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3周年前夕 鄒幸彤就支聯會顛覆案上庭 高呼「毋忘六四，抗爭到底！」

20220531

【自由亚洲电台 記者：胡凱文】在香港，支聯會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鄒幸彤周二（31日）就「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一案上庭，正值六四33周年前夕，鄒幸彤出庭即呼喊「毋忘六四，抗爭到底！」，又做出「六四」的手勢。她更就法官早前拒絕其解除報道限制的申請，提出司法覆核，入稟高等法院。

已被迫解散的支聯會及三名前正副主席被指違反《港區國安法》，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周二再度提堂。「鄒幸彤後援會」表示，周二為該案第三次交付提訊，歷時大約兩小時。三名被告出庭時與旁聽人士互相揮手，李卓人和何俊仁高舉拳頭，而鄒幸彤則大喊「毋忘六四，抗爭到底！」，又做出「六四」的手勢，而旁聽席上則有人回應高呼「平反六四」、「撐住」，被保安要求肅靜。月初出獄的社民連成員曾健成、支聯會前幹事梁錦威及一些外國領事亦有到庭旁聽。

《國安法》指定法官、主任裁判官羅德泉決定，把第一至第三被告，即支聯會、李卓人及何俊仁的第四次交付提訊日，定為6月24日下午4時開始，屆時鄒幸彤也會出席。另外，鄒幸彤要求就此案展開的初級偵訊，就排期於8月10日至10月12日進行。

另外，「鄒幸彤後援會」表示，鄒幸彤已入稟高等法院，就羅德泉早前對報道限制的裁決申請司法覆核。

該案受報道限制所約束，按《裁判官條例》第87A條規定，除非裁判官下令，否則除了被告、裁判官、雙方律師的姓名、被控罪行或摘要、裁判官有否將被控人交付審訊等基本資料之外，任何人不得報道相關庭審內容。鄒幸彤今年4月25日曾提出解除報道限制，但遭羅德泉拒絕。

案情指，李卓人、何俊仁及鄒幸彤被控一項「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指他們違反《國安法》第22及23條，於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在香港煽動他人組織、策劃、實施或參與實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即推翻、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或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

李卓人、何俊仁及鄒幸彤目前因涉六四集會等多宗案件而正在服刑中。另外，支聯會被國安處指為「外國代理人」，包括鄒幸彤在內5人被控違反《港區國安法》實施細則中「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鄒幸彤與另外兩人將於7月13日進行為期5天的審訊。

未普：對台既清晰又模糊，拜登和國務院演雙簧

RFA 20220601

5月23日，美國總統拜登訪問日本時表示，如果台灣受到攻擊，美國將會軍事介入、保衛台灣。此話一落地，立即招來熱議。批評者說，拜登又口誤失言了。白宮也立馬澄清，稱拜登的言論不代表美國會改變對台政策。拜登真的又失言了嗎？

非也！我認為，白宮和國務院是在唱雙簧。在目前的美中台關係上，演雙簧可能是最好的策略，它對中國大陸和台灣都有雙重作用：對大陸既嚇阻又安撫；對台灣既堅守承諾，又警告台獨不要魯莽行事。可以說，美國採取對台既模糊又清晰的戰略，目前對美國而言最有利。畢竟俄烏戰爭爆發以來，美國面臨著在歐洲和在南海兩面作戰的可能，而美國並不希望如此，儘管俄羅斯的軍事軟肋讓美國看透了，就是兩條戰線作戰也沒啥了不起。

美國共和黨保守派大佬，曾擔任過眾院議長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對拜登及其政策總是批評有加，但這一次對拜登的「失言」，卻不吝讚揚。他說，拜登承諾在中國決定發動攻擊時美國支持台灣是「本能地」正確，但他的國務院卻打他的臉。金里奇是何等人物！他怎麽會看不出拜登和國務院之間堂堂皇皇二重唱的背後藏著貓膩？！問題是，拜登和國務院為何非要唱不同的調子呢？

唱不同的調子，是為了同時應對大陸的武統派和台灣的台獨派。拜登假裝失言，用意更在於，必須讓習近平知道，如果中共試圖武統台灣，一定會付出高昂代價，就像普京在烏克蘭付出高昂代價一樣。在過去的幾年裡，習近平肆意改變遊戲規則，毀掉了香港的一國兩制之後，又進一步膨脹了收復台灣的野心。那麽拜登這一次的假裝失言，會不會對習起威嚇作用呢？美國政府網站於5月5日突然刪除「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描述，這次又承諾美國協防台灣，美國雙管齊下，看來就是要明確告訴北京政府，斷了武統台灣的念想吧。這一次，北京政權應當不會誤判了。

除此之外，拜登和國務院的雙簧還有一個作用，就是演給美國國內的知華派們看的。自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起，美國國內依然有很大的聲音，強烈反對放棄「戰略模糊」，改採「戰略清晰」，這種聲音既來自智庫也來自政界。葛來儀（Bonnie Glaser）3月23日在華盛頓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論壇上說，此時對台採取「戰略清晰」政策不符合美國利益，也不會對中國產生威懾作用，反而將進一步在台灣問題上刺激中國。3月1日訪問台北的美國前將領和國安高層團隊人員格林（Michael Green），認為現在公共領域裡有關戰略清晰的討論「非常二元化」，而這不是美國政府看待問題的方法，而是學術和理論的「象徵性辯論」。但他強調，若美國推行戰略清晰政策，便無法和關鍵盟友達成這些聲明。他認為，戰略模糊是為了維持國際團結，必須作出的妥協（trade off）。

相比較他們的看法，認為美國現在對台戰略模糊應該調整似有更充足的理由：1）俄烏戰爭帶來的核心教訓就是，戰略模糊行不通，孤立可能受攻擊、脆弱的民主政體是很危險的；2）現在中共領導人對解放軍的能力更有信心了，美國政府若繼續實施戰略模糊政策，小心翼翼走微妙路線，可能只會壓制美國，而不是中國；3）「文明世界不能師出無名」，是西方在烏克蘭危機中所突顯的最大弱點，也是「戰略模糊」的最大弱點（沈富雄）。

現在美中台戰略關係其實相當複雜。美中台關係現狀有些方面模糊有些方面清晰，有時模糊有時清晰，說的模糊做的清晰，名義上模糊事實上清晰。但總趨勢是，美中台關係正在呈現越來越高的戰略清晰化程度。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九十五）——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在整理制作电子版《李锐口述往事》时，我将父亲的这本口述从头到尾又捋了一遍，感慨万千。父亲的一生与美国这个国家，可以说有着不解之缘。他寻找、追随中国共产党即起源于从美国碾辗而来的宣传：

记得在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我收到一份从美国转寄给武大学生救国会的共产党的"八一宣言"，是用一种很薄的打字纸打印的（现在记不清楚这份宣言当时如何利用的，好像翻印过，从房门缝塞到一些同学的寝室内）。读过从上海传来的，斯诺写的《西北印象记》（《西行漫记》的节译本）后，更加坚定了我们寻找共产党的决心了。（P.72）

他在延安解放日报社工作时，报纸的副总编余光生是从美国共产党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员的：

