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6日星期日

陶傑:他為美國人戒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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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的大改組(The Great Reset),有如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前後,蘇共總書記戈巴卓夫推行的制度改革。

戈巴卓夫覺得蘇聯七十年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行不通,經濟和政治都陷入停滯。他提出「改革」perestroika 和「透明度」glasnost ,不惜令蘇聯解體。

川普做的是相似的大事,他為美國人戒毒:國債三十六萬億美元,不可能無限印鈔負擔歐洲和西方盟友的經濟泡沫享受,更不可以資助共黨中國在全球坐大,美國人要腳踏實地,回到工廠,配合機械人,創造一個全新的經濟體系。川普要改革的是民主黨自克林頓以來製造的一條泡沫夢幻、但行不通的死路,收拾的正是美國「蘇維埃化」的一個精英大鍋飯的超級爛攤。

美國的左翼媒體,長期對外也扭曲地報喜不報憂。通脹和利息的數據是準確的,許多黑幕卻沒有告訴你。強調如何大愛平等、關懷弱勢人權,宣揚在小學教兒童準備做變性手術、白雪公主不必由白人來演,或變性的男人可以加入女子運動隊,或Me Too 之類的鬧劇,就是西方的最新「進步」;卻不大透露有多少人服食芬太尼、大城市幾多人露宿、美國的大學如何被中國的資金滲透、歐洲伊斯蘭化的威脅,以及紐約倫敦的塗鴉、搶劫超級市場和手提電話、空氣中的大麻味是何等的醜陋。

正如大陸到一九七六年中,香港大學的火紅年代左傾學生組織、香港的盤古雜誌;西方的左翼由費正清、韓素音,到美國明星如莎莉麥蓮,都以為毛澤東的人民公社解決了中國的貧窮問題,都相信周恩來說的:中國既無外債、也無內債,有了原子彈,也有大慶油田,實現了豐衣足食,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無數白痴看了大公報和李怡的「七十年代」,那時都以為是真的。

直到有一天,華國鋒忽然抓捕了四人幫,才披露「中國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邊緣」,外面億萬應聲蟲大吃一驚。原來中國不徹底改革,死路一條?於是曾經被七億中國人在工廠、公社、學校集會學習的時候集體聲討過的反革命走資派頭子鄧小平復出,又變成了他們的大救星。

今日的川普,是一樣踢爆歷史騙局的大人物。

同時向六十國徵收關稅,是緊迫感的「震盪療法」,猶如戈巴卓夫和葉利欽當年解體蘇聯之後、改革俄國經濟的霹靂手段。戈巴卓夫們失敗了,因為一旦一個民族吸食過左翼共產毒品,有如切爾諾貝爾的核廢墟,核輻射永在,生人勿近。據說孵出來的雞,也有鴕鳥那麼大,還有兩三個頭呢。

今日美國左膠的詛咒,就像四人幫餘孽頑抗鄧小平一樣。死鬼鄧小平連同趙紫陽將許多國企實行股份制,也下令不少「佔着毛坑不拉屎」(這句粗鄙話是鄧小平的原話,不是有教養的我說得出來的)的共幹「下崗」,自己在市場謀生。1979年香港的左派紅色經濟圈,就經歷了一場大洗牌,許多老左被迫提早退休。

川普比戈巴卓夫和鄧小平更大膽。蘇聯解體了,雖有陣痛,俄羅斯沒有亡,在普京領導下還侵略烏克蘭。毛澤東死亡後,中國人工蟻一樣的密集勞動力,釋放出巨大能量,人民公社沒有了,有了世界工廠,到今日還一帶一路,與美國爭做霸王。

關鍵在美國沉迷抖音電腦遊戲躺平懶惰的一代,還叫不叫得醒?在這方面,社交媒體的滲透,極端無神論造成的道德迷失、極左份子的興風作浪,由儉入奢易、由奢還儉難。美國人還是不是偷襲珍珠港之後,由艾森豪到列根那個端莊的常識大國?川普一任只有四年,時間不足,都是劣勢。

美國的民主早已變質。有左膠的DEI和Cancel 暴力,哪有民主自由?不如一不做二不休,與其讓左匪獨裁,不如川普獨裁。美國需要一個李光耀,為國家戒毒。

五十年代,美國的製造業佔全球四成,1950年,美國生產鋼鐵一億噸,佔全球五成,汽車使用率佔全球八成。今日製造業全部淘空,左膠不務正業,天天在嚕囌說教男女之間有七十二種還是一百三十八種灰色的性別,以及幼稚園要不要為變性兒童開創第三廁所。

華爾街股票大跌?鬼哭神號的跌好了。本來就不值那個高位,正如中國香港的飯桶高官,哪裏值三四十萬港幣的月薪?

落敗的前副總統哈里斯出來抽水:你看,選了這個瘋子,I told you so,這就是美國應得的下場。

哈里斯沒有說的是:她自己就是令美國人陷入三十年來的毒癮狀態的毒品提供者之一。幸好四年前,我就在這個Facebook預言,民主黨拜登加哈婆這對男女卡士,是為四年後敗選、而不是連任而設計的——-各位可以翻查紀錄。白紙黑字的言論,我一條也沒有刪過。

多個城市示威抗議?抗議好了。美國要社會主義?連標語和嘴臉都那麼詭異。據報下一任民主黨總統大選候選人是桑德斯搭AOC。Wow, 好刺激,go on,繼續,示威加油,願牠們美夢成真。

王实味党庆碎身 | 《自由之笔》第十四期

——《中国当代文字狱囚徒编年录》第一卷第一案(1947)


王实味(1906年4月5日-1947年7月1日),原名王思韦,字叔翰,笔名诗微、​​实薇、诗味、石味、石巍等,作家、翻译家、评论家;在因文获罪遭监禁近五年后,于1947年7月1日中共二十六周年党庆日当晚,以“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等罪名被秘密处死。

早年生涯──从小说到翻译

王实味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三月十二日出生在河南省光州(今潢川县)樊城铺,父亲是曾考中举人的私塾教师,母亲在他四岁时病逝,他由继母和姐姐抚养。

1923年,王实味十七岁中学毕业,考入开封市的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河南大学前身),次年因家贫无力支付学费而中断学业,考取邮务生,被分配到驻马店邮局。

1925年夏,王实味考取了北京大学文预科,与后来同为文字狱牺牲的张光人(胡风)同班同学,年底发表处女作──书信体中篇小说《休息》。

1926年1月,王实味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相继在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杨五奶奶》、中篇小说《毁灭的精神》等作品。

1927年夏,王实味因初恋不果且经济困难,离开北京大学南下谋生,也由此脱离了中共,先后经人介绍担任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小职员、山东泰安中学语文教师,其间又相继发表短篇小说《陈老四的故事》、《小长儿与罐头荔枝》等。

1930年,王实味在上海与前北大中共支部的同学刘莹结婚,又遇当时正与中共创党领袖陈独秀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托派)的北大校友王文元(凡西),帮助翻译了《列宁遗嘱》和《托洛斯基传》中的两章,并发表第一部译著──霍普特曼(Gerhart Johann Robert Hauptmann, 1862-1946)的《珊拿的邪教徒》(The Heretic of Soana),由此开始翻译生涯。在夫妻俩辗转各地教书谋生的六年中,他先后翻译了都德(Alphonse Daudet, 1840-1897)的《萨芙》(Sapho)、金斯莱(Charles Kingsley, 1819-1875)的《水孩子》(The Water Babies)、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 1867-1933)的《资本家》(The Forsrte Saga,又译《福尔赛世家》)、奥尼尔(Eugene O’Neill, 1888-1953)的《奇异的插曲》(Strange Interlude)、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的《还乡记》(The Return of the Native)等世界文学名著共一百余万字。

1936年夏,王实味回河南老家,任开封省立女中英文教员。次年5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10月,他在郑州与妻子儿女告别,只身经西安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并任第七队队长,次年2月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出版局从事翻译,不久又调到马列学院(后改名中共中央研究院)编译室任研究员,参与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其后四年里,王实味单独或与人合作译稿共达二百万字,包括:《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雇佣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等和《列宁选集》十八卷本中的两卷半。

延安整风运动“挂帅”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评了党内流行的思想作风问题,拉开了此后“整风运动”的序幕。在此前后,延安的一些作家和知识青年也利用杂文等文学形式公开批评延安的“黑暗”面,形成了以丁玲、萧军、艾青等著名作家为首“暴露黑暗”的文艺思潮。

1942年2月,毛泽东又先后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会上做《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收入其选集时改名《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和在延安干部会上做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提出要“整顿三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从而正式发动了“整风运动”。延安作家尤其是“暴露派”创作出现高潮,王实味也由此响应,3月相继在丁玲、萧军、艾青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栏和《谷雨》杂志上发表《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杂文。 3月26日,他还创办了壁报《矢与的》,发表《我对罗迈(即李维汉)同志在整风检讨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等短评,产生很大影响,以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都在夜里提着马灯去中央研究院看壁报。

王实味在这些文章中,怀念十四年前被国民党处死的在北大初恋不果的中共女党员李芬,揭示出延安:

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

转达了有些青年人对其上级以至某些“大人物”的非议:

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并提出自己的相关看法:

正因为认识了“丑恶和冷淡”,他们才到延安来追求“美丽和温暖”,他们才看到延安的“丑恶和冷淡”而“忍不住”要发“牢骚”,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这“丑恶和冷淡”减至最小限度。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

当前的革命性质,又决定我们除掉与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做同盟军以外,更必须携带其他更落后的阶级阶层一路走,并在一定程度内向他们让步,这就使我们更沾染上更多的肮脏与黑暗。

艺术家改造灵魂的工作,因而也就更重要、更艰苦、更迫切。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与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这类主张“暴露黑暗”尤其反对特权的文章很快引起了很大反响,回应支持者甚众,但部分高级将领贺龙、王震等对此不满却更受中共高层注意,以致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说:“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

1942年4月初,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干部整风学习会上就许多人抨击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做最后总结说:“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此后,延安文艺界对王实味的批判斗争就以此政治定位急剧升级。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明确否定了“暴露派”所提倡的“人性论”、“人类之爱”、“暴露文学”、“杂文时代”等文艺思潮和观点,并断言这些都属于阶级立场问题,不但裁决了“歌颂光明和刻画黑暗”的两派之争,而且由此确立了将思想观点流派之争归结为政治立场、敌我路线之争的批判清算斗争方式。座谈会期间,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曾找王实味谈过两次话,并写信指出:“《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

