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华：歷史的重力——紀念「八九六四」28週年

丁子霖、蒋培坤和他们的儿子蒋捷连

本文作者王超华

時間距離將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抗爭推向「歷史」，也為我們拉開距離清醒認識「八九六四」的歷史意義提供了機會。那是一次中國民眾渴望並強烈要求政治參與權利的示威；是從社會進步的想像出發，追求民族「救亡」的吶喊；也是一次理想主義的極致爆發。

時光荏苒，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和之後的「六四」血腥鎮壓已經過去28年。牽頭創立「天安門母親」群體的丁子霖教授已屆高齡；丁子霖和蔣培坤兩位教授的獨子蔣捷連「六四」遇難時只有十七歲。當年與他同齡的青年學生如今大多已為人父母，子女也許正在成長為十七歲的青年。由於父母極少公開談論「八九六四」，不少大陸年輕人認為一九八九年屬於父母一輩，不再與當下的現實直接相關。這種隔膜既是中共當局長年管控公共記憶的後果，又是社會結構劇烈變動時期，經由代際交替而放大了的言論審查效應。

「八九六四」的記憶從當下向歷史移轉，對堅持八九精神的努力來說，是需要嚴肅對待的新狀況。更重要的是，這種基於和平環境的一時反應，並不會根本去除中華文化傳統對歷史敘述的內在依賴。一旦社會遭遇重大危機，殘缺扭曲的歷史想像很可能會膨脹起來，充塞突然出現的言說真空，增加危險的不確定性。紀念「八九六四」，因此而具有了為未來維護歷史重力的意義。

「八九六四」漸入「歷史」語境

中共統治下，曾帶來巨大社會動盪和傷害的政治事件，能夠得到糾偏和「平反冤假錯案」的，僅只是偶然。實踐中的通例總是在沒有釐清真相、沒有追究責任之前，就匆忙推給「歷史」，並極力誘導公眾忘卻。被這樣處理的政治傷害，「八九六四」並非首例。中共八十年代初即曾號召「向前看」，以此處理「文化大革命」。不過，忽略過往公共記憶的趨勢正在逐漸增強，近年來已成為突出現象。這應該牽涉到更廣泛的深層原因。

事實上，「歷史」闡釋的嚴肅性正在受到大規模侵蝕。近十年來，中國成為新興超級經濟體與西方金融海嘯幾乎同時發生，直接影響到國內學術思想界對世界的認知。簡言之，鴉片戰爭以來的屈辱、掙扎、不斷革命，不再具有積累經驗教訓的意義；主導中國思想界一百多年的「憂患意識」不再能夠支撐起各方爭辯的平台。對「中國」的言說，也從過去的細說近代史轉向偏好以全球宏觀視野預測未來。這種情況一方面對應於人文學科地位普遍性下滑，另一方面又呼應了此前已經輸入國內的各種解構啓蒙敘事的西方「後學」流派。各個人文學科內部的既往傳統都受到不同程度衝擊。由於當局的關注，歷史闡釋受到的衝擊尤為明顯。古為今用，史為今用，注意力高度集中到「今用」。本來已有顯著進展的史料爬梳訓練，也在歷史闡述「今用」至上的影響下面臨危機。

這樣的大環境，特別是例如對劉曉波浦志強以及重提清末立憲的《零八憲章》動用多種公權力重點打擊，結果，曾經格外敏感於現當代「週年紀念日」的中國文化精英和都市市民社會，面對正在不斷到來的一系列一百週年紀念，卻表現得越來越懶散。紛擾二十年的「新左派」和「自由派」之爭，在評價五四時，罕見地分享了從不同立場出發批評指摘不以為然的態度。與百年紀念類似的還有，去年文革發動五十週年，國內嚴控公開紀念的活動和言論，社會反響同樣是波瀾不驚，冷漠置之。