副总编余光生，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的，一九二八年到美国密西根大学读铁路、公路建设硕士，一九三二年加入美国共产党，后来也到《救国时报》去了，三九年回国，解放后担任过铁道部副部长（丁关根作过他的秘书）。（P.101）

1952年10月，父亲从湖南省委宣传部长任，调北京中央政府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工程局任局长，他拜的第一个专业老师陆钦侃先生，是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

我一路跟陆钦侃坐火车、住宾馆，让他给我上课，讲水电的基本常识，特别是讲他在美国的经验，他所经历的事情。（P.251）

1979年，历经20年的放逐、监禁，平反复出后的父亲随康世恩领队的中国能源代表团出访巴西、美国，第一次亲眼见到那个对他影响不可谓不深的国度：

我对水电能源的反思就是从一九七九年的巴西、美国之行开始的。懂得了人家在一个世纪里面，为什么开发得那么好，就是人家确确实实是从价值规律来的。人家是股份制，火电的股票不稳定，因为它会随煤的价格波动，但是水电没有这个因素，因此股值稳定，前面讲了，它的股值还高于火电，大家都愿意买。而我们搞经济不是这样，不同来源的电混在电网里吃大锅饭，水电的优势发挥不出来……（P.318）

应该讲，他们那里看不到什么失败的东西，人家是真正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所以，到美国一看，我的整个思想就完全通了，科学与民主确实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普世规律。（P.319）

另一个感触很深的事情是，在美国，人与人之间互相是非常尊重的、平等的，没有我们这种上、下、高、低的概念，尊、卑、长、幼没有那么厉害。（P.319）

到巴西、美国的那次考察，应该说是大开了眼界，不仅仅是看了他们的水电事业，而是从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也好，建设也好，社会文明的程度也好，都有了一个初步的、全方位的了解。这次出访，应当讲，对于我们自己一贯自诩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我脑子里面是没有了；不单是水电，而是从整个的社会生活和制度来讲，人家的资本主义更符合人类发展的规律。(P.320)

父亲在他的"口述"中，对邓小平坚持的中国政治体制进行了彻底的反思：

在我们这个体制内，人决定一切，有得力的人，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人不行，事情就办不好。（P.321）

小平一直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丢，政治体制改革是行政机构的改革，本质还是要高度集权，这样才能保持高效率。苏联出兵阿富汗，党内一次会就拍板了，这是我们的优势。美国三权分立，谁说了算？干不成事情。我们绝对不能有一点西方议会的影子。（P.377）

我是1991年6月来到美国的。在奥巴马第二次当选之前，我不大关注美国的政治，觉得这个国家总归是在宪法框定的制度下运作的。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无非是左边晃晃、右边晃晃，摇摇摆摆地、缓慢地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上。2016年川普当选总统后，美国的精英们、媒体们、政客们，几乎是同声一气地"逢川必反"，让我觉得美国有点不对劲儿了。2021年拜登政府执政后，美国更是变得越来越像"人决定一切"的中国，"价值规律"被国家政策取代，"三权分立"几近不复存在，立法、执法、行政，都是一个腔调，与执政党不同声，就是国家的敌人，需统统送进监狱。

这种变化俯拾皆是。仅说能源，总统拜登一道行政令，一天之内就将正在建设的拱心石输油管道砍掉，国家的能源转而由政府推行的"绿色能源"政策主宰，搞得中产阶级，特别是中产以下的国民苦不堪言。我家的车保险、房屋财产保险、汽油、食品、日常用品加在一起，哪里是政府宣布的8.5%的通货膨胀能够打住的。毫不夸张，每月必不可少的日常消费暴增了一千多美元。与此同时，据说加州政府还要加税。再说司法，现任总统儿子明摆着的犯罪，调查不了，审不下来；希拉里选举团队明摆着的造谣欺诈，调查了，却判不了；而2020年1月6日数百无辜民众被关押在大牢里，不得保释；纽约州总检察长对猖獗的犯罪不闻不问，却对川普家族先定罪，后取证地死缠滥打；新任命的女性大法官不知道什么是女人，不知道生命起于何时；最高法院裁决讨论稿泄露近一个月，查不出是谁干的；立法的众议院议长可以将一个小小发廊的店主挤兑得放弃生意远走他乡；无冕之王的媒体异口同声，把将亨特的电脑交给FBI的修理铺小老板生生说成是与俄罗斯人勾结构陷拜登……当年，美国的左派们将他们推崇的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先出口到西方又返销回中国，蛊惑了一大批中国知识青年投入到共产党的怀抱；历经几十年的耕耘，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开始在美国本土大放异彩。

父亲李锐生前将他的日记、会议记录、信件等，八十年近千万字的资料捐献给胡佛档案馆，本意是希望这些资料不会被中国共产党毁掉而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社会公器。他从未想过，这些映现他个人一生之路的史料，会成为美国人的一面镜子。"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李锐保存在胡佛档案馆的资料，实实在在是中国这句古训的实例。我真地希望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精英们，能以李锐的一生为镜，明了美国正在发生什么。

2022年5月31日

上海部分企業家和投資人發表公開信：躺平清零！复工不复产！静观二十大！

【上海企业家群体不满政府封城达两月，内部民生凋敝，政府信誉扫地，外部四面楚歌，如今政府逼迫他们复工，却不给任何实质救济！不愿做孙大午，上海企业家宣布：躺平清零！复工不复产！喜迎二十大！】

上海及全国各界同胞：

在长达两个多月的封城时间里，我们部分居住在上海相邻地段的企业主和投资人不得不暂停工作，研判时局，初步达成一些共识。

可叹我们这几个稍有所成的创业者和投资人，虽坐拥沪上及全国数千亿人民币投资规模，雇佣员工数百万，却举步维艰，为了填饱家人肚子，忍辱加入高价团购接龙大军，期间屡受街道、居委、警署及不明身份人士逼迫强制隔离、上门消杀诸般威胁，不菲房产根本无法成为我们家人的庇护所……感谢上海这届政府，让我们彻底清醒过来，乃至觉醒起来，我们不再甘为待宰肥羔羊，"解封"在即，我们将不得不接受经济规律为我们做出的命运抉择：躺平清零！复工不复产！喜迎二十大！

外部环境四面楚歌，内部政府信用坍塌，"解封"之日即外资离境之日、内资外逃之日，随即大规模的企业破产重组、清算将击破民众对经济复苏的最后一丝幻想。"内循环"？"韭菜"已被割了数茬，"法治"沦为"人治"，经济被政治绑架，数百万"新冠"毕业生将不得不融入失业人潮，社会动荡不可避免，何谈"内循环"！

经济规律作用于所有企业家与创业者群体，甚至所有民众。而我们因应即将来临的经济危机，忍痛向社会公布我们部分企业家和投资人集体商议后作出的如下举措，并期待社会能有所共鸣：

裁撤冗余部门，精简业务；

变卖不良资产，准备进入"冰川期"；

未来数年不准备或无能力吸收"新冠"毕业生；

鼓励现有员工主动降薪，共克时艰；

拓展海外市场，为他日国内经济重建存续生机。

我们与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不得不在煎熬中等待，静观二十大的召开能否为我们带来一线生机。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在"半封建半自由"所谓市场经济中努力成长起来的，有着充分自主意识，热望公平竞争，我们期盼公民社会，人民应拿回公民权利，重建国家秩序。为此，我们期盼二十大能为我们带来如下春风：

