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9日星期五

乐尚嘉:真实的满洲(东北)

作者:乐尚嘉

 《这才是真实的满洲史》由台湾八旗文化/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发行,是日本历史学者宫胁淳子的近著。这本书的副标题是,"1894-1056年 中日满纠缠不已的'东北'如何左右近代中国"。该书的中心内容就是围绕着满洲的中日俄,乃至外围美英与中日俄的国际关系史。 


作者站在日本的立场上看待这段历史,她批判日本国内史学界主流史观,认为他们过份倾向英美认识,过份受到马克思史学观影响。这也正常。 


作者对这段历史的大部分叙述和看法,我是不认同的。在此并不展开。 


我想说的是,一部分是有点认同,一方面是觉得有所启示,另一方面又觉得有点疑惑,作者好像没有说透。还有一部分,作者对某段历史某些事物的看法,很有道理。 

 

日本政略明确但展开模糊 


作者认为,日本和日军在这五十多年里,其在满洲在大陆的大的举动,基本上是因应的,而不是有什么既定的战略,遵循既定的战略一步步走过来。她例举了1895年日清战争、1905年日俄战争、苏俄赤白内战时日军出兵西伯利亚并在其他各国撤兵之后仍迟迟不撤,直到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支那事变(七七事变),在九一八至七七中间还有日本国内的1936年的二二六兵变,乃至之后的挑起太平洋战争,似乎每次都有近期或当时急迫的理由,而且许多事变、战争并不是由大本营统帅部事先计划设计安排随后发动的,而是在战前昭和时期是日军中习以为常的"下克上",即由中下级军官发动的。 


更有甚者,在1939—1941年间,日本日军连向南向北向西的战略方向都犹疑不决不能确定。 


日本日军似乎真像作者所述,这五十多年是没有既定战略的,是莽撞幼稚的,日本人不大有政治头脑更没有国际政治头脑。 


这好像也应了国际史学界一个认识,战前日本日军中除了石原莞尔外没有有战略头脑的人物。 


然而,在这看似没有军事战略的几十年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我分明看到了日本的国家战略,或者叫政略的展开:日本的全力向外扩张,先渡海占朝鲜,然后向北再占广袤富庶的满洲。 


为了占领满洲,日本克服重重困难,有时进有时退,譬如日清战争后占得旅顺、大连、南满,可在俄法德干涉又归还辽东;再譬如北进西伯利亚,几年之后撤退了。就是南进中国华北,也是为了巩固满洲。只是后来日军打顺手了,才有更大的扩张野心——大东亚圈。日本扩张的国家战略(政略)自明治维新到日本战败始终存在。 


不过,宫胁淳子说的每次事变都有因应的,也是事实。许多次并不一定是日本或日军事先预谋策划的,譬如,根据现在发现的史料来看,七七事变的确是突发的,但是日本日军有意华北确是事实,蒋介石和中国政府此时也确有"日军若再进一步就奋力抵抗"准备。 


宫胁淳子在提示我们,对日本对外侵略史中的每一次事变,要注重细节。 

 

主权与开发 


关于满洲究竟是否是中国固有领土?日本进入满洲及以后建立满洲国是否是有计划的蓄意侵略? 


这是作者提出的另一个令我震惊又疑惑的问题。 


作者认为,历来"中国是一边和远方进行贸易一边扩张势力,若无争端即无划清国境界线之必要,故而满洲人的国境概念亦是相当薄弱。"(第52页) 


十九世纪时,"清朝建都北京已久,故乡满洲人口渐少,陷入被放置不管的状态,对于俄罗斯势力进入的意图也几无对应。满洲虽为父祖之地,但因人口几乎南下,经过几代之后,在北京的大臣们也变得不清楚当地事务了。"(第52页)十九世纪中期,北京派来的官员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乘机进入满洲的俄罗斯交涉,北京的清廷官员已经连当地河川名称都不甚了解。 


诚然,中国——中央之国历朝历代的边境国界是含糊不清的,直到清朝。历朝历代都把政权影响所及、势力范围当作自己的所辖范围。 


不过,这不是除了那些岛国,所有国家中古时期的常态吗? 


虽然黑龙江以北是否属大清?当时也是存疑。然在清廷意识里认为所有藩部都是皇上统治的,甚至包括库页岛也属自己统治范围。至于统治力度怎样,他们是不管的。 


不过,满洲(现中国东北)偌大一地区,在十九世纪末主权属皇帝在北京的中国,应该是一清二楚的。 


主权者与开发者,其主体可以是同一个也可以是分开的。比起土地荒芜凄凉与土地上人民的穷困苦难来,开发的繁荣而使土地上的人们生活富足并吸引更多的人们来到开发的土地继续开发,所有土地上的底层民众又有几个人会特别在乎谁是这块土地的主权所有者呢? 


中古时代国家与近现代国家的差别,其领土边境,前者是模糊不清的,后者是划界清晰的;前者是荒芜或粗疏的耕作放牧,后者则是要经营开发的。 


我们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满洲基本上是日本开发的。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就知道,东北的铁路总长等于中国关内的铁道总里程。后来又知道,东北密密麻麻的铁道线基本上都是日本在满洲国时期及之前建的。 


日本所有大财阀都投资满洲,私人投资也不少,总额十分庞大。仅"一九三七年,日本投入税金二十六亿元,启动了产业开发五年计划,重点培育满洲国重工业。 


因为满洲完全没有资金,而由日本以产业开发计划的形式予以投资,通过'重要产业投资法'而开始的这项社会主义式计划,进行了经济统制,大致有三十八家特殊公司、二十一家准特殊公司及其其它自由企业,对于重要产业实施'一业一公司'制度,也就是一个业种开设一家公司为限。"(第225页) 


"满洲国的发展,可分为三期。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为第一期,……由熟悉当地的满铁职员从事基础产业、输送通信设备的完备。满铁不只在北满洲建设具重要战略意义的铁路,亦经营钢铁、煤矿、液态燃料、轻金属、化学工业、电力等企业。日本五年之间对满洲的投资,总计十一亿六千万元,当中有百分之八十都是对满铁的投资。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的第二期,进行了第一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日本财阀进入满洲活动,成立了满洲重工业开发公司(满业),开始培养重工业发展。日本需要满洲供给本国欠缺之军需原料,故而几次修改该计划,以因应日本需求。修改重点为扩大铁、煤炭、液态燃料、电力部门,资金计划也增为原订计划的两倍。日本的投资达到五十亿元,其中在铁工业部门,钢材产值为预定值的百分之二百六十四、煤炭产值为预定值的百分之一百七十八、电力产值为预定值的百分之二百四十一,可说是成果斐然。但是,农业部门中,大豆产值仅为原订计划的百分之八十五,没有达到目标。 


"j一九四一年大东亚战争开始后,满洲国强制推行了第二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产业发展重点为钢铁、煤炭与农产品。一九四三年,对日供给开始紧缩,日本却依然向满洲不断索取农产品、煤炭,使得满洲当地的生活越加穷苦……尽管如此,一九四三年满洲国的农工业总额达到空前水准"(第226-227页) 


