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2日星期日

李志宁:老共产党人子弟,更当为推动民主而努力

  我认为,老共产党人子弟,仍当为推动民主而奋斗。

  我坦承,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后代,我也从没有为我的父辈感到任何愧怍。恰恰相反,我认为,他们正是那一代青年中最有正义感、也最勇敢的一部分。他们有理想,有信念,面对屠杀,坚贞不屈,不怕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这一点,决不是“是个人”就能做到的。

  他们是完全无愧于历史的一代。

  而现在的人们,有多少人,有几个青年,能够具有他们当年的牺牲精神

  在中国,建国之后,壮烈之士几乎得不到起码的尊重。在文革中,我亲眼看见湖南武冈县的烈士纪念碑旁边,堆满了垃圾和汽油桶。在当今,中国的俗文化,如《我爱我家》和《马大姐》里,就肆意嘲弄革命烈士。最可恶的是,凤凰电视台一女播音员,前几天竟然以说笑方式说:黄继光用胸膛堵住机枪,是正好摔了一跤。对董存瑞等其他几个烈士,她也有轻蔑的说法(我记不得了)。我不知道,当代中国的那些有发言权的人们,到底对“为解放工农劳苦大众”而不顾生死的老共产党员是怎么看待的?

  他们应当公开说出来!这是点起码的勇敢。

  我认为,壮烈之士,是撑起民族“奋进精神”的柱子。无论是谁,只要是为了“受压迫的大众”而奋斗的人们,无论是黄花岗烈士,宋教仁烈士,廖仲恺烈士,几乎无数的共产党烈士,还有建国后牺牲的林昭烈士,遇罗克烈士,张志新烈士、史云峰烈士、李九莲烈士…等,他们都应当在中华民族受到永久的崇敬。

  嘲弄烈士,是最为堕落的文化。这在欧美,是不会发生的。而中国发生了的这些事,正是所谓“中国文化”堕落的表现。这就是《阿Q正传》中阿Q说的:“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

  中国不少人,包括一些青年,至今还是停在阿Q的精神水准上。图为《阿Q正传》的日文版书影。)

  有的青年认为,你李志宁对于中国问题认识还很肤浅。他认为,如果我能打破对父辈的情结,就“可能更深刻”地认识中国问题。

  我并不在乎是否有“青年”来教训我这个老人,问题是,他说的是不是事实。他说,中国共产党一成立,目标就是要分裂中国,就要把中国变成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问题是,这是不是事实?难道说,把不是事实的事情随便那么一说,就会“更深刻”了吗?

  我知道,我的看待历史的观点,并不能得到某些单纯地具有“反共意识”或者“冷战意识”的人们的赏识。实际上,我也不在乎他们是否赏识。

  我认为,事实是最重要的,真理是最重要的,有没有人赏识是不重要的

  我的网页,决不是个单纯的“反共”网页,而是一个试图“讲道理”的网页。

  去年,当我刚刚办了我的网页不久,就有一个老共的“干部子弟”对我说:

  “好,你为我们干部子弟争了一口气。”

  为什么争了口气呢?因为我表明了,无论是谁,都应当尊重事实,追求真理,为劳苦大众说话。

  而“干部子弟”本身,并不应成为阻挡认识真理的障碍。

  的确,由于身处在“干部”的家庭里,可能会有某种认识上的阻碍。这或许是因为“存在决定意识”这个难以抗拒的、又难以捉摸的东西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在艰难的革命胜利后,由于没有建立民主制度,逐渐地,在“干部”和“人民”之间,就会竖起一道无形的、客观存在的高墙。即使是没有发生反右和文化大革命,革命年代的那种干群间的鱼水关系,也会慢慢消失。正是因此,我认为,如果革命后“还政于民”了,实行了政治民主制度的话,中国人民能够选择自己的政府了,那么,干部阶层的蜕变就会被遏制。这是因为,由于人民有了“决定政府”的权利,那么,干群过去的的鱼水关系,在长久的和平年代里,就可能会仍然保持为“革命传统”。

  但是可惜,世界上没有一家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实行了政治民主制度的,所以,一场近百年之久的、巨大的世界性“社会主义试验”,就少了一个最重要的测试项目。

  是否举凡共产党就是专制主义的?人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

  还有人认为,这件事应当由马克思来负责,因为他说过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也从来是鼓吹民主的;而且,是赞赏美国民主的。马克思生活贫穷,从来没有做过一天“当权派”,也没有当过“国家领导干部”。现在,仍然崇敬马克思的若干北欧社会民主党,也并不是专制主义的政党。至于我个人,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中文版的,但我见到他站在穷苦的工人一边,为贫穷的雇佣劳动者说话,就对他有好感。

  让120多年前就死去了的马克思,为今天中国的贪官污吏的丑恶行为负责,我认为还是没有道理的。

  这里,再讲几句题外的话吧。

  尽管中共在革命年代就向人民做许诺,称共产党绝不会搞“一党专政”,但是当革命真正成功之时,那位中共领袖的皇帝欲,便极度膨胀起来,郑重的许诺也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在中国,谁也别想与毛泽东竞选,照林彪的话说: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别想做大英雄。谁反对毛主席,就是野心家!就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所以,即使对共产党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对毛泽东有了不同意见,那也不行!朱德不行!周恩来当然也不行!就是刘少奇也不行!既然连这些人都不可能与毛泽东竞选,那么当年的中国,还有什么可能实行“民主制度”?

  所以,全国所有的人,都应当要匍匐在这个大英雄脚下。

  所以,在大英雄之外,谁若是要逞英雄,全要打倒或打死,以免妨碍这个盖世的大英雄。毛泽东自己,也曾一再与秦始皇相比,说是“坑儒”比秦始皇还要厉害一百倍。看来,他的确也想做个“千古一帝”!

  正是毛泽东的独裁,使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斗、推翻了蒋介石的血腥独裁后,仍然陷入了另一种新的政治专制之中。

  这种政治专制的早期,含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新的口号不再是蒋时期空洞的“礼义廉耻”之类,而是响亮的、目标明确的“为人民服务”!是新宪法明白规定“工人阶级领导”和“工农联盟为基础”!因此新中国肯定受到人民欢迎和热爱。但是,由于没有建立民主制度,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人民曾误以为“东方红,太阳升”,从此中国人民就被“解放”了。但是实际上,在很多事情上,人民不是被解放、而是反而被束缚起来了。尽管工农的生活比起建国前有了不少提高,心情也愉快了很多,但是很快,人们就发现:农民被剥夺了私有土地,他们不久后就不能想种什么就种什么了,人民公社化后连养鸡养鸭都受到了限制;资本家在1950年的黄金时期也很快就消失了,其经营日益困窘,到了1956年“公私合营”后,私营经济基本消失,他们也都被“解放”回家了;资本家们就不去说它了吧,他们的生活无论如何还是很不错的,我最关心的是劳动大众,严重的问题是广大职工的生活水平也逐渐被束缚住了,自50年代中期开始,职工的工资上涨极慢,大跃进和文革中则基本没动,竟然十多年里都不涨一点点工资!…… 实在太过分了。特别要说到的是,新的政治专制,达到很高的专制水平,几乎密不透风,远远超过了过去。因为不仅人们的行动,就是闷装在人们脑袋里的“思想”,也被控制起来了,这真是千古以来所有的中国统治者都没有达到的“治绩” —— 对广大人民进行“思想专制”!让人们“从心里”心甘情愿地接受专制!长期以来,全国人民被堂而皇之地要求都有一个“统一的思想”,也就是说,8亿人口都只能有一个脑袋,只能有一个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说起来,人们不能自由地去“想”,这真是万分滑稽的事!但在当年,却又显得那么自然和正常!天哪,现在想想,整个中国就像中了邪!

  建国后,很快,“思想改造”成了最流行的词汇。客观地说,的确,当时的人们也广泛接受了。人们要不断地按毛泽东的教导,去改造自己的“思想”,成了全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而同时,“自由思想”一词,却简直就成了一种罪恶的代名词。

  “自由”二字,到处被莫名其妙扣上资产阶级帽子。“自由,这个人类几千年来追求的最为神圣的东西,最令人不解的,在中国却被以“解放”的名义,打成了反动的东西!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谁都知道,在英文里“自由”(freedom)和“解放”(liberty)基本是同一个意思。在中国,却变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若说要“解放思想”,好极了!从“领袖”起,就大声为之喝彩,并猛加鼓励;但是如果说要“自由思想”,那么几乎立刻就犯了大罪!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东西!党一定要猛敲你的脑袋不成!

  词汇和现实,在中国,常常就像被刀切开一样。

  “资产阶级”一词也是。中国现实是:真的资产阶级,早已经被党视为知己,还封了个好名号,叫做什么“新社会阶层人士”!而不再叫“资产阶级”了。所以尽管资产阶级分子们早已是党的座上宾,但是“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名词,仍然在起着“反面演员”老作用,被党用来骂人。因此,“自由”一词,也跟着被党用来骂人了。若什么人头脑里不能自觉接受“思想专制”,就会被批为“自由主义”,这是轻的,如再不听话,那就会被叫作“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下就不得了了!邓小平就堂而皇之地将80年代中后期的学生运动诅咒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很厉害的,也是个很凶的词汇,甚至成为流血镇压的借口!既然是“自由化”,那就十恶不赦!而中国人民似乎也习惯了。人们闭起眼一想,是啊!“资产阶级”?当然是坏东西!那么“自由化”,也肯定也是坏东西

  于是,“解放”的同义词,神圣的“自由”二字,在中国就被淋上了鲜血!

  这可以说是从毛泽东时候就开始的“思想专制”的伟大成果。就是说,到了1989年,开花结果了。

  好了,中国无产阶级说是被“解放”了、但实际得到的,还是被束缚!而中国的资产阶级表面被说是“剥削阶级”,但是他们获得的,乃是真正的解放!80年代以来,他们得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几乎没有任何法制限制的真正自由!

  这样的“社会主义”,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如果人民有所不满,不行!这也有新称谓,叫作“闹事”!建国以前,当人们向当局提出抗议,或游行请愿,被叫做“斗争”,而50年代中国被“解放”之后,则全都被改叫“闹事”了!我们记得,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重要讲话中,就特别讲到了“闹事”问题。可见,人民思想上“不满”,也很快就要被束缚起来了。我清楚记得上中学时,“对现实不满”就是一个很大的罪过,如果个人的档案里被写上这么一句,大概就不能上大学了。所以,不允许“对现实不满”!不能聚众请愿!也就是说,不许人民“闹事”!这是1956年。果然,很快地,1957年就打了55万右派分子,这是给全国人民一点颜色看看!

  特别可提到的是,毛泽东的挚友邓小平,在反右和大跃进中,都是得力干将。

  后来,又发生更为可耻的一页,那就是1959年夏秋的庐山会议。那一位为人民“鼓与呼”的彭德怀元帅被打入地狱,全国因此事而被整的共产党干部,上上下下加在一起,竟然约有300万之众。

  再后来,就是发疯绝顶的文化大革命了。在“整党内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黑色旗帜下,千千万万的老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被批斗,很少有人能逃过,有的人甚至当场就被打死了!比起死在“廷杖”之下的明朝干部,文革肯定要多得多了。我估计仅文革的死难者,就不止百万之众!但是对文革发动者说来,这叫作千百万“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伟大领袖把责任推给“群众”二字!他一方面假惺惺地说“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同时又说:好人打坏人,活该!

  江青,历来对毛泽东心领神会,所以她也提出了“文攻武卫”,使得全国群众在1967年的夏天3个月里死伤无数!这之后,毛则泰然称之为“全面内战”,认为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形势大好的根本标志是,群众发动起来了。(大意)

  瞧吧,这就是中国的伟大领袖!

  显然,所谓“党内走资派”,是文化大革命最大一个重点,也是毛泽东最忌讳的一批异己分子。毛泽东对老党员,特别是高层,从来心狠手辣,大概因为他最为恐惧的就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他可能感到,这些人不仅对他是最大威胁,而且在他死后,还会翻他的老底,做“秘密报告”。他又没有斯大林那种打败了纳粹德国的世界性功绩,而在国内,又发动了愚蠢而丢人的大跃进及各种无理而凶暴的政治运动,已经非常不得人心。对于自己未来的历史地位,在197614月份,他心里应当完全清楚了。当年人民对周恩来的哀悼,惊天地而泣鬼神,人民的愤怒究竟对着谁?这一下子,终于击碎了他对于自己永远是个红太阳的“愚民政策”的幻想。他肯定感到绝望了。在他临终的时候,身边已经没有一个“老战友”了。他应当知道,自己不仅在老共产党人的心中、而且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也完了。

  毛泽东在共产党里谈不上有朋友,他从来没有到中南海刘少奇家里去过一次,朱德家里也没有去过,周恩来家里也只去过一次。当然,他是皇帝么,高高在上是正常的。但是对于“危险性”甚小的党外人士们,他还是相当客气的,甚至很亲热的,虽然1957年也狠狠地整了他们一下子。但是,知名党外人士的生活,还是一直不错的,困难时期也如此;即使在文革中,也几乎没有革命群众动手打这些老民主人士。但中共高级人士,被批斗会打得当场出血、骨折、昏倒乃至死去,实在太多了。在海外有个反共分子说,“文革是中共的集体犯罪”。这种违反常识的说法,显然是要开脱文革罪责的首要责任人而已!因此,也只能被归为胡说八道一类。我认为,这种说法根本谈不上“理论”,大概只是那些人用来向外国人骗钱的。

  经过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经过了发疯的文化大革命,那些在血雨腥风中冲杀出来的老共产党员们,残存的锋镝之余,又大量死去。那么,他们怎么会欢迎这样可怕的、穷凶极恶的毛泽东专制呢?而且,这种毛泽东专制,与先辈们的多数当年所追求的“人民自由民主”的理想,相距又是何其遥远!

