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誌社記者 20250609
面對外界質疑香港「中西橋樑」角色逐漸弱化，港府積極出手捍衛香港的「國際化」，最近高調宣布由中國主導的「國際調解院」（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IOMed）落戶香港，共 33 個國家簽約成為創始成員，指給予「極為重要的國際地位」。惟當中以亞非拉或被評為威權的國家為主，包括古巴、津巴布韋、老撾、剛果等，而 G7及西方先進國家皆缺席，有聲音質疑其認受性。
《集誌社》盤點，類似情況亦出現於與港府近年設立或引入的其他「國際」平台，同時間西方外資律師行、金融機構紛紛撤離。有分析指，香港「國際化」似乎更多是單向走往「中國朋友圈化」，當中涉及中央對香港在國際戰略上的新部署。
國際調解院公約簽署儀式上月底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赴港出席。（政府新聞處相片）
由中國牽頭的《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簽署儀式，上月底（30日）在香港舉行。中方以外交部長王毅代表親赴儀式，與 32 國代表簽約成為創始成員，近 60 個國家和 20個國際組織的代表見證。王毅指，國際調解院是全球首個通過調解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法律組織，「作為國際法治創新之舉，在國際關係上具有重要意義」。與會的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亦表示，調解院總部落戶香港，賦予了香港「極為重要的國際地位」。
不過，國際調解院性質僅屬中國盟友政府之間協議的組織，以調解為主，不具法律約束力；其認受性受質疑，有別於國際認可的獨立仲裁機構「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由中國牽頭發起，33 個簽署的始創成員國全為發展中或未發展國家，有聲音質疑國際認同性。（政府新聞處相片）
國際調解院成員國全為第三世畀或發展中國家
國際調解院的創始成員國，均是與中國友好的國家，包括阿爾及利亞、白俄羅斯共和國、貝寧、柬埔寨、喀麥隆、剛果、古巴、吉布提、多米尼克、赤道幾內亞、埃塞俄比亞、加蓬、幾內亞比紹、印尼、牙買加、肯尼亞、基里巴斯、老撾、毛里塔尼亞、瑙魯、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巴布亞新幾內亞、塞爾維亞、所羅門群島、蘇丹、東帝汶、烏干達、瓦努阿圖、委內瑞拉、津巴布韋、尼日利亞。
值得留意的是，按國際定義、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國際人權組織 Freedom House、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定義以及各國憲政背景，33 個創始成員國均是第三世界或發展中國家，集中於亞非拉，無一為已發展國家；逾六成屬極權與威權國家；少數實行普通法制度，反映與香港法律以及主流國際司法機構和制度接軌者較少。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近日回應傳媒指，曾批評「外來敵對勢力正企圖把香港去國際化、去功能化」。對於國際調解院欠缺歐美參與是否有損權威，他指，簽署公約的國家總人口超過 20 億，佔全世界約四分一人口，數字「相當具份量和理想」，亦歡迎其他國家在公約簽訂後加入，「不會揣測」無加入的國家對調解院成立的看法，強調「眼光要長遠」。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指「喜出望外」，最終有 33 國簽署，觸及全球約 26、27 億人口。（政府新聞處相片）
亞洲金融論壇參與國家及人數下跌
除調解院外，今屆政府近年設立或引入多個「國際」平台，包括「亞洲金融論壇」（AFF）（見下表二）、香港「國際綠色科技及金融中心」，亦以中國及其中資企業為主體；參與國家及數目則有下跌趨勢，大多為中國盟友，包括中東、東南亞或中亞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G7 國家參與比例亦明顯減少。換言之，參與國家的多樣性有所下降，重點集中全球南方，與西方國家連繫仍未復當初。
以港府尤為重視的「亞洲金融論壇」為例，比較今年及舉辦首年（2022年）與會者名單。首年整體參與國家或地區約 80 個，總人數 6758 人，今年則分別跌至約 60 個及3984 人。在國家及地區分布上，迄今中國內地仍是主力，G7 參與人數仍屬少數且下跌，取而代之的是更多來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參與者，今年更明顯加強了與非洲、中東和東南亞國家的合作，特別是首次設立了海灣合作委員會（GCC）專場，強調與沙特阿拉伯、阿聯酋等國的金融合作。
港府重視的亞洲金融論壇，今年參與國家或地區和人數都有下跌，G7 參與者屬少數；今年加強與非洲、中東、東南亞國家合作。（資料相片）
全球綠色金融指數排名連續三年下跌
