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運動持續至今已超過兩個月，香港街頭局勢出現緩和跡象之餘，香港所觸發的國際政治風波卻發酵至全球政要無法回避的大事。這一局面既反映了香港於國際社會中的獨特地位，亦顯示出香港議題的複雜程度。一如過去的政治風波，親政府人士以及中港官方不斷地指責「外國勢力」、「反華勢力」在示威活動背後指手畫腳，「幕後大台論」、「收錢論」、「煽動論」層出不窮。相關論調帶出一個需要大家思考的問題，怎樣理解所謂的外國勢力？
要外國毫不理睬，是不顧現實
在經已全球化的國際社會中，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出現連結已是屢見不鮮的事情。猶其是香港這種國際城市，要外國在這個利益盤根錯節的地方毫不理睬，無疑是不顧現實。因此，我們大可承認外國勢力必然存在。
那麼外國勢力到底是否操控、干預了香港示威？我們不排除有這個可能性，而目前為止亦有非常多的國內及海外媒體刊登了關於外國勢力插手搞局的報導。然而，我們一方面不能排除外國勢力干預的可能，卻不能因此斷定外國勢力在煽動、操縱香港抗爭力量。若然指控者的論證、論據出現問題，那麼對於外國勢力的指控是難以構成的。
在這裡，我希望先回應一下在坊間流傳甚廣的外國勢力論，再談談我們到底應該怎樣看待外國勢力
「收錢論」
第一種最廣為人知的外國勢力傳言，就是「收錢論」。主張外國勢力影響示威的人多數認為美國、英國、台灣等國為了煽動香港青年反對中國，於是動用了資金鼓動群眾。在這類論調中，大多以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為資金來源，以基金會與美國國會的聯系以及歷年支助香港某些機構的報告作為證據。
整個邏輯大概是美國方面有支助香港機構的事實，而這些機構的政治立場較偏向民主派，因此證明了美國出錢煽動抗爭者上街反政府。整個論述看似有根有據，實為似是而非。相關論調回避了好幾個問題，NED所發出的金錢是否足以發動整件事件？獲得資助的機構在得到金錢後，是否用於鼓動抗爭者？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預算目前可以在其官網所得，最新數據指出2018年總共在三個機構上花了40多萬美金，目標為維護工人權益、民主及人權。在三筆支出中，用於維護工人權益者為最多。根據時事評論員蕭若元於8月21日的節目中指出，職工盟為這筆維護工人撥款的最大受益者，而這筆捐助最終只用於津貼日常運作而不在於煽惑他人發動騷亂。看看NED所資助的Solidarity Center的報告，其香港分部於2018年資助了約40萬名家傭，補貼生活之餘更為受害者進行司法抗爭。這400000人當中有335000人為東南亞或南亞人士，從受益對象及工作觀察又何以見得與煽動港人上街有關？
NED的資助最終有沒有被用於發動群眾上街？若然要把金錢發放出去，會牽涉大量技術性問題。金錢是通過轉帳還是現場發放？事前發放還是事後發放？若有發放，收錢人數有多少？除了直接使用金錢，又有沒有通過飲宴、物品等其他形式來發放利益？直到目前為止，實在難以找到確切的相關報導能回答上述問題。要知道金錢的發放過程是極為容易被偵緝的，只要把同樣的檢閱方法放於親政府集會中就明白。
再重申一次，我並沒有排除外國勢力介入的可能。只是目前指控國外勢力介入的「收錢論」，實在欠缺說服力。
「指揮論」
第二種說法是「指揮論」，亦即當前運動背後由外國勢力所操控指導。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就曾公開認為抗爭勢力背後有「幕後大佬」，然而在8月8日的記者會中她亦坦承手上並無實質證據，僅從示威者所使用的網絡平台、行動範圍、人數、裝備中猜測。根據相關邏輯，我們可以作出以下推論。Telegram是其中一種最受香港抗爭者歡迎的通訊程式，而Telegram的創始人為俄國人，故我們認為俄羅斯有可能袒護了抗爭者。
為甚麼親政府人士會指責「幕後大台」？這是因為在是次風波中未能看見「大台」。「幕後大台」論如果成立，則歷時三個月仍找不到實質證據實在令人可笑。如果幕後勢力並無徹底指揮200萬人的力量，僅指揮少數人，則「幕後大台」似乎不大。
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於7月31日曾公開點名美國、台灣就是幕後大台。一個決策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應符合國家利益，其行為不應超越其能力範圍。先說台灣，台灣力量十分有限，連提防中國政治力量滲透也出現莫大困難的時候，要令人認為台灣主動地「反攻大陸」實在匪夷所思。
再說美國，美國過去在其他地方援助顏色革命的歷史，使親政府人士的神經大為緊張。然而即使能證明美國在其他地區曾支持過顏色革命，並不代表香港的運動和其他案例一樣。因為美國在香港的利益以及對香港的態度，不會和其他地方相同。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在8月26日的評論中指出，即便不能排除美國推動運動的可能性，他亦坦承中國、美國以及一眾西方國家在維護一國兩制及阻止「攬炒」上是利益一致的。簡單地通過美國在其他地方的所作所為，硬套於香港現況完全是漠視美國對港方針。
把社會矛盾歸於外人
那麼我們應該怎樣看待外國勢力？去分析問題，社會內因往往大於外因。分析一場政治危機的原因，與其專注於香港以外的地方，倒不如著眼於香港內部早就出現的多重危機。50年代的雙十暴動以及60年代的六七暴動，我們都知道兩次大型騷亂和國民黨、共產黨兩個外部勢力有密切關係。然而港英政府在歷經騷亂以後並沒有把政治責任推卸予外人，而是通過獨立調查委員會檢討自身的不足，並對症下藥地展開改革。
說回反修例風波，我們不可能在中美狹縫之中不受國際角力影響，把社會矛盾歸於外人是不負責任的。昔日的港英政府在關鍵時刻展現了作為管治者應有的政治勇氣及能量，林鄭政府與中共中央與之一比，可謂相形見絀，大為遜色。
——关键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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