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8日星期六

主流媒体

 梁惠王的云梦之泽 梁惠王的云梦之泽


有一部电影叫《琼斯先生》,讲述一位英国记者,上世纪三十年代到稣连做记者,冒着生命危险潜入乌克兰乡村,发现了大饥荒的秘密。在莫斯科,他遇见了一位《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站的记者杜兰特,杜兰特获得了稣连政府的优待,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给美国发去的报道是:“这里没有饥荒,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凭这些谎言,他获得了普利策奖,普利策委员会表彰他,说他的报道“富于学识,深刻,判断无偏见,同时也极为清晰”。而发现了真相的琼斯先生,却过得非常窘迫,三十出头就在一次采访中被枪杀。在影片最后的字幕提示,那颁给杜兰特的沾血奖项,至今也没有撤回。

后来我看到索维尔的书,说英国作家马尔科姆·马格里奇也指出了乌克兰的饥荒,几十年后,罗伯特·肯科特在其学术研究著作《悲伤的收获》中估计,有600多万人死于那场饥荒。这些判断在稣连国家档案馆开放后,被证实是真实的,而且当初的估计还保守了一些。

但在当时,马格里奇的文章,却被费边社成员,社会活动家
阿特丽斯·韦伯斥责,说这是“歇斯底里的攻击”,导致马格里奇遭到了大量的恐吓诋毁,连工作也找不到,穷困潦倒。而骂他的高知和她同样高知的丈夫悉尼·韦伯,却在毫无良心愧疚中,度过了他们“高尚”的一生。

其实乌克兰发生的饥荒,《纽约时报》的记者杜兰特心知肚明,他私底下和朋友说过。1933年,他认为在过去的一年内,稣连可能因为饥荒死了一千万人。但他为什么要说谎,欺骗美国人民呢?主流媒体嘛,呵呵。

欧洲一战过后,知识界反战情绪浓烈,1938年,各国在慕尼黑回忆上,竞相取悦希特勒。法国报纸说:“任何事情都好过战争。”丘吉尔因为对此持保留意见,就被主流媒体骂为“一个被军国主义情绪所控制”的人。全法国的学校,都被和平主义笼罩,都以保卫法国为耻。最后,我们都知道,它果然一战而亡。

法国的这个风气自然也传播到了英国,1933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学生宣称,他们不会为保卫国家而战斗。丘吉尔警告他们,不可能因为恐惧战争,就能避免战争。事实上丘吉尔是对的,但当时的知识分子没有人听他。著名的哲学家罗素说:只要我们削减军备,不威胁别人,别的国家就不会想跟我们开展。抵抗,是激发敌人残暴的主要因素,所以英国应该单方面裁军。法国社会主义首脑布鲁姆说,如果我们就此裁军,不但没有风险,反而会产生巨大的道德威望,让对方惭服,导致它们纷纷主动裁军。

像极了中国两千年前的腐儒。当年汉代的儒生也是这样振振有词的:只要我们把自己的道德水准提上去,匈奴人就会感动得涕泪盈眶,主动前来归附。

法国小说家尚·乔诺说:如果德国入侵法国,最糟糕的,也不过是所有法国人成为德国人,而做一个活着的德国人,也至少比做一个死去的法国人好。另一个作家西蒙娜·维依说:“为什么德国的霸权就比法国的霸权更糟糕呢?”后来前者投靠了纳粹,后者流亡。

在主流媒体的引导下,英国首相鲍德温在1933年说,假如我像德国一样,建议国会拨款大力扩展军备,那我就不要想在选举中获胜了。丘吉尔非常气愤,说这是首相公开宣布因为害怕失去大选,而不想承担对国家的责任。

但这能怪鲍德温吗?丘吉尔也承认,如果鲍德温选举失败,工党上台,会变本加厉削减军备,那样的话,二战可能就完全失败了。1935年,《英德海军协议》签订,主流大报《泰晤士报高度赞扬说,这是希特勒先生本人最英明的决定。

谁也搞不过主流媒体和高尚的知识分子啊!它们的偏向宣传,会让你失去无数的选票。

法国也一样,政治家不敢和主流媒体对着干,法国外交大臣白里安说法国的主流媒体会尽最大努力压住德国军国主义已经复兴的新闻。德国有关军国主义的游行影片在法国的电影院被完全禁止播放。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被禁止翻译,以免法国人看了会被吓住。从德国逃到法国的犹太人,讲述的恐怖经历,也基本被主流全面屏蔽。

英国的《曼彻斯特报》说,纳粹观念虽然有些极端,但他们上台后,还是会按普通政治家的形式做事。《泰晤士报》拒绝刊登希特勒在国内迫害民众的一系列举措,它派往德国的记者所写的稿件,因此被反复要求删改甚至重写,一些记者因此愤然辞职。有些记者还被派往德国的边远地区,躲开事件发生地。《泰晤士报》的编辑坚决支持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有位叫杰弗里·道森的编辑真诚地承认:我尽了最大努力,一晚又一晚,来保证报纸上不发出任何可能伤害德国人感情的东西。

丘吉尔说,1932年的裁军会议上,德国代表要求撤销凡尔赛条约对德国军备制造的限制,他们的要求得到了英国绝大多数主流媒体的支持。这意味着允许7000万德国人重新武装起来,并发动战争。

于是主流媒体毫无失望,盼来了战争。战争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我们基本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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