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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7日星期六

海内外华人自由派倒戈拥护特朗普,他们为何改变立场?

2016年特朗普以微弱票数打败希拉里赢得总统大选的那天,曼哈顿华裔地产经纪人任寰哭了。她在自己的脸书上写到:"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并且将支持特朗普的朋友拉黑。然而,四年后,她站到曾经的对立面,决定支持特朗普,理由与她四年前反对特朗普的理由相似:与特朗普相比,民主党对美国精神破坏更大。

任寰毕业于北大,之后留学美国,热爱自由,曾经是民主党的拥护者。然而特朗普四年执政让她改变了立场。任寰不是少数,无论是在美国华裔中,还是在中国境内,特朗普四年来的业绩让一批华人自由派改变了立场,从过去的民主党的支持者变成特朗普的支持者。美中贸易战、对华的强硬政策以及拜登和民主党的无力、激进左派的言行等,都是他们转变态度的原因。

特朗普四年执政赢得新的华人支持者

自四年前,商人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后,华人圈迅速分裂为两派:"川粉"和"川黑"。据亚裔美国人决策(Asian American Decisions)和AAPI公民参与基金(AAPI Civic Engagement Fund)2016年发起的一项亚裔美国人选举前夕的民调显示,亚裔美国人支持希拉里的达75%,支持特朗普的只有19%,其中华裔美国人的支持率与这个平均值差不多。另外,一个由美国重要媒体联合会赞助的国家选举报道团发起的选举后民调显示,亚裔美国人支持希拉里的为65%,支持特朗普的为29%。

今年大选前期,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AAPI Data, 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 and APIAVote indicates联合数据),亚裔美国人中支持拜登的为54%,远远超出支持特朗普的30%。

虽然特朗普的华人支持者是少数中的少数,但这个群体却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起初,最有名的特朗普支持者莫过于 "华裔北美特朗普助选团"。据报道,该组织有近6000名成员,横跨全美28个州。为了给特朗普助选,他们自掏腰包以各种方式为特朗普拉票,在城市上空用飞机拉横幅等。他们还在加州、德克萨斯州和纽约,与特朗普的竞选团体合作,在社区为他拉票,甚至出现在克利夫兰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特朗普在2016年6月的时候,还在加州的私人豪宅中与他们当中51位代表进行了会谈。

不过,后来有报道显示,这群华裔支持者大多与大使馆有着暧昧关系而受人诟病。四年后,特朗普对中共实行的强硬政策,让特朗普一度成为中国社交媒体的敏感词,这些亲共的"川粉"也纷纷转向或是销声匿迹了。

除此之外,特朗普还获得了很多中国国内以及美国华裔自由派的支持。

还在上一次竞选期间,便有一批具有宗教倾向或是保守主义倾向的中国自由派成为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四年来,他们不断在网络上辩论,与"川黑"互相攻击,水火不容,成为华人政治圈的一大景观。

在这硝烟弥漫的争辩中,有一群自由派悄悄改变了立场,从之前支持民主党改为支持特朗普。他们既不同于早期亲共"川粉",也不同于具有保守主义倾向和宗教信仰的自由派(如刘仲敬,刘军宁),更不同于网络上一些特朗普的崇拜者,他们当中不少人甚至四年前还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并且认为自己至今仍然是"左派"。但是,面对今年的总统的大选,他们说,他们不是川粉,但支持特朗普连任。在这些人看来,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衡量。

特朗普团队与拜登团队,谁更认清中共的本质

10月7日晚,美国总统大选中唯一一场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中,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在辩论中引述皮尤研究所报告称,美国多个盟友现在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尊敬程度更高于特朗普。这句话引起许多中国自由派的不满,认为哈里斯在这里竟然表扬了习近平。这正是许多自由派不满的地方。

不只是哈里斯和拜登,整个民主党的对华政策都是许多自由派转向支持特朗普的一个原因。

六四学生领袖王丹说:"拜登团队已经一再表示,一旦他们掌握政权,将回到接触、对话以及部分合作的原来的政策轨迹上。虽然对中共强硬已经是两党共识,但真正能够纳入的还是政府团队,而拜登团队在对华政策上的过去和未来的表现相反,川普政府内部,包括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国务卿蓬佩奥,司法部长巴尔,经济顾问纳瓦罗等人组成的鹰派团队的对华政策的组合,尤其是对中共和中国的区别等重大政策宣示,我认为非常正确,我希望这样的政策能够延续下去。"

