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1日星期一

周启博：美国救济中国人文学科的往事


【新世纪特稿2012年5月21日】中国人文学科在上世纪国民政府“黄金十年”中享受了一段和平发展时期，1937年以后由于先外患后内忧而历尽艰难坎坷，本文记述一段有关的往事。

（一）洛氏基金会解囊纾困

1943年，中国全面抗日战争进入第6年。国民政府陪都所在的中国西南地区，承受了极大的战争压力。中国东，南沿海口岸全部被日军占领，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通道仅剩经滇缅公路到印度入海这一条路线。由于本地经济被战争摧毁，外部援助输入不易，西南地区民生十分艰难。追随国民政府撤退西南的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物质生活也极为困苦。按美国驻昆明领事馆报告，领事馆自己的文员工资每月400美元，尚可养活自己；中国官方宣称的教授月薪相当200美元，实际上最高薪的中国教授每月只得到大约折合100美元的工资来养活一家人。（注1）学者们幼年子女的高死亡率成为营养不良和医疗低劣的指标，例如心理学家周先庚丧一子，佛学家汤用彤丧一子一女，考古学家李济丧二女，等等。在这种艰苦生存环境中，学者们自己的健康以及教学和研究自然大受影响。
有几个外国学者在战前和战争中都与中国学术界人士，尤其是人文学者过从密切。例如英裔哈佛大学教授瑞恰慈（Ivor Armstrong Richards）1930年代来华举办“中国正字学社”（Orthological Institute of China），发展在华教授英文的方法。正字学社在七七事变后迁到云南，在正字学社任教的苏格兰裔教授伯拉德 厄库哈特（Pollard Urquhart），空袭“跑警报”受伤后因医药匮乏而不治。供职美国国务院和驻重庆使馆的美国学者费慰梅（Wilma Fairbank ）和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夫妇，以及在西南联大和正字学社两处供职的美国教授温德（Robert Winter 或 Bob Winter），也和中国人频繁接触。这些洋人对中国文教界，尤其是人文学者工作和生活条件之艰难有比较真切的了解，费氏夫妇和温德利用自己在美国朝野的关系，策划了美国对中国人文科学的救济。费慰梅任职国务院对外文化关系处，这个机构用公款在1943年办理了6个中国教授去美教学兼休养（注2）。然后他们又转向纽约的私人慈善组织洛克菲勒基金会，希望增加救济人数。美国的学术组织，大学和美国国务院都参与了这项活动，为此华盛顿，纽约，重庆和昆明之间函电交驰，这些文件分散保存于以上各单位的档案中。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档案馆位于纽约州的小城昏睡谷（Sleepy Hollow, New York），我在那里看到一些有关记录，据以拼凑出这件往事大致的经过。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战前已经资助中国教会学校，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哈佛燕京学社多年，战争期间亦未中断。费正清作为美国驻重庆外交官，以基金会在中国西南代理人身份承担资助的实际操作。1943年5月，基金会出10,000美元资助哈佛燕京学社提名的10位中国学者，分A,B两组，A组6人，每人1000美元，B组8人，每人500美元。（注3）费正清在1944年回忆的操作过程是： 
“非正式遴选委员会同意推荐名单之后，以电报把名单传到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回电确认收到名单，并电汇10,000美元给我们指定负责分钱的中国人士，他就是中研院总干事（注4）。因为当时他不在，实际上是北平图书馆的袁同礼收款和分发的。我作为哈佛燕京学社在重庆的代理人给每一个被资助的人写了一封私人信件，有礼貌地劝说他接受这份海外同事道义上的支持。不等收信人回信，支票就寄出了。
那次分配就是这么做的，对外界完全没公开。受援人全体名单也没对单个受援人和其他任何人公开。遴选委员会成员是谁最终无疑会透露出去，他们都是学术界最德高望重的人。在目前这个灾难性的时刻，我觉得这是向这些学者提供具体的道义支持最有效的方式。”（注5）
同年，在重庆的中国戏剧界领袖张骏祥致信费正清，详细介绍中国戏剧界现状和需要的国外书刊。费将张信转给任职美国务院对外文化组的妻子费慰梅，她再转给基金会人文组组长斯蒂文斯（David H Stevens）求助。（注6）
图一费慰梅致斯蒂文斯信照片
目睹中国学者处境日益恶化，美国外交官费正清和教授温德感到需要扩大受援人范围，因此向美国务院，美国知识联合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和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呼吁。美国朝野因此开始考虑几笔援华资金。在筹钱的同时，对于这钱给谁，给他在中国买食品改进健康还是给他来美国休养生息兼作学问，这些具体政策在费正清，温德和基金会的几个有关官员之间意见不同，从以下档案文件可以看出各人的一些思路。例如费正清和联合会秘书格瑞夫斯（Mortimer Graves）一开始主张发钱给学者在中国花，而温德建议让学者去美国各大学居住一到二年作讲座和研究，基金会最后采纳了温德的意见。
档案中的1943年10月13日援助基金委员会记录写道：

“地点    中英文化协会
出席人  蒋梦麟  欧重森  李书华  任鸿隽（主席）
   费正清博士应邀出席
I 通过1943年9月9日本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
II 任先生报告 （1）委员会委员叶企荪因离开重庆无法与会而辞职，李书华博士受邀填补叶的空缺。（2）教育部长陈立夫博士最近谈话中表示本基金应该面向全国所有国立大学教授。（3）蒋梦麟博士，梅贻琦博士和李书华博士已受邀担任顾问委员会委员。
III 蒋梦麟博士代表顾问委员会就他们在昆明开会的议题提出报告，强调虽然别处同样需要补助，昆明的生活指数是重庆的两倍，所以情况最为迫切。寥寥几笔经费和少量金额根本无法帮助在那里的员工。讨论之后的结论是：
1.资金的一半应用在昆明，余下的用于其他地点。
2.中国救济联合会（The United China Relief）重庆办公室1943年8月9日信说已授权援助金额1,000,000元国币，但目前只到了500,000元。此数应全部供给昆明员工。委员会同时授权向联合援华组织要求至少1,000,000元的补充资金，用于其他地区的员工。
3．给昆明员工的资金类别应该只是年金，额度12,000美元 。当前这半年每个受援人6,000美元。援助金份数定为八十份。 
4．如果捐赠额增加，给昆明以外地区的资金由该地和昆明物价指数之比例决定。
5．顾问委员会要根据新决定作出受援人名单，提交下次会议作最后决定。”（注7）

国务院出面与美国知识协会联合会联系，然后在1943年11月3日向费正清发出了国务院1579号电报。电报中知识协会联合会秘书格瑞夫斯要求一份“有潜力”和“杰出”中国学者名单。费正清在1943年11月17日从美驻重庆使馆致信国务院对外文化关系处派克（Willys Peck），报告了自己参与中国学术界领袖顾问组拟定名单经过。他需要贯彻美方目的而又避免美方包办，要在中国各大学和各学科之间维持公正和平衡，要顾及此事可能的社会影响和后果，还得担心使用援华事务中例行的“救济”一词会伤害学者的民族自尊心，可谓用心良苦：

“亲爱的派克先生：
在发给我的国务院1579号电报中，美国知识协会的格瑞夫斯先生要我提供需要帮助的中国学者名单。我现用这封信的非正式方式予以答复，同时将此信副本上呈大使。给格瑞夫斯先生和国务院的副本已附在信中。
格瑞夫斯先生要求我‘在征求别人意见之后拟定15个需要帮助的有潜力或杰出中国人文学者名单。简单介绍每个人并列出需要的钱数，尽快以航空信寄来。’
我的第一个决定是选择范围要尽量宽，并且由中国人来作。为此我与中研院史语所长傅斯年，中国基金会任鸿隽，北平国立图书馆长袁同礼谈过，他们同意应先召集一个非正式学术领导人小组，以便取得范围广泛的建议。
随后在中国基金会办公室召开了一个午餐会，出席者除了任鸿隽，袁同礼和我之外，还有南开经济研究所长何廉，国立中央大学院长朱经农，国立武汉大学院长朱光潜。任鸿隽夫人陈衡哲也在场。傅斯年在会前送来了书面建议。
国立中央大学朱经农院长是校长蒋介石下面的校行政主管，毕业于华盛顿的乔治 华盛顿大学，是重庆郊外沙坪坝地区该校的领导人。朱光潜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现任比较文学系主任。他以长于行政闻名，现在恰巧应蒋主席召在重庆中央训练班接受道德和政治训练，只有星期天允许外出。他穿深蓝中山服，对会议的午餐很满意，因为在训练班每餐只有五分钟时间，伙食也很差。何廉由于在太平洋学会做过研究工作，在美国较为知名。他现任中国政府中央计划委员会副总秘书。
虽然这一组人没有清华北大和浙大三校代表，我相信这组人的选择认真考虑了那三校的候选人。如果想要比这还更广泛的意见，要花多得多的时间。国立中央大学朱经农院长出席特别有用，因为他的教授们对其他学校有时表现出嫉妒。还应注意到午餐会上经济学，文学和历史都有学科领导人来代表。
我自己不参加提名，但花了相当多时间向这组人说明我们要拿出一份候选名单，名单中有人会被选中，有人会落选。和哈佛燕京学社5月份给的资助不同，我们这次有没有资金尚无把握，而且名单上任何人可能都落选，因此小组每人都同意此事必须保密。由于这一考虑，虽然我们已经询问过不少人，但接受哈佛资助者的全部名单基本没有泄露，我以为这一措施预防了出于嫉妒或竞争心理的批评。
所附名单是最后确定的人选，由袁同礼记录。你会注意到名单分成A,B两个。顾问组建议A名单每人给1000美元，B名单每人给500美元。我们相信如果资金分类为救济资金，兑换率可以是40比1，而分类为使馆办公费就只能是30比1.按目前物价国币40,000元可维持一个教授及其家庭的4个月生活。因为多数人工资固定在国币每月3000元，而实际花销是每月6000到10,000元，所以20,000元是个大数目。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款（有1000美元和500美元两档）兑换率是30比1，但是这些钱交付时物价预期将上涨四分之一。换句话说，本小组认为我们应该沿用哈佛燕京学社的援助力度，而且这些钱必须作为救济资金按40比1兑换率兑换。对于受援人来说“救济”一词可能不好听，我们可以软化它的意思或换一个词，只要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不改变我们的优惠兑换率就行。
A和B类的区别源于1579号来电中的“有潜力”和“杰出”二词。有人虽然不再属于有潜力，但在学术界很杰出。而有些年轻人虽然没有名望，但其学术出版物显示了潜力。我们认为学者在过去3年中需要既作了工作，也有研究成果出版才算有潜力。
分析一下名单就能看出，这些人来自以下地方：西南联大9人，中研院史语所5人，国立中央大学2人，武汉大学2人，南开经济所1人，国立浙江大学1人，国立四川大学1人，中研院社会所1人。总共22人 （A类8，B类14人）。A类每人金额八千美元，B类每人七千美元。A,B类总金额相当15个A类人的金额。按学科分的人数是历史（9），经济（3），文学（2），考古（2），和人类学，哲学，教育，法律，政治和英语文学（相当于中文下面的中国文学）各1个。总体来说这些历史学者都专注于中国史，而其他学科的学者都是中西合璧的。
顾问委员会选人时既考虑学术成就又考虑需要，未收入家境相对较好的和有其他收入的人。A和B类中的人按顾问委员会的优先顺序排列，如果实际能援助的人数较少，建议排在名单前面的给予优先。
请注意，我问顾问组怎样才能最好地从海外援助中国学者。他们感觉“救济”一词应该避免。因为“救济”一词使敌视学术界的人能以此攻击接受援助的学者不爱国。所有不经过中国教育部的美国官方渠道用于办理此事都不实际，因此最有效的办法是美国的非正式和私人渠道。
袁同礼博士一如既往为此事作了最多的工作。
你的忠实的  （签名） J.K. 费正清”（注8）

此信发出不久，费正清启程回美，于1943年底到达华盛顿。
费正清的这份名单内容如下：

“A类：
楼光来
年47，哈佛文科硕士，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长。专长：英国文学。
张奚若
年52，伦敦大学文科硕士，国立西南联大政治系主任。专长：政治哲学。
燕树棠
年53，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国立西南联大法学教授。专长：法学。
肖蘧
年47，文科学士，文科硕士，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清华大学院长 1929-36；经济学教授，国立西南联大。专长：经济学理论
汪懋祖哥伦比亚大学人文硕士，国立西南联大教育学教授。专长：教育行政
雷海宗
年42，芝加哥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教授 1932-现在。专长：中国古代史
闻一多年44，哈佛大学文科硕士；国立西南联大中国文学教授。专长：中国古典文学批评
姚从吾
年50，柏林大学毕业。法兰克福大学助理教授，国立西南联大历史教授，专长：蒙古史

B类
贺昌群
年43，就读东南大学和东京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历史教授，专长：魏，晋，隋朝历史
向达
年45，东南大学毕业，商务印书馆索引编辑，北平国立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历史教授。专长：中国与西方和吐蕃关系研究
陈乐素
年41，留学日本，国立浙江大学历史教授，专长：宋史
巫宝三
年38，哈佛文科硕士，中研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专长：经济学。目前研究题目：“中国国家收入估计”。
全汉昇
年39，中研院史语所付研究员，专长:唐朝知明朝经济史。
陈盘
年39，中研院史语所付研究员，著作出版：8卷春秋评论，史语所所刊上多篇文章。
杨人楩
牛津大学文科硕士，国立武汉大学历史教授，专长：欧洲史
吴定良
年44，就读伦敦大学学院；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专长：人体人类学。
傅乐焕
中研院史语所助理研究员，专长：宋辽外交史。
陈振汉
年32，哈佛文科博士，南开经济所经济学教授。研究专长：中国人口迁徙和殖民
蔡维藩
年42，就读伊利诺大学，南开和西南联大历史和国际关系学教授。专长：现代史。
徐仲舒
清华研究院毕业，国立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专长：古代青铜文化。
黄方刚
哈佛研究院文科硕士，国立武汉大学哲学教授，专长：中国哲学。
王崇武
年38，北京大学毕业，中研院史语所助理研究员。专长：明史。”
（注9）

图二名单照片
这份22人名单并非如费正清信中所说“最后确定”，档案中还有不同版本的名单。当时温德被基金会从云南召回纽约作援华款项使用说明和中国抗战目击报告。由于救济人文学科计划刚刚启动，他身为美国人而又是中国人文学科教授之一，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务院和基金会最倚重的顾问。看了费正清从重庆发来的名单，温德立即作出评论，并加了自己认为有资格被救济的人，于1943年12月22日提交：

A类：
楼光来
聪慧，有学者风度，由于不善理财等原因急需救济，近15年家庭问题不断使他身心交瘁。主要缺点：有点儿不出活儿。
汪懋祖
大概是教育部安在联大的线人。遴选小组挑他可能是做给陈立夫看的。
雷海宗
A类中最杰出的候选人，大概A，B类加在一起他也是最好的。聪慧，勇敢，善于表达。如可能，毫无疑问他应该有机会去美国一年。他和太太，太太的兄嫂，太太嫂子的嫂子同住，这一大家人都令人喜欢，受人尊重。
闻一多
有能力的学者，处世为人是中国方式，生活极穷困，为此好几次几乎精神崩溃。20年前我在芝加哥就认识他，那时由于美国学生的粗鲁冷漠他对美国很反感。对外国人，除非已有长期交情，他都心怀疑虑不愿来往。无疑应该在中国援助他，或者让他去美国。
姚从吾
出色的学者。因为他留学柏林，英文不如德文好。可能他留在中国好些，但我们很应该援助他。