在满洲国末期,满洲已经成为当时世界第六强工业国!要知道,当时世界上除了美苏德英法,还有日本、意大利、瑞典、比利时、捷克等著名工业国,可满洲国的工业程度工业能力工业总额甚至超过了日本本国。——这一点,是1949中共建政以后出生的我,在满洲国取得这样成就以后的六十多年后才知道的。 


当然,二战日本战败,满洲经济产业链原来的上游和下游都没有了,日本的投资和日军的军火需求都没有了,满洲的工业第六强是维持不下去的。再加上苏联红军在满洲国最后灭亡的一二星期进入满洲,大肆破坏、拆迁满洲工业设备。 


但,满洲应该还是有相当的工业基础。如果抗战胜利后中国收回满洲以后能够和平,随着满洲和关内沿海的战后同步和平复员,满洲工业产业链的上下游可以很快改变成主要是中国关内东部沿海地区,中国现代化的腾飞也可在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开始了。 


然而现实是,即使是破败的满洲工业基础被苏军交给了抢先进入东北的中共,中共也可以此物质基础,占领东北,并在此支持下在三年内夺取了大陆政权。 


可能,因为满洲工业是日本政府干预投资打下的基础,现在看来含有起码的社会主义因素,东北的工业能够勉强支撑支离破碎的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大陆经济。而毛泽东之后,大陆改革开放,而政府经济模式的东北经济对整个大陆经济支撑有限,很快变成了整个大陆经济的累赘。 


可惜了!曾经世界第六强的满洲工业。 

 

"结果中心史观"的错谬 


大陆史学界曾经长期侵淫在所谓范郭翦的史论史观(也就是毛泽东史论史观)中。1949之后的大陆官方教育(大中小学,社科类研究、出版机构,文艺宣传)都是这种范式,即使毛泽东去世以后,改革开放之后,官方无论于史或者于当今,都是宏大叙事,要么把具体事情套在既定框框里,要么就对不符框框的事情视而不见。 


大陆史学界史学界可以说七十四年来,这始终是主流。改革开放年代也只是稍微实事求是一点。 


本书作者提供了另一种视角,批判大陆乃至中国固有的史论史观。 


"中国的独特历史观,一切以结果为依归,由结果判断过去,亦即'因为成功了,所以是正确的'或'失败者系因没有天命,而是错的'。 


"中国文明最早的史书,是司马迁于西元前一世纪所完成的《史记》,其后还有《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二十四部正史也至《明史》为止书写不辍。所谓正史,系每当王朝更迭,解释为何前一王朝失天命、次一王朝得天命的史书。因此,建立王朝的创业君主,大抵最初被冠为太祖、其次是太宗等庙号,他们会被写为有德行的优秀皇帝。若无德行,即是天命未降的缘故。王朝覆灭之际的皇帝,多半被写成愚钝、病弱、淫乱,或是性格残酷而滥杀无辜,究其原因,系因失去天命。 


"因此,现在统治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说的都是正义,而在战争中落败(虽说不是败于中国而是败于美国)、被赶出大陆的日本所做的任何行为都被视为错误。"(第11-12页) 


"现代中国虽由共产党掌握政权,但是中国人原就只是为了方便起见而采用马克思主义。现在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却是放弃了共产主义。中国人所说的历史,是在马克思主义上,外加了中国独有的'结果中心史观'。"(第11页) 


诚如斯言,现代范郭翦式的史论史观原是承继了二千年传统的帝制专制文化,只不过多加了一袭现代极权主义的外衣。 

 

                                2023.12. 

CUP媒體:新一年,我們該如何好好活著?

BY BRIAN LIU | *CUP媒體 2023年12月29日


我們正見證世界被極端意識形態拉扯撕裂,亂世中沒有人獨善其身,「如何好好活著」變成一道艱深課題。法國文藝復興時代散文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的巨著「隨筆集」(Essais),便曾經為歷代知識分子提供精神寄託,即使是上世紀兩場大戰、文明淪喪,它仍是珍貴思想資源。究竟有甚麼讓他的文字深具感染力?他為我們留下甚麼忠告? 



版畫所描繪的蒙田。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寫有名著「自願為奴」(Discours de la servitude volontaire)的法國作家拉博埃西(Étienne de La Boétie),被譽為啟蒙運動先聲,1563 年不幸染疫離世,終年不過 32 歲,令莫逆之交蒙田飽受打擊。蒙田還在數年間失去父親與胞弟,妻子誕下的首名孩兒活不到兩個月就夭折,之後四名子女接連養不大,只有一位平安活到成年。連環不幸,驅使蒙田追隨著古典哲學思路,沉著思考「死亡到底是甚麼」,直到死神也來到蒙田的面前。 

別擔心死亡,思考如何活 

作家貝克威爾(Sarah Bakewell)在蒙田傳記「閱讀蒙田,是為了生活」(How to Live)清楚梳理他的思想歷程,書中提到蒙田 36 歲經歷一次嚴重墮馬意外,頭部重擊。蒙田往後不斷憶述這次瀕死經驗,稱身體逐漸感到軟弱無力,靈魂卻忙著做夢,「準備聽任自己離去時,一股愉悅感油然而生」。然而,目擊意外的僕役卻聲言,蒙田當時是拚命掙扎,用指甲撕開自己的上衣,說話七零八落。 

蒙田事後形容,當時的自己不再是那具軀體的主人,即使不斷抽搐扭動,看似飽受折磨,但他早已靈魂出竅,經歷著「愉快而漂浮的感覺」。康復後的蒙田,自此對死亡的哲學課題不再感興趣,他深信只要死亡來臨,一切自然準備就緒。「別擔心死亡」作為答案,他餘生最專注的課題就是如何「活著」,這也是書寫「隨筆集」的緣起。 

在心房保留專屬的私人空間 

蒙田擔任過地方法官,又當過波爾多市長,但有別於當時流行的回憶錄,蒙田不寫自己的豐功偉績,不宣揚大義,書寫題材都圍繞著生活,而非純粹的理論思辨。蒙田善於捕捉心靈的感受,內在對話坦誠直率,從不介意自相矛盾,以致歷代讀者都會說,感覺蒙田就在身邊跟自己深度對話。這些隨筆總數多達 107 篇,可結集成過千頁文集,內容五花八門,跨越蒙田 20 多年的人生。 

在太平盛世思考「活著」是沒有重量的,偏偏蒙田身處的法國,爆發了長達 30 多年的宗教戰爭,近 300 萬人死於戰亂、饑荒與瘟疫,蒙田到死還沒見到和平降臨。這樣的法國喪失了原來的理想主義,希望一掃而空,狂熱天主教與新教教徒議論紛紛,宣稱世界正加速步向末日,上帝與魔鬼的最後對決即將上演,基督即將再臨,最後審判時候到了。


1572 年法國宗教戰爭期間,穿著喪服的嘉芙蓮王太后(Catherine de’ Medici)巡視聖巴多羅買大屠殺(Massacre de la Saint-Barthélemy)現場。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目睹苦難的蒙田卻相當抽離,甚至顯得過於輕描淡寫:「如果一百年後,人們還記得我們這個時代曾經有過內戰,那已經很了不起了。」他展現的古希臘斯多葛派(Stoicism)態度,相信世界是以盛衰相尋方式持續循環,人類沒有加快末日的腳步。儘管有人抨擊他過於「離地」,他始終堅持要以不同的尺度想像世界,只要從高處俯瞰自己所遭遇的苦難,一切不過是亂作一團的蟻窩。他解釋: 

