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於淵 （自由作者。曾在香港、深圳、北京工作生活，现居德国哥廷根。）
转自 Matters
左方先生去世了。别人发给我，我才想起这篇多年前在《亚洲周刊》工作时，对左方先生的专访。时移势易，很多事情都变了，这篇文章里记录的所有人、包括作者，我想也看不到后来的变迁。无论如何，《南方周末》影响了我们很多人，是我们共同的社会记忆，它的故事和我们活着的人一样，都还在延续。所以，作为个人和社会某些历史的片段保存，也好。
在香港开完新书发布会的第二天，左方先生和老朋友们去了长洲岛，这座狭长的离岛在香港久负盛名。
然而，从中环码头到渔港海岛，从明媚阳光到湛蓝海水，沿途的景致都无法吸引左方太多的注意力。他始终跟身边的历史学家朱学勤、传媒学者钱钢谈论着中国近代历史、政治和新闻界。
在长洲岛上，他唯一主动与之合影的，是一位香港议员的街边广告牌，上面写道“捍卫新闻自由”。左方整了整衬衫，凭栏站立，相机记录了他笔直的光影。而相机无法记录的是，他郑重其事地说，“这是我的中国梦。”
破灭的乌托邦
左方此次赴港，是因为自己的新书。这本书有一个特别的名字，《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
然而，在和老朋友的饭局上，左方惑然道，“我不知道我这本书出来有什么意义”，杂文家鄢烈山打断他，“我们当年接受的斯大林主义，实际上就是乌托邦加极权主义，你的经历，对不同制度下的后辈们都有特别的意义。”而钱钢则认为，“这是南方周末的史前史”。
《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一书，左方原本没有打算出版，他觉得《南方周末》的故事被人说得太多，“网上都有，我没有更新的东西了”，而同时代和他经历相似的人也不可胜数，“留给年轻人去出吧”。
是记者沈洪带来的45个问题，才让他决定口述自己的一生。此书完成之后，三联书店表达了出版的意愿，但左方别出心裁的书名成为出版最大的难题。三联书店要求更换书名，但这个书名对于左方来说，显然有深沉的价值，他选择了坚持。
“我之所以将《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作为本书的书名，就是想通过我一生的经历，说明斯大林主义乌托邦政治运动的破产。”左方说。而那本苏联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被少年左方奉为经典。
这带来了出版的难产。曾经的南周同事，香港大学的新闻学者钱钢看到了此书的价值，在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的推动下，此书终于得以在香港完整地呈现。
长期研究“从文革到改革”的历史学者朱学勤告诉《亚洲周刊》，左方的口述史不仅是研究《南方周末》的样本，“更是研究广东省文革历史非常详实的史料”。
左方坦陈，“建国后历次的政治运动，我都参与了，有些政治运动我是一个盲目的追随者，有些政治运动我是一个无知的加害者，有些政治运动我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乌托邦思想、阶级斗争学说，支配了我的大半生。”
对于此书，朱学勤相当看重左方在文革后第二次被审查时，被发配资料室工作的六年。文革的结束，乌托邦理想的破灭，现实政治的压迫，没有让左方自暴自弃，“他在资料室里大彻大悟”，朱学勤说。
左方在《钢铁》一书中详细地回忆了思想的蜕变，被发配资料室的六年，他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为何如此曲折？中国的革命道路为何如此曲折？”
那些“内部发行，供批判使用”的“灰皮书”成为左方通往自由之路的窗口。这些年里，左方进行了彻底的反思，曾经深刻影响自身的学说——共产主义、列宁主义、苏联式计划经济、剩余价值理论、阶级斗争说，革命理论——被他条分缕析，一一参透。
这段“大彻大悟”，不仅让左方从一个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变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更点燃了他改良中国的理想——重拾被革命中断的民主启蒙。这是令人心跳的前奏，将给后来诞生的《南方周末》抹上不能擦去的底色。