B类
贺昌群
多产学者，出书很多。通日英文。我和他没有熟识到了解他性格的地步。但是我听说所有关于他的事情都是好的。
向达
优秀学者，性格活跃知识广博。代表北京大学参加西北历史考察，是考察队最好的一员。曾在伦敦和巴黎研究敦煌卷子。工作刻苦，选他很应该。
陈乐素
大学者陈垣长子，很有潜力。选得好。
陈盘
无法评论他的性格，但他的记录和目前职称证明他是个好学者。
杨人楩
用英国庚款奖学金留学牛津。我印象他不太成功，为人也不杰出。我可能说得不对。胡适说他现在学问作得比以前好了。
吴定良
优秀学者，大家都称赞，所以我也觉得从各方面说选他都 选得好，但我和他无私交。
傅乐焕
在北京大学时被认为是非常聪明的学生，现在被认为是优秀学者。他叔叔傅斯年1940-1941是中研院总干事，自1928以来是中研院史语所所长，自1938起任人民参政员，等等。他叔叔的职务和他关系不大，只是证明他的社会关系好，这在中国那里比在美国这里重要。
蔡维藩
我不认识此人。但向伊利诺大学和联大在美的人了解他很容易。
徐仲舒
据说是好学者，但是所受学术训练是旧式的。
黄方刚
黄炎培之子。黄炎培两次被任命为教育部长，创办中国职业教育协会并任主席，是人民参政会员。黄方刚有个红头发美国太太，他在哈佛熟人很多，去哈佛了解他的为人很容易。他可能是B类中最好的候选人之一。
王崇武
他当学生时很好，但现在怎样我说不出来。大概是救济的好对象。

以下三人不在费正清的名单中。

陈梦家
见附上的金岳霖信，他在信中评论了陈的学术资格。陈和他太太（赵萝蕤， Lucy Chao）在战前北京黄金时期是最卓越和有潜力青年知识分子中的两个。陈是那时最好的现代派诗人，但是战争和穷困好像已经耗尽了他的灵感。他太太是我在北京教现代诗歌时候最好的学生。她出版过很多译作，包括托马斯 艾略特的“荒原”。艾略特的“燃烧的诺顿”被公认为难懂的诗作，没有我任何帮助和建议她就为此诗写了一篇极为出色的评论，好得令我吃惊。我在离昆明七英里的村子里见过他们，在那里他们和许多学者一样像农民似的“男耕女织”，因为不愿完全沦为亚当夏娃式的原始生活，他们同时也要试图作些“绅士”样子。我们绝不应让这种状况持续太久。

梁思成，年42,1927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大学建筑学士，1927-1928年就读哈佛研究院（人文）。1928-1931年 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1932-1933年任国立北京大学和国立清华大学教授，自1931年任中国建筑研究社研究员，自1941年任中研院研究员。地址：四川，南溪，李庄。他父亲是大学者梁启超，清末改革运动领袖。他太太集中国所有传统优良品质于一身，再加上最优秀的现代教育。她父亲是被张作霖暗杀的，她的一个有前途的兄弟在战时因飞机撞毁而死，另一个兄弟因物资匮乏患晚期肺病。他们在15年中国建筑田野考察中艰辛备尝，积累了大量照片和笔记。他们逃来云南时把这些材料留存天津。1939年天津洪水毁掉了材料的大部。1940年我从北京来云南时，梁思成和他太太要我把剩余部分带来。因为日本特务监视，我未敢带着满箱子的建筑照片上路，而是把照片留在了北京，因此他们从头再做。有人写了上百首诗把他太太描述成一个悲剧女主人公，她因致命的肺结核卧床已18个月，没有牛奶和任何营养品。如果有任何救济，对她可能已经晚了。而他丈夫仍在奋斗，并急需帮助以便把工作继续下去。瑞恰慈和大多访华外国人都熟知他们。


汪敬熙心理学家，年46，1919年国立北京大学法学士；1923年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博士；自1934年任中研院心理学所主任；地址：桂林中研院心理研究所。应该让他来美国，他精力充沛，极有学识，在美名望很高。
（注10）
温德在名单之外另撰长文，以自己对中国教育部办事作风和中国人民族自尊的了解，向基金会详述救济操作须知，也阐明了人文学科对中国战后重建和中美长期关系将起的重要作用：
“费正清建议同教育部交涉时要声明这是非正式和私人的方案，这是正确的做法。我还要说，我们必须准备妥协，因为教育部必定会修改我们的计划，即使没有其他原因，单为了显示他们是在做事这一点他们也要修改。如果这些教授出于自尊拒绝接受资助，我们可能要强调是美国需要他们去讲解中国文明，是美国人感到这项需要。美国欢迎他们能为此目的做的任何贡献。如果他们由于在美环境所限，例如缺乏书籍，不能完成整个课题，那么他们的初步成果和建议美国也同样欢迎。我们对教育部也同样要讲清以上立场，因为取得教育部的支持极为重要。费正清建议避免使用‘救济’一词是对的。
我与名单上的人有私交，了解他们的学术成就。我觉得制定名单时是以知识为标准区别对待的。费正清觉得在美国的人认为需要紧急救济，否则（国务院）不会向他要这份名单。我想补充一点：名单上有几个人之所以杰出，不仅因为他们的学术，并且因为他们的个性和眼光。他们不仅对中西文明都有同情的了解，并且有知识能力来有效表达这种同情。我们现在不知道战后中国的走向。如果能使中国参加（美国的）集体安全体系，那么这些学者有望对中国的发展建言。如果中国不走这条路，它就会走专制的路倾全力在最短时间内把自己建成强国，那么这些学者对建国的发言权就将极为有限或者是零。中国现在把自己最有用的学者几乎饿死，如果以后又拒绝使用他们，中国的建国就将失败。这对我们和中国都将是大灾难。名单中这些关键人士的价值不仅在于他们的学术专业，而且在于作为个人他们在讲堂以外能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做些什么。按这个标准张奚若和肖蘧以他们不懈地保卫美国文化精华的勇气名列前茅。据我所知，名单中只有一位可能不够格：汪懋祖。他同事中我信得过的人告诉我他为让教育部提拔自己而当上级的‘走狗’”。 
温德还说：“费正清给格瑞夫斯弄来的22人名单是没有偏见的。但我应该说选这些人目的主要是救济。说名单没有偏见的一个证据是，虽然西南联大没有人参加遴选委员会（可能因为交通不便），全体22个入选者中9人来自西南联大。费正清显然是受到遴选委员会的影响而把这件事的调门从原来“精心安排的公开程序”降低到“非正式的私人事件”。大约这是因为教育部指示所有与外国人的来往均需经过教育部。我现在明白这次救济如果悄悄进行会做得好些，不声张是关键所在。
我们应该考虑到：（1）中国学者急需帮助。他们也需要书籍。（2）他们的民族自尊心使外国救济他们有困难。（3）美中两国同意需要进一步了解对方文化。美国军人和传教士常常根据人的卫生条件来判断此人的档次，因此他们没有资格充当美中互相了解的桥梁。另一方面，在美中国学生没有得到足够机会了解我们美国人。在规模大的高校中他们甚至与自己学科的主要教授都少有接触，更无机会非正式地会晤其他领域和职业的美国人。如果按佛斯蒂克博士（Dr. Raymond B. Fosdick  基金会总裁）所说“人文科学基本功能就是翻译和评估”，那么我们必须避免目前的翻译办法。
我有一种办法能解决以上所有问题。有些美国大学，例如密西根和康乃尔，已经有了“工作室”。我们可以与以上大学和遍布全国的典型师范学校订立协议，在他们的课程中加入不同深度的中国文明课程。因为缺乏合格师资（只有去过中国的传教士能教一点中文），这种作法到目前为止行不通。我们可以邀请已经在美的中国学者来教这些课，如果他们不合格，可以从中国请几个合格学者来教。如果课程要求更高水平的合作，可以请在中国的合格学者提供课本和讲座的素材，让在美国的学问较低却长于向美国教师讲授的人把素材加工成课本和讲座。如果我们提出这个主意，中国教育部肯定支持，最好的中国学者也无疑会热心支持。这种作法证明美国的确有人相信中国也能向美国传授一些东西，中国人等待这一证明已经等了很长时间。哈佛燕京之间人员交换的代表性不强，因为多数人是从燕京去哈佛。这个作法可以从小规模开始，逐渐完备中国艺术，建筑，音乐，哲学和社会风俗的视觉教育材料。在这种大学工作室训练过的教师向全美国散播中国的信息，他们能比德裔学者（德国汉学在二战前领先世界）和东西方协会指导的中国学社成员更深入地影响美国人的意识。我相信我们直截了当告诉陈立夫美国人急切地想了解中国文明，我们就能自由挑选想要的人，甚至原来报道过不准出国的作家也能出国来美。胡适是重视中国传统学术的，但他也担忧地说“多数中国学生对美国生活和文化没有基本了解。”— 中国学生怎能了解呢？近年来他们比以前更加民族主义化，而且更敏感，这就使问题更严重。仅仅偶而请他们参加晚餐会是不够的，要给他们提供讲座，有计划的访问，让他们在非正式场合会晤美国学者，这将能使双方受益。如果你读读在美中国留学生给我写的信，你会大吃一惊。他们的研究生课业压力大，又没有校园生活，因而造成他们对美国的观感是不满甚至反感的。
总结： 这个计划根据被资助者能给我们作什么来选择被资助者，因此能（1）给中国学者物质救济 （2）但不损害他们的自尊，（3）也提供我们急需的东西，（4）并且能被中国人接受。
罗伯特 温德” （注11）

1944年1月11日，基金会人文组副组长约翰 马歇尔（John Marshall ，Associate Director for humanities）致信人文组组长 戴维 H 斯蒂文斯（David H Stevens，director for humanities）和知识联合会秘书格瑞夫斯报告救济计划进展: 
“为讨论值得救济的中国学者，美国知识协会联合会格瑞夫斯主动向国务院索取名单。费正清提供了值得考虑的目前在中国西部的22个学者名单。根据费正清讲述的提名过程，温德和目前在美国并与被提名者和提名者均有私交的人研究了名单，认为这个名单总体上是可靠的。现在大家同意，对名单上人文学者的援助不能称为救济。那么问题是温德提议的方式是否能更好地使用他们的服务：由几所美国大学邀请他们作为中国问题访问学者，主要目的是帮助美国大学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中国。
温德指出，这种安排对中国学者本人和中国教育部都完全说得过去，而且能让他们离开现在中国西部极端艰苦的生活以便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这样他们也能重新了解美国，因此在回中国时更好地向中国人解说美国。如果我们同意此项计划，下一步将是选择几个大学。我已经起草了一封给这些大学校长的信。当然，发信之前我们基金会内部需要确定这笔钱应该是给由我们付给这些大学作补助金，还是交给一个委员会，由委员会向大学分发。”
此信附有马歇尔起草的给美国各大学校长的信：
“亲爱的xxx校长：
最近有几个单位（我们基金会不在内）提出了一个二十人左右的中国西部人文学者名单。他们能最好地向美国解说中国。这里附上学者名单和简介的复制件。
近年来一些美国大学一直希望能更好地向美国介绍中国。现在这些大学可能打算邀请这些学者参加本校教师阵容，作一段时间的访问讲师或教授。我们因此冒昧向各大学发出这份名单。我相信如果你们对名单上某人有兴趣，肯定已经在对他作更多了解了。根据我们掌握的资讯，名单上的学者适合向美国介绍中国。
据我们所知，如果想邀请哪位学者，在初始阶段需要直接和重庆的中国教育部非正式谈判，谈判中介是在华盛顿的中国使馆。
你们和我们无疑都明白此时请来部分或全部这些学者的好处。美国很需要更好地了解今天的中国，尤其是通过美国大学来了解。这些学者在此时来美国帮助美国了解中国，这对他们自己和中国教育部都说得通。在美国住一段能使他们在中国西部历经艰难之后能休养生息，也让他们返回中国时能更好地向中国讲解美国。
此计划对我们十分有利，所以我们准备向有意聘任名单上中国学者的美国大学提供财务援助，以便支付学者来美路费，在美至少一年居住费用和在美任职的适当工资。
如你有意任用名单上的某个人，最好马上和我们一谈，提出此事需要多少费用，以便在你正式提出需要某人时，我们能尽快确定可以给你多少经费。这样，你和中国教育部谈判时就能胸有成竹。虽然我写此信表示基金会很高兴为这项计划略尽绵薄，但从各方面考虑本计划从发起到逐一办理每件个案，最好都只由你们大学出面，永远不要提钱来自我们基金会。”（注12）

美国国务院及各大学在以后几个月中开始和中国教育部交涉，发现人文学者名单上许多人因年老，或在本校担负领导责任，或有家室之累不能出国来美，因此名单继续变动。同时有自然科学学者经其他渠道也被邀请。到1944年6月，国务院出面邀请来美讲学的6个人办成了手续：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金陵大学教授陈裕光、岭南大学教授容启东、北京大学教授杨振声、南开大学教授陈序经、中央研究院汪敬熙。其中杨，陈，汪是人文学者。
1944年3月3日，基金会人文组斯蒂文斯向基金会总裁佛斯蒂克汇报时特别提到梁思成。因为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准备反攻，遍布文化古迹的中国和日本预料将有激战，美国的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Treasures in War Areas）主席丁斯姆尔（William Bell Dinsmoor, Sr）需要聘用这位中日古建筑专家在美军选择轰炸目标时备询。（注13）
1944年5月19日，基金会发出44044号拨款文件，以60,000美元供几个大学和太平洋学会在1944年底前聘用中国学者。
1944年6月23日，基金会人文组马歇尔致信国务院对外文化关系组费慰梅，报告各大学聘请学者的进展说：“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帮助美国大学安排中国学者来美办到什么程度了。当然这事请别外传。我们已经给了芝加哥大学一笔奖学金用来邀请陈梦家先生夫妇。 陈将去芝加哥大学，而据我所知布瑞安玛学院（Bryn Mawr College）在陈太太（赵萝蕤）到达美国时将提供给她奖学金。帕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希望请到罗常培或者雷海宗，而奥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学院也想要雷海宗。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魏复古教授（Prof. Wittfogel）的历史项目大概想要姚家积和瞿同祖。加利福尼亚大学也很可能想要人。”（注14）