“只要有人把自然之母的偉大造化當成一幅畫作,只要有人在她的臉龐上發現萬事萬物的千變萬化,只要有人能在畫中找到自己,而且不只找到自己,還發現整個王國在畫中不過是極纖細畫筆所繪的一小點,人就能根據這個真實比例評價事物。 ”

在現實中,蒙田並非完全不問世事,在動盪局勢中擔任法官和市長,沒有充分政治手腕會隨時喪命。他甚至是以健談與好客見稱,但蒙田認為「必須在店舖後頭(arrière boutique)保留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小房間」。蒙田隨筆多番以「店舖後頭的小房間」比喻我們的「內在自由」,就像招待各色客人的店面背後,在深深處保留自己專屬的私人空間,以保住思考與內省的「真正自由」,可自顧自遠離家庭與俗務。 

在極端時代保存內在自由 

身逢亂世的經驗,使蒙田對「活著」的思考歷久不衰,觸動過歷代作家,寫有「人類群星閃耀時」和「昨日世界」的 20 世紀奧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是其中一位。茨威格年輕時身處的歐洲正值盛世,個人自由唾手可得,對蒙田筆下的自由沒有共鳴,對他提倡中庸節制更是嗤之以鼻,直到經歷過兩場世界大戰,晚年茨威格才把蒙田視為最後寄託。 

因猶太人身份喪失家園的茨威格,1941 年流亡巴西期間才真正讀懂「隨筆集」的價值,還傾注全力就蒙田寫文,把對方視為「密友」。他在給朋友的書信中坦言:「我要以他為典範,為內在自由而奮鬥。」有別於典型的自由鬥士,蒙田是反復自嘲慵懶和不中用,但正是那些特質,使他與世俗保持適當距離,在亂世中得以奮力「保持完整的人性」,保留真實的自我。茨威格如此為蒙田說項: 

“人只有在遭受戰爭、權力與暴虐意識形態的威脅,威脅到性命與珍貴的個人自由之時,才知道要在這個集體瘋狂的時代維持內在自我,原來需要多大的勇氣、誠實與決心。 ”

儘管茨威格等不到重光,選擇了死亡以保住自我,但蒙田可不是宣揚絕望,他誠心呼籲讀者在亂世著手規劃未來,叫大家不要只想宗教的超驗境界,要抗拒誘人毀滅一切、使「文明倒退到原始」的驅力。 

正如英國作家吳爾芙(Virginia Woolf)所說,蒙田透過書寫,把內心的「我」連結了其他人的「我」,箇中同理與共情的能力,正是文明的核心。當恐怖消逝,戰爭結束,這些精神連繫將會是未來賴以重建的基石。 

新一年,大家珍重。

原文網址: https://www.cup.com.hk/2023/12/29/how-to-live/ | *CUP媒體

揭秘中国国安部:充分利用AI技术,与CIA直接竞争(纽约时报)

黄安伟, JULIAN E. BARNES, MUYI XIAO, 储百亮

顧爾德:2023,習皇焦頭爛額的一年──回顧中、港與兩岸關係

2023 年 12 月 29 日 


2023年理應是習近平最風光的一年,實際上卻成了他焦頭爛額的一年。

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習近平打破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領導人任期慣例,當選第三任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5個月後,2023年3月召開的全國人大再當選國家主席、國家軍委主席,成為「黨政軍三位一體」的最高領導人。中共宣傳機器宣稱習近平開始「把舵中國這艘巨輪駛上新的航程」,而民間則諷刺這是習皇帝正式登基。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三位一體,卻是麻煩上身

黨政軍三位一體、又無任期限制,再加上新冠疫情解封,2023年應該是這位中共黨史上權力最大的領導人大展身手的一年。中國宣傳部門也全力進行造神工作,大學入學高考把習近平的話當成作文題目,中宣部發動各地學習「習語錄」,甚至上海中共一大紀念館還把習近平參觀時「端詳過」(還不是「喝過」)的茶杯都擺出來展示。

虛妄的造神擋不住物質世界殘酷考驗──才一年前全球還在期待中國將成新冠疫後全球經濟復甦的火車頭;不料動態清零解除後,中國經濟反而出現本世紀以來最慘景況,用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 (PIIE)所長波森(Adam Posen)的話形容,中國經濟得了「長新冠」。

據穆迪公司(Moody's)估計,2022年中國房地產相關行業貢獻中國GDP24%、創造26%的城市就業。不料今年中國房地產部門連環爆雷,連帶引發銀行與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全面性信貸危機一觸即發。內需不振、青年失業率超過兩成;外資大舉撤離、內資也出逃,大家都對中國決策者沒信心;根據英國《金融時報》,2023年流入中國股市的外資金到年底有10分之9已撤離。外在大環境不利中國,美國加緊科技封鎖,而原本對中國較友善的歐洲各國轉向美國看齊,義大利也宣布退出一帶一路。

中國經濟長新冠恐怕不是短期能復元,而是長期走下坡的徵兆──許多人預言中國會步上日本「失落的十年」後塵,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更悲觀:「從經濟角度來說,中國不太可能成為下一個日本。情況可能會更糟。」他認為在專制政權下,中國無法形塑當年日本因應經濟危機時的社會凝聚力。

經濟衰疲之外,政治危機更不可告人

國內危機不只經濟,中共腐敗問題已到了危及國家安全的地步。國防部長李尚福、外交部長秦剛落馬,手握核彈頭的火箭軍遭大清洗,司令員李玉超、政委徐忠波、副司令劉光斌都被調查。秦剛婚外情對象涉入英國間諜案,火箭軍則涉及向美國洩密且牽扯出貪腐問題,最後連當年負責軍備部的李尚福也涉案。

外交與軍事習近平是實現「民族偉大復興夢」不可或缺的兩大工具,如今連國防部長出缺兩個多月都還沒補。這次涉案的將領和部長都是習近平任內提拔的,這位威權領導人面臨前所未見的統治危機。

內部焦頭爛額,外交自不可能多風光

國內危機纏身限縮了習近平在國際上揮灑的機會,中共喉舌宣稱2023年「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踏上新的征程」,實際上習近平這一年只出訪四趟,是2020、21年疫情期間外,任內至今出訪最少的一年。 原本十月風光的「主場外交」──一帶一路十周年峰會──在「美國隊」抵制加上中東危機爆發影響下,大大地減損光彩。

但習近平2023年在外交領域還是有兩大收獲──一是11月舊山金拜習會讓美中尖銳對立稍為和緩──即使對抗格局不變,但美國減低壓迫與管制,讓中國科技產業多一點喘息空間;美中關係和緩也有利於減緩外資從中國出逃。而在內憂不斷之際,還算成功的拜習會有利於習近平穩定領導核心。