流亡美国的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进一步指出,对于目前的两个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到底谁反共更有力?最简单的回答就是看中共的反应。八月底,他在共和党全代会上演讲,虽然90%以上的内容是谈中共对全人类的威胁,但最后一句为特朗普拉选票却在华人当中引起轩然大波。

有报道说,副总统候选人辩论在中国直播时遭到审查:加拿大媒体《环球邮报》驻北京记者万德山(Nathan VanderKlippe)在推特上说,他在中国收看CNN电视台的辩论直播时发现,中国当局在彭斯回答关于中国问题时,切断了直播。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信号异常,马上回来"的字样。而当哈里斯回答同一问题时,直播画面恢复正常。

北京某高校梁老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毫不讳言地说,他支持特朗普的最重要的理由是"特朗普对遏制中共势力有很大功劳。"他认为,特朗普通过贸易战,极大遏制了中共的经济发展势头;通过制裁华为,极大堵塞了中共的技术偷窃渠道;给WHO断供,极大削弱了中共在国际组织中的渗透效果。这些都是民主党没有做到的。特朗普对国际事务不感兴趣,反而重创了国际流氓,这可以叫做貌似无为,而实有所为。过去几十年来,中共就是依靠从美国获得的贸易顺差和技术盗窃中一步步壮大的,川普的美国优先理念,本意可能并非为了遏制中共,但正是这样,反而达到了遏制中共的效果。

不过,旅美学者、前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认为,支持特朗普的最大理由—-对中共强硬是站不住脚的。滕彪说,相对于过去几十年的美国其他总统,特朗普确实是从1972年以后对中国最强硬、让中国共产党难受的总统,但特朗普的强硬只是在侵权、贸易方面,而没有民主人权方面的内容,因为他对这个没有任何兴趣,这种强硬跟推动中国民主没有任何关系。

滕彪还指出,过去美国两党对中国采取的接触政策都是比较软弱的,这不是民主党或者共和党的问题,两党都是一样的,这种对华政策是建立在一些错误认识基础上的。现在美国两党都对中国很强硬,在国会里面看得很清楚,关于香港和新疆的一些法案都是几乎全票通过,这方面两党分歧相当小。

耶鲁大学学者林垚发表的《灯塔主义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川化」》一文提出,中国"公知圈"出现了一股强烈的"川化(特朗普化)"潮流。这种"川化"至少有两类表现:一类为"川粉化";一类为"川普化";前者是对特朗普的能力视野胆识以及手腕表示欣赏;后者虽然鄙夷特朗普的言行,但支持他所代表的政策立场,至少是反对其反对者的立场而支持特朗普。他们之所以支持特朗普,是因为有"灯塔主义"情结,"出于对毛式极权主义的惨痛记忆、以及对习式再极权化的恐惧,而对西方(尤其是经济体量上唯一堪与中国抗衡的美国)政治产生一种殷切的投射。"

共和党和民主党,谁更有利于人权

滕彪说,特朗普的许多言论与人权和普世价值相违背,比如把"天安门运动"称之为暴乱,也把香港的民主运动称之为暴乱。他认为,特朗普与独裁者普京、习近平、金正恩都关系暧昧,对习近平多次称赞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这个对于独裁者来说是最希望看到的。滕彪说:"对于独裁者来说,能够被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表扬一下,给他们一种合法性,这对于独裁者来说,比几百亿几千亿经贸上的好处更重要。"

滕彪还说:"有人批评我说,你不能光看川普说什么,还要看他做什么。他做的那些事情,比如华为、中兴等等,都是在一些关键的时刻去拯救中国这些官方企业,做的并不怎么样。另外,对于总统这样一个职位来说,他的表态实际上就是他的行动。"

但是,六四学生领袖王丹认为,因为特朗普团队比拜登团队更为强硬,更能阻挡中共,因为"不解决掉中共的统治,中国的风险问题无法改善;但从克林顿政府到奥巴马政府,基本上对于中共及其统治的问题是回避的。"

