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賡武談世界史》一書即將在香港書展上面市發售。這部王賡武教授的訪談錄，可以讓讀者在輕鬆閱讀中，加深對當今世界格局來路與去向的理解。
王賡武談世界史歐亞大陸與三大文明黃基明 著劉懷昭 譯
繞不開的歐亞大陸
王賡武
我對現代時期以前的世界史的理解是，一切有文字可考的歷史都發生在歐亞大陸，而它三面臨海的土地始終關切於海面的波濤、牽動於洋上的風浪。但與陸路發生的事件相比，有關各大洋海事活動的記載顯得凌亂而又支離破碎。數據的缺乏表明，海事在各大文明的早期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並不那麼起眼。
沿着歐亞大陸的邊緣，三大延續而又顯著的文明清晰可辨。西端是在西亞、北非和南歐這些相鄰地區率先發展起來的地中海文明。歐亞大陸的南部邊緣則目睹了印度文明的興起，它的達羅毗荼人（Dravidian）部分毗鄰印度洋，並向東延伸到南中國海。歐亞核心以東，是中華文明（Sinic civilization）；中華文明傳播到了太平洋邊的日本諸島，但其影響力在東南亞則相對較弱。
歐亞大陸的腹地是一片廣袤的土地，從歐洲的萊茵河一路綿延向東，穿過俄羅斯及中亞的大草原，直抵印度河–恒河以及黃河、長江、湄公河的源頭高地，從那裏，這些大河向東向南奔流入海，匯入西太平洋。在三大文明中，地中海與另兩者的不同之處在於，它的中心有一片處於大西洋和印度洋之間的大海。相比之下，印度平原緊貼浩瀚的印度洋，而中華大地則面朝東方和南方，朝向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的數百個島嶼。
全球化的現代時期是海洋探索的產物，是1492年之後發軔於伊比利亞半島的地中海擴張的一部分。那是一場真正的全球化進程，它從十八世紀中葉開始逐步將世界經濟整合了起來。這一擴張是海洋性的，而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幾千年來地中海主要海軍力量之間的控制權之爭。一場場無情的爭霸孕育出一種進犯性的文化，這種文化產生了要把陸地和海洋全都掌控在自己手上的帝國。當鬥爭最終蔓延到大西洋時，其勢已銳不可當，很快就遠播四海，蔓延到印度洋和太平洋。那種跨洋性的擴展徹底改變了三大文明之間的相互關係。
這時出現了一個由美洲形成的新大陸，很快它就隸屬於地中海的歐洲那半邊。這給大西洋沿岸的探險船隻提供了進入另兩個大洋的通道。葡萄牙人繞過非洲進入印度洋，而西班牙人等其他人則取道另一邊，繞過南美洲進入太平洋。他們全都在東南亞殊途同歸，並且在短短幾十年間，全球就基本上歸於海洋性了。這裏一語道破的是近代史的前世今生：十八世紀崛起的新興力量繼續為世界其他地區建立新的系統規範（systemic norms）。這些規範以飛速發展的科學技術為支撐，以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為後盾，以在民族國家（nation states）基礎上創造出新型財富和權力的富於凝聚力的民族帝國（national empires）為靠山。
地中海規範（The Mediterranean Norms）
這一轉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地中海地區。自從五千年前文明的開端以來，那裏所發生的事情就與眾不同。腓尼基人和希臘的海上殖民地為偉大的陸–海帝國奠定了基礎，在此之上塑造出一個能夠多方位擴張的權力系統，並如此這般地向北、向東、向南施展了拳腳。大約1500年前，那裏發生了一場劇變，當時地中海周邊國家因對一神論的解讀存在激烈分歧而形成割據局面，地中海文明從此或多或少地一直處於分裂狀態。這與上一個千禧年的情形有很大不同——想當年，地中海就如一個內湖，萬邦及帝國在湖上自由地競逐商機、爭享榮耀。
1500年後，地方衝突還在持續，而地中海文明仍處於分裂狀態。地中海歐洲一側的南半部分落入到穆斯林的阿拉伯勢力手中，這一勢力從七世紀一直倖存到現在。那長達1500年的分裂對西歐人形成阻滯，致使他們無法直接接觸到歐亞大陸另一邊土地上的燦爛文明。他們的商人既無法直接取道進入印度市場，也無法抵達那些更遙遠、而且可能更富庶的中國城市。