1944年7月，几个美国大学确定了要聘用的人文学者，他们将取道滇缅公路经印度来美。驻德里的基金会亚洲分部负责接送他们。人文组马歇尔7月10日致信亚洲分部主任波尔福博士 （Dr. Marshall C. Balfour）通报情况：“5月份我们设了援助基金使美国大学能安排中国学者来美提供特殊服务。与基金相关有如下两件事。为陈梦家资助芝加哥大学（这一组的第一个人，此前已通知你），为罗常培或雷海宗资助帕默纳学院（我们刚获悉罗已经接受聘请），还有为雷海宗资助奥伯林学院。我们还收到为了姚家积和瞿同祖的资助申请。瞿的资金由科学协会出，姚家积的由我们出。这两人都将和哥伦比亚大学魏复古教授一同作中国历史课题。加州大学也送来为冯友兰的申请，多伦多试探为董作宾申请，他将研究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甲骨文物。
你能看出这些资助是标准化的。3000美元作为不超过12个月的工资。2,500美元作为学者往返路费。如果他太太也来美，也有2,500美元路费。（如果太太不来，2,500美元的一部分可给太太在中国作生活费）。基金会行政委员会设立奖学金给各个学者提供资助时定下了以上安排。我们意识到这些条款比研究奖学金灵活一些，因为有以下理由。
首先，学者是来美提供服务，不是来研修提高自己。他的工资要交税，与研究奖学金不同。然后，是大学而不是基金会对他们负责，多数大学自己建议的工资也是3,000美元。制定太太同行的条款是因为有几个个案太太的学术能力几乎和丈夫不相上下。例如芝加哥大学要陈太太和要陈梦家一样迫切，只不过布瑞安玛学院抢走了陈太太去作那里的工作。
大约所有个案中最急迫的是梁思成。美国知识协会联合会的战区文物保护任务已经扩展到远东，急需梁参与此事。现在还只是讨论阶段，因为我们知道梁太太罹患严重肺病，因此可能不能与梁一同来美，而梁也可能因此不愿单独来美。我们需要梁太太和需要梁一样迫切，因为她熟悉中国文化和建筑。
向学者宣布资助数量是各大学的责任。我们说清楚基金会对此计划只提供每人的资助，花费超出资助的部分由大学负责。如果一个大学想要学者工作长于12个月，12个月以外的工资由大学提供。我个人不认为这些学者回国会有任何困难。他们终究是受邀前来的，如果他们违约逾期不走难道不丢面子吗？无论如何，至少纸面上所有责任都由各大学担负起来，我希望事实上也将如此。
我说了这些细节，因为我认为你和这些学者打交道时需要这些背景资料，以便对此计划有总体了解。我们特别要求处理每个个案时都不提基金会的名字，因为如果名字被提到，可能在中国产生对此计划的反感。所以，这个计划只在美国各大学向我们申请资助时存在，对于外界这个计划是不存在的。因此，当这些学者从中国经由印度来美时完全不知道基金会参与了此事，我们觉得这样很好。事实上我们刚刚知道，对于国务院安排来美的6个学者，中国政府只要求每人最低限度地走了个形式--两小时的洗脑训话--就被放行出国了。我希望这对各大学出面邀请的学者是个好兆头，他们也将被顺利放行。”
档案中也有一份列出学者姓名，聘用大学和金额的文件，温德对教授的为人加了批注。

“援助基金特别奖学金
中国学者在美执教和研究临时费用60,000美元
1.芝加哥大学 -  陈梦家教授 6,500美元
2. 帕莫纳学院 – 罗常培 9,000美元 （温德注：更常用的名字是罗莘田）
3. 奥伯林学院 – 雷海宗 8,000美元 (教授，国立清华大学 自1932年起；现在是国立西南联大教授
温德注：聪慧，勇敢，善于表达，编写历史教科书时不向执政党的沙文主义妥协；他和他的家庭在中国知识阶层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可能有点儿过分推崇斯本格勒[Oswald Spengler，德国历史学家，戈贝尔推崇他的学术，但他未借此攀附纳粹]。)
4. 加利福尼亚大学 – 冯友兰  5,000美元
5. 美国协会，太平洋关系学会 – 姚家积 5,500美元。为哥伦比亚大学作中国历史项目。
（科学协会也提供5,500美元奖金给太平洋关系学会去雇用瞿同祖教授。）
人文学科拨款的其他可能人选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多伦多 – 董作宾，研究该处骨骼收藏。
（考古学家，现任中研院研究员。
温德注： 曾研究安阳甲骨文，从中得出可能的殷代纪年，和殷人使用的历书制作方法。）
美国知识协会联合会，文物保护委员会 – 梁思成”

图三基金会决定资助5个教授的文件
至此，费正清，温德和基金会人文组忙了半年多的项目初上轨道，中国学者陆续动身。有机会离开抗战后方的艰难困苦去美国讲学，应该是人文学者们的美差，但不是人人都趋之若鹜。奥伯林学院和帕莫那学院争夺雷海宗获胜，但是等到1944年底消息从中国来，雷教授说他的国家和他的学校现在比美国更需要他。基金会因此再发44343号拨款文件说：“已发出的5笔奖学金中有给奥伯林学院的8,000美元。但我们接到消息被奥伯林邀请的中国学者不克来美，故将此款收回。现在奖学金账户内余额是34,000美元,建议将此款延长一年，供基金会官员在1945年中分配给各大学继续延聘的学者。”（注15）因为“救济”金未花完，人文组继续搜罗候选人。1945年4月2日马歇尔面询时在美国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伯希和推荐了梁思永，李济和陈垣。（注16）
与聘用中国学者同时，档案显示基金会还有对中国人文学科的其他援助。1944年4月10日，清华校长梅贻琦听说基金会有意资助清华人文学科之后从昆明给人文组斯蒂文斯写信说：

“亲爱的斯蒂文斯博士：
美国驻重庆使馆的润沃特先生（Mr. Arthur P. Ringwalt）最近给我看了您1944年3月6日给他的信，信中表示了你的基金会有意资助我校发展人文学术特别是英语教学。
我迅即代表本校给你写信，对资助如能实现极表欢迎。我们的文科各系在战时与外部世界中断联系，尤其缺乏近年出版的书籍期刊，资助将使我们能加强这几个系。我相信温德，金岳霖和陈福田教授（这3人此时都在美国）已经向你介绍了我们的工作条件和我们希望怎样改善我们的环境和设备。温德教授已经与我们共事近20年，我们希望他今夏能回到昆明。温德返回时，他当然重新加入我们的教授阵容，得到我们教授级的薪金和福利。但是他还需要额外的生活费用补助，如果基金会的资助发给我们，他可以从中提取补助。
现在我尚不清楚我们计划的详情，但我相信金或陈教授可以回答你想搞清的问题。我能说的是你对本校，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善意和兴趣，在目前这种最需要鼓励的时刻对本校同人不仅是物质援助，而且是令人振奋的精神鼓舞。
你的诚挚的
签名
梅贻琦，校长”（注17）

图四梅贻琦信照片
洛克菲勒基金会1944年年度报告记载了当年给清华人文学科教学的 RF44076号拨款数额为15,000美元。（注18）梅校长在此传递的信息是，清华重视人文学科，而且人文学科必需和外界交流才能生存发展。梅校长走后的清华恰是反此道而行之，课表上唯一“人文”课程是中共党史兼马列主义。无怪1966年毕业的校友杨继绳说自己读的已经不是梅贻琦的清华，而是“五道口工学院”。
1946年，联大的清华北大复员返回北平。曾任战略服务局远东专家的下一任基金会人文组组长法斯（Charles Burton Fahs）访问清华。法斯先后供职美国情报，大学和研究诸领域，慧眼识人。法斯会晤了温德认为联大外语系当年最优秀的毕业生周珏良。周当时在清华教英语，法斯对周印象甚好，决定资助周去英国或美国深造，周选择了芝加哥大学英美文学专业。后来法斯还关切周学成回国执教的岗位能否充分用其所学。（注19）1949年北平易帜，周收到家中电报称“新时代开始，速归”，遂弃学回国。不出法斯所料，梅贻琦走后的清华“武大郎开店”，未给周复职。法斯没料到的是，回国4年后周得用所学，而且又和美国人打上交道。不过这次不是和美国师友在芝加哥同坐书桌切磋文学，而是在板门店与联合国军隔谈判桌怒目对峙。芝大英文系高材生变成周翻译官，身着中共军服和美国“兵戎相见”了。
周珏良的哥哥周一良1939年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去哈佛，经费也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共接管大学后开始改造知识分子，尤其是留过学的知识分子。周一良自不能免，跟随官方调门抨击美国“文化侵略”。为了表示对哈佛旧识费正清划清界限，周也附和官方指亲共的费正清为美国特务。当时费正被美国国会的右翼势力指为左倾分子甚至共党间谍，有一短时期在中美两面都不讨好。到了1980年代，中共改变对美公开敌对政策，于是周氏兄弟都曾应邀去美访问，美国对他们1950年代言行并不在意。周一良夫妇到哈佛访问时校方招待所提供房间，费正清夫妇自掏腰包把房间中的冰箱塞满了食品饮料。到了2000年代，中共进一步肯定费正清帮自己推翻国府的功劳，在耗资巨大的电视剧“梁思成与林徽因”中不吝篇幅推崇费正清夫妇。
洛克菲勒基金会用私人资金在各国扶植文化科学教育已近百年，各国政治变幻不定，对美国时友时敌，常常若干年就循环一次。如果受援国的下一届政府敌视美国，基金会的钱是不是白花了？基金会对美国政府有相对独立性，也有足够远的眼光，并不认为白花了钱。德国在一战中与美国交战，战败后经济凋敝，民生困苦，德国哥廷根大学一战前领先欧洲的数学研究也一蹶不振。1926年老洛克菲勒出资275，000美元救济哥大数学学科，数年后哥廷根大学数学所盖起新楼，聘用欧洲顶级数学家，重执欧洲与世界数学和物理科研牛耳。1933年纳粹党上台，取缔学术自由，迫害犹太学者，发出战争叫嚣，美国难免有人质疑当初援助哥廷根数学是否明智。1942年，正值美军在欧洲战场与德军浴血搏斗，胜负难料的时候，基金会总裁在年度报告中专辟一节用“希特勒与数学”为题回答了这一质疑：不容忍异己的人，必定不被别人容忍。哥廷根主要数学教授在希特勒上台后只有一人没有辞职。10年来有133个欧洲优秀数学家为逃避法西斯迁居美国，其中16个来自哥廷根。哥廷根数学所前所长库伦特博士（Dr. Richard Courant）现任纽约大学数学系主任，他的应用数学课培养了大批现代军备制造所需的空气动力学，弹道学和弹性理论人才。老洛克菲勒的的钱10年后有了回报（注20）。虽然1933年希特勒和纳粹在德国掌了权，但基金会认为1926年救济德国数理学科的钱没有白花；1949年毛泽东和中共在中国大陆上了台，基金会年度报告中虽然未见题为“毛泽东和人文”的一节，但基金会也认为1944年救济中国人文学科的钱没有白花，只是眼光需要放得比10年更长远罢了。1950年代美国务卿约翰 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面对中国大陆震耳欲聋的反美口号平静地说，我“寄希望于中共的第3,4代”。果然，直接间接受过基金会资助的中国学者们，虽然在1950年代以后真心或违心地声讨过美国，到了1980年代，他们的门生和后代，以及门生后代的子女和孙子女蜂拥来美，我也在内。杜勒斯在日内瓦拒绝和周恩来握手有失风度，但历史证明他的预言是有远见的。

（二）雷海宗先生沉冤待雪
   
图五 雷海宗
1943-1944年间基金会人文组遴选时涉及了数十个学者，这些人应该说是当时中国人文学科的精英。他们后半生的经历也就是同一时期中国人文学科的命运。去了港台欧美的，继续教书治学，有所成就；留在大陆的，则在一波又一波政治整肃中挣扎苟活，尊严和生计尚且不保，遑论教书治学，更有不少人死于非命。雷海宗是其中值得重视的一位。他1927年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到1943年已经任各校历史教授和系主任多年。温德在遴选名单上称他是“A类中最杰出的候选人，大概A，B类加在一起他也是最好的。”肯定了他的学术和为人。随后又说雷“编写历史教科书时不向执政党的沙文主义妥协”，证明雷在事关学术自由时是敢于和国民党对抗的。遴选过程中两个美国大学争相聘雷，显示出他在美国历史学界的声望。雷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谢绝了去美讲学的聘请，也表现了一个学者对国家的忠诚。然而，雷热爱的是国民政府领导的中国。当抗战结束中共开始发动叛乱武力夺权时，国人面临一个是虽然腐败无能但尚存一些民主的国府，另一个是貌似廉洁却集权专制的中共。胡适，傅斯年等学术界领袖在和平时期抨击国府的诸多弊端时不遗余力，这时却都降低了批评力度，以便国府集中精力应付中共。因为他们预见到，如有和平的施政环境，国府就能采行美式民主进而改善吏治和民生，而中共建立集权带来的灾难将远大于国府当前的腐败无能。雷所在的昆明和西南联大，是中共借“国共合作”协定的保护和龙云地方派系的姑息而大力经营了8年的“国中之国”，有大批学生和相当数目的教授亲共。费正清推荐名单上的闻一多就是一位亲共教授，值得与雷海宗对比考察。1936年底西安事变时，闻曾义愤填膺声讨张杨，拥护国府及其首脑蒋介石。到联大后战时生活日渐艰难，闻将学人的穷困完全归咎于国府，在公共场合大声疾呼抨击当局，被听众称为“狮子吼”。中共地下党因此着意拉拢，使闻从几年前拥护国府的学者变成反蒋“斗士”（注21）。此后，闻进而向中共要求入党，去延安，被中共婉拒。按中共的算盘，这位名教授留在国统区昆明就近向当局叫板，比从从遥远的延安发表反蒋言论对国府打击更大。而且，近几年日本东方学会机关刊物“东方学”刊登该会学者关于闻一多的文章，披露抗战期间闻有子侄辈投共，当时闻对弟弟闻家驷说应该让孩子走自己的路。但后来这孩子在延安被整肃致死，闻如去延安真相就会暴露，这也可能是婉拒的另一原因。闻一多与雷海宗同被推荐赴美却都放弃了机会，所以闻无疑也是爱国学人。不同的是，雷不去美是要襄助国府的抗日大业，闻留下来则是因为中共已决定抗战结束即开内战，闻要参加即将到来的打倒国府的“革命”大业。国府和中共已经处于交战状态，即使民主政府在战时也要约束替敌方的宣传，在中共的解放区内更绝不会容忍为国府说话的个人和团体。然而，国统区里的西南联大竟仍然是自称“民主堡垒”的中共宣传阵地。雷身在西南联大任教而认同国府，每星期为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刊物“周论”撰稿。当支持国府的联大师生集会反对损害中国主权的苏美英雅尔塔密约，抗议苏军在东北掠夺物资和强奸妇女时，雷和另外两个被推荐赴美的教授燕树棠，冯友兰到会讲话（注22）。雷因此成为校内亲共人群中的一个异类。亲共人群攻击国府是“纳粹”，并指雷为“准纳粹”。雷的内兄张景钺教授因此对雷不满，张夫人崔芝兰教授当面反对雷的政治态度，但雷仍不肯随波逐流（注23）。中共地下党一再利用闻公开向政府发难，国府云南警备司令部派人将闻枪杀，酿成悲剧。中共地下党发动悼闻，对国府口诛笔伐。这时雷保持沉默，表示了不认同闻对国府的攻击，这样择善固执是需要勇气的。闻被刺之后昆明谣言四起，称国府高层将按黑名单一一翦除亲共学者。美国驻昆明副领事更亲驾吉普车，逐一上门接运亲共学者去领馆避难，让国府难堪。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黑名单的证据始终没有发现，当时的谣言不攻自破，造谣者谁也就不言而喻。闻从反蒋“斗士”演化成中共的烈士，与他感情容易冲动，路见不平就发“狮吼”不无关系。闻家性情中人不止闻一多一个。闻的儿子在父亲被刺时也身中数枪，按中共标准对“革命”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他所在单位的中共党干依仗工农出身歧视知识分子，1957年整风时他慷慨激昂提出批评，结果虽有苦劳的“本钱”也被划成右派。闻的弟弟闻家驷在北大教授中也以心直口快著称，1989年“六四”屠杀之前，他不满中共当局对学生的态度，愤然写下“纪念一多兄殉难四十三周年：并非历史要重演，但恨前车鉴不深；泉下有知应拍案，再向人间发吼声。”（注24）知兄莫如弟，闻家驷认为哥哥如果目睹中共所为一定会像当初反对国府一样抨击中共。所以即使闻一多在昆明能逃过国民党的枪手，在以后中共的一系列整肃中也难全身而退。闻家驷感情冲动说出了真相，若无烈士胞弟的身份，中共恐怕会治他一个“煽动暴乱”之罪。
从西南联大复员回北平清华之后，雷继续担任历史系主任。1948年，他拒绝了傅斯年殚精竭虑安排的抢运教授南下而留在北平。中共接管学校后发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雷因为学科和以往政治态度而成为重点人物。1952年雷被调往天津南开大学，1957年雷公开发言“共产及社会主义世界的社会科学，自从1895年恩格斯死后，陷入长期停滞。”当然被划为右派，工资减半，（注25）终于抑郁成疾。卧病期间，雷就诊全靠学生用平板三轮车和人背来往于医院和简陋的居所。由于精神压抑和生活困顿，雷终于不起，享年仅60岁。他病故数年后，右派帽子才被摘掉。雷在留美之前数学和文史成绩都很优秀，定为右派之后雷曾说当初去芝加哥如果不选历史而选数学之类学科，可能以后境遇会好些。悲乎，中国人文学科！
近年来，民国时代人文学科大师们开始被重新发现，尤其是清华史学大师陈寅恪成为重点歌颂对象，有关陈的出版物铺天盖地。雷是陈的晚辈，但和陈在清华历史系共事多年，并且长期担任系主任。陈的史学思想和方法与雷有不同，因而对雷有些“文人相轻”。这是水准相近的两位学人之间的芥蒂，如果陈认为雷的水准过低，恐怕不屑于在意两人之间的这种分歧。现在陈因较少涉入政治而被当局允许大加褒扬，雷则因对国事尽了言责而开罪中共，大约仍列名中宣部出版管制的另册，所以身后继续冷清。雷在西南联大的学生王永兴，何炳棣，在清华大学的学生刘桂生等曾著文为雷呼吁，但应者寥寥。当代历史学人如果有正义感，应该敢于对雷的为学为人和1949年以后的遭遇给予应有的评价。

