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爭論：習近平達到權力巔峰了嗎？

高度制度化的極權體制比史達林主義、毛澤東主義更高效，也更危險

Ignatius Lee 聿脩

當代政治觀念 Oct.28, 2024

史丹佛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吳國光老師近期在《中國領導人觀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叫《習近平達到權力巔峰了嗎？論集權和治理能力》（Has Xi Jinping Reached His Peak? Power Concentration versus Governance Capability）。這篇文章認為，習近平已經達到權力巔峰，幾乎沒有進一步提升空間，但同時也認認為儘管權力空前集中，但治理能力出現了嚴重問題，這不是光靠集中權力就能克服的障礙。文章發表不久後，吳國光老師出席《不明白播客》為公衆講解了以上觀點。

我們在《誰背叛了改革開放？論習近平對胡錦濤之繼承》、《習近平的繼承人難題：確定和不確定的中國》和《習近平政府怎麽利用改革和不改革風險對衝》等系列文章注意到另一個問題：習近平時代中國的極權體制已經變得跟20世紀極權主義很不相同。

假如我們用「新極權主義」，而不是用可能引起歧義的「後極權主義」（這種説法就像暗示「後極權主義」不夠極權一樣），跟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史達林主義和毛澤東主義為典型代表的20世紀極權主義進行對比，我們發現20世紀極權主義主要是依托個人權威破壞制度性權威來建立的極權體制，而習近平主義的極權體制（以下簡稱「習近平體制」）則以混合個人權威和高度制度化的中央集權體制為最顯著特點。

與此同時，我們還在系列文章中指出，習近平體制實際上是從江澤民體制和胡錦濤體制逐漸升級起來的。這個過程表明，習近平體制不但是中央集權體制制度化的結果，也是改革開放自身發展邏輯導致的結果。

如果我們認為習近平體制可以與20世紀極權體制相類比，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習近平個人權力已經登峰造極，不會再有多大上升空間。但是如果從制度化角度來看習近平的「新極權主義」，我們會發現習近平體制不但有自我強化的趨向，還有許多自我強化的空間，因為習近平體制延續著江澤民和胡錦濤以來的制度化集權路線：利用改革和強化不改革領域進行風險對衝。

更進一步說，不僅習近平體制還有繼續強化的空間，習近平的繼任者接手這套已經高度成熟的中央集權體制之後，也一樣會繼續強化這一套極權體制。吳國光老師已經注意到習近平體制治理能力的低效問題。恰恰是這些低效的治理能力會給利用改革和強化不改革領域進行風險對衝創造大量空間。

習近平時代政治改革恰恰就是對胡錦濤政府低效治理能力的改革。比如成立社會工作部和提升國家信訪局級別，就是為了應對胡錦濤政府低效的解決信訪系統溢出的社會風險問題。江澤民政府成立國家信訪局和維穩系統，也是為了強化中央集權體制的社會治理能力。

從這些情況還可以看出，中共推動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其他政治改革，即使並不是人民期望的政治體制改革，甚至並不是有效改革（比如還可能引發更多問題），其客觀效果還是在用制度化程序來加強中央極權體制。這些情況表明中國的中央集權體制是在不斷升級的。恰恰是低效和無效的治理能力給強化政治改革創造了空間，而每一次政治改革又會進一步強化黨對政府和國家的控制能力。

或者可以説，江澤民以後，改革開放創造的新極權體制只有更強化沒有、最強化一説。不僅習近平個人權力還沒有達到巔峰，習近平還不一定是這種新極權體制的最高峰。當然，我們也不排除出現新的意外，比如大規模社會運動、戰爭或領導人懦弱造成中央權力虛弱等情況，但這些情況畢竟是小概率事件。

但是為什麽我們唯獨漏掉了1980年代的體制問題？這是因為改革開放真正的轉折點發生在1990年代初，即使中共在1980年代就已經開始進行制度化嘗試了，但制度化程度比起毛澤東時代來説沒有取得多少進展，反而還出現了「朝小野大」的局面：「諸侯經濟」嚴重阻礙中央集權體制有效行使中央權威，「元老政治」和「強人政治」經常以改革的名義隨意干預黨政權威，黨政關係還處在模糊不清階段（雖然一度出現「黨政分開」的聲音），不論是經濟方面還是政治方面都主要依循「慣例」而不是制度設計，恢復中央集體領導制還造成了權力分散（這與「權力制衡」有本質不同）。這些情況是1980年代表面上看起來相對自由的最重要原因。

也就是説，1980年代相對寬鬆自由的時代氛圍，不見得是因為鄧小平或改革派代表人物胡耀邦、趙紫陽等人相對開明導致的，而是因為制度化程度太低又主觀上放棄毛澤東式個人獨裁，形成了一種低效、無效、乃至亂糟糟的中央集權體制。在這套過渡體制中，胡耀邦、趙紫陽等人開明不開明關係並不大，因為他們本身就權力虛弱。即使鄧小平是作為「元老政治」和「強人政治」的領軍人物，除了主觀上放棄了毛澤東式個人獨裁，他也一樣缺乏制度性權威——鄧小平甚至都不是名義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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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寶剛：規避西方審查 滙豐重組東西市場終迎來分拆？

作者：顏寶剛
RFA 【財經拆局】2024.10.28

首位會說普通話的行政總裁，在上任個多月後在外界毫無預警下突然公布滙控近年史上最大規模重組，正式將集團一分為二，分為東西兩個業務架構，難免令人猜想近年多次討論的分拆計劃，正式開始啟動。

滙控行政總裁艾橋智（Georges Elhedery）推動簡化組織架構計劃，將集團架構分為四大業務，再次引起市場對滙豐要分拆業務的討論。

「環球銀行、地方智慧」是滙控十多年來為自己定位路線﹐但新上任的行政總裁卻銳意打破外界對環球銀行的定位，改以東、西市場為標籤，無論投資界及金融界莫不加倍解讀，有人聯想新布局若演化推展，假以時日最終以分拆亞洲業務為終點路線圖，亦非完全空想。

按今次滙控簡化組織架構，由從前的3個業務部門及5個地域區域，調整為4個業務及2個區域，包括將「香港」和「英國」兩個地區獨立為2大業務，同時按客群分類的「企業及機構理財」和「國際財富管理及卓越理財」，明年1月1日生效。

平保多年爭取分拆不果 今成重組契機股東歡迎

值得留意是，要求滙控分拆中港在內的亞洲業務，是最大股東平安保險多年以來一直向滙控管理層爭取的要求。平保兩年前曾經力薦滙豐分拆亞洲業務，但去年在一次投資者表決中遭到否決。艾橋智日前則稱，是次精簡架構由內部推動，沒有集團以外人士參與。

若從平保角度來看，有關重組消息應屬正面。精簡架構下，香港零售及工商金融業務可擺脫環球滙報掣肘，加快效率提升回報，亞洲及英國兩大旗艦分野更清晰，「東部」及「西部」在各自發展下，「假以時日有一天」條件成熟，若要分拆業務，目前架構安排會更為方便。

滙豐其中一名20大股東表明，滙豐將地域分為東部市場及西部市場後，集團可考慮將東西市場的經營完全分割。持有滙豐股票價值近8億美元的GQG Partners近日稱，滙豐最終的發展方向，應該是將集團業務分拆。

另一位滙豐長期股東表示，平保希望滙豐分拆業務，而滙豐今次在亞洲與西方之間製造了更多分化，若果集團想分拆部分業務，或未來中國業務出現嚴重問題，簡化組織架構後的滙豐也會有更多的選擇。

不過，報道引述一位滙豐高管指，滙豐的新架構與平保呼籲分拆亞洲業務有很大分別，因「東部市場」將覆蓋全球更大地區。近年滙豐不斷出售「西部市場」部分業務，包括加拿大、希臘、美國零售銀行及阿根廷業務等，市場已預期滙豐會將業務再次重組。

滙豐架構重組港業務自主決策 英政界關注規避審查

對於今次滙控重組業務，投資界認為多個懸念未解，分析員亦質疑將香港劃分為一大業務的好處。摩通發表報告，直言看不到將香港的業務，單獨作為一個自主決策區域會帶來甚麼好處，因香港是一個金融中心，與其他地區尤其是內地有極大連繫。摩通又稱，不確定滙豐以地域為中心的自主決策權架構，是否會較目前的業務結構更能改善滙豐的全球經營情況。

此外，重組的懸念相信亦包括「重組費用」及「節省成本」。公告未觸及這些細節。艾橋智上周稱無可避免一些高級職位會被裁減，但現未能量化受影響人數。

顯然投資界單由財務角度看今次滙控重組，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真正了解今次的全面改革，將其分為東部和西部，應由近年滙控內部不斷面對的政治壓力來「拆局」，因為此舉可能導致對其在中國大陸和香港業務的審查減少。