中国式办报
“我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左方坐在海边小店的靠椅上，抬高声调。他接着说，“但我讨厌急进。”这是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后的蜕变，被左方全部地灌注进《南方周末》这份报刊。
到今天，《南方周末》后来的主编江艺平仍然记得左方的一次愤怒。那是一次报纸出刊后的周会，年轻记者们对许多报道不能刊登非常愤怒，“他们非常激烈，说与其这样，那么不用怕报纸被砍头，反正就像割了韭菜一样，割了一茬还有一茬”，江艺平对《亚洲周刊》回忆。
“但老左那一次很生气，他说，这个报纸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爱护这份报纸”，江艺平说，“老左担心的是怎么去把握好这个度，既能够说出我们要说的话，同时又能生存下去。”
从一开始，左方对《南方周末》就有精准的定位，“启蒙是南周的灵魂，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是南周的使命”，但是历经中国政治的种种的吊诡怪圈之后，年过五十的左方早已放弃激进，而这种办报策略让南周得以在历次风暴中幸存，并且不辱使命。
1989年时，《南方周末》内部也炸开了锅，但是在左方的坚持下，“没有登过一个字，一张图片。”一位美国记者采访左方时，感到不可思议。左方给他看往期合订本，让这位对南周早有心里预设的记者惊讶不已。
“我不主张太激进的行为。特别是两次游行之后，本来学生已经复课了。但是后来的绝食行动，按我的判断，就是有些过激分子，为了阻止复课的同学，搞的实际上是一个绑架式的行为。虽然我理解他们，我自己也年轻过，但是我不赞同这种做法。”
当左方看到赵紫阳在亚行年会上与人民日报社论不同的表态以后，他根据自己对中国政治的体悟，判断学运一定会悲剧收场。“据我了解，以邓小平的性格，他是绝不会后退的。以赵紫阳所提出来的东西，他不可能接受。那学运就只能以悲剧收场。我不希望，让南方周末为一次必然失败的学运做殉葬品”，左方告诉《亚洲周刊》。
至此以后，中国政治前所未有的收紧，八十年代的开放之风荡然无存。《南方周末》的发行量一下子从40万份腰斩一半。在全国万马齐喑，禁令遍地之时，左方向同事提出了自己的策略，他在《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一书中回忆了自己的“三玩”策略——“玩人性，玩文字，玩版面”。
这让《南方周末》很快地走出市场的低谷，在全国媒体中一枝独秀。许多年后，当年主持《南方周末》版面设计的资深美编张向春向《亚洲周刊》回忆，“那时候我的版面设计完全没有条条框框，老左完全支持我。南周是真正的百万大报，我们每一期居然把发行量，一百多少万份，印在报眼的地方，可见当时的自信。”这位从南周诞生开始，就为之工作的美编仍然认为，“老左在的时候是南周的巅峰。”
邓小平南巡以后，南周的尺度得以慢慢放开，左方的策略是“让敏感的人写不敏感的文章，让不敏感的人写敏感的文章”。那时候，《南方周末》经常报道胡绩伟，胡绩伟曾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提出“人民日报是人民的报纸”，致力于推动中国《新闻法》的起草。在当时，这位报人坚定地支持赵紫阳，反对镇压。至此以后，他被撤销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两年，成为中国政权的敏感词。
“他是个最敏感的人，但我在胡绩伟家跟他讲，不管哪一天，你都是我们中国新闻人的领袖。但敏感的人如果写敏感的文章，上面已经盯住了，那就给报纸带来很大的风险。但我要让胡绩伟在南方周末见报，”左方对《亚洲周刊》说。
于是，左方“别有用心”地在《南方周末》刊登了胡绩伟去四川旅游和怀古的文章，甚至刊登了胡绩伟的老婆是如何嫁给他的文章，“胡绩伟说他取了个富婆，我就刊登，这个富婆怎么会嫁给胡绩伟？”
尽管这是毫不敏感的花边故事，但只要胡绩伟见报，就能引起全国读者的关注。而对于敏感的问题，他选择找年轻、不太出名的学者写，“上级就把他略过去了。反正观点，需要说的话，也都说了。”
