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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望保祿二世 |
今年是中國鎮壓的「六四」二十五周年，也是東歐成功的和平革命二十五周年。德國二十五周年的紀念活動已經拉開序幕，從二十五年前民眾走上街頭抗議政府作弊的五月七日地區選舉開始，東歐的共產黨極權統治終於崩潰於眾志成城的公民不服從運動。
四月十八日復活節──兩千年前不順服羅馬帝國掌權者的耶穌基督受難的這一天，柴玲在網上貼出「致丁子霖母親的信」。當年的六四學生領袖柴玲說，八九年「政府下令不許遊行示威雖然違反憲法，但並不違反上帝，所以那時我就該遵從政府的命令，勸人不要上街遊行，不要絕食，不要在廣場」。今日信主的她對於當年的「不順服」誠懇地「請求當時政府官員的原諒」。柴玲這番話犯了眾怒。不難理解，尤其是時值「六四」二十五周年。對那一場流血的彈壓掌權者至今沒有一個說法、一個交代，人心難平。二十五年後的今日政府繼續撲殺不順服者。如何面對二十五年前的死者和今日的囚徒，柴玲不能避而不答。
然而「順服掌權者」的「神」話並不能用來抵擋塵世的詰問。對個人言行的責任，即使是基督徒，也沒用盡請耶穌基督代勞的道理。生活於資訊開放的西方社會而高唱基督教對掌權者順服一調，不能不說是對基督教歷史的驚人無知。不管昨日是無學習能力還是拒絕瞭解，今日，信了主的柴玲卻必須面對這一段基督教不服從的當代史。
不順服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當代不順服掌權者的基督徒，首推已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他不僅不順服掌權者，作為神父、主教和教宗，他一直強有力地支持那些不順服極權統治的基督徒。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俗名Karol Józef Wojtyła）一九二○年出生於波蘭，一九四六年成為神父，一九六八被冊封為克拉科夫的紅衣主教，一九七八年當選為教宗。他的神職生涯從一開始就伴隨著和共產黨掌權者的衝突與不順服，堅持不懈地為波蘭人爭取宗教信仰與實踐的自由。一九八○年格但斯克造船工人罷工中誕生了東歐第一個獨立工會，新上任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毫無保留並且始終不渝地支持不順服掌權者的波蘭團結工會。
不僅對於波蘭，而且對於整個東歐的民主化進程，若望保祿二世的影響都舉足輕重，被稱為共產主義制度的掘墓人。解體蘇維埃帝國的戈爾巴喬夫指出，沒有若望保祿二世，東歐的歷史變化是無法想像的。
對於共產黨極權統治者，若望保祿二世的不順服是徹底而不妥協的，然而那不僅僅是政治，作為教宗，那也是他深厚而堅定的宗教信仰使然。他的所作所為寫入了歷史，為後世留下了「不順服」極權統治的榜樣。
不順服的教會──萊比錫尼古萊大教堂
一九八九年東德萊比錫的星期一大遊行反對掌權者的不順服，對於六四學生領袖柴玲照理不應當發生理解上的隔膜。
當年東德的和平革命就是從大規模的群眾遊行開始，而遊行示威的浪潮由萊比錫星期一大遊行掀起，它的策源地就是萊比錫的尼古萊大教堂。那是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傍晚，一千多人從尼古萊大教堂出發，打著「自由的人民！開放的國家！」的橫幅走上街頭，要求「給我們自由！」、「放我們出去！」。警察和國安撕毀橫幅，阻截遊行隊伍、抓捕示威者。萊比錫人不放棄，一個又一個星期一越來越多的人走上街頭示威反對掌權者。一個月之後到十月九日的星期一，遊行人數已經上升到七萬，人們高舉長幅警告「暴力將留下永遠流血的傷口！暴力發生我們一定首先追究黨和政府的責任！」兩個月後到柏林牆倒前的十一月六日星期一，不順服的尼古萊大教堂前已聚集起五十萬民眾。