今次滙控重組在英國政界引起不少關注，這方面在香港媒體幾乎完全沒有報道。不少專注於英中關係的議會議員表示，他們擔心分拆可能會進一步使滙控的重心從英國傾斜，從而使審查該銀行的中港業務變得更加困難。

滙控曾因凍結香港民主活動人士的銀行帳戶、以及不容許以BNO Visa 申請移居英國的香港居民提取強積金而面臨審查。作為保守黨影子外交大臣卡恩斯（Alicia Kearns）表示滙控聲稱這一切都是以簡化架構名義進行，但相信是源於平保的壓力，要求將其亞洲業務分開，以允許更大的自主權，不受英國監管機構的約束。

在2020年6月《國安法》生效後，滙控應香港警務處要求在同年年底開始凍結多名包括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等流亡海外及正受調查的泛民主派人士的銀行帳戶，有關做法促使來自英國、德國、美國和日本等地超過50名議員和政界人士在2021年2月向滙控主席杜嘉祺發聯署信，對許智峯及其家人的銀行帳戶被凍結表達「高度關注」，並要求滙豐盡快解凍有關帳戶。

2021年7月，歐洲跨黨派組織「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再向杜嘉祺發信批評他拒絕會面討論有關事宜，而傳媒也報稱杜嘉祺曾表示除非有關的討論不會有任何抵觸《港區國安法》的可能，否則不會考慮與該「聯盟」會面。

一向關注香港情況的IPAC聯合主席施志安（Sir Iain Duncan Smith）表示，他對這一舉動表示擔憂，擔心重組後的滙控將拒絕處理政府及議會提出對「中國政府非法要求」的關注。

值得留意是作為滙控主席杜嘉祺的角色，他曾任友邦保險的行政總裁，據報與平保董事長馬明哲相熟。雖然杜嘉祺帶領的滙控董事會否決了平保的分拆建議，但作為艾橋智的前任、祈耀年在今年4月宣布退休，不單令投資者感到意外，連滙控內部不少高層均感到震驚，因為他擔任行政總裁不到五年，據報正是與杜嘉祺意見不合。

今次艾橋智對集團架構進行如此重大「手術」，背後必然獲得杜嘉祺首肯。翻查資料，杜嘉祺於去年3月獲行政長官李家超委任為特首顧問團區域與環球協作分組顧問、並於去年9月獲任命為中國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國際諮詢委員會委員，顯示杜嘉祺本人在中港官場地位備受肯定。

過去滙控雖然一再否決將亞洲業務分拆甚至遷冊總部到香港的要求，但作為未來最重心發展的增長市場，集團必須面對「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矛盾，加上地緣政治議題日益複雜，滙控在香港以至內地的投資己經屢次遭到英美政府的干涉，顯然今次在「新人事」帶領下，集團以「簡化」結構為名，實質是為了逃避審查，恐怕將東西業務落實「一分為二」，將只是時間問題。

- 顏寶剛（前《有線財經台》台長）

林和立 | 金磚大會：群魔亂舞、打擊美國毫無成果

作者：林和立
RFA【國是縱橫】2024.10.25

 

擴充版的金磚五國元首大會本月22號到24號在俄國喀山城舉行。除了來自俄國，大陸、印度、巴西與南美等成員國外，參加這次畀面大會的國家元首與高級官員分布36個國家與國際組織。最威威是受到國際法庭通緝的普京，他號稱此會議是莫斯科有史以來搞的最盛大國際騷。

要知道金磚各國占全世界45%人口並35% GDP，早已拋離西方最富有的七國集團（G7），而普京與小習口口聲聲說他們代表全地球南部（Global South），隨時準備取代支配世界經濟80年，由美國為首的西方托拉斯。 

備受大權旁落傳聞困擾的中共「永久核心」習近平當然有出席，但沒有和普京熊抱。他和普京亦沒有重提俄中「無上限」合作的肉麻承諾。但諷刺的是，中共自韓戰以來又一次被捆綁在俄國的戰車，而且因為白宮數次警告中共支持俄軍武力裝備不要太過火，而事實上解放軍軍工企業不但通過包括香港注冊公司以內的轉運商供應高科技原材料給俄軍，而且允許普京部隊在中國境內開設高端無人攻擊機（drone）的工廠。

「反美集團」靜候美國選舉結果後出招

另外粉墨登場的是朝鮮的肥金，平壤當局據稱急需實戰經驗，所以派了幾千部隊協助俄國痛擊烏克蘭，結果純粹當炮灰！ 其實中共並不願看到烏克蘭問題拖下去，年初北京與巴西當局便提出了所謂和平方案。印度強人、極端種族主義者穆迪雖然在國內不斷挑起宗派矛盾，在這次大會亦提出烏克蘭和平建議，但都不為普京接受。

普京現在所指望的竟是老美，即特朗普在兩星期後贏回白宮，估計和普京甚老友的特朗普會否決北大西洋公約（NATO）無條件支持烏克蘭的方案，轉移擁護普京提出「以領土交換主權」，即烏克蘭要向莫斯科割讓東部幾個重鎮以換取停戰、甚為被動的安排。 

「反美集團」另一陰險招數是向伊朗提供大量含有中國與俄國晶片與其他高端器材的無人機，這些無人機在烏克蘭與以色列的命中率頗高。身為資深「邪惡軸心」成員的伊朗與朝鮮參加搗亂世界次序的目的之一是分散華盛頓的注意力與兵力，使老美不能集中力量對付俄國或中共。 

金磚成員國之間各懷鬼胎

但不爭的事實是金磚國家各懷鬼胎，甚難真誠合作。中國石油公司看到俄國受到西方制裁，盡量壓低收購俄方能源的價錢。而習近平最擔心的是華盛頓動用金融殺手鐧，把中方財金企業踢出美元支付系統，使大陸馬上損失以千萬美元計的資產與生意。

金磚集團中的中國與印度貌合神離，領土糾紛無法舒緩。新加盟的埃及與埃塞俄比亞是世仇，等等。再者，重量級的沙地亞拉伯遲遲未正式加入，而已參加此聯盟的阿根廷最近突然退出。

金磚峰會完全交不出成績單

 俄方與中方最想在此次大會宣布的是「發明」了一種嶄新的貨幣來處理國際貿易與支撐支付系統，向「美元霸權」重錘一擊！但與會各國發表的宣言非常空泛，包括什麽「我們重申支持構建以份額為基礎、資源充足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核心的強勁、有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網」，並重視「金磚主席國就完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開展的研究」等等，完全交不出成績單。

的確，智商似有問題的普京大帝在兩年多前發動襲擊烏克蘭之前，沒有把俄國資產從美國與歐洲銀行撤走，該龐大資金到今天還在老美指揮下被扣留，而且北約最近更聲明烏克蘭問題解決之後亦不會把這些「不義之財」交還莫斯科。

大陸鑒於國企與高幹子弟家庭在美歐銀行與地產項目有大量投入，假如解放軍向台灣或南中國海任何國家開戰的話，「美元霸權」將是個繞不過的問題！ 類似金磚集團與上海合作組織等違反普世價值、偏離聯合國人權組織原則與世界高透明度、手腳清潔經商精神等寡頭組織，有各國喪盡天良的如普京、小習、金胖子等大獨裁者操控，失道寡助，美其名若反對西方霸權，實質上肆意踐踏各國人民的莊嚴與福祉，像這次金磚峰會的柴娃娃式各自打腫臉孔充老大的低級玩意在世界秩序中無法站得住腳。

- 林和立 （中國問題專家）

黃世澤：中國干預他國內政是老祖宗

RFA 【澤論四方】20241025

美國總統大選投票日將近，中國的各類干預動作亦日益猖狂，由網軍到僑務系統都充斥各類干預動作。而中國這種問題，並非今日才出現，由中共奪得政權之前已經如此，而中共在賺到錢後，就更敢於做這類干預動作。今日華裔有時候在西方受到懷疑的困境，多少都拜中共一貫以來干預他國內政動作所賜。

反對干預他國內政其實並非中共的真實主張，中共是一個傳揚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政權，因此，輸出革命才是中共的真本性。因此，中共與國民黨爭奪海外華裔組織的網絡，除了要切斷中國國民黨的財政資源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將共產主義理念透過華裔滲透到西方國家，甚至在東南亞一些新獨立的國家建立附庸於中國的共產主義政權。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全部都經歷過與中共之間的鬥爭，甚至對這些國家的民主和多元種族權利有相當不利的影響。

