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5日星期五

胥韬: 奶奶嫁给她公公?

网易 2016-10-04 独一无二译诗经

作者:胥韬




一、

   长假,朋友打来电话:  

   “我们在成都宽窄巷子玩儿,找到你家祖宅了,现在是个酒吧,哈哈……”


   我说:

   “进去喝酒吧,喝一会儿你回头瞅,我爷爷就站你背后、找你要酒喝!”

   我爷爷都死了十几年了,朋友被我吓得寒毛直竖。


   每次回成都,总有人热情邀请,要我去宽窄巷子喝茶、看风景。

   我说不去,他们不解,觉得我拧巴。


   我没法跟他们说,那地方对我来说,不是酒吧,不是茶馆,不是骗外地人的风情小街。

   它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就像中国所有的大城市,都必须标配一个伪造的古街一样,宽窄巷子,也是成都的标配赝品。


   这些古街的真伪、历史和变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关心。

   对游客来说,一杯拿铁,就是它们全部的意义。





二、

   成都宽窄巷子,在我所不知道的那个岁月,见证了老成都的繁华和优雅。


   这两条街,曾经是满清遗老们的居所,一条略宽,一条略窄,布局着格调统一、却又绝不雷同的大宅院,既有官场的气派,又有文人的儒雅。


   后来满清衰落,这些川西最美大宅院,被没落的房主转手出售,新买主齐刷刷的,几乎全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


   国民党军官有个好处:几乎个个都饱读诗书。

  

   于是在房产易手后,新屋主们便按照自己的审美,修缮庭院、绿化街道,把战场、官场上难以宣泄的柔情,倾注在这“城中之城”的方寸空间中。


   不多时,便把个满清遗老的没落所在,点缀成了花团锦簇的锦绣家园。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看不尽的美景、赏不完的风情。

   当家的也不以戎装示人,而是西装、长衫相得益彰,颇有大隐于市的风雅。


   小姐奶奶们的旗袍和洋装,永远纤尘不染,那一张张用“蜜斯陀佛”牌唇膏精心描画的好莱坞式红唇,从私家包车上一闪而过,甩下一串清脆的铃声,在蜿蜒的小巷中回荡……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优雅的时期,也是宽窄巷子一生中的黄金时期。






三、

   很快,解放了。

   宽窄巷子,这个曾经承载了老成都万种风情的场所,以加速度衰落。


   每个宅院,都不再是曾经主人的天下,而是挤满了各色人等,活似一个个斑驳老迈的大杂院。


   我看到的宽窄巷子,就是这一时期后期的样子。


   我大伯说,他小时候曾听过一首打油诗,把窄巷子的所有住户都包罗了进去,从街头唱到街尾,没有一户遗漏。


   他还记得前几句:

   “1号公馆白又白,隔壁住个白大爷;

   白大爷,爱抽烟,隔壁子顾文山;

   顾文山,爱做梦,隔壁子蒙百孟;……”


   我家17号,唱词为何?大伯记不住了。





四、

   从我记事起,我家就挤在窄巷子17号大门右边的一处狭小、黑暗的偏屋里。


   我家曾经的大宅院,住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劳动人民,院子里花花绿绿,襟襟缕缕挂满;

   古老雕花窗下,坛坛罐罐堆闷。


   老宅院就像一个被卖进窑子的大家闺秀,一切的优雅,都在嫖客的吆喝声中烟消云散。


   我爸小时候亲手种的桑树,已经遮天蔽日。

   它曾经掩映着我家安静的生活,后来,则遮盖着树下几个臭气熏天的鸡舍。




五、

   我家的人再不从大门进出,而是在靠街的墙角,另开了一扇小门,距离宅院大门,有三四十米之遥。


   这个距离,使我家看上去与曾经的“胥公馆”,和后来的“革命大院”毫无关联。

   那小门出奇的低矮,每次进出都要低头俯首,才不至于被门框阻击。


   2008年的夏天,被拆空重建的宽窄巷子开街了。

   政府说,这是办了一件保护古街、保护文物的大好事!