2016年,特朗普第一次竞选总统时,在一次公开发言时将"天安门运动"称之为暴乱,王丹在《时代》杂志上曾经点名批评他。多年来,王丹和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是这一次,他公开支持特朗普连任。

在北京某高校的梁老师看来,让他感到奇怪的是美国的民主党左派一方面口头谴责中共的人权问题,一方面和中共勾兑,比如在民主党左派云集且占绝对优势的好莱坞,十多年来,一直和中共暗通款曲,从先前的《2012》到今天的《花木兰》,跪舔态度毫无掩饰。左派这种对自己价值观的心口不一,呈现出明显的道德虚伪。

加州商人Lu多年来一直给民主党投票,至今认为自己是左派。不过,她现在打算投特朗普一票。她说:"贸易战打破路径依赖,让华商更安全。"

她指出,一些华裔商人抱怨自己的业务受损于贸易战,其实,受损的真正原因是"路径依赖",并非贸易战。川普发动的贸易战,无论主观原因如何,客观上都打破了这种路径依赖。她说,不少华裔商人长期依赖中国用透支环境和透支居民健康换来的低价产品,即使个别所谓成功者,常常不过是将美国商业模式复制到中国,与中共极权垄断合谋,再回头野蛮猎杀西方社会正常商业,破坏商业秩序,损害健康商业生态。

这位商人提出,如今,全球贩卖输出以极权腐败为核心的中国模式,军事威胁周边国家,甚至将言论管控长臂伸展到美国,大肆挑战世界秩序,这绝不是人们想看到的。她说,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打破这种依赖极权国家的路径,虽然会有短暂的适应过程,但重新布局之后会建立起更安全的供应链,仅从这一点,她希望特朗普连任。有不少人与Lu的看法相似,认为只有在经济上把中共给搞定了,不仅商人更加安全,整个中共对美国的渗透也才能全面遏制住,人权才更有保障,否则人权不过是一纸空文。

特朗普和民主党,谁对美国更有益

滕彪强调,无论特朗普是否真心反共,他都反对特朗普,因为在他看来,美国是民主的一个样板。在很多非民主国家的心目当中,美国这样一个样板能够维持健康的民主意义重大,不仅仅是对民主本身,对国际建设和国际政治意义都非常重大。如果最强大的国家走向威权的话,那确实非常可怕。滕彪强调,他反对特朗普最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川普对美国宪政的破坏。

滕彪认为,特朗普还有许多行为,例如对媒体的抨击,把女儿、女婿任命为比较重要的位置,一直拒绝公开他的税务报表,以及他对种族和女性的看法等都是对美国法制的破坏。这是他反对特朗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在特朗普的支持者看来,这是高估了特朗普的作用。他们不否认特朗普的各种缺点,但他们对美国制度有信心,虽然特朗普确实对美国民主文化有损伤,但无法伤害美国的根基,反而是越来越激进的左派让他们更担忧。

针对美国国内近来出现的种族抗议,特朗普的支持者提出了他们的不满。9月17日,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公开说:"我们支持和平示威,我们参与其中,因为它们是我们民主本质的一部分。但这不包括抢劫,放火或骚乱,这些应予以起诉。这是违法行为。"不过对于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说,民主党的这份声明晚了120天。

这些自由派人士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并不反对"黑人生命重要"(BLM)运动,但这个运动中的一些公开的立场和行为过于极端,让他们感到不安。让他们感到害怕的还有身份政治,以及变成了意识形态的无处不在的政治正确。他们认为,虽然美国是言论自由的国家,但显然极端左派的做法,尤其在大学校园里,让言论失去了自由。让这些自由派感到不公正的还有美国的左派媒体,他们报道说特朗普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错的,却从不报道也不关心拜登的儿子与中国资本之间的关系。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财经评论人士指出,经济全球化这三十年获利的是"世界工厂"和美国的精英阶层,对于美国工薪阶层来说,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甚至是受害者,但他们一直没有办法发出声音。

深圳商人子都说,他从来不崇拜任何人,但这四年来,太多人不停地数落特朗普,"美国主流媒体不断提供弹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于是出于恶作剧的心理,他称自己是川粉,并与反方辩论。他表示,特朗普最多干八年,有三权分立,有各种制衡,特朗普的个性和表现,并不会对美国造成实质影响。但是特朗普四年内所做的事情,在许多方面却是民主党无法做到的。