不輸出革命 行「悶聲發大財」政策

由鄧小平到江澤民、胡錦濤時代，基於鄧小平的悶聲發大財政策，減少從事輸出革命之類活動，中共持續與國民黨爭奪海外華人網絡，孤立台灣的基本任務仍然存在，只不過，有些太過份的武裝組織，就走向解散，馬共在泰國的武裝組織就因此與泰、馬兩國政府談判，放下武器投降。華人組織除了孤立台灣，就是組織活動讓領導人外訪時感到很有面子，以及做政策游說，不斷促進西方與中國的經貿往來。當時中共，還未猖狂到要在西方國家扶植傀儡政客，清理反共政客這一步。

習近平「強國夢」回到帝國主義

但習近平上台之後，他就明目張膽恢復各類輸出革命政策，向毛澤東學習的他，當然一樣會學習透過收買第三世界國家那些腐敗的獨裁者，去將個別國家變成中國附庸國，而針對西方民主國家，干預選舉、收買政客這些行徑更加不在話下，尤其中國現時追求所謂大國夢，強國夢，講穿了那是恢復中國一貫以來的帝國主義性格。中國由漢帝國建立至大清帝國覆滅，長期以來根本不是甚麼被欺負的小國，而是雄據西太平洋的帝國，搞就是帝國主義。而現時習近平搞的，正是一九七四年鄧小平以聯合國大會中國代表團團長所講，在搞社會帝國主義。

中國越來越明目張膽干預各國選舉，甚至連美國選舉都不放過的時候，各國不單會制定出更多針對外國代理人的法律，甚至限制移民、留學簽證的發出，防止中國的入侵。另一方面，對於背景來自中國的華裔，如果各國加以防範，並非出於種族偏見，而是中國利用華人普遍存在國家效忠不清的思維，作為入侵各國的跳板事例太多，各國政府除了教育，以及進一步消除種族歧視，以防中共有機可乘外，也要對某些所謂華人代表組織加以防範。

海外華人歸屬「那裡有自由就是我的祖國」

而海外華裔亦要搞清楚，入籍了當地，便必須效忠入籍的國家，以及西方的民主價值。而更重要的是，現時有效保留中華文化的國家，並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台灣及英國管治時期的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推動的漢字簡化政策，到所謂破四舊的文化大革命，根本中共政權是中華文化最大摧毀者。搞過「批林批孔」運動的政權，走去搞孔子學院這件事，如果對中國歷史稍有認知，都只會視為笑話，甚至認為孔子學院根本是一個假貨機構。

簡單而言，要防止中國干預世界各國政治最有力工具，就是華裔自己，華裔自己搞清楚國家認同，以及身份認同，明確對中國說不，中國那些用錢收買建立的所謂僑務網絡就很容易被攻破。富蘭克林名言，那裡有自由，那裡是我的祖國，應該每一個當代華裔人士應該銘記。

- 黃世澤（自由撰稿人）

蔡霞：写在李克强周年忌日

蔡霞 RFA 20241028

去年的10月27日，前总理李克强突然去世的噩耗传出，全国民众都被震动了。人们清楚地记得八月底李克强在敦煌参观莫高窟时神采奕奕地向民众们挥手致意，李总理矫健的步伐、灿烂的笑容，在位时繁忙劳累的疲惫神态一扫而空。谁能料想那竟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李克强？！那些天里，全国各地上百万民众自发悼念李克强，整个中国大地被覆盖在民间的巨大悲痛情绪之中。相比之下，中共党当局对李克强去世的原因语焉不详，遗体告别仪式又搞得神秘鬼祟，引发人们无数猜疑，更如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中国民众的心头。一年来，民间对李克强的怀念之情未减分毫，中共党高层的惧怕与紧张也未减分毫。刚进入十月初，中共就提前取消了一些地方原定于十月举行的体育活动，尽管这些活动原本与李克强去世并不相干，甚至组织方压根儿就没想到与李克强忌日有何关联。然而，中共当局就是这样的如惊弓之鸟草木皆兵。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笔者以为，连李克强——曾经的中共中央二号人物、官至正国级的大国总理——都能这样死的不明不白，那中共党的几百万大小干部就更不在话下了，上头要想灭了谁就能让谁人间消失。笔者曾经数十年与中共党内各级干部打交道，也曾经历过见识过"党管干部"的种种作法，深感李克强悲剧是中共党几百万干部难以摆脱的宿命。

"党管干部"这四个字，一般都理解为中共党垄断精英职位的提拔任用人事大权。这固然不错，但绝不仅仅是"任用提拔"，实际上是由党主宰干部的一切，乃至决定干部的人生命运。下面仅举几点略作说明。

首先，干部作为"廉价劳动力"，只有干活的份没有正常休息的权利，导致严重损害身心健康。

还从李克强讲起。2002年全党正在执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李克强时任河南省省长，河南省委书记是陈奎元。领导干部要摆出政治正确姿态，就拿下级干部当"长工"。陈奎元用"人海战术"执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省市县政府机关抽调大批干部下到村里"蹲点"。第一年全省抽出约3万多人，第二年要抽更多的人下去。大量抽人影响到政府部门的正常运转，作为省长的李克强自然有不同意见，省长与省委书记之间矛盾因而尖锐起来。省委书记提出口号"抽硬人（"硬人"指能力强、能干事的人）；硬抽人（指强制抽人）"，并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指桑骂槐地骂了一顿李克强。在省这一级，省委书记就是"党"，李克强只能无奈地服从。

强调党的"需要"不顾损害人的权利，在2006年"保持党员先进性"的学习运动中被推向高潮。那时中共全党流行"白加黑、五加二"。所谓"白加黑"，就是白天正常上班，夜间继续加班；所谓"五加二"，就是一周五个工作日再加周末两天上班。干部经常几个月白天黑夜连轴转而不得休息，这种长时间超负荷的疲劳战，极大地损害干部的身心健康，党内有一些干部因过度劳累而死在工作岗位上，这类"过劳死"干部又常被报刊作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优秀典型而报道。尽管如此，党内没人敢公开抗议这种侵犯人权的作法，许多人默默忍受以至超出生理心理承受的极限，一方面不少干部得了包括癌症在内的多种严重疾病，另一方面导致干部自杀事件不断发生。2004年以后每年干部自杀在10人以内；2009至2010年干部自杀数字明显上升。据不完全统计，那个两年间约有20多名干部自杀，由此引起胡锦涛的重视。

笔者曾在2010年的9、10月间接到过胡锦涛办公室电话，说"总书记对干部自杀问题很关注，总书记办公室人员想就此向我做些咨询。"笔者当时认为，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基层干部长期超负荷工作，因身心俱疲而引发严重"抑郁症"所导致，不少干部心理压力巨大乃至陷入精神困境，又不能及时得到心理关怀和心理疏导，最终一死了之。

其次，把"从严治党"理解为可以不经程序地随时撤职查办干部，不少基层干部惶惶惊恐不可终日。

2000年后党内提出反贪腐，必须监督干部的"八小时之外"。党的纪检部门要求干部手机24小时开机，无论白天黑夜随时接受抽查，做到"铃响必接"，如有延误先撤后查。曾见一报纸报道说，有些地方纪检委做法极端，干部夜间在家洗澡时晚了几分钟接电话就被撤职。又如，连续长时间的"白加黑、五加二"，使得一些干部极度疲劳，开会打瞌睡现象时有发生，怎么处置则取决于领导官员的脾气甚至当时的心情。一些地方报纸曾把领导官员怒火中烧，当场宣布凡开会睡觉的干部一律撤职查办作为从严治党的生动事例加以渲染报道。一般说来，越到基层干部越是位卑人轻，上级领导处置惩罚干部越可能带有随意性，这导致基层干部的回应具有两极性：或者争相拍马迎奉，甚至有干部因官场应酬陪同上级官员喝酒过量而猝然死亡，或者报复性反杀领导官员。然而，这类恶性案件往往会被严密遮掩而不许公开。至于一出事故，"不问三七二十一"先宣布撤职查办干部，以便于抚平民众情绪的作法，更是地方党组织的基本工作套路。

