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5日星期六

何殿奎:我在秦城监狱40年

家国天下事212 2024年09月29日 05:36

朋友。 陆蔓青一向说她人生最大的梦想是在爱人身边到老。  直至九十高龄,记者采访她时,她的回答仍是如此。这是她最后一次接受杂志访问,她和这本人物杂志合作已经半个世纪,公司上市、新品发布、公关危机、企业宣传,每一次的合作杂志均是它。因此当她决定退出公司经营,淡出...南非东伦敦一个偏远小镇上,有一对黑人夫妇。男人叫乔治,女人叫海伦。乔治在小镇北部的农场干活,每天早出晚归。海伦因为怀了孩子,便待在家里安胎。  这天,乔治像往常一样开着吉普车出了门。农场离家有50多公里,中途要经过一段长长的山道。这段山道崎岖难行,并且周围也没有村莊...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请不要当作一个小说来阅读。  草原上一个偏寂的小村,小的可怜,只有零星的几户人家。就在这个小村,我见证了一场伟大的狼爱。  猎手阿拉图在草原上捕到了一只公狼,其实阿拉图不是真正的蒙古人,蒙古人把狼当作图腾的,是不会捕的。他不同。阿拉图把狼放...古时候,有一个小渔村。这个村子里几乎所有的村民都依靠着出海打渔为生。因此这个村子里打渔的能手很多,其中有一个渔夫跟着师父学会了一身娴熟的打渔的技巧,每次出海他都能满载而归。但是几次打渔回来,当他卖掉自己打的鱼卖掉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收入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令人满意。 一天早晨,温暖的阳光照耀着大地,小苹果树和老苹果树在一起欢乐地唱着歌。突然,老苹果树难过地说:哎呦,我的肚子好疼呀。小苹果树焦急万分。  这时,飞来一只喜鹊,小苹果树用恳求的语气对喜鹊说:喜鹊阿姨,您能不能帮我婆婆治病呢?喜鹊说:对不起,我只能捉叶子上的虫子,不会捉...每天当王子到游船上玩的时候,小美人鱼总是远远地看着快乐而英俊的王子,在她的心里已经偷偷地爱上了这个王子,她希望有一天能过被王子注意到,但是她又很害怕被王子看到,她对王子的爱那么小心翼翼,那么真挚,那么纯洁,海边,有个年轻人,捡了一条遗弃的漏船,补了又补,可以出海打鱼了。每天唱着歌出海,即使空网而归,下了船,躺在沙滩上,晒着太阳,唱着歌,非常快乐。  有个鱼贩,住在岸边的别墅,每天早出晚归,回到家后,总是忙着算今天赚了多少、失了多少,整天愁眉苦脸。每天看着大海和天气父亲欲对一对孪生兄弟作性格改造,因为其中一个过分乐观,而另一个则过分悲观。一天,他买了许多色泽鲜艳的新玩具给悲观孩子,又把乐观孩子送进了一间堆满马粪的车房里。  第二天清晨,父亲看到悲观孩子正泣不成声,便问:为什么不玩那些玩具呢?   玩了就会坏的。孩子仍在哭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容一对恩爱夫妻的话,我们会说他们之间是举案齐眉和相敬如宾。然而在现代社会之中,我们常听到的都是一些出轨和婚姻破裂的花边新闻。  为什么这种状况经常出现?到底在夫妻相处中,有什么问题是被我们忽视掉的呢?   1、爱人之间缺乏沟通   沟通是...很久以前,在一座金碧辉煌的城堡里住着一位骄纵、自私的王子。一个寒冷的冬夜,城堡里来了一位乞丐老婆婆,她献给王子一枝红玫瑰,请求王子让她避避风寒。王子见她长得又丑又怪,便要赶她走。乞丐老婆婆对王子说:内在美才是真正的美。但王子还是不肯让她留下。这时,乞丐老婆婆忽然变了在森林里住着小猫一家人,家人们都很喜欢吃苹果。一到周末。猫妈妈会为小猫做很多苹果料理:苹果蛋糕、苹果炒胡萝卜、甚至是苹果鱼;;在潜移默化间,小猫也很喜欢苹果,它天真的以为世界上应该没有小动物会不喜欢苹果吧!苹果圆圆的、红红的、吃起来又那么香甜可口,怎么会有人...天晚欲雪,好友邀我去火锅城,说满腹心事要借火锅一涮。为着不肯做母亲,她与老公已成水火之势,欲借我这个过来人做灭火器,令我安置好女儿后速速赴约。  