習近平另一個收獲就是成功介入美國勢力範圍的中東,促成沙烏地和伊朗恢復邦交。兩國在北京進行了四天密談達成復交決定,讓中國首度在中東斡旋成功,也增添習近平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分量,以和美國較高下,用華盛頓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中國項目主任孫韻的說法,「這是一場有關國際秩序未來敘事的爭奪戰」。

東方明珠已黯淡無光

把焦點從首都北京移到特區香港,過去這一年繼續厲行《港區國安法》壓縮港人自治與自由空間。港府律政司向高等法院申請禁止公眾傳播〈願榮光歸香港〉曲、詞的禁制令。這一首「反送中」時期的凝聚抗爭者的戰歌,在香港網路平台上統統被下架;一位男子多次在街頭用二胡演奏這個曲子,被法庭以「無牌演奏」等罪名判處監禁30日。

港警繼續藉《港區國安法》清算涉及反送中運動相關人士。反送中期間歌手何韻詩、樞機主教陳日君等人成立612基金,以援助在抗爭運動中受傷、被捕者,2022年警方已用涉嫌「勾結外國勢力罪」法辦何韻詩等五位信託人;2023年再度以「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及煽動暴動逮捕基金前成員葉寶琳等10人。

全香港中共最痛恨的是誰?答案是被《人民日報》封為「禍港四人幫」之首的Jimmy Lai(黎智英)。即使國際對他的聲援不斷,2023年12月18日,「肥佬黎」被控違反《港區國安法》「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名案開庭,這是《港區國安法》下首宗以此罪名受審的案子。這位《蘋果日報》創辦人最重將面臨終身監禁。

「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實踐」在香港登場。12月10日香港舉行區議會(地方議會)選舉,這是《港區國安法》實施後的首次區議會選舉。依港府新修訂的區議會「改革方案」,直選比例大幅降低到不足兩成,而且設有嚴格的提名機制。 結果沒有一個民主派人士成功被提名,這是1982年區議會有選舉以來首度民主派人士缺席;即使官方大力宣傳,投票率只有27.5%,也是1982年以來最低。選舉結果當然全部是建制派當選,民建聯是最大贏家,在470席(含非直選)中佔147席。

一個香港與台灣相關的事件是,香港備受尊敬、2013年與戴耀廷、陳健民共同發佈佔中運動的牧師朱耀明於今年低調來台居留,12月並出版回憶錄《敲鐘者言》。「佔中三子」的陳健民前兩年已先來台定居,戴耀廷則身陷香港獄中。

中國對台武嚇已成常態

至於兩岸關係,中國對台武嚇成了家常便飯。這一年來中國除了在4月總統蔡英文、8月副總統賴清德出訪過境美國時舉行環台軍演,更重要的是解放軍在台海周邊聯合演訓的常態化,軍機、軍艦跨越海峽中線也成慣例。共軍一方面逐漸縮緊對台壓迫圈子,另一方面藉頻繁演習讓台灣軍方疲於奔命,同時麻痺民心、降低警覺。

富察被捕是兩岸之間2023年一大憾事。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李延賀)3月赴中失蹤,國台辦直到4月底才證實,他涉嫌從事煽動分裂國家犯罪活動而遭「採取刑事強制措施」。富察是滿族,妻子為台灣人,他為歸化中華民國而回上海申請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不料被捕。這個事件凸顯了兩岸交往的不安全,以及中國法治不透明。依中國法律的「長臂管轄」,即使在中國領土外言行被認定違反《國安法》等中國法規,也會被追究判刑。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蕭美琴就因「倚美謀獨」而遭中方依《反分裂國家法》丶《刑法》及《國家安全法》等相關法規「終身追究刑責」,最重可判無期徒刑。就如允晨文化發行人廖志峰說:「富察的遭遇對我來說,其實造一個很大的壓力跟創傷,因為他坐實了我的恐懼,這個恐懼是真的。」不只台灣人要恐懼,全球各地人都可能因言獲罪,被中國通輯、抓進文字獄。

中國介選必無所不用其極

2023台灣總統大選,中國介入選舉的動作比往年更劇烈且密集。先出手查富士康用地、稅目以逼退郭台銘,接著宣布台灣對中國大陸2455項產品構成貿易壁壘、再取消12項屬ECFA早收清單優惠的塑化貨品。習近平12月26日更親自出手,未點名發出警告:「堅決防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在選前還兩周時間內,北京必然還有介選招數出爐。

十年前毛澤東120周年誕辰紀念習近平也發表講話,比較兩次講話可發現,十年前有一段話是今年沒有的:「革命領袖是人不是神。……不能因為他們偉大就把他們像神那樣頂禮膜拜,不容許提出並糾正他們的失誤和錯誤……。」

習近平顯然希望人民對他「像神那樣頂禮膜拜」,更不讓想同志們「提出並糾正他的失誤和錯誤」。只不過此刻他在內政上焦頭爛額,如果不想讓黨內批判聲、人民質疑聲四起,就得靠著民族主義嗎啡鎮定國內民眾不安情緒,必須在台灣大選前高聲吶喊「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藉以維繫人民對民族復興大夢的信心,如此才能鞏固「習核心」。

作者為資深新聞工作者、專欄作家

顏純鈎: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公民黨諸君子後會有期

(作者臉書)