王实味拒绝认错,因此遭致从上到下的围攻批判,并且转为被追究十几年前曾与托派中两位前北大党员朋友王文元、陈其昌交往过两年的历史问题。当时延安的中共理论界、文艺界负责人李维汉、范文澜、周扬等相继出面引导批判清算,而且丁玲、艾青等“暴露派”领军人物也纷纷检讨认错并反戈一击,而萧军等极少人则因曾为王实味陈情及拒绝随波逐流也遭批判整肃。

1942年6月下旬,以丁玲、周扬等为首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会决议开除王实味会籍。 10月底,王实味被中共中央定性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并批准开除党籍,年底遭关押,次年4月1日又被正式逮捕。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提及延安“整风运动”时说:“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

1946年,王实味案重新审查后的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去掉了其他罪名。

中共文字狱第一位受难者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王实味被中共中央社会部转押到晋绥公安总局在山西兴县城郊的看守所。同年6月,该看守所附近遭到国民党军飞机轰炸,转移前经向中共中央社会部请示,获部长康生和副部长李克农批准,将王实味秘密处死。

1947年7月1日,中共党庆二十六周年纪念日,王实味被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当夜砍杀碎尸后埋入一眼枯井,时年四十一岁,成为中共文字狱第一位受难者。

中共高层在当时显然以文字狱杀人为耻,毛泽东听说后也曾大怒,后多次在内部讲话中提及撇清,由此将处死王实味一事长期秘而不宣。

直到1978年,与王实味别离四十一年的妻子刘莹才从广播中得知,丈夫早在三十一年前就被作为反革命托派分子处决。作为历史见证人,她断定那是政治诬陷,于次年开始为其申诉奔波。

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发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宣布:定王实味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不过,中共中央并没有改正开除其党籍的决定。

1998年12月,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其作品集《王实味文存》。

参考资料:

  1. 王实味,《野百合花》,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1942年3月13、23日。
  2. 王实味,《政治家艺术家》,延安《谷雨》第1卷第4期,1942年3月15日。
  3. 王凡西,《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香港《九十年代》月刊1985年5月号。
  4. 戴晴,《王实味与〈野百合花〉》,《文汇》月刊1988年第5期。
  5. 文超,《王实味获彻底平反》,《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2期。
  6.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
  7. 韩爱萍,《王实味:河南大学的真诚赤子》,《光明日报》2003年1月27日。
  8. 长堀佑造,《悼念王凡西先生》,香港《先驱》第67期,2003年1-3月。
  9. 陈益南,《评介延安整风期间的王实味案件》,浴火凤凰新闻网:http://members.multimania.co.uk/sixiang001/author/C/ChenYiNan/ChenYiNan018.txt,2003年10月5日。
  10. 黄昌勇,《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11. 杨飞、郝占辉,《李克农与“王实味案”》,《文史精华》2007年第9期。
  12. 陈志鹏,《还我一个王实味》,香港《华夏纪实》2008至2009年连载。
  13. 于继增,《〈野百合花〉招来的杀身之祸》,《文史》月刊2009年12期。

来源:张裕:《从王实味到刘晓波:中国当代文字狱囚徒编年录》

——转自独立中文笔会

乐尚嘉:铁水流与难流

作者:乐尚嘉


《铁水流 战时中共革命系统的运作 1937-1945》不是讲述抗战的专著,而是叙述、分析中共濒临灭亡的弱小的政治军事力量怎么在抗战八年里壮大。

本书是2024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且作者黄道炫曾经写过一些很棒的著作,如,《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和《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于是,我想当然的认为本书一定也很精彩。读下来遗憾的认为,一般。
 
侵华日军的残暴与稳定

当然,也有精彩部分。摘录如下。

"历史学的逻辑常常未必就是历史的逻辑,政策改变很多时候只是时也、势也,不一定就是经验的升华。"(第xii页)

"中共是极具能动性的政党,这是共产主义政党的共性,革命从南到北,在不同的时段、不同地区,不同地理、社会、人文、经济环境下展开,循著的却是基本相同的路径。在中共革命中,人们通常看到的是革命改变现实,而不是革命被现实捆绑,血缘、学缘、地缘乃至社会、经济、地理这些因素,常常被革命的能动性抛在后面。改造而不是适应世界,是共产主义革命的重要法则。"(第ix页)
自列宁建布尔什维克党之后,一切极权主义政党只是为了夺权、保权,在自己的权力稳固时才会考虑实施实行自己的政纲原则。

"日军在相持阶段到来后尽力改变初期的掠夺者形象,以平和面目示人,'不再烧杀奸淫,对农民深为慈祥,对游击队则取严酷手段'。日军和民众的关系的确呈现复杂的状态,日军泽昌利的日记记有,当他离开宿营地时,'当地的中国小女孩已经和我很熟了,很可爱,我给了他一点点心'。中共方面的报告更提到:'榆次儿童很多都能说漂亮的日语。'语言背后体现的常常是观念和权力,日本人用恩威兼施的方式,实现了语言权力在儿童身上的覆盖。

即便在中共擅长的宣传战上,日军也不让中共独擅胜场。胶东敌'蚕食'大泽山时,'苗店一带由于我过去劳役过重,人民不满,部队在反顽战役时,所借器材亦未归还,军队有打地方党员的。有打狗队,越墙入士绅家中,强迫实行合理负担,结果敌人即大肆宣传'不能老刮北风,该刮南风了',民众也说:'换换口味也好'。共产国际会议上甚至有人提到,日军散发传单,宣传'如果游击队中有谁自愿放下武器,那就不再追究他的抗日活动,还会发给他从事和平劳动的补助或给他安排工作','一些场合还真出现过游击队投降的情况'。"(第392-393页)

这是完全可能的。正像我在十几年前写的一篇稿子《反思名古屋市长否认南京大屠杀》中阐述过的,一方面侵略军一旦稳定占领一些地区后,他也要稳定秩序不再一味烧杀掳掠;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并没有完全进入现代社会,没有现代民族主义,农民的抵抗只是对付眼前敌人的残暴,一旦侵略者缓和,抵抗便会减弱,犹如历史上蒙古和满清对中国的侵略。
 
思想改造的几个要素

众所周知,是抗日战争救了中共。从抗日前夕濒临灭亡到抗日胜利时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一旦有外力予以足够的武器装备,它便能以三年时间夺得整个江山。这主要靠的是客观形势,然而战时中共主观上也创造了自己的力量,才能够在机会来临时获得机会抓住机会。

本书作者认为,中共主要依赖了干部养成途径,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整风运动;建立政策和贯彻系统;生存和和抵抗办法:作者提出了中共在其敌后根据地与敌弱平衡的理论。所谓弱平衡,用毛泽东更直白清晰的语言就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

中共之所以能在抗战胜利后成为一支极其强大的政治力量,关键在于有了数十万上百万的小知识分子的干部队伍。俗话说:竖起招兵旗,不怕没有吃粮人。中国从来不缺壮丁农民士兵。当然中共十数年的武装斗争,还是会有极少数的农民士兵成为主要由小知识分子组成的基干中层干部。

抗战前,中共并不合法,正常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并不认同中共,知识分子同样如此。因此中共除了顶层领导中知识分子略多,下面知识分子不多。这也是抗战前中共苏维埃运动几近彻底失败的原因之一。

所以,本书列举了中共八年里做的林林总总,我以为最重要的是打造一支庞大的干部队伍,而打造一支中共领导能够使臂使指的干部队伍,就是书中说的"干部养成的途径"和"整风运动的心灵史"。

人都有本性,知性之人或知识分子更重个人思想自由,怎么把一个政党的骨干完全统一于领导意志,象一部机器那样有力,殊不容易。

本书举了许多实例,尤其整风运动。

"康德说,'知性在模糊不清的情况下起作用最大……模糊观念要比明晰观念更富有表现力……知性的一切活动都能在模糊中发生。'指的应该就是这样的现象。战时中共干部大部分具有一定知识水准,但又不是很高,对这些受体而言,观念的转换不一定需要条分缕析的解析,打动人心的几句话或者几个概念,很可能就会产生强大的向心力。"(第29页)

这另一层意思就是,初入门者热情高。

这样的"思想改造"对于共产党来说是一直进行着的,但大规模的进行是在抗战时开始的。第二次大规模进行则是在中共已经执政的1964年开始直到毛泽东死亡,其改造的对象范围推广到治下全民,虽然其中主要仍是学生小知识分子——知青。

第一次改造是基本成功的,第二次我们亲历,完全失败。
本书谈了不少中共在战时之所以成功的措施,以及实施这些措施的难度。我想以更直截了当的话语来归纳中共战时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在规训干部方面,怎么把几十万上百万的小知识分子、也就是把中共的基干训练成党的领导人驾驭自如的党组织的骨干。

一,马列主义的强大逻辑很容易征服那些小知识分子。三四十年代,那一套意识形态貌似在实践中还没破产,中国的大知识分子胡适等人甚至也认为,中国将来在经济上须实行社会主义,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含有浓厚社会主义成分,只是那时的国民党政府实施的并不好。所以,遑论那些本来就倾向共产党的小知识分子,岂能不服膺那一套意识形态,发自内心的甘愿做党的(其实是党领导人)驯服工具、螺丝钉?

二,那时许多小知识分子是本着抗日也是本着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目的,投奔共产党的。可到了中共根据地,发现那里并不见得有自由民主平等。中共领导对之的思想改造,一方面服膺马列主义思想而克服"自由民主平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中共组织纪律严酷的禁锢着他们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言行。严酷的纪律,包括从思想斗争批判到组织处理,从警告、开除党籍直至处决。于是,他们摒弃自由民主平等思想而自觉且坚决的执行马列主义思想革命。

三,那些小知识分子参加中共革命运动之前,在上海等大城市当住亭子间的左倾小文人,生活并不容易,甚至常常吃了上顿赶紧要找下顿。

到了中共根据地,这些小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干部,"吃中灶警卫员盒子炮",何尝不是一种人生出路,简直是一种完全符合自己理想最好的个人出路!