他們知道遙遠的東方物華天寶，他們想去那裏通商，但四分五裂的地中海使他們寸步難行。他們於是轉向大西洋。葡萄牙人領先其他歐洲人，最早到達印度、繼而東南亞、中國和日本。西班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緊隨其後。他們都偏愛壟斷性的貿易手段，並以他們無可匹敵的海軍實力來對付阿拉伯、印度和中國的商人。於是，在三個大洋皆被他們闖入之後，這些後來者就徹底改變了歷史話語。尤為令人瞠目的是，他們發揮了地中海內部的海上衝突傳統，使他們得以將一種全球性權力結構施加在原本並沒有持續性海戰傳統的地區。
歷史記載了馬來人和占婆人（Chams）在華南及爪哇海域的較量，室利佛逝王國（SriVijayan）稱霸馬六甲海峽兩岸的年代亦有史料可循。我們還知道，南印度的朱羅王朝（Chola）統治者曾有能力派遣海軍穿過孟加拉灣來挑戰室利佛逝王國的霸主地位。此後，滿者伯夷（Majapahit）和泰國的海軍也曾有數次短兵相接。但他們在十六世紀之前的這些所作所為，無一能與地中海地區展開的持續而致命的海戰相提並論。加之，美洲新大陸為西歐帶去了新的資源，促進了那裏的科技繁榮、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的興起。於是，新的海軍帝國如虎添翼，給世界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1658年，葡萄牙人在斯里蘭卡的賈夫納戰敗於荷蘭人
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裏，舊的封建帝國不得不讓步於那些在歐洲內部爭奪權力的商業帝國。相互的交戰持續了幾十年，他們其間的一系列會談為主權及重商主義國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最終達致了《威斯特伐利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的簽訂。他們隨後逐步演進為荷蘭、法國和英國等民族國家，這些民族帝國主宰了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歷史。這些帝國為各國逐步（特別是在二戰之後，隨着帝國的解體）開始接受的一套新的系統規範打下了基礎。自此之後，只有民族國家才有資格成為聯合國成員國。
許多亞洲國家都試圖從各種後殖民地形態中跳脫出來、來建構各自的民族。如今它們仍在為完成這一使命而努力着。與此同時，一些替代性結構出現了。這一情況的出現始於冷戰時期，當時美、蘇這兩個超級大國力圖將世界在他們中間分裂開來。無論美國還是蘇聯都不能滿足於僅做個民族國家或國家帝國便罷。對此，一些存在共同利益的民族國家就以發展各種區域性組織作為回應。
1990年代當冷戰結束時，全球性超級大國只剩下了孤零零一個，這種情況也是前所未有。過去的一個世紀，世界的系統規範是由兩個超級大國操縱強大的民族帝國來決定的。四十年後，舉世僅剩一個超級大國。這種變化的出現主要是由於卓越的海軍有實力一手打造如今的全球化，令全球經濟得到了增長。
深層結構
鑑於這一全球性框架，我們不禁要問，在研究未來的發展時，討論過去那段大陸和海上力量相對均衡、相互關係較為穩定的歷史還有意義嗎？這時，「深層結構」這個詞就為思考「過去會如何影響當下」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有用的途徑。弗朗索瓦．吉普魯（Francois Gipouloux）在《亞洲的地中海》（The Asian Mediterranean）一書中提到了這種潛在結構。例如，早在地中海列強抵達之前，印度洋和太平洋就已經存在一種結構。那就是集中於世界上最大的一片島嶼（即東南亞群島）的那種半地中海（semi-Mediterranean）條件下的網絡關係。
那裏的深層結構是什麼呢？很明顯存在那麼一種結構，它將歐亞大陸的各不同部分聯繫在一起，其蹤跡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隨處可見，可以一直下溯到十六世紀。《亞洲的地中海》揭示了這種網絡的存在。其結構與地中海結構非常不同，因其並不受制於帝國海軍之間持續的海上衝突。此外，該網絡中從未有兩股不相上下的勢力僵持對峙1500年這樣的超乎尋常的經歷。相較於希臘人和波斯人之間、羅馬帝國和希臘帝國之間、十字軍和突厥–阿拉伯人之間在地中海的海戰，波斯灣和東海之間發生的任何衝突都要遜色得多。
