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
一
那一年我24岁，在湖北省十堰市的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任教。学潮爆发前，我刚刚考取北师大的研究生，也刚刚领取了结婚证。如果没有"六四"，我将过另一种生活。5月上旬，我到北京参加研究生复试，正好赶上北京的学潮由游行转为绝食。我此行似乎专为学潮而来，考试总共只用了半天时间，我却在天安门广场盘桓了十多天，直到戒严令发布之日（5月19日）才匆匆离京。
耳濡目染，内心震撼。民主运动规模之宏大超出了我的想象。几千、几万、几十万人同呼一句口号、同唱一首歌的场景我永远难忘。虽然人们唱的最多的是我并不喜欢的《国际歌》，但那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雄壮之势仍然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但我并没有参加学潮。我只听只看，不言不行，做一个沉思的旁观者。那时，我对"政治"很懵懂，对"国家大事"也相当迟钝。总的来说，我是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没有看到局势已经变得非常严重。在我的印象里，北京秩序井然，市面照常营业，机关照常上班，百姓照常出行。广场上虽然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各色抗议者，长安街上虽然每天都有庞大的游行队伍迤逦行进，但北京的治安超好，交通居然也畅通无阻（那时北京的私车还很少）。凡游行示威，所经之处得到的全都是一边倒的欢呼声和掌声。广场上绝食的大学生已经成了北京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宠儿，受到了普遍的同情和赞誉。我还发现，北京的警民关系也是罕见的"和谐"，经常能见到执勤的警察向游行队伍立正敬礼，游行队伍则回敬一声"人民警察爱人民"。在其他场合，恐怕不容易见到这样的美景。
按我当时的想法，学生运动已经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形成了自己的组织，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也迅速改变了国内的舆论氛围和政治生态。一场街头运动能做到这一步已经足够了，甚至已经绰绰有余。虽然政府尚未做出实质性回应，但毕竟双方有了一些互动——这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实属罕见，双方也都还算有所容忍，一个多月相安无事。而且，政府的回应与让步不应该是民主运动的唯一目标，人民的回应，舆论的回应，世界的反响，倒是更加值得珍视。
我并不认为一场民主运动可以立竿见影地改变国家。毕竟，街头和广场只是提出问题的地点，却不是解决问题的适宜场所。政治建设是学潮之后的事情，还得用另外的方式、另外的途径有条不紊去做。重要的是，要保护好运动已经取得的成果，让业已改变了的舆论氛围和政治生态尽可能维持下去，不致发生逆转，绝不能将已经获得的难能可贵的成果当作孤注一掷的本钱。只要人民和舆论的支持仍在，只要已经成型的组织形式、对话形式仍在，政府再蛮横，也迟早会有所妥协，有所让步。所以，在我的内心里，对学生领袖们是略有微辞的：与其在广场强撑，何如转移阵地？与其穷追猛打，何如适可而止？
离开北京的时候，我开始感到有些紧张和不安：我不知道戒严将如何进行，更不知道运动将如何收场。
二
回到十堰，才发现原本对耀邦之死无动于衷的偏僻车城也变得"轰轰烈烈"起来。89学潮与76年"四五运动"的起因类似，但运动主题与传导机制却有所不同。76年"怀周"是一条具有全国性号召力的运动主线，但89年的"悼胡"仅仅是导火索，当北京学潮从"悼胡"切换到"反腐"、"民主"、"新闻自由" 之后，运动才得到了全国性的认同与大面积的传播（我无意贬低胡耀邦的政治影响，但历史事实大致如此）。
十堰的学潮完全是北京的微缩复制品。组织与联络的形式、集体行动的手法、标语口号与目标诉求，均与学潮发源地北京的先行者们如出一辙。由此我发现，一场全国性的民主运动是完全可以没有领导中心、也可以没有公认领袖的，但人们必须有一些基本的共识和普遍共鸣的运动主题，此外更要有一个堪为楷模的先行示范群体。89年的天安门广场就是全国性民主运动的示范中心；但它的示范并不全是积极的和有益的。 十堰只有两所大学（除了我所在的汽车学院，另一所是十堰大学），还有一所医专、几所中专学校，这些学校均参与了单独或联合的游行示威活动。汽车学院的学生人数最多，理所当然成为当地学潮的主力和各参与方的居间协调者。学生运动的组织者是依照北京模式新近成立的"学生自治会"。此外，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二汽技术中心，以及几家新闻单位和科研单位，则是大学生们最主要的声援者。
