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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耀邦 |
金玉良言
胡耀邦："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鱼肉百姓啊！"（胡启立回忆）。
田纪云："如果问我对胡耀邦同志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大家如此怀念他，正因为他的一生体现了共产党的初衷，他的一生代表了共产党人的良心。"胡耀邦说过："要做完人、圣人，难啦！但是，做真人、好人、善人、正直的人，是可以由自己当家做主的。"（周瑞金，原人民日报副总编）。
胡耀邦："中国的出路是'民主'和'科学'四个字，我们为之奋斗了近70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现在还需要继续努力。"（1989年1月与杨第甫讲话）
胡耀邦："我们的历史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是光彩的,还是不光彩的,每一个在台上的人都要接受检验。历史是瞒不过去的。"（1981年7月29日在中央党校第六期学员结业会上的讲话）。
胡启立："他时刻告诫自己，也告诫别人，再也不能搞过去那一套了，一定要搞民主集中制，要能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要把党内的政治生活正常化。他多次对我说：我们党再也不能搞一言堂，再也不能搞运动，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要重蹈历史的覆辙，重犯历史的错误。
耀邦同志说到做到，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党员的本色，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职位提升了，就盛气凌人，搞一言堂，搞家长制，处处突出个人，甚至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胡启立回忆："耀邦同志曾经说，我们要在复杂的环境中增强治国安邦的本领，要运用民主法制的办法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耀邦同志实际上是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要如何正确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问题，如何处理新时期改革中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格局调整的问题。他历来主张是非要分清，原则要坚持，但不赞成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用过去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而要坚持走民主法制之路。尤其是思想领域里的问题，要按思想认识的规律，要讲道理，让人说话，以理服人。"胡启立："耀邦同志心底无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公道正派，是待人处世的典范。
"耀邦同志任人惟贤、光明正大，对搞小圈圈、拉帮结派一类行为深恶痛绝。
"耀邦同志的纯真还体现在心口一致，表里一致，言行一致，从来没有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时候。他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
"耀邦同志之所以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作风，是由于他心中始终装着广大人民群众。可以说，他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始终是相通的。
"在我心目中，耀邦同志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赤胆忠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一个满怀革命理想并为这一崇高理想献出一切的人。"温家宝："我亲身感受着耀邦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和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亲眼目睹他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当年他的谆谆教诲我铭记在心，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他的行事风格对我后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虽九死其犹不悔
刚过清明，又到4月15日，胡耀邦叔叔的忌日。
耀邦叔叔若在世，今年将过百岁生日。"仁者寿"，许多老革命都走过百岁人生。耀邦叔叔本应有百年之寿。