   我的家人,在强大的中国特色的拆迁力量面前,无力抵挡,只能将一院子的记忆和伤痛,永远地留在了瓦砾堆中。






六、

   其时,我爷爷早已病逝,我却在福州做了个清晰得像电影的梦。


   梦中,我爷爷站在窄巷子17号的窗户后面,可怜巴巴向我唠叨,说他没有床,没有被子,没有睡觉的地方。


   我在梦里告诉他,他可以去新的住地找我奶奶,不要再呆在窄巷子了。

   但是爷爷说,他哪儿都不去,他要一直在那里。


   他说:

   "他们把啥子东西都拿走了,啥子都不给我留下,我冷得很。"

   我急了,忘了是在做梦,喊了起来:

   “你等着,我马上就去给你买床买铺盖!”




七、

   当天醒来,我急急跑到福州的三坊七巷,找来一个纸匠,一天时间,糊了个配套齐全的大别墅。

   当晚祷告一番,一道熊熊火苗,烧给了遥远的爷爷。

(三坊七巷现在也成赝品了,和成都宽窄巷子的命运一样)


   怪事接踵而来。

   我家邻居郑婆婆,在拆迁后的某天,回窄巷子老宅取一件遗忘的物件。


   据她说,当时周遭无人,四下安静,她取了东西正待要走,一抬眼,看见搬空了的我家,窗台下静悄悄立着一人。


   郑婆婆脱口而出:

   “胥爷爷,你咋还没走喃?”


   话出口,惊出一身冷汗,她不敢再看,风一般奔出空寂无人的巷子。





八、

   1997年夏天,我爷爷在睡梦中去世,离去前无知无觉。

   我相信他的灵魂至今还在梦里,还在我家的老地方徘徊,永远也不愿意离开。


   宽窄巷子开街的消息,连央视都当成重要新闻播报了,成都更是喜气洋洋。


   我的成都同学开心地约我,说等我回去要带我去那里喝茶、参观,看看那些新修的宅院,有多么的漂亮气派!


   她并不知我家的历史,也并不知宽窄巷子的历史,她有权利因为所居的城市多了处消磨时光、并向游客炫耀的好去处而开心。


   我对同学说,我是永远地、坚决地不会去改建后的宽窄巷子看一眼的。

   我甚至不愿意靠近它,回到成都也要绕道走。


   我简短地告诉了同学我家的历史,以为她会明白我心里的伤痛。

   但是她说:资产就是要流动嘛,这有什么!






九、

   一个人,对自己城市的历史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其他国家的居民是不是如此。

   但我们这里的绝大多数人是这样的。


   因为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正愿意、并促成我们的遗忘。


   很多人喝下那一碗看不见的孟婆汤,忘记了历史、失去了判断,对优美的事物被破坏,他们无动于衷,甚至喝彩助威……

   于是那股力量,暗地里笑了。


   我那同学便是如此,成都市民也是如此,全国人民都是如此。


   我之所以不忘记一些东西,并不因为我比其他人高明睿智,而是因为我是那段记忆的后裔。


   有些东西,在我出生时就打进了我的血脉,使我在别人欢乐的时候感到苦闷,感到记忆的痛苦。





十、

   宽窄巷子开街不久,我大伯去“参观”了。

   整整两条“古街”,完全面目全非,不复旧日模样,连赝品都算不上。


   赝品还以真品为摹本,唯恐不酷似,但改建后的宽窄巷子,与真正的宽窄巷子,除了地理位置的经纬度相同以外,竟无一处旧时的影子。


   格局变了、结构改了、风格没了……

   那历经百年光阴、文火熬制的风韵,在推土机和险恶的用心下,荡然无存,香消玉殒于天地之间。



   呜呼!真个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你抢走了,拿去了,倘若能妥善保护,修旧如旧,做一个硕果仅存的文化标本,那也算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可你把再难复制的文物,摧残成一处随处可建的商业场所,并恬不知耻地插上老成都、古建筑、活标本的标签,这让我们这些并未喝下那一碗孟婆汤的极少数,怎不痛上加痛、伤上添伤?


