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春山
出版時間：2024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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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2020年六月以來，國安法體制已經在香港實施三年半，親共團體聲稱這是「由亂轉治」關鍵；但是實際上，香港已經迅速內地化，任何異議與批評的表達都不再被寬容。然而，表面上的寧靜並不代表真正的和平，就如同過往許多極權統治的歷史經驗，人民不是用脚投票（移民），就是假裝順從，但是私底下卻玩弄既有的遊戲規則，以減緩自己的損失。
香港法制已崩解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香港人長期引以為傲的法治文明，已經迅速崩解。香港人常說，在英國殖民下就算沒有民主，仍是有法治，保障了人民的基本權利與商業交易。香港人守法，也尊重法庭的判決，這是台灣人比較缺乏。在台灣長期的戒嚴令統治下，普遍的感受即是法律是統治者的工具，法庭的決定是「有錢判生、沒錢判死」，一旦遇到選舉，則是「當選過關，落選被關」。即使到了民主後的今天，台灣人的法治素養仍沒有到達香港人的高度。許多政治人物被判刑就會喊「司法迫害」，一般民眾仍是存有「包青天」的傳統期待，期待速成式的正義，而不是按照程序的「無罪推定」。
在去年底，兩椿民主運動者投奔自由的事件，顯示香港的英式法治已經迅速向中式「以法治國」滑落。有「學運女神」之稱的周庭決定棄保流亡海外，根據她的說法，從2021年期滿出獄之後，她仍定時要向警局報到。為了取回護照，國安人員強迫她「參訪」中國，深入了解發展的成就，留下影像證明，還要求她為自己過去的政治活動寫「悔過書」。這些「愛國的證據」成為了統治當局握有的把柄，就算周庭能夠免於國安法的追殺，仍是能夠迫使她長期噤聲。
香港前學生組織「學生動源」召集人鍾翰林近日抵達英國尋求政治庇護；他透露，香港警方國安處在他刑滿出獄後，要求轉為線民，又提議到中國大陸「旅遊」，令他身心難以承受，決定離開家園。
前學運組織領袖鍾翰林也決定在英國尋求政治庇護，他透露在出獄之後，國安人員經常隨機指定地點約談，各種行蹤都得清楚交待。鍾翰林的經濟狀況不佳，國安人員更提議「線民費」，要求他提供其他運動人士的資料。周庭與鍾翰林都沒有在服刑後恢復完整的權利保障，就如同台灣過往的政治犯一樣，離開綠島之後只是「從小監獄換成大監獄」。
有志有識者紛紛出走
長期的政治監控與約談、參訪祖國、線民費等手段都侵犯了個人的權利，香港政府無所不用其極，用盡各種脅迫利誘，無論這些措施是否合法。真正的法治應該是立基於法治國的理念，亦即是政府應該要遵守程序的規範，接受法律的限制。但是中國式的依法治國，則是意味著法律是為政治服務。既然國家是在法律之上，那麼為了政治理由，任何法律的與非法律的措施都是可以被接受。
黎恩灝在學生時期就參與香港學生運動，曾擔任中文大學學生會長與民間人權陣線召集人，他後來取得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他即將上市的新書《在夾縫中抵抗：從依法治國與司法抗爭的比較經驗看香港》（春山出版社），提供了一個適時的、具有全球比較觀察的考察報告，有助於我們理解香港的法律如何淪為鎮壓異己的工具。
港版國安法就是讓「例外狀態」常態化
黎恩灝指出，港版國安法的起源即是自於納粹法學家施密特（Carl Schmitt），其反對自由主義的主權至上論，向來是中國治港「國師」們（陳瑞洪、強世功、田飛龍等）最常引用的理論依據。施密特主張，主權者制定法律，而不是受法律拘束；宣佈戰爭或是緊急狀態即是凍結了既有的法律規定，啟動了「例外狀態」，也是主權者最極致的表現。中國的施密特右派學者長期鼓吹這種膜拜國家主權的極端觀點，在他們看來，英國人留下來的制度遺產、香港人的獨特歷史記憶與身份、國際認可的條約與承諾都不是必要遵守與珍惜的，至多只是暫時被接受的權宜措施。