  我感到,老干部们进入老年后的弱点在于,总对“共产党”三个字恋恋不舍,他们的心里,是不愿意这三个字蒙尘的。因为,在最艰难的时候,许多革命者正是感到自己是“在党的人”,所以熬过了常人难以熬过的时光。党!似乎是那一辈人“一生”的精神寄托,尽管这三个字本身,后来却敲打了他们“大半生”的时间。例如反右派、反右倾和文革等运动,使得他们受尽屈辱、家破人亡。这三个字,现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已经没有了神圣的感觉。但父辈那一代人,与我们及更晚辈不同,老一辈人总是觉得:共产党“不应当”像今天这样,党员们还是“应当”像过去那样廉洁奉公,大家都“应当”按照党的原则办事。为什么“共产党”竟然会变成了今天这副模样儿,贪污腐败,横行无忌,不少的老人感到难过和惋惜。

  不过,后来我发现,很多老干部还是认识到了:“共产党”所以腐败,是制度的问题!因而不可能有别的结果。在和平时期,那些打着共产党旗号的高级、以及低级官员们,是必然要变坏的,他们也不可能有什么“先进性”。

  前两年,一位高级老干部曾问我道:“你说最大的‘中国特色’是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告诉你,是‘党的领导’。”

  “噢。”我点了点头。

  他接着说:“在中国啊,只要有了党的领导,那就什么事情都不好办了。”

  他后来还说了很多事情,这使我感动。“共产党”这三个字曾经神圣的光彩,今天所以斑驳陆离、令人生厌,那完全是共产党自己的制度造成的。所以我认为,很多曾经出生入死的老共产党员,到了今天,也已经完全认识清了关于“共产党”专制必然走向腐败的道理。

  经过了“文革”及近30年的“改革”,若是再认识不清楚,也不容易了。

  不过,这些老同志,今天大多已经离别了人世。他们已经不可能为把“共产党专政”再改变为“民主制度”再出一把力了。

  其实,历史上,最早大力批判毛泽东专制和文革的,还是这些人。

  1979年曾召开过一个建国以来中共历史上很奇特的会议,即“理论务虚会”。奇特之处在于,这不是个“表态的大会”,会议前后开了两个月,许多老共产党员在发言中系统地批判了毛泽东的专制及其各种巨大的错误。但是,对毛泽东专制的批判,这个本应当照亮“中国民主进程”的大量的发言,被邓小平压制下去。邓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我们到现在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大意)希望能停止人们对毛的批判。但是,批判的声音仍然没有停止。对毛泽东真正有分量的批判,邓小平是不会容忍的,于是,会议被停止了。

  大概邓小平明白了,老干部是不好用的,也是很难听话的。邓自己,不可能有毛泽东的威势,因为1945年“七大”时梁山伯英雄排座次,他在党内只排在25位;到开国大典时,已排第17位;1956年“八大”之前,据说已排到第12位;“八大”后,毛泽东则把他提为第7位,当了“总书记”。据赫鲁晓夫的回忆录,1957年毛泽东访苏时与赫鲁晓夫密谈,毛“唯一一个”没有奚落的中共领导人就是邓小平,还说“你看到那个小个子吗?他是很有前途的”(大意)。1959年毛泽东对李富春的国家计委大不满,又说,“实在不行,就撤掉计委,我来挂帅,邓为副帅”(大意)。但是,若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那么排在第7位的邓小平要成为他自己所说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那还是不可能的。他的前面,还有刘、周、朱、陈、林,这也是几座高山,他越不过去的。正是文化大革命,把这些人物们几乎一扫而光,真正给了邓“历史的机遇”,但是,他仍然不可能达到毛的威势。

  正因为邓小平对于老共产党员们的不满,但邓又达不到毛的威势,所以很快,老干部的“离休政策”就出台了。那些想批判“毛泽东专制”的老干部们,那些不能理解“少数人先富起来”才是改革灵魂的老共产党员们,终于,被用“养起来”的方式(而非“五七干校”方式),基本全部驱离了政治舞台。

  其实,建国后不几年,那些老共产党员们,整体上就无法很好地做毛泽东专制的工具了。看来,毛泽东也感到用着不趁手,所以他才要发动一次次政治运动、把“不好用”的异己分子都打倒,并换上一些新的“新鲜血液”们,如什么戚本禹、王洪文、谢静宜之流。大概他认为,这些新人们应当对他感恩戴德的,会真正高举他的“毛泽东思想红旗”的,直到永远。

  以前有人还夸说毛泽东“洞察一切”,但看到毛选择了王洪文,并立刻把王送上权力巅峰,说明毛其实什么都洞察不了。领袖们靠看上一眼就满意,就提拔,这也成了共产党后来的“传统”了,成为领袖“指定制”的预演。仅就这一点来说,中共比起苏联共产党交接班时的专制程度还要厉害。

  就这样,建国后20几年搞下来,那时的多数老共产党员们,怎么可能认同毛泽东的专制呢

  这是个用常识就可以回答的问题。

  我还时常想,为什么当年会发生千百万共产党员不惜牺牲而参加革命的事?

  干什么事都有目的。那些年轻人,他们当年究竟为了什么呢?

  我认为,在革命战争的艰难岁月里,那一代老共产党员,绝大多数人的初衷,可以说,就是为了解放中国劳苦大众,为了人民的自由幸福,他们才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包括宝贵的生命!

  因为只有这样的说法,才合于逻辑,才能解释那一段悲壮的历史。

  而一些老反共分子和新反共青年们说,老共们就是要非法夺权,才发动了常年的内战!且不说,老蒋当年的北伐,是不是也属非法夺权?那时节绝大部分外国,都是承认北洋政府的,并与之有正式外交关系。既然老蒋可以伐北洋政府,那么,共产党也可以伐蒋!没有什么“合法不合法”的问题。再说,战争是好玩的事吗?能够说发动就发动起来吗?如果那么容易发动,那反共分子们今天发动一个让我们看看。参加革命,那是要流自己的血的。如果千百万流血者们就是为了自己夺权,而自己又随时可能牺牲,那么,“为自己”去夺权,说得通吗?

  只有为了人民,才说得通。只有为了人民,才可能是伟大的召唤,也才会唤起千百万青年去舍命奋斗。

  但我还得说,他们当年是为了解放人民,而不是为了解放毛主席!

  若为了“一个人”当上皇帝而奋斗,这么种召唤,在中国“五四”之后的历史时代里,是不可能召唤起千百万青年和亿万民众的!为打倒“一个人”(蒋介石)而奋斗,可能唤起民众;为拥戴一个人当皇帝(毛泽东),是不可能唤起民众的。所以,那一代人,当他们投身到血与火的斗争之中时,决不可能因为听说毛泽东有“皇帝权力欲”了,所以大家才都去奋不顾身!

  事情正相反,如果毛泽东当年就说他想当皇帝,那他早就被撵出革命队伍了。

  怎么,这一点很难理解吗?

  我的父母在参加革命的时候,还不知道有个“伟人”毛泽东。我父亲革命时才17岁,我曾经问他,当年为什么会参加革命的?父亲说,他们当时都是年轻学生,那时就是觉得,地主压迫农民,世道太不公正了!所以,要改变中国。我认为,这也基本是他们那整整一代奋斗者的初衷。难道数千万革命青年生死不顾,就是为了让那个伟人”先当皇帝、然后再干掉自己吗?可惜的是,当他们发现这一点时,为时已晚了。毛泽东独裁制度已经确立,朱元璋诛功臣的历史开始重演,建国之后已经很难挡住独裁。任何敢于说真话的人,都要挨整,即使是高级干部也逃不过,而且更加逃不过了。如前所述,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最后是疯狂的文革扑过来,几乎谁也逃不掉了!毛泽东皇帝实行了“过河拆桥”、“兔死狗烹”的凶办法,建国之后的历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我说,我们的革命烈士子弟,革命干部子弟们,应当继续为父辈当年未竟的为“人民民主自由”的理想,为人民说话!为劳苦人民说话!而不是为那些什么“伟大领袖”、“总设计师”之类去进行苍白的辩解。

  在任何“伟人”和“领袖”面前,正直的人们,都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老干部子弟,更应当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去推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度!

  如果我们不为穷苦老百姓说话,如果我们不呼吁自由民主,那怎么对得起我们艰难的父辈?

  (的确,无可否认,也有若干“超级高干子弟”成为堕落的、人们俗称的“太子党”,并且为老百姓所痛恨。但是在数以百万计的大量“干部子弟”中,这些人毕竟只占极少数。战争年代的老干部的子弟,毫无疑问,至今仍然应当为父辈的“民主自由”的古老理想而继续努力。

  我认为,一切不是“贪官污吏”和“黑心老板”的干部子弟们,应当拿出父辈的勇敢,应当拿出人性,拿出良心,为净化中华民族而奋斗。当然,我这样说,可能已经晚了,因为他们的大多数已经像我一样,都应当是50-70多岁了吧。  ( 2007.11.4. ) 

2007年12月1日星期六

陶杰:以独立思考投下公民一票就够了

香港立法会补选周日(12月2日)进行投票,两位主要候选人陈方安生(左)和叶刘淑仪都全力拉票

今天是立法会议席补选的大日子,请记住:投票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天职。

两大主要候选人的选战,战况激烈。双方都有基本票源。游离模糊的选民多近两成。这些选民游离未决的原因,大概是觉得两大候选人都有缺点:一个有二十三条反民主对抗香港人的前科,另一个有买卖房产按揭优惠的纪录,然而「民主」毕竟是候选人都要争夺的道德高地,一个态度坚决,另一个也不敢再坚持「民主只会产生希特拉」的怪论,向「二一二年普选」显示有条件的靠拢,证明民主的价值观,人同此心,香港人绝大多数都认同,无论结果如何,这次补选都不会是民主诉求的终结,更可能从此是新阶段的开始。

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候选人,选民的标准,应该是候选人代表的价值观。在一个全球人才凋零的乱世,民主不一定选出最好的一个,把私德、人格、形象等通通算进去,而往往是选出「没有那么坏」的一位。即使没有绝对GoodBad的选择,在BadWorse──差与更劣之间,也可以投出相对没有那么坏的一个。大导演希治阁在电影《触目惊心》里有一句对白:一个暴富户拿现钞走进房地产经纪行,一口气为新婚的女儿买下一所新房子,他向经纪行的女秘书说:「不错,金钱不一定买得到快乐,但金钱能『买走』不快乐。」(Money cannot buy happiness, but money can buy off unhappiness.)民主选票的意义,与金钱相似,选票不一定能「选进」最理想的候选人,但一定可以「选走」更差的那个。即使这一次选民集体瞎了眼,但下次也可以改正错误,把更坏的那个选掉。

自从一九八二年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访问北京,提出香港主权问题,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香港经历了无数次民主辩论,经历了基本法起草风波、立法局八八直选之争、一九九七年的金融风暴、沙士之劫、五十万人大游行,现在又见股市泡沫三万点。香港的「政客」,容或水平越来越差,后劲不继,但香港的公民如果保持清醒的记忆和清晰的理性,爱好自由的心灵,曾经沧海、渴望民主的诉求未抵黄河,应该一定能以思考独立的判断,结合二千年中国的帝制历史、四分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局面的变化、全球人类的思想潮流,为自己和下一代投下合理的一票。正如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小孩,才要教师把手教他写字,二十五年过去了,香港的公民意识如果成熟,今天还需要甚么权威教港岛的选民如何投票吗?是非功过,笑泪蹉跎,瞬息隔世,俯仰风云,今天这一票,该投给谁,难道还如此缺乏判断力吗?