公民黨終於宣告解散了,消息傳來,心情未免沉重,但事已至此,無須強求,不如順其自然,以待來日。
在我心目中,公民黨是香港質責最高的一個黨,這與他們的組織成份有關,以法律界與其他專業界別人士為主體的黨,匯聚了一批香港社會精英。他們不但對時代與歷史有高度認識,個人修養好,政治意識強,既剛強如石,又靈動如水,他們最足以代表這個時代香港人所有的政治訴求與文化理想,代表我們的思想水平。
世界上所有國家的民主運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要經過長時間的奮鬥,三起三落,高低潮交替,東歐各國轉型無不如此,台灣的民主經驗也證實這一點。總是要等時代到了某種契機,人民的政治要求足夠強烈,才會有一群政治領袖順應民意拔地而起,帶領廣大民眾去達成改天換地的目標。
因此,今日公民黨解散,以至之前所有香港民主派政黨的歸於沉寂,都不是宣告香港民主運動的終結,而是這個運動到了一個拐點,舊的形式結束了,新的形式誕生,而香港民主自由那個終極目標,始終還在遠方。
公民黨解散了,公民黨將不再存在,即使日後同樣一批人再因應時勢重新集結,那時再出現的黨,也不會是今日的公民黨了,那是另外一個新的政治團體,適應當其時新的時勢。
至此,香港只剩下民主黨苦撐,國安法之下,特區政府跪拜中共的全面管治,民主黨也不會有什麼作為了,連最基本的對政府的監督,過問地區民生事務,也輪不到他們置喙了。
公民黨解散後,黨友散落民間,那未必是一件壞事,大家各自珍重,經營自己的家庭生活與個人事業,活得更自在,也有更多心力多讀書多思考,為未來儲備更多政治資源。
此後我們需要的,第一是等待。等什麼?等時局變化。光復香港必須以世界與中國巨變為條件,當下東西對抗更尖銳,中共內外危機在深化,可以肯定,一場世紀級別的大變正在醞釀中。香港處在世紀風暴的風口,只有外界的客觀條件有利於我們的時候,才是香港人重新集結起事的時候——太早是冒險,太遲會失機。
其次,我們還需要堅定自己的信念。當運動陷入低潮,人難免失志頽喪,客觀形勢惡劣,黨友星散,人氣難聚,那時支撐我們的,就只剩下對於未來的信念。如果我們相信人性之善,相信普世價值為人類終極追求,那我們就應堅信中共黑社會式的獨裁統治是絕對不會長久的。不管日子有多艱難,前途有多渺茫,只要心底一點信念在,就足以讓我們對香港的未來保持正面樂觀的想像,有那點想像在,我們就能等下去。
再次,我們還需要對以往的運動作必要的反省,二十多年來的抗爭,成敗得失如何,哪些值得發揚光大,哪些應該揚棄和糾正。在我看來,至少有兩件事是有深刻教訓的,一是民主黨背棄其他民主派,獨自到中聯辦與中共談判,那是中了中共的「二桃殺三士」之計,導致民主派互生齣齬,中共佔了主動。
其次,佔中運動中的「拆大台」也是不足取的,這又衍生出反送中運動中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這種反中心化的分散主義傾向,對長遠的政治運動是很不利的。
所有的政治運動都需要堅強有力的領導集體,有幸的話,也應該有廣孚眾望的政治領袖,波蘭團結工會有華里沙,捷克天鵝絨革命有哈維爾,台灣民主運動先後產生一批政治精英。這些政治理想堅定,富於組織能力與政治謀略的時代英雄,有能力團結廣大民眾,將鬥爭更有利有節﹑有始有終地進行到底,一場一盤散沙的政治運動不容易有成果,也不容易有韌性。反送中運動後期出現疲態,再被政府的肺炎限聚令衝擊一下,整個運動沉寂得異常快,而且相當徹底,這與缺乏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是有關的。
最後,我們還應該對未來的抗爭有更多的心理建設與思想準備,如何設計新的組織形式,制定民主進程的藍圖,清理歷年港共留下來的政治垃圾。中共垮台之後,大陸將有相當長時間的內亂,香港如何自處,如何因應時局變化確認自己的路向與策略,在在需要思考。公民黨成員散入民間,有利於他們傾聽香港人的心聲,凝聚共識,未雨綢繆。
讓我們永遠記住這些名字:關信基﹑余若薇﹑梁家傑﹑張超雄﹑吳靄儀﹑毛孟靜﹑楊岳橋﹑郭榮鏗﹑陳叔莊,排名不分先後,更多不能盡錄。他們之中,有的正默默堅守,有的流亡在外,有的還在囹圄之中,他們都是香港的寶貴資產,是我們最親厚的手足。
魯迅詩曰:「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以此為公民黨諸君子送行,並與香港人共勉。

蘇暁康:人龍

(作者臉書)

毛澤東生辰130週年,習政權在北京拜謁毛堂、人大會堂座談、民間香火頗盛,崇拜騷操作不少,如此等等,皆為政治現象,一言以蔽之,毛幽靈不散,巧在我剛剛比較過中德極權歷史、希特勒與毛澤東:

『毛泽东的画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遗体还躺在对面的纪念堂里——请一个德国知识分子设想一下,假如二战之后希特勒在德国还仍然享有这样的待遇,德国民族还能反省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罪行吗?他们还有能力认识"为什么大多数人违反最基本的道德原则,而跟着伟大领袖走"吗?中国官方在最权威的公共空间保护着这个"象征",就保护了每一个文革参与者心里的"小毛泽东"——"同谋与受害者"这个双重身份就不会瓦解;毛泽东就依然俯视着中国,而在他的注视之下,人们就不必理会受害者;而且,文革之后的一幕幕历史,又一再加固了必须保住"毛泽东"这块神牌的思路,因为他就是这个政权的来源。其实问题没有那么深奥:德国民族跟着希特勒毁灭过一次,中国则没有。』

毛死後,他在中國又留下一股幽靈史,堪稱當代史的一種特殊篇章,待我細述之。

一、 走下神壇

毛澤東在"文革"高潮時有一次寫信給江青,說"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

後來我將此話引進一文時,心里曾頗驚異于毛的這種光棍式的坦率。然而,連這個極富想象力的"鐘馗"都始料未及的是,他身後不只粉身碎骨,竟還在他的貼身醫生的筆下化成一灘污穢。這真是當代中國的一樁奇事。被李志綏醫生這本書所嘲弄的,絕非一個毛澤東,而是整整一代中國的理想主義者,讀過這本書後再去回味那首"東方紅",以及它所能鉤出你的一切有關身世和時代的聯想,大概可以讓你想一下,以往你從媒體所接受的各種文字、語言、音響、影像等等,是怎樣一種欺負你而又叫你馴服的暴力。

幸虧有這樣一位伴君如伴虎的醫生,向世人托出了一個毛澤東的病歷,從性格、心態直至性行為(二十世紀的獨夫民賊大多是心理變態者,但如毛這般近距離被觀察被透視尚屬鮮見),否則我們中國人在半個世紀死去數千萬條性命之後,也只能接受諸如權延赤(一個軍隊作家)之輩硬塞給我們的一個"走下神壇"來啃了農民的黑饃還會掉淚的毛澤東,所謂"有血有肉"(中國人不愛說"七情六欲")之真實,要看是在誰的筆下了。權延赤是以近水樓台之便(或許奉命也未可知),從毛的貼身衛士嘴里掏出一個"人情味"的毛澤東,用來換取人們對一個王朝的諒解。

肇始于此,"走下神壇"的毛澤東變成了所有"歷史巨片"里的明星(順便讓一個會說湖南話的古月大紅大紫),還"走"進北京大部份出租車里當了保護神,接下來就是刮遍全國的"紅太陽大聯唱",中國人唱得如醉如狂,卻不知道究竟是念毛還是怨鄧,海外留學生們也都輾轉復制一盒磁帶放在汽車里當鄉音聽。

此時貓在芝加哥某地的一位"御醫",正伏案將那"神壇"還原為一座穢藉宮闈。九十年代初興起的"毛澤東熱",一路"熱"到西方來時,那"人情味"十足的老毛已成了一個性虐狂。一顆"紅太陽"被撕碎到這種程度,全不必靠什麼理論分析或意識形態批判,若再回溯這個神話從五六十年前延安文人煞費苦心把一首信天游情歌竄改成"東方紅"以來的歷史,其間不知耗費了多少墨客騷人的心血,由此我便想到,對毛這一茬的中共"領袖"們作蓋棺定論,真不是文人們的行當,大凡都要耐心等著他們身邊的那個"李醫生"開口了,才能見到立論的證據。一部中國當代史也免不了是這樣。

