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监狱秦城监狱，是1950年代苏联援助新中国157项经济与国防建设的工程之一。高级别、高规格、高待遇，使得秦城监狱成为特殊监管的别名。而一部顺序记录下来的／发生在秦城监狱的故事，则成为历史的特殊佐证。
78岁的何殿奎，住在北京市金融街旁一个老旧而安静的小区里。这里跟金融街近在咫尺，却完全是两个世界。
何殿奎离休前是秦城监狱监管处的处长，在秦城监狱及其前身功德林监狱担任监管员近40年。几乎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一样，阅尽了中国政坛高层人物的起伏面孔。
一
秦城监狱是由1960年3月15日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1号公安部预审局和监狱迁移到秦城后，才有了这一名称。
那里原是个小村落，位于北京市北面昌平区地界的燕山山脉南侧，距市中心40公里，离小汤山镇10公里。监狱东、西、北三面依山，南面是一片平原，一股山泉水从监狱东北流向监狱前面的水库。秦城建设初就有办公区、生活区，以及周边的林地、农田，监狱建有四个监房区，均为砖木、水泥浇铸结构。
潘汉年、徐雪寒等关在204区。204区有较高生活待遇，每人有20平方米的房间，配有地毯、沙发床、桌椅和热水瓶等生活用品。即使1960年前后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伙食供应也保证了午、晚餐是二菜一汤，一年四季还供应高档茶叶、水果。这种待遇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初。
1952年7月察哈尔省撤省建制时，我随原察哈尔省公安厅部分干部调入公安部，分配到一局四处（预审局前身）功德林监狱（以下称功德林）工作。1954年3月，因工作需要我调到丁字号（大监区）工作。
潘汉年两进秦城，我同他们夫妇接触最多。
第一次见到潘汉年是1955年4月，他那年49岁，被关进功德林。当时潘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身份是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住在北京饭店。4月1日，他向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讲了历史上见汪精卫的事，以及当时的动机和目的。4月2日，陈毅亲自赴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并将潘写的材料交给了毛。毛泽东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随后作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由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亲自执行。
4月3日傍晚，在北京饭店由罗瑞卿向潘汉年宣布了逮捕令，将他被关进了功德林监狱。
当天，领导决定我执行看管潘汉年的任务。他一进功德林，我就住在他房间里，10多天后我才搬到隔壁房间去住。他的一切生活料理都由我负责，可以说那时候我就是最贴近他的人。
对潘的审讯很紧张，头几天几乎天天审，主审是李局长，记录是邵处长。潘就是不说话，僵持了好几天，直到徐子荣副部长同他谈话，徐对他说"保证你死不了，不信可以写个条子……"，他才开始讲话。
同我接触时，他讲了一些内心话。潘说，1943年他在上海被胡均鹤、李士群硬拉着去见过汪精卫一次，此事一直没有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讲。那他为何1955年4月在北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时才讲呢？他说，前些日子与毛主席同乘一列车，两人闲谈，他听主席讲了"人心隔肚皮"的俗语，产生了压力，感到毛主席对他的历史有怀疑，于是想趁在北京开会时，找机会向中央领导讲心里话。
不久，他们夫妇俩就被转移到北京团河劳改农场，由北京市公安局负责管理。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为了潘夫妇的安全，他俩从团河搬回秦城，在监狱二门里（监区外面）卫生所二楼居住，生活管理由我负责。
随着运动不断升级，秦城的部分造反派要造潘汉年的反。我得到这一消息，告知他俩作好思想准备，潘对我说："我们早有思想准备，不会出事的。"表示让我放心。1966年6月8日下午，造反派没有经过部领导的批准，就将潘汉年夫妇关进了201监区，我也随着到201监区工作。1967年11月7日，秦城军管，我被迫离开秦城，只能与他俩告别了。