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给经济发展解除政治束缚；

严厉惩处疫情防控期间违法乱纪、罔顾民意的各级政府和基层官员，以挽回政府形象，重建政府信用；

平反冤假错案，如"任志强案"、"孙大午案"等，追回蒙冤企业家损失；

释放、平反良心犯、思想犯、政治犯，他们是民族脊梁、国之瑰宝；

释放、平反疫情期间为民发声或捍卫个人权益而遭受政治、司法迫害的公民，严厉惩处僭权滥抓滥捕的执法、司法人员，整肃公检法队伍，去其政治化，挽回民心；

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尤其应确立私人住宅为永久产权（家庭最后的庇护所）；

还权于民，重新制宪，开放党禁报禁，消除特权阶层，取消户籍、政审等封建制度和其他一切违反人类道德良知的不合理制度。

我们内心愤懑，本欲断臂求生，"长痛不如短痛"，但念及同胞生计，不罢工罢市，不大规模裁员；作出如上保全举措，已是万般无奈之策。国家一日不改革，政府信用一日无可重塑，自由市场一日不得指望，我们将永无宁日！

全国各地的企业家和投资人，如果您认同我们的举措，支持我们的主张，请在各种可以发声的社交媒体表明您的态度，我们翘首以待！

我们也期待全国高校学人、社會各界精英和广大工商业人士，共同声援我们的举措和主张，同声共气，守望相助！

上海部分企业家和投资人

2022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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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大伟：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出台

文：沈大伟（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席格尔亚洲研究中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

来源：中美聚焦 20220531

在上台16个月后，拜登政府的一名高官终于发表了一次重要的公开演讲，概述了政府的总体对华政策。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的这次演讲由亚洲协会促成，演讲地点是我所在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我是听众之一）。

亲耳聆听他滔滔不绝的演讲，之后又仔细加以阅读，给我的最深印象是，布卿的这篇讲话并没有多少新意。它主要是历届政府的声明和"讲话要点"的集合，尽管是首次被写入一份演讲或官方文件中。从这方面说，它是令人失望的。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布林肯在演讲中至少花了一半时间重申美国的总体外交政策和拜登政府的国内技术革新计划，而不是关于中国本身。诚然，国内技术因素关系着与中国的竞争，但人们想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在演讲中被特别强调？

明显的缺失是，演讲没有谈及，在中国国内、地区和全球，美国希望看到和欢迎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什么样的中国（比习政权）更容易让美国与之合作？布林肯的确谈到有可能与中国合作的具体领域，但那与阐明希望中国在国内国外如何演变的建设性愿景是不同的。可以肯定的是，近年中国的许多行为都非常负面和不稳定，北京理应因其恶劣行为受到批评。而在习政权及其政策似乎相当稳固的当下，就中国的演变和中美关系提出建设性愿景也许很困难。

同样让人吃惊的是，演讲中没有任何关于战略的讨论——这个问题与政策是两回事。布卿列举了一长串人们熟知的政策问题和美国对中国行为的抱怨，但解决这些问题的综合战略在哪里？也许演讲的机密版本中有（此次演讲据称是较短的公开版本)，但布林肯所谓的"投资、协同、竞争"三部曲无法与一个综合成熟的战略相提并论。

要说演讲的概念性核心，那就是，布林肯和拜登政府显然将中国视为一个修正主义大国，试图破坏并重塑二战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所以，美国与其民主国家盟友要抵制它。布林肯说：

"中国是一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雄心勃勃的全球大国……中国是唯一不仅意图重塑国际秩序，其日益增强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也让它能够这样做的国家。北京的愿景将使我们远离过去75年让世界取得如此进步的普世价值。"

出人意料的是，布林肯避免将中国描述成亚洲地区的修正主义国家。不过他表示："我们无法指望北京改弦更张。因此，我们将塑造北京周边的战略环境，以推进我们建设开放、包容的国际体系的愿景。"然而，除了短暂地提到AUKUS、Quad、最近的美国-东盟峰会以及拜登总统日前对该地区的访问，他没有给出美国将如何在亚洲地区对付中国的具体措施。同样值得注意的缺失是，他没有讨论美国打算如何在南方国家反击中国，或如何利用美欧跨大西洋联盟对付中国。

在讨论中国各方面的行为时，布林肯倒是恰如其分地坦诚，但他没有像前特朗普政府官员那样尖刻、意识形态化或带有侮辱性。例如他说：

"我们同中共和中国政府有巨大分歧。但这些分歧是政府和制度之间的，不是我们人民之间的。"

布林肯还详细地谈到美国对中国的不满，包括剽窃技术、强制技术转让、商业间谍活动、切断供应链、重商主义行为、不平等的市场准入、禁止美国媒体进入中国、电影发行中的不平等以及商业领域里的其他问题。布林肯对这些不平等直言不讳："缺乏互惠是不可接受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在批评中国的同时，他还明确警告美国商界："我们认为，也希望商界理解，进入中国市场，绝不能以牺牲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或长期竞争力和技术优势为代价……我们将努力确保美国公司在商业活动中不助长或获利于对人权的侵犯，包括强制劳动。"这是亟需传递给美国商界的信息，但美国企业长期以来的行为表明，布林肯的警告不会受到重视。在美国企业的董事会里，利润总是在价值观之上。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但要做到这一点，国务卿的一次演讲还远远不够。

为了平衡其强硬措辞，布卿特意向北京伸出橄榄枝："即使我们投资、协同和竞争，我们也会在双方利益一致的领域与北京合作。"他再度提到人们耳熟能详的一系列潜在合作领域：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和公共卫生、防扩散和军控、非法麻醉品、粮食安全，以及全球宏观经济协调。

布林肯还有针对性地讲了四点重要声明，以安抚北京：

● "我们不是在寻求冲突或新冷战。相反，这两样我们都决心避免。"

● "竞争不必导致冲突。我们不寻求冲突，并将努力避免它。"

● "我们不寻求阻止中国发挥大国作用，也不寻求阻止中国……发展其经济或增进人民的利益。"

● "我们不寻求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

这些声明意义重大，但北京是否相信它们却高度存疑。事实上，这些提法在华盛顿也没有得到广泛认同。

布林肯还特别积极地谈到继续欢迎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并表示"我们可以在不关闭国门的情况下对国家安全保持警惕"。他还赞扬了美籍华人的贡献，同时谴责针对美国亚裔的种族主义和仇恨。

布卿演讲中有关台湾的部分是标准的陈词滥调。美国总统拜登上周在东京出人意料地明确声称，美国"承诺"在台湾受中国大陆攻击时通过"军事干预"保卫台湾。与之不同的是，布林肯没有发表这样的挑衅性声明，相反，他重申了"一个中国政策"、"与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他还明确警告说："我们不支持台独。"这是非常重要的政策重申。不过，布林肯指责北京"日益胁迫"台湾，他还对发生"意外冲突"的潜在危险表示担忧。对此他表示，"我们已将与北京的危机沟通和降低风险措施列为优先事项"。这一直是拜登政府的优先事项，但到目前为止，北京方面对此类机制没有表示出兴趣。

