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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耀鍔《地獄河》 |
「崇拜」不是「愛」
嚴家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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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與「愛」一樣，是一個古老的話題，也是永恒的話題。赫魯雪夫反對個人崇拜，鄧小平也反對個人崇拜，在共產主義世界，當時都被認為是新鮮的事情，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誰都沒有想到，21世紀的今天，對一個毛頭小孩金正恩，整個朝鮮都在搞對他的個人崇拜。
全部人類史表明，個人崇拜從來是不能持久的。從古代埃及阿蒙荷特普四世、法國路易十四，到史達林、毛澤東、齊奧塞斯庫、卡紮菲，不僅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災難，而且也可能給他們自己或繼承者帶來不幸。造成個人崇拜的前提之一是，要讓崇拜物件遠遠離開普通民眾，讓崇拜物件看起來巍峨崇高。在政治學中，這稱為「權力懸距」。如果一個政治體系，憲法或傳統規定了國家首腦與其他人之間很大的「權力懸距」，即使沒有個人崇拜，也可以有效地行使權力。19世紀後期的德意志帝國首相俾斯麥，不設副職，「只要屬員，不要同僚」。俾斯麥與其他官員之間就有很大的「權力懸距」。對那些首腦職權和「權力懸距」未明確規定的政治體系來說，個人崇拜是強化首腦權力的重要手段。
埃及金字塔巍峨崇高，遠距離看金字塔，就有崇高感，但每一個到埃及金字塔近處的人都知道，金字塔的巨大石塊，是那麼粗糙破殘。所以，專制帝王身邊的人，看到專制帝王的不堪毛病和缺陷，不會在內心中產生崇拜。歐洲歷史上，提倡崇拜和反對崇拜多次發生，中世紀拜占庭基督教會禁止偶像崇拜，禁止在宗教藝術中把基督描繪成人形，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認為偶像崇拜是對基督的貶低。
更重要的是，「崇拜」不是「愛」。這麼一個簡單的道理，對每一個人的人生都至關重要。在文化大革命瘋狂的個人崇拜熱潮中，紅衛兵、紅小兵根本分不清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愛」有什麼不同。文革後十年，我寫《首腦論》一書時，研究了歷史上個20世紀的首腦崇拜現象，才知道了這一點。多年前，為了看望一位畫家，我從紐約駕車一百多公里，到新澤西看望他。他畫了一幅巨大的油畫，他沒有在相貌上、姿態上貶低毛澤東，仍然是「巍峨崇高」。我與他就討論起「個人崇拜」問題，這時我才知道「崇拜」不是「愛」。這位畫家告訴我，他的女兒因崇拜一位有數學天才的青年而結婚，當與天才生活在一起時，兩人之間的「懸距」消失了，「天才」的毛病不斷暴露，而且超過常人、無法相處，終於瞭解到「崇拜」不是「愛」，兩人離婚了。這位畫家也因為知道「崇拜」不是「愛」，畫出了一幅氣勢磅礴、描繪毛澤東崇高形象的巨幅油畫《地獄河》。這幅畫，概括了20世紀毛澤東革命到文革時期中國的全部歷史，毛澤東的非凡氣勢、戰爭與革命的連天風火、牛頭人身的健壯船夫、奄奄一息的蒙娜麗莎，交錯地呈現在我面前，我覺得自己好像置身於佛羅倫斯學院的畫廊中。從畫家的巨幅油畫中，我看到了21世紀中國文藝復興的曙光。
人際關係有多種多樣，權力關係可以形成各種各樣的複雜關係，可以形成崇拜，也可以形成愛。權力關係中少有愛，愛是人際關係最簡單的模型。大愛造就大政治家。中國人民與胡耀邦、趙紫陽的關係，沒有崇拜只有愛。愛是對「善」的熱愛和追求，是一種向善的推動力，使人從事某種有益於他人的事。寬容是愛的必要條件，有愛才能包容。愛沒有條件，愛出於感覺，愛就是愛「愛的對象」的一切。愛，不會難為、不會挑剔、不會埋怨、不會指責。《聖經》哥林多前書說：「愛是恒久忍耐，和藹仁慈；愛不嫉妒、不吹噓、不張狂、不罔顧規矩、不求自己的好處、不輕易發怒、不計較別人所加的傷害、不因不義而喜歡、只因真理而高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希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基督教所說「天國」，在人間也存在。一位研究基督教的專家說，當人與人之間存在着「愛」的時候，這就是「天國」。
一個人心目中的崇高，才能產生崇拜。「崇拜」是一種「不對稱現象」，「被崇拜者」與「崇拜者」之間距離愈大，「崇拜」的「效應」就愈顯著。「愛」需要親近，距離愈大，愛就愈難實現。「敬愛」不同於「崇拜」，「敬愛」也是「愛」，是保持有限距離的愛，但這種距離不能愈來愈大。當距離變得很大時，「敬愛」就變成了「崇拜」。
崇高不代表善，崇高可能是善的，也可能是惡和醜陋。而崇拜出於理性，很多人不知道，人類的「恐懼」，不是出於感覺，而是對未來不祥的「理性預期」。
在八十年代，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共同主持改革開放時期沒有不祥的「理性預期」，就是在1989年天安門學生運動時期，沒有人想到、預測到會動用坦克和機槍。八十年代沒有個人崇拜，在六四大屠殺前，八十年代是20世紀中國最好的時期。現在的中國，出現了許多不祥的「理性預期」，有人在預測中國的軍事政變、經濟崩潰、社會動亂、四分五裂，還有人在預測武統臺灣後可能的災難，這些不祥的「理性預期」，從社會學上說，正是個人崇拜產生的一種條件。
