聲音，至今讓人匪夷所思。誤判也好，先驅也好，她是一個把自己從任何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的人，獨立，也孤獨。但沒有判斷力，人就會變得順從，後果是發生過的人禍還會再發生。
太陽下山了，我走出博物館，有些不捨地把阿倫特留在裡面。她跟高斯的對話還是跟著我上了柏林的地鐵：
「阿倫特女士，如果您事先知道，您的艾希曼報道會引起如此激烈的批評，您會考慮換個寫法嗎？」
「我也許會考慮，在寫與不寫之間做個選擇。只要寫，就肯定還是現在的樣子。」
——原载《財新週刊》2020年11月30日第46期文化副刊，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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