受此影響，逐漸進入「歷史」語境的「八九六四」，也被以各種方式視為於今「無礙」，最多不過是令人慨嘆而已。在言說光譜上，官方輿論固然普遍緘口不言，但當局也放任《環球時報》年年發表以攻為守的言論詆毀當年的參與者和今日仍堅守的民主人士；知識思想界為「六四」屠城文過飾非者不在少數；馬雲這樣全球矚目的IT商業界精英，為商業利益而公開為「六四」鎮壓洗刷；堅持紀念「八九六四」的少數人，越來越被隔絕在社會大眾視野之外。所有這些國內官方半官方輿論舉措，多多少少都基於八九天安門之後中國經濟並未崩潰、反倒迅速崛起的事實，並且基於一種共產黨做得不錯、當初鎮壓也是迫不得已的推論。這個邏輯推論影響極廣，海外並未受到中共直接控制或干擾的華裔非華裔學者，有時也在自己的著述中加以闡發。甚至一些八九年之後的流亡人士，也常常疏於分辨。下面將從八九年時發生衝突的三種主要力量入手，簡要分析相關論述的謬誤之處。

「中國模式」不可告人獨家祕訣

從當局一方來說，海外學者為中共「六四」鎮壓緩頰最著名的，要數哈佛教授傅高義。他的《鄧小平時代》一書（英文版2011年、中文版2012-13年出版），將八九年發生的天安門抗爭和其後的「六四」鎮壓看作是鄧小平在致力於改變中國的巨人偉業道路上，一個不幸的插曲。傅高義的態度更為清晰地表現在他頻繁接受的一系列訪談中。自中文版出版直至鄧小平死去二十年的今天，他面對媒體時，一貫刻意回避提及一九八九、天安門、「六四」，似乎中國的改革開放從1979年一路高歌猛進到今天，中間並沒有發生過重大挫折。這種論述方式在西方很少受到質疑，主要原因還在於西方媒體報道中國，常常需要簡介歷史背景，「改革開放三十年」或者「經濟高速成長三十多年」遂成為一般讀者耳熟能詳的通用套話。

不過，這種連續性思路也在不少曾追隨趙紫陽的八十年代精英當中蔓延，其中很有一些後來流亡海外、終其一生都無法回國的重要人士。他們認為，中國經濟最近減緩之前在全球曾一枝獨放，其所依賴的主要經濟政策都是沿襲趙紫陽及其智庫在八十年代的開創性思路。真正的成就應當歸功於趙紫陽，而不是並未介入具體經濟決策的鄧小平。後來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趙紫陽都曾考慮到，而後來的掌權者卻不肯採納他的意見。可以想見，在他們心目中，八九年的抗爭和「六四」鎮壓確實是不幸的轉折，並因黨內鬥爭導致了趙紫陽（及其追隨者）不幸的個人命運；但從經濟起飛的角度看，八九前後的延續性以及趙紫陽在其中的關鍵貢獻才是最重要的。轉折固然不幸，但其意義只是在趙紫陽的道義立場，轉折本身的歷史內涵，並不在他們關切範圍內。

這些觀點忽略了「六四」鎮壓對中共而言的歷史重要性。鄧小平的兩大口號，「穩定壓倒一切」和「發展是硬道理」，都是在「六四」之後才提出，也是那之後三屆中共領導人都恪守不變的基本立場。首先，這樣赤裸裸實用主義的口號，很難在八十年代語境下公開提倡，在中共黨內必然會遭遇各種不同阻力（所以才會在「六四」後同時強調黨內「不爭論」），也不可能被當時的社會所接受（所以八九民運才會有那麼廣泛的社會支持）。其次，這兩個「六四」之後的關鍵口號，保證了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前（2001年年底），中國經濟以低工資、低人權、高比例出口為標誌的方式，實現國際貿易基礎上的國家資本積累大規模增長；同時又推行經濟增長率GDP硬指標治國，強行關停並轉「改制」國營和集體企業，醫療、教育、住房紛紛「產業化」，將經濟轉型的成本負擔全部轉嫁給勞工階級和社會大眾。國家資本積累，負擔轉嫁社會，這就是所謂「中國模式」不可告人的獨家祕訣。其成功，端賴於鄧小平那兩句箴言的加持。再次，加入世貿後的新世紀裡，中國的國際貿易份額成倍攀升，國家通過大型國有龍頭企業掌控資本，與境外投資者合作，借助於將社會主要人口轉化為「房奴」等強制消費手段，實現向消費型經濟的轉化，再次在強化黨國統治權力的同時，將轉型成本轉嫁給全社會，最終形成社會收入兩極固化，令中國經濟基尼指數長期滯留在最危險區間。最後，在所有這二十多年的實踐中，正是鄧小平那兩句箴言，保證了環境破壞的不可逆轉。