我父母是新四军的，家庭历史上与耀邦叔叔没有交往。我也没有机会在小范围见过他。之所以称他为"耀邦叔叔"，一是他比我父亲小二岁。二是他们是同一时期参加革命的。我父亲蔡辉，1928年在家乡上海入团，1935年转党。耀邦叔叔1930年在湖南家乡投身革命，是著名的红小鬼。三是同为含冤早殇之命。我父亲是知识分子干部，外表文儒，内心刚烈。在1952年的"老三反"运动中，不甘凌辱、愤而自杀，时年仅38岁。他最终平反，迟至1982年。我母亲和许多老同志，为父亲平反、鸣冤、伸冤了30年未果，若没有耀邦叔叔当年主政中组部和中央，决然将"平反"的范畴从"文革"扩大到历次政治运动包括非正常死亡的干部，恐怕蔡辉的沉冤迄今难雪。
在耀邦叔叔主政期间，一大批历次政治运动受冤屈的仁人志士的命运发生了正向逆转；一大批被"专政"家族的命运亦由衰转盛。从我家族的个案为例：我母亲李宁广东汕头人，华侨商富之女。1939年从上海红十字会护校毕业后，毅然投身新四军参加抗日；终身从事医务工作。文革中被打成"叛徒"，批斗、游街、抄家、关牛棚，后下放农村，不让回城。粉碎"四人帮"后，摘帽退休回城，安度晚年。我小舅公侯群麟，1930年入党，留美博士，中国石油科技和工业奠基人。文革前为中科院院士、石油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文革中被打成"资产阶级权威"，下放湖北干校劳动。耀邦叔叔主政后，获解放和重用，成为石化部首位知识分子副部长、双院士、全国政协常委、生前为中国能源战略规划领导小组组长。我二舅公候群川，无党派人士、留美博士、中科院院士、中国营养科学奠基人、文革前为二军大营养系主任，少将衔。文革中被打成"反动资产阶级权威"，抄家扫地出门，扫厕所。耀邦叔叔主政后，平反复职，被聘为世卫组织顾问；其子作为民主人士，曾选任上海市人大副主任。
我舅舅武汉，圣约翰大学法学学士，1940年入党、1944年参加新四军。军调期间，是陈毅军长的英文秘书。解放后，为上海公安局首任特侦处处长。"潘杨事件"后，被任命负责侦查杨帆特务案，仅因作出"罪名不成立"侦查结论，反被打成"坏分子"，开除党籍、公职，下放安徽白茅岭农场无限期劳教。舅妈赵撫安，美国密执安大学高材生，1945年参加革命。曾任潘汉年英文秘书。解放后，为上海公安局情报室主任。潘杨事件后，与武汉双双下放白茅岭农场，任管教科科长。耀邦叔叔主政为潘杨平反后，武汉、赵撫安终平反返沪。武汉后为华东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中国犯罪预防学奠基人、著名法学家、联合国犯罪预防委员会亚洲委员，写了一批法学著作，桃李遍天下。
我前岳父黄静，1937年从河北到延安的红小鬼，曾给白求恩当勤务兵。是晋察冀的老医务工作者。解放战争期间曾为十八兵团野战前线医院的院长。在大清河战役中，为挽救伤员，曾下令强拆老百姓门板当担架，被过重处分。黄静解放后任中央卫生部保健处处长。59年"反右倾"时，被错定为"逃兵"，收到"双开"处分，戴"坏分子"帽，下放青海劳教。多年申诉未果。耀邦叔叔主政后，在聂帅、姚依林、耀邦等华北老领导直接关心下，终"平反"，调回北京，出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常务副院长，副部待遇；流散青海的子女们，经耀邦叔叔也特批调回北京。
耀邦叔叔逝世后，黄静老人痛不欲生、不思茶饭、连续多日泪流不止。我陪他去会计胡同25号胡家吊唁时，一进灵堂，老人就双手扶地、放声痛哭、长跪不起。和他一起来的北京军区多位老将军，也都长跪不起、痛哭失声！一个人的逝世，能让无数人长久地撕心裂肺、让无数戒马一生的老军人们热泪如雨、扑地长跪，这是多么伟大的人格魅力！
从这批曾与耀邦叔叔生死与共、肝胆相照的老共产党人的哭声和泪水中，我深深感受到的是一种深刻的亲情。在他们心目中、耀邦叔叔就是他们血浓于水的兄弟、战友、榜样、希望。他们也在以放声痛哭为耀邦叔叔公开鸣冤、叫屈、抗议最高当局的不公正！
解放以来，由于人民哀悼党和国家领导人而引发的重大政治事件的共有两次。
一次是1976年清明节，人民以大规模群体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形式表达对文革残暴路线不满的政治诉求，进而引爆"天安门事件"。
一次是1989年春天，人民同样以大规模群体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形式，表达对中国政治民主的期盼，结果导致又一个天安门事件的发生。
两次自发的大规模群体运动的共性：
一是引爆点都是最高当局贬低逝者、遏制人民表达崇敬、缅怀之情，激发人民的不满情绪瞬间爆发。；
二是都以北京天安门为中心，在全国和全球产生特别重大影响；
三是人民意志广场表达与执政当局意志激烈冲突；
四是都被定为"反革命事件"，达到暴力驱逐、镇压、政治清算。
不同的是，1976年天安门广场运动表达的政治诉求主要是结束"文革暴政"，恢复传统秩序，拥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务实派老干部重新执政。所以既赢得民心，又赢得大批在野老共产党人的支持，同时满足了上下多数人的诉求。三年后，天安门事件平反，成为邓小平复出主掌中国最高权力的前奏和改革开放的序曲。
89年天安门广场运动表达的政治诉求，则主要是支持党内"民权"革新派、反对特权守旧派。这种政治诉求的表达形式和强度，虽然得到广大人民、知识分子、党内革新派的不同程度支持，但远远超过了好不容易九死一生、重建秩序、重新执政、担心再被"政治洗牌"的以邓小平、陈云为首的党内专政守旧派势力的政治底限。动用军队进入天安门、撤换、软禁总书记、重组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大规模抓捕不同政见者，镇压强度和规模为空前绝后。
