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每年到端午节，总会有许多人想起屈原，我也不例外。
屈原是谁？胡适甚至怀疑历史上是否真有屈原其人，他在1922年写的《读<楚辞>》一文中提出这一疑问，他认为屈原是一种复合物，一种"箭垛式"的人物，与黄帝周公同类，与希腊的荷马同类。在胡适之前，清末民初的学者廖平也提出过这样的疑问，他认为并没有屈原这个人，司马迁《史记》中的《屈原贾生列传》前后事实矛盾，既不能拿来证明屈原出处的事迹，也不能拿来证明屈原作《离骚》的时代。
郭沫若不同意他们的看法，1942年写了一篇长文《屈原研究》，认为还是要相信和屈原相去不远的人所说，在司马迁之前，西汉时长沙王的太傅贾谊就写过《吊屈原赋》中就说："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
这个贾生与屈原的时代相去不过一百多年，又生在长沙，当时亲眼见过屈原的人都有可能还在世，关于屈原的传说仍十分新鲜。司马迁把他俩合在一起做传并非无缘无故。
西汉还有一位以楚国最后旧都寿县为封地的淮南王刘安，也写过一篇现已失传的《离骚传》，在司马迁笔下有所引录。
郭沫若相信屈原是真实存在的，并推算出屈原出生在上距孔子卒（公元前479）一百三十九年，下距秦始皇兼并天下（公元前221年）五十七年，处在中国的文化最为灿烂的时代，是一个"在情感方面发展的纯粹诗人"，与同时代的学者、策士很不一样。这一论断很值得注意，也正是《离骚》《天问》这些诗篇，让屈原战胜了无情的时间。试问，今天还有谁关心楚怀王、上官大夫之流？权势荣华不过一时，昙花一现，转眼成空，而诗人在忧愁忧思中上天入地，所袒露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心灵，二千多年来一直引发无数中国人的共鸣。
02
闻一多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他不相信端午节起源于对屈原的纪念，据他考证，粽子、端午和屈原的相关传说最早记载出现在《续齐谐记》，这是南朝梁时作家、史家吴均的笔记体小说，同时代的《荆楚岁时记》也有类似说法。端午这个节日远在屈原出世前就已存在，变为屈原的纪念日又远在屈原死去之后。但对于诗人屈原，闻一多的推崇是由衷的，称之为"人民的屈原"——"端午是一个人民的节日，屈原与端午的结合，便证明了过去屈原是与人民结合着的，也保证了未来屈原与人民还要永远结合着。"
他甚至说，对于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楚国人民，《离骚》唤醒了他们的反抗情绪，楚亡于人民革命，非亡于秦，秦国大军一到，那种溃退和叛变的方式，就是抛弃万恶的统治者。"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则是楚人对暴秦的反抗。
他说，陶渊明歌颂过农村，农民不要他；李白歌颂过酒肆，小市民不要他；杜甫是真心为着人民的，人民听不懂他的话。只有屈原，没有写过人民的生活，诉说人民的痛苦，实质上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
与其说闻一多在阐释诗人屈原，不如说在自道心曲，他写《人民的诗人——屈原》一文是在1945年6月，其时他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已渐近沸点。仅仅一年多后，他即遭到无情的暗杀。
03
鲁迅不怀疑屈原的存在，完成于1926年的《汉文学史纲要》即有专篇讲《屈原与宋玉》，对于屈原的《离骚》有极高的评价——"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对于屈原的生平，鲁迅相信《史记》所述，然对于屈原其人，他并非一概肯定，1932年，他在《言论自由的界限》一文中说：
"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似的境遇。（他们只不过批评）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鲁迅全集》第五卷，115页）
如果说，这只是鲁迅惯用的杂文笔法，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需要罢了。那么，1935年，他在《从帮忙到扯淡》一文说得很清楚："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鲁迅全集》第六卷，344页）在他生前这篇杂文被官厅检查封杀了，直到他死后（1937年7月）才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公开发表。
鲁迅称《离骚》"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让我想起胡适1922年说过的一句话："屈原的传说不推翻，则《楚辞》只是一部忠臣教科书，但不是文学。"（《胡适文存二集》）也让我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在一本书上读到过的话："屈原的那种对等级专制的绝对忠诚，对昏君、贪官、小人的刻骨仇恨和对人民的同情完美地结合在《离骚》之中"。他们的意思是相通的。二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小文《告别屈原人格》，大致上也是这些思路的继续。
04
端午节，看到一位朋友自创的粽子画，我曾写了这样几句话：
粽子画，竟可以如此之美！唯有美，可以胜过一切无情、无聊、无趣、无耻的时代，美，正是抵御专横权势、守护人类纯净心灵的最后一道防线。
我想到的是屈原，在他所在的时代，他不就是一个美的象征吗？连他的自沉也成了一种悲剧的美。秦楚之争谁胜谁败，兴耶亡耶，变得如此次要，二千多年了，这一切难道还看不明白吗？《史记》所论定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这样的"屈原人格"贯穿二千余年的中国史，成了君主专制制度重要的道德基础。如果说屈原为楚而忧，乃至为楚而死，确实不值得。个体生命的宝贵远高过他所忠诚的对象，在人类文明史的谱系中，比起那些显赫的成功，更有价值的还是个体的情感、想象和心灵的追求，最后能在时间中留下来的也是这样美好的价值。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兮迟暮。
……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告别"屈原人格"，并不是告别在审美意义上的屈原，告别他诗中那种可以超越时间的美，即使要告别，又如何告别得了，那才是楚人楚地之魂。楚王的权杖早已被折断，秦皇的霸业也不过是骊山脚下的土堆，兵马俑的阵势无论如何雄壮也只是死的文物。而屈原仍活在这些诗中，这些诗中隐藏着他活的心灵。就算没有端午节，没有粽子，有这些诗句在，他就不会在文明的时间中消失。楚必亡，秦也必亡，亡秦必楚，又何必一定要等到秦亡的那一刻，即使楚秦未亡，那些寄托在屈原这个个体身上的美好价值也照样会长存世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尽可以粪土当年楚怀王，粪土当年秦始皇。在绝对的专横势力遮天蔽日、窒息人间正道的漫漫长夜之中，个人如何找到自己得以留存的价值，古往今来，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曾在心中追问，答案早已不言自明。今天，我们要纪念的是一个以美胜过强权的屈原，我们要告别的是为君王分忧、至死忠诚的屈原人格，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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