民主不是完美的制度,但绝不比一个二千年的帝皇社会早已能证明的纪录更坏。一个专制国家向民主转型,往往也经历了一点动荡,但此一阵痛与其是民主的坏处,不如是前朝专制的积恶太深,倾削肉疗骨之痛,尚无片刻回春之效。比起波兰和捷克,如今日的俄国,人民受苏联集权统治太长,虽然经历了戈巴卓夫和叶利钦短暂的民主春天,却因为人性的败劣、政客质素的腐化,俄国人今天反而倾向普京的集权,这不是民主的问题,而是列宁和史太林八十年的毒瘾太深。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传统,当然容许民主实践方式不同的摸索,但二百年来,全球的经验证明:民主是短痛,二千年帝制独裁的黑夜是长痛。追求人权、个性、自由,就像舍弃黑夜、寻找黎明,其中并无游离的余地,也没有犹豫的奢侈。

香港的区议会选举,始于一九八二年,英国人把区议会的功能层次定得很低:区议员处理交通挤塞和公厕畅通的问题,是最基本的物质生活功能。由董政府拆毁的市政局,管理文艺、康乐、体育设施、开几家音乐厅、建几座泳池,功能高一级,涉及市民的精神生活。立法局却是制订法例的殿堂。今天,市政局没有了,区议会是讲物质和实用的民生价格(Price)的功利所,立法会却是讲宗旨和理想的民主价值(Value)的议政堂,两者互为表里,却又相辅相成,不要把口腔的满足混淆以心灵的丰盛,生来一张嘴巴,除了吃饭,还要说话,一副脑袋,除了分辨名牌和股票的价格,还要思考生命的意义。

这一切你一定懂得的。那么,请响应特区政府的呼吁,为了下一代的尊严和下一代的幸福,投下公民而不是蚁民的一票吧。

(苹果日报/凌锋推荐)

张鹤慈评:郭罗基"说说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

【在被授权者敬畏授权者的地方才有民主】本末倒置,应该是有民主的对方,被授权者才可能敬畏授权者的。

不是被授权者的觉悟,道德,甚至是民主理念;使他们敬畏授权者。而是民主的制度,使被授权者不得不敬畏授权者。具体就是三权分立,舆论的第四权力等。

民主的制度,使被授权者,具体就是政府官员的权力,有制约,受监督。民主制度不是依赖被授权者的个人素质,不是中国古代的修身养性,或中共提倡什么共产主义修养,使被授权者内心敬畏授权者,就能够完成民主化;中国讲了上千年的水能够覆舟,也讲不出民主。

【我们对政客要像防贼那样防着他们!"这就是公民意识,这就是民主精神,】

西方的法制精神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我们对政客要像防贼那样防着他们】只是法制建立的一个着眼点。我们在买卖交易中,收到一张百元的钞票,会检查其真伪,甚至一些小店可能会拒收大额面值的人民币。这些难道和民主精神有什么关系?:"我们对商人要像防贼那样防着他们!":"我们对顾客要像防贼那样防着他们!"都和民主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对百元的人民币不放心,并不表示对方就一定是骗子,同样,说对政客需要像防贼一样,并不说明这些政客就是贼。

【授权者交出部分权利,由被授权者行使权力。行使权力的被授权者却成了统治者,而交出部分权利的授权者反而是被统治者。授权者与被授权者的关系,必然转化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作者没有分清楚,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的区别。同样可以称为统治者,但实质根本不同。
在民主政体,被授权者,在行使管理国家时,的确时获得了一些权力,但民主国家的政府官员,从来没有绝对的权力。

谈一下和郭先生批评笔会有关的内容:所谓的被授权者,在获得管理的权力的同时,他们恰恰是交出了自己一些原来应该享有的权利,如部分的隐私权。
在澳洲,去赌场,妓院时合法的,但政府官员就不能去,不是说对政府官员就存在双重标准,而是对政府官员这个职位,有更高的要求,你可以享有你的人权,你可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动,但如果你不肯接受高标准的要求,你就不能从政。正像一个从监狱释放出来的原贩毒犯,不可能被警察局录用。被释放的人,享有公民权,但不合适做警察。

这里可以看出,不同的被授权者,有着不同的要求,不能对一个民间社团的负责人,等同于一个能够左右人民生命财产的政府领导人,甚至不能等同于一个负责治安的警察。

你可以对被授权者不放心,把他当作贼一样的提防者,但不等于这个授权者就是贼。被授权者,在取得管理权的同时,交出了他的部分权利。但并不是说,他就没有自己的基本权利。专制国家的政府官员,可能有不受监督的权力,但民主国家的政府官员,并不是可以任意的污辱,诽谤的。【"你们是我们纳税人养活的"。】是不懂民主的人才会说出来的话。

对吃福利的人,可以说:"你们是我们纳税人养活的"。但被授权者,不可以这么说,他们是依靠自己的工作养活自己的。被授权者不应该比普通人的地位高,但也绝对不能比普通人的地位低。郭先生的思路,似乎只要是成为被授权者,就可以被当作已经被抓到手的贼一样的对待了。


【这个理事会在它的运作过程中变成了不可监督、不可制约的权力。它的突出表现是:一方面,副会长余杰声名狼藉,会员们两次发动罢免,但罢免不了。另一方面,会员高寒以"诽谤"的罪名被轻而易举地开除会籍。被"诽谤"者陈迈平本人并不赞成开除,开除的真正原因就在于高寒触犯了这个不可监督、不可制约的理事会的尊严。】

对民主的理解有问题,自己认为真理在手,所以,没有按照自己的心意的事情,就绝对是错误的。【会员们两次发动罢免,但罢免不了。】能够发动罢免,就是民主程序能够运作,非一定要罢免成功才算是民主?按照这种逻辑,被罢免的一方,是否也可以同样指责笔会不民主。

你可以说笔会的决定,你是否支持或反对,你可以提出你的理由,但不能因为你不支持,因为笔会的决定不合你的胃口,就说笔会不民主。

【说美国的选民对候选人的问责,有时像老子训儿子一样。】
官员不能够对人民像老子训儿子,同样,人民对官员也不能像老子训儿子。你以为你有选举权,就有了训儿子的本钱?

【为什么有关会长的素质问题是禁忌】
你是授权者,你可以质疑被授权者。但世界上不只是你一个授权者,别的授权者可以不同意你的质疑,他们可以为你质疑的人辩护。这才是民主。

你自己把自己认定为唯一的授权者,唯一可以提出问题的人,而对所以的不同意见,都视为不懂民主,不懂授权者和被授权者的关系。

你提出郑义十几岁,在文革中的举动,别人不同意你的提法,你提出郑义夫人的问题,别人反驳你的提问,这难道违反了民主?只许你一个人品头论足?这应该是你的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论。

【我的问题是:"你的身体状况到底如何?"这个问题关系到"能否担当会长的重任?"为什么不应该提?】

你的问题真的只是【你的身体状况到底如何?"】

看下面你的话:

【:"你在《独立评论》回答网友为什么高智晟、郭飞熊被捕不表态时,以'身患不好治的病'作为理由。现在有意竞选会长,又说掰腕子力挫群雄。】

你指责他前后矛盾,就光明正大的指责,何必现在又假惺惺的做关心郑义的身体是否能够胜任笔会会长?

【你在《北京之春》一九九六年一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最后图腾--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清算》。在我看来你对马克思的书都没有看懂,就批判起来了。这是一种恶劣的文风。告诉我,你读过几本、几篇马克思的著作?请你开个书单,不完全也不要紧。我再根据你读过的书来提问】

批评马克思,需要读多少他的原作?

我可以说,马克思的某个说法错误,我并不需要去读马克思全集。
你可以反驳,你看的马克思的著作多,应该更容易反驳,你指出郑义文章中的错误就足够了。

中共和苏共论战的时候,倒是大家都引用马克思的原话,谁也没有少看马克思的原著。问题说清楚了吗?
【我希望他不是赶时髦,不是......。这是有关未来笔会会长为人的诚信问题,为什么不应该提?】

几十年的人当然会变化,十几岁的人思想,信仰应该保持到五十多岁不变?变化就是赶时髦?就是诚信问题?

为什么你不问问你的朋友刘宾雁,他不是入过共产党?你不是也一样。

张鹤慈01。12。07


东施效颦学民主 ——说说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

作者:郭罗基 / 来源:中国之路

简介:上一次笔会会员大会的选举,就是形式上的选举。我们笔会的会长、理事不是政客,也不一定是"贼",但笔会的会员不能没有公民意识,不能不"防"。由于形式上的选举缺乏严格的授权与被授权的内容,这个理事会在它的运作过程中变成了不可监督、不可制约的权力。它的突出表现是:一方面,副会长余杰声名狼藉,会员们两次发动罢免,但罢免不了。另一方面,会员高寒以"诽谤"的罪名被轻而易举地开除会籍。被"诽谤"者陈迈平本人并不赞成开除,开除的真正原因就在于高寒触犯了这个不可监督、不可制约的理事会的尊严。

我在google 输入 Pen Center, expel 搜索的结果有37200条,大部分是各国、各地区的笔会抗议各种各样的"开除",还没有找到一条国际笔会所属的145个笔会开除自己会员的案例。请大家再用别的方法搜索一下,如果你们也找不到,那么可以确定独立中文笔会的开除会员案,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这个笔会被人告上法庭,又是第二个世界纪录。恐怕还会有第三个世界纪录。

郑义竞选笔会理事时,我曾经东施效颦,学习美国选民毫不客气地问责候选人的做法,发出《会员郭罗基向理事候选人郑义提若干问题》。不料,引起很大的争议,还有些跟帖被网络管理员视为违规而删除了,想来是见不得人的。按照郑义的说法,又让我引出一篇"大文章"来了,主题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不久,电脑出了毛病,未能如愿。本来,我想事过境迁也就算了。会员大会上,我在追究选举的差错时,批评到一平头上,他对我反批评。和郑义一样代表"我们"的一平又旧事重提:"您可以再看看您对郑义先生的质询,出于对您的尊重,我们不多说,但是您没有自省。"已经说得够多了,还是"我们不多说"。那么,我本来没有机会说的话就不能不说了。
早有人问过我:你前面两篇发言,以理服人,这一篇提问怎么那样咄咄逼人?我说:那是因为身份不同,所以事情的性质也不同。前者是会员和会员之间的讨论,后者是授权者向被授权者的提问。现在我又回归会员的身份来讨论问题了。

(一)在被授权者敬畏授权者的地方才有民主

在民主的诸要素中,中国人最不理解也最难实行的就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

刘路批评我:"好可怕的老人啊。……国人有敬老的传统,但是老人是不是也要遵守一点底线?"我提问的身份是什么?是"老人"吗?我的题目就明确地表明了我自己和郑义彼此的身份:"会员郭罗基",这就是授权者;"理事候选人郑义",这就是被授权者。如果说:"好可怕的授权者啊",这就对了。在被授权者对授权者产生敬畏的地方,才能实行民主。所有对我的批评,问题都出在"妾身不明";如果要我"遵守一点底线",应当告诉我:授权者的"底线"是什么?这场争议的实质就在于独立中文笔会的选举要不要讲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
也难怪,在中国连大人物都不懂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

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代表本应产生于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之中,实际上"三个代表"和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毫不相干。江泽民说:"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力是没有意志的,它怎么能授权中国共产党来当"代表"?生产力的发展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难道没有"代表"就不发展了?人类社会从古到今生产力的发展又是哪个党"代表"的?所以这句话不要说有什么深刻的思想,连文字都是不通的。我来帮他改作文。只能这样说:"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符合'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管事实如何,至少文字上通了。再说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也是不通的。"文化的前进方向"尚未成为现实,对于非现存的东西怎么能够"代表"?我再来帮他改作文。这句话至多只能这样说:"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体现'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至于说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倒是可以的,但是必须经过授权。中国最广大人民履行什么手续、采取何种程序进行授权的?没有授权,自称"代表",就是冒充。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被吹嘘为"完整的科学体系"。"三个代表"中的三个"代表",内涵都不一致,违反了逻辑的同一律,既非科学也不成体系。要害所在,是从根本上取消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将"代表"强加于人。

当胡锦涛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有些人就感动得流鼻涕了。但这位当今中国第一号的政治人物,还是缺乏民主的常识。"权为民所用"就算相当于林肯所说的"民治"(by the people)吧,"利为民所谋"就算相当于林肯所说的"民享"(for the people)吧,"情为民所系"是废话,这是文学语言,不是政治宣示。胡锦涛的"三民主义"同林肯的"三民主义"相比较,独缺第一条"民有"(of the people)。胡锦涛也有他的第一条,没有说出来,那就是"党有"——"权为党所有"。因为"权为党所有",就根本不发生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只需培养接班人,想当然,就可以一世、二世传至万世。

(二)为什么美国人对政客像防贼一样?