当初她也极力劝过我,做母亲投资太多风险太大,如果生个神童还好,当妈的里子面子全赚足了,万一生个木头木脑的呆瓜,连自己的快...20岁那年,我被挤下了高考的独木桥,所有的梦想和荣耀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我的生活也仿佛一下子沉入了海底,周围的一切使我不能呼吸。  我选择了逃离,丝毫不留恋地逃离了那个生养我20载的村庄,独自来到县城的一家工厂打工。  我要活出个样儿来给他们看,我要...她和妈妈刚在沃尔玛结束购物。这个天真的小女孩应该6岁大了,头发是美丽的棕色,脸上有雀斑。外面下着倾盆大雨。雨水溢满了檐槽,来不及排走,就迫不及待地涌涨上地面。  我们都站在沃尔玛门口的遮篷下。大家都在等待,有人很耐心,有人很烦躁,因为老天在给他们本已忙碌的一天添乱。一只狐狸已被几条嗅觉灵敏的猎狗追得无路可逃,就在他处于穷途末路之际,为了逃命,狐狸使了一个花招,这个花招是他精心设计但一直没有使用过的。他跑到一个绞刑架底下。这里正好挂着许多被捕获的动物,如獾、狐狸和猫头鹰,全都是平时专干坏事的家伙,现在被人吊着向过往行人示众。 从前,吐谷浑国的国王阿豺有20个儿子。他这20个儿子个个都很有本领,难分上下。可是他们自恃本领高强,都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认为只有自己最有才能。平时20个儿子常常明争暗斗,见面就互相讥讽,在背后也总爱说对方的坏话。  阿豺见到儿子们这种互不相容的情况,很是担心,他明白...博美映像   有个穷人千辛万苦地找到了上帝,他质问上帝说:为什么我的命运这么差,一生下来就受穷,长大了不管我怎么努力都赚不到钱,现在我穷的就快吃不上饭了,你却只给那些富人用不尽的机会,这是什么道理?   上帝很无奈地回答道:这不是我的错,我给每个人的机会都是一样的...华北以北,春色本就迟,却又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雪,拉回到初春,仿佛时光静止,并不曾向春天的深处走过,只是一直站在原地瞭望。那温暖的风,那含苞的枝,那飘逸的柳,那发芽的相思,突然被洋洋洒洒的飞花取代,庭前,又是冬天一般的洁白,肃杀。屋内有些冷,来不及寻一些温暖的字,迎接一个陌生。还来不及说太过匆匆,墙上的挂历就被悄无声息地撕到了最后的几页,旧的岁月就要转瞬即逝,成为无法重来的过去。轻叩心扉,重温旧日情怀,感慨良多。这一年里,有得有失,有舍有弃,有聚有散,有笑有哭,有省有悟。岁月,赠予了我们不少的忧伤与欢喜,同时也沧桑着我们的心智。光阴就这样在尘事的纷扰...是天上的月亮掉了下来,还是地上长出了一个月亮?当我们越过腾格里沙漠,来到名闻遐迩的月亮湖时,不禁大为赞叹。你瞧,那不算浩瀚而依然开阔的湖,宛如一弯新月,静静地躺在腾格里沙漠的怀抱。伫立湖边,我竟有点莫名的感动。不是吗?当我们坐着越野车颠簸而来,沿途像大海的波涛一样起伏的沙丘,都...除夕的年夜饭,是每个家庭过年的一大主题。岁岁过春节,年年除夕年夜饭,可吃出的风味却各有不同。如今上酒家吃年夜饭的人虽不能说一年比一年多,可也是时尚如潮,酒家餐厅食客盈门,稍有点名气的一席难求。我们家也早在新世纪到来时就接连赶了好几年的时尚。当时老妈和妻都说弄来弄去累得够呛,吃完...春催促着冬的脚步,终于轻盈地来了,园内的雪几乎在一日之间融化待尽,只有靠近园墙堆积的雪还与春做着最后的搂脖热吻。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是看不到雪了,欣赏雪也成了一种奢望。春在安塞腰鼓铿锵有力的声响里,在轻曼柔美的临夏花儿中,在响彻大西北粗重雄厚的秦腔里,无限柔美地潜伏在我们身旁 我们踏上一条鹅卵石铺砌的崎岖小路,小路一旁盛开着紫色的杜鹃,猕猴桃花散发出淡淡的幽香,花叶轻拂行人的头顶。远处山坡上的桃树已经缀满指头大的青果。满眼都是高低起伏的翠色,闭上眼睛也能闻到空气中绿的气息。在这里,连噪音都是寂静的,触目可见的植物群和四周连绵的九华诸峰,像巨大的海...