（三）费正清温德误入歧途

图六费正清

费正清和温德是救济中国文人学科的两位美国主角。他们欣赏中国文化，同情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但了解当时中国政治极为肤浅，对中共的本质和策略则近乎无知。二十世纪初共产主义思潮在全球泛滥，大批欧美知识分子对这一乌托邦心向往之。二战中苏联和英美暂时结盟，也便利了共产思潮在美国扩张。就连总统罗斯福也对苏俄及其在各国代理人的危害性，尤其是中共的真面目认识不清。1941年2月，罗斯福派白宫行政助理居里（Dr Lauchlin Currie）到重庆送给蒋介石的密函说“在万里外的我们看起来，中共似乎是我们国内所称的社会主义者。我们赞同他们对农民，对妇女与对日本的态度。据我看起来：共产党与国民政府间相同之点多于相异者。我们希望双方能消泯歧见，更密切地合作，以有利于对日本作战的共同目标。”（注26）总统的糊涂给美国姑息中共的思潮创造了有利环境。自1925年成立以来就左倾的的国际民间学术组织“太平洋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吸收了许多亲共知识分子为苏俄和中共作理论宣传，其中包括资深中共党员陈翰笙和冀朝鼎。学会向美国政界和军界输送了不少亲中共的“中国通”，这些人在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美国驻华使馆（重庆）和领馆，美国驻华新闻处，和代表罗斯福来华的几个文官武将的幕僚班子中位居要津。因此，1940年代中美关系中发生一系列奇怪现象，美国政府和总统的公开国策是承认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而美国在华机构人员却攻击蒋介石，美国总统代表的幕僚更利用手中掌握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掣肘国府，偏袒中共，便利中共最终夺权。
在这个大背景下，费和温这两个美国知识人在华表现亲共不足为怪。他们希望战后中国能建立美式民主制度，相信留美中国学者对此将起重要作用，但错误地认为国民党是中国实现美式民主的最大障碍，因此希望中共能抗衡国民党，从而给中国留美知识分子创造较大的参政议政空间。
早在1942年，费的言论就表现出对国府的敌意。1942年9月他访问了西南联大的清华人梅贻琦，张奚若，钱端生，陈福田等，并于9月23日他写信给时任国务院远东事务办公室主任特别助理的希斯（Alger Hiss）报告他对国府的观感：昆明的中国学术界，尤其是清华教员中，有很多留美教授，他们“思考，说话和教书方式都和我们美国人一样”，而国府教育部正施加极大压力要他们按国民党的教条去思考，说话和教书。他们正为保持美式教育自由而斗争，因为国民党决心取缔这种自由。费进一步说，对参加国民党的青年教授，陪都重庆会给以额外补助和其他关照；对不靠拢国民党的则不给补助和关照，听任他们变卖书籍衣物直到一无所有，然后开始挨饿，生病，直至精神崩溃。在昆明的西方人，包括费和温，都认为国民党为了逼迫学者投靠自己，正有意让学者饥饿至死。长此下去，如果美国不出面干预或救济，这些为美国式教育自由理想而奋斗的教授们就会饿死，溃散或被国民党收买过去（注27）。 1943年5月，费访问昆明郊外龙头村后说，他看到那里的联大教授营养不良，坐在阳光下喝茶，没精力作任何事情。法学教授钱端升抱怨最近头痛，走不了远路。钱太太说自己对感冒和其他病没有了抵抗力（注28）。费在笔记中说“重庆当局希望这些教授死光或者散伙，这样就可以把留学归来知识分子最集中的这一群彻底搞掉；而教授们要活下去和政府比赛，看谁是最后的赢家。”（注29） 费记述1942年9月的访问时说梅月薪600元，为给费和几位清华教授一同吃顿好饭梅花了1000元，费送梅一小瓶奎宁补偿梅的破费（注30）。梅太太因家贫改名换姓去教小学，被识破后因“有失联大体面”而遭辞退。梅是国民党忠诚党员，费至少应该知道国民党不曾给梅任何好处。巫宁坤先生是联大学生，他的记忆就与费所说不同：“那时多数人生活艰苦，教授们也一样。但是我没听说过国民党施加政治压力让谁挨过饿。我们学生不必交学费，住宿，吃饭和医疗也都免费。只要你通过大学入学统考，从你所在地到你选择的大学的旅费就由教育部发给。”费正清的博士生易社强（John Israel）耗时十年，访问了在大陆港台和美国能找到的联大校友，写成一部联大史。有关以上费正清对国府的指责，他说，“（国民政府）官员是否用过什么手段使联大（教授）就范，至今没有定论。”（注31）
1946年费返回哈佛任教，利用讲台继续攻击国府，为中共鼓吹。中共击败国府占据大陆震惊美国朝野，政府当局和私人基金会拨巨款在全美大学中开展中国研究以便了解中共。费以其在华经历成为“中国通”，借助哈佛在美国教育界的声望，获得拨款的最大份额。哈佛成为美国汉学重镇，费也就俨然汉学巨擘，在以后几十年中主宰美国各大学汉学研究的经费发放和教职分配，成为美国中国研究领域的学霸。他继续对中共极权专制本质视而不见，把解释中国为何“必然走上共产之路”为自己研究的主要课题。1940年代他寄望中国留美教授能促进在中国建立美式民主，把其中很多人列入救济名单。中共上台后这些人在连番整肃中死去活来，处境大不如1940年代，但他继续看好中共。他的一代代学生逐渐成为美国各大学中国研究的骨干，带去他对中共的错误判断。胡适致赵元任信中这样说起费流毒之广：“在许多（美国）大学里主持东方学的人，他们的政治倾向往往同我有些‘隔教’。”（注32） 这里“隔教”是胡适客气的说法，实际意思是自己信仰的主义与费正清弟子们相敌对。在美国汉学界感到费的压力者也包括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美国学者，其中有吴克（Richard Luis “Dixie” Walker）。吴二战中任麦克阿瑟总部中文翻译，二战后进耶鲁大学研修汉学。韩战爆发后再次入伍服役，然后回耶鲁任汉学教职。吴在1955年写了一本“中国在共产主义下的第一个五年”（China Under Communism： The First Five Years），引起费的不悦，在1956年4月美国亚洲学会会议上，费把刚被中共彻底洗脑后释放回美的李又安（Mrs. Adele Rickett）引荐给吴。李对吴说“我就是想见见谁写了那本坏透了的书，看那家伙是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没有人味儿”，李给费当枪使，说出了费对该书的敌视。（注33）这时吴在耶鲁的教龄已够转为终身职（Tenure）,由于他对中共的批判态度不见容于耶鲁，只能在1957年转往当时被认为是“发配”的南卡罗莱纳大学。那年的美国亚洲学会年会聚餐时，费和其他亲中共教授如卜德（Derk Bodde）举杯庆祝“我们终于搞掉了吴克！”（注34）在场其他学者对这种党同伐异颇不认同。其中有哈佛教授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赖在哈佛与周一良都受业于导师叶理绥，美日开战后任教哈佛陆军日文班。1941年赖入伍从事对日情报收集翻译，教职由周一良接替。战后赖又回哈佛讲授东亚文化。他也因为对费和卜的“庆祝”不以为然而退出聚餐，日后并把此事告诉了吴。
1957年几十万中国知识分子被定为右派，费和温的救济名单上1949年留在大陆的人自然也在劫难逃：
燕树棠在1950年被中共从武汉大学因其亲国府的政治态度解雇，经人转圜留用为翻译匠。1957年响应中共鸣放号召提了意见，二罪俱罚成了右派。被降工资，减住房，远离法学业务，在屈辱困顿中度过晚年。
雷海宗在南开大学定为右派，1962年病故。
向达在北京大学定为右派。 
陈振汉在北京大学因主笔《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而被划为“极右”分子。 
陈梦家 在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定为右派。
费名单上的张奚若因为1940年代反对国府最为大胆而在左倾青年中声望最高，被费推崇为圣人。1957年张对中共说了有几句有分量的批评，中共不知何故放了他一马。但从此张不再说话，圣人变成顺民。
杨人楩在北京大学内定右派，在最后上报之前北大用一位青年教师顶替了他，据说他的哥哥杨东莼任中共国务院高官，替他说了话。
1960年中共治下的大饥荒中上千万中国人死亡，费十几年前努力救济的教授们虽然未成饿殍，营养不良程度不亚于费所亲见的19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消息传到欧美，费没有像当年谴责国府“要把教授饿死”那样批评中共，也没有再提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救济。
1966年毛发动文化大革命，践踏知识和知识分子达到疯狂的程度。救济名单上活过了反右运动的人这时自杀和病故的有：向达，吴定良，傅乐焕，陈梦家，杨人楩，还有与费夫妇私人关系密切的梁思成。费则隔着太平洋继续作他的“中国必须搞共产主义”的学问，为中共和毛当拉拉队。
1976年毛死，中共新首领明白共产主义在中国已经破产，需要借助资本主义挽救经济以维持自己的政治专制。中国慢慢对外开放，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真相开始曝光。欧美多年来亲中共汉学家们接触越来越多的中共罪证，有人开始纠正自己过去粉饰中共的错误。费无疑看到了欧美汉学的这个趋势，但他尚不打算重新评价中共，因为否定中共也就否定费自己过去几十年的学理。此时费已年届七旬，来日无多，要把自己半个世纪以来的著述推到重来，他也感到力不从心了。看来只要在费有生之年中共不再作什么惊天动地的罪恶，费就打算对新发现的材料视而不见，“心安理得”地度过余生了。
可是中共不让费安度余生。1989年邓小平在全球电视观众面前对六四民主运动暴力镇压，赢得“北京屠夫”称号。费的学者良知不允许他继续视而不见了。如果他不在死前留下改弦更张的文字，就将被盖棺论定为中共盟友，他在地下也将不得安宁。因此他不得不强撑老病之躯重写一本“中国新史”，阐述自己被六四枪声惊醒以后的新认识。他与时间赛跑了两年，终于在1991年9月12日完稿，并亲自送稿到哈佛大学出版社。办完此事他应该是觉得自己50年来的罪错已经得到救赎，此生已无未了之事，于是当天下午心脏病复发，两天后去世。余英时教授给此书中译本写的序言说：
“六四”屠杀对于美国的中国研究者原是‘当头棒喝’。不少以前相当同情中共政权的人都在一夜之间转变成暴政的谴责者和人权的维护者，费正清也不例外。他的书名叫做‘新史’，这个‘新’字恐怕在潜意识中含有‘觉今是而昨非’的意思，特别是有关中共政权的历史论断。我曾指出，他以前把中共的兴起定性为‘不可能被压制的’一种‘革命运动’，因为它体现了‘农民解放和五四以来所揭橥的民主和科学种种理想’。但在这本‘新史’中，他已把中共政权看作是专制王朝的现代翻版了。他也承认，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南京政府也可能逐渐导使中国现代化，而中共的兴起也并不是‘不可能被压制的’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以前他对中共的一切倒行逆施及其所导致的灾难都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例如他在一九八三年“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修订本中，对于‘大跃进’的三年（一九五八—一九六零）灾害，只说：‘营养不良广泛流行，也有些饿死的人。’但在‘新史’中他由专章（第十九章）讨论‘大跃进’，而且开宗明义即说：‘由于中国共产党所强行的政策，在一九五八 – 一九六零年，两千万到三千万人民死于营养不良与饥饿。’这也是‘觉今是而昨非’的一个显例。最有趣的是他公开表白过去为中国讳饰的心理。他说，西方汉学家有一种职业病，大概出于‘第二爱国’和‘爱中国’的心理，即不肯暴露他们所研究的对象的坏处。他特别在附注中加上一条‘夫子自道’：我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号‘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的一篇文章中竟说：‘毛泽东的革命’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是数百年来仅此一见的‘最好的事’。这样公开的自责，确表现了学人的良知。”（注35）
中共在1940年代两党博弈中胜出，美国来华的亲共文武官员难辞其咎。武官如史迪威，马歇尔，文官如谢伟思，费正清，按其职务高低都负有不同程度的罪责。中共与史迪威，费正清等的后人至今关系热络便是证明。
在1950-1954 所谓“麦卡锡时代”的5年中，美国国会和政府司法部门检讨了美国对华政策失误，对部分当事官员在华期间偏袒中共的渎职和越权行为作了行政处理和司法追究，同时也清查了美国国内由太平洋学会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以及左倾演艺人士亲苏亲中共的言行。由于美苏冷战已经开始，美国理所当然需要清查政府机关和社会各界隐藏的国际共产集团代理人和同情者。这种清查向例由司法部门依法律程序办理。但激烈的右翼参议员麦卡锡认为只靠司法部门则程序冗长缓不济急，就以自己立法者的身份开始披露嫌疑人名单，发表演说鼓动公众“抓共谍”。这时北韩突然南侵并且迅速得手，朝鲜半岛似乎即将纳入苏联势力范围。美国朝野震惊，担心苏联下一步兵锋所向将是美国西海岸，届时美国国内隐藏的敌人会里应外合。大批原来对“抓共谍”持冷淡怀疑态度的公众转而接受这种说法，因此麦卡锡的支持度大幅上升。清查的结果是亲共外交官中有人被解雇，被逮捕，被判刑。左倾知识分子和演艺人员中有人丢了职业，申请不到课题资助，婚姻破裂，被迫出走他国，等等。美国学术界对如何评价“麦卡锡时代”的争论至今没有平息。左翼不断以学术讨论，回忆文章以及话剧，歌曲和好莱坞电影来全面否定这5年，认为是美国人权和言论自由的黑暗时期，同时抱怨对嫌疑人的处理过于严苛。事实上，错案数量是有限的，因为这时美国司法与中共“群众运动”中的“即决”杀人完全不同。嫌疑人拉铁摩尔在结案之后就曾感谢负责自己案子的联邦调查局干员重视证据依法办案的专业态度。更多的嫌疑人确实有罪，前苏联解体后开始曝光的档案，也证实了对一些嫌疑人的指控。亲中共的李克教授对我强调“麦卡锡时代”美国亲苏亲中共知识分子遭遇的失业，离婚，得不到课题资助等等绝非小事，我却认为对于参与陷几亿中国人于共产灾祸的这些美国嫌疑人，他们这点遭遇和中国人的苦难相比简直就是微不足道。而且，这些嫌疑人结案之后有迁徙自由，拉铁摩尔去英国大学任教，斯诺去瑞士定居，还有左翼演艺人士移民欧洲和南美。同一时期中国嫌疑人的迁徙全无自己的选择，只能是由中共发配去大陆境内更偏远，穷苦和容易监管的地点。
美国左翼对“麦卡锡时代”的不断批评有其积极意义，因为这就促使美国社会对人权和言论自由更着意保护，使知识分子更敢说话。2003年年小布什总统以“更换政府”为目的发兵伊拉克时，许多学者起而反对，声音最大的敢说“应该更换的是美国政府”，这是争论“麦卡锡时代”赐给美国社会的进步。
中共声称“麦卡锡时代”的5年中在美国发生了白色恐怖。这5年中据说美国人口的十分之一被审查，但以共谍罪名处死的只有艾瑟和朱利叶斯 罗森堡夫妇（Ethel Rosenberg and Julius Rosenberg）两人。这5年在中国是“毛泽东时代”27个年头中的第2到第6年。1950年镇反中共承认杀70万人，1952年三反五反逼死资产者数字始终不详，1955年反胡风处理 2100余人。“麦卡锡时代”和“毛泽东时代”究竟哪个更恐怖不言而喻。 
费正清在“麦卡锡时代”理所当然地被国会质询。看到自己熟悉的国务院亲中共“中国通”们被一个个开了听证会，费自然感到压力。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中存有费正清那时送去的自己历年出版与演说的清单，表示自己对基金会作了“主动交代”。其实基金会对政府独立性很大，它自己也资助太平洋学会，1944年度报告就记载基金会1943，1944两年给了太平洋学会46,565美元（注36），不会因为国会质询费而疏远他。费最终毫发无损过了国会这一关，继续执美国汉学界牛耳。尽管1952年的第82届国会第二次会议参院司法委员会报告指出费对中共攫取中国负有责任（注37），只要哈佛大学袒护，国会也奈何他不得。费很聪明地利用了这种社会环境，他在1982年说“我深信共产主义在美国是坏事，而在中国是好事”，“只要我在国内反对美共，我就能大讲中共好话”。（注38）费为中共鼓吹而不受惩罚，是受到了美国学术独立和言论自由的庇护。
美国朝野许多孤立主义者在1930年代认为日本侵犯中国不关美国事，因此美国继续与日本保持邦交和贸易。资源短缺的岛国日本用美国供给的钢铁，橡胶等战略物资强化了自己的军事机器以攻打中国。1940年末温德逃离日据北平经滇缅公路前往昆明时屡遭日机轰炸，中国工兵拆除哑弹引信，温德看到引信上美国制造商的商标和当年的批量出厂日期。一年后投在珍珠港的日本炸弹，很可能还是用的美国引信。美国对日绥靖最终害了自己。到了1940年代美国孤立主义者又认为在中国搞共产主义不关美国事，可以处罚从轻，在美国搞共产主义才需要处罚从严，这种把祸水引向中国的自私和短视心理帮助中共在1949年攫取大陆。中共上台8个月就帮金日成南侵，美国被迫出兵遏止侵略，付出十四万人伤亡的代价。美国姑息中共最终害了自己。
1942年费初到驻重庆使馆任职时，学术上只是个籍籍无名的牛津博士兼哈佛青年教师，中文口语也不高明（事实上他一生中文说得都不地道），但他能在欧美留学生云集的中国学术界获得尊重，重要原因之一是他有美元撑腰。19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因战乱和贫困饱受饥饿病痛之苦，中国学界领袖傅斯年为了救济病重的学者梁思成夫妇和梁思永，花了5个月时间写信向国府高官朱家骅，翁文灏，直至蒋介石求告，仅得到法币20,000元救济款。（注39）而西南联大学生严振兴回忆，在同一时期费正清利用身为驻华使馆文化官员的便利为几个教授安排给驻昆明美军讲课，一下子就从美国陆军特别服务费中得到$5000报酬，大大超过法币20,000元。（注40）堂堂中国学术界领袖花大力气给学者争得的福利，被美国使馆区区一个文官轻而易举地超过，中国学者眼中这个文官的身价自然提高不少。按费正清回忆，为此事他也费了些力气。当他向管理驻昆明美军的多恩将军（Frank Dorn）阐述自己设想时，将军摆出战时军人理当凌驾文官的架子叫他别来插手军队，两人吵起来，他不得不搬出史迪威的参谋长给他的授权才办成此事（注41）。
费的一生，曾对中国学术界给予帮助，有功；但伤害中国国运和社会进步则有大过。后世中国人审视这个人物，应该对功过分别给予客观评价。