四十余年前,我已读了不少书,并且耐心听了不少劫后余生的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老革命对我个别漫谈式的回忆。我想了许久,得出上述三条,并在私下与一些所谓"两头真"的老革命说。其中有两个人很认真的想了之后告诉我,你是对的。其余也没有反对。当然,我讲的没有那么直白,不能够当面否定那些可敬的长辈们的一生啊。

四十余年后的今天,根据世界共运史,我想再补充一条,那就是共产组织在规训、改造小知识分子的同时,其本身也在不断取得成就,不断扩大权力。否则对那些小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便会失败。

中共在1964年开始的第二次大规模思想改造小知识分子=知识青年,那些知识青年非但没有得到老一辈的第三条,而且中共没有成就日渐衰败,所以这样的思想改造必然失败。到七十年代初,这批被改造的小知识分子不但没有被改造,反而滋生出许多反叛的思想来了。

                                  2025.4.

蘇暁康:婦唱夫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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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2012年春方勵之猝然倒下時,我寫了一篇悼文《似彗星,之升起,之隕落—追悼天文學家方勵之》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
稱:「离开两个人,我们没法描述中国的八十年代,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方励之。这是老方走后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而随著岁月流逝,在大历史,或大时间概念之下,方励之的意义会越来越超过邓小平。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先例:人类至今并将永远记住伽利略,谁还知道当初迫害他的教皇姓甚名谁?」昨天我的帖文說鄧小平,今天便說方勵之。恰好也有一位臉友彭基磐說:40年前,一位天体物理学家预言:「文革没结束,党按下的只是个暂停键」!「只要那画像还在,只要那主义还在,斗争治国随时会死灰复燃」! 「制度依旧,再耀眼的改开都持续不了半世纪」! 50年后,中国将是一个大号朝鲜,不信大家看! 这位已故学者的名字叫——方励之。】


图:右起方励之、李晓蓉、李淑娴、林培瑞、蘇暁康

二○一○年底在奧斯陸與方勵之李淑嫻夫婦相遇,我並不知道那是跟老方的最後一面。(「橫越大西洋飛返北美,大家在紐瓦克國際機場分手,各奔歸程。我們都不知道那個分手,竟是跟方勵之的永訣。老方從奧斯陸回到亞利桑那州土桑市半年多後,即二○一一年夏天,『離奇』地染上怪病『亞利桑那山谷熱』高燒、寒顫、劇咳、嘔吐、關節浮腫、體重驟降、全身出水痘樣紅斑,『人皮如鬼皮也』⋯⋯「四月六日早晨,方勵之臨出門上課前,突然倒下了。這次,他真的走了!在獲悉他離去的空白中我才意識到,就流亡的慘烈而言,無人可以跟方勵之李淑嫻夫婦相比:他們承擔了沒有底線的代價。先是他們的幼子,在三十多歲的黃金年華,無端殞命;三年後,老方又遭『從深層地下湧出復仇』的細菌偷襲,雖然他以頑強的生命力搏鬥了三番,但誰敢斷定,那細菌不是趁了老方喪子巨痛的虛弱,而偷襲了他呢?」《寂寞的德拉瓦灣》p246-247。)

二○一二年初從台灣返回德拉瓦,在那個陰冷的早春,方勵之走了,不久亞利桑那大學舉辦追思會,林培瑞教授、李曉蓉、王丹都趕去,我卻無法離開,只等下個禮拜紐約那場追思會。我從德拉瓦坐國鐵到紐約三十四街哈德遜調車場車站,再換七號線去法拉盛,顛簸搖晃的地鐵又把我搖回到八十年代,思緒幽幽之中,不覺地鐵到了終點站,下車一問,我竟坐反了方向,只好再返回另一頭法拉盛,跌跌撞撞趕到會場,人家正好叫我發言。

我們幾個跟方勵之還算接近的朋友,林培瑞、李曉蓉、王丹和我,最揪心李淑嫻怎麼撐得下去?因為他們二○○七年才經歷了痛失小兒子方哲的巨創,母親本是最痛者,她如何在五年之內接連承受兩次打擊?

不久土桑追悼會、紐約追思會都開過了,王丹建議出版一本方勵之文集,可是我們都不敢去跟李淑嫻說,怕她還沉浸在悲痛中。林培瑞打過一次電話給她,轉頭跟我說,李淑嫻一直跟他訴說老方的死因,邊說邊哭,竟然把這位漢學家的漢語都說沒了。

「你去跟她說說,行嗎?」林培瑞幾乎在央求我。

我猶豫了幾日,還是撥通了土桑。李淑嫻深陷哀絕是明顯的。她跟我說,她還活著,只為處理方勵之未完成的事務,其中包括出版他的文字;我勸她抓緊時間寫一本流亡傳記,她說她不知道自己還能撐多久,我說你可以採用錄音的辦法。那一次我們在電話上談了大概一個多小時。
培瑞和我,繼續跟李淑嫻通電郵。初夏她的電郵裡,突然談到一本自傳!

『我完全了解,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在大陸出版方的任何東西,都是不可能的,至今我們兩人的那怕是純物理的教課書,不僅不能再版(儘管有很多需要),也不能出售⋯⋯一般來說,普及的、人文的作品影響面更廣;連在科學範圍內,優秀的科普讀物比專門的文獻更會廣為流傳。關於方已寫成的,因受阻未出版的書,我只和你們兩人說過,未和任何其他人談過⋯⋯』

電郵裡「關於方已寫成的」,原來是方勵之在美國大使館客居三百八十四天期間寫的一本自傳。

九○年夏天他們離開北京到英國劍橋時,有個出版社感興趣這本自傳,並開始英文翻譯,最終卻因新聞熱點轉瞬即逝而放棄。一九九二年方勵之受聘亞利桑那大學後,香港明報出版社曾來要這本自傳,卻送去讓楊振寧「審核」,後者警告該出版社「不要開罪中共」,旋即退稿。

我們回頭去看,方勵之二十年前就寫好了自傳,他並非閒散之輩,而是面對凶悍的專制者,有防不測之虞;還因為,他乃二十世紀末對中國歷史影響最巨事件的中心人物,何能不留下親筆紀錄?正如李淑嫻曾對世界日報記者曾慧燕所言:「現在此書得以出版,為研究中國近代史和華人知識分子心路歷程提供第一手資料。」她也寫電郵給我:「我們這些人必須讓真相在身後不被歪曲。」

她做了方勵之猝不及防未做的一件事情。她最終完成了他。

方勵之出身北京男四中,中國的頂尖高中(王蒙、北島皆為男四中生);考上北大物理系,就受南方來的一個女生「管轄」,並暗暗與之較勁,他說此乃男校生的一種「本能的抗拒」,殊不知,這個叫他不容小覷的優秀女生,影響了他一輩子。

方勵之晚年總結自己和李淑嫻,皆「簡單」的人—因為物理系就是 「簡單運動系」。他用物理語言描述:「大自然是簡單的」;「簡單是真實的標記,而美是真理的光輝」;世間萬物的至極本質,是優美、簡單和統一;「簡單」也是純淨和專一。

他說環視周圍的同學和朋友,反右運動之前所有他們知道的年輕情侶,凡被階級鬥爭波及者,無一不被打散。「李和我是倖存者。」這句話有某種「劫後餘生」的雋永。
一九五七年底李淑嫻被鄧小平「補」劃為右派時,方勵之跟她只是戀人,她立刻切斷聯繫,下農村「勞動改造」去了。但方勵之就是不撒手,他給她寫信:「我曾勸你向黨交代一切⋯⋯我們還年輕,我們還可以譜寫未來」。並未劃成右派的方勵之說:「一九五九年初,幸運降臨:我終於也被開除黨籍,高興極了。按定義,我同李的階級地位一樣了。」還有比這更簡單而優美的境界嗎?

「我們沒有背叛自己的心,沒有背叛真誠的愛,不顧別人的白眼,組成小小的家庭。」李淑嫻在這本自傳前言中回憶說。

方勵之二○一一年罹患「山谷熱」住院治療期間,寫了一篇動情文字《金婚年感恩節致友人》,回憶他們結婚十年時,正當文革高潮中,兩人被拆散在合肥、南昌兩地勞改,卻祕密分赴黃山「度蜜月」,何等浪漫的故事!那是一九七一年九月中旬,林彪墜機外蒙的那個月,方勵之為李淑嫻在著名的「猴子觀海」身後留下一幀側影:李淑嫻「遠望『猴子』,『猴子』則在『觀海』。——方勵之當然是在「觀」李淑嫻了。文學或電影常有落難夫妻不棄不離的哀歌,但是方勵之李淑嫻把它譜寫得淒美、幽默、悲壯。

方勵之絕不背叛愛情,令他「婦唱夫隨」李淑嫻,淪為「賤民」二十餘年。反右這場劫難,將他逐出核物理界,否則他很可能成為一個中共最寵愛的核彈專家(如鄧稼先、錢學森);而他換軌到天文學,則由於更徹底的科學懷疑精神,又勢必在日後跟這個體制發生衝突。

他們第二次跟體制的衝撞,到了「夾在兩個大國之間」的境地,就近乎震動世界了,而這一次,方勵之又是在「婦唱夫隨」。

八十年代初方勵之因倡導人權的前衛理念,而銳不可當,既被社會奉為「青年導師」,也被鄧小平視為「意識形態大敵」,所以整個八九學運期間,他和李淑嫻沒有去過天安門廣場一次,卻注定要被中南海羅織為「幕後黑手」。

今天已經公開的中共檔案顯示,早在學潮初期,北京市委陳希同、李錫銘就認定,北大學潮「就是方勵之的老婆李淑嫻指使的」,因為方勵之從合肥科技大學被撤職後,去了北京天文台,他們抓不住他的任何把柄,只有去栽贓仍在北大教書的李淑嫻。四月二十四日他們先向萬里匯報這一點,接著第二天向鄧小平匯報時,又強調「北大非法學生組織的幕後人物是李淑嫻」,鄧小平因此定性學運為「動亂「,《四二六》社論出籠,從此不可逆轉。

方勵之是個坦蕩君子,又兼科學家的不信邪,心裡一直很泰然。直到五月底聽說北京郊區農民遊行焚燒方勵之模擬像(畫像),他還幽默:「燒模擬像,在國際上或中國歷史上,我記得只有國家級或領袖級的人享用過。我今天竟有此殊榮?他們要這樣作,我不介意。」照常去天文台上班、答研究生問。

李淑嫻開始也很坦然,對在美國讀書的大兒子方克說:

「我們等他們來抓。」急得方克大叫:

「媽媽!你們千萬千萬不要作這樣的『英雄』!