在1994年业已退休，返聘《南方周末》之后，左方依然对南方周末时时做“风险评估”。彼时南周的头版头条多是颇为敏感的“大案要案”，这给南周带来发行和声誉的同时，也让左方感到不安，“我感到必须改变，但我想不清楚怎么变，就要大家开会讨论。”
1998年的这次会议是左方为数不多的又一次发怒。“许多年轻记者喜欢大案要案，对此不以为然，前一天他们喝了个酩酊大醉，第二天开会，很多人迟到半个多小时才慢慢进来”，左方回忆。左方军人出身，他当时的愤怒令在场的钱钢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幸好我现在不是主编了，不然我现在就拖出去几个人毙了！”
这是左方作为退休返聘人员，在南周工作的最后一年，不久以后，左方将作为旁观者，眼看南方周末进入另一个时代。而在此以前，左方已经一手打造了《南方周末》的两支队伍。
两支队伍的拼图
江艺平在主政《南方周末》以前，已经在南方日报集团工作数年，那时《南方周末》在整个集团最令人羡慕，“那是很多人想进去，但是很难进去的一个地方。”
江艺平被集团提拔为社委以后，负责分管《南方周末》，但她不认为自己是去做领导，“我是去跟着老左学习。我对他是远远的崇敬，因为知道他创办了南方周末”。
彼时，返聘回来的左方要带两支队，一支采编，一支经营，他把重心放在了广告经营上。江艺平对左方的经营头脑有深刻印象，“他对市场特别有感觉”。
她还记得左方对市场化媒体的生动描述——“三个轮子”理论，“前轮是采编，左轮右轮是发行和广告，由采编拉动发行，发行拉动广告，在90年代初的时候，能这样表达报纸经营理念的还不多。”
左方善于给经营团队传递南周的价值观，团队里的每个人很快都成为《南方周末》品牌忠实的传播者，江艺平对《亚洲周刊》回忆，“他们能够很准确地告诉南方周末的客户，南方周末是怎么样的一张报纸，有点像被老左洗脑了一样。而把这种理念传递给客户，客户也会很认同这种价值。”
在报纸刚刚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年代，经营团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左方总是支付给经理人相当高的提成，南周的一位副主编曾为此颇为不满，“凭什么给经理人这么高的工资？”左方毫不客气地回应，“没问题啊，你也可以来做经营”。这让左方的“两个后轮”运转飞速。
而与此同时，另一支队伍，左方也没有放下，他给江艺平找来了搭档，《南方周末》的顶峰拼图至此完成。
他在新书《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中专辟一章——“三请钱钢”，详细回忆了如何三顾茅庐的故事。而钱钢则单独回忆了一段书中没有的内容。
彼时钱钢供职于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担任总策划，对于《南方周末》早有关注，钱钢还记得彼时南周雄心勃勃的口号，叫“报业的北伐”，他回忆，“每一期（南周）在北京都可以印刷十万份”。
而在钱钢去中央电视台的前一年，左方就已经来邀请钱钢加盟，并且说了一段让钱钢引为先知的谶言。
“他对我说，南方周末这把刀要磨快了，将来要向谁的头上砍去？向权贵资本主义的头上砍去。这真厉害，他在1994年就有这个思想了，他已经看到了中国今天要变成什么样子，”钱钢回忆。
后来钱钢调入了中央电视台，这让左方的邀请更加困难，“我在中央电视台受到大家的厚爱，又是老大哥，我的小环境很好，其实不愿意离开中央电视台的。”然而，江艺平在每一期报纸出刊以后，都会请尚在央视的钱钢对本期报纸进行评刊，左方也持续地邀请钱钢，最终，他用一次“欺骗”换来了钱钢的加盟。
“有一回，我和我的摄制组正在拍片子，在拍片的路上，接到一个左方的电话，声音显得疲弱和苍老。他和我讲，钱钢啊，我最近腿受伤了，我躺在床上不能下来，我还是想说一句话，南方周末是个好机会，你还是来，跟江艺平一起做这个报纸吧。”
“由于他给我讲的声音的感觉，让我很感动，我当时说，好，我要去，我要去南方周末。后来才知道，他是骗我的。他没有摔伤，他是用了一个方法，骗我去和江艺平合作，”钱钢笑着回忆。
两支队伍的冠军拼图让《南方周末》盛极一时，但这位返聘回来的前主编实际上没有任何实际职务，报社员工从来只叫他“老左”，最多则叫一句“左老师”。有时候，他和广告客户谈生意，编辑部的鄢烈山嫌他太吵，“我们开编务会，就很随便地让他们到另一个小房间去。”