总之，布林肯国务卿的这篇演讲实属姗姗来迟，它是值得欢迎的。正如布林肯自己最后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带来的挑战，其规模和范围对美国外交将是前所未有的考验。"

在列出中国对美国（及许多其他国家）所构成的一长串政策挑战之后，接下就是最困难的部分：制定出一个应对这些挑战的综合战略。

范疇：北京內鬥，或只是巧合？秦剛/季辛吉之間的台灣眉角

如果共軍武力犯台，美國會不會軍事介入？美國總統拜登於2021年肯定了兩次，都被質疑為老年失言。他於是講了第三次，5月24日在日本的國際記者會上，台下坐著亞洲各國領袖，而且只有一個字：Yes！

兩天後（5/26）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應亞洲協會邀請，發表了完整的中國政策；政策中明白表示，美國對台灣的政策未變，不支持台灣獨立，變的一方是中國，武力迫台日益惡劣，威脅了整個印太安全。

中國駐美大使秦剛，顯然是事前得知布林肯的演講內容，而搶先在喉舌報，香港南華早報上發表了中國的官方立場：《美國政府一面聲稱一個中國政策沒有改變，不支持『台獨』，不希望與中國發生衝突對抗，另一面卻把台灣當作『第一島鏈戰略支點』來遏制中國，不斷虛化掏空一個中國政策」》。

拜登的一個YES，引出了美中對台灣的各自表述。布林肯的核心信息是：改變了和平現狀的是你，我對你不會手軟。秦剛的核心信息（雖然在布林肯演講之前發佈，但實質是對布林肯之回答）是：你說的不支持台獨是假的。

這一來一往的快拳，發生在三天之內，對拳的方式有些詭異，其中有什麼玄機嗎？ 美中之間是在隔空喊價嗎？秦剛的反應方式，已經沒有過去那麼戰狼；當美國的鷹派一直要求拜登政府在協防台灣這件事上「戰略清晰」的當下，代表中國政府的大使秦剛卻似乎在要求美國也在「不支持台獨」這件事上戰略清晰。

有時，驚鴻一瞥可以令人看到端倪。在拜登訪日發言的前一天，99歲高齡的季辛吉，在瑞士達沃斯論壇上對台灣議題發言，其中最核心的一段是：《。。在中國繼續其耐心、好像至今為止所保持的那種克制情況下，美國不應該通過開後門或者切香腸的漸進方式，醞釀某種『兩個中國』的解決方案。。》（此段話，台灣媒體有所誤譯，原文請見： https://www.cnbc.com/.../kissinger-says-taiwan-cannot-be...）

季辛吉好像預知了拜登在日本要說的話，又好像預知了秦剛（預知了布林肯演講內容）要發表的文章內容，預先的在達沃斯論壇上為中國說項。

「季辛吉合夥顧問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 Inc.，https://en.wikipedia.org/wiki/Kissinger_Associates）1982年在高盛（Goldman Sachs）之貸款下成立。由其業務歷史來判斷，季辛吉上述那段發言，應該是其中國業務的一部份，一點不令人驚訝。然而，此時此刻，當習近平在中共內部遭受政治圍剿之際，「以武逼統」正是習氏手中的「連任聖牛」，季辛吉奈何發出「只要中國乖乖、美國就應乖乖」之論調？而秦剛文章的上半部呼應了習近平的戰狼立場，但下半段卻倒過來應和了季辛吉的邏輯，「只要美國乖乖，中國就可乖乖」。

這裡透視出的一個疑問是：中共某方面委托季辛吉放話，表示台灣問題可以放一放。但這是接受中共哪一派的委托，其中大有文章。委託者不可能是習派人士，因為習近平需要民族主義情緒以在20大上破格連任，此時在台灣議題上放軟身段，對習近平幾近政治自殺。那麼，委託來自何方？此委託方的力道，竟然足以讓官方派駐美國的大使秦剛，將季辛吉邏輯倒過來應和？

美國的政治水深300米，而中國的政治水深3000米。在《「切習保共」、「切共保美」與台灣》（2022/05/27）一文中，論述了以下：《。。。白宮決定切習保共。。。中共政界，含習近平本人及反習陣營，都已收到明確信號，進入肉搏。。。》，這論點看來得到了秦剛和季辛吉的側面佐證。(https://www.facebook.com/2020bluesea/posts/pfbid02MiGH57ye5zFuUpPDtH17qVWrwgyn8cGZSw611467LCM7dWt9Usm2z5T7UKgM38mdl)

（本文原刊於蘋果日報）

——作者脸书

穿T恤的芬兰女总理是基辛格理解不了的新世界

 来源：城市的地得  2022-6-1 

　　这是我今天最喜欢的照片。一位朋友看了说，要买几件T恤穿，我问她是什么牌子，她说：“就是一般牌子吧，一件几十块。”

　　我们看到的是另外的东西，而不是钱。

　　这个东西就是新世界。

　　左边是芬兰总理桑娜·马林，出生于1985年11月，现在还不到37岁。她和泽连斯基站在一起，比鲍里斯·约翰逊还让人感到振奋。

　　约翰逊从波兰自驾前往基辅，但是他在和泽连斯基会面的时候，仍然穿着标志性的衬衫，打着领带。那仍然是戏服——当代政治家的表演服装，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当然也意味着传统的权力。

　　马林穿着短袖T恤，彻底走出了“欧洲的阴影”。那个旧欧洲，那个老的“政治家形象”。她是一个真正的“新人”，去网上找一下她发表的有关俄罗斯的讲话，非常朴素亲切，没有“过去的词汇”。

　　什么是“过去的词汇？”基辛格前几天的讲话，堪称是一种典范。利益，地缘，平衡……这是他常用的。他说，乌克兰应该考虑俄罗斯的利益，应该回到谈判桌，应该做出让步，两个国家应该回到最初边界——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

　　梅德韦杰夫说，泽连斯基应该听基辛格的，“小鸡应该听老鹰的”。

　　泽连斯基对基辛格进行了嘲讽，说他像是站在1938年发言——这真是抓住了要害。这里不想讨论具体讲话内容，看一下下面这张照片。

　　2022年世界当然非常糟糕，也有人不断在重复那句俏皮话，“2022是过去10年最坏的一年，但却是未来10年最好的。”有的国家可能是这样，有的可能不是。乌克兰的2022不会是最好的，因为它处在新生之中。

　　欧洲也一样。一个讲究“平衡利益的”“绥靖的”，因而也是油腻的旧欧洲，很有可能正在终结。如果我们不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德国和法国，看一下芬兰和它的领导人，看一下乌克兰和它的政府班子构成，就会明白有新的东西正在生长。

　　芬兰是一个小国，但是在过去4年，它都在全世界“最幸福国家”中排名第一位。如果你不把“强大”放在第一，而把个体幸福放在首位，为什么不去研究一下芬兰？

　　就像这位穿短袖的女士。她让人相信，她可以离开权力，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她是清新的，独立的（不仅是独立于男性，也独立于男性主导的传统），也是勇敢的。

