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3日圣诞节前夕，四川民运人士陈卫（图左）被判刑9年。12月26日圣诞节刚过，贵州民运人士陈西（图右）又被判刑10年。接着，浙江当局对一批民运人士抓捕、抄家和起诉。中国当局在2011年圣诞节前后的这一轮政治迫害波，显然是落实12月13日中共政法书记座谈会和12月18日至21日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决策。
根据中共1989年后形成的惯例，每年12月中旬召开一次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研究下一年的政治稳定和社会治安的问题，制定计划，提前准备，部署应对方案。其中，对异议人士的迫害是重点防范措施之一，这样的措施既是为了清除下一年的政治事件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也是制造威慑心理效果，使“闹事者”不敢行动。
笔者认为，根据近年来的实践经验和对中国现在的政治博弈的分析，中国当局的这类手法越来越没效果，不仅无法阻止目前的反对浪潮，而且制造了新的仇恨和动力，导致维稳更加困难，同时对中国未来的政治转型也造成更大的困难。
中国现在面临的压力是什么？不是什么少数人的捣乱和破坏，而是政治体制转型的压力。只要中国的政治体制不转型，压力就会越来越大，直至被压垮。如果错误地以为目前中国的问题是少数敌对分子与境外势力勾结，恶意捣乱，那不仅是对中国现在的局势和问题的错判，而且是对数百年来人类现代化社会的进步及积蓄的政治智慧的无知。
其实，中国今天面临的政治问题是老问题，是150年前中国人面临的问题。当时，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被迫要在守旧与变革之中做选择，其间虽然也有争论和冲突，但中国人最终选择了变革。但是，作为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中国的变革开始时更注重经济和技术、轻视政治和意识形态。这样的跛足片面的现代化，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还给中国带来新的痛苦和灾难。19世纪的中国，就是在这样的跛足变革中挣扎了半个世纪。20世纪的前20年，中国人意识到必须改革政治体制，使思想文化全面发展，才能实现现代化。然而，其后的国际局势和中国自身的问题没给中国这样的机会，经过一系列政治挫折和动乱，最终导致共产党上台。但仅30年，毛的极权治理方式就遭到受惨重的失败。
之后，中国本该回到原有的轨道，但是邓小平却错误地认为，中国的问题就是穷；而过去之所以没能解决穷的问题，因为中国人没有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而这又是因为国人在政治上有太多的分歧和冲突，其结果是政治动荡和社会纷乱。邓提出的纲领是，以党国暴政维持稳定，以稳定保改革促发展。他的基本判断是：发展经济应当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所在，应当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如果有人捣乱，那一定是出于险恶用心；对这些心怀叵测的恶势力应当毫不留情地封杀和镇压，不给他们搅乱人心的机会。邓小平以为，只要铁腕维护政治稳定，保证经济改革，就会有高速发展；只要经济发展，就可以消解问题。
邓小平的思路确实给中国带来发展，但这不是邓小平的发展战略的功绩，而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所在。数千年来，中国历经劫难，但是总能在“白骨露于野”的废墟上，再创繁盛。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过是中华民族顽强生存勤奋劳动的故事。
正如历史上专制王朝必然由暴政、腐败最终走向覆灭一样，邓小平的威权治理最终也无法避免腐败和暴政的命运。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由于现代社会快速演进，暴政、腐败的蜕变速度也相应加快，甚至在几十年内，就严重到人民无法忍受的程度，于是人民不满、反抗，甚至造反。
邓小平的继承者延续邓的方针，一方面严厉镇压异议者，一方面又给大众一点甜头，以为这样就可以维持住稳定。但是，中国的群体事件却在频率、规模、持续时间和暴力程度等方面都迅速发展，而且越是发达的地区群体事件越多，也复杂。
其实，如果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带来新的更严重的问题，导致政治更加不稳定，甚至国家分裂和内战。这不是什么新现象，而是近乎 常识的道理。在极权政体下，经济高度发展，在两方面给人民带来危害：第一，发展的机会、成果和代价不能公平地分配；第二，极权暴政威胁个人的安全。