   走到我家的位置,我大伯几乎气晕。

   陌生的大门口,高挂一块“讲述历史”的门匾,大意是:

   “窄巷子17号,此宅院曾居住着一位钟婆婆,她在解放前嫁给了24军驻成都办事处处长,解放后当了医生,在新社会获得了新生……”


   牌子里说的这位“钟婆婆”,就是我的奶奶钟淑蓂;

   24军驻成都办事处处长,是我的曾祖父胥鹄臣。


   也就是说,这帮孙子立了个牌子昭告天下,说我奶奶嫁给了她的公公。




十一、

   我家在新社会的新生是这样的:

   解放前,爷爷奶奶都是中医,解放后,他们是右派、地主、反革命,戴着高帽子扫大街。


   奶奶放下医书,拿起针线,靠给人做衣服赚钱糊口。


   她说有一年大年三十,辛苦帮人做好全套新衣,整整齐齐熨好、叠好,让我姑妈捧着去送给人家,指望收回工钱,能买点除夕夜的饭菜。


   过了好一阵,我姑妈哭着回来了,人家说手头紧,钱以后再给……

   除夕夜的鞭炮声中,母女俩抱头痛哭,过了新年。




十二、

   我三岁时,有天下午,爷爷牵着我,说是带我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他牵着我进了一个院子,有个人正在台上骂人,下面坐了满满一院子垂头丧气的老人,个个衣衫褴褛、满脸晦气,低头无声听训。


   我问爷爷:“这些人是哪个啊?”

   爷爷混进那堆老人坐下,低着头,悄悄给我说:

   “他们都是坏人。”




   当时我想:不是说去好玩的地方吗?跑到这里来看坏人干啥?

   好不容易上面一声“滚蛋”,坏人们纷纷散了,爷爷牵着我,左拐右拐,进了一条小巷,来到一户人家。


   那家人恭恭敬敬把爷爷迎进去,一边叫“胥老师来了”,一边带着我们往里屋走。

   爷爷让我自己在院儿里玩,他一个人进去了。


   我玩得很无聊,就跑进屋,看他在干啥,一看,吓了我一大跳!

   屋子里一张大床上,趴着一个有气无力的男人。他的背上布满银针,爷爷正捏着其中一根,轻轻捻动……


   我被那个刺猬一样的人吓坏了,哇的哭了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爷爷满头大汗出来了,主家恭恭敬敬递上茶水,还给我糖吃。

   爷爷开了张方子,吩咐了如何煎、如何吃,这才牵着我,慢慢往家里走去。


   后来我才知道,爷爷那时候早已被打倒,没有工作,他靠口碑行医,治好了不少病人。


   他还给川派国画家白澄治过好多次病。

   白澄也是右派,穷困潦倒,有时就画一幅画,聊做医资。


   白澄画的一副兰草图,现在我的客厅挂着,上面写了一句话:

   春意香风望仙姿。


   哪儿有什么春意?哪儿来什么香风?哪儿找什么仙姿?

   都苦逼成那样了,没有远方的文化人啊,他们居然还有诗和画。



   爷爷给人看病,从不计较钱,患者没钱,他还自己掏腰包买药。只要能够把人的病治好,收不收钱他无所谓。

   解放前的公子爷嘛,对钱他没慨念。




十三、

   至于我的曾祖父,过粮食关时,得水肿病死了。


   我曾祖追随刘文辉多年,俩人既是同乡,又是挚交。

   爷爷奶奶结婚时,来了很多名流,刘文辉、刘文彩亲自送贺礼、参加婚礼,证婚人是著名的车耀先先生。

   当时拍了很多照片,可惜,文革时一把火都烧了。

  