另外，港府自 2023 年起透過舉辦多個國際活動和平台來「鞏固」來香港「國際綠色科技及金融中心」地位，，包括發行綠色債券、舉辦「香港綠色周」、 「香港綠色科技論壇」、國際論壇等，惟當中參與者或對象主要以本地、國內及亞太地區或「一帶一路」國家為主。
據英國 Z/Yen 集團與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於今年 4 月聯合發布的《全球綠色金融指數》（Global Green Finance Index ，GGFI ）第 15 期報告，香港的排名連續 3 年下跌，由全球 37 名跌至今年 42 名（見表三），遠低於多個主要國際金融中心，如排名第一的倫敦、排名第三的新加坡等。
報告指出，香港雖維持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前 3 名，積極發展綠色金融，但在此領域尚未充分發揮其國際影響力，尤其在質素和深度方面，不少受訪者反映香港未能進入業界預期最具成長潛力金融中心前十大，反映專業界別對香港未來吸引力「存有保留」。
研究報告指香港雖維持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前 3 名，但在綠色金融領域未發揮國際影響力，排名已連續三年下跌。（資料相片）
身兼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的國際關係專家侍建宇，向《集誌社》表示，香港的「亞洲金融中心」地位不如以往，但是香港對於中國而言，仍是對外開放度最高的城市，也是處理海外事務的重要「白手套」，故中國仍要在嘗試維護香港的國際形象，這也是要在香港設立國際調解中心的原因」。
對於香港的「國際平台」未能吸引西方國家，侍建宇認為「並不令人意外」。他說：「尤其在美中對抗，美國對外實施關稅與貿易戰的脈絡下，世界較強的國家都還沒確定未來的走勢，當然不會輕易的加入。」
侍建宇指在中美對抗下，香港的「國際平台」難以吸引西方國家。（國防安全研究院相片）
最少 16 間律師行、10 多間金融機構撤離
港府口中「國際化」下，近年大型西方外資撤出香港仍接連發生，當中以律師行和金融機構為重災區，當中不少表示憂慮香港《國安法》、政治環境惡化以及資本市場低迷、IPO 萎縮，大多把目光改投向新加坡作為新址。
綜合美媒《彭博》數據及近來公開資料，由 2020 年至今多達 16 間外資律師行撤離、縮減規模或倒閉，包括多間全球前百大律師行（見表四）。據香港律師會數據，香港註冊外地律師行，從 2019 年高峰的 91 間急降至 2024 年的 74 間，上月數字回升至 84 間。
據立法會「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基金會 」今年 2 月發表「中資企業使用香港法律服務意願 調查研究」，表明「多家在華外資律師行縮減規模或撤出當前，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日益加劇，並預計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難見好轉」，提及美、英資律師行近年加速撤離香港。
金融機構方面，過去 4 年至少 10 多間撤離港，包括首批撤港的美國對沖基金 Elliott Management 以及多間外國銀行。據金管局數字，截至今年 4 月，香港持牌銀行數目從 2019 年的 164 家減少約 150 間。
值得留意的是，多間外資頂尖科企和盡職調查公司亦出現離港或縮減業務情況，包括美資美思明智集團（Mintz Group）、Nardello & Co.、英資的 The Risk Advisory Group，以及印刷電路板製造商 TTM Technologies。有關公司曾公開表示，擔心夾於中美之間角力，一方面受美國對中、港禁令影響，另對中國嚴厲管控，特別是從事盡職調查和數據分析的公司，在港營運風險增加、變相削弱留港誘因。
侍建宇認為過去的香港是世界的香港，未來的香港是中國的香港。（資料相片）
專家：中央重塑香港「國際化」角色
香港回復當初「連接中西」的國際舞台愈見困難，香港的「國際化」對中國而言有何作用？侍建宇分析指，隨著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關稅貿易戰，以及清楚的表明美國未來對於地緣政治的一些企圖（像是希望加拿大加入美國，或者併入格陵蘭），中國也越來越清楚想要劃分並確保自己在全球地緣政治上的勢力範圍，就是「全球南方」，亦即是過去 10 多年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投資的地區。可預視中國正規劃香港在其勢力範圍內，要扮演重要「中介地位、代言角色」，助中國擴大影響力。
對於如今香港的「國際化」，他形容：「簡單來說，過去的香港是世界的香港，或是亞洲的香港，未來的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的『國際化』是為中國的國際利益來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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