郑义说,参加笔会就要交出部分权利。没错。按照民主的原则,公民对国家,个人对团体,都要交出部分权利。这就涉及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了。在这一点上,郑义的水平比江泽民、胡锦涛高多了。但是,仅仅说到这里为止,还只是初级真理。公民、个人交出部分权利之后,将发生什么事情?交出的部分权利形成权力。所以,权力是来自权利。

专制和民主的区别,说来也简单,就在于如何处理权利和权力的关系(中国人常常将权利和权力混淆,除了观念上的落后,也由于"权利"和"权力"的发音相同。将rights 译为"权利",搞错了,应是"利权"。我曾有专文论及此。为了讨论问题方便,免得大家说"权利"我说"利权"不对茬,我且从众用"权利"。)

专制的原则是权力决定权利。民权官授,官权君授,君权神授。将君权神授变为政权人授,专制就转到民主。人民授权是民主的起点。中共不承认权为民所授,所以始终跨不出走向民主的第一步。

授权者交出部分权利,由被授权者行使权力。行使权力的被授权者却成了统治者,而交出部分权利的授权者反而是被统治者。授权者与被授权者的关系,必然转化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授权者就要小心了,如果授权以后,对被授权者行使的权力无可奈何,叫做权力的异化,被授权者成为授权者的异己力量了。所以,按照民主的原则,在建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的同时,又要建立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关系。被统治者是监督者,统治者则是被监督者。

美国人的授权意识非常强烈,动不动就对当官的说:"你们是我们纳税人养活的"。还有更不客气的话:"我们对政客要像防贼那样防着他们!"这就是公民意识,这就是民主精神,这就是伟大的美国人民的警句。面对这样的人民,谁能搞独裁?尼克松略施小伎,就被抓住"贼手"。国会还没有启动弹劾程序,抗议的电报如雪片飞来,谴责的电话常铃声不断,这个总统怎么当?授权者直接站出来要收回授权了。如果毛泽东到美国来当总统,也免不了像尼克松一样,黯然下台。反过来说,如果尼克松到中国当"伟大领袖",那就不必偷偷摸摸搞什么"水门事件"了,可以大胆放手地搞他的"天安门事件"。美国和中国的不同,就在于人民和政府之间具有明确的授权与被授权的契约关系。中国虽称"人民共和国",人民对政府无可奈何,就因为事实上没有授权与被授权的契约关系。中国人也有不同于美国人的警句,不过只做不说,那就是:"对当官的要像老爷那样奉承他们。"


(三)民间社团也需要民主精神

一平大讲民间社团与政党、政权的不同点(并非都是确切的),他的意思是,民间社团负责人竞选,选民不必严肃问责。他忽略了二者的共同点:都必须恰当处理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而且,公民社会是民主国家的基础;没有广泛实行授权与被授权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产生实行授权与被授权的民主国家。

我所在的老人公寓,住着二百七十多户,也有类似中国的居民委员会(当然也是既非政党又非政权)。两位美国老太,平时蛮热络。到选举的时候,一位老太对另一位候选人老太提问:"我怀疑你的能力,你怎么证明自己能够当委员(Board member)? "我心想,她俩一定闹翻了。哪有这么回事,她俩照样很热络。她们将自己的身份区分得很清楚:平时是朋友与朋友的关系,选举的时候是授权者与被授权者的关系,所以"防贼"心理就冒出来了。

一平又批评我 "将政党政治放进民间文化团体"。什么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两党或多党竞争。中国有多党而无竞争,所以不是政党政治。我在独立中文笔会内部"放进"了两党或多党竞争了吗?什么是政党政治还没有搞清楚,就断言"将政党政治放进民间文化团体是很危险的"。我无意"将政党政治放进民间文化团体",而是尝试将民主精神引进民间文化团体。不对,只能说我是尝试将民主精神引进独立中文笔会。一般来说,在美国注册的民间文化团体并不缺乏民主精神,只有我们这个既是在美国注册又是中国人的民间文化团体,才需要引进民主精神。选举必须体现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这不过是民主初步,我刚开始尝试就被一些人当作"政党政治"来排拒了。


(四)为什么笔会的权力不可制约?

权力的合法性来自选举。选举是形式,它的内容就是体现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实行民主必须进行选举;但进行选举的地方不一定有民主,因为这种选举可能只是徒有形式而无内容。

上一次笔会会员大会的选举,就是形式上的选举。我们笔会的会长、理事不是政客,也不一定是"贼",但笔会的会员不能没有公民意识,不能不"防"。由于形式上的选举缺乏严格的授权与被授权的内容,这个理事会在它的运作过程中变成了不可监督、不可制约的权力。它的突出表现是:一方面,副会长余杰声名狼藉,会员们两次发动罢免,但罢免不了。另一方面,会员高寒以"诽谤"的罪名被轻而易举地开除会籍。被"诽谤"者陈迈平本人并不赞成开除,开除的真正原因就在于高寒触犯了这个不可监督、不可制约的理事会的尊严。

我在google 输入 Pen Center, expel 搜索的结果有37200条,大部分是各国、各地区的笔会抗议各种各样的"开除",还没有找到一条国际笔会所属的145个笔会开除自己会员的案例。请大家再用别的方法搜索一下,如果你们也找不到,那么可以确定独立中文笔会的开除会员案,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这个笔会被人告上法庭,又是第二个世界纪录。恐怕还会有第三个世界纪录。

本次会员大会,部分会员想要认真实践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结果发生一场混乱,大会的合法性和选举的有效性遭到质疑。可见在笔会实行民主之难。

(五)追问是为了给予信任

既然选举必须体现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选民对候选人就应当百般挑剔、千重怀疑、万种警告,才能给予信任。我在《提问》的开头写了几句话,说美国的选民对候选人的问责,有时像老子训儿子一样。意在有所提示,但不起作用。肯尼迪家族是我们这里波士顿的望族,出了总统、部长和议员,但他们的祖上是靠不光彩的手段发财致富的。选民们对这些政治人物经常追问他们祖上的丑事。追问归追问,当选还是照样当选。选民们知道,他们本人是优秀的,追问祖上的丑事不过是起个警告的作用。

余杰说我的《提问》"查出身,查少年时代的事情,牵连家人,无论如何都像是共产党搞的那一套。"你看,美国是不是也有"共产党搞的那一套"?

就连老好人蔡楚也作一回狮子吼:"搞株连是坏习气,应当指出。"什么是"株连"?这是权势者迫害无权者的手段。授权者怎么能用株连的手段来迫害被授权者?问题就在这里,他们只知道专制社会的权势者与无权者的关系,不知道民主社会的授权者与被授权者的关系,所以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美国人根本没有"株连"这一说。

我早就听说,美国大选的时候,有些小学就搞模拟"总统选举",真是民主训练从小学做起。我很感兴趣,苦于无从了解。有一次,在一个 Party 上偶遇一位小学老师,赶紧向她请教。她说,模拟选举也是像模像样的,各种程序都要演一遍。别的暂且不表,单说选民向"总统候选人"提问。她说,小学生互相都很熟悉,对本人往往提不出什么问题,问题都转移到家长身上去了。我还记得两个问题。一个是:"你的父母是否吸毒?如果父母吸毒,'总统'的政策是什么?"因为是"总统"选举嘛,所以总是爱用大字眼。另一个问题是:"你的父母有没有家内暴力(domestic violence)倾向?发生了家内暴力,你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个"总统候选人"不加思索地回答:"拨911呀!"另一个选民问:"谁都会拨911,你'总统'该做什么呀?"那位"总统候选人"僵在那里了。于是哄堂大笑。按某些中国人的说法,美国的小学生都在搞"株连"。

(六)何事惊慌?

指控我搞"株连",因为提问中有三个问题涉及郑义的太太北明。涉及北明都是提问的由头,没有一个问题要北明来回答,而是请候选人郑义来回答。其中,特别是如何对待假新闻问题,是与笔会的宗旨有关的重大问题。果然,笔会就出了一桩假新闻。第三次会员大会结束之后,大会秘书处已经不存在了,而不存在的大会秘书处居然还发布一个《新闻公报》。这就更加证明我向未来会长郑义提出这一类问题的必要性。

如果是搞"株连",首先是我对郑义进行迫害,然后又将这种迫害殃及北明。授权者对被授权者的提问是一种迫害吗?作为授权者,我必须根据郑义对问题回答的满意程度,决定我是否愿意授权。授权者对被授权者都无法迫害,又怎么能"株连"他人?有些人缺乏授权者意识,郑义也缺乏被授权者意识。他说我提的某个问题"这是一个十分严厉的政治性指控"。幸而我还没看到他自己就纠正了,并表示道歉。道歉就不必了。

黄河清给我打电话,希望我收回与北明有关的三个问题。电话打了一个小时,最后我明确地说不能收回。他叹了一口气,把电话挂上了。话虽这么说,我还在继续想问题。恶意的攻击,我可以不予理睬,但好意的劝说,也不能不作一点妥协。想了很久,想出一个办法:我不收回,但郑义可以不回答;我不失授权者的原则,别人也不至于产生不愉快的感觉。于是就以《答河清、一平》(现在看清楚了,这两位不是一种类型的)的形式表达了这个意思。还有一位盛雪,也是好意劝说的,因为我已私下向她有所表示,所以没有名列其中。

一平马上表示:"您收回对北明的牵连,向您表示谢意!"谢得我莫名其妙,我何曾说过"收回"。余杰也反对一平:"一平兄:郭罗基先生需要的是向郑义和北明道歉,而不是毫无歉意地宣布收回伤害别人的话,而且这种宣布并不值得你向他表示感谢。笔会讨论问题应当有一个伦理底线,不能因为谁年纪大,就可以随意侮辱别人。"这就更离奇了,居然要求授权者向被授权者道歉。除了表明余杰缺乏民主常识以外,又一次暴露此人心术不正,凡有机会必定肆意攻击。盛雪忍不住了,对余杰说:"送你几句顺口溜:手持伦理三节鞭,谁不顺眼抡两圈,道德是非量别人,我有上帝作靠山。许多人都认为,你有一系列做法都逾越了伦理底线,你曾经就任何事道过歉么。"

因为他们脑子里根本没有授权者与被授权者的概念,所以一切都被纳入权势者与无权者的解释系统。武宜三大段大段地摘引我过去发表的文章中的话,他认为需要人们注意的地方用粗体字标出,意思是这些话都可以用在我自己身上了。那是我作为无权者反抗权势者共产党的语言。如果要作类比,也应当以权势者对无权者的镇压,来说明授权者对被授权者的迫害。思维错乱,关系倒置了。

(七)为什么有关会长的素质问题是禁忌?

除了"株连"的指控,一平还说:"郭先生对郑义的质询的第7、8、9条不能成立"。提出判断、定义、命题,可以鉴别能够成立或"不能成立"。提问无所谓能否成立。"不能成立"之说本身才是不能成立的。提问题,只能说应该不应该提。那么,这三个问题是不应该提的吗?

第七个问题:"你在《独立评论》回答网友为什么高智晟、郭飞熊被捕不表态时,以'身患不好治的病'作为理由。现在有意竞选会长,又说掰腕子力挫群雄。你的身体状况到底如何?能否担当会长的重任?"一平给出"不能成立"的理由是:"因为郑义有对高、郭事件不表态的权利和自由"。我在这里有没有强迫郑义表态?我本人对高、郭事件就没有表态(不是没有看法),因为不需要事事都表态。请看清楚,我的问题是:"你的身体状况到底如何?"这个问题关系到"能否担当会长的重任?"为什么不应该提?

第八个问题:"你在《北京之春》一九九六年一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最后图腾--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清算》。在我看来你对马克思的书都没有看懂,就批判起来了。这是一种恶劣的文风。告诉我,你读过几本、几篇马克思的著作?请你开个书单,不完全也不要紧。我再根据你读过的书来提问。"一平给出"不能成立"的理由是:郑义"有批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权利和自由——即使他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注意,上面带问号的句子是:"你读过几本、几篇马克思的著作?"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因为我从他的文章中看到,他所引的马克思的话并没有看懂,而且我怀疑他根本就没有看过多少马克思的著作,所以请他开个书单,我再来提问。我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有批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权利和自由",而是涉及"恶劣的文风"。这是事关会长的素质问题。

(八)我所厌恶的是不懂装懂

也可以说说我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我在理论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中国我鼓吹"马克思主义是可以怀疑、可以反对的",因此而成为"自由化"的一大罪状,以至被剥夺讲授马克思主义的权利。

我的朋友刘宾雁和我一样,至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去年,北明、一平等编了一本《刘宾雁纪念文集》,宾雁夫人朱洪嘱我作序。我在序中叙说了宾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编者们居然要我改掉。我说:我不能愧对故人,决不修改,不合你们的心意可以不用。可见,像我和刘宾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能够容忍反马克思主义的,倒是有些反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的民运人士和自由主义者中间恐怕为数不少)不能容忍马克思主义,人死了还要他改变信念。

我在中国不能讲马克思主义了,美国人却欢迎我来讲马克思主义。哥伦比亚大学邀请我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我的课堂上就有反马克思主义者。一位美国学生的论文的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给了他一个高分。相反,有的中国留学生喜欢揣摩老师的心理,以为顺着我的意思写没错,我很吝啬地给了他一个B. 因为美国的考试不是像在中国那样评定"政治正确",而是考察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

郑义如果也像那位美国学生一样,写出有理有据的反马克思主义论文,我非但不反对,还会赞扬。我所厌恶的是那种不懂装懂、煞有介事地去批判自己不理解的东西。要是郑义竞选掰腕子协会会长,与什么文风无关;作为一个写作团体的会长,文风问题就引人注意了。难道有关未来笔会会长的文风问题是不应该提的吗?

第九个问题:"有人告诉我,文革中(那时你在清华附中)你为了表示'三忠于、四无限',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前的肉里。我听到这种壮举,浑身哆嗦。而且哆嗦了好几回,因为不断有人告诉我。请证实或辟谣,是否确有其事?如果确有其事,那么你是怎样从虔诚的毛主义分子转变为激烈的反共分子的?请略述转变的过程。"
在讨论文革的历史时,大家都"反对遗忘"。我一提郑义在文革中的事情,余杰说是"查少年时代的事情",刘路说是"翻历史旧账",都是要不得的。那么,你们是在反对"反对遗忘"。

一平给出"不能成立"的理由与他们有所不同,说是:郑义"有信崇毛泽东和激烈批判毛泽东的权利和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不可侵犯。"我恰恰肯定郑义具有这两种"权利和自由",他既可以是"虔诚的毛主义分子",也可以是"激烈的反共分子"。因为他在两种情况下,都趋向极端,所以我的问题是怎样"转变"的?我希望他不是赶时髦,不是......。这是有关未来笔会会长为人的诚信问题,为什么不应该提?