九零后的中国留学生吉家宝向美国之音说,他的政治观念属于古典自由主义,在经济和自由市场问题上比较保守。他认为,民主党的一些做法,包括支持美国的BLM抗争虽然是对的,但走过了头,而且对于一小部分抗争者无端的暴力举动,民主党没有强烈谴责。因此不能断定,支持民主党就一定对美国民主有利,支持川普就对美国民主不利。

在吉家宝看来,现在民主党的一些做法对美国民主构成危害,比如民主党操纵一些媒体,形成美国言论环境的回音壁效应。在一些大学、政府机构以及偏左企业里都很难有一个正常讨论的氛围,因为被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所绑架了,这些都不利于美国的民主。吉家宝认为,美国两极化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现在两党没有哪一党可以站在高地上批判另一党,所以,他认为支持第三党派的候选人目前是最利于美国的发展。

在纽约的八零后陈闯创坦诚自己没有选票,带着局外人的心态看美国大选,不过他认为:批评川普当然可以,但他是选民选上去的。一味要批倒川普,而不去解决把他选上台的选民们所担心的实际问题,这是无济于事。用他的话说,即便说美国有病,特朗普也是结果而非病因。


附:


特朗普还是拜登?谁能更好应对中国?





2020年7月21日星期二

【美對華政策「橋王」】余茂春被官媒鬧「漢奸」美國視「國寶」 專家:若中共倒台他或扮演關鍵角色

苹果日报视频截图
(新增內容)官媒《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近日在微博發短評影片,指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身邊有一名「首席中國政策和規劃顧問」余茂春(Miles Yu),在美國「制訂惡毒對華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還被一些美國人吹捧為美國「國寶」,指他對中國有百科全書般的認識,是「極權最有力的敵人之一」。內媒就歷數抗戰以來多名「漢奸」,指他們「出賣祖國敢當漢奸的敗類絕無好下場」。不過,蓬佩奧就對余茂春讚賞有加:「(余)是我團隊的核心。面對中共挑戰時,這個團隊對我提出建議,以及如何保障我們的自由。」香港時事評論員桑普向《蘋果》分析,美國國務院轄下的政策規劃辦公室(Policy Planning Staff)是一個重要部門,早於1947年由時任外長肯楠(George Kennan)成立,同時開啟了冷戰的序幕,余茂春出任的「首席對中國政策和規劃顧問」是一個常設職位,他主要為國務院系統提供獨立政策分析和建議,而如果中共有朝一日倒台,他可能扮演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
《華盛頓時報》近日一篇專訪透露,現年57歲的余茂春,是美國國務院7樓辦公室內的智囊,也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頂尖人物,距離蓬佩奧辦公室僅幾步之遙。余茂春受訪時坦言自己「在共產主義的中國長大,現在的我生活在美國夢中,我認為世界應該毫不吝嗇地感謝美國,正如前總統列根所說,美國代表着『地球上人類最後、最好的希望』。」
胡錫進則嗤之以鼻地批評,余茂春22歲孤身離開中國,1985年之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最終形成的關鍵時期,中共經歷政治動盪和市場經濟加速發展的反覆洗禮,余顯然對中國國家道路形成之不易、對共產黨越來越深地融入高速發展的中國社會、與人民休戚與共缺少現實的感受。他不無可惜地感嘆:「他離開中國太早了,那個時候中國還太弱了,年輕人和知識分子滿腦子對西方全是崇拜,缺少後來逐漸形成的辨別力。」
胡錫進還懷疑,余茂春受到網上的「極端聲音誤導」,以為那些極端聲音就是中國民間受到壓抑的真正呼喊。他指中共早已深嵌中國社會,揶揄打國際線的民運人士是「偽學者、政治投機分子」,而美國對華政策上每一步已「充滿錯誤和淺薄」,警告美國政府將要付出代價。