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地區的獨特之處在於其統治者立足大陸的權力運作方式，無論在印度文明還是中華文明中都是如此。幾千年來，它們一直沒有海上對手與之抗衡。這個框架中唯一的異數是遠在東北一隅的日本。在那裏，日本人確實積聚了相當可觀的軍事實力，但他們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期都選擇超然於大陸事務之外，直到十六世紀晚期，即當歐洲海軍已經真切地出現在日本的海岸上時，日本才開始嶄露頭角。
簡而言之，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區沒有任何可與地中海地區相提並論的權力割據局面。兩洋沿岸的貿易活動大體上是和平進行的，而商業、文化及宗教的遷移都是在沒有重大衝突的情況下展開的。沒有任何事情靠訴諸海戰來解決。各種爭端在口岸城市和流域王國（riverine kingdoms）之間就擺平了，統治者時常親自參與貿易談判，偶爾也會以暴力收場。這些活動將中國、日本、朝鮮的沿海地區聯繫在一起，並越過馬來群島一直綿延到印度和波斯灣。
的確，在十五世紀初，明永樂皇帝曾派鄭和率領大規模的遠洋艦隊七下西洋。這是成功橫跨兩個大洋的第一支強大海軍。這表明中國人有能力支持海軍作戰，然而這幾次遠航終以歷史性的跑偏而收場。一俟鄭和斷定遠洋上沒有敵手，明朝統治者就把海軍遣散了，對中國的海岸線之外沒有表現出進一步的官方興趣。此後，中國在外海的活動大體上就剩下福建和廣東這兩個南方省份的商人了。
這種官方興趣的缺乏將我們帶回到以大陸為基礎的中國歷史的深層結構中來。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立足於大陸，因此，東海及南海的半地中海特徵從來不曾受到任何強烈或持久的關注。當然，在十世紀之後，當中國的人口向東南部遷移時，當中國出現割據、朝廷被逼南遷時，人們肯定對把握商機愈來愈有興趣。但最終，歷朝歷代仍繼續建立在大陸性的自給自足的基礎上，其北部也不得不終年面對歐亞部落的襲擊和進犯的威脅。
長城
南亞的情況則有所不同，這是由於印度文明並不依賴於一個中央集權的官僚國家體系，其沿海王國和口岸是獨立於中央控制的。印度沿海的眾多政體相互自行開展海上貿易，也與飄洋過海而來的外國商人洽談生意。那些外商主要來自紅海和波斯灣，也有少數來自東方。但印度與中國的共同之處是要面對來自中亞的陸路威脅。敵人總是一成不變地來自西北內陸，而印度次大陸又相對比較開敞，易受草原騎兵的攻擊。因此，千年以來，印度統治者花了很大精力重兵把守陸路邊界以確保不失。
在島嶼眾多而又陸地遼闊的東南亞，情況又一次不盡相同。在這裏，大陸與島嶼之間的利益劃分造就了一段獨特的歷史。我前面提到，那裏沒有發展出任何能與中國或印度抗衡的力量。該地區的差異主要存在於該地區自身內部，存在於依賴海上貿易的各方（尤其是在馬來群島）與面對內陸敵人威脅的大陸之間。本土的孟–高棉王國（Mon-Khmer kingdoms）與來自北方的泰國和緬甸軍隊之間的對抗，使他們長期將重心放在土地上。無論如何，大多數情況下，該地區的陸地國家與海洋性國家都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
總體而言，決定着印度洋及西太平洋權力系統的關鍵性歷史因素出自歐亞腹地，即馬背上的勢力，類似於衝擊過中國、印度和地中海的那些騎兵。那些通過中亞陸路將三個文明連接起來的進攻性力量始終難以遏制。沿着所謂「絲綢之路」而展開的陸路貿易，靠的是眾多不同的部落國家和綠洲古鎮的共享利益，並且總是受制於局部衝突（若非全面戰爭）。相比之下，海上的聯繫就甚少涉及政治角力，因此很少有人費心去記錄海上聯繫給從事商業活動的各方帶來哪些好處。海事的記載主要就是關於船舶在港口之間進行的往來，每年隨季節和季風的變化而動，並沒有什麼戲劇性的大起大落。
十九世紀中期，中亞的賽馬鞍具
深遠影響
十六世紀後，隨着全球性的海洋開發，通過歐亞大陸而進行的商業活動出現銳減，該地區也因此在過去三百年的發展中退居次要角色。那麼，歐亞核心是否因此而無關痛癢了呢？如果我們審視一下那裏的深層結構，就知道事實上並非如此。歐亞大陸腹地的各國政體仍一如既往，目光向外，朝東、西、南三個方向全方位向外審視。他們當中包括那些從改變世界經濟的全球力量中成長繁榮起來的國家。歐亞核心實際上從來都不是無關痛癢的，因為歐洲西部的現代化進程使俄國人從彼得大帝時代開始得以東進，而大陸上的其他發展則導致滿清反向西遷。到了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俄、中這兩股勢力在歐亞大陸中間相遇，那一幕遠沒有當時的海洋全球化那麼富於戲劇性。但他們的相逢仍意義重大，並且這兩個帝國最終都在全球事務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別是在1945年以後，當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展開了冷戰時，中俄的相逢這使得大陸性勢力有機會對海洋性主導勢力發起反擊。