直到六四開槍,李淑嫻才考慮「躲一躲」。他們不願連累親友,只能去外國使館,六月五日下午第一次進美使館,又離開;第二次被作為﹁總統的客人﹂請回去,林培瑞說:﹁方勵之並不是很願意回到美國大使館,是方的妻子李淑嫻和兒子都覺得最好去吧,因為中國官方發瘋了,前一天在天安門廣場殺了那麼多人,即便不判你入獄坐牢幾年,也可能找流氓殺你,李淑嫻對此感到害怕,最終勸動方勵之進入美國大使館。﹂後來方勵之又幾度想走出大使館,都被李淑嫻勸止。

說實話,在政治判斷上,方勵之不如李淑嫻清醒、透澈。所以他患病未知生死之際,曾對李淑嫻留下類似遺言的話:「這輩子,我們這個小家,在重大問題上,往往是你做的決定,執行了結果良好;未執行的,給這個家帶來嚴重後果……你的決定為我爭得這二十年有意義的生命。」

最後,方勵之還留下一個爭議:走進美國大使館,雖然他的自傳第一次披露,他在使館日記裡赫然已有「應準備:一、為民族而獻身,獻生命。二、長期監禁」的字句。其實,更直接的問題是,方勵之為什麼不想當「中國的沙卡洛夫」?我則覺得,非得拿中國去比附蘇聯或西方,諸如「中國的戈巴契夫」、「中國的曼德拉」等等,本身就是一種貧乏。再說中蘇的專制蛻化程度、兩黨的演變路徑,都有巨大差別,皆受其深層的歷史文化制約;沙卡洛夫發揮影響的社會條件,也根本沒有提供給方勵之。

但更重要的是,在八九年的時代局限下,方勵之硬要扮演「沙卡洛夫」,就只能去當「烈士」,但是,方勵之的理念非常西化,不可能再有「引刀成一快」式的「烈士情懷」了,而且即便他有譚嗣同式的死難決心,也對整個局勢無補,中國變革已不是靠「英雄流血」就能奏效了的。

許多人以「道德資源流失」的理由,責備方勵之李淑嫻走進外國使館﹁避難﹂,卻沒有發現,其價值預設前提,恰好是將西方、國際社會、人權價值,統統視為「與中國為敵」,好像方勵之不是「走進使館」而是「走進監獄」,就能喚起民眾革命了。我們或許可以說,中國政治變革至今唯賴「民族主義」一個有效動員力,是很尷尬的;方勵之遭遇這種尷尬後,及時返回他的天文學領域去,仍可以施展抱負。只有最知道方勵之價值的人,才能從一開始就洞穿這個結局,這個人正是李淑嫻。

《雨煙雪鹽●暗世煙濛》

欧盟积极响应川普政策,终于发起反非法移民运动

 原创 呆而非 delphi 2025年03月29日


2025年,川普政府以雷霆之势重拳整治非法移民,其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不仅大规模扩大驱逐行动,甚至将矛头指向合法身份的外国人,如学者,还放出豪言要驱逐1100万人,远超美国历史上任何一届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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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欧盟也在多个国家掀起反移民浪潮:意大利加强地中海拦截,希腊加固边境围栏,匈牙利继续其“零移民”政策,德国和瑞典削减移民福利并加速遣返。

  2024年前九个月,欧盟发布327880份驱逐令,7月至9月间强制遣返27740人,而2023年12月通过、2024年6月生效的《移民和庇护公约》进一步巩固了这一趋势。

  欧洲移民主要来自叙利亚、阿富汗等战乱国,以及非洲的经济移民,左倾政策曾以开放边界和高福利吸引他们,却导致财政不堪重负、犯罪率上升和社会分裂。如今政策转向后,节省的福利可能转投防务,如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已加大军费应对俄乌局势。

  欧盟的移民危机源于历史性错误:德国前总理默克尔2015年“敞开大门”接纳百万难民,瑞典社民党长期的高福利承诺,都为欧盟埋下沉重负担。

  与美国相比,欧盟移民中难民比例更高,受国际法约束更严,而美国非法移民多为经济驱动,治理更直接。这一切表明,欧盟的反移民“十字军东征”正积极响应川普的政策,标志着一场运动的兴起。

  欧盟的反移民觉醒:川普的影子无处不在

  欧盟长期因开放边境和高福利饱受移民潮冲击。从2015年难民危机到乌克兰战争,数百万移民涌入让南欧国家不堪重负,社会福利系统捉襟见肘,反移民情绪在选民中蔓延。

  欧盟过去的应对总是瞻前顾后,既想维护人道主义形象,又无力解决实际问题。如今,《移民和庇护公约》的出台和驱逐行动的加剧标志着欧盟态度发生根本转变。这种转变与川普的反移民治理不谋而合。

  川普在任时,以“零容忍”政策、边境墙建设和大规模驱逐震慑非法移民,不仅兑现了竞选承诺,更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果断的治理模式。他将国家主权置于首位,直面非法移民带来的经济负担和安全隐患。欧盟如今的强硬姿态——加强欧洲边境管控机构边境管控、削减移民福利、加速遣返——无不带有川普政策的影子。无论是公开承认与否,川普的治国方略显然为欧盟提供了启示,甚至成为其效仿的模板。

  川普的治国能力:被低估的先见之明

  川普的反移民政策曾被自由派媒体和左翼人士斥为“冷酷无情”,甚至被贴上种族主义的标签,在简中圈更被冠以“运动之王”。

  现在回头看,事实证明,他的举措不仅有效控制了美国边境局势,更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连锁反应。欧盟的反移民运动正是这一影响的明证。川普早在2016年就洞悉了非法移民对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威胁,他的“美国优先”理念如今被欧盟以“欧洲优先”的形式悄然采纳。2024年欧盟驱逐人数的激增,正是对川普治理能力的无声肯定。

  相比之下,那些质疑和唱衰川普的思潮显得多么短视。他们批评川普的政策缺乏人道主义,却无视非法移民对公共资源的分摊和对本地劳动者的竞争;他们嘲笑边境墙“无用”,却无法否认其对非法越境的威慑效应。欧盟如今的行动表明,川普并非孤立,而是站在了历史趋势的前沿。他的治国能力不仅在于解决美国问题,更在于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行的蓝图。

  简中圈唱衰川普的伪善之声,无知与傲慢

  面对川普的成功,反对他的人却仍在喋喋不休。他们高举“包容”大旗,却对移民带来的犯罪率上升和社会分裂视而不见;他们指责川普“破坏国际合作”,却无视欧盟内部因移民政策分歧早已四分五裂的事实。这些唱衰川普的思潮无非是意识形态的空洞呐喊与歪曲,缺乏现实依据。欧盟的反移民转向是对这些伪善声音的最好回击——当连标榜人道主义的欧洲都开始效仿川普时,那些质疑者的立场还有何说服力可言?

  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简中圈那些自诩洞悉世事的公知和大V。他们对川普的质疑与嘲笑,从未停止过高高在上的姿态,却暴露了无知、固执、傲慢和愚蠢的本质。这些人懒于研究,墨守成规,抱着陈旧的思维逻辑和过时的知识,试图解读一个早已面目全新的世界。川普当选,他们嗤之以鼻,预言“美国末日”;川普推动反移民,他们冷嘲热讽,称其“逆潮流而动”。结果呢?欧盟的反移民运动狠狠打了他们的脸,他们却只能支支吾吾,找不出合理的科学解释。他们的判断连连失误,误导了无数读者和网民,却依然故作深沉,继续贩卖早已过期的“普世价值”。面对川普政策席卷全球的现实,这些人就像被时代抛弃的巨婴,令人既可笑又可悲。

  川普的治国策略:从质疑到全球变革的启示

  川普的政策从未缺少质疑者。从边境墙到贸易战,从退出巴黎协定到重塑北约关系,反对者将他描绘为鲁莽的破坏者,甚至用谩骂掩盖其施政的深远意义。然而,时间证明,这些决策不仅改变了美国,更在悄然重塑世界格局。欧盟的反移民运动只是开端,川普的治国策略正以惊人的速度影响更多国家,加速全球在治理和对外政策上的深刻变革。

  移民政策已然成为风向标。欧盟从犹豫不决转向果断驱逐,表明川普“主权至上”的理念正在全球生根。

  接下来,防务策略的改变也将接踵而至——川普对北约“搭便车”国家的批评促使欧洲多国增加军费,而其对Z遏制战略可能推动欧盟进一步倚靠美国,形成更紧密的防务联动。

  贸易领域同样如此,川普以关税为武器的“美国优先”贸易战启发了其他国家反思全球化弊端,欧盟已开始对Z采取更强硬的贸易姿态,甚至可能效仿川普重塑供应链。这一系列变革揭示了一个真相:川普不是孤立的冒险者,而是洞悉时代脉搏的先行者。

  那些曾质疑、反对甚至谩骂川普的人,或许该停下来反思。他们的愤怒源于对旧秩序的留恋,却忽视了全球化带来的失衡早已让各国不堪重负。川普的政策不是对世界的破坏,而是对失序现状的矫正。他的远见不仅唤醒了美国,更点燃了全球各国重新审视自身利益的火种。当移民、防务和贸易策略因川普而变时,反对者的偏见显得多么肤浅。或许,是时候放下成见,承认这位被低估的领导人正在书写历史的崭新一页。

  川普风可能正渐渐吹醒欧盟

  欧盟的反移民运动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全球治理模式转变的一部分。川普以强硬手腕和清晰目标重塑了移民问题的讨论框架,他的政策不仅在美国落地生根,更跨越大西洋,吹醒了沉睡中的欧盟。

  如今,川普重返白宫后,其影响正进一步深化,促使欧盟从减少移民福利转向强化防务,将财政资源用于真正的国家安全。这一切都表明,川普的治国方略已然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全球风潮,而欧盟的反移民觉醒,只是这一风潮的最新篇章。

先重击,再谈判:川普对等关税战略解读

原创 杨大巍 印象与逻辑 2025年04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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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4月2日,川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正式宣布美国将对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征收最低10%的基准关税,并将对与美国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征收更高的 “对等关税”。这一天被白宫正式命名为“US贸易政策的解放日”,而川普称之为“US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并称该计划为“经济独立宣言”。

  此次宣布标志着美国贸易政策发生根本转变。川普提出的对等关税结构性地重构了美国与世界的贸易关系。他说:“我们将设立10%的最低基准关税”,强调这只是美国在多年贸易关系中“他们对我们收取的费用的一半”。白宫同时公布,自4月5日起,所有进口商品将被征收10%基准关税;而自4月9日起,日本与欧盟将分别被征收24%和20%的更高关税。