事實上,余茂春的背景殊不簡單,高中畢業後,於1979年就讀天津南開大學,每晚偷聽美國之音廣播列根的演講,1985年決定到美國深造,就讀於賓夕凡尼亞州的斯沃斯莫爾學院(Swarthmore College),後來轉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C Berkeley)當研究生。在學期間爆發六四事件,他積極在三藩市安置民運人士,還主持過中國論壇(China Forum)。1994年在柏克萊獲得歷史學博士,隨後於在馬里蘭州安納波利斯的海軍學院擔任現代中國和軍事史教授,他任教過的學生就任職於美國國防部和國務院。
過去3年,余茂春一直是特朗普政府強大的幕僚,為共和黨重塑美國對華政策,重新界定中國為美國最重要的戰略對手,余茂春稱之為「原則性現實主義」(principled realism)。已退休的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史迪威(David Stilwell)說:「余了解民主與專制統治之間的區別,並且能比我認識的任何人更好地解釋它。」白宮安全副顧問博明(Matthew Pottinger)稱余茂春是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團隊的「寶貴資源」(an invaluable resource),又說:「余在極權主義下成長的經驗,使他成為極權最有力的敵人之一。」在蓬佩奧的領導下,余茂春和史迪威成立一個奉行「原則性現實主義」組成的小組,他們就是着手重訂對北京的綏靖政策,團隊包括在香港出生的工程學教授蔣蒙(Mung Chiang),以及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副團長柯里(Kelley Currie)。
余茂春提到,美國政府自1970年代與北京建交後,華府對影響兩國關係方向的能力顯得過份自信;而美國高層官員在聲明中經常提到「中國人」,而未有清楚區分中國人民和共產黨專政政權。他認為,美國對華另一個重大缺陷是政治和政策精英,未能正確衡量北京的弱點和脆弱性,並採取相應合理政策,「實際上,中共政權的核心是脆弱而軟弱的,它害怕自己的人民,偏執地臆想來自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對抗。」
桑普認為,美卿蓬佩奧對余茂春十分倚重和讚賞,涉及對極權中國如何打一場極權反制的硬仗。而為甚麼美國政客對一名成長於中共環境的中國人如此器重?桑普認為,余於1985年離開中國,1980年代的共產中國仍然相對開明、有自由,中國人亦都仰慕西方,時間和背景相對「乾淨」,「最緊要係佢脫隊,並唔係中共保薦佢過去,美國用呢個嚟自中國嘅人,當然佢做咗好多啲政治審查……佢成為共諜嘅機會好低。」
他又特別提到余茂春於2018年撰寫的兩篇文章:「中國有機會贏鴉片戰爭嗎?」(Did China Have A Chance To Win The Opium War? ),以及「中國在新疆的終極方案」(China’s Final Solution in Xinjiang),內容都是一般評論人也寫不出來,余可將新疆的歷史性由100年前至今如數家珍臚列出來,所以看到他的對華政策「有歷史的深度」。桑普又指,余茂春推崇「原則性現實主義」,即是一定要有原則性才作出務實的對華政策,他的冷戰思維則建基於列根對蘇聯的態度。
桑普說:「我相信未來Trump(特朗普)能夠連任嘅話,將習近平視為極權中國咁處理,當年美國點樣推翻、顛覆或者影響蘇聯倒台,以後可能會發生呢個情況,余茂春可能扮演相當關鍵嘅角色。」
至於胡錫進認為余茂春是「漢奸」的說法,桑普認為官媒批評余不認識中國,而中國已經變強變大,反映「中共只係着上咗西裝,扮緊文明,但佢嘅本質不變。」他進一步解釋,「漢奸」只是抹黑給中國人看,另一目的就是想離間美國,煽動冷戰恐慌;而中共一直對外文宣是:「美國給一小撮的官員綁架了中美關係」,便是直指余茂春就是這種官員,中共「希望曾經視習近平是朋友的Trump跟他劃清界線,但這分化離間對美國嚟講係唔會得逞。」
《蘋果》記者/《華盛頓時報》/《環球時報》