图七 温德（中）

温德名声不如费正清显赫，他的家世和幼年青年时代的文字记录不多。温德去世前3年的1984年，温德母校瓦巴什学院（Wabash College）斯特恩教授（Professor  Bert Stern）到北大作访问教授，教课之余常坐在温德床边聊天，以所得素材写了温德传记初稿 “罗伯特 温德，一个美国人在中国”（Robert Winter, An American in China by Bert Stern， unpublished）（注42）。感谢斯特恩教授将未出版的书稿借我一读，并允许我引用书稿中多处叙述。
温德1887年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克劳福特斯维尔城（Crawfordsville, Indiana）的一个德国移民家庭。他三岁时大哥当铁路工人死于火车事故，二哥，小弟弟和父亲死于肺炎，由母亲和姐姐们抚养长大。我母亲邓懿曾在北大西语系与温同事，温告诉她由于受到过分娇惯自己小时十分顽劣任性。只要母亲或姐姐与他意见不合，他就去门外大路上躺倒等车子来压死自己，以此要挟，屡试不爽。他成年后桀骜不驯，特立独行的作风大约此时已见端倪。此外，由于他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接触的都是妇女，对女性产生厌倦，成年后只愿意与男性往来，有同性恋倾向。1940年代末在清华与温德同任教于外语系的李克教授说，那时北平的美国人圈子里温被认为是同性恋者，大家认为温于1923年来到中国的重要原因是那时美国社会对同性恋歧视压迫十分严重，而中国社会则一贯对同性恋较为宽容。中国史书确实对帝王断袖之癖都堂而皇之地记录在案，不以为忤。温在华生活社交习惯也让人作此联想：他长期雇用的管家以及来往密切的学生都是英俊男士。
1942年中国对日战事胶着，滇缅战线上英军表现不佳，造成中国远征军惨重伤亡。英政府不向中国战场增调部队武器，而是派来一个六，七个学者的高规格科学代表团作为“学术支援”，确实给人“缓不济急”的感觉。温却对此大感兴趣，认为美国也应该有著名学者来华“学术支援”。把学者们从印度送到中国，需要动用已经紧缺的军运资源，温向美国国内呼吁未果。不久之后，美国红十字会按美军出国作战惯例派了三个女演员到驻滇美军单位“劳军”。美国文化承认正常男性对女性的需要，尤其是对长年在国外作战的官兵，不惜动用军运资源安排女演员“劳军”以纾解官兵的性饥渴。温认为这是资源用错了地方，给瑞恰慈写信抱怨：  “最近国内派来的人令我不快。红十字会派来三个傻姑娘，一路坐飞机来‘慰劳’大兵。他们有汽车，到处走访，碰到个肩膀上有金穗子的（将官）就酗酒，一天汽油钱至少200美元。”（注43）温对女演员劳军的反感可能出于他自己没有正常男性的需要。而1984年斯特恩教授采访温德时，温说自己去国的原因是：不能忍受美国社会的言行不一，口头说种族平等，作起来仍然歧视。例如他在芝大的上司就坚持要他对黑人犹太人学生只给低分（注44）。
温在高中时就显示了语言和文学天赋，就读本城瓦巴什学院时任校刊编辑，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有意让他转去就读。他嫌纽约生活太贵，留在瓦巴什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并于1913年开始在瓦巴什任教，再去法国，意大利短期游学。1914年起的6年中温在两处中学主持外语教研组并教授法语，西班牙语。1920年代初期温在芝加哥大学罗马语言（西，葡，法，意，罗马尼亚，卡塔兰 [Catalan]等语言）系任助理教授时，清华派出的留学生张景钺从温学法语，张介绍温认识了另一留学生闻一多。温向闻表示厌恶美国，希望去中国。为此张，闻联名向当时清华校长曹云祥写了推荐信（注45）。1923年温到达南京，任教东南大学。在南京期间温德的中国学者朋友楼光来或吴宓给他起了“温德”这个中文名字，并教他用毛笔写中文名字。究竟是两人中的哪一个已不可考。温在南京开始了解中国国情，民情，礼教和文化。
军阀张作霖齐夑元争夺南京，市民无力出逃的只能听天由命。温德的房东在大门口挂了5尺长牌子，上书“来自大美利坚合众国温德先生府邸”，把细软箱笼全部移放温德床下，然后和3个妾整日龟缩温房间内，直到军阀停火撤兵。
由于上海五卅惨案，南京人开始对一切洋人不满。温一次要乘黄包车回家，把地址说了三遍，车夫装听不懂，最后车夫说“壹千万元也不拉你这个脏外国人”，温听懂了，自己步行回家。
温时常看到窗外中国学生踢球，身着长衫，手持题着唐诗的折扇，球不来就懒洋洋地扇扇子，球来了就撩起长衫下摆，奋力一脚，却常踢空，与美国学生的球赛大不一样。
吴宓向温介绍中国礼教变化沿革。温在吴家吃饭，吴太太与他同桌，吴告诉他旧礼教下太太不能上桌。吴还回忆自己小时吃饭挑食，遭祖母痛打，以后始终不忘。
温在自己任教的东南大学目睹了1925年1月学潮。学生因反对北京政府新任命的校长胡敦复，和其弟胡刚复（原在该校任科学系主任），就聚众包围校长室，打破玻璃闯入室内。上千学生排队鱼贯进出校长室，每人都向胡啐唾液，不多时唾液已流遍胡的头，脸和全身，并在地板蔓延。副校长拦阻不住，急招温德来作校方和学生之间的中立观察员。温验明胡未受伤。这时二胡被迫签署辞职书，学生找来校医将二胡脱光验伤。校医写下字据声明二胡除脸上轻微擦伤外无其他伤痕，学生才允其穿衣出校。在校门口学生将两大桶人粪尿浇在二胡头上，让他们就带着粪尿去乘火车离开南京。学生这种过激粗暴行为竟然使温大为欣赏，多年后他还说这种学运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最光辉和值得称赞的因素，学生这样做全是坏政府逼出来的，而且认为他见到的运动少有组织得这样“有序”和“高效”的（注46）。这种“学运”当时在南京就引起非议，在美国法制社会中更是不能接受的，温却赞誉有加，他的思维的确与正常人不同。1947年温在北平看到北大清华的亲共学运：学生拿着国府发的助学金，在食堂吃饱国府供应的粮食之后上街游行反饥饿反国府。温在写给基金会的信中对此亦予支持。这种学运虽然无理取闹，但总比啐吐沫浇屎尿文明一些。
1925年温德转到北平尚未成为大学的清华外语系任教，在日军侵占北平之前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与清华的华洋教授和北平外籍人士相处愉快。1937年卢沟桥事变结束了好日子，日军侵占北平，国立大学师生撤退西南。由于美日要等到1941年才开战，温作为美国公民在日据北平又住了3年。这时日本刺刀下的北平市民已经是亡国奴，就连作为中立国公民的欧美人也对日本人惧怕三分。这时温表现了一般人所不能的桀骜不驯和智勇双全。他乘火车时曾为游击队偷运枪支。民国总理熊希龄的女儿熊鼎请他帮忙把抗日地下组织的密码本从天津英租界带到法租界，他把密码本藏在自己隐私部位，以绷带和疗伤药包扎混过了搜查。他还帮助从外蒙来北平的乌利亚苏台活佛出逃转赴重庆。日军进驻清华后他作为清华大学代表多次巡视校园，记录校舍损伤情况，向代表日军统治北平的“维持会”提出交涉和抗议，尽可能减少了对楼宇，实验室设备和图书馆的破坏。燕京大学教授沙迪克（Harold Shaddick）一次乘公共汽车进城，在西直门日军哨卡照例要被检查。在这种场合日军对中国人最为蛮横，对美国人较为客气，但是车上的美国教授也只求自保，不敢为中国人打抱不平。这时温骑摩托车经过哨卡，日军验过证件后挥手放行，沙以为温会迅速离去，不料温转向公共汽车制止日军对中国人动粗，这在当时是可能惹来大麻烦的（注47）。温的确引起了北平日军注意，当1940年温自己也要南逃昆明时，因为日本特务监视他只能只身出走，未能携带梁思成委托他的大箱建筑学资料。
经过滇缅公路的艰苦旅程，温在1940年11月8日夜到达昆明，身带伤病，现金细软所余无多。梅贻琦接温在自家免费居住，使他不致流落街头。温曾对人说，在美国不会有人像梅校长这样对他伸出援手，这也是他不愿回美国的原因之一。此后温除了在1943年7月到1945年3月的一年零八个月期间回美之外，和西南联大师生一同经历了抗战，胜利和复员回北平的过程。温对所有异族文化都感兴趣，居住云南也给他提供了这种机会。他1940年在滇缅公路上曾结识汉人称为敏恰（Min Chia）的孟-高棉语族（Mon Kmer）朋友，后来他在暑假中搭卡车和骑驴穿过崇山峻岭前去拜访，考察这一部落的婚俗和性文化。主人按本地习惯派两个儿子与温同室，睡觉时全裸，温入境随俗。主人家和邻居的女眷们从未见过体毛浓密的西人，蜂拥到卧室看稀奇，温也坦然接受。然后他访问丽江地区，与当地藏，纳西人交往，了解了文化发达的纳西人蔑称汉人为“四川贼”的原因。回昆明时温和一个学生，两个本地人结伴而行，被5个携枪带刀的劫匪拦截。当劫匪举刀杀向学生时，温临危不惧，用刚学到的本地话对劫匪骂娘。西人熟悉本地脏话使劫匪大感惊奇，于是只劫财物而放过人。温穿着劫后仅存的藏袍回到了昆明。（注48）这种探险是一般在华西人不敢尝试的。
温写给基金会人文组成员写了不少信件描述了他在昆明的亲历：日机的凶猛轰炸，中国民众惨重的伤亡，死者潦草的掩埋，还有他在北平清华相熟的教授太太们身穿油腻肮脏外套和有破洞的鞋低着头在市场寻找自己买得起的东西……,等等。温来华时已经思想左倾，对国府诸多不满。卢沟桥事变之前国府预见到抗日必须借助美国，所以开始聘请在华美国人为顾问。蒋廷黻在清华与温为邻，建议温担任顾问，被温拒绝。卢沟桥事变之后，看到国府抗战坚决虽屡败而屡战，温的态度有变。在逃往昆明之前温在平津给抗日组织办事，不问国共一律帮忙。到昆明之后，温的生活水平比北平时大降，又受到西南联大亲共环境影响，加以目睹一些国府人员的低效率和腐败，心中重燃对国府的反感，信中报告国府阴暗面不厌其详。抗战甫胜利，西南联大亲共师生立即开始配合中共内战部署，向国府大闹学潮。温写信时对国府的批评也跟着加剧。1946年清华师生从昆明复员返回北平校园后，温以向基金会同僚报道中国时局为己任，每5-10天左右就向纽约发一封信。他还开始写日记，写满几页就向纽约寄出。由于美国和国府当时的盟友关系，中美邮路通畅，温与基金会的往返邮件都能按时可靠到达。随着内战升级，邮路遭干扰日甚，温预感到中共与美国交恶将导致断邮，多次在信尾写下“希望这封信能在铁幕落下之前寄出”。中共占领北平，并决定一面倒向苏联之后，铁幕落下，中美邮路对温终于中断。基金会档案中存有温1945-1949年间的360页日记，还有数量可观的信，收信者是与温有密切工作关系的基金会人文组长戴维 H 斯蒂文斯（David H Stevens），副组长约翰 马歇尔（John Marshall）和下一任人文组长查尔斯 波顿 法斯（Charles Burton Fahs）等人。这些文件从一个在华美国人的视角记录了中国，北平和清华的政情民情，大至中美外交，国共美军事调处，中有社会民生，小到兵荒马乱中清华众生相，当然还有温自己从不满国府到崇拜中共的思想变化脉络。限于篇幅，仅摘录部分信件内容略加分析。
温对自己在美国朝野眼中的中国通地位深具信心。1947年1月12日信中说“我清楚知道我在此地的工作不是向你们报道中国政治进展，那也不是你们兴趣所在。但是我认为如果对未来可能的动荡全无了解就没法制定今后人文学科的计划。我觉得自己处在一个特别有利的地位来跟踪发展趋势，多数在华美国人只会在美国军人的鸡尾酒会中打圈子，而那些军人在中国就像蒙上眼的驴子一样，他们跟我没法比。我觉得我有责任向美国政府代表报告这些趋势，包括乔治 马歇尔将军本人。早在一年前他就客气地向我道了谢：‘很感谢你关于这一形势的清楚表达。我赞赏你的陈述，而且由于你多年在华经验我很高兴能得到你的建议。’”
清华复员回到北平，教授们生活水平大不如抗战前的水平。应该归咎于谁？当然首推以往8年中祸害中国的日本侵略者，然后是当时进行中的内战。内战要两方才能打起来，中共挑战合法国民政府，国府被迫挪用照顾民生的资源以应对中共，中共作为内战两方之一至少有一半责任，温看来没有这项常识。而且，中共挑拨民众对国府不满的手段高明，在全国范围有共谍冀朝鼎给国府财长孔祥熙出馊主意与民争利，在各大城市则着力破坏民生制造公众对国府怨愤。1946年美国策划的军事调处开始后，美国军机一周至少两次在北平和其他地区之间往返，为国共军调人员提供交通便利。中共在全国搜罗货币给北平地下党大量购买煤炭粮食棉布等民生物资，运出北平到周围解放区囤积。北平因此物价飞涨，市民饥寒交迫。中共军调官员每次乘美机来北平都带来十几个大口袋，运进中共军调人员住处七贤庄，引起北平军统人员注意。终于一次口袋在叶剑英座驾里开了口，掉出大批钞票，暴露了中共破坏北平民生的计谋。但颟顸的国府北平情治首脑马汉三拘泥于市场自由原则拒绝管制，市民饥寒交迫愈演愈烈（注49）。温不知这一内幕情有可原，但他的信不厌其详地描写清华教授贫困无助的苦况，把责任完全推给国府是有失客观的。
随着军事形势转为对中共有利，温对美国与国府的批评也逐渐加强，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中共宣传，而且有些指责不大合乎情理。
1946年12月11日信中说 “美国人（在华）形象从来没这样坏过。中国秘密警察的统计说9月份有一天平津地区美国兵抢劫达到104起的最高纪录，平均每天是15起。北平美国领事告诉我这里美国汽车压死中国人每天多于一个，伤的还不算。”既然是秘密警察的统计，温怎样得知？在北平一地美军每天杀死一个以上市民，天天如此，美军的凶恶好像直追日本占领军了。按我阅读所知，北平市民对抗日盟友美国人的好感从抗战期间一直维持到1950年，在韩战前后中共发动“仇视美帝，鄙视美帝，蔑视美帝”运动来对抗“亲美，崇美，恐美”，公众对美国的好感才开始扭转。同一时期在清华的美国教授李克也证实过这一点。
1947年1月9日信中说“抗战胜利以来蒋宋孔从财政部贪污了2,000,000,000美元 ，由于官价和黑市价之比是1比2，所以进入他们口袋的是4,000,000,000美元。”美国政府对国府军事经济援助数目有案可查，杜鲁门向国会提案援华数量每次常在数百万美元量级，此处提出的贪污20亿美元，恐怕超过援华总量。
1946年底北平发生沈崇事件。中共因苏军在东北大量强奸抢劫引起国人愤怒，不失时机抓住这一事件把注意力转向美军和国府，于是北平学潮大作。温在1947年1月12日信中说“中国又怒吼了。我想多数美国人认为这是由一个北大女生引起的被夸大和动感情的事，或者北平学生是因为两个美国兵而要求全部美军撤走。还有很多人会接受廉价的解释：共党阴谋。这些看法都不对。一年来中国最优秀分子一直抗议美国用百万美元支持虫蛀的政权而不是去向政权喷杀虫剂。每当他们抗议就被监禁或屠杀。这些优秀分子觉得自己活着比死去对中国更有用，（当然也有些按照一人倒下十人起来的理论选择当烈士）他们像跃起之前那样曲肢待机示威……终于机会来了。一个北大女学生，出身名门望族（据说如此，现在审判尚未开始），并且亲友遍全国。她离开电影院时被两个陆战队员抓住，在晚8时许于北平闹市大街强奸。一群洋车夫看到此事，但如往常一样不敢管，怕美国兵开枪打人。学生估计政府没法阻挡他们抗议，他们错了，有几个学生差点被杀，政府几个部门之间有分歧。当一国士兵强行驻扎在另一国时强奸事件一定经常发生，这仅仅是爆炸导火线而已。”驻北平美军陆战队当局为此案组织了法庭审判，由陆战队所属军法官担任原告和被告的律师。法庭传讯了案发附近地带执勤的中国警察和宪兵，事件目击者，女方体检医师等各类证人。强奸案定谳的天然难点在于女方是被迫还是自愿性交。如属于被迫则女方当场应有挣扎和呼救表现。证人不能明确表示看到挣扎和听到呼救，陆战队派人测试在案发地点和相同时间，相似交通噪音条件下的视听效果，同时调阅华北气象台记录的案发当天北平风向风力阴晴月亮圆缺等气象天文条件，因为视听效果受这些数据影响。由于这些细节一一当庭检验，几天审判记录有150页之多，存美国马里兰州学院公园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温在北平既有美国人圈子里的人际关系，又有语言便利，理应旁听审判之后再作结论，因为“无罪推定”是美国社会中确立已久的法制观念。但温一见中共发动的学生示威，立即附和，原因应该是他对美国和国府已有的仇视。 当年美国媒体对此案进行追踪，纽约报纸有以下报道。（1）美国记者在街上与参加抗议的学生问答：“你们抗议美军强奸，那中国军队有没有强奸行为？”“有，但是中国兵搞农民，不搞学生”。这个学生显然对应该抗议什么事情还没想清楚就上街来了。（2）中共发动的抗议来势汹汹，刚退出军队以文官身份来华任特使的乔治 马歇尔感到压力很大。他前往一个公共场合时，发现自己随从翻译来自驻华美军，穿着军装。立刻发了脾气。他说现在中国人对美军看法很坏，你穿军装跟着我无异火上加油，命令马上换成不穿军装的翻译。
学生示威是否影响了美军司法程序不得而知，但陆战队法庭确实采信了控方陈述，判决强奸成立。像许多“他说”和“她说”的强奸案一样，这个判决并非没有疑点。审判过去60多年后，大陆有学者提出这个问题，当时北平大学中共地下党主持者现任高官，动用行政权力把讨论压制下去，如果不是心虚，何必多此一举。
1947年11月25日信中说“要计算（国府）所有逮捕，殴打和谋杀以及引起的罢课和骚乱是很累人的。我有一份名单，记录今年五月的三个星期中政府在上海造成的286个学生死伤，创了今年记录。从那以后又发生多起，让在北平这里和南方的人无法安静。由于向中共公开宣战，政府比从前更容易处置称作国府批评者的人。例如一个本地要塞司令的政治顾问就是这样，我知道他的确不是中共。由于担心下一次美国援助附带“扩大政府民意基础”的建议，唯一残存的反对党民盟已被提前解散。上面提到的政治顾问的主要罪名是给魏德迈写了精彩的报告和倡导联合政府。”温指控国府在上海一地三星期内打死打伤286名学生，我在中共学运史中尚未找到此类记载。至于提到的“要塞司令的政治顾问”，中共自己后来吹嘘共谍无孔不入多如牛毛，温自以为“他的确不是中共”，只能说明温对中共手段的无知。
1948年6月26日信中说“开封有个大军火库，储藏大量美制毁灭性武器。没人想到军火库会被攻击。政府曾说已把共军陈毅将军牢牢困在山东了，但6月18号陈进了开封，运走了军备。城里还有几处孤立政府军阵地和留下的无助平民。大约由于美国的命令，美机连续三天投下重磅炸弹，夷平城市，炸死大部人民。仅河南大学所在地就有3000伤亡。” “我毫不怀疑一年之内美国人会炸清华。我个人可能炸死毫不重要；我也不后悔我曾经把你印在你信笺上的“人道”（humanities， 意为人文或人道）字样当过真。死期来到之前我只能按照我会永远活下去那样过日子。可是想到这种结局我就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这样生中国人的气以致如此无情地谋杀他们。” “美国人喜欢把自己看成基督徒，但他们批判精神不充分，认识不到基督教是个破布口袋，你可以从口袋里拿出来任何东西来。目前适合他们目的的作法是自命新教基督徒而实际作另一套。说到底，这些都来自同一本书（Bible I Samuel 15:3 圣经撒母耳记上  第十五章之三）：‘现在你要去打击亚玛力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尽行杀死。’ 700年前教皇英诺森特三世毁灭了欧洲那时最好的文明。亚玛力人因为胆敢自由思想和行事，所以被消灭了。但我坚定相信这次结果会不同。总有一天，当美国人的火气烧尽了而且害怕了，将不得不承认中国人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都和自己平等。我可能活不到那一天亲睹为快，但这丝毫不减少我的满足感。” 温在这里引用圣经，把美国比作700年前的邪恶教皇，并表示要和中共生死与共。