我对郑义的提问,尽管别人认为这个是"株连",那个"不能成立",郑义本人倒是一一回答了,有些问题还回答得不错。特别是他的"当选感言"中说:"少数派是一个健康组织不可或缺的积极构成。少数派是有重大贡献的。"这两句话,上一届理事、会长就讲不出来。看来郑义在本届会员大会上得益匪浅。现在就有一个四十六人联署的少数派声明,这还是人数不少的少数派;而这个人数不少的少数派是从高寒一个人的少数派发展出来的。但愿郑义有足够的智慧来处理少数派问题。

[一点更正:《会员郭罗基向理事候选人郑义提若干问题》中的第十七问,有一段话:"...... 连续多次对你和王怡采访。"这是从茉莉致余杰的公开信中复制过来的。原文的"你"是指余杰。我在最后修改定稿的时候,居然忘了"你"这个人称代词的所指,加了一个括弧(所以和你也有直接的关系),成了余冠郑戴,搞错了。]

(杨千峰笔会现场供稿)

刘自立:最初的早餐——看"'星星画展'回顾展"带来的思索

图为1979年9月28日,在中国美术馆外的“星星”画展把在馆内举行的《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给震了”。


因为和王晶尧先生等一行人观摩徐唯辛先生的文革人物展,顺便在北京这家《今日美术馆》观看了星星回顾展。整体的印象是,这个展览呈现了历史的灰色记忆,从画面到画家,已经成为北京人遗忘的一个落角,我只是看见几个老外步履匆匆地进入展厅。

而在文革人物展上,徐先生制造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效果。这个效果就是,按照一种所谓客观艺术的手法,我姑且称之为主观的客观——这也许是现象学的表述——使得文革人物以巨大的宽度和高度(有三米左右高吧!),整齐划一地排列在馆中。他们或许是超越是非和荣辱的,带有亦敌亦友的存在主义感受:这个存在,当然接受观众们的感受和审视,记忆和判断;小人物,现在已经和毛主席,林副主席并列之——受难者和迫害者,一并享受观众的眼光和鉴赏。这个记忆和历史人物的放大化,既给出中国特有的现实,也给出中国特有的无奈——在德国或者西班牙,是没有必要安排希特勒或者佛朗歌和受难者以同样的内容和形式给出画面的。但是,这个画面,正好补代了星星们没有做出的,对于历史和政治的记忆和发言:我们留影纪念——背景是直对画展门扉的卞仲耘和王晶尧合影(其实是画作)……。

作为一个《今天》杂志早期的作者,我本来应该充分估计这次回顾展的所谓深远意义,但是,看过画展,进行一下回顾,我却只能得出一个几乎是负面的结论:这个回顾展既没有既往之余绪,也没有开来之朝阳。她的孤独,也不是以往类似凡高、高庚或者先锋画家和诗人们的孤独,而只是反射了"孤独"本身较为原始和狭隘的含义。这个孤独,是一种比较小型的,个人的,感伤的孤独——这个孤独,成为文学之象牙塔和世俗化结合的现状中,一种无奈的悲伤和寂寞——这个寂寞,不是排山倒海以前,异峰独起时那种暴风雨前的寂静:像所有具备独创和原创性的艺术家们所遭遇的那样;命运,使得他们在产生异议作品的前夜,规定了他们愤世嫉俗的性格特征和伟大孤独带来的潜在力道——这样的作家,诗人和画家,包含我们知道的立体派,野兽派,印象派,以后出现的艾舍尔和玛格丽特等人——而是"噗"的一下子就告完结,那种效果。对于高庚们,他们完成了一种特质文化和先锋文化,全部意义在于:他们是独创和原创作者,不是模仿派和跟随派。模仿——是星星们的准确定义——这个定义,在21世纪前期再次确定,对于这些缺少原创力的画家们,是一个不算太好的消息。在电脑和其他制作成为替代艺术创造的这个世纪和上世纪晚些时候,艺术家们严格意义上的独创行为,基本完结——从绘画和音乐,从写作到逻辑推导,就连诺贝尔文学奖,也呈现一种竖子成名的不严肃状态——诺贝尔文学奖本身摒弃托尔斯泰,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等人的小思考性质,早就把这个奖项的标准定在瑞典几个庸俗老人的保守思维中,而越发不可救要——我们当然不排除直追卡夫卡这样的出类拔萃者的少数得奖人。我个人以为,土耳其的帕默克,很有点抵抗和平衡西方思维的味道,而且成为他那个地域的全球性人物;不像很多二、三等文学写手那样,很快就会被人们遗忘。

星星画展和今天文学,无疑对于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个影响无论如何估计都不算太低,太差,她是七十年代的写作者们、甚至思考者们,不可缺少的一个标志和里程碑;但是,这个里程碑上,却很少出现我们所言普鲁斯特和乔伊斯般的文字规模和文学思考——这包括文学文本和哲学文本的链接,包括文学文本在政治、历史意义上的创造:如,古拉格——这个名字;很少出现类似我们提到的艾舍尔和玛格丽特带来的文字解构和媒介解构式的自我和自他提问;很少出现含带整个东西方文化的历史意识:如,涵盖除去中国地面以外的那种所谓"新年意识"——这个意识,涵盖了整个宗教产生前后的死亡,复活和再生(涅槃)意识——也就是后来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出现的,几乎是效法之的苏鲁之(查拉斯图拉)意识和基督意识
。基督意识产生的全面思索,直接涉及到画家对于语言和媒介的使用和怀疑:就像玛格丽特和艾舍尔,也向艾科和本雅名所做、所写的那样——他们的文学思索直接和上帝、和大祭司和基督王国之王们接轨,其国王和政治法术的内涵是:法律和道德链接,天地和人体接轨,头是天,脚是地。几乎在所有结构和解构中,人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继往开来的"新年意识",新世界和末日意识的展开和复制。究其要意,东、西方的人们,其实就是在这个很大的文本上,在现实和未来之思维中展现其文学和艺术作品,几乎没有例外。这个宗教政治和文化意识,成为判断一部文学作品和一张画面的深层次追究,且成为一切评论文本的上、下意识的索评对象。这个宗教和历史的考问,在中国七十年代末,尚未形成一种范式和习惯,也几乎没有出现在星星们的脑袋里。

星星画派的出现,本来就是对应中国政治黑暗和社会锁蔽的反抗,但是这个反抗的分量,几乎完全缺少我上面所言的宗教和历史审查的严格性——无论是玛格丽特解构人类艺术媒介的可靠性,还是艾舍尔解构结构本身的几率性——这些先锋画家反对的传统参照,正好形成了他们现在成就的反参照。也就是说,如果一种艺术没有参照或者反参照,那么,她的出现本身,就是残疾和虚弱的——星星画展就是这样一个很残疾、很虚弱的艺术表达。我们当然不会否认他们奋勇摆脱政治桎梏的探索精神,当然不会否认那个时期出现的朦胧诗歌及其代表人物的所谓进步意义,但是我们说,所有这些,都是非产孱弱和几乎是非常空洞的一种反抗;这样的反抗,没有成就和探寻我们上述所言的宗教根据和政治理念,她只是停留在一种青春感性的发现和复制上面——当然,这个认可青春的态度,认可人性的态度本身,就是对于文革和毛时代,最大的反播和抗争——这个所谓历史意义,也应该充分予以估计。不能充分予以估计的,是所有这些反抗后面的参照系统的模糊和隐含。这个参照系,连同其本身对于历史折射和艺术折射的把握,没有被星星们探究和充分发现,他们的感性主义,成为反对那个时期没有人性和没有感性的机器人现状的勘误,但是,他们本身也同时没有找到一个准确的宗教寄托和政治寄托——这个政治文本,不是由今天派的人们提倡和传播的;这个寄托,应该是在九十年代,人们开始关注中国兴起新一轮自由主义言说的时候,被再次提到台面上的——与此同时,诗歌和艺术,出现了严重脱节于兹的现象。朦胧诗和星星画派中人没有关注和参与到这个后六四时代出现的自由主义浪潮中。

这个浪潮,难道不应该成为画面和诗歌的某种启示和题材吗?也就是说,六四事件的后续思维,正好体现在九十年代自由主义文本的面世。这些文本,给人最为深刻的印象,当然就是关于民国时期人物,文本的回顾与思考——这些思考,包括对于民国大学,民国报纸,民国法制和政治的、几乎所有方向的思考——自然,也包括对于民国诗歌的文学回顾和研讨。于是,在一个较为宽大的层面上,九十年代的思考,成就着一种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政治走向的、较为广泛的探索——而这一点,是今天中人疏于和远离之的缺如所在。星星也好,其他内地艺术也好,他们的原创性思索,既不可能产生但丁对于建设地上天堂的思维,也不能产生尼采对于毁灭天上天堂的叫喊——他们不可能像洪谦和金岳霖先生那样,追随着对于文本的逻辑之怀疑式,也不可能像熊十力和马相伯那样,引入对于基督教和佛教的思绪,更不可能如胡适之和殷海光那样,试图在政治建构和民主问题上发言——所有今天和星星文本和画本,都缺乏介入这个以后越发变得敏锐和迫近中国课题的大研讨,含艺术和政治社会课题的研讨。我们看不到星星或者今天中人,在哪怕今天这个时刻,变得日益成熟和博大,并且与时俱进地、涵盖他们所关心的文学和艺术课题;他们也没有成为艺术和文学领域中颇带灵魂具像的领军人物——这些人物,却是由民主墙时期开创政治文论的那些人坐镇核心,成其气候的——但是,这些政论写作者,当然不可以在艺术和文学写作上越俎代庖,全面兼顾之。于是,文学的落伍和边缘化问题,成为一种几乎无解的0式答复
。我们看到,星星和今天,在影响整个中国思想界走势上,几乎完全不起作用。

那么,今天和星星中人缺少哪些时代巨擘应有的品素和天才呢?他们中第一个破坏宗教天律的,就是顾城。对这个杀人犯所引起的一切同情,是完全不道德和岂有此理的。这个人的诗才,停留在一个老少年幼稚的鉴赏和关照水准上,他的人格缺陷,完全不可能使他完成任何一个魏尔伦或者兰波那样超然人世和人伦的世界杰作。对于他的文本的任何分析,都会使人想起某种极权和专制人格造就的分裂因素。早在德国,他就有了肇事和杀人举动。我们已经将其排除在政治和文学双重人格的庞德主义之外,成为一个继续毛主义可以杀人——这样一种简单思考的犯人——没有人可以为其违背天条和星空律令的罪行,做任何所谓假诗歌辩护,因为,上帝和耶稣说过,你不可以杀人!这个摩西大戒,是不可以开戒的。我们看不到任何可以为之辩解的杀人有理论,言他左右论,可以立得住脚。

今天的官方化运营,使得中国本来的非官方和异议文本,成为后极权主义文化的一种装饰——这个装饰最大的人员证据,就是舒婷成为伪作协的官员——这是任何阿赫玛托娃和曼杰力什塔姆们,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舒婷文本,和今天的某种可贵的意义文本,本来就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舒婷现象,是今天政治朦胧观的误会。

由于这两件事情,造成今天派尖锐的分裂(我是指精神反叛意义上的分裂),而变得似是而非。今天中人,在很多方面,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团体,就在于她一开始,就没有形成俄罗斯反对派文学的那种高贵和纯粹。但是,分裂的另一个迹象,却是令人欣慰的:今天中人,对于六四屠戮,有过很尖锐的发言和抗议;今天中人,有过要求释放异议人士魏今生的抗议联署;今天中人,一直以来,诉诸今天精神可贵一面的人员,还是赫然存在,在这个要求所谓文学不问政治主义中,而有所作为:如,徐晓女士,她竭力出版遇罗克的回顾书籍等,发扬了今天本来应该大力发扬而被有效阻遏了的那种文学和政治努力;郑义和王立雄的政治关怀和小说写作,在正面面对今天缺如的政治主题上,做了很大贡献。万之和贝岭参与——或者曾经参与的笔会,早期,也有这样的关怀;尤其是贝岭出版的《倾向》,在合并文学宗教和政治思考层面,功绩显赫。我本人对于他们把文学拉向哈维尔主义,极表高兴和赞赏;贝岭所编刊物,要不是应为钱资问题,本来可以和《今天》并立文坛,取长补短。

