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特稿2010年1月3日】经济改革造成的政改条件时空太少，格局太小，陷入一个死角。
改革三十年的历史定性，完全悬而未决的：改革三十年是褪色走向法西斯主义的，还是走向自由立宪。理想中是走向自由立宪，而实际上就是法西斯。理想中是一百步，实际上只走了五十步，可是把这五十步当作了即将走到一百步。
三十年的改革，形成脚下的政治现实，才是我们新一辈政治立场的起点，而不是三十年前的历史现实和希望。脚下的政治现实，已经是决定性的政治因素，让三十年前的现实和希望成为一种哈哈镜，对于今天来说，用过去的眼光来看，一切都很恍惚。
一开始摸石头过河，河对岸作为一种确定性目标，最初乱摸还有一些感觉，后来被漩涡一卷，已经乱了方向，不知道河岸在何处，随波逐流了。河也被乱摸从中揩油的人，污染成臭水沟。
给改革三十年写成赞美诗歌，而形成色盲，意识形态的色彩遮蔽了残酷的现实。渴望被大大提前当作了现实。例如厉以宁宣布穷人是待富者那样，改革目标被不顾一切地提拔到当下，当作现实或者即将实现的现实，就美化了当下。这样一切与目标相反的反目标性，所不愿意见到的，都被他们心中过滤排泄掉。即使存在很显目，也被当成可以消除的，却没有想到确是一剑封喉的致命伤，已经成为决定性因素。
改革时代用念力来替代政治科学，用信仰来替代政治哲学的办法，是一种无果花，将是无果而终。改革时代是一个世俗神学和信仰，以及衍生而来道德服从的时代，是一种准宗教信仰生活的，而不是实实在在政治行动的时代。几乎所有重大的政治冲突，都被进一步强化。以一个政治哲人的眼光来看问题，改革时代异常可悲，属于白活，而且在垃圾场积累了更多的垃圾。
改革都已成为对市场经济和立宪政治的迫害，坐在其怀里干什么？如果为中国问题，开具政治解决方案，必须确立这样一种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改革已经无法拯救改革目标，不能把自己的屁股坐在一个虚无缥缈的凳子上。
政改是一个非理性的黑洞。这里完全是渴望，期待，而没有任何理性的可行性方案。用说服的方式，用一种空洞的道德诉求让一个具有巨大专政力量和历史敌意、对政治敌对力量的恐惧和警惕的既得利益集团去自杀？可以对专政实行安乐死疗法，只有一些疯子才会相信其可能性。
在这种形势之下，后改革思潮的做法是，把改革的符号资源，包括政改，一点不落的白白送给当局，避免和当局抢夺和造成冲突，同时拾起维权与民生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符号资源。放弃对政改的渴望，让当局自话自说，而民间作壁上观，冷眼相看，那么当局就会被迫让步更多，有一些实质性的政改内容。
我们出版的《改革之死》与后改革思潮，进行釜底抽薪，不在致力于改革与不改革的路线斗争，而是抽调人们对改革的渴望和信任。而对改革的渴望和信任，延续了官方的政治生命，延长了专制，这是毫无疑问的。当改革看起来可以结束专制的时期，例如80年代初期，很迷信改革，是可以被今天的后改革思潮谅解的。但是当脱离结束专制的轨道，例如86年文化热和92年经济热，或者干脆巩固专制，那么很迷信改革，就要遭受辱骂。后改革就是不渴望和不信任改革意识形态和政改。
为了推进后改革思潮，我们推选出后改革2009年十大后改革人物，如下：
一、于浩成：著名宪政学者，1946年的“反党分子”，1989年公开信要求学生撤出广场12个学者之一。第一批改革派人物，被反资产自由化分子。公安部群众出版社前社长总编辑。作为第一批改革派人物，有权臧否，从整体上评价改革历程。自2005年归国之后，于浩成以一种根本尺度：坚持政治自由和政改的首要性，并且回到理论务虚会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反对精神，来否定改革进程。其精神历程见证了改革之死。他提出维权抗暴理论。
二、屠夫（吴淦）
这是一个以他自己所谓的低俗超级，惊动了“党中央”的草根英雄人物。人民网的舆情报告说屠夫式维权很危险。“人民网”指出屠夫很危险，那么我们则指出屠夫很重要。吴淦集陌生网友之资前往“邓玉娇案”事发地进行调查，并以近乎直播的方式发布信息，更是大大推动了事件的发展。回顾自己在“邓玉娇案”前后的表现，“屠夫“认为，自己只是扮演了网民和当事人、网民和律师、当事人和律师之间的“桥梁”的角色。
三、施晓渝
民间思想家与活动人士。从七十年代末反毛到生死关前走一遭以来，施晓渝一直保持民间视野对官方的警惕和距离。施晓渝三十年的献身民主化，证明这一点：凡是当局赞同的，认为伟光正的，都是可疑的，尤其是改革，需要保持距离和可能需要批判的，否则当局不管错误和正确，都是伟光正的，改正错误也是伟光正的。
四、郑功成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最早提出后改革时代的先驱人物之一。在凤凰卫视大讲坛演讲后改革时代的兴起。其研究在于如何转向以民生为中心使命的后改革时代。
五、莫之许
著名政论家。一个可以较好地切中时代脉搏，感应先于本时代的方向和灵感的政论家。对政治有自然的理解，有穿透力，有摆脱意识形态笼罩的能力。
六、秋风
著名宪政学者。2006年发表《超越改革体制，走向立宪政治》之后，秋风在改革派的牛尾和后改革派的鸡头中间徘徊挣扎。秋风有一种较为杰出的政治经济学视野，有助于其看清经济体制改革的本来面目。
七、刘自立
刘自立一直在传播这样一种信念，也就是回答李慎之的“天问”，刚性体制不可能变革。对于刘自立而言，不相信通过改革或者改良，可以让专政溶化为宪政。仅此这种信念的坚持，到了今天，过去很有信心的时候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山包，如今看起来是巍峨大山。其实山还是那座山，只是关心中国出路的人，其内心发生了变幻。刘自立端坐于此山之上。
八、李昌平
三农问题是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阿基里斯之踵。是当前政治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没有三农问题的解决，中国还是伤痕累累疲惫不堪的身体前行。改革和市场化，给农村好像只有春风一度，其余俱是寒风凛冽。改革和市场化推进一步，只能加剧城乡矛盾。作为三农名人，李昌平无法不转向后改革话语和法治话语。
九、贾平凹
《废都》于2009年未删本再版。《废都》是都市的后改革时期面临的境遇。新近的《秦腔》是描写了清风镇在后改革时期面临的境遇，在“后改革”时代叙述。经过多位文学评论家，例如陈晓明的鉴定，贾平凹是后改革小说家。
十、秦晓和薄熙来
两个半人或者半成品合成一人。
秦晓，太子党人项上近乎全是钱袋权袋，而秦晓钱袋权袋包围中的硕果仅存的脑袋之一，懂事长。招商局董事长。2009年其召开一次现代性思想讨论，而声名大振。秦晓以很激烈的姿态批判改革进程，试图让改革真正新生。旗下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提倡商业银行的后改革时代。
薄熙来，太子党中的强项人物，红与黑变奏曲主唱人。其主政重庆的思路，很明显有一种强烈意志，告别偏离改革意识形态和路线。经过改革的淬炼，薄熙来红与黑的变奏，对改革路线的隐性批判，不可能在回归于文革，而是超越改革，或者指向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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