1972年11月，我从"五七干校"调回秦城，时隔近5年。我再次见到潘汉年时，他苍老了许多，头发几乎掉光了。1973年医生检查到潘肝部有疑点，我带他去日坛医院请专家会诊，住进复兴医院两个多月，经过五次造影，最后排除了肝病的问题，他松了口气。1973年9月，潘从医院回到秦城201监区，仍由夫人董慧陪同。
1975年5月，潘夫妇离开了秦城，被遣送到湖南某茶场，作为"特殊犯人"管制。后来得知，1976年初潘70岁时，身患多种疾病，住进简陋的茶场医院。1977年3月，潘汉年才获准转到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治疗，但为时已晚。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逝世，终年71岁。
1975年4月26日，领导调我去管理陈伯达。领导强调，要绝对保证他的安全，生活上可满足陈的需求，以利于保存"活证据"。
那时陈伯达常闹监，动不动耍小动作，寻死觅活。他在年轻战士面前摆架子，常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30多年，最熟悉毛主席著作"、"我出去还要写毛选一、二、三、四卷的注释"等话。对特殊待遇的伙食，他也找茬儿，说这不好吃，那没滋味。为了实地观察他的表现，掌握一些实际情况，我搬到离陈的监房仅几米的监房住下。
经过一周多的观察，我看出来，陈要"寻死"是装腔作势。比如，他从床上起身时，往前冲一二步，有点站不稳。看管他的年轻战士思想压力大，不知道这是年纪大了的自然现象，见状赶紧上前把他拉住，久而久之造成了陈伯达要"寻死"的问题。而陈就利用年轻战士这一弱点，故意制造紧张气氛。
我作好思想准备，同他作有理有节的斗争。1975年5月29日，天气晴朗，陈伯达吃过早饭，在室内走动，一只小鸟停在窗框上，叽叽喳喳地又叫又跳。小鸟飞走后，陈沉思片刻，突然情绪就不正常了，对着两名战士大声叫喊："我活着没有什么意思，还不如一只小鸟，这样下去还不如死了好……。"一边说一边从床上起来，作出一个突然要往东边墙上撞的动作。战士迅速上前，把他抱住，实际上他离墙有五、六米的距离。
听到战士拉响警铃，我快速赶去，看见陈伯达正挣脱战士的保护，硬要去撞墙。我就将计就计，来个激将法，高喊一声，叫两名战士放开他。接着对他说："我今天倒要看看，你陈伯达怎么撞个头破血流！有人说你非常难管，以你今天的表现，说明你是想用死来威胁政府工作人员，好让我们听你的指挥，这只能是痴心梦想。"我又说："你这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接着，我口气缓和地劝他还是明智为好，有什么想不通的可以谈谈，我会把他的想法和要求向上级反映。
我讲话时，陈安静地听着，看他不会再闹了，我说："你好好想想，我们政府工作人员哪一点对不起你。"说罢就走出了监房。过了两天，战士报告，陈伯达常躺在床上，闭眼静思，不时地长吁短叹。最后向战士说："我要见那位首长。"他不知那天批评自己的是谁。
战士连续报告了三天，我才去陈的监房，对他讲："从今天起，你的一切归我管，你要很好地和我配合，服从管理，不要胡闹，有什么问题可以正面提出来……"我还未讲完，陈伯达就用右手打自己的脸，边打边说："我该死，我对不起领导，对不起政府，对不起党，我今后决不再这样。"我说："打脸有什么用？只能触及皮肉，关键是你要端正态度，配合组织对你的审查，搞清你的问题，你说对吗？"陈点头表示同意，自此他老实多了。
两三年后，陈伯达被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中的第五位。陈伯达被依法判处18年徒刑后，于1981年7月保外就医离开了秦城。
二
我有这么个思想，这些老干部怎么能犯了罪呢！好多案子引起我的怀疑，青岛案那么多干部被抓都错了，广东案更大一二百人都错了，五几年内部肃反，弄来弄去又错了一批。对这些老干部必须要保护好服务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行了。
编者注：青岛案即1955年青岛市委书记王少庸等人的反革命内奸嫌疑案，广东案即1951年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泊等人的特务案，皆系重大冤假错案已平反。
近来，他跟公安部的另一位离休干部汪春耀开始合写一些回忆文章。汪以前常到秦城监狱提审犯人跟他相识。用汪春耀的话说，他们这些小人物，脑子里装了太多大人物的故事。
何殿奎的记忆力只能用惊人二字来形容。一串串的人名、数字从他嘴里出来，不用思考不用回忆。
