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8日星期五

王军涛:从薄熙来到陈光诚的中国政治动力机制

一位青年举着"自由光诚 民主中国"的标语在北京朝阳医院外声援陈光诚(美联社2012年5月2日)




陈光诚事件替代薄熙来案件成为国际国内舆论关注焦点,说明中国民间推动政治进步的力量的影响力,已经走出1989年后的低谷,正在由边缘区返回到中心,重新成为影响舆论、政局和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


20124月中国政治中的两件大事,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政治破局、转型和发展的动力机制。一件是起自2月初的王立军-薄熙来-谷开来案件,另一件是陈光诚逃离临沂进入美国使馆。

政治转型的朝野条件

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政治学者对政治转型的动力因素研究和看法有根本变化:由一个国家的宏观条件决定论转向政治参与者之间的微观博弈;根据新的理论,历史、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际因素等宏观条件虽然影响转型但不再是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因素是该国主要政治力量的视野、行动策略和相互间互动。在紧随其后第三波民主化中,各种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国家,都有政治转型发生,证实了微观博弈论的观点。

在微观博弈理论中,转型的启动路径是:当出现严重治理危机或权力继承问题时,一个事件会导致民众不满,政府不断地应对失策激怒民众,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抗议并投入自己的不满和诉求;当抗议人数突破一个阈值时,执政核心被迫做出决策,在谁承担责任和是否镇压等问题上发生分歧,同时原有分歧被激活,执政核心中的温和派或改革派与强硬派或保守派决裂,站出来与街头民众良性互动;此时,政治转型启动,下一步是各派通过圆桌会议修宪或制宪;再下一步是行宪,大选产生新的合法政府。

根据转型微观机制理论,政体的开放转型需要朝野间良性互动,需要朝野都有想改变现状并果敢行动的力量。而中国在1989年以后没有政治转型,因为六四屠杀和随后的政治清算将朝野中希望变革的力量都被清洗出局。这就使得中国在各种问题日益恶化并经历两次权力交接关头仍无转型发生。

从政治转型角度看,薄案的看点是朝中有人不再安分守己

26日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领馆后,事态急剧发展,3月中旬,薄熙来下台。4月,薄熙来案成杀人刑事罪。 然而,薄案并不像二陈案件那样被人们视为权争失利者而到刑事案出台为止,而是演变成1989年后最大的政治话题。笔者认为,媒体对案件关注的焦点是王立军-薄熙来-谷开来的犯罪和事发过程以及中共核心会如何处理薄熙来,这是错解薄案的影响和意义。

薄熙来案激动人心的真正因素不是那些八卦噱头,而是他所代表的政治作为,适应一些民众的政治渴盼和需求。邓小平模式导致的腐败暴政乃至政府治理黑社会化,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秩序混乱,道德崩溃,普通公民的各方面都深感不安全。而统治者死抱邓小平暴力维稳思路,严厉镇压民众表达不满和解决问题的努力。薄熙来是应运而生。薄熙来的政治实践中的两点深深搅动期盼变化的民众的心。一是他确实给人印象他要并且能解决邓小平模式给普通人造成的各种现实问题。例如低收入城市居民的生活改善和社会治安。二是他表现出的大刀阔斧想事做事的魄力。这些都与平庸无为的维稳官僚形成鲜明对比。

虽然薄熙来在中共官场已彻底出局,但只要中共不改弦易辙,不解决现存问题,就无法在拥护他的民众中消除他的影响。那些城市底层民众就仍然将他视为政治希望、代表和领袖。更值得注意的是,薄熙来不是一个人,而是中共即将进入最高领导层的指标人物。这些被西方专家称为红卫兵一代的政治领导与薄熙来具有同样的素质:野心、魄力和行动意志及能力。他们从薄熙来刮起的政治旋风中看到这一代人的登台,将使得中国想有所作为和问鼎核心的领导人看到一个有民意基础的政治家必须强势运作。

现代政治学分析政治变化的动力机制中对政治人的假定是马基雅维利模式。这样的政治领导不是为了理念,而是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从政。薄熙来事件的最大看点是让我们看到新一代政治领袖的基本心理素质;他们在危急情势中,会突破既有体制限制,为了维护既有的或谋取更大的利益推动政治急剧变化。

陈光诚让我们看到民间变革力量的心智两全的素质

4月下旬,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成功地突破 重重暴力围堵,逃离家乡,进入美国驻华使馆,迅速替代薄熙来案件成为新的舆论关注焦点。与薄熙来案件一样,尽管这个故事具有传奇般戏剧性,具体情节有极强的可读性,但主要意义是标志着一些有助于中国政治转型的信息。

具体而言,陈光诚身上表现出中国民间社会的取向、影响和能力,是推动中国政治转型的宝贵资源。首先,陈光诚具有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的明确方向,这就是在解决具体利益问题中建立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架构。其次,陈光诚具有在艰难困苦和残酷严厉的政治迫害中不屈不挠的毅力去实践和实现自己的理念、坚守自己的原则。第三,陈光诚具有政治智慧,巧妙地利用国际和国内有力因素和条件,打开局势,创造历史。

陈光诚事件替代薄熙来案件成为国际国内舆论关注焦点,说明中国民间推动政治进步的力量的影响力,已经走出1989年后的低谷,正在由边缘区返回到中心,重新成为影响舆论、政局和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

不论我们经历多少挫折和失败,民主化最终是要靠朝野创造性互动启动和展开的。当朝野都具有必要的心理取向和素质并且局势危急日益显现时,政治转型启动所缺的就是偶然事件了。


(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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