次日又写一信说“报告你一件可能使你紧张的事，我最近在北平各大学教授发表的两个反对美国对华言行的抗议书上签了名。我一向讨厌出头露面，但是现在我觉得不能再回避。因为我一向对朋友说实话，所以坦白地告诉你。我随机地从几百个签名中挑出以下名字，如果美国媒体和政府声明抗议者有政治动机，这些名字将证明他们说谎。梅贻宝，朱光潜，陈达，金岳霖，梁思成，陈梦家，周炳琳，杨振声，沈从文，陈寅恪，闻家驷，许平璋，费孝通，张奚若，潘光旦等等。几年前我就看出可能出这种事，现在我清楚看到这次毁灭开封只是以后美国野蛮行径的开端。事实上以后情形会恶化到我的良心将要求我作比签名更激烈的事。我想以后每次美国飞机毁掉一个大学和炸死大部份学生之后，美国官员会对幸存者施以嘲弄和羞辱。 而我就会尽我能力去抗议一次。”温的两封信念念不忘河南大学校毁人亡。按国府防守开封主持者回忆，中共6月16日发动第一次开封战役。民众伤亡五万余，失踪万余，房屋毁坏三万多间。但惨烈战事发生在省政府大楼等处（注50），不在河南大学。中共史载共军战前发布过保护河南大学的公告，战后也以河南大学毫发无损自诩，温指控的校毁人亡不知从何而来。温所说的抗议书，是北平知识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声明。美国连敌国日本都帮助重建，何况盟友中国。但日本没有共产党发动内战，自然可以马上和平重建。而中国内战日烈，连合法政府尚且不保，和平重建自然无从谈起。温和北平知识界的怒气指错了方向。
随着温日益倒向中共，他对共事多年但倾向国府的清华人也开始敌视，他的政治偏见甚至波及了学术判断和为人处世原则。 
1946年12月11日信中说“（基金会资助的）三卷中国史决定由三人编写：雷海宗，孙毓棠，邵循正。孙治汉史，能力很强，大约是三人中最好的。邵也很好，他治蒙古史和元史，我把他排第二。雷是历史系头头，自然是三人中的领导。他专长是汉代以前，但他大概要写现代史部分。他的史学方法接近斯本格勒，与他谈话之后我觉得他对现代中国历史看法有点简单化，因此我认为他很难领导好这个课题。说得露骨一点儿，鲁斯（Henry Luce 美国右翼出版商）和科尔伯格（Alfred Kohlberg 美国犹太人反共学者，在太平洋学会任理事时觉察这是个亲共团体）一定喜欢他的思路。我想让你决定是否用他。清华（亲共）自由派干脆叫他‘准纳粹’，还说去年春天因为他在昆明发表的激烈政治演说，国民党是给了他钱的。”两年前温推荐去美讲学人选时认为雷海宗学问人品俱佳，是推荐名单中所有人中最好的。现在觉得雷不但是“准纳粹”，史学方法也有问题了，而且还轻信亲共人士污蔑雷收受国府贿赂。
1948年3月15日信中说：“今天全清华一年级学生都参加无限期罢课反对陈福田。昨天一个二年级学生告诉我今天要出这事。我问原因，他说：‘各系一年级英文课本都是用陈准备的版本，内容对科技的学生既不现代又不实用。还有，陈是美国人，学生怀疑陈是蒋介石的秘密警察。政府给他汽车和大量美国食品。他有典型美国式的粗暴态度。学生礼貌地找他七次想谈课本的事，他每次都嘭地关上门不理。’”陈是夏威夷美籍华人，政治上无疑反共。周一良回忆自己1947年被陈录用教日语是因为陈要排斥另一位亲共日语教师。但陈不是“秘密警察”。陈的家属始终留在夏威夷，“汽车和大量美国食品”来自陈的夏威夷家属更合理些。温对亲共学生言论行动总是持同情态度。
1948年7月16日信中说“你在这里时我让你注意有东北难民学生被安排住在城里的耗子洞一样的住所，而且很快就变成了乞丐。但是安排在北平的日本人却被照顾得很周到。还有3000学生现在天津，10000多正经山海关向北平来。他们从沈阳步行来这里时经过共区。共产党动员他们加入，多数人拒绝。共产党说“你们很快会回来”。饿了几个月之后，大约七月一号通知他们市政府违背当初答应给他们开办学校的承诺，而要他们当兵。停发食物3天，7月5日他们游行抗议，我和多罗西正在铁路卧车餐厅吃午饭，看到他们经过，后面有装甲车跟随，很疲倦的样子。他们停在外交部街东头市议会会长家前面。警察处理得当，劝学生回自己耗子洞去，警察明晨9点处理学生的案子，于是学生开始有秩序地离开这个街区。这时青年军在没有人挑衅情况下开了机枪，在远处的学生开始跑，但士兵用步枪一个个打他们，直到他们跑出视界。多罗西也在学生群里，但她卧在石头狮子后面得了救。离士兵最近的学生在警察局白局长和鲍勃 波顿站着的地方俯卧低头，士兵威胁如果抬头就枪杀他们，这样持续了20-30分钟之久，同时另一些士兵把死伤学生抬上卡车。因此大概永远不能证明有多少死者。现在还有19个在医院，这是宣布死亡的数目，还有许多宣布是‘在押’。晚8时街道除了几摊血迹之外清理完毕。
7月9日晨10,000到11,000本地和东北学生携带花圈聚集李宗仁的南长街住处，然后前往北大开追悼会。有装甲车跟随。警察局白局长向李报告了开枪实况，另一目击者波顿也向李讲了相同经过。李相信了局长和目击者报告。虽然李作为中国副总统没有这个权力，他还是下令装甲车撤走和警察保护学生免受傅作义和陈其诚所部士兵干扰，允许学生在街上喊口号要求惩治傅和陈。我很骄傲有5个美国人，其中2个女的，走在学生队伍前面，还有一个英国女人。这样作有三重目的。傅和陈如果要对学生开枪，先得打死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将目击整个事件。而且他们可以为自己的美国和英国挣回最后一点自尊。当然中国人对此过程连看都不许看，当局用板子封住了他们的店面，街道上也都不许有人。参加北大追悼会的有所有中外记者，美国领馆两名代表和其他外国人。在悼词和反饥饿反迫害反美帝的政治演说之后，全体11,000学生举起拳头庄严宣誓，一字一字重复对他们念的誓词。5时散会，学生准备回各自学校。当他们要出北大时，北大几个校门外架起200挺机枪，于是学生把自己锁在校内。午夜时市长和警察局长来调解才撤除包围，学生才得以回家。”内战期间，中共占领地区农村地主不堪中共土改的掠夺杀戮，中学生不愿在中共接管的本地学校接受中共教育，宁愿逃往国统区大城市去当难民。这自然加重大城市民生困难，大城市中共地下党借机渗透鼓动，很容易引起难民与本城市民摩擦，难民和国府治安当局冲突，从而给城市治理和防御制造困难。这在北平南京等地多有发生，以致南京后来限制难民进城。亲共美国教授卜德的“北平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同一时期山西难民学生和北平当局的冲突。中共地下党人士近年出版的回忆叙述了他们渗入和掌控难民学生，并用之向国府斗争的成绩。国府在明处，中共在暗处，亲共美国人温德和卜德看国府处置不当酿成血案一目了然，对中共隐身幕后把学生推向国军枪口则一无所知。卜德由富布莱特奖学金（Fulbright Fellowship）资助1948年来北平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初来乍到而且课题在身，不便满城乱跑。温既是北平地头蛇又关心国共冲突，只要有人反国府，他就不但站脚助威，甚至挺身参加，这次7月9日大游行就是一例。温因此声名远播，1949年转学入清华历史系的刘桂生先生，在上海读书时就在报上见过美籍教授参加反政府游行的报道，到清华之后慕名求见，温教了他不少英语知识，还传授了水上漂浮的诀窍。
1948年11月4日信中说“更糟的是，基金会可能又把陶葆楷请来了。陶好像已经到了上海。清华的中国人庆幸有3年半陶不在清华，又吃惊地发现基金会这次再选了陶这样的人，因为陶肯定会坏基金会的名声。中国人弄不懂基金会怎么找到陶的。他可能是清华教授群里最没人缘的，原因是钱财上不大清楚，而且组织了一个讨人厌的法西斯团体叫‘华社’。我希望如果陶想再回清华将受到冷遇。还有一件事让清华里的人颇为担忧。你可能记得卫立煌，最近被打败的东北的司令，他是梅贻琦的连襟。卫战败不是他的错，因为蒋介石上次到北平时把事情全搞乱了。可是蒋还下令把卫抓起来。陈纳德救了卫。陈派飞机把卫，卫太太，梅太太，梅的女儿和梅的两个孙子送往广州，大约从那儿去香港。现在梅把清华所有的钱都放在自己的个人账户里了。最近他把这钱的大部分分给了各系头头，至少是政治上完全反动的系级头头们。最近化学系头头（可能是高崇熙）得到30,000美元，此事很可疑。看来梅准备最后带了钱跑掉。百分之90到95的教授学生都决心留下，依我看清华大学是这些人组成的。如果校长和十个教授选择跑掉，你不能说这个学校就算走了。”温因为陶葆楷教授倾向国府就叫他“法西斯”，还进一步扯上其他流言蜚语，不是负责的态度。陶在1949年之后清华历次运动都被重点整肃，如果有“组织法西斯团体”的罪证，中共绝不会放过。但陶的后人指出“华社”从未被中共提起过（注51），原因只能是温又把亲共人士的流言当了真。
卫立煌在抗战胜利后立即开始联络中共，蒋介石用人失察委以东北战局重任。卫在东北任内断送数十万国军精锐是他无所作为还是有意投共，看看他从香港回北京之后中共给他的国防委员会职务和住房待遇就应该明白了，著名共谍韩练成与卫待遇相仿，著名共谍郭汝槐待遇还不如卫。这里温讲的史实不准确，蒋介石的确把卫软禁上海，准备最终把他像陈仪一样处死。李宗仁短期代理总统期间卫得以逃往香港。对温在昆明有善待之恩的梅贻琦校长，这时被说成准备“卷款潜逃”，这完全是站在中共立场的无理指责。国民政府委任的校长，带着清华公款和国府共进退理所当然。梅校长携公款逃离北平，再逃离大陆，生活曾经窘迫到梅太太要作女佣为生。但梅校长把公款分文不少带到台湾，创建了新竹清华。温因政见不同而质疑梅校长的操守有失君子之风。温日记326页还记载着“（1948年）12月5号星期天，联合国儿童福利组织的朱梦德女士（Helen Drummond）和驻北平领事夫人克勒伯太太（Mrs. Clubb）到我家午饭。他们以电话告诉梅校长，他们收到一大笔钱，准备用在清华周围的村子里。选择这个地点是因为清华学生可以帮助作调查，以便合理使用这笔钱。梅的回答很愚蠢。他说清华政策不许学生接触村子里的农民。”当时的清华外有林彪大军压境，内有中共职业学生煽动学潮，已经风雨飘摇校无宁日，令梅校长焦头烂额。校墙之外村落之中，中共势力也公然招摇过市。联合国的洋女士对此浑然不觉，还要向村子里扔钱。梅校长心知肚明，但没有精力向她解释劝阻，只能婉拒她动用清华学生，因为那样只会引狼入室，把清华搞得更乱。温身为清华人，竟对梅校长护校苦心以“愚蠢”两字蔽之，令人叹息。
1948年12月12日信中说“我不相信也不认为共产党将在中国建立独裁。中国农民从未听说过美国，但他们现在相信我们美国杀了他们的父兄。而且他们有理由希望美国向中国每投一颗炸弹，就有一颗炸弹也落在美国，不管这颗炸弹是俄国或其他国家投的，只要能唤醒美国人，让美国人能想象到一点中国人的痛苦就行。我要继续我已经做的，当我认为共产党有错时就严厉批评他们，让他们与伟大的西方文明以及其他民族交流，这样他们就能扩展自己伟大文明的内涵和潜能，基于准确的证据作出客观判断。换句话说，帮助共产党在这个迷惑的世界上找到他们自己的应对方式。在这个行将关闭的铁幕重新开启时，我希望我有很多有趣的事能告诉你。”温除了替中共抨击美国之外，还踌躇满志地展望自己和中共平起平坐，代表西方文明和中共的文明进行交流，并为新掌权的中共进入国际社会指点迷津，颇有些“天降大任”的自我感觉。
1948年底，傅作义即将献城投降。温欢欣鼓舞，写下长篇报告。“我们和城内的联系被切断已有一周。我希望能把此信偷运过双方分界线。12月13和14日两天两夜国军部队从各个方向涌向城里，堵塞了道路，带着家具，女人，面粉，米，大炮，但是他们是有秩序的撤退，不是混乱溃逃。成群心慌意乱的清华人聚集校门口试图搭车进城。我骑车跑来跑去告诉他们留在清华比进城要好。葛邦福（Gabinovitch） 和刘崇鋐为万一逃不出共产党的手准备了砒霜，”
“你12月2号信刚到。我希望我这封回信能像我们喜欢说的那样“在铁幕落下来”之前发出去。共产党到了清华园北面7英里的沙河，傅作义的兵一枪不放经过这里向北平城方向蜂拥而去。我们认为傅已经和共产党讨价还价完毕，但他得把这里5个蒋的嫡系师缴械才能让共产党进来。共产党也已经逼近南京，蒋颁布了“全国戒严”，好个雄心勃勃的命令，其实他只能控制不到半个中国。传闻司徒雷登派傅泾波（Philip Fugh）去劝傅作义投共，如果这样，美国就能在共产党阵营中有个亲美的将军。司徒雷登还计划搞一个李宗仁当总统的联合政府。这可能是一相情愿，因为控制中国近期走向的不是国民党和美国。”
“12月14日星期二，我坐十点钟公车进城，想取些钱渡过围城时期并且在铁幕关闭之前给你发信。我接到警告星期二是能从北京南逃的最后一天。等开车时我看到每天早晨都来清华燕京收集学生情况的盖世太保头子撤退他的“老鼠”部下。这些半是附日汉奸半是妓院皮条的角色，正把铺盖卷夹在腋下走路，后来我在莫里逊街（137号）看到他们惶惶不安地进出他们的办公室。在城里我得知回清华末班车是2点钟。我坐了末班车回来，走到清华燕京之间的的桥时看到数百国军士兵作掩护撤退的部署，炮架在圆明园里。清华校园也架起了一些炮，不是保护校园而是用校园保护这些炮。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不会向学校开火。今天胡适和梅贻琦奋力穿过拥挤的交通到机场去了上海。
星期三早晨农民告诉我第一个共军士兵已经到了颐和园。早晨我路遇张奚若女儿，我们两个都去办公室领路条，校门关闭了，要凭路条出门到村子里买油灯。北京地区已经全部停电。在颐和园我们遇到大约60个共军，其中几个正要送一个伤员去司令部。我上前问“你们是解放军的吗？”他们说“是，你们别怕，我们不伤任何人。”我回答“我们不怕，我们是来欢迎你们的。”他们全都高大健硕，穿着家庭作的鞋和衣服，戴大皮帽子。有的帽子大得像一蒲式尔（容量单位，合35升）容量的篮子。上次我看见这种东北大皮帽子是1924年一月在南京，张作霖的东北军攻打南京，我通过门上裂缝看到的。我和他们聊了一会儿，他们说他们是锦州陷落之后从东北走来的。我告诉他们我是美国人，他们说“我们是所有国家正直人的朋友。”然后我就不再耽误他们的任务，回学校了。回去的路上看到几百燕京学生从围墙上羡慕地向外张望，因为燕京不许学生离校。到清华时我得知清华在塔院的宿舍，与校园分开的，被撤退的国军士兵抢了。我花了下午和晚上告诉学校里的人共军士兵多么地好。”
“星期天下午一架陈纳德的运输机在清华上空从3时半盘旋到5时，大家以为是侦查，但飞机投了炸弹。六颗落在校内，三颗在校墙外很近处。第十颗的弹坑还没找到。一颗正落在我房前，当时我正从窗户中看外面的一群孩子。我的房子质量很差，所有窗子都震得打开了，但玻璃没碎。在其他居民区，所有窗子都碎了，但没死人。中央每日新闻社宣布一队飞机炸毁了清华，炸死2000多人。我因为停电没听到广播。我记得写信对你说过美国飞机年底前将炸清华，我还记得我在4月8日日记（P287）中写了共军将在8个月内来到清华，我现在知道我的预测与实际发生的只差4天。”
“因为我们看到政府想把我们全杀掉而共产党要保护我们，校园里每个人很自然都改变了信仰。（预备共军抓到自己时用的）砒霜给扔进了下水道，除了极少数几个死党之外，每个人都很高兴。梅贻琦跑了，还有其他三个教授也跑了。我听说可怜的北大要被撤退到南方。陆志伟在燕京作了一个精彩的演讲，向传教士预报一个伟大的机会即将来到，希望他们和中共合作。一个伟大的道德纯洁和给人启示的未来看来就要降临。”
1949年一月中共进驻北平。此后温显然受到礼遇，更加起劲为中共鼓吹。1949年8月信中说“…….美国人看不透去年我们海军干了海盗勾当。海军飞机运走中国财政部财产（凑巧宋美龄也在机上）。美国说法是这钱是中国人民财产。战争以来我们在各处的表现给人印象就是我们是世界最大流氓……那天一个共产党人在北京饭店讲话，虽然措辞欠雅但道理充足：‘美国人多年来在我们头上拉屎，我们不想在美国人或任何其他人头上拉屎，但我们决心不让美国人再有机会在我们头上拉屎。’大概我们已经学了点儿小花样，不直接送武器给蒋介石而是通过我们的小属国转送。如果我们的军方得手，可能另一场战争已经开始了。我们坏事已经干得够多了，每个东亚村庄的每个孩子都被教会了是美国剥夺了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我们不在乎这些孩子受什么教育。我们可以向他们扔炸弹，原子的或常规的的，想扔多少就多少。但是当硝烟散去时还会有成百万人活下来，爬出他们的茅屋举起拳头反对我们的国家。同时，共产党正在作许多我多年来梦想作的事，还有许多我智慧不够没有想到的事。中国民众以及中国最好的学者在和共产党合作。张奚若被选为新政协筹委会常委会21个委员之一。许多美国人与张相识，没有一个敢说他不诚实或者愚蠢。钱端升那天对我说：‘他们共产党做事的方式太棒了’，我同意钱的说法。”“自从解放以来我继续像以前那样教课，也得到了明年的合同。因为我从来没有特别反动（我希望如此），我没有需要改造的地方。我的工资全校最高，每月1300斤小米，比国民党时代高4到5倍，也高于现在北京市长和中国银行行长。这是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小资产阶级”，因此不要求我作出共产党人那样的牺牲，养活我要用16个劳动者的劳力。如果我入党，我的工资将大幅减少。我住校园中最好的房子，单身汉是不能住这么好的。这是因为中国人要清楚表示他们反对美国政府而不反对美国人民。招募教师，计划课程，选定课本都征求我的意见。我居住在我认为的世界最美城市里，这里的人民是我最喜欢的人民，政府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政府……当然解放前我就从未觉得共产党会虐待我，雷海宗曾为盖世太保编辑周刊所以觉得共产党会惩罚他。但共产党没动他。为了讨好新政府他鼓起勇气向他们检举我是美国间谍。是那些共产党告诉我这件事，并轻蔑地嘲笑他以为共产党会蠢到相信他的检举。” 中共暂时善待温，符合他的预期，这应是中共高层尚未决定对洋人的政策，所以清华维持现状。对于历史上倾向国府的中国教授，打压显然已经开始。雷海宗是民国知识分子，如果他不得不违心说话以自保，一定是迫于极大压力而为。共产党向温透露此事，给了温被当做自己人的感觉。他因此就和共产党一同嘲笑已入另册的同事，有失厚道。
接下去温介绍清华的临时领导机构和人选， “清华现在由七人委员会管理（叶企孙，周培源，张奚若，费孝通，吴晗，钱伟长）。叶是主席，委员会文件由他签字。（冯友兰曾为自任此职而运动，结果连委员会也没进去。流言认为他从亲国府到亲中共转变太快了。）多数校务由校议会处理，共21个代表，有年轻教师和学生在内。上周发了明年的合同，聘请新教师也在考虑中。外国语言文学系的聘用名单从20个人减到7人，校议会最后决定我们可以聘3个。7个人是李赋宁，周珏良，吴富恒，王佐良，钱钟书，一个杨女士。还有一匹黑马叫李霁野。你大概只认识李，周和吴这前三个人。钱是我系有史以来培养的最优秀的学生，7人中除2个其他都是我的学生。我要选的3人是李赋宁，吴富恒和钱钟书，他们各自入选原因分别是学识好，教课好和绝顶聪明。政治上，李不关心政治，吴进步（他入民盟有年，现任济南新共产主义大学英语系主任说明他进步。）钱有点儿反动。校议会任命5人委员会制定推荐候选人优先次序。五人委员会包括赵诏熊，是新任系主任，可能负责政审的2人小组，包括冯友兰（目前仍任文学院长）和费孝通。还有一个2人小组在校内以坚持原则而臭名昭著，就是金岳霖和温德。包括温德除了坚持原则以外其他可能原因是：
1. 尽管是美国人，但有相当威望。
2. 因为1.，如果对选某人有争议，温可以出面支持那人。
3. 如果反对强烈，他们可以归咎于温德。
4. 温德在系内是老资格。
5. 在一片反美声浪中把一个美国人放进委员会可以
a． 向中国人民表示清华当局是讲道理的人，知道怎样区分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
b． 向美国人民作同样表示。
c． 同样向共产党表示学校当局明白共产党是讲道理的。
d． 向共产党表示即使他们反对美国人进委员会，学校当局也要用这个美国人来表示自己要学术自由。 等等，等等。”
这里温试着采用中共的“政治挂帅”：用人要划左中右，贴标签。然后温着重阐述了温自己参与清华人事招聘决策的重要意义，行文方式也是中共文件式的一二三四甲乙丙丁。
  