   我爸说他有一天回老宅,看到奄奄一息的我曾祖父,正在用力劈一把金丝楠木太师椅,说是没柴烧了,要煮饭。

   然后,他抱怨金丝楠木不好烧,半天烧不起火。


   在那个时代,所有美好的东西,命运都和那把清朝的金丝楠木太师椅一样,焚琴煮鹤,付之一炬,再不可得。




十四、

   见了那块牌子,大伯立即找来负责人:

   “我的母亲怎能嫁给了我的爷爷?真正荒唐透顶!请你们马上把这块牌子摘下来。”


   负责人说:“胥老师,你亲自来写一段简介如何?”

   大伯说:

   “我不会写给你们。你们已经掠夺了我们的有形资产,还想掠夺我们的无形资产?

   我不可能把我家的历史,拿去给你们做招摇撞骗的商业幌子!我只要求你们取下这块牌子,从此不再挂出去。”

   对方无言答对,只得拿下牌子。


   过了不久,那块“我奶奶嫁给她公公”的牌子,又挂了出来,改成了“钟婆婆是国民党24军驻成都办事处处长的女儿……”

   那帮孙子这回没让我奶奶嫁给她公公,而是让她成了她公公的女儿,和自己的亲弟弟结了婚……


   直到现在,那牌子还挂在那里,摆出一副讲述历史的嘴脸,每天欺骗全国各地的游客。


   历史对他们来说,只是可以任意捏造和变卖的道具而已。






十五、

   八十年代中后期,窄巷子还像是永远也不可能从世界上消失的样子。


   我家虽然被专政到了黑暗的偏屋,但还独守着一些不为外人道的快乐。


   奶奶一辈子都用旧习惯称呼家里人,比如她叫我大小姐,叫我妈二少奶,我三叔的独子,在她的称呼里,永远都听不见成都市井中喜闻乐见的“莽娃儿”、“焖蛋儿”、“窝窝儿”啥的……

   我三叔的小屁孩,名胥捷,她老人家一直呼为“捷哥儿”。



   每年除夕、七月半,我奶奶都会准备好多份祭品,庄重地烧给“家里人”,我在边上,听她念念叨叨:

   “老张来拿钱了,想吃啥买啥;王婶这是你的,买好看的衣服吧;李妈你没儿子,你多拿一点……”


   这些老张李妈啥的,是我家以前的车夫、门房、奶妈、丫鬟……


   我和裤爸谈恋爱时,裤爸他妈很不喜欢我,她觉得,我长得不像能伺候她儿子一辈子的样子。


   有一次她跟裤爸说:

   “要是在以前,就她那个家庭出身,休想进我们家门。”


   我把这话告诉奶奶,老人家平静地说:

   “你去跟他妈讲,要是再往以前,他儿子想进我家的门倒不是不可以,但只能住偏院、吃大灶、当长工。”


   我奶奶一个脏字不带,但嘴很毒,我多半随她。  



   我妈那时经常调侃奶奶,说她都被专政那么多年了,还是忘不掉她的阶级,所以老毛说,阶级敌人好比屋檐下的洋葱,根焦叶烂心不死,这话真对啊!


   确实不死。

   我家有一个家庭群,全家二十几口人在里面,这个群,就叫“窄巷子17号”。

   你想让我们忘记,但我们不会忘,我们有自己的记忆方式。


   直到现在,我也遵守诺言,即使一年四次回成都,也绝不去宽窄巷子看一眼。


   去你的"宽云窄雨",去你的咖啡拿铁!

   那是你的天堂,却是我精神的地狱。


   在这国,每一个城市,都有一条“宽窄巷子”。

   每一条“宽窄巷子”,背后都有一段伤心的往事。

   只是,能够记起来的人,越来越少了。




胥韬,成都人,暂居福州

历任报纸责编、杂志主编、专栏作家、广告企划总监

现为自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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