第三，干部成为党内权斗的替罪羔羊与牺牲品

中共党并非是具有现代政治文明素养的政党，本质上它是具有浓烈政治色彩、依靠枪杆子起家、骨子里带着江湖帮会基因的政治集团，不存在西方国家政党内部因政策主张的不同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派别，党内有的是以利益为基础、以个人依附关系为纽带的帮、派、山头。不仅干部的提拔升迁常常受各种复杂的人为因素作用而呈现"逆淘汰"规律；而且党内人际关系的冷漠无情、勾心斗角与相互倾轧，也常使正派干部齿冷心寒。更为可怕的是，"成王败寇"是党内顶层大佬权力争斗的底层逻辑，赢的一方不仅权位通吃而且鸡犬升天，败的一方不仅大佬本人锒铛入狱，而且常常祸及大佬下属被血腥清洗，直接改变下属干部的人生命运。2012年以后以反腐败为名清除异己的党内恶斗，使得中共官场人人自危，干部非正常死亡人数明显上升。

干部的非正常死亡大凡有两种类型：他杀（包括胁迫自杀）或自杀。他杀或胁迫自杀的，常常掩盖着党内不可告人的权力场秘密。有些贪腐案是团伙作案，查出一个可能带出一串，因此被反腐败追到的线索牵涉人就用自杀为家人保住贪腐钱财。更重要的是，线索牵涉人还可能以自杀保护贪腐链条上的同僚和更高级别的官员，以此换取他们今后对自杀者家人的照应与庇护。上述这类的中共干部非正常死亡究竟有多少，外部至今仍无法获得确切数字。

干部自杀也与中共党的纪检部门法外执法有关。由于纪检部门是法外"执法"机关，事实上不受国家法律制约，被秘密拘押秘密审讯者的一切权利都被剥夺。他们不能聘请律师、不能获得家人探视，得不到任何人权保护；他们被秘密拘押后，审讯者首先对他们发起的强大心理攻击，力图摧毁他们的精神防线；同时他们被剥夺正常的睡眠、喝水、上厕所等基本生理需求，他们连续数天被捆绑固定身体姿势于铁/木座位上，造成臀部、腿部、背部皮肤严重溃烂。他们还被人为搅乱人体生物钟节律，拘押住处清除掉一切能标识时间流逝的物品装置，而用数千瓦强光24小时直射人眼，使人完全无法辨认白天黑夜；除了审讯，他们绝不被允许讲话发出声响，有些长期单独关押者释放后竟然丧失了正常的语言对话功能。纪检部门对被拘押者施行的暴力逼供，经常是外表看不出殴打伤痕，而内里伤害极为严重。笔者曾看过一个基层干部痛苦回述被"双规审查"的视频。这位基层干部本人无贪腐，却被纪检委"双规"拘押，要求他"配合调查"，交代他的领导的"违法乱纪"行为。他被关押数月，期间遭受极为惊悚阴毒的酷刑，以致于释放一年多后回述那段遭遇时，依旧控制不住地浑身颤抖，痛哭流涕，泣不成声。这类的传闻在党内已非鲜见，有些干部对被纪检委带走极为恐惧，一旦他们被纪检部门谈话或听到某种风声，他们就会用各种方式自我了结。在党内残酷的内斗中，据不完全统计，2012-2018年中共干部自杀277人，自杀干部的职级从省军级到基层乡科级。

由此工作在中南海里的干部都知道，在那样的环境中，保护自己安全生存的诀窍是"不问对错，只看站边"。依次类推，地方省市各级党内，大小干部都有"选边站"的问题。一旦站错边，他们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习近平上台后的党内大清洗，尤其充分地体现出这一点来。

出于对党内大清洗的极度恐怖，许多干部想法设法自保平安

他们的基本作法有两点：一是"不作为"，二是逃离体制。

所谓"不作为"，是指党内干部谨慎应对上级各项规定要求，以"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借口，只做上级的"规定动作"，不做任何"自选动作"，以免出错追责而牵出陈年旧账。以致于"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所有工作都有台账记录"留痕"的种种形式主义作法风行一时。

十八大后党内的种种"不作为"，也就是后来普遍流行的说法——"躺平"，自2014年起。笔者以为，干部不作为不是抵抗中央，而是为了自保平安。党内高层指责干部以前"胡作为、乱作为"，2014年以后是"不作为"，高层曾经想法设想鼓励干部"大胆工作"，包括出台文件祭出"不追责"的"免死牌"等激励措施，但收效甚微，全党干部依旧消极应付。

二是逃离体制。党内的高压恐怖使不少干部萌生退意另寻出路。近些年来，有的提出辞职，有的申请退休，还有相当一部分干部选择退休后出国与子女一起生活。所有这些变相逃离体制的种种理由，说到底是给自己寻一个自保平安的退路。然而，上船容易下船难，习近平的"倒查二十年"，使得一些干部即便辞职即便退休也不得安生；收缴护照，严格控制出国出境，使得退休干部安享天伦之乐欢度晚年的愿望几成黄粱一梦。换句话说，习近平将全党几百万干部、9000万党员牢牢绑架在"党组织"的罗网之中，谁都不许跳船。

当下的中国，经济衰败如自由落体般堕坠，民生艰困而翻转无计，社会失序而乱世逼近。当此中共政权风雨飘摇之际，"生，还是死"？"哈姆雷特式"诘问摆在中共干部每个人面前。想想李克强，官至正国级依旧难逃劫命之灾，几百万中共干部如何自我救赎？是被宿命牵着走，还是将命运之缰握在自己手里？

人生与历史的紧要关头，往往就是一个选择和那么几步。

夏念梓：李克强猝逝，谁在拿着鲜花怀念这位“最弱势总理”？

作为中国摆脱"毛体制"后走出来的新一代政治领导人，李克强也许不论在才智还是性格上都更符合西方政治所期许的领导人形象。但这一形象，可能更适合九十年代至千禧年初期的中国（参见与华莱士谈笑风生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政治高层愿以集体执政换取一定的妥协，以片面的对外开放和改革获得经济的先行发展。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夏念梓
原文发布时间｜10/31/2023

中国国家领导人一向高寿。抗过了多次"死讯误报"的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于2022年去世，终年96岁。中国共产党元老中最高寿的前政治局委员宋平，2022年以105岁的高龄亮相二十大，还因"未鼓掌"而上了新闻。上一位在迈入古稀前去世的中国领导人是前副总理黄菊。他于2006年被诊断出罹患胰腺癌，一年后病逝，终年69岁。而上的胡耀邦突发心肌梗塞离世；后来发生的事，现在则被指代为"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一位因心脏病去世的中国领导人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74岁

10月27日周五清晨，中央电视台在八点新闻播报中发布了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猝逝的消息，死讯传出，举世震惊。

根据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前总理李克强周四（10月26日）晚在上海突发心脏病，经全力抢救无效，于北京时间周五（27日）零点十分逝世，终年68岁。中共中央政府至周五傍晚发表正式讣告，称呼李克强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综合官媒报道，李克强病逝前正在上海休息；未经证实的网路消息有指他在游泳时突发心梗。他生前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两个月前，有民众拍到李克强由当地官员陪同，参观甘肃的敦煌莫高窟。影片中，李克强不见病态，身穿招牌装束的他不时微笑，与一旁的游客打招呼。

李克强猝逝发生至今，仍有许多细节未向公众披露。坊间指责官媒对李克强死讯播报仓促，处理不够谨慎。而李的健康状况对外一向良好，且按退休领导人待遇，李若有心血管方便的疾病，哪怕是隐患，身边大多有专门的医疗团队会为他制定方案，这令外界质疑事故发生当日的医疗处理和应变方式。包括"阴谋论"在内的各种揣测和推论，一时间浮上水面，也将李克强的死讯推上海内外媒体头版。

综合外媒评价，BBC称李克强为"受掣肘的温和改革派"。《纽约时报》首席中国记者储百亮 (Chris Buckley) 发表评论文章，指李作为改革派，主张都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权威所掩盖。德国媒体亦将李克强的个人形象定格于"改革家"，称他的死是"改革家之死"。

而在安徽合肥红星路80号李克强故居前，自周五以来不断有民众自发前来悼念，留下满街鲜花。其中一副挽联引用了中国另一位前总理周恩来的诗句，"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也有人以科幻小说《三体》中的人物身份比喻，来缅怀李克强，称其为"破壁人"，将李形容为顽固"破壁"却一无所获，但仍受敬重的政治家。悼念的影像陆续在简中网路流传。

迅速崛起的仕途

李克强1955年7月生于安徽，十几岁时经历文化大革命，跟随"上山下乡"运动号召，在安徽省凤阳县的一个农业公社成为了千万"下乡知青"中的一份子。

1976年，李克强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四人帮"倒台后的首届高考，李克强考进了北京大学法律系，后获授法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及博士学位。他的英文造诣极深，曾协助将多部重要法律作品从英语翻译成中文。