中国第一监狱秦城监狱,是1950年代苏联援助新中国157项经济与国防建设的工程之一。高级别、高规格、高待遇,使得秦城监狱成为特殊监管的别名。而一部顺序记录下来的/发生在秦城监狱的故事,则成为历史的特殊佐证。

78岁的何殿奎,住在北京市金融街旁一个老旧而安静的小区里。这里跟金融街近在咫尺,却完全是两个世界。


何殿奎离休前是秦城监狱监管处的处长,在秦城监狱及其前身功德林监狱担任监管员近40年。几乎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一样,阅尽了中国政坛高层人物的起伏面孔。



秦城监狱是由1960年3月15日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1号公安部预审局和监狱迁移到秦城后,才有了这一名称。


那里原是个小村落,位于北京市北面昌平区地界的燕山山脉南侧,距市中心40公里,离小汤山镇10公里。监狱东、西、北三面依山,南面是一片平原,一股山泉水从监狱东北流向监狱前面的水库。秦城建设初就有办公区、生活区,以及周边的林地、农田,监狱建有四个监房区,均为砖木、水泥浇铸结构。


潘汉年、徐雪寒等关在204区。204区有较高生活待遇,每人有20平方米的房间,配有地毯、沙发床、桌椅和热水瓶等生活用品。即使1960年前后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伙食供应也保证了午、晚餐是二菜一汤,一年四季还供应高档茶叶、水果。这种待遇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初。


1952年7月察哈尔省撤省建制时,我随原察哈尔省公安厅部分干部调入公安部,分配到一局四处(预审局前身)功德林监狱(以下称功德林)工作。1954年3月,因工作需要我调到丁字号(大监区)工作。


丁字号有120名犯人,大多是历史反革命,监管员是我与吴生福。1960年3月15日功德林迁移到秦城后,我就在秦城204监区工作。 1955年4月,领导调我去执行看管潘汉年的任务。204监区除潘汉年外,还有饶漱石、胡风、范明、王少庸、徐雪寒、薛向程、王超北等高级干部,我的工作是负责他们的生活、疾病治疗等。

潘汉年两进秦城,我同他们夫妇接触最多。


第一次见到潘汉年是1955年4月,他那年49岁,被关进功德林。当时潘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身份是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住在北京饭店。4月1日,他向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讲了历史上见汪精卫的事,以及当时的动机和目的。4月2日,陈毅亲自赴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并将潘写的材料交给了毛。毛泽东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随后作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由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亲自执行。


4月3日傍晚,在北京饭店由罗瑞卿向潘汉年宣布了逮捕令,将他被关进了功德林监狱。


当天,领导决定我执行看管潘汉年的任务。他一进功德林,我就住在他房间里,10多天后我才搬到隔壁房间去住。他的一切生活料理都由我负责,可以说那时候我就是最贴近他的人。


对潘的审讯很紧张,头几天几乎天天审,主审是李局长,记录是邵处长。潘就是不说话,僵持了好几天,直到徐子荣副部长同他谈话,徐对他说"保证你死不了,不信可以写个条子……",他才开始讲话。