　　Putin和他的朋友是另外一种风格。过去他们看上去非常强大，但是2022年似乎一夜巨变。

　　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否能够理解世界上到底正在发生什么。比如，Putin能理解乌克兰人吗？他怎么看待一支庞大的军队在那里举步维艰，而他甚至没有看到“强大的敌人军队”？

　　去中心的、小单元的力量，一旦掌握了最先进的技术，可以击溃庞大而老朽的力量，想一想1840年的大清。那么，谁会掌握“最先进的”，谁又拥有创造力？一位乌克兰大学教授在打仗的间隙，利用手机视频给他的学生讲课。这样的细节，足以说明一切。

趙君朔 ：季辛吉的最後一搏

趙君朔 / 思想坦克 2022 年 6 月 1 日

剛滿99歲的國際政治教父級人物，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一周前應邀在世界經濟論壇上接受該論壇創辦人Klaus Schwab的提問，談論他對世界局勢的看法。季辛吉關於烏克蘭應該考慮割讓部分土地以求和俄羅斯達到和平協議的發言不意外地引起了廣泛的矚目和批評。除此之外，在該訪談的後半段，季辛吉也談到了對現在中美關係的看法，並強調台灣問題不該是雙方試圖緩和關係、避免衝突時的外交折衷核心。

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圖右)。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季辛吉的風燭殘言是為守護其遺產

季辛吉的這些主張與其說是基於他前半生左右世局所鍛鍊出來的經歷做出的敏銳觀察，到不如說是在他垂垂老矣之時，還想守護自己帶給世界問問重重遺產的最後一搏。

季辛吉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和Klaus Schwab的問答在該論壇網站上可以找到幾乎是逐字的全文稿（但很耐人尋味的是，提到烏克蘭要考慮割讓領土的那一句話卻無法找到）。雖然他的講話內容不改其一貫的晦澀、充滿大量含糊描述的風格，但要點其實很明確：俄羅斯在過去數百年歐洲歷史上有其重要地位，俄烏戰爭是否能迅速結束要看各方能否重新找到俄羅斯和歐洲之間的安全框架（割讓領土就是外交折衝、談判的一部分）。如果無法找到讓俄羅斯感到不受威脅的框架，那麼俄羅斯將會更加倒向中共，類似的觀點在季辛吉更早些參加《金融時報》的論壇接受該報專欄作家Edward Luce訪問時也表達過。

第二個他的談話重點就是美中因為日漸勢均力敵正走向衝突之路，這需要雙方以各種有耐心的外交折衝來化解，尋求雙方能合作讓世界變更好的方法。而美中進行這種化解衝突的外交動作時，台灣問題不應該成為障礙。季辛吉認為美國一向都是支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用非和平手段解決台海問題，現在也不該用任何方式創造出「兩個中國」的解方，而中共也該繼續發揮過去到現在為止展現出的耐心。

季辛吉不在預測世局，而是希望回到他昔日的規畫裡

這兩段話說穿了根本不是對世局發展做出預測來啟發世人，而是希望世界回到他當初一手配合尼克森總統去執行的和中共接觸，以尋求在美俄的兩極冷戰中有更多籌碼制約俄羅斯的格局，並讓俄羅斯持續在歐洲扮演影響權力平衡的重要角色，後者是他哈佛政治系博士論文《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爾雷與和平問題，1812至1822年》探討的主題。

在尼克森擔任總統的1960年代末到1970年中，如此突破性的外交政策從美國的觀點來看的確有其必要性，季辛吉也以其頗為神秘、高超的外交手腕成功為尼克森歷史性地訪問中共當好先鋒的探路工作。然而如果回顧季辛吉在建立此歷史性功績前的各種經歷來看，會發現他在和中共打交道時只為了達成大的戰略目標而過度討好中共，事後又屢次以兩面人的手法欺瞞官僚體系和台灣政府，讓台海問題的過時框架到今天仍然限制了美國和台灣的行動空間都是其來有自，而他自己也不願意對這段不光彩的往事多談，在世界經濟論壇的逐字稿中他就直說「我不會再重複一次（美中協商台灣問題產生結論）的過程」。

以高超外交手法維持強權秩序

第一個讓季辛吉為了成就功業不擇手段的原因是和他的想法有關。他的博士論文是對近代由歐洲為中心的國際體系為何歷經短期大動盪之後能迎來百年相對和平時期的深入研究，他從此得到的結論是需要政治人物以高超外交手段找出讓這套體系內的玩家都心甘情願的接受現有秩序的方法，也就是說讓諸大國都認為這套秩序是有正當性的。所以他在和中共打交道時所堅持的高度隱密和種種欺瞞在他看來也只是在效法歷史上的前賢，是為了達到減少衝突、邁向穩定的崇高目標。

第二個原因則和他處理越戰問題的實際經歷有關，他在正式進入為尼克森效勞前，已經是詹森政府的顧問並和政府內負責越戰的官員有大量的接觸。1966年他在美國文理學院出版的期刊《戴達羅斯》上發表一篇基於實際參與外交決策經驗而寫出的重要論文〈內政架構與外交政策〉，該文先直指官僚體系是造成決策的最大問題。其次他認為允許達成成果的時間越來越短，決策在壓力下匆忙做出，使決策者易受簡報的「戲劇性」效力所左右。

再來他還認為決策由「官僚角力」產生會讓總統發表外交政策演說的主要意義淪為「擺平華府內部的辯論」。一年後季辛吉還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即使在很多國家，要坐上高位的條件與在高位行使權力需要的才幹間存在重大差距。由這幾點他得到的結論是：假使現在每個國家大致都循這些路線訂定外交政策，就算沒有意識形態分歧，「要與他國做有意義的協商」機率仍低。當「官僚－務實型」國家（如美國），想要與「意識形態型」（如中、蘇）及革命－魅力型（如古巴）等國打交道，能達成任何協議都是奇蹟。

跳脫華府官僚羈絆，卻掉入共黨陷阱

不過很諷刺的是，季辛吉自己在正式進入尼克森政府前曾擔任政府體系外秘密和北越政府進行聯絡，試圖開啟談判的角色。具體是由兩位法國的左傾政治活動家和當時北越駐巴黎代表梅文博聯絡、傳話。但根據季辛吉進入政府前的人生傳記作者，著名歷史學家Niall Ferguson看來，研究過俾斯麥、景仰戴高樂、努力於多了解馬基維利心態的季辛吉，對於梅文博的城府心計和兩面手法毫無招架之力。季辛吉太熱切於達成外交突破，亟欲結束好似讓美國脫不了身的僵局：只能沒完沒了地僵持下去，或是危險地擴大戰事，以至於他未能察覺，北越打從開頭便在戲弄他。

所以即使季辛吉已經能繞開他眼中會不當影響外交決策的官僚體系，他首次和獨裁政權的狡詐官員交手還是被耍得團團轉，而很不幸的，五年後他再度被交付重任以國務卿的高位去和周恩來、毛澤東打交道時，雖然，部分達到了最主要目標，讓美國從越戰脫身。在第二個目標「節制中共在亞洲擴張」上有比較大的成功。但他為了能盡快和中共達到關係正常化，在台灣問題上依然做了太多不必要的讓步，還對台灣被逐出聯合國落井下石，這些他留給世人的惡性國際政治遺產其不良後果依然都還在發揮作用。