2019年11月13日星期三

李可心:《紐約客》反思美國留學生接納策略

文:李可心(美國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國際關係碩士生)
(上)我們讓你呼吸自由的空氣,你卻繼續看CCTV
今年8月19日,美國《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發表了一篇特稿,名為《一個讓在美中國留學生獲取新聞的「後真相」出版物(The “Post-Truth” Publication Where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Get Their News》,探討在地留學生媒體如何塑造國際學生的民族主義。
《北美留學生日報》顧名思義是為美加地區的中國留學生所創建的媒體平台。這個擁有百萬訂閱的自媒體,創立初衷是希望提供留學生們出門在外、校園生活的種種資訊。然而《紐約客》的特稿指出:自從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以後,《北美留學生日報》的報導內容逐漸富含高度的中國民族主義言論(nationalistic overtones),有意帶動言論風向。報導更揭露出《北美留學生日報》的內部祕辛,其中包括如何產製不實的文章、該報的編輯和作者又以怎樣的觀念處理新聞等等。
這篇報導點出了兩個問題:
  1. 打破美國政府希望藉由中國留學生帶起中國政治改革的幻想。
  2. 在自媒體發達的時代下,新聞倫理已逐漸消逝,媒體成為當權者操縱輿論與風向的利器。由於篇幅的限制,筆者將會根據這兩點,分別以兩篇文章做討論。
(一)打破美國政府希望藉由留學生帶起中國政治改革的幻想:
  • 大量接收中國留學生的背後用意
以往美國政界、學界中,存在一個美好的幻想,認為中國在經濟上的開放,最終將會帶來政治結構上的改革,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也就是九零年代以來美國對華政策以「接觸(engage)」、「與中國交往(engaging China)」為主的核心思想。這也是為什麼美國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給予中國大量的金援,並且透過官員與學界的雙邊交流提供政策建議。美國更歡迎大量的中國學生赴美留學,其中的用意是希望這些留學生在呼吸過美國的自由空氣之後,回到自己的國家帶起改革,散播自由思想。這樣的政策不僅用在中國,面對其它極權體制的國家,美國同樣也敞開大門歡迎他們。
中國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曾在訪談中提到中國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以及推動言論自由的必要。這樣的發言著實讓美國的政界專家們,對中國的政治改革更加抱予希望。然而這樣的幻想卻在2012年習近平上任後逐漸破滅,中共一系列擴大極權的政策——包括加強中央集權制度、對人民網路監控、對其它民族的壓迫等,讓美國政界人士,不再對中國政治改革抱持期望。2018年,習近平修憲取消了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再次「打醒」了一批美國學者,並促使「對中鷹派」(又接近:屠龍派〔Dragon Slayer〕)成為華府主流。
面對近期香港反送中而衍伸出的一連串抗議活動,在海外的中國人,尤其是留學生群體當中,出現了大量支持中國政府的言論。這樣的行為讓美國民眾感到震驚,為何中國留學生在呼吸了自由的空氣後,仍選擇袒護中國政府?這其實與中國留學生接收資訊的管道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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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難以撼動的資訊接收習慣
《紐約客》的報導,揭露了《北美留學生日報》如何帶動風向、激起民族主義。例如2017年馬里蘭大學的畢業典禮上,來自昆明的楊舒平在演講中比較了美中兩國的空氣、民主和言論自由,並呼籲要為「民主、自由」而奮鬥。隨後《北美留學生日報》立即發文,以《馬里蘭大學中國留學生畢業演講涉嫌辱華:我在美國吸到的空氣都是甜的》為題,直指楊舒平「辱華」,中國官媒《環球時報》也隨之發聲,掀起一陣撻伐聲浪。
雖然報導聚焦於《北美留學生日報》的言論風向,但也同時顯示出,中國學生來到美國之後,多數人使用的媒體跟社交平台仍然以微信、微博或《北美留學生日報》等受中國政府監控的媒體為主,而非Twitter、Facebook或CNN、NBC等美國的主流新聞媒體。就算中國留學生人人都有臉書帳號,但由於社交圈仍以中國人為主,因此收到轉發或得到的資訊仍是有經過篩選的。