這段歷史里一個邊緣人集團控制了中國舞台,他們竊得神器後的一大特征,就是宣稱"朕即歷史",不但"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幾千年都要由他們重論功罪,繼而又編織自己的"造反神話",最後還要主宰自己的蓋棺定論。這部閹割歷史的當代史,從五十年代大規模展開,較早見諸文字的是一套《紅旗飄飄》叢書,由解放軍各色將校大書歷次戰役的"常勝"回憶,人人自我造神,其中的"佳作"選入中小學課本;稍後便由全國政協組織出版另一套叢書,定名《文史資料選編》,令所有投降被俘的國民黨官員將領自述敗亡經歷,向世人現身說法另一個邊緣人集團在中國的恥辱史。此舉逐漸上推至北洋軍閥、滿清皇族,直達末代皇帝溥儀,據說連老舍都被請去為《我的前半生》潤筆。 我這個年齡的人,都是一睜開眼就被塞過來這麼一種虛假的歷史前提的。

二、滴水洞

前述老毛給江青寫的那封信,他自己說是「在西方的一個山洞裡」寫的,後來世間漸漸知道那山洞叫「滴水洞」。這次又見真名网上貼出一文《滴水洞行宫与文革初毛泽东的神秘失踪》:

『毛泽东在全国有很多处行宫(例如武汉、长沙、广州、成都、上海、杭州、北戴河等等),别的先不表,今天先说说韶山滴水洞。

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第一次回到阔别23年的故乡韶山,陪同他一块去的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毛当时对周围好似世外桃源的景观动了心,于是对周小舟说:"小舟,咯个地方倒很安静,在这个山沟里修几间茅屋,我老了来住一住。"

又说:"你们省委研究一下也可以嘛!"周小舟牢记在心,打算列入建设计划。可是不久在庐山会议上周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成员,"茅屋"也就暂时没修。第二年,毛又对接任的张平化再提此事。马屁精张平化接到圣旨后立马行动,在当时大饥荒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抽调专人专款,集中施工力量,把它作为湖南省的天字第一号工程(即所谓"二O三工程")来抓。在60年代初,滴水洞一度成为禁区,对外是绝对保密的。滴水洞别墅1962年底竣工,1964年初开始接待中央领导人。但除个别领导同志在此小住外,一般人不得进入。

滴水洞位于韶山以西约4公里处的由三座山峰环抱的峡谷里,占地约5平方公里。滴水洞深幽清雅,碧峰翠岭,茂林修竹,山花烂漫,宛如人间仙境。滴水洞别墅的建筑形式与北京中南海房屋的结构相近似。滴水洞景区由三大核心部分组成:以一号楼为中心的别墅系列;西面以毛泽东祖坟,虎雕、虎亭、滴水清音为主的虎歇坪景观系列;东面以毛泽东曾祖父母坟、龙泉三叠、奔龙泉池、观音远眺为主的龙头山景观系列。毛泽东看后很高兴,跟他的警卫们谈开了早年风水先生怎样把这里称作"龙脉"。
毛泽东虽然嘴硬,说什么美帝、苏修都是纸老虎,但心里其实很害怕老美老苏对中国搞核攻击,所以又授意在滴水洞增添了防原子弹的特别设施。据说是按防八级地震设计建造的,能经受核弹的攻击。后来又调部队在别墅后面修建了长100米的防空洞。洞的一侧有防震室、指挥室等军事设施。洞的两端各有厚度近1尺、重达几吨的装有自动控制的粗重铁门。即使洞外施放原子弹,也无损洞内指挥系统和洞里人员的安全。

滴水洞行宫保密管理极严,曾一度十分神秘,知道它的人极少。直到1980年代中期,经湖南省委批准才对外开放。笔者有几个朋友曾去参观过,据他们说,滴水洞内部设施和装修搞得非常富丽堂皇。

滴水洞的造价是天文数字,中共一直没敢公布。修的时间又正是大饥荒最严重的时期,神州大地万户萧疏、哀鸿遍野。花费这许多民脂民膏建起的行宫,按说毛该常去享受享受吧。可实际上毛满打满算一共在那里只住了十一天,那是1966年6月18日至28日。从那次以后,毛再也没有临幸过。那情形跟成都的金牛坝宾馆很相似。金牛坝宾馆在成都西郊5公里处,是四川土皇帝李井泉专为毛修建的一处园林别墅式建筑群。李的马屁真是拍到家了,不仅宾馆本身非常豪华,而且还模仿中南海游泳池的规格,修建了有冷热水两用的游泳池。可是毛只是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在那里住了18天,打那以后再也没有去过四川。

僅此两例就可看出,各地诸侯花费大量民脂民膏为老毛修建的行宫,实在是浪费惊人啊。今天当有些人吹捧毛时代的所谓"清廉"时,想到过毛和中共高官们的种种特权了吗?

滴水洞行宫所在的整片山林全部封闭,原先居住在那里的农家一概被迫强行迁走。韶山那些蚁民们,本指望他们那块风水宝地出的这位皇帝能给他们带来福祉,谁承想连他们祖辈传下来的土地都保不住。他们比今天被迫拆迁的城市居民的命运恐怕还糟糕哩。

许多人也许不知道,文革初期的1966年6月中、下旬,毛泽东曾经在外界的视线下神秘失踪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是这样的。毛泽东是1965年11月发动文革时离开北京的,南下到中国腹地呆了八个月,期间不停地换地方居住。1966年元旦和春节,毛泽东是在杭州西子湖畔的刘庄度过的。春节过后,毛又转移到了武汉东湖别墅。那期间,中央主要领导人刘、周、朱等多次请他回京主事,毛都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了。

1966年5月底,专为毛搞大清洗的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成立。名义上的组长是陈伯达,实际掌权的是江青,康生做"顾问"。"中央文革"同林彪、周恩来一道成为毛的新内阁"。

1966年6月,文革风暴已然开始,社会上掀起了恐怖的浪潮。毛挑动天生好斗的青少年学生作为制造恐怖的工具,他下令学校从六月十三日起停课。他说:"现在停课又管饭吃,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于是那些血液里躁动着暴力、最容易受煽动和利用的青少年,开始为毛泽东冲锋陷阵了。学生们首先拿学校老师和干部开刀。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校园里设起了所谓"斗鬼台",几十个教师、干部被抓到人群前乱打乱斗,脸上涂墨汁,头上戴高帽子,罚跪、揪头发、连打带踢,妇女被乱摸私处。北京其他大中学校也都掀起了同样的造反风暴。暴行从北京向全国迅速扩散,自杀成风。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于1966年6月18日以非常诡秘的行动,住进了韶山滴水洞行宫,部署和指挥他精心策划的文化大革命。毛当时心潮汹涌,写下了一首《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从这首诗可以解读出:毛非常清楚他筹划多年的文革在北京已然开始了,他正在掀起一场震惊世界的大风雷,他正在世外桃源般幽静的滴水洞行宫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要一举打败他的政敌。

毛不愧是搞"阳谋"的高手,他住在滴水洞的事只有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主要领导人知道,当时连仍为第二把手的刘少奇全然不知道他在哪里。新闻界奉命不做任何报道。外国情报机关想尽各种办法,也一直未能探测出中国的头号人物此时究竟去了什么地方。毛泽东与韶山人之间,隔着戒备森严的警卫。