何殿奎永远记得1960年3月15日，秦城监狱落成的第一天。从那天起他就在那里工作，直到1992年离休才离开。
苏联援建的秦城监狱，由4栋3层青砖小楼组成，编号分别为201、202、203、204。后来参与审判四人帮的法官王文正在《以共和国名义判决》中写道，其设施和条件，远远超过当时中国普通人家的居室。
那是1980年，作为预审员的他就住在秦城监狱的监房里办公。每间监房都有独立卫生间，带脚踏式冲水的抽水马桶。
王文正可能不知道，他住的仅仅是条件最一般的201监区。秦城的四座小楼，内部结构都不一样。204监区，待遇更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204的监房约20多平方米铺着地毯，床是沙发床，伙食标准是按部长级待遇，到东华门高干供应点采购。早餐有牛奶，午晚餐是两菜一汤，饭后有一个苹果。
苹果是刚从冷库里拉来的，放在稻糠里保鲜，拉来时那苹果都冒着气儿。还给他们发固体饮料，一盒12块，一块能沏一杯柠檬茶。方糖分白色和咖啡色的两种。
每天如此，即便在困难时期都一样。给他们做饭的则是专门从北京饭店调来的乙级厨师刘家雄。就是在那里，何殿奎第一次见识了鱼翅。他以为那是粉丝，刘家雄告诉他，是鱼翅，就是鲨鱼的鳍。
只有刘家雄一个人会发海参、鱼翅这些东西。每天，都由何殿奎给他们送饭。每人一个四层的饭盒，分别装米饭、两个菜和一个汤。冬天用棉罩保温。
每个饭盒的颜色都不同，以示区分。一共15份。这些重量级犯人是从功德林监狱的"特监"迁来的。1956年7月，功德林设立了一个专管高级干部的特监区，把这些人从不同监区集中起来管理，何殿奎是监管员。
特监一共8个人，原来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从事特情工作的袁殊、外贸部副部长徐雪寒、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泊、《人民文学》编委胡风和一位公安部的局级干部。
秦城监狱建好后，这些人全部迁入204监区，青岛市委书记王少庸等几位青岛案主犯也从别处迁来一共15位，但他们并不知道彼此。
放风是严格隔开的。绝对避免见面。哨兵也只知道其编号。唯一知道他们身份的，除了领导，只有204监区的管理员何殿奎一个人。
1955年4月3日，他被从功德林的丁字号监区紧急抽调去监管潘汉年。领导看中了他的政治可靠和年轻肯干：他才23岁，10来岁到延安，20岁入党，已经是个年轻的老革命了。
那一天何殿奎记得太清楚了，因为潘汉年太特殊了。潘是被秘密逮捕的，看守他的部队都不是那里的，是专门从北京市摩托连调来的一个排。
整个监区只关他一个人，岗是双岗，监房门口一道，监区门口一道，除了何殿奎谁都不能进去。潘汉年刚来的那十几天，何殿奎就住在他房间里，24小时贴身监护。
那些天潘汉年几乎每天被带去谈话，他出入都要戒严如临大敌。谈话的地方不是普通的审讯室，而是会议室，坐在沙发上谈，主持谈话的先是公安部的一个局长。
何殿奎在旁边端茶倒水。秦城的办案人员和监管人员有严格区分。前者即预审员，只处理案情；后者则负责犯人的吃、住、健康。没有特殊情况，前者不允许进入牢房，后者不可以知道案情。
潘汉年的案子是唯一一次，何殿奎目击了审讯开始头几天的过程。谈话很平稳，但并不顺利。潘汉年就是不开口。僵持了几天后，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亲自来谈，说保证你死不了，不信可以给你写个条子，他才开始谈。
潘汉年被捕时是来北京参加全国党代表会议的，这次会议是要解决被称为建国后第一次党内斗争的高饶事件。作为饶漱石的下属，潘汉年自知难逃干系，主动写了交代材料，包括自己曾被挟持去见汪精卫的那件事，结果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成立提供了铁证。
不久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其他主犯相继入狱。何殿奎记得，潘汉年的编号是64，袁殊65，扬帆66，饶漱石最特殊，0105，全监狱独一无二。
他至今不解其奥妙。谈起对潘汉年这位情报界传奇人物的印象，何殿奎说他个子不高，胖胖的不爱说话，很稳重的一个人，从来看不出他情绪上的变化。
他生活很有规律，晚饭后会在床上闭目打坐一个小时。刚看到这奇景，哨兵以为他死掉了，还曾跑去报告何殿奎。潘汉年在狱中写过一篇小说，写一个拉洋车的人，可惜后来找不到了。
1963到1964年，204监区的犯人陆续释放。潘汉年就安置在秦城监狱的家属区，生活仍然由何殿奎照顾。那段时间，他生活比较愉快，常去南边的水库钓鱼，去附近的小汤山镇散步，和何殿奎也有说有笑。但这样的日子随着文革的到来彻底结束了。