同我接触时,他讲了一些内心话。潘说,1943年他在上海被胡均鹤、李士群硬拉着去见过汪精卫一次,此事一直没有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讲。那他为何1955年4月在北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时才讲呢?他说,前些日子与毛主席同乘一列车,两人闲谈,他听主席讲了"人心隔肚皮"的俗语,产生了压力,感到毛主席对他的历史有怀疑,于是想趁在北京开会时,找机会向中央领导讲心里话。


1963年1月,潘被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同年2月23日被"假释交公安部管制",他夫人董慧来秦城陪同。这时他俩从204监区迁居职工生活区3号楼东门西单元二楼二室,当时饶漱石住在生活区9号四居室平房。他们夫妇的生活、看病等仍由我负责,行动可以自由。他俩每天到秦城南边水库钓鱼或到小汤山镇逛逛。

不久,他们夫妇俩就被转移到北京团河劳改农场,由北京市公安局负责管理。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为了潘夫妇的安全,他俩从团河搬回秦城,在监狱二门里(监区外面)卫生所二楼居住,生活管理由我负责。


随着运动不断升级,秦城的部分造反派要造潘汉年的反。我得到这一消息,告知他俩作好思想准备,潘对我说:"我们早有思想准备,不会出事的。"表示让我放心。1966年6月8日下午,造反派没有经过部领导的批准,就将潘汉年夫妇关进了201监区,我也随着到201监区工作。1967年11月7日,秦城军管,我被迫离开秦城,只能与他俩告别了。


1972年11月,我从"五七干校"调回秦城,时隔近5年。我再次见到潘汉年时,他苍老了许多,头发几乎掉光了。1973年医生检查到潘肝部有疑点,我带他去日坛医院请专家会诊,住进复兴医院两个多月,经过五次造影,最后排除了肝病的问题,他松了口气。1973年9月,潘从医院回到秦城201监区,仍由夫人董慧陪同。


1975年5月,潘夫妇离开了秦城,被遣送到湖南某茶场,作为"特殊犯人"管制。后来得知,1976年初潘70岁时,身患多种疾病,住进简陋的茶场医院。1977年3月,潘汉年才获准转到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治疗,但为时已晚。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逝世,终年71岁。


我是个熟悉他的小人物,得知他病故的消息,内心感叹不已。

1975年4月26日,领导调我去管理陈伯达。领导强调,要绝对保证他的安全,生活上可满足陈的需求,以利于保存"活证据"。


那时陈伯达常闹监,动不动耍小动作,寻死觅活。他在年轻战士面前摆架子,常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30多年,最熟悉毛主席著作"、"我出去还要写毛选一、二、三、四卷的注释"等话。对特殊待遇的伙食,他也找茬儿,说这不好吃,那没滋味。为了实地观察他的表现,掌握一些实际情况,我搬到离陈的监房仅几米的监房住下。

经过一周多的观察,我看出来,陈要"寻死"是装腔作势。比如,他从床上起身时,往前冲一二步,有点站不稳。看管他的年轻战士思想压力大,不知道这是年纪大了的自然现象,见状赶紧上前把他拉住,久而久之造成了陈伯达要"寻死"的问题。而陈就利用年轻战士这一弱点,故意制造紧张气氛。


我作好思想准备,同他作有理有节的斗争。1975年5月29日,天气晴朗,陈伯达吃过早饭,在室内走动,一只小鸟停在窗框上,叽叽喳喳地又叫又跳。小鸟飞走后,陈沉思片刻,突然情绪就不正常了,对着两名战士大声叫喊:"我活着没有什么意思,还不如一只小鸟,这样下去还不如死了好……。"一边说一边从床上起来,作出一个突然要往东边墙上撞的动作。战士迅速上前,把他抱住,实际上他离墙有五、六米的距离。


听到战士拉响警铃,我快速赶去,看见陈伯达正挣脱战士的保护,硬要去撞墙。我就将计就计,来个激将法,高喊一声,叫两名战士放开他。接着对他说:"我今天倒要看看,你陈伯达怎么撞个头破血流!有人说你非常难管,以你今天的表现,说明你是想用死来威胁政府工作人员,好让我们听你的指挥,这只能是痴心梦想。"我又说:"你这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接着,我口气缓和地劝他还是明智为好,有什么想不通的可以谈谈,我会把他的想法和要求向上级反映。