专制权力导致腐败，这是中国几千年专制史上从未能解决的问题。即使政府官员清廉，但威权的政府仍然不能保证公正性；因为专制社会，各种利益要求和意愿没有充分的表达机会，也不能获得平衡，而这是公共决策的前提条件。由于自由表达被压制，甚至致使人们对自己的利益不能形成准确、成熟和稳定的看法。事实上，在利益冲突中，只有通过公正的程序表达、争论，才能达致平衡，才能建立公正。也就是说，只有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中，人们才能享有公正。
专制暴政给民众带来的安全问题，对中国人并不陌生。这是中国政治中的古老问题。然而，在现代社会，安全有更广泛和深刻的内容。对于前现代的中国人来说，专制暴君和酷吏常常是公开劫掠民众的财产，践踏乃至残杀百姓生命。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正当权益范围大大增加，人们不仅对传统的生命、人身和财产安全有更高的要求，而且增加了有关平等、尊严、机会、最低物质条件、幸福感等观念。经过现代权利意识启蒙，人们对于安全问题更加敏感，有更多的要求。
中国知识界受传统儒家历史观影响，总以为人民革命发生在活不下去的时候。其实，活不下去的人们并不能对王朝造成政治颠覆的威胁，那些掌管资源和道义权威的人卷入造反，才会对王朝造成真正的威胁，而他们的卷入是由于正义和合法性问题。在现代社会中，真正造成政治危局的是公正和安全问题。今天，中国社会的不满和反抗也正是来于这些问题。
中国当前的不满和反抗的根源是腐败和暴政，这不可能通过重判异议人士来解决，这种做法也不可能威慑住那些不满和反抗的人们。异议民运人士，是由于表达对于政体合理性的看法；不满的民众，是由于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这是两种不同的反对群体，循不同的反抗机制。但后者会向前者转化，统治者在以迫害前者的罪名镇压后者时，会给前者输送新的力量。因此镇压前者不会缓解后者造成的压力，虽然短期内可以避免后者大规模地向前者转化。
虽然，当局镇压异议人士不会解决大众的反抗问题，但确实可以影响大众反抗的政治发展方向和后果。当专制政权消灭了长期斗争中形成的成熟的理性和平的反对派领袖时，反对运动会变得更激进、更暴力、更情绪化。这不仅加大统治者的控制难度，而且会对未来政治转型造成更不确定的演变格局。
因此，2011年底中国的政治迫害波，在政治上不仅野蛮，而且愚蠢，使中国逐渐失去最后的和平转型的机会，促使中国走向分裂、对抗和革命。在政治迫害催生的充满愤怒和仇恨的革命中，中国政治前景有巨大风险，中国共产党将以极其难看和悲惨的方式被逐出历史舞台。
（作者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
根据中共1989年后形成的惯例，每年12月中旬召开一次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研究下一年的政治稳定和社会治安的问题，制定计划，提前准备，部署应对方案。其中，对异议人士的迫害是重点防范措施之一，这样的措施既是为了清除下一年的政治事件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也是制造威慑心理效果，使“闹事者”不敢行动。
笔者认为，根据近年来的实践经验和对中国现在的政治博弈的分析，中国当局的这类手法越来越没效果，不仅无法阻止目前的反对浪潮，而且制造了新的仇恨和动力，导致维稳更加困难，同时对中国未来的政治转型也造成更大的困难。
中国现在面临的压力是什么？不是什么少数人的捣乱和破坏，而是政治体制转型的压力。只要中国的政治体制不转型，压力就会越来越大，直至被压垮。如果错误地以为目前中国的问题是少数敌对分子与境外势力勾结，恶意捣乱，那不仅是对中国现在的局势和问题的错判，而且是对数百年来人类现代化社会的进步及积蓄的政治智慧的无知。
其实，中国今天面临的政治问题是老问题，是150年前中国人面临的问题。当时，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被迫要在守旧与变革之中做选择，其间虽然也有争论和冲突，但中国人最终选择了变革。但是，作为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中国的变革开始时更注重经济和技术、轻视政治和意识形态。这样的跛足片面的现代化，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还给中国带来新的痛苦和灾难。19世纪的中国，就是在这样的跛足变革中挣扎了半个世纪。20世纪的前20年，中国人意识到必须改革政治体制，使思想文化全面发展，才能实现现代化。然而，其后的国际局势和中国自身的问题没给中国这样的机会，经过一系列政治挫折和动乱，最终导致共产党上台。但仅30年，毛的极权治理方式就遭到受惨重的失败。