1949年12月2号信中说：“……冯友兰已辞去文学院长职，新院长是吴晗。
今年我教三门课：英诗引论（2年级必读），莎士比亚（4年级必读），还有一个叫文艺学，（文艺Wissenschaft，“学”字很难翻译。西方语言文学系全体教师，研究生和4年级学生都得上这门课）我认为这样安排的意义很明确。在中国最好的大学，或者说中国两座最好的大学（北大和清华）之一，在对新式写作影响最大的系里，我被一致推选教这门讨论课。这门课在目前这个关键时刻对决定如何指导学习旧文艺和创造新文艺有决定性作用。如果你读了我给约翰的信，你就明白为什么我在得到清华当局和教育部本身批准之前拒绝承担这门课。在当前要把每个人都规范到同一方向的时候，这门课大约会把我变成中国文化事务中最有影响的外国人……我在给约翰的信中讲了我们聘请李赋宁，他拒绝了。我们聘请周珏良，我相信他正在回国途中。我们还聘请了吴富恒，但济南的岗位不放他。李赋宁已经决定留在他现任岗位。我想劝他回清华，但我想他自己做不了主。最后关头跑掉的人，像梅氏兄弟，则处境不同，但不像胡适那样坏……我写此信时闻一多骨灰盒就在我面前。中国人认为即使杜鲁门没有亲自扣扳机，也是美国在1946年杀了闻一多，就像亨利二世在1170年杀了别克特(Thomas Becket)一样。美国人不注意闻一多谋杀案，是因为杀他的凶手是美国政府的哥儿们，还是因为他既非大主教，又非枢机主教呢？北大近日有一件辞职，朱光潜把他的职位让给了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温好像觉得中共已经任命他为中国英语文艺掌门人，说话口气好像在作“中国英语文艺座谈会讲话”。温把杜鲁门与闻一多之死相联系失之偏颇。杜鲁门在中国现代史上起过重要作用。1945年他决定使用原子弹，使驻华百万日军不战而降，中国得以避免无法估计的人命物质损失，对中国有大功。内战中他姑息中共，掣肘国府，导致大陆易手，对中国有大过。1950年金日成南侵之后，他断然出兵朝鲜，并以海军封锁台湾海峡，使自由的韩国和台湾得以保存，对朝中两国都有功。这是中朝两国史家应公正记述的。我们的地球村不是理想世界，所以需要强国维持秩序。二十世纪一次大战以来美国充当世界警察，虽然它在全球对抗共产主义有胜有败，错误很多，但功大于过。如果美国没有挫败中共支持的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共产党的颠覆活动，中国大陆的镇反，饥荒和文革，柬埔寨的族群灭绝等惨剧将在更多亚洲国家上演。南韩认识到是美军当年从金日成毛泽东手里救了自己的性命，是美军现在驻军保护了自己的和平和繁荣，所以尽管美军士兵偶有性侵犯南韩妇女的行为，南韩朝野多数人能冷静对待诉诸法律，而不是动辄把刑事案件政治化要求撤军。韩战60周年时，南韩政府拨巨款邀请美军参战老兵来共同纪念，以致谢忱，就是对“世界警察”的肯定。
温写这封信时他的温春风得意大约到了顶点。信中讲到清华文学院长冯友兰让位于左派教授吴晗，北大文学院长朱光潜让位于烈士弟弟闻家驷，意味着大学中政治的重要性开始超过学术，大规模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正在部署之中。此信之后半年，韩战爆发，中共发动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教育，然后是大规模知识分子思想教育运动。留学英美的教授们不得不痛骂美英帝国主义和自己。温在前几年中表现得比中国人更爱中国，比共产党更恨美帝，这些本钱可以保护他一时。但是他的中国同事朋友在整肃风暴中人人自危，温自然感到了这阵新风的凉意。
1950年哈佛大学教授瑞恰慈访问中国见了温，档案中有瑞1950年11月17日和基金会约翰 马歇尔谈温近况的摘要：“瑞恰慈和约翰 马歇尔简短讨论北京印象之后打来电话。瑞恰慈觉得鲍勃 温德目前处境复杂。温德的态度按现政权标准是左的，但这可能是温要证明自己不是敌对的外国人，以便自保。他仍然住着清华园最好的房子之一，但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建议自己搬去单身宿舍，虽然他心里知道清华当局不会接受他的建议。温对瑞恰慈表示他在清华教课数量有限但待遇很好。温还说他和代理文学院长（可能是李广田）谈话时，院长表示乐见温继续收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但是清华不会主动提出正式的资助要求。法斯说清华不正式提要求的话基金会不会付钱，因为基金会当初的资助是给清华的（然后清华转发给温），不是给温个人的。”
瑞恰慈用基金会的钱和自己数十年心血在中国推广英文教学。 他这次穿过“铁幕”是为了查看自己在华继续这一事业的可能，但空手而归。他见到温以后觉察到温的处境显然不像一年前给基金会信中描述的那样美好了。至于基金会资助的事，表现了中共上台以后的行为模式：反对美帝，欢迎美元。在辅仁大学，中共军代表偕高教界左派人士马叙伦会见教务长芮格尼神父，谈话中马时时注意军代表眼色。他们提出：大学完全由中共接收管理，但美国基金会需继续送来年度运作经费。芮当然不能照办。在清华作法稍有不同，中共想要美元又不好意思伸手，于是让温出面，被基金会婉拒也是理所当然。
1951年1月19日美国记者简 莱恩（Jean Lyon）访华归来向法斯谈了温的处境，
“…… 鲍勃 温德也开始发现自己处境不像当初想象得那么好 ……许多以前他认为和自己关系很好的人现在现在越来越孤立他。简认为他大概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但是出于自尊心和长久以来对中国的感情，他大概不会收回前几年说过的话。简离开北京之前温庆祝了他64岁生日。”记者显然知道温以前信中那些比共产党还共产党的言论，她能感觉出温开始反思了。
此后铁幕完全落下，中美彻底交恶，太平洋两岸断邮。温与纽约基金会熟人无法再通音讯，只能和他的中国知识分子同事朋友们一同经历肃反，反右，文革等一次次磨难。当初“主持东西文明交流”，“指引中共走向世界”和“领导中国英语文艺”的理想一一破灭。文革中他也被抄家批斗，拘禁三个月。中共认为洛克菲勒基金会是间谍组织，温被当做间谍审问，但至少没长期坐牢，没被劳改毒打。1973年，哈佛大学费正清的澳大利亚弟子谭若思（Ross Terrill）获准第二次访华（第一次在1971年）。瑞恰慈和温已经23年不相闻问，抓住这个机会托谭携带给温一信，要求温安排他到北大帮助中共教英语。北大当局把谭带到临湖轩，找来温，中共党史教师张培森以及教授代表周一良和他座谈。谭出的题目是要了解中共如何看待个人，个性，个人利益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温的政治热情显然已经大不如1949年，对此题目无话可说。谭记录下的全是张和周按中共政治课和思想改造提纲侃侃而谈，没有温一句发言。到中午时分座谈结束，4个人步出临湖轩，温一肚子郁闷憋不住了。按谭的记载是“就像晴天霹雳划破正午的空气，一直沉默的温德当着张和周对我大声说：‘他们什么都不让我干，他们什么都不让我干啊！’”（注 52） 西南联大时期有过脍炙人口的温德莎翁戏剧讲座，他把烂熟于胸的剧情和台词边讲边演，亦说亦唱，师生听众如醉如痴，教室内外水泄不通。文革后北大把他养了起来，唯一的工作是编写英语课作业题，联大讲座盛况不再，清华北大师生追捧他水上漂浮绝技的人恐怕多过尊崇他语言学术造诣的人，他的孤独失望可以想见。1984年斯特恩来北大时，温因骑车伤腿卧床不能出行，门庭冷落少人问津。温一向爱好游泳种花之类室外活动，这时已经长时间不见天日。首次见到斯特恩时温的第一句话就问“你能弄我出去吗？”斯特恩觉得室内“有疾病的气味”，后来知道温为了担心精神崩溃而服药压制自己的抑郁。访谈中温常常离开话题问斯特恩和自己的管家及厨师“中国人觉得我怎么样？”，斯特恩感到当年温在克劳福特维尔和芝加哥时，因为自己不见容于美国社会而出走中国，现在他在北京又一次觉得自己是外人，只是这时他无力再次出走。（注53）好在温死后被中共葬入八宝山革命公墓，他可以自认不是外人了。
温1923年来华，1987年以百岁高龄去世于北大。除去1943年7月到1945年3月在美的一年零八个月，他在中国度过62年，为中国文化教育贡献卓著。他的失误在于爱中共超过了爱中国，没有在大陆沉沦时同其他美籍教授转往港台继续为华裔社会服务，因此为自己一生最后的38年留下失意和遗憾。值得注意的是，不论他曾如何热爱中共憎恨美国，他始终保存着美国护照。斯特恩教授谈到温冒险为闻家保存闻一多骨灰时说：“温德保存闻一多骨灰的原因不是因为温德的处世原则，而是温德的护照。他的美国护照给了他在国统区的外交豁免权。闻一多家人，温的朋友和温自己都明白，一件对中国人危险很大的事，由温来作危险相对要小。温利用自己是在华外国人，并且是国府强大盟国公民的身份，来作这件对国府革命的事，不禁让人问一个问题：如果温对美国文化和美国对华政策敌视到这种程度，为什么他不干脆放弃美国公民身份？坐在我安全平静的书房里，我没资格讨论这个问题。事实上温德生为美国人，死时也是美国人…… 他到生命最后一刻都持有美国护照。”（注54）这对研究温对中共的态度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注脚。
虽然中国人文学科时乖命蹇，但中国人文学者在逆境中的挣扎和奋斗不应被遗忘。本文试图描述一件小事和几个有关人物，给那段人文科学史留下一些记录。