学而优则仕。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和他的团派前辈兼提拔人胡锦涛（胡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及同辈（如李源潮，在高考恢复后，李源潮考入了复旦大学数学系）一样，随着文革后"出生论"、"阶级论"箝制的消退，拥有高等学历的李克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选择走入政坛，并迅速崛起。

1998年，李克强担任河南省副书记，隔年就晋升为省长。43岁的李不仅是最年轻的省长，也是首位博士省长。2002年李克强升任河南省委书记。

在河南的六年里，李克强的政途起始点因河南艾滋村事件蒙上污点。

九十年代，河南政府大办"血浆经济"，许多农民卖血以求"脱贫致富"，却导致大量村民感染艾滋病毒，进而引发艾滋病大流行。外媒估计，仅河南就有150万人感染艾滋病。但河南政府被外界指控一直掩盖情况，包括阻挠传媒到"艾滋村"采访，以及打压揭露河南艾滋病情真相的人士，如持续追查"血祸"的高耀洁医生和王淑平医生。直到2001年，中央电视台才首次以"血祸"正式报道事件，到2004年河南省进行了首次普查确认艾滋疫情。

2010年，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前所长陈秉中教授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发表致时任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公的开信，举报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李克强在担任河南省领导时严重失职，导致血浆经济引发大规模艾滋病流行。陈秉中教授说，李长春、李克强在担任河南省领导人的时候，封锁疫情，拒绝向上正式报告河南省发生的严重问题，才导致后来艾滋病流行的恶果，认为李长春，李克强二人至少应该向中国人认错道歉。

但这件事并未影响李克强的仕途，李依旧平步青云。2004年，李克强转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

到了2007年，李克强在中共十七大后，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七，位居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而他也是四名副总理中最年轻的一位。2012年十八大后，李克强顺利连任政治局常委，排名也跃升至第二，仅次于习近平。2013至2023年间，李克强连续十年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是习近平前两个执政任期内的"二把手"，当时这一权利架构被称为"习李体制"。总的来看，李克强生前担任过三届政治局常委，连任了两届总理。在权力鼎盛期，他是中南海党政系统的二号人物，仅"一人之下"。

外界区别他于"保守派"

与成长于红色家族、根正苗红的习近平不同，出生于普通家庭的李克强在北大求学期间，对西方思想和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爱好。

学者李少民在李克强去世后，撰文纪念这位学生时代的同窗。文中，李少民形容李克强"思想敏捷、刻苦用功"且"有使命感"，并提到"李克强爱讲西方的法制传统"，及是贝多芬乐迷。

而李克强的妻子，之后在北京经济学院（今首都经贸大学）任教的程虹将描写英国内阁政治的讽刺喜剧《Yes, Minister》翻译为中译本《遵命大臣：内阁大臣海克尔日记》。 1987年，李克强骑着自行车奔走北京各大出版社，询问是否能出版妻子的译本。 至1991年，程虹的译本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除此之外，李克强求学和从政初期不免与一些自由派人士有往来，其中就包括在"四五"学生运动中成为意见领袖后去国赴美的王军涛。根据李少民的回忆，他与李克强和王军涛等人参与了一个跨系的学习小组，常讨论国家大事。在八十年代自由的时代风气下，北大会举办沙龙，由学生辩论西方思想和政治体系，以及国家前途；李克强也会参加。据王军涛回忆，他与李克强在当时"有很多相同的看法"，"很多让我们发生分歧的问题那时还没有出现"。

"李克强指数"和"克强经济学"

李克强的科班背景令他在洞悉中国经济发展方面有独到和精准的观察。最著名的是所谓的"李克强指数"。

"李克强指数"最早由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于2010年提出，起源于李在2007年担任辽宁省委书记时，告诉来访的美国驻华大使雷德，他会用3个指标来分析辽宁当地经济状况的数据，分别是铁路货运量、用电量及银行贷款发放量；再经花旗银行计算后，分别依25%、40%及35%的权重编制出李克强指数。

《经济学人》以2010年过去十年为时间轴，将"李克强指数"与官方GDP走势对照，发现趋势总体虽一致。但上下波动方面，"李克强指数"表现比后者剧烈，被认为更能反映中国经济现实状况。

"李克强经济学"则是李克强在2013年3月当选国务院总理后不久，时任英国巴克莱资本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根据2013年3月李克强上任后掌管经济的思路，以及他的一些做法和说法中推断出的政策理念（虽然李克强本人从未提出过），包括"避免大规模刺激"、"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等，并称"李克强经济学"的三大支柱，核心则是向市场放权让利，支持民营企业，旨在减少中国对以债务驱动增长的依赖，并引导经济延续改革开放的路线，继续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

被架空的"二把手"

这一强调"民进国退"的经济学理念并未走得很远。2013年11月，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后，李克强的经济领导地位被削弱。到2016年，官媒已经不大提"李克强经济学"，转而解读"习近平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提倡"供给测结构性改革"；重回"国进民退"的老路。

2018年，李克强第二个总理任期开始，但经济管理的任务被交给了新任副总理，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刘鹤，打破了以往由国务院总理担任经济"一把手"的惯例。习近平随后任命刘鹤出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更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并由习自己出任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

李克强最后一个有关经济的理念，是在2020年武汉肺炎蔓延时，在山东烟台考察期间大力提倡的"地摊经济"。李克强称"疫情过后民生为重"，强调地摊经济可以给受冲击的百姓一条基本生路，是"人间的烟火，中国的生机"，一度引发社会效仿和风潮。

然而，这一理念很快遭官方"打脸"。包括《北京日报》在内的官媒开始为"地摊经济"降温，指"地摊经济不适合一线城市"，是城市管理者"治理乏术"，为这一释放民间经济潜力的政策画下句点。

是"不合"还是"相争"？

2016年，中共十八大确立了"习核心"地位，从那时开始，"习李"体制已从二人集体领导转为一人权威。在过去十年里，一系列新创办的办公室和委员会行使了原本国务院的职能，在国家安全、经济和金融等领域，取代了李克强和他管辖下的部分国家部委的决策，让李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最弱势的总理。面对"顶头上司"，有观察家解读，李克强似乎从未公开对习发起过挑战，不过他偶尔会通过一些姿态表达不同的意见。

习李之间对经济和民生政策的分歧，在疫情期间多次现端倪。2020年的中国两会，李克强在闭幕记者会上表示，"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币）"。 这番"大实话"被指揭露了中国经济的真实面貌，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当年6月回应，指2019年中国确有6.1亿人的月均收入，还不到人民币1000元；这与习近平提出完成"全面脱贫"目标有巨大差距。

此外，李克强在疫情封控期间到地方视察全程不戴口罩，也曾引发外界揣测，认为他不认同习近平的"清零"路线。

随着李克强的任期即将届满，他的发言开始充满想像空间。2022年，李克强访问特区深圳，发言指"长江黄河不会倒流，盐田港的水会滔滔不绝"，称"中国开放还要继续往前推进"，与领导人多次提到的"共同富裕"相距甚远。

今年3月李克强卸任国务院总理时，被人拍到与国务院工作人员发表告别感言，称"人在干，天在看，苍天有眼"，被外界解读为"意有所指"。

不论是"习李不合"或"习李之争"，真实情况外人难以知晓。可以肯定的是，正如储百亮在上文所提及的评论文章中写道的，"李克强和许多其他技术官僚'在总以残酷无情为特点的精英政治中并不是那么游刃有余'。"

的确，李克强曾被视为所谓"团派"的表表者，胡锦涛的潜在接班人（胡也是在共青团里晋升的国家领导人），仅与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宝座一步之遥。但到了2012年，是由习近平出任党总书记，李克强则于2013年担任国家总理一职。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他虽是中国政府各部委的领导人，但被视为（或安于）"弱势总理"，长时间生活在习近平主导的政策阴影下。

今年两会，李克强未能进入政治局，代表这位最高学历的中国前总理已正式退出风云莫测的中共权力政治核心圈——若真有争斗，那也是李克强败下阵来。

"苦苦支撑、节节败退"

李克强逝世后，他的故乡安徽省和曾工作过的省份（如河南省），皆出现了群众自发的纪念活动。依照以往的历史规律，中国但凡有总理去世便会引发群众集会。这次会否有例外？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论是"十里长街送总理"，还是引发类似1989年胡耀邦逝世后，在民间掀起哀悼浪潮，最终演变成为学生和群众运动的反应，都被认为是低概率事件。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封控，在如今严苛的舆论和社会管控下，悼念将成为高危行动。或为低调处理，27号的新闻联播、各大官媒，甚至是网路平台均未将李克强的死讯作为头条播报。与此同时，中国各高校正加强控制，对学生下达"禁悼令"。29日，有未经证实的传闻指，中央决定不为李克强举行追悼会。