无论如何政治辩解，用坦克和冲锋枪血腥镇压手无寸铁的平民广场示威运动，都是暴力对平民生命和权利极端漠视的典型表现形式。
尽管历史不能假定，但我不能不推测：如果没有87年初，名为"批自由化"，实为"逼胡倒胡"的元老派政治阴谋得手；如果耀邦叔叔能顶住元老派们的压力，在"十三大"完成新老交替，进而领导全党向实现民主化和国家政治法制化的渐进转型，那么89年还会有天安门事件发生吗？即使发生了，耀邦叔叔会怎样选择呢？我想，耀邦叔叔一定会不惜牺牲政治生命，和赵紫阳、习仲勋、万里等改革派联合，竭力反对调军队进京；一旦事态不可挽回，耀邦叔叔只要有人身自由，一定会挺胸站在天安门广场，用血肉之躯保护人民和孩子们，不惜以死抗争。或许整个政治局面，由此良性逆转！
在当时党内部高层中，唯耀邦叔叔有此无私无畏的大胆魂。
正是天安门的枪声，一夜使刚刚重新凝聚的民族正能量，涣散为极端利己的拜金主义。法治、信用、公正、为人民服务，这些一个正常国家的基本理念，在十八大以前已被历届执政当局基本废弃。权钱交易、公权独大、掠公肥私、民肉官食，一度成为整个执政阶层的共同行为准则。
如果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决心坚定不移要切割前朝的政治负资产，重新凝聚起中华民族的正能量；那么对胡耀邦、赵紫阳，对天安门死难者一个郑重的历史道歉，五年、十年内必不可免。
对中国人民而言，等待执政党的历史道歉，比日本政府就二战慰安妇道歉的实际心理意义要大一万倍！
湘楚自古多豪杰；近现代中国史更是"无湘不成史"。湖南汉子们的刚毅、倔将、谋略、才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万里关山度若飞"的豪情，为世人万世敬仰。名垂青史的湘子，古有屈原、伍子胥、贾谊，近有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前代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蔡和森、何叔衡、李立三、彭德怀、罗荣桓、黄克诚、王首道、何长工、李维汉等等。
二千多年来，能青史流芳、黎民敬仰、为天下黎民百姓安危而屈死的湘籍英豪有五人：屈原、伍子胥、谭嗣同、彭德怀、胡耀邦！屈原悲愤投江；伍子胥死不瞑目；谭嗣同慷慨就义；彭德怀挂甲屯激愤郁亡。耀邦则一身集四湘人之精神魂魄：有屈原苦苦追求真理，敢于"问天"的独立精神：有伍子胥力挽狂澜、捍卫国家尊严的倔强；有谭嗣同但求"千古一变"，以一己之血，换华夏新生的豪情；更有彭德怀不计荣辱、为民请命，敢逆龙颜的堂堂正气。
胡耀邦1988年，在烟台休养时，曾写了一首"古风"，其中有四句是："明知楚水阔,苦寻屈子魂。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闭户惊落叶，心悲秋早零。心悲不是畏天寒，寒极翻作艳阳春。"悲哉、壮哉、惜哉！
耀邦叔叔"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湘水惊涛，千古一胡！
歧见之源
邓小平和胡耀邦文革后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政治关系，分为两个阶段。
1975年—1982年为紧密政治同盟期。这一时期的第一阶段党内主要矛盾是"文革派"和"被革命派"争夺党、政、军领导权的斗争，已进入决战胜负关键时刻。在周恩来鼎力争取下，邓小平重回中央中枢，成为"反文革派"的实际领袖。在联合抵制"四人帮"全面掌权的政治目标下，邓小平以"整顿恢复"、"解放老干部"为抓手，与"文革"中一度失势的党内元老派们结成统一战线和广泛政治同盟。这一同盟的核心有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陈云和老帅们，拼杀在第一线的有王震、谷牧、胡耀邦、万里、邓力群等。在粉碎"四人帮"后，党内主要矛盾则体现为是邓小平"实事求是派"政治同盟与华国锋、汪东兴"凡是派"政治同盟之间权利再分配的斗争。
在第一阶段两次政治大博弈中，胡耀邦冲锋陷阵、不畏艰险、勇挑重担、处事公正，为"拨乱反正"立了大奇功：一是组织发起"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否定文革和"二个凡是"的批判武器。二是在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平反冤狱、解放老干部和"地、富、反、坏、右、封、资、修"使逾千万"专政对象"及其上亿亲属，从被奴役中解放的大平反中，作为一线总指挥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正是在胡耀邦竭力奔走努力下，刘少奇、彭德怀、贺龙、张闻天、薄一波、习仲勋、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彭真等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一系列重大历史冤案、先后得到纠正。几百万被打倒、靠边站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平反、恢位恢职，为国家恢复政治稳定、上下心情舒畅，创造了社会条件。三是辅佐邓小平、华国锋，积极推动了知青返城、恢复高考、撤销"五七干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清查"三种人"；积极推动科技改革、教育改革、农村改革、广东先行改革等关系民生民权根本利益的政策出台和落实。