我讲话时,陈安静地听着,看他不会再闹了,我说:"你好好想想,我们政府工作人员哪一点对不起你。"说罢就走出了监房。过了两天,战士报告,陈伯达常躺在床上,闭眼静思,不时地长吁短叹。最后向战士说:"我要见那位首长。"他不知那天批评自己的是谁。


战士连续报告了三天,我才去陈的监房,对他讲:"从今天起,你的一切归我管,你要很好地和我配合,服从管理,不要胡闹,有什么问题可以正面提出来……"我还未讲完,陈伯达就用右手打自己的脸,边打边说:"我该死,我对不起领导,对不起政府,对不起党,我今后决不再这样。"我说:"打脸有什么用?只能触及皮肉,关键是你要端正态度,配合组织对你的审查,搞清你的问题,你说对吗?"陈点头表示同意,自此他老实多了。


其实,我看陈伯达活像一条"变色龙"。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的消息见报后,他以为机会来了,在监房竭力吹捧"四人帮",说了一大堆阿谀奉承的话:"我和江青、春桥同志是一条心的,我愿同他们同心协力地工作。""我以个人的名义,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江青同志致敬。""我特别怀念毛主席的忠诚战友江青同志,希望她多保重身体。""在一起工作当中,他们从来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还说"毛主席的后事办理完毕,江青同志会派人来和我谈话的,我的问题寄托在她身上"等等。不久,"四人帮"垮台,他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又搞起了"寻死"的闹剧。还当着我们的面骂:"国民党监狱也没有像你们这样……"。我针锋相对地同他说理,责问他:"国民党监狱有严刑拷打,这里有没有?在这里整天给你送牛奶、饼干、水果,吃大米饭、包子、饺子,喝鸡汤,有病请专家来给你治病。你房里有沙发床、地毯,国民党监狱有没有?"问得他瞠目结舌,只得承认自己态度不好,表示服从管理。

两三年后,陈伯达被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中的第五位。陈伯达被依法判处18年徒刑后,于1981年7月保外就医离开了秦城。



我有这么个思想,这些老干部怎么能犯了罪呢!好多案子引起我的怀疑,青岛案那么多干部被抓都错了,广东案更大一二百人都错了,五几年内部肃反,弄来弄去又错了一批。对这些老干部必须要保护好服务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行了。


编者注:青岛案即1955年青岛市委书记王少庸等人的反革命内奸嫌疑案,广东案即1951年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泊等人的特务案,皆系重大冤假错案已平反。 


近来,他跟公安部的另一位离休干部汪春耀开始合写一些回忆文章。汪以前常到秦城监狱提审犯人跟他相识。用汪春耀的话说,他们这些小人物,脑子里装了太多大人物的故事。


何殿奎的记忆力只能用惊人二字来形容。一串串的人名、数字从他嘴里出来,不用思考不用回忆。


何殿奎永远记得1960年3月15日,秦城监狱落成的第一天。从那天起他就在那里工作,直到1992年离休才离开。


苏联援建的秦城监狱,由4栋3层青砖小楼组成,编号分别为201、202、203、204。后来参与审判四人帮的法官王文正在《以共和国名义判决》中写道,其设施和条件,远远超过当时中国普通人家的居室。


那是1980年,作为预审员的他就住在秦城监狱的监房里办公。每间监房都有独立卫生间,带脚踏式冲水的抽水马桶。 


王文正可能不知道,他住的仅仅是条件最一般的201监区。秦城的四座小楼,内部结构都不一样。204监区,待遇更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204的监房约20多平方米铺着地毯,床是沙发床,伙食标准是按部长级待遇,到东华门高干供应点采购。早餐有牛奶,午晚餐是两菜一汤,饭后有一个苹果。