我认为,今天崛起时刻参照的大文化背景,是值得肯定的——这包括诗歌背景,小说背景;包括圣琼.佩斯,包括洛尔伽;包括卡夫卡和包赫斯等等。但是,更加准确的背景参照,我认为,也应该在这个参照的系统中,加入某种本土化和时代特征,以完成从一个参照物向另一个本土和中国参照物的靠拢和衔接。这样,才不会因为某种参照系同的朦胧而导致整个文本和画面的模糊。无论是聂鲁达、还是史蒂文斯,他们的文本,如果是不参照本土文化而凸现其中,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反之,庞德和马勒的文本解析,究其核心和确其文义,则常常显示类似伏尔泰、白晋、尤塞奈尔或者克洛岱尔的中国式,却并不是准确的中国——这样,这些朦胧参照的出现,译文风格的出现,使得汉语诗歌的音义对位等问题接踵而至,无法收拾。朦胧诗的大忌,自然就是写出诗,而消灭歌——这个由吴宓,梅光迪,朱光潜和闻一多等人早就提出的问题,今天派人,照样未得解决之。于是,今天派,从一开始,就没有能够将此辩论进行下去——这个辩论,就是梅光迪等人和胡适之之有名的康奈尔辩论(见胡适书信集)。于是,在考量庞德主义的异乡文本和参照变异背景的诗歌写作中,人们并未将此一课题展开,有效讨论之。

就像我们在星星上,几乎看不见中国传统的延续和在秉承这个延续中施行的思索那般,星星画派,没有任何有力举证中国传统的创造,也就是说,他们先天不足来自传统修养之缺,使得他们和很多独断传统的五四误导一样,将祖先的风范和优点,置之度外。我们在回顾整个中国历史上传统画派的绘画和书法制作的时候,就和我们朗读唐诗、宋词的时候一样,我们看到的
,是比今天诗歌更加成熟,高妙和深刻的作品;从形式的开创到艺术的关照,中国传统诗歌的完备和体制,几乎是无法动摇的;而绘画,成为二者之间的互补——而决不是相反。反之,如若他们可以在西化和本土化上面更加自觉一点,有一点创造性和整合能力,且愿意参照朱耷或者唐寅的作品,也许事情会变得更加繁复和正面。但是,这个缺如并未改善。就像如果没有提香和拉斐尔,就不会产生马蒂斯和夏伽尔。这个道理,简直无须多言。整体上说,就是一个如何运用现代性和传统性结合的课题——甚至,是一个如何运用民主自由和文化关照相系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看到的,最为明晰的解读,就是牟宗三的民主和传统儒家说的现代性合一与改造论。这个改造,一言蔽之,就是把中国文化的内在性和西方文化的外在性,加以统合(见《中国哲学的特性》牟宗三)。用通俗的语言叙之,就是,中国人人性改造说,要配套以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之改变,并在这个磨宕的过程中,实行体制缺如的补足和再创造——就像,也许像,佛教和儒道的结合一般——这个设想,下接到中国艺术和诗歌里,也是同理:中国诗歌的拓展,应该是接合中国诗歌的音乐性属性,固定其音、义对位,画、义对位,字、形对位,等等。中国艺术,中国画面,应该不可完全抛弃朱耷或者唐寅等人…..这才是中国艺术大复兴的较大关照——没有任何一个文化复兴,可以排除本土文化,古代文化的再发现,甚至,像文艺复兴时期那样,依靠某种古墓和出土文化的启示,他们才成就了纵横摆阖的大创造和大优秀——这在很多关乎于此的书籍中,已有记述。

当然,我们绝对不会排除某种超越本土,和具备世界性的文学和艺术创作。这样的试验,并非不合法,不合理,但是,这个试验的更加广大的全球性眼光,是成就其文、其画的根本。我们看到的,比如,翁.艾科的文本,就有一种向东远征的亚历山大王之气魄,他的《傅科摆》和很多企图扩大基督教眼光的作品之出现,就是在整合整个基督教边际以外的一切文化和文本——像是他们重新塑造十二门徒,重新解读圣杯,重新定义圣殿骑士,重新分析末日和新世纪,重新确立他们的"最后的晚餐"(这个画面,最近被发现,是由门徒的手和高地不同的杯子或加他物,组成的一副总谱:演奏之,整个音乐长达四十四秒钟;这是对达芬奇的另一个伟大发现!)——和复活——他们重新开掘基督以前一、两千年的新年意识:祭伺举办的死亡日和复活日,涅槃和重生,王国和王法——上帝的律令等等——他们关注到查拉斯图拉,关注到方尖碑和黑方石,关注到婆罗门和刹帝力,甚至关注到毛和游击队。我想,如果星星们知道了道德律的星空层面,就像康德,梅特科林或者雅斯贝斯那样,那么,星星们在行将就木的时刻,曙光就会出现!

难道人们不是这样企盼的吗?

在这个意义上,星星画展,永远是青年人最初的早餐——他应该面对的,是基督最后的晚餐——末日是不可避免的——要将其挥之开去,以迎接新世纪的伟大诞生。

原载《自由圣火》作者来稿

李昌玉:更要反对的是政治黑名单

今天读到熊培云写的《黑名单是一种驯服社会的方式》(原载《山西晚报》),这是一篇值得全社会重视的文章。他说:如果我们承认每一份黑名单都是对相应责任人做权利的减法,每一份黑名单所对应的都将是权利的贫困化,就不难发现,在人们不断追加的歧视战争中,整个社会势必因此分崩离析。而长此以往,恐怕再有希望的社会也会回退到自给却不能自足的石器时代。

不过熊培云主要是就航空公司控制机票而言。我认为更可怕的是政府手上的政治黑名单。我写过一篇《中国政治黑名单上的一群新贵:老右派》:无可讳言,中国政府有一份政治黑名单。这份政治黑名单一年来的最大亮点,就是增加了一群新贵,他们是五十年前毛泽东打的右派以及他们的子女。

我从前是右派分子,现在就不知道叫什么分子了,但我的书籍、护照、赴港旅行证被抄家抄走半年以上了。政府当然是怕我偷越国境,限制在国内,但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反右运动国际学术研讨会已经结束快半年了,为什么还不还给我呢?

几个老右派只是政治黑名单上的部分人。我的同事,山东大学的孙文广教授,几次申请赴港旅行证,都被拒绝。他从前当过七年半反革命分子,现在因为好发表异议,他算什么分子呢?大概叫异议分子,因此上了政府――公安局的黑名单。

我是一个可能患了肺肿瘤的病人,再过两天,医生的一刀就可以切开胸腔,验出是恶性,还是良性。在这个时候,我要大声疾呼:依靠黑名单是驯服不了社会,构建不了和谐社会的。用黑名单驯服社会正说明政府的低能无能。

呸!

2007/12/1――作为一名可能的肺肿瘤患者,医院已经排定,4日给我做手术。读了熊培云的文章,发表感想如上。)

图为作者李昌玉

附录:

熊培云《黑名单是一种驯服社会的方式》

2007-12-01 11:10:49 来源: 山西新闻网(太原) 网友评论 1 点击查看

熊培云资深时事评论员

人们常常谈到网站被黑,却很少谈到公民权利被黑,然而这方面的例子却并不难找到。比如几天前,几位大连乘客在春秋航空公司网站上订票时,被告知上了黑名单”,电脑拒绝为其服务。原来,这家航空公司于11月初建立了黑名单系统,凡旅客有过占机、霸机行为,造成航空公司连环延误,将被拒绝购票。(1127日《新闻晨报》)

我曾经听过欧盟给一些安全不过关的航空公司开出黑名单,严厉到甚至普京的坐骑都不能幸免,然而,甚至俄罗斯的航空署也承认,那完全是出于飞行安全的考虑。尽管春秋公司也表示是为全社会好,然而,这个黑名单一出来,还是看得大家眼前一黑。来自航空公司的权威解释是,之所以用黑名单拒绝闹事旅客,是减小社会成本和公司成本的必要办法,也是航空公司的无奈之举———因为在此前的相关纠纷中,公司已经损失惨重。

无论如何,希望在黑名单解冻之前,上述被黑乘客能够找到其他航空公司的飞机抵达自己的目的地。实在不行,大概也只好改用其他的交通工具了。当然,最重要的是从今往后出门得学乖一些,坚持温、良、恭、俭、让,有话好好说,遇事就沉默。否则,等到其他掌管交通工具的公司都开出这种黑名单,甚至搞出个什么黑名单联盟,恐怕你就只好日夜喂驴,以备出门之需了。

众所周知,黑名单是一种统治方式,一种驯服社会的方式。和许多朋友一样,透过这张黑名单,我首先看到的却是航空公司对消费者究竟追加了怎样的暴力与歧视。表面上其针对的只是特定的害群之马,然而,实质上每个人都有可能被定义为害群之马。按说,航空业属于公共事业,其产品作为公共品进入市场交易时,本应该向所有人开放。黑名单的设立,在报复特定消费者时,无疑已经构成了对该消费者的侵权。

是不是要多理解一下航空公司的无奈”?然而,凭着我们的直觉和日常飞行的体验,乘客的无奈并不比航空公司少。作为承运方,至少在信息不对称方面,航空公司有着绝对的优势。事实上,这也是很多时候航空公司与乘客冲突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说2007119日的晚上,从丽江飞往北京的东航MU5711次航班在经停昆明时把乘客扔在机场长达12小时,其间东航云南分公司解释称飞机机械故障。直到有乘客通过电脑上查出该飞机即将从西双版纳飞抵昆明,航空公司才不得不做出书面致歉,承认飞机被调往西双版纳。

浅显的道理是,从来没有无来由的占机霸机。公允而论,许多冲突之所以得不到有效、及时的控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航空公司在危机管理方面做得不够。从这方面说,简单地将冲突及其造成的后果与影响完全归咎于几位乘客,既是对乘客的不公平,同时也掩盖了问题的实质。

此外,更应该看到的是,人们之所以对这份黑名单投反对票,就在于看到了航空公司自我授权惩戒乘客背后的种种荒谬与危险。试想,假如任何部门或行业都可以无视市场公平与权利平等,对不合心意者进行处罚与规训,恐怕这个社会真要如福柯所说,变成彻头彻尾的监狱群岛了。

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承认每一份黑名单都是对相应责任人做权利的减法,每一份黑名单所对应的都将是权利的贫困化,就不难发现,在人们不断追加的歧视战争中,整个社会势必因此分崩离析。而长此以往,恐怕再有希望的社会也会回退到自给却不能自足的石器时代。从这方面说,航空公司所谓节约社会成本实际上是让社会血本无归,把社会希望也给节约掉了. (本文来源:山西新闻网-山西晚报 作者:熊培云)

茅于轼:我们的税务机关有点像强盗

羊毛出在羊身上”,老百姓的“羊毛”拔得很顺溜,但是“羊毛”都去了哪里?大部分老百姓觉得交税后石沉大海,看不见摸不到。

南都周刊:《福布斯》新近出炉的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排名全球第三。您怎么看?

茅于轼:我不了解这个的计算方式。痛苦指数不是因为税率高造成的。我想主要还是征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税制的问题。

南都周刊:民众的“税痛”主要是很多来自生活层面的主观感受,那么您认为目前税收问题当中最让人痛苦的是什么呢?

茅于轼:中国税收最突出的问题,我觉得是收税的一部分成本由纳税人负担,这点是不公平也不透明的。本来征税成本应该由税务局由政府负担的,现在由纳税人负担,这样就造成税务局加强税收征管所花费的成本要纳税人出钱,举例说,每个企业现在要买一个税控机,这是税务局要用的,但是现在却要企业买,一个很简单的东西要花几千元。让你出很大的力气,花很多的钱,做什么呢?加强对你的征管,这等于叫你自己打自己耳光,还要用很大的力气去打,这就是造成痛苦的原因了。

还有我们现在也没有公布征税的成本是多少,比如香港就有公布,收了100元税,征税成本是12元,下一年是11,再下一年是10元,这个数字要逐年降低。可是我们是不公布的,而且很多的纳税成本都让纳税人负担了。

南都周刊:另外,这些征缴上来的税收被公权部门挥霍的现象同样不容忽视,对于纳税人来说,他们所感受到的被强制力远远超过自主权。这是不是也造成痛苦的一个原因?

茅于轼:这是纳税人的权利问题,跟民主政治有关。老百姓到底是国家主人还是被剥削对象呢?纳税人没有权利去问这个税干嘛用了。我觉得这个还不是大问题,有个问题是纳税人跟税务机关的不平等。对于税务机关的不恰当行为,普通人没有抵抗能力。比如说税务机关态度很坏,也只能顺着他;比如纳税要排很长的队,在太阳底下晒着,不能抱怨;比如说非法征税……老百姓不能抗议,理论上可以,但事实上一旦抗议就会给你穿小鞋。

南都周刊:也就是说征税的方式有问题?

茅于轼:除了征税的方式,还有就是征的税本身是非正义的税,是不符合道理的税。比如说税务机关让企业做假账。一般的来说,企业做假账是为了逃税,而我国有一个可笑的现象,就是税务机关竟然会让企业做假账来多收企业的税。你的成本不算成本,算利润。中国税收部门有一个想法就是多收要比少收好,而不是想到依法、依正义来收税。怎么多弄钱就怎么征。我们的税务机关有点像强盗,他不跟你讲道理的。

南都周刊:所以说税负的痛苦指数在税负相同的情况下,如果纳税人的人格被充分重视,那么纳税人的痛苦感就会比较低?