在汽车学院，几位热心的青年教师是学生自治会的顾问，事实上也是自治会的主心骨（后来被当局称之为"黑手"）。因为学生的组织形态非常薄弱，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每次游行与集会过后，学生内部总会产生激烈的争执，而每一次争执均会导致自治会的重选或部分改选。结果是，自治会成员、常委与主席的任期通常也就只有三五天，多以领导一次行动为限。每次集体行动总会有些人不满意，认为声势还不够大、行动还不够猛，还能做得更夸张、更轰动一些。一般的规律是，最激进的批评者最有可能成为新的学生领袖。按我的观察，如果没有几个比较老练的老师坐镇，十堰的学生运动由游行而静坐、由静坐而占据街头和广场，这种得寸进尺、日趋升级的局面将会顺理成章，难以避免。激进化和极端化永远是异想天开者们的终南捷径。
"六四"惨案之前的那一段时间，我基本上是学生运动的反对者。我没有参加过任何游行示威。在十堰市各新闻单位的抗议集会上，我冷不防被学生强推上去作过一次演讲，却无意中得罪了集会的组织者，被指责为"伤害了新闻工作者的爱国热情"并要求我道歉。那时，我们学校里学生自治会架起了很多个大喇叭，每天播送各种来源的小道消息，他们希望我写一些文章给他们播发，我也拒绝了。
在年龄较大的教师中间，对时局的观感与年轻人有所不同。在一次有学院党委副书记参加的教师座谈会上，有一位和我私交不错的副教授讲着讲着话忽然哭了。她是个人品可贵、人缘很好的人，老右派，曾下放农村生活了十多年。她认为"学生这样闹下去，我们国家就要乱套，改革开放就要完了"。在她心里，似乎是把学潮与文革划了等号。为了替学潮辩护，那次会上我滔滔不绝讲了一个多小时，占用了多半的会议时间，大概达到了"唾沫横飞"的地步。讲了些什么如今已经记不清了，大意是：学生们有些冲动，指望一场街头运动能够立刻改变大局、立刻消除腐败、实现民主，这固然很幼稚，但不为罪，若说学生运动会导致天下大乱，则毫无道理。学生们的行动可能有过分的地方，但他们所提的要求却非常低廉、绝不过分，政府没必要三推四拒。北京的秩序也并不混乱，戒严令纯属与人民作对，激化矛盾、多此一举。我这次发言的唯一后果是，那位当场一言不发的党委副书记记住了我的名字，在"六四"后的"清查清理运动"中亲口给我扣上了一顶"铁杆动乱分子"的帽子。
三
从4月15日到6月3日，我一直是学生运动的旁观者、甚至是批评者。我自己的"六四"经历，从6月3号晚上、6月4日凌晨才开始。之后的那几天，我终生难忘。对于我，那是一生的尖峰体验。我曾一度有过"慷慨赴死"的念头："祖国啊，如果能改变这一切，我愿意立刻去死！"我想，这辈子大概很难再有同样的时刻、同样的心情。
"六四"前些天就不断有戒严部队将强行进城、"格杀勿论"的传闻，我对这类传闻一向嗤之以鼻。那段时间，经常有素不相识的人来到我所在的单身教师楼，和我们展开热烈的国事辩论。6月3号下午，我和一位刚刚认识的学院同事又为"解放军会不会大开杀戒"一事争得不可开交，以至赌咒发誓，脸红脖子粗。我认为共产党绝对不会开枪入城：一是没道理，学生纵然有错，有错也不能乱杀；二是没必要，坚守广场的学生已是强弩之末，无需用强，自会动力衰竭、涣散瓦解，围而不打才是上策；三是没有好下场，这条理由取自毛语录，但我以为这是老毛一生说过的众多鬼话中少有的一句人话。这场争论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晚上。我与这位同事从此成为相互关照的好朋友。
我们的争论尚未结束，北京杀人的确凿消息已经传来。学生自治会的大喇叭不停地播放着美国之音和BBC。对我来讲，这简直是晴天霹雳，足以令我精神崩溃。那天晚上一夜无眠，我开始"串联"。学潮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走进学生宿舍。我对我班上的学生们放了狠话："以前你们上不上街都无所谓，明天必须统统上街。上街的期末考试 加10分，不上街的一律不及格。"（现在想来这些话实在不妥，若学生有死伤，我罪莫大焉）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向二汽总部进发。在走出校门的时候，我看到昨天与我激烈争论的那位同事带着他的女儿在门口等候，他那副眼含泪水的哀痛表情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中。游行队伍一路呼喊着"杀人政府滚下台"、"血债血偿"、"绞死某某某"、"某某不得好死"等口号。到了二汽总部前面的青年广场，其他各路游行队伍也到此集结，总人数为十堰市历次抗议集会之最。这时，人们的口号换成了"二汽人，站起来"、"二汽人，大罢工"。喊声一片，震耳欲聋。但二汽总部大楼却门窗紧闭，毫无回应，里面是否有人亦不得而知。