季辛吉嚴重傷害台灣

首先季辛吉在從巴基斯坦消失潛入中共境內和周恩來會談的第一天，就給了北京超乎預期的東西，他排除採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政策，還保證美國政府不會有任何人支持台灣獨立運動，也承諾他自己會來執行此一政策。但是季辛吉在他的回憶錄《白宮歲月》中卻堅稱當他在北京時，很少提到台灣，也從未傷害它的利益。

其次在季辛吉密訪中共，預示了美中開啟了關係正常化之路後，美國本來還希望透過雙重代表權的方式保住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這次關於中華民國席位的表決預定在1971年10月底舉行，但是季辛吉竟然在十月在國務卿羅吉斯的極力反對下再度造訪北京，這等於是傳出華府事關係正常化為最高優先的訊號，掃除了雙重代表權的任何希望。

第三是在尼克森和中共簽訂的首份《上海公報》中，還好尼克森最後決定要讓當時的東亞助理國務卿葛林和國務卿羅吉斯看公報的內容，葛林才出言反對公報中的敘述「海峽兩岸所有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以及公報中列舉了一系列的亞洲防禦公約，卻獨漏美國和中華民國的防禦公約。面對國務院的反對，季辛吉只好回頭和中方交涉修改，雖然他認為這些意見是「吵吵鬧鬧」、「無足掛齒」。

而尼克森和季辛吉當年對中共的秘密擔保和《上海公報》關於「一個中國」政策的承諾，就此成為美國不變的官方政策，但在台灣今天的民意對於統獨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尼季兩人當年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設下的不當紅線卻嚴重限制了台灣前途的選項，也讓中共一直有藉口指責美國干涉內政，從《上海公報》簽訂的50年來，也只有川普時代的第三任國家安全波頓曾有挑戰此一框架的念頭。

總之，像季辛吉這樣始終抱持者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現實主義信條，以維持大國間的權力平衡完成追求和平、避免衝突的目標其實太過狹隘。人類社會的發展已經證明，伴隨者科技進步、經濟發展還有民族主義思潮的蓬勃等也會給國際體系帶來更多正面變化。

如果只是盲目的遵從權力平衡的信條而一味犧牲小國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絕非高明的外交，反而可能是政治人物為了短期政治利益在密室交易中的成果。季辛吉為了希望自己不久後蓋棺論定時不被後人非議，依然希望用自己殘餘的影響力將世界拉回自己當年設定的錯誤方向而毫無反省之意，這反而讓世人更看清他只是較有學問的機靈政客而不是偉大的政治家。

鲍彤：写于“六四”事件33周年：由李鹏泄密引起的思考（一）

 RFA 【独家】20220601

赵紫阳与鲍彤，1986年访问希腊在地中海游艇上。

（一）

这篇文章是献给自由的媒体人和研究者们的。让我们先记下几个“六四”事件的关键时刻：

1989年4月15日， 胡耀邦去世。他因倡导“解放思想”不遗余力，组织平反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成为最受爱戴的中共领导人；又因在1987年初被邓小平废黜，成为最受同情的中共前领导人。

4月16日 ，李鹏问赵紫阳：学生悼念耀邦，我们什么态度？紫阳答：允许！耀邦是我们的领导人，我们自己就在悼念，怎么能禁止学生悼念？当时，全体常委在场，邓小平的秘书也在场。

4月19日，邓小平亲自告诉赵紫阳：朝鲜，你还是去。

4月19日，官方胡耀邦追悼会结束时，赵紫阳说：我明天去朝鲜。学生的事，我的意见是三条：1，丧事已结束，应该劝学生回校；2，不可动用军警，除非出现打砸抢；3，对学生的诉求，要认真研究，通过各界协商对话解决。全体常委都说，同意；邓也说，同意，这三句话因此实际上成了常委的决议。 赵还对我说：政治体制改革，现在应该集中力量研究协商对话，——这就是改革。

以上是我亲历的，真实性我负责。 下面的事，如果《李鹏“六四”日记》不泄露，我完全被蒙在鼓里。

4月23日，这一天，李鹏在日记中把自己一分为二，描写成两个人。

请先看下午。他到火车站送赵，问赵还有什么交代；赵答，没有别的，还是那三句话，要落实。李鹏一回中南海 ，立即找乔石，共同起草文件发出。这是下午的李鹏。

再看晚上。李鹏日记里是这样记的：国家主席杨尚昆要他找小平，他要杨一起去，杨同意。 当天晚上杨李到底去找了邓没有，谈了什么？到底出了什么事，赵前脚走，邓杨李三人就必须赶紧碰头商议？李鹏日记没有说去，也没有说两人当天说说而已，根本没有去。《邓小平年谱》既没有邓在当天夜里约过杨李的记载，更没有邓接见杨李的内容。年谱只说，直到4月25日上午，邓小平才见李鹏杨尚昆，听汇报。这完全可以理解：邓的年谱本来就是中共文件，必须为党为邓保密。

要探究真相，我们只能回到李鹏日记，仔细看看李鹏经过4月23日晚上，具体想了和干了些什么。我认为可以百分之百肯定，李鹏在4月23日晚间直接地或间接地摸清了邓小平要求镇压学运的底牌。 这决不是无稽之谈，因为一夜之间李鹏完全彻底的转变必有原因。李鹏不再是4月23日下午抓紧时间发出文件传达赵紫阳的三点意见的李鹏。这意味着李鹏一人否决了常委都同意的党总书记赵紫阳的重要意见。根据日记所述的理由，是李鹏心中忧虑，担心学生们像文革那样搞乱中国。于是他决定，立即吩咐北京市委马上来向常委汇报学生的动乱。 李鹏还异乎寻常，无比细心，关照温家宝，不可让鲍彤知道这次汇报；尽管他完全清楚：作为中央常委唯一的政治秘书，参加常委的一切例会和非例会，是鲍向常委集体必须担负的责任。

四天后，4月28日的常委会前，温家宝当着中办一位徐副主任的面向我解释，4月24日晚不让我参加常委会是李鹏的决定。我感谢温家宝的诚恳，但我有理由怀疑，如此权威而又周密的设计，更有可能出自邓小平和杨尚昆对李鹏的叮嘱。

根据李鹏日记，邓的秘书在4月24日深晚，就主动打电话要李杨二人于次日（4月25日）上午去向邓汇报常委会的内容。邓小平随即一锤定音，发出了当时中国的最强力的定性——“北京学生在动乱！”接着，4月26日，《人民日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声讨学生动乱的宏大社论，透过全国一切媒体，以大革命的声势横扫全国。4月27日，全国的学生和民众被激怒了，举行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抗议游行。 以上种种反证：赵紫阳离京的当天晚上，邓李杨三人绝对不可能没有直接或间接通过气，只是因为内容不可告人，所以《李鹏“六四”日记》和《邓小平年谱》都小心翼翼回避了4月23日这个历史性的夜晚的实质性内容。