為什麼示威遊行選在星期一傍晚十七時之後？那是教會的智慧。十七時已經下班，人們能夠自由活動；十七時公司商店關門，街上安全人員減少；星期一晚上是單位例行的黨員大會時間，「不順服」的行動正好避開「組織」的干預。教會的不順服有意而為。
位高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位微如東德那些普通的基督教牧師和教徒，他們的信仰相同，一樣地虔誠而深厚。他們的「不順服」相通，一樣為追求自己的權利和社會的公義而反抗共產黨的極權統治者。萊比錫尼古萊大教堂的不順服從八十年代初組織「和平祈禱」就開始，每星期一晚舉行，在和平運動的旗下聚集了各路維權人士和公民組織，孕育了一九八九年的星期一大遊行。
不順服的基督徒──被納粹處決的牧師潘霍華
德國不幸地經歷了並且幸運地超越了兩個極權統治──希特勒的納粹第三帝國和共產黨的東德，儘管對兩個極權制度不同程度的順應，德國的教會和基督徒依然留下了不可磨滅的不服從的足跡。
納粹改造教會的一元化思想與做法和共產黨的宗教政策驚人地相似。納粹推行「一個民族、一個帝國、一個教會」，主張民族情感之下的宗教感，以元首意志排斥基督教倫理，直至祭出雅利安宗教的旗號。共產黨要求宗教愛黨愛國，開展思想改造，變傳統教會為愛國與三自的黨管教會。希特勒上台伊始便在新教之內組織了納粹黨員教徒的「德國基督徒」教團，進而「選舉」奪得新教參議會領導權，變新教為納粹的基督教。因為政教協約，納粹期間天主教稍有活動空間，它曾明令禁止教徒參與納粹活動，明言加入納粹與基督教信仰不相容。這已是足夠明確的不順服了。然而面對反猶的「雅利安條款」──它要求清除所有猶太血統的公務員，包括猶太基督徒神職人員，兩個教會卻失聲了。
對納粹的反猶公開表示不順服的是基督徒個人，新教牧師和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是他們之中最卓越的代表，被視之為當代基督教的殉道者。納粹的雅利安條款一九三三年四月七日公佈，基督教第一個公開出來反對的是潘霍華，他撰文發表《面對猶太問題的教會》。文章指出，排斥猶太人基督徒就是毀滅作為信仰團體的教會，面對國家的侵犯，教會有義務無條件地保護所有國家的受害者，即使他們不是基督徒。針對納粹扶植的「德國基督徒」教團，潘霍華倡議成立了「信仰者教會」（Die Bekennenden Kirche），開設了培養傳道牧師的神學院。一九三七年神學院被納粹關閉後仍秘密開辦到一九四○年，在神學院的課堂上，他要求教會與牧師承擔起拯救社會和人民的責任。一九四○年潘霍華被當局禁止演講，一九四一年起被禁止寫作。一九四二年他放棄了去美國講學逃離納粹的機會，留在德國繼續做不順服掌權者的危險事業。在參與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及二十一日對希特勒的未遂刺殺後潘霍華被捕，輾轉關押兩年後，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黎明與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行刺希特勒案件中尚未處決的密謀者一起被執行絞刑，被處決的犯人被完全脫光衣服，裸體送上絞架。當時的集中營醫生目睹了潘霍華生命的最後時刻，戰後他在報告中寫道：潘霍華十分平靜，逐一和難友告別，刑場上作了簡短的禱告後，鎮定地走向絞架，走完一個虔誠基督徒不順服掌權者的最後一程，年僅三十九歲。對於納粹德國的覆滅，抵抗運動的作用或許不是決定性的，但是他們雖敗尤榮，他們堅韌不拔的不順服保留、傳遞和光大了戰後德國得以重建的價值、倫理和傳統。
對每一個人──包括柴玲，對每一瞬間──二十五年前、二十五年間、今日以至未來，面對罪惡無人能夠迴避，每個人都在以自己的言行表態──反抗或者順服。誠如不順服納粹掌權者的基督徒潘霍華所言，「對罪惡沉默，本身就是罪惡，神不會恕我們無罪。不表示即是表示，不作為即是作為。」
——原载《争鸣》杂志2014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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