对这些事情，左方从不在意，反而讨厌各类官僚式的称呼与相处，但有件事情，却让他一直耿耿于怀，而后来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也应证了左方的忧虑。
改版的困境
1998年，得到指示“不得再返聘左方”后，左方才彻底地离开了南方周末。到不久以后的2001年，江艺平和钱钢也被有司下令离开南方周末。左方说，2001年后，南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南方周末在那时开始改版，这让看重策略的左方至今耿耿于怀。从前，按照左方的策略，《南方周末》是《南方日报》的补充，“你开什么大会，我不管，七.一，十.一我不管，因为南方日报已经有了，我是一个补充，我就追求贴近读者，追求我的启蒙的作用”。
“但是年轻人认为南方周末不正规，因为它就是一个个热点专版的组合。他们说作为一个百万大报，它应该是一张有时政、经济、社会、文化，几个板块组成的新闻周报。”
左方的在意不仅仅是对“自己孩子”改变的不满，他对《亚洲周刊》强调了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殊限制，“我不是反对办新闻周报，我也欣赏他们现在办得不错，他们是一个发展，但是你再办一个新的嘛，你别把南周改掉。因为只要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解决，新闻的空间没有解决，南方周末这样的一种办报模式就应该存在。我把南方周末定位成一个热点专栏专刊的综合体，这样使得我们跟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可能对推动中国的进步更有好处。”
“现在要把它直接设置一个政治的专版，老实说，你就很难做到，不讲假话，不讲空话。我主持的南方周末，我敢讲，我是从来没讲过假话，没讲过空话。现在的南方周末，他们不敢讲这个话，这是没办法的，”左方说。
江艺平认同左方的担忧，她告诉《亚洲周刊》，“老左不是否定，而是认为作为一张以启蒙为己任的报纸，它还可以走得更远一点。已经行之有效的一些办报的理念，市场证明对的，为什么不走得更远一些呢？”
“南方周末后来年轻人想的呢，是所谓规范的新闻大报，也是看到很多国外的报纸分叠，财经叠，生活叠，娱乐……等等，他们也想这样。应该说，2000年后，中国的报业受西方的报纸影响特别大。”
“而从前的灵活性在于，如果政治收紧的时候，我可以更偏重于娱乐性一些，你一放开，我就可以把时局更突出。之后设置了各种板块，就有些画地为牢，而在这个里面跳舞是不自由的”，江艺平说。
向西方新闻业学习的改版当然让这份报纸更加专业和大气，然而，左方担忧的事情还是不断发生了，距今天最近的风波，便是2013年初的南周新年献词事件——
南周人已经纷纷出走，在诸多报人对南周悲观失望时，左方有不太一样的看法。
从不为南周悲观
经历过2013年初南周新年献词事件后的种种风波，鄢烈山在谈到南方周末的现状时，颇带悲凉地说，“以后南方周末会怎么样，不重要，南周三十年，代表了人心所向，这么多有新闻理想的人过来，在这个旗帜之下，这是它的力量所在。”
而左方则并不如此，他回忆89年以后的南周作为对比，“我觉得一个时候，报纸有沉有浮，很自然的。我在的时候，也曾经从40多万份跌倒20多万份嘛，后来逼着我搞‘三玩’，把它搞上去。因为中国的这个政治局势有时候紧，有时候松，所以报纸的起起落落也不是什么。”
他的自信来自于那些对他慕名而来的南周新人。这些新入行的记者告诉左方，他们要进入新闻业，就是冲着南方周末来的。“所以，南方周末到现在，不是派来一个领导就可以改变的，你可以控制它，但是它的思想，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而左方主政时定下的规矩也依然保留。一位新来的领导，命令编辑在南周发布一篇自己朋友的稿件，要求下一期见报。然而该版面的责任编辑在该文上写道“此稿不适宜，退回去”。
怒不可遏的领导找上责编，责编告诉他，“老左定的规矩，‘认报不认钱，认稿不认人’，南方日报来的主编只有杀稿权，没有发稿权，这个规矩没有废除。”