党媒异口同声恭维邓“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可是，当时真正压在邓李心上的最最沉重的第一位的问题，难道是学生问题吗？请看李鹏日记5月21日载：李鹏急于请求邓的，是快快开会“解决赵紫阳问题”。邓的秘书则根据邓的老辣经验，明确答复李鹏：必须等解放军进城以后，开会才更有把握。是啊，不在刺刀底下开会，靠得住吗！ 由此可证：不是“解决学生问题”，而是“解决赵紫阳问题”，才是邓李心中性命交关的共同的重中之重。

至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进而探讨一个全新的问题：邓小平高呼“动乱”的动机，到底是想制止学生上街，还是意在激怒学生，唯恐学生不上街？ 设想一下（当然只是设想）：万一学生人人躺平，一切照常，后来的结果又将如何？邓李还有能力提请中央开非常会议“解决赵紫阳”吗？还有什么借口“挽救国家挽救党”？

我想顺便指出，赵紫阳也许被当时的李鹏认为是对头，可历来不是邓小平的天敌。李鹏日记5月28日载，邓的牌友，非常熟悉邓内心活动的丁关根，亲口告诉李鹏：李先念早在1988年就向邓提出要搞掉赵紫阳了；当时邓对李的答复是，时机不成熟；如今1989年5月，经过慎重考虑，邓才下了决心。前一句是邓小平拒绝李先念的婉辞——当时的赵紫阳是我邓小平所倚重的长城，你李先念休做白日梦！后一句才是邓的肺腑之言：既然赵紫阳业已明白无误支持学生悼念胡耀邦，等我邓小平百年之后，赵不可能不做批邓秘密报告，不可能不替胡耀邦翻案，不可能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邓小平居然这样小肚鸡肠吗？胡耀邦最有经验。毛泽东制造的冤案，邓都可以允许胡耀邦平反；唯独经过邓小平手的，高饶案，刘伯承案，粟裕案，要平反难如登天。百分之99点999右派分子的个案都已经具体平反了的“反右派运动”仍被邓小平认定为“必要”的。原因无非就是邓小平本人当时荣任著全国“反右”领导小组的总组长。

苏晓康：换一种思路看中国——帝国的解体与灾难的神话

【按：此文寫於三十年前，我們還在普林斯頓那些宮殿式的教室裡，有幸聆聽名師教誨之際。那時我也才知道「帝國的邪惡」，而「鄧小平帝國」剛剛屠城首都之後，就氣勢洶洶要併吞英國的香港和國民黨的台灣，雖然我們聽了布朗教授的課都很解氣，但是並不知道大陸那個帝國的擴張，已經不可遏制，雖然那是一種「反動」。這個歷史延續到今天，香港已經玉碎，台灣也岌岌可危，帝國思潮也在大陸上蔓延，而「俄羅斯帝國」在烏克蘭節節敗退，中美也將要在台灣海峽對決，老式「帝國」是贏是輸，好像全憑中共最後一役嗎？】

帝国的解体与灾难的神话

这个世界完结过多次。三千年前，赫梯人洗劫了巴比伦。公元前612年，亚速的尼尼微破城。一百年后，控制黄河流域三个世纪的周室东迁，天下大乱。在西方，希腊城邦的民主和自由，到公元前338年终结了。又到前30年左右，延续了三十个王朝的古埃及，和亚力山大大帝的希腊世界，同时灭于罗马人之手。公元五世纪前后，黑白匈奴大泛滥，古典世界濒于坍塌，西罗马倾覆，中国分南北朝，波斯奄奄一息，印度芨多王朝灭亡——每一次崩溃，在当时人看来，都是世界末日，但其后又总有更灿烂的文明涌现。

今天中国人对自己的未来，除了大崩溃的恐惧，仿佛没有其他更乐观的看法。邓小平说，如果共产党垮了，中国就会崩溃，亚洲就会混乱。知识菁英们说，中国一旦失去权威，就会重新陷入封建割据，军阀混战，生灵涂碳。海外一些名流，每每也拿东欧和苏联说故事，极言其后果不堪。这一来，中国老百性吓住了，他们说，算了吧，闹个兵荒马乱，还不是咱们当百姓的遭殃！我自己好象也颇相信此类「崩溃」说，读了那本《黄祸》，出了一身冷汗，写了一通谈「黄」色变的文字。

这些看法，与其说是对未来的冷静分析，不如说是某种强迫性的历史记忆使然，它们大概包括：世界的（罗马帝国解体后的黑暗中世纪）、近代的（大清帝国崩溃后的军阀割据）以及眼前的（东欧共产体制消亡后的乱局）。中国人一时看不到出路，就只好拿这些历史记忆互相吓唬。难怪哈佛大学的史华兹教授（B．I Schwartz），在今年夏天的一个讨论会上叹道：传统中国的政治总是徘徊在一个固定的形式上，不曾出现其他的选择（Alternative），似乎只要能维持天下不乱，便不曾好好思考另一种政治形态的可能性。

换一种思路去对付那种令人窒息的预设的「崩溃」说，或许有柳暗花明之感。

『对我这个爱尔兰人来说，罗马帝国的完结是无所谓的。』

布朗教授（Peter Brown）笑眯眯的对我们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专治古代史，1989年发表一本专著，题为《古代后期的世界》（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i）。这本书提出一个看法，从公元一世纪到八世纪，许多古代文明毁于蛮族铁蹄，过去史家都认为，世界渐渐进入无文化的黑暗的中世纪。但恰好在这个时期，从古罗马衰亡中孕育的天主教（西方）、拜占庭的东正教（东欧和俄国）和穆斯林的回教（阿拉伯），构成一个新的文明格局。这个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

那天布朗教授应邀来给我们讲一个题目，叫作「古代世界的终结」。开宗明义他就提出一个问题：公元475年西罗马灭于哥特人之手，这个庞大政治结构的终结，意义何在？史学界对此一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最难解的一个矛盾就是：一方面，西方历史是一个连续的历史（罗马法、拉丁文）；另一方面，西欧的文明恰恰又是因为罗马帝国的灭亡才成长起来。如何解释这种连续和断裂？

演讲前，布朗向我们推荐了另一本书，《穆罕默德与查理曼大帝》。此书成于1935年，作者亨利 皮伦（Henli Pirenne），是一个比利时的反日耳曼主义者，曾被关进纳粹集中营。书写完十天后，皮伦去世。此书以极丰富的材料，证明西罗马灭亡后，罗马的经济和文化并没有完结，而是在比较小的结构中存活下来，演成新质。特别是公元732年的普瓦蒂埃之战，横扫地中海沿岸的穆斯林征服者，被剽悍的法兰克国王「大锤」查理（Charles，"the Hammer"）击败，从此退出比利牛斯山外，不能进入西欧。偏安于战乱纷飞的昔日「罗马世界」之外的西欧，因此自成格局。皮伦此说，一举将中世纪史提前了三百年。