苹果是刚从冷库里拉来的,放在稻糠里保鲜,拉来时那苹果都冒着气儿。还给他们发固体饮料,一盒12块,一块能沏一杯柠檬茶。方糖分白色和咖啡色的两种。


每天如此,即便在困难时期都一样。给他们做饭的则是专门从北京饭店调来的乙级厨师刘家雄。就是在那里,何殿奎第一次见识了鱼翅。他以为那是粉丝,刘家雄告诉他,是鱼翅,就是鲨鱼的鳍。 


只有刘家雄一个人会发海参、鱼翅这些东西。每天,都由何殿奎给他们送饭。每人一个四层的饭盒,分别装米饭、两个菜和一个汤。冬天用棉罩保温。


每个饭盒的颜色都不同,以示区分。一共15份。这些重量级犯人是从功德林监狱的"特监"迁来的。1956年7月,功德林设立了一个专管高级干部的特监区,把这些人从不同监区集中起来管理,何殿奎是监管员。


特监一共8个人,原来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从事特情工作的袁殊、外贸部副部长徐雪寒、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泊、《人民文学》编委胡风和一位公安部的局级干部。


秦城监狱建好后,这些人全部迁入204监区,青岛市委书记王少庸等几位青岛案主犯也从别处迁来一共15位,但他们并不知道彼此。 


放风是严格隔开的。绝对避免见面。哨兵也只知道其编号。唯一知道他们身份的,除了领导,只有204监区的管理员何殿奎一个人。


1955年4月3日,他被从功德林的丁字号监区紧急抽调去监管潘汉年。领导看中了他的政治可靠和年轻肯干:他才23岁,10来岁到延安,20岁入党,已经是个年轻的老革命了。


那一天何殿奎记得太清楚了,因为潘汉年太特殊了。潘是被秘密逮捕的,看守他的部队都不是那里的,是专门从北京市摩托连调来的一个排。


整个监区只关他一个人,岗是双岗,监房门口一道,监区门口一道,除了何殿奎谁都不能进去。潘汉年刚来的那十几天,何殿奎就住在他房间里,24小时贴身监护。


那些天潘汉年几乎每天被带去谈话,他出入都要戒严如临大敌。谈话的地方不是普通的审讯室,而是会议室,坐在沙发上谈,主持谈话的先是公安部的一个局长。


何殿奎在旁边端茶倒水。秦城的办案人员和监管人员有严格区分。前者即预审员,只处理案情;后者则负责犯人的吃、住、健康。没有特殊情况,前者不允许进入牢房,后者不可以知道案情。


潘汉年的案子是唯一一次,何殿奎目击了审讯开始头几天的过程。谈话很平稳,但并不顺利。潘汉年就是不开口。僵持了几天后,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亲自来谈,说保证你死不了,不信可以给你写个条子,他才开始谈。


潘汉年被捕时是来北京参加全国党代表会议的,这次会议是要解决被称为建国后第一次党内斗争的高饶事件。作为饶漱石的下属,潘汉年自知难逃干系,主动写了交代材料,包括自己曾被挟持去见汪精卫的那件事,结果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成立提供了铁证。


 不久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其他主犯相继入狱。何殿奎记得,潘汉年的编号是64,袁殊65,扬帆66,饶漱石最特殊,0105,全监狱独一无二。 


他至今不解其奥妙。谈起对潘汉年这位情报界传奇人物的印象,何殿奎说他个子不高,胖胖的不爱说话,很稳重的一个人,从来看不出他情绪上的变化。


他生活很有规律,晚饭后会在床上闭目打坐一个小时。刚看到这奇景,哨兵以为他死掉了,还曾跑去报告何殿奎。潘汉年在狱中写过一篇小说,写一个拉洋车的人,可惜后来找不到了。


1963到1964年,204监区的犯人陆续释放。潘汉年就安置在秦城监狱的家属区,生活仍然由何殿奎照顾。那段时间,他生活比较愉快,常去南边的水库钓鱼,去附近的小汤山镇散步,和何殿奎也有说有笑。但这样的日子随着文革的到来彻底结束了。 


文革开始后不久,扬帆、饶漱石、潘汉年等再次入狱。潘汉年等回到的秦城,已经不是文革前的那个秦城。旧公检法的那套管理制度,被造反派称为修正主义和犯人同流合污,全部取消。