儘管如此，大陸性國家仍然處於劣勢。在冷戰時期，最精銳的海軍主要在自由民主國家或曰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邊。海上優勢使得美國及其盟國的經濟快速發展，同時約束了蘇聯集團的發展。後者僅在中國沿海有些開闊的海岸，而中國人在整個二十世紀裏都無海軍可言。所以說，西方的勝利就是海洋霸權的勝利。
中國人這邊則因為疏於海軍建設，數百年來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他們確曾試圖重振旗鼓，適時打造一支新的海軍，但在十九世紀末兵敗於日本人。1911 年後，中華民國陷入割據，繼而遭到日本的侵略，無從着手建立過硬的海軍。因此，中國共產黨1949年取得的勝利，完全是贏在陸戰上。他們連一艘軍艦都沒有。解放軍第一次提到海軍是1948年要橫渡長江的時候。即使在勝利後，他們也只是與大陸性強國結盟。沒有任何海洋國家來幫他們培訓海軍，因為海洋國家正是隔海相望的敵人。因此，即使1990年代以來只剩下一個超級大國，中國也仍是面對一個完全主宰沉浮的海洋性超級大國，其實力甚至超過當年的英國。
在歷史長河中，還有一個啟示也值得記取。說到全球性海軍大國，荷蘭和英國的示範頗具指導性。其中，荷蘭地處歐洲大陸，而英國則由島嶼組成。前者因此一直被德國和法國這樣的大陸性大國所遮蔽，其海軍也無助於它在陸地上強大起來。而英國則在外海上不受約束，因而成長為歷史上最強大的海軍力量。但最終，英國人還是沒能堅持下來，因為他們沒有大陸來幫助維持其實力。此外，作為一個如此貼近歐洲大陸的島國，每當有歐陸國家要發展強大的海軍力量，它就會顯得不堪一擊。因此，在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中，英國都需要美國這樣本身擁有大陸基礎的海軍來打救它。
在地球的另一邊，日本也有類似的問題。那就是從長遠來看，僅做個島國是不夠的。一個沒有大陸基礎的海軍力量是不夠的。英國曾幾近成為超級大國，但其實力得不到保障，因為它沒有大陸可以依靠。可美國人就有。這正是如今這個系統規範的關鍵所在。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了這麼一個雄踞大陸、同時又凌駕於海上的強國。正是這樣的優勢使美國的海軍力量於1945年以來主導了世界。美國在陸地疆界上沒有敵人，因此它是馳騁三個大洋所向無敵的海洋性國家。他們從英國海軍那裏汲取了教訓，極大地加強了陸上的保安。
相形之下，像德國和俄羅斯這樣的大陸性國家就成了跛足。他們根本就別想輕易地闖到外海上去。因此，他們的大陸力量無法支持做為全球大國所需要具備的那種海軍。至於日本，它與英國是同樣的命運。它沒有大陸性根基，拼命想登陸朝鮮、東三省以及進入中國。最後，這一切使他們鞭長莫及，他們的宏偉計劃終告破滅。
這讓我們的討論回到中國上來，來說說正在中國嶄露頭角的東西是什麼、為什麼它對於美國人及其他人來說如此舉足輕重。中國素有大陸性實力，現在又有了發展海軍的能力。中國人在500年前曾擁有過海軍，但復又失去。他們如今正試圖再造一套必要的心理定勢，以確保他們的新海軍有一個可持續的未來。若果成事的話，中國將成為擁有強大陸地支持的海軍力量的另一個大國。在目前階段，中國海軍還無法與美國海軍媲美。但他們現在已經非常重視海上事務。這仍是一項相對較新的發展，且中國的政治核心之中還談不上形成了什麼海軍傳統。現在敲響所謂「中國鄰國正面臨其海軍威脅」的警鐘，顯然是另有心事，比如說，可能出於擔心美國在中國沿海的霸權可能會面臨挑戰。
中國人認識到，他們所面臨的問題是多層面的。有兩個迫切的問題。中國在經濟上與全球海洋性經濟聯繫在一起，其未來的發展有賴於此。他們顯然需要海上局勢安全可靠。與此同時，它的邊境有三分之二是陸路邊界，而且與美國不同的是，中國在陸路確實有潛在的敵人。這絕不是胡思亂想。中國人有數千年抵禦陸路敵人的歷史，他們絕不會以為將來就不會有這樣的敵人。他們的鄰國多達十幾個，並非總是睦鄰。因此他們永遠無法免於大陸性威脅。