注1： “罗伯特 温德  一个美国人在中国”伯特 斯特恩著（ROBERT WINTER  
AN AMERICAN IN CHINA  by Herbert Stern）, 未出版稿,P267
注2： “到中国去  50年回忆”费正清 （Chinabound  A Fifty Year Memoir,  by John Fairbank, Harper & Row,Publishers ,first published 1982） P231
注3： 同注2
注4： 朱家骅
注5：1944-2-22 费正清致基金会人文主管斯蒂文斯信 Folder 412，
Box 49, Series 601, RG 1.1,RAC(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注6： 1943-8-13 费慰梅致斯蒂文斯信 Folder 413，Box 49, Series 601, 
RG 1.1, RAC(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注7： 1943-10-13 援助资金委员会议记录  Folder 412，
Box 49, Series 601, RG 1.1,RAC(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注8： 1943-11-17 费正清致派克信Folder 412，
Box 49, Series 601, RG 1.1,RAC(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注9： 1943-11-3  费正清22名人文学者名单（姓名，年龄，学位，专长）Folder 
412，Box 49, Series 601, RG 1.1,RAC(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注10： 1943-12-22 温德学者名单 Folder412，Box 49, Series 601, RG 
1.1,RAC(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注11： 1943-12-22 温德评学者名单  Folder 412，
Box 49, Series 601, RG 1.1,RAC(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注12: 1944-1-11 马歇尔致斯蒂文斯和格瑞夫斯传阅的内部通信 余同注5
注13：1944-3-3  斯蒂文斯致佛斯蒂克内部通信  余同注5。
注14：1944-6-23 马歇尔致费慰梅  余同注5。
注15：1944年底基金会44343号拨款决定。余同注5。 
注16：1945-4-2 马歇尔致斯蒂文斯报告  余同注5
注17：1944-4-10 梅贻琦致斯蒂文斯信  Folder412，Box 49, Series 601, RG 
1.1,RAC(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注18：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44 P288。
注19：同注1，P384。
注20：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42  P26。
注21：“北归” P328，  P331 岳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年2月
注22： 同注21 P353 
注23：雷海宗内侄张企明先生谈话
注24  五柳村主人 刊于  “文学与生活”网 2007年9月28日
注25：“被忽视的‘雷海宗的年代’——忆雷海宗师”    何炳棣
注26：“美援带来赤化中国的祸水：抗战，戡乱和大陆撤退往事” 曾虚白 P1
注27： 同注2， P197-199
注28,29：费正清笔记，1943年5月 “昆明郊外的龙头村” P3。
注30：同注2， P194
注31：Lianda，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
By John Israel，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 California
1998   P314，P320。
注32：胡适1956-11-18致赵元任信 传记文学 2010年1月号 572期  P59-60
注33，34：“China studies in McCarthy's shadow: a personal memoir” 
注35：“费正清论中国 中国新史”J. K. Fairbank  China A New History. 
译者薛绚。正中书局  中华民国八十三年七月台湾初版
注36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44 P286
注37： The 82nd Congress, 2nd Session, Senate. Report 2050 (Washington 
DC: USGPO, 1952), 223-225.
注38：同注2  P317 
注39：“南渡”岳南 湖南文艺出版社  P298 
注40：同注31，P368
注41：同注2， P231
注42：“Robert Winter, An American in China” by Bert Stern, unpublished.
注43：Stern P246
注44：Stern P62
注45：Stern， Chapter 1
注46：Stern， Chapter 1
注47： Stern，Chapter 6
注48： Stern， P339
注49：《牛鬼蛇人：谷正文情報工作檔案》谷正文  台北書華出版社  1997年
初版
注50：“劉茂恩回憶錄”台北 學生書局 1996年初版
注51： 陶葆楷教授公子陶中源先生谈话。
注52：《Flowers on An Iron Tree: Five Cities of China》 by Ross Terrill,    
Published by Little, Brown  Boston  1975   P386
注53：“他是我们中的一个” 斯特恩教授记温德，刊于瓦巴什学院院刊网
（“One of Us”by Bert Stern published on 
注54：Stern P399

201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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