作为革命元老阵营中的"红小鬼"代表，耀邦叔叔以其人品、才智、政治胸怀、苦干实干、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杰出功绩，赢得党内外上下的一致拥戴。1979年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在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被推选为中央主席；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会议上，在邓小平元老政治同盟的支持下和全党推举下高票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1982年"十二大"是邓、胡政治理念和政治关系从"统一"到"分歧"，最后转化为"冲突"的拐点。
"十二大"所建立政治格局的特点是多元制衡体制。常委七人：胡耀邦、赵紫阳、华国锋、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主持一线工作；党、政两驾马车，一线双轨并行。邓小平以军委主席；陈云以中纪委书记；李先念以国家主席；叶剑英兼委员长（彭真1983年，以中顾委副主任兼全国人大委员长）；邓颖超以中顾委副主任兼政协主席。以邓、陈为首"八大元老"，不仅实为胡耀邦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之上垂帘听政的影子决策机构，而且直接掌控军委、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纪委，参控中央书记处、国务院；致使胡、赵的自主事权受到极大空间压榨。虽然早在1980年11月，胡耀邦在《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报告中，就对党内个人崇拜予以尖锐批判；81年春，又推动公布《关于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
对当时的权力架构，胡耀邦有着清醒认识。在1982年4月15日同罗马尼亚党魁齐奥塞斯库时的谈话中，胡耀邦这样表述：
可以说，我们的政治局面是我们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这方面外界不断有些流言，其实绝大部分都是猜测，有的还是些谣言。现在我们国家的情况是相当稳定的，很安定。我觉得，我们党的领导层的团结比"文化大革命"以前还要好一些，和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差不多。用了三四年时间我们能达到这么一个安定团结的相当好的局面，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两条：第一，我们这几年采取的政策是正确的，在实际工作中见了效。可以说，我们大多数的家庭生活都有了一定的改善。"文化大革命"搅乱了的是非，基本上分清了；搞错的，基本上平反了，落实了政策。由于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各民族之间、各阶层之间、各个人群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加亲密，团结和友爱更加增强。这就使我们广大的干部和人民看到、而且相信我们的国家是有光明前途的。第二，我们党正在努力恢复我们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的一整套优良传统和作风。这几年我们一直强调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处分那些违法乱纪的党员，特别是干部。最近，我们为了同干部中的违法乱纪的现象作斗争，连续发了三个文件。其实违法乱纪的还是极少数，大概不会超过百分之一，多数干部还是好的。可是，如果对少数违法乱纪的干部不批评不处分，它会蔓延开来。一些干部之所以敢于违法乱纪，主要原因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流毒没有肃清，当然，同我们的开放政策也多少有点关系。
我们中央领导核心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书记处在第一线，书记处有十二位同志，赵紫阳总理实际上也参加书记处。书记处实际上由我和赵紫阳同志共同主持。日常的重大问题都是由书记处讨论决定。重大决策由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一共7个人，有4位党龄最长。第一位还是邓小平同志，他党龄最长，是去法国勤工俭学的，精力很充沛，经验最丰富，威望最高。叶剑英同志当然威望也很高，但已经八十五岁了。陈云同志，他对经济工作很有经验，对党的建设也很有经验，五十年代后期就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可是身体比较差一点，但许多重大的决策都是跟他商量的。李先念同志，他管外事工作，年纪也不小了，今年73岁。赵紫阳同志、华国锋同志和我年纪比较轻一点，说轻也不算轻了。华国锋同志今年61岁。他去年冬天去山东考察，一下子，心脏病犯了，得了心肌梗塞，他还有糖尿病，休息了3个多月。外界说我们要打倒他、排挤他，没这个事。我们现在不搞过去那一套。我同他私人关系很好，1963年至1964年我同他一起工作过一年半。他生病期间，我看过他三次。这都是题外话了。赵紫阳同志是1919年生的，今年63岁，他也是从基层上来的。他比我小4岁，我1915年生。我们作重大决策时都开常委会。出主意最多的是邓小平同志，其次是陈云同志。但也不是所有主意都是他们出的。重大问题都要经政治局讨论通过。我们书记处相当和睦。