之后，中国本该回到原有的轨道，但是邓小平却错误地认为，中国的问题就是穷；而过去之所以没能解决穷的问题，因为中国人没有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而这又是因为国人在政治上有太多的分歧和冲突，其结果是政治动荡和社会纷乱。邓提出的纲领是，以党国暴政维持稳定，以稳定保改革促发展。他的基本判断是：发展经济应当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所在，应当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如果有人捣乱，那一定是出于险恶用心；对这些心怀叵测的恶势力应当毫不留情地封杀和镇压，不给他们搅乱人心的机会。邓小平以为，只要铁腕维护政治稳定，保证经济改革，就会有高速发展；只要经济发展，就可以消解问题。
邓小平的思路确实给中国带来发展，但这不是邓小平的发展战略的功绩，而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所在。数千年来，中国历经劫难，但是总能在“白骨露于野”的废墟上，再创繁盛。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过是中华民族顽强生存勤奋劳动的故事。
正如历史上专制王朝必然由暴政、腐败最终走向覆灭一样，邓小平的威权治理最终也无法避免腐败和暴政的命运。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由于现代社会快速演进，暴政、腐败的蜕变速度也相应加快，甚至在几十年内，就严重到人民无法忍受的程度，于是人民不满、反抗，甚至造反。
邓小平的继承者延续邓的方针，一方面严厉镇压异议者，一方面又给大众一点甜头，以为这样就可以维持住稳定。但是，中国的群体事件却在频率、规模、持续时间和暴力程度等方面都迅速发展，而且越是发达的地区群体事件越多，也复杂。
其实，如果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带来新的更严重的问题，导致政治更加不稳定，甚至国家分裂和内战。这不是什么新现象，而是近乎 常识的道理。在极权政体下，经济高度发展，在两方面给人民带来危害：第一，发展的机会、成果和代价不能公平地分配；第二，极权暴政威胁个人的安全。
专制权力导致腐败，这是中国几千年专制史上从未能解决的问题。即使政府官员清廉，但威权的政府仍然不能保证公正性；因为专制社会，各种利益要求和意愿没有充分的表达机会，也不能获得平衡，而这是公共决策的前提条件。由于自由表达被压制，甚至致使人们对自己的利益不能形成准确、成熟和稳定的看法。事实上，在利益冲突中，只有通过公正的程序表达、争论，才能达致平衡，才能建立公正。也就是说，只有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中，人们才能享有公正。
专制暴政给民众带来的安全问题，对中国人并不陌生。这是中国政治中的古老问题。然而，在现代社会，安全有更广泛和深刻的内容。对于前现代的中国人来说，专制暴君和酷吏常常是公开劫掠民众的财产，践踏乃至残杀百姓生命。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正当权益范围大大增加，人们不仅对传统的生命、人身和财产安全有更高的要求，而且增加了有关平等、尊严、机会、最低物质条件、幸福感等观念。经过现代权利意识启蒙，人们对于安全问题更加敏感，有更多的要求。
中国知识界受传统儒家历史观影响，总以为人民革命发生在活不下去的时候。其实，活不下去的人们并不能对王朝造成政治颠覆的威胁，那些掌管资源和道义权威的人卷入造反，才会对王朝造成真正的威胁，而他们的卷入是由于正义和合法性问题。在现代社会中，真正造成政治危局的是公正和安全问题。今天，中国社会的不满和反抗也正是来于这些问题。
中国当前的不满和反抗的根源是腐败和暴政，这不可能通过重判异议人士来解决，这种做法也不可能威慑住那些不满和反抗的人们。异议民运人士，是由于表达对于政体合理性的看法；不满的民众，是由于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这是两种不同的反对群体，循不同的反抗机制。但后者会向前者转化，统治者在以迫害前者的罪名镇压后者时，会给前者输送新的力量。因此镇压前者不会缓解后者造成的压力，虽然短期内可以避免后者大规模地向前者转化。
虽然，当局镇压异议人士不会解决大众的反抗问题，但确实可以影响大众反抗的政治发展方向和后果。当专制政权消灭了长期斗争中形成的成熟的理性和平的反对派领袖时，反对运动会变得更激进、更暴力、更情绪化。这不仅加大统治者的控制难度，而且会对未来政治转型造成更不确定的演变格局。
因此，2011年底中国的政治迫害波，在政治上不仅野蛮，而且愚蠢，使中国逐渐失去最后的和平转型的机会，促使中国走向分裂、对抗和革命。在政治迫害催生的充满愤怒和仇恨的革命中，中国政治前景有巨大风险，中国共产党将以极其难看和悲惨的方式被逐出历史舞台。
（作者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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