僵持了大约半小时，人群中忽然有人喊出一句新口号："到总装厂去！包围总装厂！"后来，公安部门始终没有查出包围总装厂是谁的主意、是谁先喊出来的。成千上万的人们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向总装厂飞奔。到中午时分，二汽总装厂已被抗议群众团团包围，五个出口均由汽车学院的学生把守，只许人进出，不许车出入。这就是89运动期间十堰市最大的一个"动乱"事件。
四
围堵总装厂的行动坚持了整整三天。三天里，我们翘首以待的大罢工未能促成，八万二汽职工显然并不买学生的帐。其间，也曾成立过一个"二汽工自联"的短命组织，由几个曾受过纪律处分的学徒工所设立，并无组织罢工的能力。但是，因为装配出来的整车不能出厂，部件也不能运入总装车间，二汽不得不在6月4日下午被迫全厂停工。
这一招果然有效，原本对抗议活动不予理睬的二汽、十堰市和军分区领导立刻赶赴总装厂现场，主动要求和学生"对话"、"协商"。但那时候，学生自治会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得到了一些可怕的消息，一是事件的组织者不仅要开除，而且要坐牢，因为二汽停产一天的损失高达几千万，二是城外的驻军已经奉命入城（十堰市附近有一支驻军，据说是导弹部队），随时都有可能开枪镇压。所以，没有人愿意以组织者的身份去与官方"对话"。我记得，堵厂第一天的晚上，大多数的学生领袖就已经"失踪"了。那天晚上，我们在工厂外面的树林里开过一次"秘密会议"，以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到会的只有一个是学生自治会的成员，其他人都是汽车学院的单身教师。
我当时的想法是：北京既然已经杀人，我们堵厂绝不过分；越是情势紧急，越需要有所行动；以前所谓"声援北京学生"不过是廉价的捧场（甚至起到了让广场学生忘乎所以的坏作用），而现在的声援才是真正有价值的雪中送炭；如果全国各地都有与十堰类似的行动，大家拼死一搏，当全国性的反抗连成一片，或许北京还有翻盘变局的可能。
当时，我们对北京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我断定，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不会轻易撤退，更不会停止反抗。而只要北京还存在着有组织的坚守与反抗，我们的行动就一定是有意义的。因为屠杀者其实比所有的人更在意屠杀的效果，不光我们会恐惧他们，他们也会害怕我们，他们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屠杀起了反作用，没有吓住人民、反倒激怒了人民，引发了更多、更大的反抗。所以，我们就是要用行动来告诉他们，他们的野蛮暴力并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他们所预期的恐吓效果。那天晚上，我提出了一项动议，为了学生们的安全，可将堵厂的学生全部遣散，只由我们少数几个骨干分子去集体卧轨。所幸无人响应，不然我大概活不到今天。
那天深夜，我决定以个人名义去和官方"对话"。我和另一位青年教师一同前往。我告诉他们，学生的行动不是针对二汽，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二汽和市里的领导报告他们的上级，我们绝不承认一个屠杀人民的政府，屠杀元凶必须认罪下台。一位领导忧心忡忡地说：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北京发生了什么事，还将发生什么事，我们谁都说不清楚，但我们这里不能再闹出人命来。看来，我们和他们并不完全站在对立的立场，所谓"对话"也就变成了各自对时局的分析和讨论。
6月5日、6日这两天学生和厂方发生了多起冲突。厂区内有汽车要强行出厂，说是装有必须外运的重要物资，学生拒不放行，差点动起手来。二汽有一位书记和学生在厂门口互相叫骂。5日下了一场雨，很多学生都淋湿了。接着两天艳阳高照，我的脸晒得跟乌龟壳一样，可以一块块扯下皮来。6日下午（或5日下午）曾发生戏剧性的一幕，忽然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邓小平逃跑了，杨尚昆自杀了，李鹏被他的卫兵打伤了"，据说是美国之音和BBC的报道。人群起了大骚动，学生们大受鼓舞，这时，只见一干领导（包括好几位市级领导，还有高阶军官）来到学生们中间，向我们一一握手称谢，说"大家辛苦了，人民胜利了！"原来，他们也都是有"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
