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朋友来信问我外国书籍在中国译成中文出版时有无受到审查，我便列举了涉藏译著被审查甚至被篡改才能出版的几个例子。
比如美国藏学家Melvyn Goldstein著述的《现代西藏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崩逝》(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中译本名为《喇嘛王国的覆灭》，中国藏学官员杜永彬译，1993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之后再版。据通晓英文的读者将中译本与原著比较后发现，该中译本充斥篡改性质的翻译，而这种有意识的错误实质上"是政治对学术翻译的入侵"，是中国官方译者利用国际藏学家的学术声誉误导、欺骗中文读者，并非严肃的、真正的学术翻译。
据悉，藏学家Melvyn Goldstein 知道他的藏学著作在译成中文时遭严格审查，也知道中国官方译者对他的藏学著作进行了篡改性质的翻译，但并未反对，而是默许了这一违背学术理念的行为，或有可能是希望获得更多读者。
又比如，1944年-1951年在西藏生活过的奥地利登山家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因著《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而闻名世界。这本书被译为三十多种文字，仅汉文译本就有两种：一是1986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藏奇遇》，译者袁士朴，曾任济南大学外办主任；一是1997年台湾大块出版社出版的《西藏七年与少年达赖》，译者刁筱华，台湾人，曾在美国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英美文学研究所做研究。
我曾将中国译本与台湾译本其中内容相符的两页做过对照，发现出入很大，中国译本有添油加醋的，也有故意删减的，甚至到了妄为的地步。之所以如此有意识、大幅度地篡改，显然是为了借Heinrich Harrer之口，来妖魔化西藏文化与西藏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并给中文读者制造出连这样一位与西藏密切的西方人都对西藏抱有鄙夷的印象。而据通晓德文或英文的朋友阅读台湾译本，认为翻译如实。
另外还发现，近年来的中译本，由于中国译者所受西方教育，使得翻译中这类有意识的修改变得巧妙，若非中英文水平都不错，难以察觉。比如，有关长期旅行东部藏区的美国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Joseph F.Rock）的传记《In China's border provinces : the turbulent career of Joseph Rock, botanist-explorer》，中译本名为《苦行孤旅》，201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译者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李若虹博士。我读这本中译本多处读得生疑，我的意思是，译者似乎在翻译中有修改和增删，从中可以察觉到某种主流立场，或者说，使用的是我们所熟悉的、在今日中国被审查之后的那种语言规则。后来我与一位通晓英文的网友同时阅读，这位网友的确在中译本中多处发现问题，我们当时在推特上有过讨论。
事实上，不仅是涉藏的外国书籍在中国翻译、出版时有这样的遭遇，其他与政治、哲学、历史等相关书籍皆如此，这已是公开的事实。在极权制度下，所有的精神生活都会遭到奥威尔式的严格审查，"老大哥"的眼睛无处不在。
说起言论审查，同样是写作者却可能从未遭遇过如此审查的身在民主社会的朋友让我谈谈自己的经验，于是我做了简单的回顾。
作为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的作家，在写作上所遭遇的审查，事实上从一开始即存在。不过我之前以写诗为主，诗歌的隐晦与含蓄，往往成了诗歌得以问世的护身符。但当我开始转向非虚构类的写作，即使写的是文学性散文，却因以历史和现实为题材，很快遭到惩罚。
2003年，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一方面受到读者欢迎，很快再版，一方面引起了当局注意。首先是中共统战部认为该书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西藏的意识形态负责人随即要求就《西藏笔记》一书进行审查，同时禁止在西藏销售《西藏笔记》一书，随后又要求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全面查禁《西藏笔记》。
2004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石峰在出版工作会议上对《西藏笔记》进行了重点指责，称该书"存在赞美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七世噶玛巴，崇信和宣扬宗教等严重的政治立场、观点错误。有些篇什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进入某种政治误区。例如，《尼玛次仁》、《丹增和他的儿子》等篇什，前者描写著名的宗教人士尼玛次仁在国际会议上与达赖支持者相遇的那种困惑，反映出作者对达赖分裂祖国、鼓吹西藏独立的本质认识模糊的观念；后者则流露出对当年平叛斗争有某种误解。"
我当时所在的单位——西藏自治区文联，则对《西藏笔记》做了这样的结论："夸大和美化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在个别文章中流露出对达赖的崇信和敬仰，甚至有的内容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不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观点和言论；有的内容对西藏改革开放几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过多沉湎于对道听途说的旧西藏的怀恋，出现了错误的价值判断，背离了正确的政治原则，丧失了一名当代作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建设先进文化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
由于我拒绝承认这些"错误"，在这本书出版、被禁一年后，被开除职务，被没收住房，被中止保险，并禁止我办理出国护照，从此走上了艰难的独立写作的生涯。其状况或者说最起码的状况，就像中国作家许知远在《审查的艺术》一文中所描写的：
"如果你触碰了这些地带，他不一定立刻用某种残暴的方式惩罚你，他甚至仍然允许你继续写作、绘画、拍电影，甚至允许你把它们在国外出版、展出和放映，但是不要抱有希望它们能被本国的观众看到。他让你成为自己家中的流放者，很多时候，你生活在这里，描述这里的一切，你周围的人却对此一无所知……"