对正在网路上（甚至是李克强故居前）小心翼翼或真情流露悼念这位总理的国人来说，他们悼念的，到底是什么呢？

部分人怀念李克强，可能并非因为他非凡的政绩（李克强在位期间，大多政策都遭阻滞，他卸任时中国GDP增速已骤减至30年新低。），更多的则是惋惜他"十年破壁"、"居高位却不得志"的悲情形象——那一个"苦苦支撑却节节败退"的"李中堂"的形象。

把李克强比喻为百年前的"同乡"李鸿章，似乎有抬举之嫌。李克强没有作出"办洋务、立新学、建水师"的功绩，也未设立京师同文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等跨时代机构，甚至算不上一个合格的"裱糊匠"，能为"上面的人"收拾烂摊子。但他的仕途的确有与李中堂相似之处，那就是"生不逢时"和"英雄无为"的悲剧感。

作为中国摆脱"毛体制"后走出来的新一代政治领导人，李克强也许不论在才智还是性格上都更符合西方政治所期许的领导人形象。但这一形象，可能更适合九十年代至千禧年初期的中国（参见与华莱士谈笑风生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政治高层愿以集体执政换取一定的妥协，以片面的对外开放和改革获得经济的先行发展。这种"政治上收紧，经济上放松"的方针终不是解决问题的良药。一旦有决策者执意要巩固个人威权，挑战原本自洽的执政守则，这一场政治游戏就不在于"谁能管好中国"，而在于"谁能管好中南海"。

这对于仍（或曾）寄希望于中国在后疫情时代继续深化改革和重回开放的人来说，他们恐怕要失望了。李克强的逝世不亚于是"改革派"最后的告别，宣告了"温和改革路线"的失败。

也许，那些哀悼"总理千古"的人们是在无言地哀悼中国改革时代的落幕。和李克强一同逝去的，可能是过去三十年中国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盛况。毕竟，当政权中的"改革派"代表人物告别历史舞台，那就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另一路线的绝对开始。

思及此，人们发现，他做得好不好不重要，全靠同行衬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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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榆：上海万圣节狂欢，中国政治的黑色荒诞

VOA 【蒲黄榆说】20241028

2024年10月26日，上海中山公园挤满了庆祝万圣节的年轻人，当局出动大量警察，每隔几米就有一名警察站岗 。 （照片来自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X平台）

2024年10月的最后几天，中国陷入了一个奇怪的紧张气氛中。这种紧张，超过每年6月初那个30多年前大屠杀的纪念日、也超过每年两个政治会议期间的戒备程度。京沪两地的大学教工都全员上岗，北京的街道、路面、和地铁站点密布警察，而上海的情形最为夸张，从乌鲁木齐路到巨鹿路，警察、辅警和便衣多到让人怀疑时光倒流到两年前的白纸革命。

不过，这些紧张气氛不是因为9月以来的经济低迷和失业率高涨，也不是因为中国准备向台湾发动军事行动，或者美中关系趋于紧张，更不是2011年茉莉花革命爆发时候的情形，仅仅只是因为几个看上去毫不相干的时点的重合。当然，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种紧张中，在上海-北京当局前所未有的高度戒备中，外界看到了中国政治的黑色荒诞。它把上海变成了今天的香港，一个通过人民的狂欢还能意识到的革命城市的废墟。

2024年10月27日上海万圣节，"鲁迅"依旧没有缺席。 （照片来自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X平台）

上海年轻人的狂欢

十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上海的年轻人们早早就串联起来，从周五晚上开始了连续几天的万圣节狂欢。只是，就像从北美到欧洲，今天的万圣节已经少了最低限度的宗教色彩，在商业化的同时变成了大众喜闻乐见的变装狂欢。

例如，就在上海年轻人狂欢的周末，台北举行了盛大的"同志骄傲游行"，这在华语区是仅见的。而昔日的香港，此时此刻，从铜锣湾到兰桂坊，也必然地如同节日的海洋。上海的万圣节狂欢，虽然最初模仿东京、香港的热闹，但如今，特别是新冠疫情后的两三年，上海万圣节的变装狂欢已经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去年此刻，上海年轻人以cosplay的方式集体表达他们与上海的联系、对上海这个城市的感情，成为上海年轻人目前可能唯一的公共纽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算是模仿疫情期间的所谓"大白"，还有根据李碧华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霸王别姬》里被红卫兵批斗的程蝶衣。而今年的上海街头，年轻人除了继续模仿鲁迅、打工的"牛马"，还有特朗普、波尔布特、自由女神等等形象。只是，几乎所有这些政治形象都无一例外地遭到警方扣留。

事实上，今年万圣节前夕上海街头的警力之多、对年轻人之防范，丝毫不亚于两年前白纸革命爆发时的戒备程度，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早在10月25日之前，就不断有上海年轻人在前身为推特的社交媒体平台X上爆料说被警方电询和警告，核实是否购买了精神病服、是否准备参加周末街头活动等。看来，中国网警不仅严密监视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也没有放过对淘宝等购物平台的扫描。

在街头，25日晚间，上海的年轻人聚集在巨鹿路一带，警方严阵以待，见到穿着怪异的路人即要求脱下，遇到拒绝脱下的则送到附近派出所，登记身份证、地址和电话后才放出。不过，这些阻吓连同当晚的冷雨都没有浇灭年轻人的兴致，他们以游击战的方式，以近年来中国流行的所谓citywalk的方式流动着。

到26日晚间，成千上万的青年人转到中山公园集结，并且喊出了要自由的口号。27日，中山公园被关闭，但是从长乐路到复兴公园，甚至晚间的静安寺地铁站，都站满了变装的上海青年。间或穿行其中的警察还引发大声喝采。他们并非错认警察制服为变装的同道，而是把警察的围堵看作了狂欢的一部分，一个巨大的超现实主义的"梗"。

这或许正是今年万圣节在上海的特殊气氛。上海的年轻人与封堵的警察一起，把一场自发聚集的娱乐活动变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社会表演：由于警方无厘头的紧张，连商场里的大型玩偶都不放过，如同对待恐怖主义可疑物一般认真探查，将这场娱乐性的社会表演变得无比荒诞、极富戏剧性，让2024年的上海万圣节前的周末狂欢成为一场真正的节日，把一个舶来的节日变成了真正属于上海年轻人的本地节日。

这让上海的青年群体再次成为世界媒体的焦点，让上海取代了北京成为中国当下最富创造性和革命性的城市，也让这场越来越富有政治趣味的万圣节狂欢扩散到了杭州和广州。

请同时参阅：

"大白"、"小熊维尼"、"鲁迅"纷纷现身，上海年轻人借万圣节嘲弄北京政权

北京当局的害怕

问题在于，这个局面可能恰恰是上海警方最害怕的，也是北京当局最担心的，却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全力防范的。上海年轻人的再次聚集，已经是上海警方也是中国当局极为看重的政治安全事件。他们担心两年前上海爆发的白纸革命重演。

也是两年前的10月25日晚间开始，上海的乌鲁木齐路出现了最早的对新疆乌鲁木齐火灾的纪念活动，并且随着上海警方的介入，这一自发纪念迅速演变为上海、北京和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抗议，即"白纸革命"，终结了三年的"动态清零"政策，也迫使北京当局缓慢笨拙地开始放弃闭关锁国、重新开放。

这场源自上海的青年运动场，虽然仅仅持续了几天，既无组织也无"外部势力"的参与，几乎算不上任何经典意义上的"革命"，却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让上海-北京当局如惊弓之鸟一般处在无时不刻的革命恐惧中。后者的直接反应，便是从2022年底开始在上海街头加装大约三千套执行人脸识别功能的专用摄像头；在全国范围进行所谓"五失人员"的普查，即对"投资失败、生活失意、关系失和、心理失衡、精神失常"的人民进行分类统计并纳入新社会维稳群体；还很快停止了有关青年失业率统计数据的公布，鼓励高校暂缓学生毕业、留用毕业学生等；并且在官方媒体展开了一场"反躺平"的宣传攻势。

因为，如同100多年前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青年运动-"五四"运动的前后与一场知识分子的"新文化运动"有关，两年前的"白纸革命"也与三年新冠疫情前后以上海"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那就是，主张和践行"不结婚、不生子、不买房、不买车"的"四不青年"，从消费-资本主义、人口-家庭再生产、个人奋斗和财富积累的四个维度彻底告别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切断被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绑架，也自我了断了与统治阶级的代际关联。