我们今年要开党的"十二大"。我们争取在十月以前把它开完。报告未必会有很多新的内容。人事可能有比较大的变动，我们已经酝酿了好久。我们要在全会上选出三个委员会。一个是中央委员会，这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我们要下决心引进一些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同志。现在我们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在七十岁以上，书记处的平均年龄六十七点五岁，相当老化，比你们党老化得多。我们要提拔一些年轻人上来。中央委员会可能有比较大幅度的人事变动。第二，我们下决心选一个顾问委员会。经过代表大会的选举，由一些在历史上做过贡献、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组成顾问委员会。我们建国以前的老干部现在还有二百五十万。地委和军队师以上的干部绝大部分都是建国以前的老同志。这些同志的好处是经过几十年的考验，经验丰富，有个弱点就是年纪老了。中国有句俗话，叫"老牛拉破车"。车子又不大好，牛又老了，就拉不动了。
1982年4月27日胡耀邦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时说："我们考虑了一年多，下决心成立顾问委员会。把那些在历史上为党做过贡献，有多少可以做些工作、出点主意、提点意见的同志安排到顾问委员会里来。他们的政治待遇、生活待遇都不降低。小平同志说，如果有人不愿意当，别人又赞成他当的话，他愿意当顾问委员会的头。我们想用这个办法保持一个新老比较和谐的局面。这个问题已经在酝酿，得到了新老干部的赞赏。"胡耀邦的讲话，明确表达了三层内容：
一是对以老辅新的领导结构的充分肯定；
二是对整个领导中枢"老牛拉破车"的中肯评价；
三是明确了以"中顾委"为过渡，进而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路线图。
邓、胡在1978年—1982年期间，曾联手实施了三大政治颠覆：
（一） 以解放思想为突破口，颠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毛泽东为神主的两个"凡是"传统理念，确立了以实事求是为本、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新思维；
（二） 以"大平反、大摘帽"为突破口，颠覆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纲，对占人口1/10以上的非敌人进行"阶级专政"的传统，实施了对一亿被变相精神奴役人口的政治解放，重新恢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三） 以建立"中顾委"，分一、二线为突破口，颠覆了领导干部终身制的传统，确立了"有限任期制"的政治理念和强制性制度。
邓、胡的政治分歧源于"十二大"以后，集中在：
其一，当思想解放向突破"四项原则"，进而开始从马克思人本主义角度把锋芒导向对执政党制度性、理论性深层批判、提出人权、法治、民主等政治革新理念时，邓就不能容忍了；胡则持宽容和团结持不同意见和政见者的开明政治立场。1979年1月3日，胡耀邦上任中宣部的讲话中说："我们要从根子上把党内乱打棍子的现象打掉。必须把我们的党风搞好，用讨论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民主的方法，全党宣传战线的同志首先带这个头。"胡耀邦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要运用民主法制的办法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他历来主张是非要分清，原则要坚持，但不赞成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用过去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而要坚持走民主法制之路。尤其是思想领域里的问题，要按思想认识的规律，要讲道理，让人说话，以理服人。"（胡启立回忆）；1983年10月，中央书记处在调研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时，针对邓力群、胡乔木要整方励之的发言，胡耀邦说："首先我申明一点，我绝不赞成方励之的观点。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不能强迫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如果连方励之这样的知识分子都容不下,还谈的上实现共产主义吗？"胡推荐的宣传部长朱厚泽，曾以著名的"三宽"（宽松、宽厚、宽容）讲话，赢得知识界的广泛拥护和支持；邓力群，胡乔木则不断组织策动"清除精神污染、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斗争，并明确把脏水泼向胡耀邦。邓则多次强调集中、纪律、统一，肯定三十年基本政治制度和路线的正确性；在关键时刻，选择支持邓力群、胡乔木"批胡"、"倒胡"。在整肃了知识分子界，清洗了朱厚泽、胡绩伟等一批党内知识分子后，1987年初，又组织策动了"老人团"，以批胡放纵资产阶级自由化，严重政治失职由，逼胡辞职。