文革开始后不久，扬帆、饶漱石、潘汉年等再次入狱。潘汉年等回到的秦城，已经不是文革前的那个秦城。旧公检法的那套管理制度，被造反派称为修正主义和犯人同流合污，全部取消。
1967年11月，秦城被军管。原来的监管干部全部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何殿奎就此离开了秦城一别5年。直到1972年11月，才被调回来。
他是第一批回来的两个人之一，秦城已经面目迥异了。因为走资派太多住不下，秦城又加盖了两栋4层红砖小楼，编号为205和206。
监狱的名称也换成了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七大队。秦城监狱文革前并不叫这个名字，叫公安部预审局，对外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看守所。
文革军管时写报告，落款是七大队，总理看了说什么七大队，不是秦城监狱吗！从此秦城监狱才叫开了。但这个名称从来没有见于正式文件，也没有挂牌，正式名称仍然叫公安部预审局。
何殿奎从五七干校回来后被分配到201监区，当时201关押了89名部局级干部。他是负责人之一，但是负不了责，上面有3个军管干部，他只能列席会议。
不久秦城监狱出了一件大事，铁道部原副部长刘建章的夫人刘淑清上书毛泽东，揭露秦城监狱里生活待遇低劣的问题。1972年12月，毛泽东在信上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工作组进驻，整顿秦城监狱，并逐个找在押人员谈话，问题逐渐得到解决。
何殿奎回来一看，老熟人不少。公安部8位部长，5个关在201。放风时看见他们，只能点点头。潘汉年等也关在201。潘汉年苍老了许多，头发几乎掉光了。那几年吃的是窝头白菜，见不到肉。
当时秦城监狱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位倒台的文革新贵，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6821，戚本禹；6822，王力；6823，关锋。即，1968年进来的第21、22、23号。这种编号法从文革开始，一直延续至今。
何殿奎说这三个人，王力很老练，一般比较讲道理；关锋精神失常了，经常骂街；戚本禹不大讲理，造反起家的嘛！戚本禹是个闹监的，经常在晚上大嚷大叫，吵得四邻不宁，还用手纸堵门上的玻璃观察孔，跟哨兵斗智。
他还放言我戚本禹早就知道秦城有个何殿奎，看你对我采取什么措施。这时是7月份。何殿奎把戚本禹迁到没人住的三楼随他吵闹，随后打开外面的木门，只关里面的铁栅门，让他喂蚊子。
戚本禹喊报告要找何殿奎，何让哨兵说出差了,三四天后再去，吃够了苦头的戚本禹终于愿意谈谈，从此基本上服管了。
但戚本禹还不是最难管的。1975年4月26日，何殿奎被调到204监区升任科长，专门负责管理心眼太鬼的头号难缠人物，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
陈伯达在整个秦城监狱都要算特殊人物，他曾是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首，加上年龄又大，上面强调要绝对保证其安全，在生活上可满足其需求，以利于保存活证据。他被安排一个人住在204监区的二楼，两个哨兵日夜看着他。他动不动就在监房里表演撞墙，搞得监狱上下越来越紧张。
何殿奎就是专门被调来啃这块硬骨头的。他首先搬到陈伯达旁边的监房中，近距离观察了一周，认定他的寻死只是作势而已。一天，陈伯达又要撞墙，被哨兵抱住。何殿奎赶到后，叫哨兵放开他："我今天倒要看看你陈伯达撞个头破血流!"陈伯达不吭声了。
1976年陈伯达又开始折腾起来。他称自己腿不能走了，天天爬着上厕所。何殿奎估计他是装的，就让王医生去跟他说，要再不起来锻炼，他的腿就永远站不起来了。陈伯达害怕了，问能不能拄个拐棍。何殿奎说可以不用请示，当场我就答应他了。
何殿奎知道，陈伯达无非是想让上面注意他这个被遗忘的角落。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的消息见报后，他重燃希望说，毛主席的后事办理完毕，江青同志会派人来和我谈话的，我的问题寄托在她身上。但他等来的，是江青自己被投入秦城监狱。
何殿奎在204监区一直工作到1985年，提为副处长，脱离了监管第一线。他离开的时候，陈伯达等已保外就医，王关戚也先后被释放。潘汉年病逝在湖南劳改林场，没有等到平反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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