  最引人注目的是,CH将面临新征收的34%关税,而这将与川普此前征收的20%关税叠加。也就是说,自4月9日起,CH进口产品的基本关税税率将高达54%。如果包括拜登任期或川普第一任期已经存在的附加关税,可以高达73%。

  川普宣布,美国将利用关税所带来的巨额收入用于减税和偿还国债。他表示:“多年来,其他国家变得富有和强大,而这些国家大部分是以牺牲我们为代价的,而辛勤工作的美国公民却被迫袖手旁观。但现在轮到我们繁荣昌盛了。”他强调:“我们终于把美国放在第一位了。”

  他进一步指出,美国长期在全球贸易中“照顾所有人”,而“当你想稍微缩手,他们就会生气”。现在,“我们首先要照顾我们的人民”,“我们确实可以变得非常富有”。他认为,这一关税政策将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并最终导致“更激烈的竞争和更低的消费者价格”。

  在玫瑰园当天的仪式上,川普身边站着来自钢铁、石油天然气等行业的工人,以及卡车司机等代表。他们象征着这项政策所指向的真正受益者——在全球化浪潮中被边缘化的美国劳动阶层。

  与此同时,市场反应复杂。由于川普将征收高于预期的关税,市场下跌。股指期货在周三晚间盘后交易中下跌逾 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期货下跌 2.3%,约 1,000 点,纳斯达克 100 指数期货下跌 4.2%,标准普尔 500 指数期货下跌 3.4%。

  分析人士认为,市场对这项政策的最终反应取决于川普政府的真正意图。如果这是一次结构性重建,旨在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提升本土产能、长期减少对其他低成本国家的依赖——也就是说,如果关税是长期性的,意在“重构美国制造”,那么市场的反应将会剧烈,投资者将重估全球供应链与企业利润模型。

  但如果关税只是作为谈判筹码,用于迫使其他国家重新签署更有利于美国的协议,那么其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将更可控,市场波动也将相对有限。

  目前来看,市场普遍判断川普会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既保留战略强度,又避免引发不可控的经济与通胀冲击。

  川普政府的核心官僚团队,尤其是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明确表示对等关税有三大目标:其一,纠正长期不对等贸易规则,尤其是那些对美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但自身享受零关税待遇的国家;其二,作为减税之后新收入来源,用于弥补联邦预算赤字并削减冗余开支;其三,是作为战略谈判筹码,迫使主要贸易伙伴在其他议题上作出让步,包括Fentanyl流入、知识产权保护与非法移民合作等。

  尽管政策方向明确,反对声音亦不绝于耳。自由贸易派经济学家和主流媒体迅速表达不满。反对者普遍认为:第一,关税是对消费者征税,最终将导致物价上涨,伤害中产阶级;第二,这会引发贸易战,导致出口行业遭受报复性打击;第三,将扰乱全球供应链,加剧通胀风险,甚至引发经济衰退。

  此外,一些民主党议员公开抨击川普“攻击盟友”,尤其对欧盟、日本等传统伙伴施加高额关税。他们的批评集中在美国与全球盟友关系的紧张与可能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而对这些措施可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国内制造业压力、改善就业状况则反应冷淡。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曾经以工人阶级政党自居,在20世纪的多数时期中代表着钢铁工人、装配线工人和劳工联盟的声音。然而面对这场关税改革,一些民主党领袖更强调“全球合作”“国际规则”和“联盟稳定”,却鲜有声音认真探讨美国本土制造业长期萎缩的现实。

  批评者指出,这种倾向反映出民主党在全球化时代身份的变化——从一个代表工人利益的政党,转向更加关注金融、科技和外交领域精英利益的联盟。这也是为何对等关税政策在部分产业工人群体中获得了超出预期的支持。

  从政策本身来看,此次关税改革旨在通过调整进口商品成本结构,促使制造业投资更多向本土转移,同时提升政府财政收入和谈判筹码。无论成效如何,其目标是在当前的全球分工体系中,增强美国在部分关键领域的产业主导力与应对能力。

  而这场政策革命的背后,是三十年来美国制造业外移、产业空心化、工人阶层被抛弃的深刻反思。从匹兹堡到底特律,从钢铁厂到装配线,无数家庭的希望与尊严被挤压殆尽。这项关税调整,能否实现制造业回流、提升产业就业,还需依赖更多后续政策的配合与市场反应。但它确实反映出政府对长期制造能力外移、供应链依赖外部的不平衡现象的重新评估与应对。

  这就是4月2日的意义。它不仅是政策层面的调整,更标志着美国在面对全球贸易结构和本土产业能力问题上,试图进行方向性修正的一次尝试。

  展望未来,政策的后续走向将取决于川普政府下一阶段的战术安排。可以预期,这轮强势的对等关税更像是“先猛击一棒”的开场,其核心目的仍是推动贸易谈判。正如川普在过去处理贸易协议时所展现的策略,这一系列关税,很可能是为与各主要贸易伙伴重新协商条件争取筹码。

  未来几周内,我们有望看到美国与欧盟等国展开双边谈判,越南,柬埔寨,泰国非常可能单方面大幅减低关税,个别商品或行业可能获得临时豁免,类似于当前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安排。财政部长已经明确警告各国不要采取报复措施,其实也隐含谈判空间的存在。这一政策的真正考验,不仅在于施压的有效性,更在于美国能否通过谈判实现产业回流与经济利益的再平衡。US-CH之间的“煮酒论英雄”时刻估计也指日可待。

  曾在乔治·W·布什总统任内担任商务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的访谈对话可以给我们提供参考:

  主持人:你怎么看待当前这些关税措施,以及它们对美国经济和贸易的最终影响?

  古铁雷斯:我会说,就像大多数人一样,这次的力度比我们很多人预期的要强一些。但这只是第一步。所以我预计,也可以说我假设,这些关税不会持续太久,不会维持到一个月、两个月之后,肯定不会延续到今年下半年。因此我属于认为这是一场大谈判开端的那一派。

  我会把这些关税分成四类。

  第一类是汽车,其实主要涉及的是墨西哥、加拿大和德国。韩国和日本如今对汽车已经不再征收关税了。所以关于墨西哥和加拿大,很可能会通过《美墨加协定》(USMCA)来解决。虽然该协定正式定于2026年审议,但希望在接下来一两个月内就提前推进。汽车问题将会被纳入到那场讨论中。至于德国,目前是他们对我们的汽车征收10%的关税,而我们只对他们征收2.5%。这点是可以通过谈判调整的。而这不仅仅是要把生产带回美国,还涉及到市场准入。如果德国降低他们的关税,美国企业就可以更好地进入德国市场。

  第二类是对等关税(reciprocal tariffs)。这完全是为了谈判服务的。所以我们接下来会不断听到关税的消息,总统已经为他最擅长的事情设定了舞台——他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每天与这些国家进行一对一的谈判。

  这点很有意思。我们要思考,这些关税到底是为谈判准备的工具,还是永久措施?例如昨天,越南就大幅度下调了他们的关税制度。但总统并没有提到这一点,而且他仍然把越南列入了那些被征收高额关税的国家名单中。这在我看来说明,总统可能会利用越南本来就打算做出的调整,来宣称这是一场胜利。而总统正在寻找胜利,有这么多国家参与,我相信他最终会拥有一连串可以用来宣传的胜利成果。

  第三类关税,是对所有国家统一征收的10%关税。这一类很有意思。我不会简单地认为它只是为了阻止供应链转移而设下的。

  第四类,我会单独列出,就是CH。我不会把CH和其他这些国家归为一类。CH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议题,它需要特别的谈判。这不会只是打一通电话谈谈汽车的问题。那将是一场更重要、更具影响力的交涉,未来走向也很难预测。它可能是一个贸易协定,也可能是一个更大规模的议题。但毫无疑问,这次的力度比我之前想象的要大。

  不过每一类都有它的组成部分,也都有它的解决路径。我不认为这些关税会持续到今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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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人民史观解释苏联解体?

作者:见青山    
知乎 20250403

1983年,苏布的第五任头目安德罗波夫在全会上问道:你们谁还相信共产主义?现场无声的回答,其实比任何批评都更具有毁灭性。"意识形态的崩溃往往先于政权的瓦解。"这是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的论断。

苏联的民众,白天在单位纵论宏大叙事,晚上回到家在厨房做饭时,便换了一副面孔,开始抨击社会的各种不公现象,交流听到的各种政治笑话,这便是著名的厨房谈话。

苏俄的六朝元老阿尔巴托夫,评价这一现象时说:这是全民参演的一出荒诞戏,人们其实并不相信。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所说:苏联的失败,不是军事的失败,而是意识形态的破产。

苏联的意识形态,曾经非常自豪的以历史必然性自诩,但在20世纪末却遭遇了全面崩塌。但这场崩塌并非是偶然,而是政治失信、经济失效与精英失节三重维度交织的必然结果。

第一、政治失信

1956年,赫鲁晓夫掀开了苏联意识形态的神圣面纱,露出了恐怖真实的面容。当秘密报告传遍东欧时,有个记者感叹道:我们仿佛才突然发现,自己虔诚信仰的圣像,背后竟然是个魔鬼。

1981年2月,勃列日涅夫公开自称:我就是沙皇。可是1982年,苏联成立65周年红场阅兵时,勃列日涅夫拿反了讲话稿却浑然不知,这个画面传遍了全国。当领导层成为行走的讽刺漫画时,意识形态的神圣性自然就荡然无存。

阿富汗战争成为了压垮苏联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最后一根稻草。参战的士兵纷纷在家书里写道:我们在这里保卫的,究竟是革命的理想,还是官僚集团的野心?我们为之战斗的神圣义务,不过是老头子们的权力游戏而已。

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青年们高喊:我们要真正的社会主义。这句口号暴露了民众对苏联意识形态的根本质疑。波罗的海三国、捷克等国家的胜利更是证明:工人阶级可以不需要所谓的先锋队领导,就能实现自我的解放。所以当意识形态成为统治的工具而非批判的武器时,自然就丧失了生命力。

第二、经济失效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宣称已经进入了发达的社会主义,但现实却是排队成为了全民的日常,莫斯科市民年均排队时间长达1500小时。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承认:当商店货架空空如也时,任何意识形态的说教都是那么的荒诞可笑。