左方更大的自信来自于市场的力量。他告诉《亚洲周刊》，“市场上，我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读者群。他就是认这样的办报理念，他才买南方周末。你要彻底改变，就意味着把你的市场都要丢掉。南方周末不仅每年给南方报业创造大量的利润，而且品牌效应是特别巨大的。包括南方日报集团去招人，都打着南方周末的招牌。”
2013年南周事件以后，《南方周末》大量的骨干记者和编辑辞职离开，左方反而认为是好事，“林楚方（著名的大陆传媒人，现任《壹读》杂志主编，曾任职于南方周末）告诉我，从南方周末出去，现在走市场路线的传媒人，南方周末人占了半壁江山，我听了感到很高兴。只要他接受南方周末这种理念，他到了外边去，那就是推动社会改革啊。”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还很漫长，南方周末没有理由放弃自己的使命。”而现在，左方依然寄希望于更新鲜的血液不断地流进南方周末，新的一批受《南方周末》影响的年轻人，会在此处守时待势，厚积薄发。
南方梦想
在长洲岛的落日余晖中，朱学勤给左方讲了一个台湾人眼中共产主义的故事，“台湾人害怕，说‘共产主义者’六亲不认，老左你在50年代有没有感到这种？”
左方点头沉吟，讲述了自己与母亲的故事，“我十五六岁，就要参军去抗美援朝，我妈妈30多岁守寡，养大了我，她不同意我去，我现在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那时我跟她大吵大闹，跟我母亲断绝关系。”
“假如我真的到了朝鲜，十有八九我就牺牲了，我妈妈这么艰苦养大的小孩，我母亲后半生得有多苦。所以我母亲逝世的时候，在追悼会把我母亲的遗体推出去的时候，我突然间控制不住我自己，一下子跪下来大哭，把车挡住。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下跪……”
这是左方讲过多次的故事，他继而肃然批评，“死了那么多人，得到了什么呢，看看现在的朝鲜是什么样子啊。”彻底地反思斯大林主义，这是他决定在《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最后一章写下自己对当今时局思考的最大原因。
在该书最后一章中，左方详细阐述了自己对中国未来的思考，“目前正处于关键时刻……改革经历十年若成功，将成就新一代伟人，若失败，改革开放将会全面倒退，出现一个由警察和特务统治的黑暗国家，导致新一轮革命，结局如何，让历史作出回答。”
这份冷静并不能让他看清目前纷繁复杂的政治局势，他对《亚洲周刊》说，“真正中国的这个路，走不走得通，现在搞的到底是什么名堂，我看得等到2017年。在19大以前，我们可以看到答案。现在，我也是越搞越糊涂了，但是，不妨冷静的去观察。”
这种左方自称的“忧国忧民”不仅是报人时期他的生活状态，也是如今的日常惯例——今年80岁的左方仍然保持着当年主政《南方周末》的生活习惯。他每天阅读南方报业集团出版的几份报刊，读得最多的当然是《南方周末》。不同于老人惯常的早睡早起，他仍然像年轻记者们一样习惯晚睡，这是他多年难改的职业习惯，更是因为，他还要等到深夜，收看凤凰台和中央电视台的时政与国际频道。
即便如此，左方还是自嘲对现在的资讯了解太少，他没有手机、微博、微信，对互联网上迅速更迭的大量议题仅有耳闻。儿女禁止他接近互联网的最大原因，是以左方对中国的关注，家人害怕他“上去了就下不来”，因为这份关切来自于他的半生追寻。
“以前我追求的是个乌托邦的理想主义，实际上，保尔.柯察金是斯大林乌托邦所塑造的一个典型人物，我现在要否定的是这个乌托邦的理想主义。但是现在，追求中国的新闻自由，就是我的中国梦了，”左方说。
“在中国，新闻自由的理想，也会是一个乌托邦吗？”记者问。
“如果说是一个现代民主的、自由的社会，很正常。这是一个世界潮流，绝不会是乌托邦的。”说这话时，左方像年轻时一样言辞坚定，满怀信心。这或许因为，他确实失落于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但毕竟，他炼成了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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