最为典型的，是2022年在上海的"三月封城"期间由一对普通上海青年面向门外的警察、以和平的声音说出的"我们就是最后一代"。这恐怕才是"白纸革命"中所包含的决绝，一种社会革命的精神，是疫情结束后无数中产阶级移民海外的激励，也是过去两年上海年轻人们乐此不疲地举行万圣趴的纽带，更是一句让北京当局惊心动魄的无名宣言。才有最近上海试行对家庭生育给予补贴，北京也开始进行全国性围绕生育意愿进行的专项人口普查。

然而，在这些问题之外，北京还有一个更大的潜在麻烦，那就是李克强前总理的周年祭日，也在今年的10月26-27日。为了防范更多青年和市民可能举行的自发纪念，原定在合肥举行的马拉松比赛被迫推迟，上海的中山公园关闭和京沪多地高校如临大敌般的戒备都与此直接有关。北京当局担心的，是参加万圣节狂欢的青年，和那些"失业、失意、失衡"的广大青年、市民们，可能很快在聚集中转向悼念李克强的集体行动，重演1989年因为悼念胡耀邦、1976年悼念周恩来引发的全国抗议。

如果相比北京当局在过去十数年对维稳体系的巨大建设和投入，这种担心虽然看上去有些过度，固然暴露了中国统治者的脆弱，心理的和制度的双重脆弱，却也能够让外界从当局的角度看到上海年轻人的力量，那或许是他们自身尚未觉察的，却是北京当局面对的最大不确定性-不安全感的来源。

这也是两年前白纸革命的另一个遗产，即，在接近全能的极端控制下，一场无组织、无领导的革命仍然有可能发生。也意味着，几乎任何一个个人抗议行动或者有限规模的娱乐性聚集，都可能出乎意料地演化为一场大规模抗议，迫使当局不得不对任何一个偶发性事件和个体采取最严厉的手段予以控制。然而，如此一来，就像新冠疫情结束后的最初一年，事实上社会控制并未放松的一年，社会和经济迅速陷入停滞，并且正在导向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衰退，令北京当局不得不180度掉头转向开放、放松控制。

也就是说，如此"过山车式"的政策循环在过去十数年已经重复过多次，其社会根源却在年轻人那里。这是北京当局不愿意承认和面对的，却是上海青年一次次展现的，他们正在以革命的力量扮演着制度纠错的主角。这或许才是中国当下最大的一场政治表演、集体cosplay吧。

张欣：病急乱下药的中国股市

张欣 VOA 20241022

这两年来中国经济衰退，青年失业率上升到18.8%，店铺大批倒闭，包括上海南京西路地标梅龙镇广场歇业，住房销售额下跌2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经济治理方针是固本培元。我这个经济学家没听说过固本培元治理法，直觉是江湖郎中的玄术，李强在达沃斯论坛上说是对经济慢慢调理不下猛药。

可这个药方没用。第三季度报表出来GDP增长率进一步下滑至4.6%，眼看年增长率5%的目标要落空，9月下旬政治局召开会议。从会议公报和接下来一系列央行部委大动作可以看出，最高层放弃了原来的固本培元方针转而求助于给经济下猛药，用大强度的货币财政刺激经济，提振股市和房市。

9月24日央行宣布针对股市采取两项大动作。一项叫"专项再贷款"，拨款3000亿元给上市公司回购和增持股票。还有一项叫"互换便利"，拨款5000亿元，让证券公司用股票抵押换取国债，取得流动性。行长潘公胜说看情况以后还可3000亿5000亿地重复加码。这些名称和手段外行听起来比较玄，但说白了就是央行货币灌水给上市公司和股东。

"专项再贷款"是央行通过商业银行贷款给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应作的回报是回购和增持股票。这钱转了个圈，央行的3000亿元贷款换成了上市公司的股票，而且还是这些公司自己持有，等于央行送钱给他们。"互换便利"的做法有点绕弯，但实质一样。央行把手中的国债去换证券公司手中的缺乏流动性的股票（即市场不欢迎的那些上市公司股票和证券），然后证券公司用国债债券在金融市场上抵押换取资金，从而获得流动性再来投资股市。最后央行的国债换成了高风险的公司股票，这本是银行业的大忌。央行和一些国内经济学家辩护说这个措施不增加基础货币因此不增加货币供应量。这个说法经济学上是错的，它把基础货币和以M1为基础的货币供应量两个概念混淆起来。一旦这批国债在金融市场上被抵押，市场上沉淀货币的相应数量就会被释放而加入流通，M1增加。也就是，虽然基础货币数量没变，但货币乘数增加，流通中货币供应量M1也就增加了。这5000亿元也就这样被投入到股市里。

货币灌水真能提振股市拉高股指吗？我们知道，决定整个股市的最终因素是经济基本面，决定某个上市公司股值的最终因素是该公司的盈利和盈利前景，其它不管什么因素只是暂时的。货币灌水不会拉高长期股值，最多就是短期涨跌。2015年股市危机，中国央行和政府投放了2万亿元还是没托住最后只能放弃，就是一例。

果然，这次央行的股市灌水造成的是又一场大起大落的股疯。央行24日发布会后，股民跟着纷纷加仓，一周内上证A股上涨30%，从2700到3500，成交额10万亿元。国庆假期数百万新股民开户，大部分为90后。假期结束后10月8日他们涌入市场，A股冲到近3700点。这时机构开始套现离场，不久A股就一泻千里，两天内跌了12% 到3200点，之后A股一直在3200左右徘徊。从流量和单子数据可以看到，国庆前机构净流入资金推高股市，国庆后机构减持套现流出资金，而大量散户就在这时流入资金被套牢。对这些新股民散户来说，央行灌水制造了个"多头陷阱"。央行信息推高股市后，机构知道这些上市公司业绩不值这些钱，于是在3500点左右套现离场，而小散户缺乏信息和经验，投入资金被套牢或割肉。腾讯网报道的株洲龙女士就是典型一例。她被股市疯狂吸引，国庆假期中开了户，10月8日用5万元买了只股票后马上就跌，迷迷糊糊被套牢。

散户们还在翘足企首第二波好解套。遗憾的是，除非央行再撒钱，不会有第二波。因为这些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就是这些，高点在3500，证券机构都懂。如果央行再撒钱，造成第二波涨跌。机构不到高点再套现离场，最后股市还是跌回原地。上市公司和股东搞到这些钱，一半去填亏损的窟窿，一半进了股东腰包。

央行的撒钱，会不会刺激实体经济？答案是不会，或者非常有限。因为中国整个经济基本面不好，企业业绩不好，上市公司和股东知道现在没有投资前景，拿到这笔横财就存进自己账户不投入实体经济。这就是经济学上的流动性陷阱。我们凭什么推断现在会是流动性陷阱？因为中国流通领域本来就不缺钱，这两年来银行是有钱没处贷。衡量存款数量的指标M2/GDP中国的比例是2.2，比美国1.0高一倍还多。银行有钱不贷款给那些上市公司，是因为银行有内部信息知道这些公司不赚钱，贷款不还的风险大。而真正缺钱又有盈利潜力的多是民营中小企业，可他们不是上市公司因此享受不到这次央行的资金灌水。所以这波对股市的撒钱是病急乱下药。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央行印钞票，财政部印债券，最终谁来买单？印钞票会稀释人们手中持有的货币的购买力，这些多印的钞票最后是全民买单。财政部债券最后则由国人的后代来买单。因此，对股市用货币灌水，实质上仅仅是一场财富转移，把民众和后代的钱转给那些不盈利的上市公司和股东，而对实体经济并无好处。

提振中国股市的出路在于改善经济基本面，改善企业的盈利，提振国内外投资者对企业财报和股市监管的信心和信任。这就需要回到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来，提高透明度依靠法治去除人治。党企分离，企业由企业家而不是党来领导；党政分离，经济数据发布不再要党领导修改批准；证券监管机构独立，向股民负责而不是向党负责。否则提升中国股市就是不能实现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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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欣

  美国俄亥俄州托列多大学经济学荣休教授 原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

August Song：独立，是为了自由

作者：August Song
RFA 【读者广场】2024.10.28

资料照：2024年1月23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查中国的人权记录期间，西藏和维吾尔活动人士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外抗议。 美联社图片

10月24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第八届大会在萨拉热窝召开。在这次大会召开前的几个月里，该维吾尔组织遭受了无数次试图阻挠甚至取消大会的企图。这些骚扰包括威胁人身安全、逮捕和破坏。

上周在捷克共和国访问的西藏流亡政府领导人边巴次仁表示，如果北京愿意与藏人行政中央接触，首要议题将包括西藏的人权以及"中间道路"政策，该政策主张在保持西藏为中国一部分的同时，给予西藏更多自治的权力。