比如美国藏学家Melvyn Goldstein著述的《现代西藏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崩逝》(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中译本名为《喇嘛王国的覆灭》，中国藏学官员杜永彬译，1993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之后再版。据通晓英文的读者将中译本与原著比较后发现，该中译本充斥篡改性质的翻译，而这种有意识的错误实质上"是政治对学术翻译的入侵"，是中国官方译者利用国际藏学家的学术声誉误导、欺骗中文读者，并非严肃的、真正的学术翻译。
据悉，藏学家Melvyn Goldstein 知道他的藏学著作在译成中文时遭严格审查，也知道中国官方译者对他的藏学著作进行了篡改性质的翻译，但并未反对，而是默许了这一违背学术理念的行为，或有可能是希望获得更多读者。
又比如，1944年-1951年在西藏生活过的奥地利登山家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因著《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而闻名世界。这本书被译为三十多种文字，仅汉文译本就有两种：一是1986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藏奇遇》，译者袁士朴，曾任济南大学外办主任；一是1997年台湾大块出版社出版的《西藏七年与少年达赖》，译者刁筱华，台湾人，曾在美国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英美文学研究所做研究。
我曾将中国译本与台湾译本其中内容相符的两页做过对照，发现出入很大，中国译本有添油加醋的，也有故意删减的，甚至到了妄为的地步。之所以如此有意识、大幅度地篡改，显然是为了借Heinrich Harrer之口，来妖魔化西藏文化与西藏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并给中文读者制造出连这样一位与西藏密切的西方人都对西藏抱有鄙夷的印象。而据通晓德文或英文的朋友阅读台湾译本，认为翻译如实。
另外还发现，近年来的中译本，由于中国译者所受西方教育，使得翻译中这类有意识的修改变得巧妙，若非中英文水平都不错，难以察觉。比如，有关长期旅行东部藏区的美国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Joseph F.Rock）的传记《In China's border provinces : the turbulent career of Joseph Rock, botanist-explorer》，中译本名为《苦行孤旅》，201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译者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李若虹博士。我读这本中译本多处读得生疑，我的意思是，译者似乎在翻译中有修改和增删，从中可以察觉到某种主流立场，或者说，使用的是我们所熟悉的、在今日中国被审查之后的那种语言规则。后来我与一位通晓英文的网友同时阅读，这位网友的确在中译本中多处发现问题，我们当时在推特上有过讨论。
事实上，不仅是涉藏的外国书籍在中国翻译、出版时有这样的遭遇，其他与政治、哲学、历史等相关书籍皆如此，这已是公开的事实。在极权制度下，所有的精神生活都会遭到奥威尔式的严格审查，"老大哥"的眼睛无处不在。
说起言论审查，同样是写作者却可能从未遭遇过如此审查的身在民主社会的朋友让我谈谈自己的经验，于是我做了简单的回顾。
作为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的作家，在写作上所遭遇的审查，事实上从一开始即存在。不过我之前以写诗为主，诗歌的隐晦与含蓄，往往成了诗歌得以问世的护身符。但当我开始转向非虚构类的写作，即使写的是文学性散文，却因以历史和现实为题材，很快遭到惩罚。
2003年，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一方面受到读者欢迎，很快再版，一方面引起了当局注意。首先是中共统战部认为该书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西藏的意识形态负责人随即要求就《西藏笔记》一书进行审查，同时禁止在西藏销售《西藏笔记》一书，随后又要求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全面查禁《西藏笔记》。
2004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石峰在出版工作会议上对《西藏笔记》进行了重点指责，称该书"存在赞美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七世噶玛巴，崇信和宣扬宗教等严重的政治立场、观点错误。有些篇什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进入某种政治误区。例如，《尼玛次仁》、《丹增和他的儿子》等篇什，前者描写著名的宗教人士尼玛次仁在国际会议上与达赖支持者相遇的那种困惑，反映出作者对达赖分裂祖国、鼓吹西藏独立的本质认识模糊的观念；后者则流露出对当年平叛斗争有某种误解。"
我当时所在的单位——西藏自治区文联，则对《西藏笔记》做了这样的结论："夸大和美化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在个别文章中流露出对达赖的崇信和敬仰，甚至有的内容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不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观点和言论；有的内容对西藏改革开放几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过多沉湎于对道听途说的旧西藏的怀恋，出现了错误的价值判断，背离了正确的政治原则，丧失了一名当代作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建设先进文化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
由于我拒绝承认这些"错误"，在这本书出版、被禁一年后，被开除职务，被没收住房，被中止保险，并禁止我办理出国护照，从此走上了艰难的独立写作的生涯。其状况或者说最起码的状况，就像中国作家许知远在《审查的艺术》一文中所描写的：
"如果你触碰了这些地带，他不一定立刻用某种残暴的方式惩罚你，他甚至仍然允许你继续写作、绘画、拍电影，甚至允许你把它们在国外出版、展出和放映，但是不要抱有希望它们能被本国的观众看到。他让你成为自己家中的流放者，很多时候，你生活在这里，描述这里的一切，你周围的人却对此一无所知……"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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