茅于轼:是的,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还有更坏的情况,政府让企业做假账多交税,企业当然不服,那企业怎么办呢?企业也做假账,在其它地方做假账。把多交的税再捞回来。企业做假账自然是违法的,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你让我做假账多交税了,那我做假账逃避也是一样的。但会造成什么后果呢?税务局会查你的账,一查一个准。因此,税务局手中的权特别大。这也是税务局不愿意放弃现行的税务制度的原因。企业都怕税务局,关系就变成了一种利益博弈和对峙的关系,而不是税务局服务于纳税人的了。

南都周刊:目前有一些这样的认识,比如认为我国税负的不合理也表现在工薪阶层税负重,而富裕阶层税负轻。

茅于轼:工薪阶层是最主要的纳税源吧,他们应该是最痛苦的,因为他们所有的收入都在监督之下。而高收入的人,他的收入税务局都不知道,账目上也看不出来,没法收他的税。1981年开始收 个人所得税的时候起征点是800元,那个时候的800元相当于现在的8000元,所以现在的起征点应该是8000,但是现在只有1600,所以说政府在这方面很不要脸。当时800,大家有意见,就定到1500,大家还是有意见,最后做了一点点的让步,但是起征点定得还是太低了。别说8000了,就是在四五千都还相对合理。总的来说我们现在的税收太多了,我国税收的增长率比GDP的增长要高出一倍。但是老观念就是认为越多越好!从个人所得税的角度来说,其作用就是调节贫富差距的,也就是高收入者该多交税,现在起征点那么低,就起不到这个作用了。

南都周刊:这样,从根本的角度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地考虑加快税制改革?

茅于轼:这很复杂,与教育水平,民主政治,传统文化都有关。在发达国家,每个人都有税号,可以在互联网上查找自己相关的纳税情况和所享有的权力,而我们现在还不是每个地方都能联网。还有,中国老百姓往往将纳税看作是缴皇粮而不是纳税。农村老百姓乖乖地交税却从来不想交了税能享受什么。所以,整个技术层面和观念上都存在很多问题。

(本文原载南都周刊)

包容岂能无限度?——也谈‘蔡元培悖论’

作者:张成觉

提起蔡元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无不立即联想起‘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是蔡先生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奉行的方针。新近有所谓‘蔡元培悖论’,附和者质疑蔡于 1927年‘成为清党推手’的做法,指之为‘党同伐异,唯我独尊’,是‘理论上的主张和政治上的行动反其道而行之。’。此说实在令人难以苟同。

诚然,蔡于1927年3月28日至4月2日,主持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紧急会议,通过了吴稚晖提交的‘请查办共产党函’及相应提案,从而拉开了清党的序 幕。这被中共说成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行为。但蔡此举是否背弃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呢?,属于党同伐异性质吗?且看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当时正处于所谓‘宁汉对立’时期。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于汉口举行。在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把持下(实际听命于共产国际代表,俄国人鲍 罗廷),全会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及《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等十一个决议案。还通过了《对全国人民宣言》`《对全国农 民宣言》和《对全体党员训令》,并改组了中央常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国民政府。蒋介石`陈果夫等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被免职。蔡元培在上海主 持上述中央监委紧急会议,正是因应局势采取的对策。

吴稚晖函中称:‘现汉口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共产党及附共之各员奉俄共煽动员鲍罗廷而盘踞。’‘举凡中央执行委员会附逆有据之共党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其 提案称共产党‘谋叛国民党及不利于中华民国之种种行为,应行纠察。’会议依此审查了中央执行委员,将之分为三类:甲类为本党忠实分子,乙类为态度可疑分 子,丙类为共产党分子及附合共产党分子,确定了应先看管者的名单,包括鲍罗廷,陈独秀,李守常(大钊),邓演达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共190余名。 会后,吴等咨文国民党中央,要求对所列人士给以‘非常紧急处置’,‘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4月12日,蒋在上海实施清共,中共名之曰 ‘4。12’政变。其间,除李大钊在北平被张作霖送上绞架,其余被捕的中共要员,大多依吴提案处以监禁。

论者又引述称:当时‘远在北平的周作人发出这样的批评---“最奇怪的是智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大发其杀人狂,而也是智识阶级的蔡(元培)胡(适)诸君身在 上海,有视若无睹”。“南方之事全败于清党”,而“吴蔡诸老”无法推卸责任。’倘周确曾如此批评,真不知其何所据而云尔!吴稚晖于何时及怎样‘大发其杀人 狂’了?周作人见了吗?

由上可见,‘清党’是因为中共‘唯俄独尊’,操控国民党,不容蒋介石,‘伐异’在先(即使按中共官方的说法,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举行之际,蒋亦并未‘叛变 革命’)。蔡`吴为国民党之生存及中华民国的利益,不得不出此非常举措。也可以说,蔡实质上在谋求‘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之得以继续实行。尽管其后在 蒋政权管治下的22年间(1927-1949),中国社会政治黑暗,民不聊生,但正如储安平1948年所言: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 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请问,毛入主中南海之后,何曾有过一丝一毫的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事实上,兼容并包不可能没有底线。例如,我们不能包容恐怖主义者,不能包容叛国通敌证据确凿者。这一点,适用于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制度。而当年的中共,就是 接受共产国际指令,拿苏联卢布,为其利益效劳,在城市农村搞暴动,杀人放火,‘劫富济贫’,连中农都不放过。他们奉为指南的所谓‘共产主义’,根本不合中 国的国情。对此,岂能侈谈‘包容’二字?

这里,不妨引用鲁迅的话:‘损着别人的牙眼,却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1927年的中共,已经‘谋叛国民党及不利中华民国’,到处煽动农民造反, 积极武装城市工人,磨刀霍霍,跃跃欲试,打算建立苏俄式的‘工农政权’(实质是中共一党的独裁政府)。孙中山创立的民国政府面临此你死我活的关头,哪里还 有什么兼容并包的余地?

上述论者非但不以蔡推动‘清党’为然,对‘剿共’也一律否定,这并不奇怪。笔者只想指出一点,‘稳定压倒一切’乃当今中共高唱入云的主旋律。30年代国军 之‘剿共’,性质与此相同,尤其国难当头之际,‘攘外必先安内’可谓金科玉律。1931年‘9.18’事变,日寇侵我东北。不到两个月,即当年的11月7 日(苏俄十月革命纪念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毛任主席,项英为副主席。此乃地地道道的分裂祖国,而且实际上与东北的日寇南北呼应,使 我国军两面受敌。是可忍,孰不可忍?蒋委员长大举剿共,天经地义。岂能亦将之归为‘党同伐异’?正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什么人才会高喊要对分 裂祖国者‘包容’?除了汉奸和日本关东军之外,相信别无其他答案吧!

莫名其妙的是,该论者除抨击蔡元培先生,连带举了鲁迅,胡适,以至毛泽东作为例子,证明其所谓‘新文化进入中国之后,以新文化人自居者,理论上的主张和政 治上的行动总要反其道而行之,有普遍性。’鲁胡二人兹不论,就说毛。此一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生,似乎从未‘以新文化人自居’。他倒是以‘马克思加秦 始皇’自诩。区区‘新文化人’,简直不在他眼里。何况他一贯看不起知识分子。

然而该论者竟以毛作为‘蔡元培悖论’‘最大的例子’,说什么‘这位“五四”运动中的热血青年’,显示了‘在新文化运动后来的发展中,德先生`赛先生麾下的 大将无不反其道而行之,党同伐异,唯我独尊。’我们且不说‘五四’时期二十六七岁的‘热血青年’毛,远不够格被称为‘德先生`赛先生麾下的大将’,仅以 57年他策划‘阳谋’起种种倒行逆施来看,早就远远越出新文化运动发展的范畴,属于政治领域的现象了。试问,论者列举的‘凡是不符合他要求的异端,一律批 判取缔,凡是不绝对服从他绝对权威的人,无不就地消灭。’这些跟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有什么相干?至66年文革开始后,毛更是变本加厉,登峰造极。而他自己也 说,文化大革命实质是政治大革命。

综上所述,该论者对‘蔡元培悖论’的阐释概念混乱,论据失当。就其成因与化解而作的论述,便难免给人以空对空的感觉了。(07-12-1)

胡星斗:改革国家创新体制,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研究院

——在“创新型国家与知识产权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

一、中国的国家创新体制的问题。

  中国的科研体制总体上来说,是一种国家主义科研体制,它有一些优势,优越性,那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做一些大的科研工程,攻克一些大的科研项目,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原子弹、导弹、卫星一系列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原因。

一方面成就巨大,另一方面国家主义科研体制也存在着一些先天不足,存在的问题非常多。如果不能够克服这些问题,可以说中国的科技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国家主义科研体制的主要问题是:科研力量主要集中在国有的大学、科研院所;学术资源分配的权力化,学术腐败严重,浪费巨大;学校的教育不重视创新能力的培养;知识产权的档次低;官本位严重,靠权力分配学术资源、确定学者的地位,真理成为权力的奴仆;教育市场化,大学产业化,科研成果的评定政绩化、数量化。

中国的科研力量70-80%都在国有的大学和科研院所,而发达国家70%以上的科研力量都在企业。比如说像贝尔实验室出了一大批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他隶属朗讯这样的企业。美国75%左右的科研人员都在企业,日本也有70%左右科研人员都在企业。

  国家主义体制虽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它的科研成果很难向民间扩散,很难应用到社会生产各个领域。

国家主义体制还导致学术资源的分配的权力化,完全是官员来决定学术资源的分配,因此学术资源的浪费也是非常严重。比如说前一些天报纸报道,中国60%的科研经费没有用在科研上。大量的资金浪费,反正都是国家的课题,经费一旦要来了以后,课题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它的经济效益如何、后期监督等,缺乏措施。科研人员基本上是年复一年在申请国家项目、国家课题、部委课题,申请完了以后,有的可能就匆匆忙忙或者是想方设法把科研经费花掉,带一帮学生把课题做完。做完了以后,课题到底发挥没发挥应有的作用,似乎就没有人管,最多发表几篇论文也就万事大吉了,发表了论文,可能有的人就提教授,提博导了。然后接着又申请课题,申请完了,又是让几个研究生去做,想方设法把钱花完,花完了又接着申请,基本上是这样的体制。不大注重效果,而注重的是教授有多少科研经费,以科研经费的多少来衡量他的成果

再比如,很多科研机构每一年花巨资购买设备,但这些设备的使用率极低,有的时候花了几百万甚至更多的钱买进来的设备,一年也不用一两次,大部分时间都是闲置。中国封闭的单位制度使得缺少科研资源共享的平台。

而且,国家主义体制不太重视创新能力的培养,整个中国人们关注的更多的是某种选拔式的人才培养,强调的是背书本,重复别人的观点,强调权威性,学术权威的观点那是绝对不能够批评的。我们甚至强调避免旁门左道的思想。而在发达国家的大学里,研究鬼神的教授也不少,国外有一个学科叫超心理学,有点像我们的特异功能研究,但是跟特异功能不一样就是它还研究鬼、神、灵魂这样的问题,即使这种研究,在他们的大学里都是名正言顺,看起来是异端,是唯心的东西,但是他们都允许去探索,所以他们才会有各种新的思想的出现。而我们很多学生的数学计算本领非常高,往往能够获得奥林匹克数学赛的冠军,但是菲尔茨奖、诺贝尔奖,本土的中国人却没有一个人获得。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往往是发展起来了技能、技巧,但是牺牲了兴趣,创造性的能力没有开发出来。

中国国内一流的大学在世界一流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不及人家的一个零头。比如说在《科学》杂志、《自然》杂志发表的论文数,哈佛大学是三年两百来篇,而中国像北大三年也只有两三篇。

中国目前的专利申请量仅占世界的2%。即使这点专利,真正属于科技发明的专利只占19.9%,大多是外型设计,包装之类的专利,而发达国家的专利86.6%都是发明专利。目前中国的高新技术专利80%左右都是外资企业、跨国公司在中国申请的,跨国公司基本上垄断了中国的高新技术的专利。中国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仅占万分之三。中国的制造设备、成套设备70100%都要依靠进口。很多国有企业注重的是引进外国的技术,但是不注重对技术的消化、吸收、升级,中国人花一块钱引进技术的话,只花7分钱到8分钱用于对这个技术的消化吸收,是10.078,而日本、韩国都是18左右,人家花一块钱引进技术,就要花8块钱来应用它,来改造它,把它变成自己的技术。

还有,中国的专利成果中,职务发明仅占36.5%,非职务发明占了63.5%,而发达国家正好相反,发达国家申请的发明专利中,95.5%是职务发明。而且,中国的各种发明往往都是个人行为,单个人的发明,美日欧的发明大多数是以一种团队的合作,比如说微软视窗是一二十万人共同奋斗才开发出来的,中国现在反而难以做成这样的团队合作的大的发明。这与刚才说的中国以非职务性的发明为主有关,因为单位没有起到很好的组织作用,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激励的机制,所以一些科研人员只能够从事个人性的发明。

目前,中国无论是大学还是科研院所都存在着严重的学术腐败,包括学术权力的腐败、学术准则的腐败——利用学术权力来瓜分学术资源;一切唯官,唯上。现在各个学会、学术团体基本说都忙于编撰各种杂志、出版各种书籍,杂志、书籍的论文基本上都是花钱出,大部分没有学术含金量,没有价值,是垃圾文章。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存在着严重的学术低水平重复生产的问题,与我们的工业生产是一样的低水平重复,平庸之作非常多,泡沫文章非常多,垃圾文章是非常多。