布朗说，把罗马的政治结构，与它的经济、文化分开来看，这是皮伦的一大贡献。皮伦并不觉得罗马政治结构的终结有那么重要。他把地中海看作一个生态单位，是罗马网络的中心，有如中国的长江和运河。地中海交通快捷，从罗马到埃及走海路，只需十天，走陆路却要一个月，而且运费高出56倍。因此，公元472年罗马城的陷落，以及君士坦丁堡又延捱了一千年，其实都不重要。倒是公元642年伊斯兰海军攻占亚力山大里亚港口，控制了地中海的制海权，罗马帝国真正不存在了。所以，罗马的灭亡，是一种生态的灭亡。

然而，皮伦又指出，正因为「地中海生态」消失了，昔日帝国的贸易和税收不复存在，西欧君主们只有靠土地的税收来维持财政，农民只依附地主，职业军队没有了，世界统一的感觉也没有了，这才逼出一个封建主义。

我不知道，皮伦的这种「分离法」能否用于中国历史。我只知道，虽然我们颇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这样漫长」而苦恼，其实我们压根儿没有真正「封建」过。大概，不是因为封建制而漫长，恰恰因为没有封建制而漫长。漫长的不是封建制，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是不是罗马式的那种大的政治结构？金观涛先生曾有「超稳定结构」之说，然而，果真有「超稳定」的东西，那不会是政治结构，而是文化的连续性。至少，按照皮伦的说法，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不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那么，说中国社会高度整合不易转型，说中国不整合不统一便没有现代化可言，说中国一旦失去共产党的权威就会「飞灰烟灭」，大约都是神话。

我想，罗马的政治结构，又何尚不是一种生态现象呢？帝国体制的功能，集中于征服世界，从北非到撒哈拉，从西班牙到不列颠，这样大的结构，本身就是一个不自然的东西，其控制力是很可怀疑的。帝国在其漫长的边境驻扎大量常备军，沿英格兰北部、莱因河甚至北非，都筑起永久性的壁垒，颇象中国的长城。但所谓的「罗马世界」，其内部另有一个看不见的疆界，仅仅环绕地中海。对罗马人来说，巴格达很近而不列颠很遥远。布朗教授说他在北英格兰看到古罗马的「长城」时就想，罗马人的生活多么乏味呀，如果它不灭亡，我们就没有阿瑟王的故事，没有后来的城堡，而城堡就代表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从北非出土的罗马庄园，已经有很高的墙，显示对周围有很大控制力，庄园主俨然一个小皇帝，只是为了享受繁华才去罗马。后来，他们都呆在自己庄园里不去罗马。罗马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消亡了。

罗马退出历史以后，欧洲的政治结构从此变成比较小的单位。帝国式的结构，叫人不堪忍受，封建的政治单位相对小而分散，有竞争，人的生存状态，也多元一些。这是帝国终结的一大意义。那些处在边陲的民族和他们的文化，逐渐走向中心舞台。他们的心态，比较容易超越那种大罗马情结。欧洲中世纪，除了基督教，没有其他大一统的结构。众口一词的「黑暗中世纪」，其实也大值得怀疑。君不见，巴黎的圣母院，科隆的大教堂，都是那时的杰作。即使连绵不断的宗教战争，也终于打出一个洛克所说的「容忍」，打出政教分离的制度性妥协，神归神，人归人，奠定了欧洲近代社会的基础。

老式帝国的政治结构，到近代纷纷解体。倒是本世纪在共产制度下，又出现令人不堪的帝国模式。不过，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恐怕活不过二十世纪去。苏联的解体，象一出神话，连俄罗斯人都把那个帝国弃之如蔽履，放波罗的海诸国走掉，真可谓「提得起，放得下」。我们中国人好象就差这点气度，其他大概都不在乎，就舍不得那个大一统，情愿大伙儿都在里头膘到底，否则就是玉石俱焚。中国人在大结构的生态里活惯了，除了泱泱大国的感觉，不知道「小结构」的滋味，要超越大中国情结（或可称「大罗马情结」），是不容易。

由此我便想到台湾和香港。它们好象是从一个大结构里被甩出去的碎块，在边缘自行运转。它们受那个呆板的大结构制约，但它们自身却灵便得多。久而久之，大结构慢慢僵死，而边缘的碎块却越来越活跃。大陆与港台，不过四十年的分道扬镳，当年远东第一大都会上海的风光，尽悉被香港占去；高雄跃为世界第十大港。进而，广东受「港」雨「台」风熏染渐次开化，粤语风靡大陆，北京「小痞子」径相模仿；连穷乡僻壤的海南岛，竟也引来几度「淘金」狂潮。那个上国大都的北京，则是风流散尽，不死不活，混吃浑喝，越发凋敝起来。怎能想象，当初若将港台也拢进这大一统里来，如今岂不早就一古脑憋死？这就如同布朗教授所感慨的，倘若罗马不亡，哪有他的祖先？

那天布朗最后谈到，他的老师写完「古罗马灭亡史」说，让人奇怪的不是罗马消失了，而是它为什么能在那里呆这么久？我想，这个问题如今该问中国人了。

——作者脸书

臉譜出版

5月27日 03:30  · 

今天要介紹臉譜六月新書《帝國如何改變世界》。這是一本由十五位共同作者合力完成的歷史作品，會向讀者娓娓道來從近世到現代十三個廣義西方帝國的故事，其中不乏殘酷手段、流血衝突、英雄主義、壯闊探索、結盟或對立。所有作者都運用了大量現代學術資源，從殖民地官員與平民在拓墾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到帝國對於生態、飲食、科技、文化的影響，再討論到革命行動、公民意識與近期全球各地自帝國時代承襲而來的政治沿革......這些專家學者無處不能找到驚人且有新意的切入點，來回顧這段影響力遍及全球、至今餘波不斷的歷史大時代面貌。

除了已有無數作者探討過的荷蘭、英國、法國等知名又長壽的殖民帝國的相關著述，本書也未遺漏格陵蘭島與冰島在北歐強權間宗主權變換移轉的歷史、「歐洲火藥庫」──巴爾幹半島多舛的地緣宿命、莫斯科對於東歐廣闊土地的執念以及對西歐強權歷久不衰的忌憚。至於書中也多處著墨的美帝及俄羅斯侵略行動，外加若干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現況，更多是從近世、近現代史一脈相承而來，其實我們很難明確劃分「現今」與「歷史」之間的分際。時至今日，（前）殖民／帝國列強之間的政治與外交勾連、合作或對抗都還是現在進行式，那麼帝國主義真的已徹底步入昨日、成為歷史了嗎？恐怕不然。

本書不侷限於古老的編年史與地圖集形式，內容探討也不僅涉及軍隊及行政組織，而會檢視社會文化的諸多層面，以了解殖民者如何在遙遠的土地與人民身上烙下印記，最終也因殖民活動重塑了自身。書中精確刻畫「帝國時代」所造就當今全球文明的多元樣貌，既非對殖民歷史抱著不切實際的懷舊情緒，也不是對帝國心態進行憤怒而極端的苛責。最核心的問題：過去如何形塑了現在？全球（前）殖民母國與（前）殖民地無不努力試著理解這條曾讓兩者緊密相連的「臍帶」。從社會文化架構的變形、民族認同、意識型態，一直到堪稱標誌著我們眼前世界的全球化現象，統統都還籠罩在帝國主義尚未完全散去的陰影中。在動盪的世界大局下，安頓身心就從理解歷史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