其二，胡耀邦积极倡导党内民主化和认真落实取消领导干部终身制，"老人退台，新人替位"的十二大战略决策，挑战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元老派的权力管控意志。换言之，邓老人们只想转换角色，以幕前逐步隐退幕后，从一线逐步转向二线，但并不愿改变家长制决策格局、不愿大权旁落给胡、赵为首的中生代。胡耀邦反对"家长制、一言堂"，力主改变"老牛拉破车"的主张，显然不符合邓、陈元老派的权力意志。
胡耀邦认为毛泽东搞"一言堂"、"家长制"，才导致一系列错误政治运动和文革大灾难不可免。胡启立回忆说："他时刻告诫自己，也告诫别人，再也不能搞过去那一套了，一定要搞民主集中制，要能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要把党内的政治生活正常化。他多次对我说：我们党再也不能搞一言堂，再也不能搞运动，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要重蹈历史的覆辙，重犯历史的错误。"其三，胡耀邦坚定不移坚持"三个有利"（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报告，首次提出：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原则，关心解决民生疾苦。1980年—1986年，先后奔波祖国各地，亲自到1160个县调研，掌握第一手民情；指导各地按"三个有利"为工作方向。六个春节，一次在中南海值班、一次慰问老同志、四次分赴海南、广西、云南、贵州边陲探视基层军民。胡耀邦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勤政不怠、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赢得党心、民心。但那些早已锦衣玉食、深居简出、脱离人民、善于宫廷谋划的元老派们，对此亲民作风则极为反感。
"十二大"在党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通常为后任执政党魁们漠视的决定，共有三条：一是确立了建立高度政治文明的政治改革目标；二是确立了取消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党的集体领导制的新规则；三是提拔了一大批55岁以下的中年领导干部进入中顾委（包括时年39岁的胡锦涛，当届中常委年均75岁、政治局年均65岁），为"十三大"完成新老交替作了人事准备。
"十二大"后，以胡、赵、习、万为核心的中央书记处、国务院一线领导人，力图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试图以民主、法治为目标，推进党内外政治体制改革；在遭到无产阶级专政派和元老派联手阻击的重重压力下，有史料显示，胡耀邦和习仲勋领衔的中央书记处的多数，对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首先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制，重建"二言堂"（邓、陈），实际成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大家长、并竭力阻挠以民主、法治为导向的渐进政治改革，连开明政治也严加禁止的导向；确实曾有过顽强抗争和抵制。
其中最有威胁的"软抵抗"，是胡邦曜、习仲勋1986年中下旬，在不同场合公开提出"十三大"要完成八十岁以上老人全退的新老交替。如1986年5月24日，胡耀邦在和四川一些老干部座谈时，就大胆放言："明年，也就是1987年，我们党将要如期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我们必须下决心解决领导班子年轻化的问题。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将有三分之一的老同志退休，一百一十到一百二十名新同志将被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些同志中将有80%到90%是五十岁上下。另外，我们应该让一些年龄在35岁到40岁的更年轻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现在，我快70岁了，也到退休的年龄了，那些已超过80岁的老同志，更应该往下退了。有没有全局观念，就应该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出来了。"网上有资料（真伪待考）披露，在其后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形成三派争论意见：胡乔木坚决要求小平能在"十三大"继续留在党中央，王震、杨尚昆、彭真、廖承志发言支持；陈云、宋任穷赞成留邓小平一人当代表的建议。胡耀邦、习仲勋力主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老同志全退，聂荣臻、杨得志、乌兰夫、倪志福、万里赞成。赵紫阳中立。