到了6月7日，北京的消息渐渐明朗：死伤惨重，广场溃散，局势已无可挽救，民主运动已经失败了。这天，包围总装厂的学生已愈来愈少，自治会成员也全体不见，但总装厂的五道大门仍然在我们手里，仍有一批学生誓言要坚持到底。这个"底"，无非是等着政府来把我们抓走或打走了。
没有任何授权，我自告奋勇充当"学生代表"，与厂方和政府领导交涉撤退条件。对方听说我能决定撤退与否，立刻诚惶诚恐与我"谈判"，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所提的三项条件：第一，广播一份声明，对同学们的爱国热情表示理解和支持；第二，承诺不因堵厂事件抓捕或开除任何一个学生（这一条他们没有做到，汽车学院先后有十多人被捕入狱，不过学生只被捕一人，其他的都是教师）；第三，在学生离开总装厂时，所有汽车鸣笛三分钟，向北京死难者志哀。我也很顺利地说服了要"坚持到底"的最后一百来个学生。在我的要求下，学生们临走前打扫了厂门口的卫生，这三天里我们制造了大堆的生活垃圾。傍晚时分，"围堵总装厂事件"终于和平地黯然结束。
五
多年以来，我一直觉得我在"六四"期间的很多想法和做法都是幼稚和"弱智"的表现。的确，我全都错了，我对"共产党不会开枪"的分析低估了共产党的残暴，对"学生不会在枪口下撤退"的判断又高估了抗争者们的勇气。
我读过刘晓波先生、周舵先生等人关于广场撤退的记述，但我并不完全认同他们的观点。我对广场学生从5•19到6•4期间的表现是感到有些遗憾的，对6•4撤退则大失所望。我认为，学生们早就应该撤出广场，却不幸选择了一个最糟糕的撤退时间。党内的强硬派有理了，屠杀者们得意了，他们会说：早就该打了，不打他永远不服，一打他立刻就撤。
我久久不能释怀的是：明知终须一撤，何不早早谋划？还能讨价还价的时候、尚有进退余地的时候、还能有所选择的时候为什么不撤，阎明复、赵紫阳到广场喊话之后为什么不撤，非要把清场的功劳奉送给军人，等到武夫发飚、枪声说话、刺刀见红、无理可讲之时再撤？曾经豪气干云，"头可断，血可流"、"不民主，毋宁死"，此类豪言岂非自欺？北京市民已牺牲在前，全国人民正拼搏在后，主角们却一个个委曲求全仓皇避险，"义气"何在？与其溃散后被狼狈通缉，何如大义凛然当场就缚？未必就会被就地集体枪决吧？党国军人难道真是铁板一块、全是铁石心肠，胆敢全无顾忌地将成千上万的人们成群格杀？
我说这些，可能有些"冷血"，也可能确实"荒谬绝伦"。但我的理由是：人家示软，你不该逞强，人家肆虐，你更不该屈服，人生如此，民运亦当如此；生死关头最后时刻的反抗往往最具决定意义，若天安门广场一时攻而不克、战而不决，则军内、党内、全国各地将有何等事变，就仍在未定之天；在那全国人心惶惶的危急时刻，有"两手准备"的人也许不在少数、而是多数。现在说这些，都是后话了，但也许不全是废话。
2008年，我读到了胡平先生的好文章《八九民运反思》，觉得深刻精辟，让我豁然开朗。他说到"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这正是我当年百思不得其解的答案。胡平先生的论述也让我找回了一点点自信，感到自己当年的想法虽然幼稚却未必全错。我大概算得上是一个"见坏就上"者。如果没有"六四"屠杀，我本来是不会参与街头运动的。
六
"六四"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我的个人生活从那天开始转折，变得一塌糊涂。我失去了研究生学籍，失去了大学教职，失去了人身自由。然后是大病一场，夫妻离异，家庭破裂，四处飘零，辗转谋生。现在想来，为"六四"而死并不难，为"六四"而活却不易。我用了多年时间，才逐渐适应了"六四"之后的新时代与新生活。
21年过去，许多事物已经改变了模样，但我的记忆仍然清晰，当年很多场景仍然历历在目。那是一场噩梦，每当忆起往事，我会再次体味当年的悲愤和绝望，也会想起"六四"之后接踵而至的不幸生活。这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就我的个人愿望而言，我很不希望中国再发生89年那样的运动，而期待出现一些更稳健、更成熟的新型非暴力反抗形式。但如果再有那样的一场运动，但愿我们和我们的后来者们能够做得更好一些。
201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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