從事金融和人工智慧研究的人都知道「理性預期」的重要。「崇拜」不是「愛」，這是一個偉大的真理，在21世紀的今天，對研究經濟發展、人工智慧也有重要關係。這是另外的問題了。
全部人類史表明，個人崇拜從來是不能持久的。從古代埃及阿蒙荷特普四世、法國路易十四，到史達林、毛澤東、齊奧塞斯庫、卡紮菲，不僅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災難，而且也可能給他們自己或繼承者帶來不幸。造成個人崇拜的前提之一是，要讓崇拜物件遠遠離開普通民眾，讓崇拜物件看起來巍峨崇高。在政治學中，這稱為「權力懸距」。如果一個政治體系，憲法或傳統規定了國家首腦與其他人之間很大的「權力懸距」，即使沒有個人崇拜，也可以有效地行使權力。19世紀後期的德意志帝國首相俾斯麥，不設副職，「只要屬員，不要同僚」。俾斯麥與其他官員之間就有很大的「權力懸距」。對那些首腦職權和「權力懸距」未明確規定的政治體系來說，個人崇拜是強化首腦權力的重要手段。
埃及金字塔巍峨崇高，遠距離看金字塔，就有崇高感，但每一個到埃及金字塔近處的人都知道，金字塔的巨大石塊，是那麼粗糙破殘。所以，專制帝王身邊的人，看到專制帝王的不堪毛病和缺陷，不會在內心中產生崇拜。歐洲歷史上，提倡崇拜和反對崇拜多次發生，中世紀拜占庭基督教會禁止偶像崇拜，禁止在宗教藝術中把基督描繪成人形，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認為偶像崇拜是對基督的貶低。
更重要的是，「崇拜」不是「愛」。這麼一個簡單的道理，對每一個人的人生都至關重要。在文化大革命瘋狂的個人崇拜熱潮中，紅衛兵、紅小兵根本分不清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愛」有什麼不同。文革後十年，我寫《首腦論》一書時，研究了歷史上個20世紀的首腦崇拜現象，才知道了這一點。多年前，為了看望一位畫家，我從紐約駕車一百多公里，到新澤西看望他。他畫了一幅巨大的油畫，他沒有在相貌上、姿態上貶低毛澤東，仍然是「巍峨崇高」。我與他就討論起「個人崇拜」問題，這時我才知道「崇拜」不是「愛」。這位畫家告訴我，他的女兒因崇拜一位有數學天才的青年而結婚，當與天才生活在一起時，兩人之間的「懸距」消失了，「天才」的毛病不斷暴露，而且超過常人、無法相處，終於瞭解到「崇拜」不是「愛」，兩人離婚了。這位畫家也因為知道「崇拜」不是「愛」，畫出了一幅氣勢磅礴、描繪毛澤東崇高形象的巨幅油畫《地獄河》。這幅畫，概括了20世紀毛澤東革命到文革時期中國的全部歷史，毛澤東的非凡氣勢、戰爭與革命的連天風火、牛頭人身的健壯船夫、奄奄一息的蒙娜麗莎，交錯地呈現在我面前，我覺得自己好像置身於佛羅倫斯學院的畫廊中。從畫家的巨幅油畫中，我看到了21世紀中國文藝復興的曙光。
人際關係有多種多樣，權力關係可以形成各種各樣的複雜關係，可以形成崇拜，也可以形成愛。權力關係中少有愛，愛是人際關係最簡單的模型。大愛造就大政治家。中國人民與胡耀邦、趙紫陽的關係，沒有崇拜只有愛。愛是對「善」的熱愛和追求，是一種向善的推動力，使人從事某種有益於他人的事。寬容是愛的必要條件，有愛才能包容。愛沒有條件，愛出於感覺，愛就是愛「愛的對象」的一切。愛，不會難為、不會挑剔、不會埋怨、不會指責。《聖經》哥林多前書說：「愛是恒久忍耐，和藹仁慈；愛不嫉妒、不吹噓、不張狂、不罔顧規矩、不求自己的好處、不輕易發怒、不計較別人所加的傷害、不因不義而喜歡、只因真理而高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希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基督教所說「天國」，在人間也存在。一位研究基督教的專家說，當人與人之間存在着「愛」的時候，這就是「天國」。
一個人心目中的崇高，才能產生崇拜。「崇拜」是一種「不對稱現象」，「被崇拜者」與「崇拜者」之間距離愈大，「崇拜」的「效應」就愈顯著。「愛」需要親近，距離愈大，愛就愈難實現。「敬愛」不同於「崇拜」，「敬愛」也是「愛」，是保持有限距離的愛，但這種距離不能愈來愈大。當距離變得很大時，「敬愛」就變成了「崇拜」。
崇高不代表善，崇高可能是善的，也可能是惡和醜陋。而崇拜出於理性，很多人不知道，人類的「恐懼」，不是出於感覺，而是對未來不祥的「理性預期」。
在八十年代，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共同主持改革開放時期沒有不祥的「理性預期」，就是在1989年天安門學生運動時期，沒有人想到、預測到會動用坦克和機槍。八十年代沒有個人崇拜，在六四大屠殺前，八十年代是20世紀中國最好的時期。現在的中國，出現了許多不祥的「理性預期」，有人在預測中國的軍事政變、經濟崩潰、社會動亂、四分五裂，還有人在預測武統臺灣後可能的災難，這些不祥的「理性預期」，從社會學上說，正是個人崇拜產生的一種條件。
從事金融和人工智慧研究的人都知道「理性預期」的重要。「崇拜」不是「愛」，這是一個偉大的真理，在21世紀的今天，對研究經濟發展、人工智慧也有重要關係。這是另外的問題了。
（注：本欄每周由不同作者執筆。） 
——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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