农业集体化的历史创伤更是难以治愈。强制农业集体化导致的大饥荒,夺走了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生命。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愤怒的写道:当权者用意识形态的镰刀收割的,不仅是庄稼,更是人性。

1989年,圣彼得堡工学院举行了关于苏联制度优越性的辩论会。当专家高举《资本论》证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时,一个学生现场展示了一个走私得来的日本随身听,并说道:这个微型的精密设备,我们的计划经济现在能生产吗?顿时,会场鸦雀无声,意识形态的漂亮话,在技术代差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随后,这个学生给出了致命一击的疑问:如果解放人类,就是为了让日本人过上我们这样的日子,那解放人类还有什么意义?我每次见到日本和西欧的商品时,都觉得他们不需要我们去解放,而是我们需要他们来解放。

第三、精英失节

苏联培育了以意识形态为特权的官僚集团。这个集团自苏联的建政之日起诞生,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达到腐化的巅峰,这批精英约300万人,他们端坐于苏联金字塔社会的顶端。

特权精英的形成,直接撕毁了平等的承诺。他们可以享受全套的特供服务,子女也拥有红色降落伞体系。比如特权阶层人均消费是普通工人的400倍。小白桦商店的数据显示,特权家庭消费了全国95%的进口奢侈品。这种制度性的腐败,彻底消解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伦理。

1990年6月,在一次"苏布代表谁的利益"的民意调查中,认为苏布代表工人的占比4%,代表人民的占比7%,代表官员的占比高达85%。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政府中75%以上的高官都是苏联时期的高官。俄罗斯97.2%的富豪是原来苏联的干部,剩下2.8%则是干部的亲属。

在总结苏布垮台的原因时,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共识:苏布的精英们,张口就是大义所在,闭口就是历史必然,理论冠冕堂皇,极尽人类美丽言辞之能事,但却口是心非、言行陌路。

1986年,莫斯科音乐节上,时间机器乐队演唱的《转变》引发了全场的共鸣,"我们厌倦了等待承诺的明天",这句歌词道出了苏联青年人的迷茫。"我们要真相、不要口号",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

当莫斯科市民在寒风中排队购买面包时,当小白桦商店把普通人拒之门外时,苏联意识形态的祛魅便早已悄然完成。正如撒切尔夫人在1984年的论断:苏联的意识形态早已失败,只是在等现实的追认而已。

所以当1991年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时,2.8亿苏联人无人走上街头抵抗。这个用70年构建的意识形态帝国,最终在真理与谎言、理想与现实、承诺与背叛的撕裂中,完成了自我证伪的历史循环。

发布于 2025-04-03 17:08・IP 属地英国


——网友推荐

中文互联网中“讨论”的消亡

沙丘研究所 Mattters 20250331

一次结构性反思


0.引言

最近一段特殊时期,很多人观察到这样的现象:一些文章在微信公众号上能畅通无阻地发表,发表之后也能基本完好地保留在互联网上,反而是在更小众也更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豆瓣上发表时,迅速遭到审查和删除。这种有趣的对照促使我反思中文社交媒体的结构搭建。

政治哲学中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些现象。早在2000年代初的互联网1.0时期,全球的学者们就憧憬并且讨论过一件事:网络空间代替城市空间接管公共领域,甚至创造前所未有的理想公共领域的可能。显然这个理想最终破产了,但其破产的原因其实值得被分析。在这个层面上也能更宏观也更直观地理解为什么我们日常使用的中文社交媒体是现在这个样子。

互联网刚刚开始走进千家万户的那段时期,许多人幻想“数字化理想国”的到来是可以理解的。古希腊城邦当中对于公共事务的讨论传统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西方政治体系,但其参与者仅仅是成年男性,而奴隶、女性和外邦人都被排除在外;19世纪法国的沙龙、咖啡馆和街心花园也是公共事务讨论场所的重要案例,但其参与者其实也限定在新兴资产阶级和既定文化圈的知识分子。所以在当互联网开始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自然有一部分学者热切企盼,互联网作为全新的、低门槛的、匿名化的媒介会为全球网民带来前所未有的平等话语权,因此,它为什么不可以成为乌托邦式的公共领域呢?

左:《雅典学院》;右:《在若弗兰夫人沙龙里诵读伏尔泰的悲剧〈中国孤儿〉》

遗憾的是,故事后面的发展仍然遵循了那个重复了千百遍的俗套——人类期待某种技术的进步能够颠覆性地改善人类世界,但事实上,新的技术只是反过来再次强调了人类群体原生的缺陷。近20年过去了,我们或许并不用太长时间就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至少在中文互联网中,真正意义上平等公开的讨论不(再)存在,社交媒体平台的搭建逻辑反而是在有意避免公共领域的形成。

匿名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实名化——社交账号须与身份证、手机号绑定。学者曾经畅享的那个民主、平等、分散、去中心化的世界终究也没有到来;可以看到,官方媒体、“头部账号”与草根用户之间已经拉开了无法逾越的流量差异。用户制造的内容(UGC)彻底溃败给专业团队制造的内容(PGC)。这似乎再次引出了那个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质询至今的问题——追随领袖与创造等级制度是否是人类社会不可撼动的天性?

高质量的对话是公共领域形成的充要条件。“公共领域中,作为私人的个体来到一起,形成公众,”在这里他们不断通过理性对话达成统一的意见——公共的意见。公共意见在很多时候不同于统治性权力的意见,或者公众探讨并揭示的“真相”不同于统治性权力对于该事件的叙事。个体用户来到一起,借助公共领域的存在,自下而上提出商榷的意见。它是独立于国家和人民,又处在国家和人民之间并起协调权力平衡作用的中介。韩国的青瓦台网站和美国的白宫请愿网站都算得上是(经过简化后的)数字化公共领域。它在一定程度上自下而上反映了国民的意见,推动相应政策的改革。

△ 左:公共领域不存在的情况下,用户被分为原子化的个体,面对权力的滥用没有渠道进行反馈,右:公共领域存在的情况下,作为私人的个体可以来到一起形成公众,讨论形成公共意见,对权力的滥用进行商榷。

一篇公开发表的内容即便可以供所有用户浏览,但如果它结构性地避免了任何有效讨论的产生,这篇内容仍然不是“公共”的。这也是为什么当代传播学中一般认为,论坛、博客和留言板仍然是数字时代迄今为止最好的公共领域。很遗憾,我们已经见证了论坛与博客的衰落,而主流社交媒体的留言板早已被阉割到残缺不堪。

△ 传统的论坛和博客的交互界面中,信息层级是平等的。内容发布与所有评论以相同权重出现在同一界面中。

造成这种情况当然有多种原因,譬如很多人把论坛和博客的衰亡归咎于其从电脑端转战智能手机端的失败过渡,把社交平台中严重受限的留言板功能解释为对粗俗内容以及钻空子、刷流量等恶意行为的防范。但是综合说来,数字时代公共领域的消亡是技术原因,是时代发展,但是究其根本还是体制原因。

1. 微信公众号

我们从自身发布内容最常用的平台——微信公众号平台开始,具体解剖这个问题。

作为全世界日/月活动量最大的社交平台,微信的成功与它初创时期良好的“私密性”分不开关系。朋友圈可以是意见发表的场所,但是发布的内容只可以由用户的好友看见。正是这一点促成了这款产品最初时期的成功,但是也正是这一点使得这个平台——无论其用户数量有多么庞大——实质上仍然是一个多中心的私人领域。

那么在微信平台中到底存不存在这样的场所,容许“互不相识的,作为私人的个体来到一起,形成公众,进行讨论而产生公共意见”?事实上是有的,那即是公众号推送中的“留言区”,这是微信平台中唯一一处允许“并未互相添加好友的陌生用户”同时出现并且汇集公共意见的地方。这样的情况也并不是没有发生过。2020年3月11日,互不相识的微信用户们在一篇推送的留言区接龙《人物》周刊的“发哨人”文字内容,体现的正是这种陌生用户之间富于合意的互动。

这大概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微信推送中“留言区”受到如此严格的限制。

限制一,无法讨论:并非所有公众号都拥有留言区。在2017年12月6日之前,只有部分持续发布原创内容的公众号会得到官方邀请,开通留言功能。2017年12月6日到2018年3月12日是并不长的“好日子”,在这段时间注册的公众号自动带有留言功能。2018年3月12日以后注册的公众号再次没有留言区。理论上仍由微信官方不定时进行考核,考核成功之后向公众号运营者发出邀请开通留言功能。但是就运营者之间的交流可以知道,这实属极其个别的情况。

限制二,讨论的数量受限:如果公众号拥有留言区,那么留言数目的上限是100条。精选评论的限制是5条。另外更重要的是,作为讨论场所的留言区显然依附于“推送”才可以存在,而“推送”的数量被限制在订阅号每天1次,服务号每月4次。

限制三,讨论的互动次数受限:留言出现以后,只能由作者对评论进行最多一次回复。他人不得回复。(即便是后台已经极其私密化的留言,同样限制了48小时的回复时间。在此之后留言会被删除。)

△ 微信公众号图文消息的交互界面中,信息层级基本平等,内容发布与所有评论(上限100条)以相同权重出现在同一界面中。然而互动次数被限制在两次,并且只能由作者对读者进行回复,读者与读者之间难以互动。

限制四,公众号主体对讨论内容负责:留言的发布并不是由读者自主决定,而是由公众号的运营者在后台选择出来展示,这也意味着,如果留言区中出现的内容违规违法,公众号的运营者也需负担责任。事实上,这种逻辑体现在公众号运营的每一处细节。譬如,每篇推送发送之前需要用手机扫码确认发送——明确责任人——如果推送内容违规违法,那么可以快速追究到已经绑定了身份信息的个人。也譬如在留言区的申请上,2018年3月12日之后如果想要获得留言区,几乎唯一的方法是进行公众号迁移,即从“个人订阅号”迁移至“企业订阅/服务号”。而“企业”号的注册则需要提供除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之外的更多信息,包括公司名称、注册号、法定代表人、社会信用代码、登记注册地址等。这种门槛的升高将公众号的内容发布更紧密地与企业绑定在一起,意味着主体要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自身对于内容的发布、留言区的讨论内容,都负有无处遁形的法律责任。