很顯然，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讓中國政府找到啟動「例外狀態」的藉口，利用國家安全的名義，架空或是排除了《基本法》的規定。黎恩灝進一步分析，現今的香港如同納粹統治下的德國出現了「雙重國家」之情況。表面上，「規範國家」仍維持運作，力持商業交易的穩定，但是隱密運作的「特權國家」卻不斷限縮公民自由，以維持極權統治。
早在國安法頒布之前，中國駐港官員就時常提出了一些光怪陸離的論點，例如「三權合作」、「特首超然」、「中聯辦有權監督港府」等，這些說法都是違背了《基本法》的精神。多次的人大釋法違背了其法定的啟動程序，高鐵站的一地兩檢也讓大陸執法人員可以在特區行使職權。這些背離法律的言論與行為一旦常態化，即是讓執政者更不受法律的限制。
在黎恩灝看來，國安法下的香港形成一種「威權法治」，行政與執法單位大幅擴權。警察不再需要法庭同意，就得以進行搜索、竊聽、凍結資產等。行政長官得以指定法官審理國安案件，律政司長也可以取消陪審團。只要是祭出了國安法的名義，當事人就可以長期「先押後審」，等於是完全推翻了無罪假定的基本原則。換言之，國安法即是例外狀態的恆久化與常態化，移除主權者遂行其政治意志的各種阻礙。
港英時代即留有壓制性條文，待共產黨到來即轉為其用
《在夾縫中抵抗》也試圖拆解港英時期所遺留下的法治神話。香港人對於英國統治的回憶都是著眼於1970年代之後的黃金時期，而不是全貌。的確，主權移交之前的香港，有獨立辦案、廉潔、有效率的司法體制，但是英國人也保留各種高度壓制性的法律條文，例如《社團條例》、《公共條例》、《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煽動罪等。在以往，英國統治者這些法律工具來壓制親共的左派團體；充滿諷刺地，等到共產黨成為新的統治者，這些法條則是用來打擊民主運動。
法治遺產也是有可能被逐步被掏空或從中破壞。近二十年來，共產黨積極扶植友好的法律專家，中資赴港上市也為許多事務律師開創新的業務，因此，律師公會陸續出現各種親共言論，也不足以為奇。就算法官能夠獨立辦案，也不代表他們的判決必然符合正義。一些無害的和平示威行動或是網路上批評政府的言論，都被重判幾個月到一年的刑期，這顯示不少香港法官已經認同共產黨的安全思維，將民主運動視為國家敵人。
港人仍持續法律戰爭而不輟
面對來政權的法律戰爭（lawfare），黎恩灝強調，許多香港人並不曾放棄。他提出了所謂「超合作運動」，亦即是利用並且窮盡既有體制內的管制，持續宣揚民主理念，並且尋求個人的清白無罪。黎恩灝提到，南非的反種族隔離人權鬥士薩克斯（Albie Sacks）、以色列反對囤墾的人權律師斯法爾（Michael Sfard）、台灣美麗島大審的答辯等例子，都是使用統治者制定的遊戲規則來揭露統治者的惡行，持續喚起公眾與國際的關注，以期待到向政權施壓的目的。在目前的香港，堅持不認罪的鄒幸彤、何桂藍等人仍是在監獄中採取這樣的法律抵抗。
誠如作者所指出，政治犯的訴訟常面臨兩難，到底是要藉機批判當局、宣揚理念，亦或是爭取被告的無罪或是輕微處罰。這個難題恐怕是恆久難解，無論是積極抗辯、爭取上訴或是司法覆核的作法都是依循既有的法律制度，但是萬一這整套遊戲規則已經敗壞不堪，參與其中難道不也是從而肯定或是承認其正當性？
黎恩灝之前在2021年出版了《破解香港的威權法治》，該書主要是回顧2014年雨傘運動到2019年反送中運動之間的法律爭議。《在夾縫中抵抗》可以視為前者的續集，尤其針對國安法體制的起源、執行與其抵抗，都有充分而詳實的討論。黎恩灝結合了運動實務與學理分析，為公民權利與政治自由日益萎縮的香港留下了難能可貴的歷史見證。
香港人所面臨的政治困境並不是獨有的，包括台灣在內的國家，一樣承受全球尺度的威權擴張與對外輸出。也因此，本書所考察的各國司法抗爭是顯得特別重要，有助於關切香港前途的同路人思索接下來的因應策略。
作者為六年級前段班的中年大叔，目前育有一女一子。從小在繁華的西門町長大，看盡台北西區的沒落與重生，結果當教授的薪水在台北買不起房子。現在是靠研究與教學為生，任職於台大社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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