毛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呢?后来的事实表明:毛之所以远离北京,就是故意要让刘少奇等人钻进他设下的圈套。刘少奇在无法向毛请示的情况下,只好按照共产党多年实行的常规方法,派工作组到各个学校去处理文革初期学生造反的问题。殊不知这正是毛布下的大陷阱。六月底,毛认为回北京的时机成熟了。途中他逗留武汉,七月十六日在成千上万的人观看下,毛在长江里表演了一场"政治游泳秀"。毛在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人发出信号:"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这场政治游泳秀把已经躁动的年轻人的头脑煽得更加狂热。七月十八日,毛回到北京。他立即召集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紧锣密鼓地制造了"红八月"的大恐怖。在毛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态势,给刘邓戴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帽子,全面出击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十年文革就这样像烈火燎原般烧起来了。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刘少奇等人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在毛的淫威下,刘少奇只有束手被擒的份了。

传说中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给江靑的那封信就是在滴水洞行宫里写的。不过据毛的红颜知己张玉凤披露,毛驾崩前否定有那封信的存在。据信那封信是913事件后四人帮为了批林彪而杜撰的。这是后话。

三、甯鄉—韶山—滴水洞

我還真的去過那個「西方的山洞」,行程都記錄在《屠龍年代》一書中:

一九八九年元月,我跟夏駿再次合作,給中央電視臺製作《河殤》續集《五四》,在春雪江南之際,依次拜謁安慶陳獨秀墓、績溪胡適故居、紹興蔡元培故居,然後驅車西行去湖南。我們要拍攝「五四」巨靈、革命梟雄的遺址。南昌五十天寫毛澤東,可謂閱盡當代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歲月,也似乎見識了最高端那個殘酷政治的「廬山真面目」,而這一切,都來自「五四」。
王魯湘從北京趕到長沙來會我們,再一同去湘潭。途中,我們特意繞道去寧鄉劉少奇的故鄉花明樓,那裡剛剛落成一座他的紀念館。那紀念館規模之大、裝潢之華麗,令我們吃驚,自然那是當地政府刻意要做的對他冤屈的一種補償,但我想若非文革,以劉少奇的謹慎,他絕不允許家鄉這麼幹的。相比之下,紀念館近旁,他的故居如劫後餘灰,保持了舊時的簡樸淨潔。據說,為劉少奇平反那天晚上,花明樓鄉親們在這故居前,舉行了二十年來第一次聚會,如醉如狂。
1989年春,我為《文匯》月刊寫的第二篇電視札記〈世紀末回眸〉,敘述了這次韶山之行,該作刊登在1989年5月號,我還是封面人物,但過一個月就是大屠殺,那張封面照片幾近我的通緝令照片了。
甯鄉緊挨韶山,僅一山之隔。趕到韶山已近傍晚,夏駿執意要拍落日,魯湘指點趕快攀上東山。待大夥兒氣喘噓噓登到山頂亭子時,太陽已經沉落到韶峰背後。惋惜之餘,大夥兒忽然發現,高峻的韶峰在西邊,韶山沖是根本不可能拍到日出的;過去電影、照片裡常見的「韶山日出」,其實都是日落!……
忽見一塊岩石上鐫刻著一首詩:
從來仙境稱韶峰,筆削三山折天空;
天下靈山三百六,此是湘南第一龍。
魯湘用張紙片抄下這幾句時說:「韶山果然不同尋常,看來,早就有人相信它藏龍臥虎。」他從小在湖南長大,曾兩次來此「朝山」,對如今韶山的冷清,頗為感慨。我也談到,韶山給人的感覺,同花明樓有一股說不出的差異。魯湘笑了:
「你看對面的韶峰,兀然聳起,有多俊秀。上屋場毛澤東的故居,正背靠這座山峰,面朝山沖出口,這在堪輿學上是典型的『蛟龍出水』。你再看故居前面那兩個池塘,恰好是龍的兩顆眼珠。毛澤東好看風水。他出生的地方確也有古人所謂的帝王之氣,同花明樓的一馬平川完全不同。」
這番話贏得大家哈哈大笑。
那年去韶山,真不虛此行:我們竟打聽出一個神秘的去處。
上屋場故居西邊的山巒中,有一滴水洞,即毛澤東1966年夏天從武昌給江青那封著名的信中所說的那個「西方的一個山洞」。那是毛澤東在韶山的一座行宮。從韶山這邊去要繞好幾個道,然後走上一條極不引人注意的土路,七拐八拐,在一條山沖的盡頭掩藏著這座極為豪華的別墅。過去這個地方是連韶山的鄉親們都渾然不知的。
滴水洞又名龍虎山。緊靠岩壁的一溜建築物同廬山廬林一號別墅風格相似,都有寬大的迴廊,明亮的大窗戶。主人的房間有六大間,分別按會客室、辦公室、臥室佈置成完全相同的兩套,不知是何緣故。辦公室裡照例配備著毛澤東喜歡的寬大躺椅。……——〈世紀末回眸〉
這個「山洞」,或可說是掀起「文革」妖風的那個巢穴,前文引高華考證毛澤東文革前夕「失蹤九個月」,即一度在此洞中籌畫文革。此洞的來由,據說是1959年6月毛澤東第一次回到韶山,由公安部部長羅瑞卿、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陪同,毛吩咐周小舟為他在家鄉「修幾間茅屋」。但周小舟未及施工,便在廬山會議上遭殃。第二年,接任的張平化於大饑荒歲月中抽調專人專款,集中施工,稱為「二O三工程」,把滴水洞圍成禁區。後來毛又授意增添防原子彈設施,按防八級地震建造。其後又調來部隊,在別墅後面修建了長100米的防空洞。洞的一側有防震室、指揮室等軍事設施。滴水洞的造價是天文數字,而毛一共只住過十一天。1989年我們參觀這個滴水洞時,還有一個小發現,我也寫在〈世紀末回眸〉裡:
在那滴水洞我還看到這樣一首帶有奇里斯瑪時代痕跡的留言詩:
韶樂已停尚有村,
群林始染弔英魂;
巍然勳業兼文采,
功過千秋有定論。
1989年中國尚在「毛神話」餘暉中,我甚至不便直接寫出此詩出自誰人。如今經過二十多年,回頭去查採訪筆記,原來落款是胡繩1,日期為1983年11月14日。這是有針對性的,因為鄧小平1981年搞了一個《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定性文革為「內亂」、毛澤東犯有「個人專斷」、「個人崇拜」的錯誤。
我的筆記裡還錄了另外幾則「留言」,如薄一波、熊復等,皆口號型的,略去;倒是鄧力群留的八個字,簡潔而情感難抑:
音容宛在,偉業永存
這才是一群原湯原味的「毛派」。
我在韶山毛澤東紀念館裡看到本世紀初,楊昌濟在日記中對青年毛澤東的一則描繪:
「毛生澤東言:其所居之地為湘潭與湘鄉連界之地,僅隔一山,而兩地之語言各異。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務農,易於致富,富則往湘鄉買田。風俗純樸,煙賭甚希,渠之父亦先務農,現業轉販……外家為湘鄉人,農家也,而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余因以農家多出異才,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那時,毛澤東在長沙第一師範從楊昌濟學德國哲學家泡爾生的《倫理學原理》(極巧,此書恰是蔡元培從德國翻譯過來的),曾在書上做了一萬兩千多字的批語,可見,此書對他影響之大。——〈世紀末回眸〉
在毛澤東那一萬兩千多字的批語中,有莫名而癲狂的一句,近來常被人引用:
我是極高之人,又是極卑之人。
這原不過是毛澤東懷才不遇的一句牢騷,意即吾乃上乘之才,不幸生得卑下,跟相隔不遠的清末廣西僻壤那位洪秀全,如出一轍;但我在這裡,引它來做一新解:新中國最高權力者,卻是一個最卑劣者。此意即為光棍式人物3竊得神器,則天下塗炭。「高」「卑」二字皆涵蓋也。