2. 豆瓣

在此基础上其实不难理解为什么更小众也更偏“自由主义”倾向的豆瓣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进行了比微信更加严格的审查。这是因为豆瓣的传播架构比起微信来说,已经算是极其容易形成“公共领域”了——无论是广播、日记、评论、相册或是小组中的发帖,留言区都是自动存在的。豆瓣平台上的留言数量不受限制、每一篇留言的字数也不受限制、留言之间互动次数依然不受限制。又因为自从2005年网站创建开始,“书影音”的标记就是功能的重点,豆瓣网的第一批“网红”以受教育程度较高,甚至带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为主。可以理解,这个数字空间自然有潜力成为公共意见凝聚的场所。

不得不提的是,豆瓣作为社交平台在2011年改版以前事实上以“友邻系统”知名。彼时,用户和用户之间的交往方式是申请“与对方成为友邻”,在这种情况下,两个用户要么互相关注要么是陌生人,更类似微信的“好友添加”,也更还原平常人际交往过程中交朋友的过程。这种亲密感、在场感和私人化特征打动了不少用户,最后也导致一部分用户在其“友邻系统”改版时一怒之下注销了账号。改版以后沿用至今的“关注”式互动基本类似于微博。当原先那种更趋向“原子化”的结构改变成更复杂也更流动的网状结构,“广播”、“小组”功能块也就正式化身成为豆瓣在数字时代的“广场空间”——如果说“友邻系统”更像是街坊邻居之间点对点的走访做客,那么现在,互不相识的人们可以更方便地聚集起来讨论事情了。

回到审查的话题上,正是因为“广场空间”的出现以及留言区的开放,豆瓣必须采取比微信更加严格的内容审查。豆瓣运营团队自身也清楚意识到这个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可以看到,他们做的不仅仅是对用户发布内容的严厉监管:在特殊时期,广播功能、日记功能、甚至热度很高的小组(如“豆瓣鹅组”)都会被暂时停用——“广场”暂不开放;特殊时期,拥有高粉丝量的活跃用户也更容易比草根用户遭到禁言甚至封号——意见领袖不许“摇旗呐喊”;此外,一些敏感内容即使不被删除,其留言区也会被限制为“不允许回复”——严防死守任何“公共领域”的出现。最后,几乎每当公共意见翻涌的时期,都会再次传来“豆瓣有可能被整个关停”的消息——非要进行公共讨论吗?那就干脆一窝端掉。一些清楚意识到此间取舍的老用户也会语重心长地规劝:勿商国是,知识分子还是回去讨论文艺作品吧。

△ 豆瓣的交互界面中,评论之间的交互层级增多时,信息层级会经过一次折叠,内容发布与所有评论以不同权重出现在同一界面中。交互强度较高。

如果说真理是越辩越明的,那即是说公开的讨论会揭示出真相。如果讨论不被允许,那么真相就会永远隐没在阴影当中,某一单方面想要垄断叙事也变得容易起来。

汉娜·阿伦特也在《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s)》中表达了基本相同的意见。正是她在1950年代第一次提出了“公共领域(public realm)”这一概念。阿伦特认为,公共领域既是多样的又是统一的。人们从不同地方,不同方向对同一位置进行观察,聚集在它周围的人在多样性中看出了统一性。所以公共领域的现实性依赖于多样与统一的同时存在。另外,真理或许本就是虚无的。在公共领域中,公众应“以意见取代真理,以意见掌握真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世界,发表不同的意见,没有人掌握的是绝对的真理。意见相互交流,公众才能对共同的世界有完整更多了解。

△ 汉娜·阿伦特与《人的境况》节选

3. 新浪微博

在豆瓣之后谈及微博,因相似的“关注”机制,两者之间有许多“结构性预防公共领域产生”是类似的。区别大概在于,在空间上,微博平台中表现出来的更多是用户以“大V”为中心产生聚集而不是以“话题”为中心产生聚集。我们无法否认新浪微博在2010年前后拥有一段黄金时期,但也同样无法否认在2013年以后,新浪微博似乎义无反顾实则必须走向了越来越表浅的娱乐化。

当谈及微博对于留言区公共性的控制,它则更多是从交互设计的空间结构上去降低留言讨论的重要性——留言的可视层级要远远低于内容本身。讨论的困难还在于用户与用户之间的往复交流被插入的广告打断。

△ 微博的交互界面中,评论之间的交互层级增多时,信息层级会经过一次折叠,内容发布与所有评论以明显不同的权重出现在同一界面中。评论区中会插入广告。

拜厄姆教授在《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Personal Connections in the Digital Age)》将媒体分为“贫媒体”和“富媒体”。简言之,富媒体的信息传播线索少而单一,但它传递的内容可以更复杂;而贫媒体的信息传播线索则多而复杂,只是其内容往往简单明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新浪的重点产品从“博客(blog)”到“微博”的转变就可以被看做从富媒体到贫媒体的转向。后者的交互性质清楚说明它并不鼓励长篇的内容,更不鼓励长篇的回复,而是鼓励短小精悍、可以被快速浏览的内容,鼓励进行快速的、病毒式的扩展和复制(go viral)。

如果严格深究“社交媒体”的定义,微博究竟是不是社交媒体甚至都还值得再次思考。微博的媒体架构基本仿照推特(Twitter)。已有研究者进行过大数据抓取,结论是推特中用户的“互粉关系”其实非常不对等,所以,这个平台的主要功能或许应被理解为“获取信息”而不是“建立关系”。既然并不建立关系,也并未促进平等多元的对话,那么推特和微博就更像是“新闻媒体(news media)”而非“社交媒体(social media)”了。

△ Haewoon Kwak, Changhyun Lee, Hosung Park, and Sue Moon, What is Twitter, a Social Network or a News Media? 2010 研究展示了用户中极不对等的“互相关注”关系。十年后的今天这种不对等程度有增无减。

微博中草根用户的“丧文化”流行显然也与社会结构的原子化分不开关系——个体无法参与公共讨论或参与公共讨论也没有意义,这加强了个体的无力感,而这又进一步消耗了个体下一次参与公共讨论的积极性,于是无力感更深……在这种循环之下,似乎只有“丧”、“低欲望”和看似无关政治公共领域的“偶像消费”才是年轻人发泄注意力的仅存话题。

事实上以微博作为主要阵地的“饭圈文化”或许在这次分析中确实值得一提。我们可以把“饭圈”视作“消费世界中的公共领域”,它也行使了我们上述权力模型中的效果。这种严密的组织把本来互不相识“作为私人的个体”通过一个偶像作为中心聚集了起来,他们凝聚成为极具行动力的团体,在虚拟空间中进行大范围的“控评”和“公关”。因为可以结成社群,粉丝团体的话语权和地位显著提升了。他们不再是从前“偶像-追随者”二元关系中无法发声的普通受众,而是变成了可以积极参与偶像的“人设定位”和职业规划的长辈式人物。

△ 上:政治世界中的公共领域;下:消费世界中的公共领域(“饭圈”)

4. 知乎

知乎与微博相似的地方在于,老用户同样普遍认为这个平台在其早期拥有一段黄金时期,而现在已经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在2011年起开放内测注册后的两三年里,知乎更像是一个未出圈的学科精英游戏场,其早期用户凭借广博的知识积累,敏锐的洞察力以及狡黠的幽默感征服了不少人。他们展示优秀的求索过程,也擅于高超的玩笑去化解反智言论以及带有明显火药味的意见冲突。

与豆瓣的慢节奏不同,2019年8月知乎已经按成了F轮4.5亿元的融资。十年来激进的商业化推动平台边界迅速扩大,从前那种所谓小圈子“精英气质”显然难以为继。这种状态驱逐了一部分老用户。可以看到,新用户并不再着迷于接近真相,不再进行深度理性的讨论,甚至也不再拥有早期用户插科打诨的幽默感。在这个“知”字打头的平台中,似乎真正意义上以求知求真为目的的讨论正在快速消失。

△ 知乎的交互界面中,评论的信息层级会经过两次折叠,内容发布与所有评论并不出现在同一界面中。

从结构上来说,知乎内部意见排序的形式增大了意见之间的内耗。出于浏览体验的优化,交互设计中内容发布和评论之间也有明显的等级划分——评论的可视度大大低于内容本身。并且因为按照“赞数”对评论进行排序,用户和用户之间平等多次的对话变得困难。

近些年来,运营者也尽量避免平台对于特定社会事件形成公共领域的舆论热潮。而他们此时需要做的事情其实相对简单:只要把问题删掉,大量回答的内容也就一同消失。

5.机核网

今日头条属于新闻媒体而不是社交媒体,虎扑对于公共事件的讨论并不太具有理性的传统,短视频平台因为其所选择的媒介特性,同样并不太有可能形成有效的公共领域。我们认为机核网值得一提是因为发现其中知识性、思想性的内容在留言区引发了超出我们预期的高质量讨论。这不禁使我们想起十余年前一些论坛的黄金时期。

△ 机核网的评论区也经过折叠,其可视化层级也明显低于内容本身。但是交互的质量较高。这个图例是“沙丘研究所”在0粉丝的情况下在机核网发送的第一篇文章,它自动激发了大量阅读和高质量评论。

我们并不是机核网的老用户,在此处把它与前面四个社交媒体相提并论是因为它可以作为一个类型进行分析。我们需要考虑这个事实:中文互联网中并不是完全不存在优秀的讨论,像机核网这样的平台还是存在,只是这些讨论存在于比较小众的互联网岛屿里。

机核网中,以玩家身份聚集起来的用户其实不只是站在玩家和受众的角度,而是充满能动性地站在开发者、创作者和运营者的角度去展开讨论。这样的传统鼓励用户把思辨过程呈现出来,这在中文互联网中已经算是稀有品质。只是这个带有很高黏着度和cult气质的小众平台,其用户量显然没有办法和上述几个等量齐观。由于并未占据中文互联网生态中重要的、醒目的、不容忽视的疆域,机核网不太可能,事实上本来也无意成为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

从结构上说,机核网的小众也体现在它在组织形式上更类似于一个线上社团而不是社交媒体。在时间维度上,媒体必须强调即时性。然而草根用户想要在机核发布内容,往往要经过几天甚至到几个月的内部审核时间。