在此，我們回到文明的深層結構上來。歐亞大陸對中華文明和印度文明的歷史產生過強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將繼續扎根於他們的文明中。中國尤其對海洋有強烈的意識，因為它看到自己的文明曾險些被來自海上的敵人所毀滅。如今中國文明進行了一番現代化，它想要確保那段失敗的歷史永遠不會重演。因此，只要強國的海軍堅持在中國沿海有自由行動的權利，中國的領導人就必須密切關注海軍，與此同時又絕不能忘記，中國三分之二的邊境在大陸上。即使在他們為應對未來的威脅而進行海上軍備及其他複雜的備戰時，強大的歐亞大陸傳承仍會告誡他們，他們必須繼續培養一種新的、均衡的全球史觀。
end
王賡武談世界史歐亞大陸與三大文明黃基明 著劉懷昭 譯「人類歷史曾是大陸史，一切有文字可考的歷史都發生在歐亞大陸，但是近現代以來的全球化擴張則是海洋性的。西方的勝利就是海洋霸權的勝利。」歐亞大陸的邊緣，產生了三大文明：地中海、印度、中華。為了避開歐亞大陸的阻隔，西方開啟了大航海時代，三大文明激烈碰撞⋯⋯歷史學家王賡武縱談今日世界格局的來路與去向。作者介紹王賡武教授，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主要研究現代中國史、國族主義、海外華人、華人移民等問題。1986 至1995年間曾擔任香港大學校長。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特級教授，新加坡東亞研究所（ISEAS）所長，澳洲國立大學榮休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近著包括：《華人與中國：王賡武自選集》（2013）、《五代時期北方中國的權力結構》（2014）、《天下華人》（2016）、《更新中國：國家與新全球史》（2016）、《1800年以來的中英碰撞：戰爭、貿易、科學及治理》（2016）、《香港史新編》（增訂版）（2017），等。詳情請參本書〈王賡武著述一覽（2008–2018）〉。黃基明博士，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副所長，《檳城月刊》（Penang Monthly）創報主編。出版著作多種，與Ding Choo Ming合編之Continent, Coast, Ocean: Dynamics of Regionalism in Eastern Asia (2007) 獲東盟圖書出版商協會2008年度「頂尖學術作品」殊榮，The Reluctant Politician: Tun Dr Ismail and His Time (2006) 獲2008年亞洲出版大會獎。學人推薦隨着經濟全球化的迅猛進行，「全球史」應運而生，並成為當代最重要的史學潮流之一。全球史的目標是向社會提供能夠真正重現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的歷史，然而要寫出這樣的歷史卻非常困難，不僅需要歷史學家有深厚的學術功力，而且需要有與時俱進、勇於創新的精神。本書就是一部完美地達到了這個目標的成功之作。它以廣博的知識視野和新穎的問題意識，向世人展現了一幅前所未見的波瀾壯闊的歷史圖卷，不僅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知識，而且提供了對世界和歷史認識的新視角。我本人從這部傑作中受惠良多。——李伯重（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講座教授）這真是一本好書，出自思想深邃的資深學者，卻又易讀易懂，引人興致、啟人思考。我自己曾在新加坡、香港和北京與王教授傾談歷史，他的豐富閱歷使他在觀察中華文明、印度文明和歐西文明時都有獨到的見解。為此我十分羡慕並且感謝黃基明先生，通過和王賡武教授的對談，從地緣、人文和經濟等方面把王教授對世界文明演化和當今世界大勢的看法展現給讀者。王教授結合了海權論和歐亞大陸「心臟」論，說明核心地區對邊緣地區歷史發展的推動力，順帶也解釋了中國近來所揭櫫的「一帶一路」的構思，富有現實意義。——張信剛（香港城市大學榮休校長及教授，北京大學及清華大學名譽教授）
—— 不激不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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