  • 中國海歸官員佔比下降
中國海歸官員的佔比變化,是另一個衡量美國開放學術大門給中國學生之後,能否促使中國政治改革的指標。中國綜合性週報《南方周末》曾在2014年針對海歸官員做過一項調查。調查指出,改革開放後,中國出國留學人數多達三百多萬人,畢業後歸國的有一百多萬,且比例逐年升高,然而中國海歸官員的數量卻有下降的趨勢。
雖然中國國家公務員招考,對海歸並沒有限制,然而大多數的海歸回國後,卻會優先選擇私人企業,畢竟在國外唸書花了那麼多錢,回國做基層官員,薪水微薄,太不划算了!另外,很多中國公務員的崗位,都會要求報名者必須是中共黨員,使得許多海歸望而卻步。一位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幹部表示,在統戰部幹部裡,基本沒有海歸,「因為我們這裡全部是中共黨員。」現實的原因,使得赴美的中國留學生難以進入政府體制,更無法推動任何改革,一道道高牆也讓中國政府聽不到一絲為自由吶喊的聲音。
  • 美國對中國留學生的未來政策
美國的夢碎是否會讓他們因此降低中國留學生的簽證數量?筆者認為,可能性不大!根據統計,2017至2018年,中國學生佔美國國際學生總數的33.2%,幾近三分之一,超過36萬人,是九年前的三倍之多。如此龐大的數量,不難看出美國教育學院的收入,大大仰賴著中國留學生,他們帶起的經濟效益也相當可觀,從美國東西岸林立的手搖飲料店,就可見一斑。中國留學生與美國學府之間的經濟掛鉤,使得美國政府難以對中國學生做任何過大的抵制動作,再者,身為一個高喊自由主義、言論自由的國家,因為留學生擁有不同思想而做抵制,也實在說不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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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教育與文化事務的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羅伊斯(Marie Royce)在七月時表示,美國仍舊歡迎來自中國的留學生,然而羅伊斯也提出,大學機構需要更努力地協助中國學生融入當地群體,尤其是那些沈浸在中國共產黨宣傳泡沫中的學生們。不過就筆者觀察,這是有難度的,一個很簡單實際的理由是:和自己有著相同語言、文化背景的人相處起來,就是比較輕鬆、自在,容易以此為渠道接收訊息、形塑認知。此外,種族間的文化差異常常會導致對特定種族的排斥甚至差異化對待(discrimination),也就是如俗稱的「歧視」,這是幾乎所有身為異鄉遊子的留學生都曾面臨的困境。因此,要用行政資源與手段推動大學機構幫助留學生「在地化」,甚至要改變他們的思想或接收資訊的習慣,恐怕難有成效。
惠妮休斯頓的經典老歌Greatest Love of All(最偉大的愛)第一句唱著「I believe the children are our future. Teach them well and let them lead the way(我相信孩子是我們的未來,好好地教育他們,讓他們引領未來道路)」這句話刻畫著許多美國政、學界人士的信念,相信教育能夠帶來改變,但《紐約客》的報導打破了他們的美夢。
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或許一個人的思想,更多是受到媒體的影響。美國政、學界已逐漸意識到,一廂情願地相信透過軟實力(Soft Power)推動中國政府改革,可能不是那麼容易,尤其在這個習近平時代更是難上加難。
(下):對中國媒體來說,「新聞」和「內容」是同一件事
今年8月19日,美國《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發表了一篇特稿,名為《一個讓在美中國留學生獲取新聞的「後真相」出版物(The “Post-Truth” Publication Where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Get Their News》,探討在地留學生媒體如何塑造國際學生的民族主義。
《紐約客》的特稿指出,《北美留學生日報》這個擁有百萬訂閱的自媒體,創立初衷是希望提供留學生們出門在外、校園生活的種種資訊,但自2016年美國大選後,《北美留學生日報》的報導內容逐漸富含高度的民族主義言論,有意帶動言論風向。報導更揭露出《北美留學生日報》的內部祕辛,其中包括如何產製不實的文章、該報的編輯和作者又以怎樣的觀念處理新聞。
在上次的文章中,筆者討論了《紐約客》的報導,點出了第一個議題:美國政府希望藉由留學生帶起中國的政治改革,但他們的幻想已然破滅。而在今天的文章中,筆者將聚焦於該篇報導所帶出的第二個議題:
自媒體時代下的新聞倫理,以及中國缺乏的第四權。
全球媒體現象——自媒體的新聞倫理
《北美留學生日報》這個名字乍聽之下,像是個正規、傳統的報紙媒體,但事實上《北美留學生日報》,就僅僅是個靠社群媒體傳播的自媒體。《紐約客》特稿的作者在採訪時,問了《北美留學生日報》的創始人、CEO兼總編輯林果宇:
「新聞」和「內容」,哪一個名詞更能準確地定義留學生日報的貼文( IF IT WAS MORE ACCURATE TO CALL COLLEGE DAILY’S POSTS “JOURNALISM” OR “CONTENT”)
林果宇對此回應:「兩者有什麼差別?(“What’s the difference?”)」。
《北美留學生日報》的編輯Deng He也在另一個採訪中承認,自己是在總編林果宇的要求下,編造出《我給敘利亞的朋友看除夕中國放鞭炮的視頻,他哭了…》一文,而這篇文章隨後成了《人民日報》、《環球時報》、新華社和共青團中央的熱門轉載文章。
看到這裡,你或許會對以上的問答感到震驚和憤怒,然而我們每個人,在社群媒體上,都是自媒體,若是你面對《紐約客》作者的問題,你又會如何回答?
《紐約客》的特稿標題中出現了「Post-Truth(後真相)」一詞。「後真相」是2016年《牛津英語詞典》選出的年度詞彙,其指的就是「在信息傳播的過程中,反應客觀事實和具有邏輯性的訊息往往容易被忽視,相反地,煽動感情,富含高度個人情緒的訊息更容易影響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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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後真相」指的就是煽動感情的言論、文章更容易被轉發。由於如今的社群媒體平台成了最大眾化的傳播管道,包括個人、自媒體、傳統報社以及媒體公司,因此許多媒體業者為了與其它自媒體競爭,也逐漸擴大使用煽動感情的言論來吸引民眾目光、提高轉發量和點閱率。
新聞倫理強調報導事實真相、提供多方觀點,但在這個社群媒體的時代下,越來越難以遵守,很多媒體從業人員懷抱著滿腔熱血,奔波於新聞的公平正義與社會責任,點閱率卻遠少於那些腥羶色的報導。媒體的亂象隨著網路平台的發展,不斷地在世界擴散,但為何《紐約客》的報導要如此針對《北美留學生日報》呢?
原因是,在民主國家中,這些能夠激起人轉發、按讚的言論是由人民發表的,相反地,在極權國家中,這些言論是經過國家控制、監控的,自媒體這個原本能夠讓人們表達個人意見的平台,在極權國家中,反成了極權政府帶動風向、控制思想的工具。
不同體制下的新聞定義與閱讀新聞習慣
在民主國家中,媒體又被稱為「第四權」,除了向民眾報導近期發生的事件外,更要在國家體制外監督施政、揭露真相給公眾。然而,對在極權統治下成長的人民而言,「媒體」已與「國家體系」劃上等號、被視為黨國的傳聲筒。由於長期只有單一的新聞來源,極權體制下的人民也很少有「查證、比較新聞」的習慣,對於媒體所傳播的資訊有非常高的信任度。
在上篇文章中,有約略提到,中國學生在赴美留學後,大多數仍習慣使用過去在中國接觸的新聞媒體跟社群平台,包括微信、微博等等,如果閱讀資訊時沒有查證、瞭解多方觀點的習慣,就算到了言論自由的國家,仍舊會持續接收被國家監控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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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新聞倫理消逝的現象已使社會意識到「學習如何閱讀新聞」的重要,包括臺灣在內的許多國家,已將「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納入了義務教育中,積極教育民眾在接收資訊時,需反思、多方地查證、確認資訊的正確與真偽。相反的,中共近期卻發出通知,記者必須通過包括「習思想」等內容的考試,才能申領新版記者證,使媒體與國家的結合更加緊密,把整個國家推向一言堂。
說到底,縱然對於許多民主國家而言,中共控制媒體言論自由的行為確實難以接受,但中國如何制定內政,他國確實難以插手干預。
不過,中共政府如此強硬的做法已讓中國與西方社會之間樹立起更大的隔閡,也使得美國將重新思考對中國的開放態度,包括歡迎中國學生留美的政策。如此干預性的媒體控管也勢必讓台灣與香港的人民更加抗拒來自中國的統治意志。
——The News Lens 关键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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