6. 比较与综述

我们描述了中文互联网中微信公众号、豆瓣、新浪微博、知乎、机核网这五个“社交媒体”的结构特性,并比较了这些平台上提供给用户们进行讨论的具体形式和空间,因之理解它们分别在技术上如何避免公共领域的形成。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不同文献中的评价维度大同小异:《麦圭尔大众传播理论》中,丹尼斯·麦圭尔(Dennis McQuail)把新媒体的关键特征分为互动性、社会现场感、媒介丰富性、自主性、享乐、私人化和个人化。简·基茨曼(Jane Kietzmann)等人的研究将社交媒体分为七个功能块,分别是分享、在场、关系、身份、对话、群组与声誉。而上文中提及的《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里,南希·K·拜厄姆(Nancy K Baym)提供的七个理解互联网的关键概念则是:交互性、时间结构、社交线索、存储、可复制性、可及性和移动性。

因为中文互联网的特殊性,我们把这些评价维度简化成了五点:审查力度、时间调度、互动强度、平台热度和存储

不难发现,上述五个社交媒体都选择性地舍弃了五点的某些方面。微信公众号并没有过于严苛地进行内容审查,但在时间调度和互动强度上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豆瓣在时间调度和互动强度方面都没有进行过多限制,但用户数量显然低于微信,审查力度也明显更高。微博和知乎的交互设计把留言区隐藏在更不可见的位置,以此劝阻了用户之间多次往复的讨论。至于机核网这一类网站,其互动强度确实非常优秀,但是代价是漫长的审查时间以及内容热度的有限性——内容停留在小众平台上,无法进一步复制、转发以扩展意见的影响范围。

“存储”这一点主要针对于公众讨论的过程以及讨论以后形成的公共意见是否得到了妥善保存。在《人的境况》相应章节的论述中,阿伦特认为公共领域是超越了凡人的有限生命而具有潜在世俗永恒性的领域。它“持续存在”——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生生灭灭,但发表公共意见的火种永不熄灭,重要的事件也应该被永久储存在公共领域中,作为后来者值得参考的历史材料。

△ 汉娜·阿伦特与《人的境遇》节选

相比阿伦特的时代,当代信息的存储显然在技术上进步了无数倍,然而数字信息的“持续存在”所面临的审查和删除威胁也增长了。对不少读者来说,放在书柜里的纸质文件反倒比新时代的数字媒介更值得信任。此外,数字化场所中信息的流动显然异常迅猛,即便不被删除,绝大多数内容也被遗忘在数字空间发霉的虚拟仓库中无人问津。

重要的应是互联网怎样对公共事件和意见进行记忆。对用户而言,重要的则是怎样找到特定的记忆。答案自然是通过“检索”。很遗憾的是,当我们从搜索时代过渡到如今的投喂时代,搜索也变得比从前更困难了。首先,中文互联网中几个重要平台之间并不共享数据库。这好比一个曾经包罗万象的中央图书馆分散成了几个地方图书馆。譬如说,知乎和微博都搭建了自己平台内部的搜索引擎;而如果想要搜索某个微信公众号的历史推送内容,那么腾讯自家的“搜狗搜索”就比百度或必应更方便好用;至于豆瓣,其内部甚至还并不具备一款差强人意的搜索引擎。

△ 不同社交内部搭建了自己内部的搜索引擎,数据库互不共享。

结合这五点,其实我们也可以反向归纳出将近二十年的学者们畅享的理想化数字公共领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

1. 审查力度:内容发表不受过多限制——没有篇幅/字数/形式的限制。不设置过多敏感词。内容不被删除或者由用户自己选出管理者来审查并删除。

2. 时间调度:用户发表内容的同时,其他用户可以即时在平台中浏览。平台不限制用户每天发表的内容数量。

3. 互动强度:存在留言区。内容可以被讨论,而且讨论本身是被看重的。讨论的内容没有篇幅限制,而且交互界面上其可视层级不应比回复的内容低太多。留言之间的交互次数不受限制。

4. 平台热度:平台对所有用户开放。可达性高,占据互联网中一块重要的疆域。用户身份是多元而非单一的。

5. 存储:历史内容不被清理并且作为一个整体易于检索。

△ 我们可以从现有中文社交媒体阉割自身讨论区的方式,反推出理想的数字化公共领域应该具备哪些特征。

事实上接近于这种乌托邦的社交媒体并不是没有存在过。十余年前的论坛和博客几乎都满足了这五点要求。从这个角度上也更好理解为什么这两种平台衰落了。它们或许确实没有跟上技术迭代的节奏,但是根本的原因仍然是国情所致——在今天的环境下,它们必须衰落。

对于互联网创业者来说,这似乎也成了颇具讽刺性的一课:想要创业成功,还须自己在搭建平台的时候就考虑清楚这个问题——如何严防死守公共领域的出现?如果搭建出来的新平台满足了上述的四条甚至五条要求,那么很遗憾,几乎可以确定这次创业将在未来某个时间失败。

7. 整体结构反思

如果我们把视野进一步扩大到更加根本性的结构上,思考运营者为什么需要有意避免向用户提供“讨论”的场所,那么这背后的原因和这个国家几乎所有政策的执行都拥有同样的逻辑。对于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严格金字塔结构,社交媒体面对的版本即是: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信办”)到互联网企业内部的网络信息审查部门(从主管到审查员),再到具备广泛影响力的用户(“大V”、“网红”、“POL”),最后是草根用户。政策在虚拟空间中的传达和真实空间并无二致,依旧是强调“领会上级的意图”以及“向上级负责”。所以在效果上,很多时候会表现出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扩大的反应强度。因为“宁肯执行得过度,也不能执行得不到位”、“表态要充分”。

△ 我国现实空间(左)和网络空间(右)中的政策执行都拥有同样的逻辑。

一般认为,审查和信息管控的具体执行方式是“3F”政策——恐惧(fear)、怠速(friction)以及淹没(flooding)

“恐惧”政策很好理解,对于发表过多“敏感内容”的用户,对其进行禁言、封号乃至线下约谈的处理。这种惩罚会让其他内容制造团队明白发表特定意见的代价何为。如果说为某些事情发声,其结果是运营了数年,拥有大量粉丝和影响力的账号被封禁,那么发表这些内容的账号将会大大减少。

“怠速”政策指的是一种软性也相对更加微妙的方式。“恐惧”政策在很多时候或许会造成更强烈的民意反弹,那么在这些时候,许多政策执行者会选择“怠速”政策,也就是为违规的社交媒体增加“摩擦力”——让平台的运行不再完美流畅。具体措施可以是暂停平台的部分服务器,使得用户在刷新和加载页面的时候等待时间变长,或者关掉平台一部分受欢迎的功能板块,让用户体验变得迟缓、残缺。这种情况下,即使不进行粗暴的禁言封号,平台自身的热度也会大大降低。

如果说上面所说的都还是“1984”的世界,那么“淹没”政策则更像是“美丽新世界”的做法。前两个政策或许会导致真相不断被删除,用户的语言表达不断被阉割和篡改。在最后一个“淹没”政策的施行下,这些都不会发生,真相或许也并不被删除。反而,它只是被无数的异议、异见、证据、假证据、谣言、半谣言、反谣言的澄清、反对反谣言的“实锤”不断挤兑,直到阅读者被难辨真假的信息洪流淹没,失去了最后的耐心,对该事件也变得麻木了。

△ “淹没”政策将真真假假的信息混杂在一起。

值得指出的是,“淹没”在很多时候并不需要任何实际政策的实施。因为在今天,每一个用户身处的本来就是一个信息不断淹没信息的混乱世界。很多时候真相确实仍然存在着,只是被无数的娱乐资讯和商品广告吞没掉,不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英文互联网中也有一大批用户在怀念2000年代初的互联网1.0时代,也在感叹现在的讨论质量低下。毕竟“淹没”的情况是全球性的。

德波写下的《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Spectacle)》可以帮助解释这种信息洪水。景观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由图像主导的人际关系代替了真实的人际关系”。十余年前互联网中那种真实而生动的网友互动已经渐渐消失,许多人都怀念那种“亲密感”和真诚的关系纽带(connectedness)。

公众号运营者尤其能够明白这样的感受——每天点开公众号的首页查看关注人数等数字与图表曲线。在这个图像世界中,关注者的人格特征完全消隐了,他们不再是有血有肉有思考的“人”,而是被标准统一地抽象为了数字。这种由图像主导的、虚假的、间接的人际关系加强了景观化文字的产生。我们已经见证了无数公众号文章通过不断降低思辨门槛来招徕更多的看客。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真实可感的人,这些作者未必能够说得出他们写下的那些耸动、不堪或低幼的内容。这些文字垃圾不引发思考,不促进批判理性,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注重于煽动情绪,宣泄情感,贴标签,或是急于发表观点,明确自己的站队,包括对他人进行两极化的道德审判。

最近一种风行的句式或许也证明了人们在这些文字垃圾影响下表达能力的衰退——“嗐,xxxx就完事了”、“嗐,说那么多,其实就一句话:xxxx”

这种反智的措辞摒弃了问题可能带有的多义性以及论证过程可能具有的复杂步骤,它将绝对的、暴力的简化凌驾在批判理性(critical reasoning)之上。对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来说,这意味着大众媒体已经将公众的“批判理性训练”转变成了“预判(presumption)训练”。此时,即便某个场所名义上仍然面向公众开放,它作为一个公共领域实质上已经关闭了。

解释公共领域的存在为什么必不可少是一件很多余的事情。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看见中文互联网中,人们围绕某一话题分成泾渭分明的两派,各自在不同的平台抱团形成同温层并向对方进行激进的攻讦。网民这种强烈的仇恨、斗争和揭发行为已经形成了高速自动运转的机器。

对话变得越发困难,因为双方说着不同的语言。在这种人民内部的意识形态战争甚嚣尘上的情况下,不必奢望对于某一话题讨论形成一个统一的公共意见,更不必谈借此去促成政策的良性改革。譬如针对“女性主义”这种宏大话题,群体内部形成两派互称“女权婊”和“男权癌”,他们都觉得对方是铁板一块、愚不可及,双方都在各自阵营中觉得和对方争吵是鸡同鸭讲;面对“疫情期间留学生该不该回国”这种具体问题,群体内部依然形成两派,双方仍然进行毫无可能达成合意的骂街式对战。这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所有公共领域被取消,有效的讨论不复存在,不再有“作为私人的个体来到一起,形成公众”,而是“作为私人的个体更加遥远地分开了彼此”。

解决的方式只有对话;惟有理性的对话才能消解矛盾。没有地方讨论,只会有更多的两极化,更多的简化和污名化,更多无意义的争端。

原创内容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沙丘研究所”,标题: 中文互联网中“讨论”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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