然后通过国家的评奖来确定学者的学术地位。评奖人往往都是熟人,都是认识的,互相串通的,往往评奖人不去认真地阅读原著,而是根据他的印象,给某某打分。

我们的院士体制也是一样。评院士要求的是获得过部级以上的奖,而许多我认识的有巨大创新的学者反而不能成为院士。其实获得过部级以上奖的人只能表明他的组织能力强,而诺贝尔奖等都不授予科研组织者。比如中国文革期间曾经在研究牛胰岛素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当时诺贝尔奖评委会就让中国报出一个应当获奖的人的名单,因为当时中国文革期间都不透明,到底是谁为主的科研外国人不了解,要求中国方面拿出一个名单来,结果中国是拿出了一长串的名单,其中多数都是官员,都是研究院院长、处长之类,结果被诺贝尔奖委员会否决了,因为他们只授予纯粹搞科研的人,不授予领导科研的人。

科学是不应当有权威的,院士更不应当是权威。院士就应当是在理论上或者实践上有突破贡献的,而不应当是官员,我建议官员要一律退出院士的评选。目前中国在科研体制方面官本位的情况也是相当严重的,比如北大物理系培养的22位院士,不带官职的只有4位。51级入学的4位院士中3位是部长

现在很多大学也都在办自己的商学院,MBA班,EMBA班,大学往往都是高收费的,还有一些官员、富人、名人、企业家花钱买博士文凭。发达国家的大学也办商学院,但是不以赢利为目的,绝大多数商学院是亏本的,收的学费不足以弥补它的开支。

二、建立现代科研体制,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研究院 

现代科研体制一要科研力量民间化,民营化;二要学术非权力化,非官本位;三要政校分开,学术自由,培养创新能力;四要建立科研成果的综合评价、匿名评定制度;五要鼓励职务性发明、团队型科研;六要建立更多的企业大学、企业研究院,进行职工的岗位培训,扶助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减免企业税费,提高企业的利润率,吸引人才进入企业,推动中国从世界工厂变成世界研究院。

  现在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可喜的状况。比如像海尔等企业建立了自己的研究院,现在民营企业也越来越多地进行研发投入,譬如深圳实现了“四个90%”——90%以上的研发机构在企业;90%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专利成果产自企业。

  中国人申请专利的数目也在逐年递增,越来越多的企业非常重视专利申请,2006年海尔平均每天申请2.6个专利,其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部拥有专利;海尔还拥有两项国际标准,参与了86项中国标准的制订。华为公司是目前申请专利最多的中国企业,仅2005年申请了国际专利249项,超过思科公司的212项。当然与某些跨国公司几万项专利相差很远,像IBM拥有三万多项专利,朗讯公司也有两三万项专利。

中国的企业如果不重视专利,都是贴牌生产,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只是赚取微薄的加工费,工费只占整个价值链的25%,那么可以说中国人就是卖苦力的。发达国家的企业凭借其专利特权每一年从中国拿走了数百亿美元的专利费。

  所以,中国不能永远只是世界分工体系中的最低端打工者,不能只是廉价的世界加工厂。中国应当瞄准世界研究院的目标。

要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中国研究”。尽快让中国从世界工厂变成世界研究院。

2007-11-27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就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建议书


(本建议书已于2003119日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发出)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

以胡锦涛总书记为代表的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推行的亲民、爱民、为民之善政获得了海内外的广泛赞誉,对于提高中华民族在文明世界中的地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蓬勃发展之时,我感到,一方面中华民族大有希望,国家进入了百年来的最佳发展时期;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还存在着一些弊政,其中,最大的弊政当属劳动教养制度。现实、理性和良知告诉我:弊政不除,百姓不安;你不说话、他不说话、我不说话,总有一天,大难降临时,已经没有人站出来说话了;毕竟就像有许多人在收容遣送制度之下莫名其妙地失去了自由甚至生命一样,在劳动教养制度之下,谁又能保证不经司法程序和审判而被某个“领导”下令“劳教”的事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呢?

尊敬的中央领导人:您一定知道,因为冤屈上访、与“领导”不和、举报腐败、无辜牵连、不明不白地错误被抓、判刑无证据又不愿放人等“莫须有”的罪名或因素,许多人被劳教,致使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在太平盛世的当代中国,此种人间悲剧不应当继续上演了。在此,我郑重建议:尽快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就算对于处罚轻微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劳动教养制度在历史上功不可没,可是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劳动教养制度赋予了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法外关押老百姓的权力,属于明显的违宪违法,再不纠正,怎么让人民相信——政府实行的是法治,而不是人治;中国是文明国家,而不是野蛮国家!而政府以违宪违法的方式处罚公民中的轻微犯法,是否得不偿失,是否损害了政府的合法性?而且,政府违宪违法,等于是污染了水源,上行下效,谁还会尊重宪法和法律呢?如此一来,后果不堪设想,社会失范和动乱的危机就潜伏其中,这岂不是与劳动教养制度之维护社会稳定的本来目的南辕北辙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而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不需审判,甚至被劳教人员没有上诉的权利,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3年,还可延长为4年。这不是明显的违宪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十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劳动教养的有关规定(195783日国务院公布实施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1129日国务院公布施行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82121日国务院国发[1982]17号文件转发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都是由国务院颁布的行政规章,却赋予了有关部门非法限制和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的权力;《行政处罚法》的处罚种类中也不包括劳动教养;最严厉的行政处罚是行政拘留,拘留期限不得超过15天,可属于行政处罚的劳动教养却长达13年。

199810月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的决定只有通过正当程序由法院作出判决,才符合国际人权保护的公约。中国政府一再承诺,信守已签署的国际公约的责任和义务;党的“十六大”也庄严宣誓:“尊重和保障人权”。但如果我们不及时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岂不是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中国政府违背国际公约和侵犯人权制造了借口?

尊敬的中央领导人:“劳动教养”堪称当代中国的第一大弊政,斯言并不为过矣。该制度1957年诞生之初,是为了配合“反右”运动的。但谁也没有想到,改革开放后,“反右”运动被否定了,劳教却大行其道。据不完全统计,至今,被劳教者(其中也有很多被迫害者)已有350万人以上,其血泪苦难还不足以使我们改弦易辄吗?

最近中央不容许超期羁押,许多地方就将证据缺乏或证据不足的案件以劳教处理,而且一律三年;

一些地方公安当局花大量的精力、财力,抓大案要案,未等事实弄清楚就急于宣传出去;后来发现抓错了人,也不放人,为了表明当局没有办错案,便对无辜者处以劳教;

有的公安机关对一些在法定羁押期限内无法侦查结案提起刑事诉讼的案件,取证困难、证据不足,怕移送起诉后被退查的案件,办案经费紧张、办案人手有限,畏于追查的案件,或案情复杂根本无法查清的案件,都处以劳教了事;

有的地方对违法人员只由办案人员一人进行讯问,或由联防队员盘问,由办案人员事后签名,匆忙将人处以劳教;

有的地方形势一紧就把一批人送去劳教,一律劳教三年,把一些本不应当被劳教的人予以劳教;

有的办案单位为完成上级下达的创收指标,或受自身利益的驱动,以劳教相威胁,对卖淫、嫖娼、赌博、吸毒等处以高额罚款。劳教成为创收的工具;

有的把属于道德调整范畴的人、因民事纠纷引起的一般打架斗殴,情节显著轻微的送去劳教;

有的把法规禁止收容的精神病人、残疾人、严重病患者和怀孕或哺乳未满一年的妇女,以及丧失劳动能力者送去劳教;

有的突破劳教对象年龄的限制将未满16周岁的人送去劳教;

更有甚者,有的地方领导人徇私枉法,蓄意报复,随意将自己不喜欢的人、给自己提过意见的人、正当申诉的人、上访维权的人进行劳动教养。而这只需经过公安局有关科室的批准,不需经过任何形式的取证、控辩、一审、二审等程序。

有的公民因为投诉腐败而被劳教;有的因为会见记者暴露地方上的问题而被劳教;有的因为发表文章抨击形象工程而被劳教;有的因为在涉案的公司打工而被劳教;有的因为为别人说了一两句公道话而被劳教;有的因为有前科遭遇“严打”而被劳教;有的因为错抓而被劳教;有的仅仅因为一句玩笑话如“拣了你的手机,还不请我吃一顿?”而被劳教。

大量的事实证明,劳动教养制度已成为一部分官员作恶的工具。我所接触的许多有良知的地方官员都表达了对劳动教养制度的不满。一位地方公安局领导表示:“我就顶着压力,一个劳教的案子也不办。因为劳教制度太坏了,真的太坏了!”

再让我们看一些媒体上报道过的具体案例:

1959年到1961年,在甘肃酒泉市夹边沟劳教农场,3000名右派中有近两千人死亡。(见《夹边沟记事》)

河北省公民郭光允因为“诽谤省里主要领导”、“反程维高集团”的罪名而被授意“判几年徒刑”,但因缺乏证据,被劳教两年。

沈阳公民周伟因举报马向东等人的腐败问题,被劳教两年。慕绥新也将举报他的人送进了劳教所。

山东记者贺某因举报腐败而被劳教3年。

湖北一位民选的村主任余兰芳因上访要求清查前村干部的腐败、乡村非法加重农民的负担等问题而被说成“黑社会的组织者,网罗一些上访户,造成社会动乱”,被判劳教1年半。

在陕西劳教所,劳教人员惠晓东被打死。

在辽宁葫芦岛市劳教所,劳教人员张斌被人折磨、殴打致死。

鲁北在《劳动教养还要试行多久》一文中记述了他所目睹的情况:有一名劳教人员病得很厉害,几天没有吃饭了,两只脚肿肿的,大、小便都是在床上,不时从嘴里发出救命的微弱呼声。但干警仍说他是装病,有一天,当其他劳教人员向干警报告他不行了,医生来到他床前,号脉后却说:没事,心跳正常。转身就出来了,也许房间的气味使他受不了。我问他怎么样?他说,没事,装病。没过十分钟,这位劳教人员就停止了心跳。

某地公安局仅仅根据一封恐吓信,就抓捕了近60人。有关当局为了彰显打黑政绩,极力拼凑“黑社会”,把相互不认识的、刚来打工的都说成是黑社会成员,头一天刚经过公安局批准购买的矿山用爆炸品都成了“打黑成果”。当局发动舆论工具广泛报道,于是乎,案件上升为上级督办的大案、要案。尽管经过核对笔迹后发现恐吓信与这些人无关,但他们仍将许多民工送去劳教,以显示没有抓错人。

这么多血腥、恐怖的事实难道还不能够促使中央政府早日下定决心,一举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吗?

我认为,根据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势在必行。

尊敬的中央领导人:我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就劳动教养制度进行违宪审查。我在2003621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提交了“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违宪违法审查的建议书”。可惜的是,尽管网络舆论对此反响强烈,但全国人大常委会至今沉默徘徊,未能迈开实行宪政法治的第一步——启动违宪审查机制。

需要正视的是,启动违宪审查、废除劳教制度的确关系重大,它涉及到立国之本:是人治还是法治?是官贵民轻还是民贵官轻?

如果仍然实行人治,各级政府的红头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就是“法”,宪法只是摆设、花瓶,那么启动违宪审查,等于宣布从此违宪的文件和讲话不灵了;废除劳动教养,等于从此剥夺了各级领导的法外关押老百姓的权力,那还行得通?!

但中国共产党早有庄严承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也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1982年宪法通过20周年的讲话中也提出:“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在立法过程中充分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自由权利,坚决纠正违宪行为”。

如此说来,党和政府应当有决心摆正自己的位置:各级党委、政府都应服从宪法;宪法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轴心;只要中央不违宪,就不应当害怕违宪审查机制的建立会削弱党的领导;实际上,只有依照宪法治国,才可以保证党的长期地位。

因此,我们迫切希望新的领导集体和人大常委会能够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拿出应有的魄力、决心,迈开宪政法治的第一步——建立违宪审查机制,对劳动教养的有关规定进行违宪审查!

尊敬的中央领导人:劳动教养制度已经严重变形、走样,已经声名狼藉,我认为,为了除旧布新,表明新一代领导人的“新政”新气象,不宜像有的学者所建议的——保留劳教制度,但将它上升为法律。

我认为,可以先将“治安处罚条例”上升为“治安处罚法”,加入社区矫正等内容;在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后,以“治安处罚法”或刑法中的管制、拘役替代其对轻微违法人员的处理。“治安处罚法”中限制人身自由的条款必须符合四项要求:一、有简易的司法程序和审判。二、赋予司法救济手段和上诉等权利。三、完善监督机制,杜绝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的随意抓人。四、受处罚期限低于刑法中的最低有期徒刑。

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后,现有的劳教所改为治安处罚所或行为矫正所。

有了“治安处罚法”的替代办法,千夫所指的劳教制度还有什么理由不寿终正寝呢?

尊敬的中央领导人:时直今日,进行违宪审查、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条件都已经完全成熟。可以说,违宪审查制度的确立,将是“人治中国”与“法治中国”的分水岭;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与否,将成为“文明中国”与“野蛮中国”的试金石。

在此,我强烈要求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违宪审查,或立即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以表明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进一步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强决心。

敬请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研究、答复为盼。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

200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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