据传，胡耀邦在会上坦荡发言："我们在讨论明年党的十三大指导方针时，一定要顺从潮流，顺从民心。在本世纪初中国结束封建专制以後，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世界各国流行的理论和思潮都在中国提倡和实践过。中国人民最後选择了民主和科学作为最高社会价值和目标。这是在长期专制和落後压抑困扰下的中国人民的最後选择。四十年建设，十年动乱，又加上了一条法制。这些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这和我们始终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党中央领导要不要年轻化，已不再是口头上讨论的问题，而是必须马上着手实行了。如果说过去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含糊，不太明确，容易使大家产生误会的话，那么今天我就十分具体和坦白的讲，我赞成小平同志带头退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带头。只要小平同志退，别的老同志的工作好做。我的总书记任期满了，也下来，充分给年轻同志让路。"习仲勋支持发言："法治是现代政府管理社会的最好方式，也是我们走出困境、走向明天的最佳选择。实际上，今天这个会就是在昨天和明天之间选择。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是恢复和继续走'全能政府'即'人治'的老路，靠一位伟大领袖发号施令，用计划经济甚至专营的办法去解决经济领域层层盘剥的问题，靠学习领导人讲话或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去解决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的问题，用加强纪律去解决思想、理论、文化界的是非问题，如果还是这样，小平同志就是活一百岁也解决不了我们的体制转变。" "防止封建专制披着革命的外衣顽固的盘踞在统治地位。……从现在起，我们应当坚持从人治向法治过渡，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为了改革，为了前进和发展，小平同志退出中央，实行退休制，就会给我们的子孙後代又立一次大功。"我不能确证这次会议和胡、习的讲话是否真实存在。但两篇讲话的立场和逻辑，应大体符合胡、习的新思维，也与当时党内高层的矛盾背景基本相符；和"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新政的思路一脉相承。
1986年11月，安徽科技大学率先发动"争民主、要自由"学潮，继而波及北京、上海。胡耀邦没有遵循邓小平坚决镇压青年学生学潮的意志，被邓小平组织"元老生活会"的特殊形式围攻七天，被迫辞职。随后，坚决支持胡耀邦的习仲勋也被剥夺实权，变相放逐广东，从此失去政治话语权，淡出中国政坛。
实际上，这是一场元老们为恢复家长专制，向革新派首领发动的"宫廷政变"，其历史恶劣性和政治保守性，绝不亚于当年慈禧太后迫害、软禁清光绪帝及扫荡维新帝党一脉。
（仅从政治权谋角度，邓小平更胜毛泽东。在国际共运史上，一个被三次打倒的，仅在党内任副职的党魁，竟能在1979—1989年的十年期内，连续废罢掉三届年轻有为的党主席、总书记，三次大改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国家权力机构。并对曾主掌中国十年党政军大权的林、江两大政治集团进行刑事追诉、全面清算。其蛮、其霸、其狠、其强硬、老辣，确实空前绝后。
都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请问，若没有朱德、彭德怀、林彪、陈毅及董振棠、罗炳辉、谭震林、王震、王首道、邓子恢、张鼎丞、聂荣臻、刘伯承、何长工们的先后加盟，仅以区区一千多"山匪"对抗蒋介石的数十万国军，毛泽东能活着走出井冈山和瑞金吗？又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再请问，若没有华国锋、叶剑英联手智擒"四人帮"，若没有胡耀邦、赵紫阳和习仲勋、万里们的联手拼杀和忍让，邓小平能在"四人帮"手掌下活着复出，能重回权利巅峰十五年吗？历史从来都不是一个伟大英雄豪杰就能创造的。）
但正常吗？历史隔代，必有新论。
功德无量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评价政治历史人物的价值标准历来是功、才、德兼备。公论为功大、才高、无德的典型是秦始皇嬴政；功、才、德兼备的是诸葛亮；功、德兼备，才干平庸的是刘备。中共党史人物中，多数人公认功、才、德兼备的首推周恩来。毛泽东、邓小平则被多数人评价为功大、才高、德缺，和历史对汉高祖刘邦、魏王曹操、明太祖朱元璋的评价相似。
耀邦作为顶层政治历史人物，不属"天才"级，功劳虽大，但还比不上新朝开创领导者毛、刘、周、朱、邓那一代，为什么能成为20世纪以来最受中国百姓热爱的极少数人民领袖？田纪云评价：中国共产党的良心。有良心的共产党人不少，田纪云也是。胡耀邦作为人民领袖的突出点不仅是有良心，良知，更令人钦佩和敬仰的他敢于不计个人安危，坚持按良心、良知的指引去为天下百姓安危去谋事、办事的精神。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大德，即大仁大义之德！这是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普遍缺乏的、中华民族精神中最珍贵的品质和信念。