长期以来，由于信息的封闭和言论的管控，中国人民提起新疆和西藏就会想到那里的人民主张独立，企图分裂祖国。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其实藏族人民和维吾尔族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并不是从中国独立，而是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和生活方式自由。

达赖喇嘛所提出的中间道路，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范围内寻求藏区名副其实的自主自治。提出中间道路的目的是保证有关各方必要的利益。对西藏而言，中间道路可以保障西藏的宗教、文化与民族特性之保护、延续与发展；对于中方，中间道路可以保证中国的国家安全与领土的完整统一；而对其他邻国或第三国而言，中间道路促使边界的安全与和平推进国际外交活动。

从中间道路的主张可以看出，藏族人民最关心的问题是西藏的宗教、文化与民族特性是否得到保护，而不是西藏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只要北京能够承诺不破坏西藏人民的宗教自由和生活方式，西藏人民是愿意留在中国的。

新疆的维吾尔族人民也是一样，如果北京没有建立大规模的再教育营关押维族人民，强迫他们学习汉语，破坏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语言文化的话，我们也不会听到类似"新疆独立"的声音。

也就是说，所谓"藏独"，"疆独"的背后逻辑是：少数民族有属于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但是由于共产党从建政伊始就对这些地区实行铁腕统治，强迫他们改变甚至放弃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于是人家就会想：那我们独立算了。如果我们独立的话，就可以保护自己的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了。

换句话说，"藏独"和"疆独"都是被中共压迫的结果。如果中共可以尊重人家的宗教和文化，我们就不会听到藏独和疆独的声音，藏族人民和维族人民都会愿意留在中国版图之内，但前提是他们可以高度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也就是常说的高度自治。

扩大来看，香港也是一样。从一开始，香港人民最想要的就不是"香港独立"，而是保护自己的自由和法治。在1997年回归以前，与中国大陆相比，香港享有高度的言论自由和相当公平的司法体系。正是为了保护香港社会的自由和公平，《中英联合声明》要求中共做出承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其含义就是，不能用中国大陆的制度去影响和破坏香港的自由和法治。这也是一国两制的真正内涵。

2019年，中共要求香港通过《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即俗称的"送中条例"，企图进一步侵犯香港的司法独立，于是引发了大规模抗议，从那时起我们越来越多的听到"香港独立"的声音。如果中共可以信守诺言，严格遵守《香港基本法》，奉行一国两制，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的话，那么"香港独立"的声音就不会突然放大。

香港人民自始至终最看重的价值也不是独立，而是自由与平等。当中共企图去剥夺人家的自由和平等的时候，香港人想：那我们独立吧。只要独立的话，就可以保护自己的司法公正和生活方式了。

台湾的情况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台湾人民最看重的价值也一样不是独立。如果问一个中国大陆人：你觉得台湾为什么不愿意被祖国统一？我们的大陆同胞很有可能答不上来。但是这个问题对于大多数台湾人民都有一样的答案，那就是不愿意放弃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在台湾人民看来，接受九二共识就是接受一国两制的前奏，而接受一国两制就是丧失民主自由的前奏。所以无论如何必须保持"两岸互不隶属"的现状。至于这种"现状"是不是独立，台湾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正式国号是什么，在眼下即便说不清，只要不影响我们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就好。

独立，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为了追求自由。

如果我们想象统治中国大陆的是一个高度开放包容的政府，这个政府可以允许台湾保留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这个政府可以允许香港保留独立公平的司法制度，这个政府可以允许新疆西藏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那么我们还会听到多少台独，港独，藏独，疆独的声音呢？那么留不留在"中国"是否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呢？

当然，如果中国政府是一个如此开放包容的政府的话，那么它对于中国人民也必然是高度尊重的，没有压迫和剥削的。那必然是一个民主政府，一个尊重人民主权，尊重不同地区的风俗文化，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的开放包容的民主政府。

沉雁：死得好看不等于死得有尊严

原创 沉雁视界 白堤雁 2024年10月27日 

死得好看不等于死得有尊严

文|沉雁

就题论题，本文与具体某人选择什么样的方式终结生命没有直接关系。如果死可以选择的话，一个人选择如何死，纯属自己的私事，严格说是自己的隐私。即便他或她自愿公开而全程直播，那也不是我拿来当噱头指指点点的正当性。可能，这也是我尊重逝者的一点点尊严吧！

关于死，我特别欣赏史铁生大叔在《我与地坛》中的观点："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如果死可以做选择，我与大叔的看法一样，不必纠结，听从上帝的旨意是最佳选择。

死得是否有尊严，与死得是否好看、是否痛苦、是否有仪式感没有必然的关系。死得是否有尊严完全取决于是否活得有尊严。莫言有句话是咋说的，"你活着都没有灵魂，死了还怎么可能有灵魂"。对，如果活得都没有尊严，还想死得有尊严，这种想法本身就很不尊严。

谭嗣同、秋瑾、徐锡麟死得都难看，但我认为他们死得很有尊严。在晚清死于义和团毒手的一群西洋传教士，他们死得也很难看，但我觉得他们死得倍儿有尊严。在乌俄战争中牺牲的乌克兰勇士和在以哈战争中牺牲的以色列勇士，估摸也死得都不好看，但我认为他们死得特别有尊严。因为他们活得有尊严。

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在一个很渣很渣的时代或一个很渣很渣的环境，越是良民，活得很难看，死得更难看；越是坏蛋，活得很好看，死得更好看。至于尊严嘛，没有必要牵强附会。每天ICU耗资越巨大，病房越豪华，葬礼越隆重，悼词越冗长，仪式越庄严，墓碑越高耸，也许是死得最不要脸的。活都活得那么不要脸，死还怎么可能要脸。

尊严是什么？

我保存了一张陈行甲先生的图片，他这句话说得就很尊严，也只有他才会毅然决然自动退出毫无尊严但看起来很好看的活法。

是的，尊严和幸福一样，不要乱用，两者都属于灵性层面的概念：活得有信仰，才叫活得有尊严。它与世俗荣衰、贫穷富贵、暗淡光鲜、好看与否，没一毛钱的关系。换句话说，只要你活得有信仰，怎么活都是尊严的，怎么死都是尊严的。如果活得没信仰，怎么活都很贱，怎么死都很贱。

锦衣玉食本身也没错，衣衫褴褛也不丢人。

有没有信仰，这是人与动物的分界线。有，就是人；没有，就是猪狗。譬如百达翡丽和Dior羽绒服，人穿戴上它们，很漂亮，很有尊严；但一头猪穿戴上它们，就是对它们的亵渎和糟蹋，猪狗还谈什么尊严。西方人的动物都有尊严，但那不是动物本身有尊严，而是人活得有尊严的延伸品。

尊严，王尔德认为"不是看一个人获得了什么，而是看他活成了什么"。尊严，席勒认为"不是看一个人占据了什么样的舞台，而是看他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尊严，我最推崇的是柏拉图："待人不公正远比受到不公正更有失体面。"

如果我开着水泥罐装车，一边叫吼着"***不让我活了，大家都别想活"，我像一头疯狗一样撞向毫无防备的无辜车辆和无辜路人。这叫什么？这就叫不知尊严为何物。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却把不爽和憋屈无差别泄愤给其他无辜的人。活着是猪狗，死得猪狗不如。

昨天我看见一张微友转发的图片，说是仅仅在今年，就发生了6758次类似驾车无差别冲撞路人事件（我没有考证，数据仅仅参考）。这在其他任何国家和土地都是不可思议的，唯有我们脚下这一块从未经受过信仰神光照耀过的土地，鲜有人闻到"尊严"的香味，才会有这样弱弱泄愤的奇葩悲剧。越是发生类似弱弱泄愤的事件越多，不但越是触动不了丛林法则浇筑的冰山壁垒，反而是在为冰山壁垒源源不断输送合法养料。这就是为什么延续两千多年的冰山壁垒巍然不倒且越筑越坚硬的根本原因。

上层没有信仰，死活再好看都没有尊严。底层没有信仰，死活再难看更没有尊严。中产呢？我们来看一个小视频。

小姑娘跳起脚怒骂的就是一群中产，他们有尊严吗？这就是我为什么写那篇《一群罪犯，还谈个什么尊严》的来由。有没有尊严，这与他们被某个病人家属宰了死得狼狈不堪或去瑞士注射一针镇定剂死得风情万种有什么关系？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古罗马著名哲学家西塞罗说："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换个地方继续活。"别以为死了就一了百了，活着造的孽休想一笔勾销。活着没有尊严，死了也不过是一个逃犯。

修改于2024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