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2日星期一

徐瑾:开放清单后,中国能否迎来二度开放?


清单是一次战术性举措,还是中国二次开放的先兆?除了利益,中西之间认知框架存在磨合。中国明智的决策掌握主动,进行全面战略性改变。 


贸易战谈谈打打,开放再度成为焦点。

6月末,中国官方连续发布2018年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与自贸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从目前公布领域来看,不仅涉及了商业银行、船舶与飞机制造、电网和部分农作物种子生产等多个领域的外资股比限制,而且预计分别2021年和2022年,金融和汽车行业也会放开。值得注意的是,两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长度也出现大幅瘦身。

清单内容超出市场预期,甚至公布日期都比预期提前,应该怎么看待?

是战术性举措,还是中国二次开放的先兆?

毋庸讳言,这一政策的出台与国际压力有关。

6月最后一周,关于美国是否退出WTO消息不断发酵,甚至特朗普也亲自出面澄清,说自己只是控诉不公平。年初我参加第一财经头脑风暴电视节目,主持人问今年可能面临最大灰犀牛,我就说美国退出WTO。

为什么这一消息如此重要?因为美国一旦退出WTO,意味着中国将直接与美国谈判,艰难程度肯定超过在WTO框架内。

当天有贸易专家在场,都认为不太可能,而且觉得中国有谈判本钱。现在来看,多数专家们低估了中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低估了中美实力的差距。

到今天,美国是否今年真的退出WTO已经不重要,一些评论控诉的美国如何蛮横,如何单边主义等等,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真实世界坐标系的改变。

那就是美国立场出现了明确的转换。美国朝野觉得,以前都是美国在支撑世界秩序,出力出钱,却吃力不讨好,这事并不划算,这种看法日渐成为主流,行动也在逐步落实。

这一立场的转变,立即呈现为中国面临的巨大压力。

WTO争议要点

中美立场差异的一个焦点,在于中国是否履行了WTO承诺。

中国方面,于6月28日发表《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这是中国首次就这一问题发表白皮书。中方表明自身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律体系、履行货物贸易领域开放承诺、履行服务贸易领域开放承诺、履行知识产权保护承诺、履行透明度义务等方面为履行承诺付出巨大努力。文件很长,我在《徐瑾经济人》做了摘要,总结一下,白皮书核心在于阐明中国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愿景与行动,表示中国做了不少贡献,履行了WTO承诺。

对此,海外看法并不一致。我曾在专栏也列出美国鹰派的看法,对中国履行承诺的评价非常负面。以前因为不少在华企业的游说,美国鹰派的看法对政策影响不大,但到今天这种看法在美国从上到下,日渐占据主流地位。

困难的是,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并不孤单,不要忘记是欧洲、日本率先决定不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国内人不少人建议联合欧洲反击美国,这看起来很美好,其实有些一厢情愿。欧美表面再吵闹,不过是茶杯中风暴,基本盘不会改变,那就是他们是"血浓于水"的盟国关系。退出WTO不说,说不定回头就搞一个G8内部一体化,到时候中国更难办。

相对公允的看法,正如学者马晓野的分析所言,核心内容中美双方理解的对等是不同的,不仅仅有互惠那么简单,而是条件对等。

外围压力之下,开放措施出台。最直接的效果,无疑对于中国消费者有利,但对于生产者最终也是好事,开放表面带来了竞争,但长期肯定是利好。

再谈中美误解、理念与利益

再进一步,有读者在公号《徐瑾经济人》就问,这会是中国版么明治维新么?我的答案是不太可能。

为什么这样说?今年恰好是日本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周年,回看当年的明治维新,无疑于从内到外的脱胎换骨,痛苦与激烈程度宛如哪吒"剔骨还父剜肉还母"。

而今日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巨大成就,从领导层到民间都有"大国崛起"的骄傲与自豪,不仅有道路自信,也有民族复兴的伟大期许,与明治维新痛苦的自我革命不可同日而语。对中国来说,更多地是与美国的斗争,而不是与自我的战斗。

我曾提及中美贸易谈判有三向度,误解、理念与利益,今天仍旧存在。

先说误解,曾经的WTO谈判,被认为是狼来了;更早美国的"门户开放",其实本意是最惠国待遇。今天,中国讲WTO承诺,美国讲"对等",大家的语言仍旧不在一个频道。

再看利益。按照世贸组织最新预测中表示,预计2018年全球贸易额将增长4.4%,比去年略低,但也算不错了,而如果中美继续贸易战,世贸组织预计将会影响贸易表现。

从利益而言,中美合则两利,分则两害,这一点双方并无分歧。上面所谈利益可以谈,但是认知框架如果彼此不同,其实很难。

从历史看待未来

回顾一下,西方企业对于中国营商环境的抱怨,并不集中在关税上,而是市场准入与知识产权等方面。

当年日本和世界贸易纠纷起步时候,面对外界要求放宽贸易限制的要求,日本关税壁垒的确逐步消除。日本人也在非关税壁垒上动了不少脑筋,最典型案例技术为拒绝法国的滑雪板,就借口日本的雪不同而彬彬有礼地拒绝,更不用说各种地方割裂以及行政拖延等等手段。

不过,这种手段的结果我们也知道了。最终不仅激怒了贸易伙伴,而且种种精心安排的所谓保护生产者的政策,不仅牺牲了日本消费者利益,最终也没有拯救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

不说日本,其实当年鸦片战争也是一样。我在《白银帝国》中写过,冲突本质不在于鸦片,而在于白银,更是天朝秩序与国际秩序的冲撞。在鸦片战争之前,冲突的导火索已经埋下,那就是当时粤海关的腐败。清朝的关税并不重,但是关税之外各类明暗贿赂让英商不堪其扰。英国马嘎尔尼去见乾隆,名为贺寿,其实就是告御状。大清固然不想打战,英国国内反对声音也很大,各种外交协商途径都使用殆尽之后,最终才不得不走向战争。

经济学告诉我们,嘴上怎么说不重要,关键看人的行动,对政策也是要如此解读。开放甚至贸易战,对经济并不是坏事,但对政治不确定影响却很大。可以肯定的是,以前模式玩不转了,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改变都是必须的。

历史告诉我们,明智的决策是主动地、全面地、战略性地改变,相反的决策,被动的、战术性的、头痛医头式的举措却不会产生好结果。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亦为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近期出版《白银帝国》、《不迷路,不东京》,公号《徐瑾经济人》。

——FT中文网,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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