四、毛文化:「五四」后的怪胎

每年毛泽东生辰之际,皆评毛之语頗多,都有些老生常谈,无非比作刘邦曹操,有破坏无建设,中国近百年乱局中遇着此位枭雄,好象全是意外,老天降一怪力乱神与中国人为难。说来说去毛氏不过中国历史长河中又一乱世奸雄,粉墨登台一番,谢世便罢。
但对在所谓"毛泽东时代"生活过的一代中國人来说,毛并非戏台上一个白脸丑角的形象.毛的事功和魅力性格对许多人至今依然不可磨灭;对有抱负的人来说,毛不是罪恶的化身而是人生的楷模。这些,大概都是与具体历史过程脱离开来的所谓"文化积淀"罢。
于是我便想到是否可以拈出一个"毛文化"来说说,就象有人对这四十年大陆的文字模式拈出一个"毛文体"来。从文化的角度,说毛只是破坏一个旧世界没再建立什么,似有些简单。在中国传统式微,现代化凌驾一切的情势下,毛的文化意义就不好只用一个泼皮无赖,或者叫着"边缘人物"侵入中心来解释;再说,毛的文化意义也不只是他个人或"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的问题,而是一个民族在一个时代的心灵历史。
比如,我们若从迎毛到辞毛来看寻常百姓的心态,就非常有趣。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种乱世英雄的胸襟气魄,以及毛以草寇山大王倒转神器的神话史,都成为把他铺垫成"救星"的材料。
一九四六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亲笔抄录「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等句赠柳亚子,山城为之轰动,知识分子为之倾倒,纷纷提笔唱和。这件小事便说明大旱望霓盼救星的首先是读书人。
当然,有读书人帮忙,才可能把一首极具原创意味的陕北情歌改编成「东方红,太阳升」式的颂歌,这首歌就把最大众化的情感最通俗地表达了。
近代中国危机四伏、动乱不已,已经无可救药,时代也在呼唤这样的救世主。尽管后来林彪宣称毛泽东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有些神乎其神,但在开国之初,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确乎是像一个拥有非凡魅力的神一样降临的。令人瞠呼其后的则是这位「缔造者」亲自动手又毁了他打下的江山,把追随他的党和崇拜他的人民全都戏弄了得罪了。
于是他们虽对毛之祸害折腾早已刻骨铭心并深恶痛绝,对毛的疯狂崇拜也因为精神大坍塌而成了每个人心里同罪恶感存在一起的「神圣」纪念,但毛真的成了历史以後,他们反倒怀念起他来,把「红太阳」「大救星」当通俗偶像来消遣。
毛泽东同他的人民的关系,是颇可以用马克斯.韦伯的有些观点来描述的。韦伯把现代政治运动中的英雄、先知、救星称为「琦里斯瑪」型的领袖,他们主要是靠某种启示、个人魅力和英雄气概而获得人们的崇仰和追随。当社会出现危机,人们对原有的价值观念和信仰发生动摇时,只有这种具有特殊能力的人,能够影响人们去接受一种新的信仰;但是,这种个人魅力型的权威往往崛起于乱世,因为这种个人魅力的天赋在骚乱和普遍兴奋的时代,是最能得以施展的。正因为此,他的权威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很不稳固的、非常态的统治形式,常常犹如一朵火花,光芒四射地剧烈燃烧片刻,转眼就熄灭了。
问题就在于毛并非"熄灭"了。毛成为一种新的历史、新的文化来源、新的传统。在纷乱的中国近代百年,几乎没有谁能留下什么,除了"五四"也再谈不上别的"新传统"。毛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开端",乃是因为他身体力行并大力推行了一种反历史、反文化、反传统、反秩序、反西方、反知识、反权威、反温和的文化,等于把自己之前和之外的一切都反掉,都视为罪恶和不合潮流。过去我们总以为毛的经济平均主义乌托邦、奴隶创造历史的观念、提倡道德化的人格等等是全新的思想,其实这些都是中国自古就有的,有一些还是与传统士大夫文化向抗衡的底层文化。
毛的创新,实在地说只有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叫作"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是最典型的把中国底层的流氓意识同西方知识分子反现代化的思想结合起来了。
毛文化是一个怪胎(如同马克思主义也是一个怪胎),它的资源与中国传统文化不相干却有渊源,与马克思主义相距极远却阉割之。研究它与这两方面的关系的人还很少,熟悉传统的学者一般厌恶反传统思想并也不深究,懂西学的学者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又不多,因此对毛评价容易保留在视之为刘邦曹操的阶段。
毛文化对中國人的文化性格影响巨深。中国无论在政治发展还是文化建设上,都无法隔过反权威反传统的一代人。这一代人经过"阶级斗争"岁月和文革,确有外面人所担心的那种斗争性格。问题不在于二十年前风靡过一个红袖章、一身绿军装和一条武装带,这种所谓"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观念,从文化来看,骚乱时期被全都召唤出来的破坏力,已经得到合法的历史意义,又会去引诱下一代人.对进入青年骚动期的每一代人来说,毛的反权威反历史的哲学都有现实意义,而社会的秩序、法律、道义、人权连同"温良恭俭让"的传统观念,都会令他们反感。中国历史的进化,将一直会遇到这样的文化性格的干扰。
每一代年轻人读历史时都会醉心于英雄和事功,毛的神话又将成为帝王将相的一章,成为张扬个人能量和追求建功立业的历史教诲。今天在中国,能鼓励人们同现政权抗衡的精神資源,更多的是来自西方式自由民主的理念和对上帝的敬畏,還是来自中國歷史中底層造反精神,或毛留下的一些遗产,比如文革留下的政治参与、反现实政治权威和"自下而上"群众运动(毛的政治发明)等等,这些被历史化了的毛的哲学,恐怕還有待於清理。
毛留下的文化遗产尚未被中国人拿去消化,无论精华糟粕它都是融解在文化积淀里的东西,这些东西又同毛个人的历史功罪不可相提并论,就象对"五四"新文化的评价一样。
十年文革,中国一场恶梦;十年改革,一场春梦又惊破。
如今中国人突然发现一切都在解体。一个文明古老、道德至上的民族,转眼成了极不文明,极无教养的群体。眼下的商业大潮又使所剩不多的含蓄、教养都变成赤裸裸。
社会纲纪的崩坏,表现在既没有完善的法律加以约束,又没有道德规范予以镇服,结果使人们的自然本性都充分暴露出来,社会仿佛一下子倒退到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说的人與人就象狼一样的前文明状态。
毛文化正是"五四"新文化的直接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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