1989年4月22日，李昭阿姨率子孙在耀邦叔叔骨灰灵堂家祭时，含泪祭道："耀邦，你光明磊落，无私无愧，你是一个无愧的共产党员。你活着想着人民，你死了人民想念你，人民同你一起喜怒哀乐。……你人死了，精神不死，你的理想一定能为人民群众接受。人生自古谁无死，忠魂丹心慰后人，你的忠魂丹心路人皆知，你的余辉和宏伟遗愿同照人间。人民对你的无限悲痛，人民对你的真诚哀思，将化为巨大的力量。……你的灵魂会保佑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老百姓为什么至今仍从心底里为胡耀邦鸣不平？从根本上看，就是老百姓都看的明白：这就是一帮无德、无良的老政治流氓们对有德有良、有为之君的卑劣政治陷害。相传秦末民间政治大师黄石公隐士是张良的导师，曾赠授其《黄石公三略》。《下略》有一著名政训："废一善，则众善衰。赏一恶，则众恶归。善者得其佑，恶者受其诛，则国安而众善至善者。"治国之道应循："不废一善，不赏一恶，则天下太平，国安众善"之规。更何况废的是改革元勋、执政党的最高领袖！大善一废，则"众善衰、万恶兴"！
在人民心目中，胡耀邦是共产党人的一面道德和良知大旗，是党之魂、国之魄。这面大旗一倒，老百姓就如"失魂落魄"，从心里感觉这是坏人当道的恶兆。当年，天下民众的崇善厌恶心理的爆发表达，反遭到执政者的暴政压制，从此党民、政民关系急剧对立、恶化。大家都看得清楚，自胡公走后的二十多年，正是大批无德之党翻身上位之年，正是衍生出各数鱼肉百姓、贪腐成性的"黑帮"们高堂弹冠相庆之年！老百姓评价很公道：这群大大小小遍布朝野的"共产党人"，无不是"心系权色，利归私囊"的下流货色！
这正是"废一善，则众善衰"史训的现实应验。
"国魂"归来日，民心凝聚时
26年前，邓小平坚决不同意在胡耀邦悼词中加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政治桂冠；对此，许多党内老同志仍耿耿于怀。
我的看法则不同。对胡耀邦的历史评价，若只放在某个主义、某个政党、某个阶级的利益评价体系中，是不公平的，是对胡耀邦历史地位贬低的狭隘评价。
胡耀邦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终于从黑暗转向光明、从君主专制转向现代政党政治、从多数人贫困转向社会多数人富裕、从封闭转向开放、从孤独于世界转向与世界融合、从传统农耕社会转向现代城市文明和工业社会、从漠视个人权利和自由转向尊重和维护个体权利和自由的历史大转型时代，曾代表历史发展潮流和平民发展利益与抱残守缺（抱阶级斗争之残，守极权专制之缺）的封建旧势力英勇斗争的伟大先驱、政治旗手。
他的历史贡献，仅以主导和参与推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人的思想解放"、"人的政治解放"、"人的经济解放"三大解放运动为例，已深刻影响了中国此后中长期的历史走向和民心向背，进而影响了今天世界格局。
但胡耀邦更伟大的是历史人文价值。是他为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家们重新树立了具有中华文明符号的道德标杆——终生践行："心在人民，利归天下"。
中华儒家文明的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诚、忠、孝、廉、勤"，被胡耀邦完美继承发扬，并以生命为代价作出现代的诠释。中国出了那么多"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倘若按中华文明道德的标准全面衡量，有几个不缺德大了？有几个可与胡耀邦比高？
用大众流行语言评价，耀邦叔叔是心系人民、勤政敬业的楷模；是无私无畏、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楷模；是实事求是、公道正派的楷模；是清正廉洁、"利归天下"的楷模；是重情重义、善良宽厚的楷模；是光明磊落、不搞阴谋的楷模；是立党为公，不搞朋党小圈子的楷模；是锐意革新，不循私守旧的楷模；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楷模；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楷模；更是反对封建家长制、倡导民主法治的楷模！
中华"文化"的精髓是"德化"。"德化"才是中华文明可持续和不可战胜和估值的精神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怎么评价胡耀邦的精神遗产，都不过高。
1959年，胡耀邦在河南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大殿前看到这样一幅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念罢改吟道："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心在人民，利归天下"，这正是胡耀邦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中华民族所崇尚的政治美德的写照。
这才是执政党人应有，但自胡、赵亡后，久已丧失的"党魂"、"国魂"。
如果站在中华民族以"科学、市场、法治、民主"为四大武器的现代化解放进程的大历史角度，我认为对耀邦叔叔最恰当的评价，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党魂"，更应是全中华民族的"国魂"。
"国魂"归来日，民心凝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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