1967年11月,秦城被军管。原来的监管干部全部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何殿奎就此离开了秦城一别5年。直到1972年11月,才被调回来。


他是第一批回来的两个人之一,秦城已经面目迥异了。因为走资派太多住不下,秦城又加盖了两栋4层红砖小楼,编号为205和206。


 监狱的名称也换成了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七大队。秦城监狱文革前并不叫这个名字,叫公安部预审局,对外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看守所。


文革军管时写报告,落款是七大队,总理看了说什么七大队,不是秦城监狱吗!从此秦城监狱才叫开了。但这个名称从来没有见于正式文件,也没有挂牌,正式名称仍然叫公安部预审局。 


何殿奎从五七干校回来后被分配到201监区,当时201关押了89名部局级干部。他是负责人之一,但是负不了责,上面有3个军管干部,他只能列席会议。


不久秦城监狱出了一件大事,铁道部原副部长刘建章的夫人刘淑清上书毛泽东,揭露秦城监狱里生活待遇低劣的问题。1972年12月,毛泽东在信上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工作组进驻,整顿秦城监狱,并逐个找在押人员谈话,问题逐渐得到解决。


何殿奎回来一看,老熟人不少。公安部8位部长,5个关在201。放风时看见他们,只能点点头。潘汉年等也关在201。潘汉年苍老了许多,头发几乎掉光了。那几年吃的是窝头白菜,见不到肉。


当时秦城监狱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位倒台的文革新贵,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6821,戚本禹;6822,王力;6823,关锋。即,1968年进来的第21、22、23号。这种编号法从文革开始,一直延续至今。


何殿奎说这三个人,王力很老练,一般比较讲道理;关锋精神失常了,经常骂街;戚本禹不大讲理,造反起家的嘛!戚本禹是个闹监的,经常在晚上大嚷大叫,吵得四邻不宁,还用手纸堵门上的玻璃观察孔,跟哨兵斗智。 


他还放言我戚本禹早就知道秦城有个何殿奎,看你对我采取什么措施。这时是7月份。何殿奎把戚本禹迁到没人住的三楼随他吵闹,随后打开外面的木门,只关里面的铁栅门,让他喂蚊子。 


戚本禹喊报告要找何殿奎,何让哨兵说出差了,三四天后再去,吃够了苦头的戚本禹终于愿意谈谈,从此基本上服管了。


但戚本禹还不是最难管的。1975年4月26日,何殿奎被调到204监区升任科长,专门负责管理心眼太鬼的头号难缠人物,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


陈伯达在整个秦城监狱都要算特殊人物,他曾是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首,加上年龄又大,上面强调要绝对保证其安全,在生活上可满足其需求,以利于保存活证据。他被安排一个人住在204监区的二楼,两个哨兵日夜看着他。他动不动就在监房里表演撞墙,搞得监狱上下越来越紧张。


 何殿奎就是专门被调来啃这块硬骨头的。他首先搬到陈伯达旁边的监房中,近距离观察了一周,认定他的寻死只是作势而已。一天,陈伯达又要撞墙,被哨兵抱住。何殿奎赶到后,叫哨兵放开他:"我今天倒要看看你陈伯达撞个头破血流!"陈伯达不吭声了。


1976年陈伯达又开始折腾起来。他称自己腿不能走了,天天爬着上厕所。何殿奎估计他是装的,就让王医生去跟他说,要再不起来锻炼,他的腿就永远站不起来了。陈伯达害怕了,问能不能拄个拐棍。何殿奎说可以不用请示,当场我就答应他了。 


何殿奎知道,陈伯达无非是想让上面注意他这个被遗忘的角落。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的消息见报后,他重燃希望说,毛主席的后事办理完毕,江青同志会派人来和我谈话的,我的问题寄托在她身上。但他等来的,是江青自己被投入秦城监狱。


何殿奎在204监区一直工作到1985年,提为副处长,脱离了监管第一线。他离开的时候,陈伯达等已保外就医,王关戚也先后被释放。潘汉年病逝在湖南劳改林场,没有等到平反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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