這些發展方式，在八十年代已經開始遭到各種方式的社會質疑，也是八九民運爆發的重要原因。沒有「六四」鎮壓，中共不可能以這樣的實際方式管控社會和經濟，以國家名義為自己的一黨專政攫取巨大資源，將發展成本丟棄給社會下層和後代。

現代政治參與的道義正當性

官方之外，評論者、學者、親歷者談論得最多的是走在一九八九年抗議風潮最前列的北京高等院校大學生。各種觀點中，最有代表性也是最有影響的，包括製作紀錄片《天安門》的卡瑪（韓丁）和寫作獲獎專著《天安門的力量：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的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趙鼎新，二者都和上面談到的側重後續經濟發展實效的視角不同。卡瑪影片認定「八九六四」造成中國歷史發展本可避免的斷裂，而且造成斷裂的責任者就是主導抗爭的學生群體。影片解讀中國現代史的一條主線，是如林毓生等海外前輩學者早已提出，從五四到文化大革命一以貫之的一種「打倒一切、徹底解決」的文化態度（對此，國內學者朱學勤曾在八九後明確批評，認為史上並不存在從五四到一九四九乃至以後的直通車）；在此之上，影片挖掘出同樣一以貫之的青年學生自視為民族進步先鋒及大眾對其盲目崇拜的狀況。到了八九年，兩個一以貫之糾合在一起，就成了學生完全聽不進理性意見，不知退讓妥協，只知道一味衝鋒刺激政府，最終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導致坦克機槍清場。對此類立場，筆者二十年前即曾質疑，這部電影作為歷史講述者，隱然將出動軍隊鎮壓的責任歸罪到受害者一方，顯示出道義觀念混亂以及歷史實用主義傾向。

趙鼎新雖然在副標題裡突出國家社會關係的概念，而且他本人也持續關注國家統治正當性議題並且近年有相關專著問世，但這本討論天安門的著作首先得到認可卻是在美國社會學領域的集體行動和社會運動分支，而不是得益於他對國家立基條件等方面的洞見。作為比較年輕的分支，相較於對社會群體現象（crowds）的探討，歐美社會學界關於集體行動和社會運動（collective action and social movement）的研究，傳統上更傾向於事先假定其中現代政治參與的道義正當性。像趙鼎新這本書這樣擱置政治參與正當性前提、分析社會運動由於內在缺陷和不足而導致慘酷失敗的進路，不說絕無僅有，至少非常罕見。其獲獎與受到重視，很難說與此無關。但是問題也正出現在這裡。趙著的主要分析思路，係將中共當局設定為相對穩定的既有體系，遵循其既定內在邏輯運轉，有預期可能；而學生方面則缺乏組織，缺乏意識形態基礎，易受情緒波動影響，而情緒波動幅度又格外顯著，同時學生本身和支持學生的市民群眾都受到經濟利益左右，因而整體上相對於政府而言極為不確定，行為找不到支撐點時就大量訴諸傳統意識，決策時極易走極端。結果，衝突雙方思維和行為上的不對稱，最終導致慘烈衝突難以避免。

正如余傑評論此書時所說，這個思路無法說明為甚麼八九年的衝突最終會造成中共高層領導的內部分裂。問題根源之一在於趙鼎新使用資訊時的選擇性。趙著使用田野調查結果來證明中共統治正當性在八九年時已經從意識形態主導轉向依賴於經濟效益。但田野調查同時顯示的社會對道義和道德標準混亂的焦慮，在他的研究中卻只用於解釋社會在抗爭過程中對國家的「不理性」要求，沒有同樣用來解讀「國家」行為對其依賴的一面。以韋伯提出的傳統、理性、強勢人格等（現代政治）正當性分類來看，八十年代後期，中共即陷入這三方面都遭遇危機的狀況——改革開放否定了既有「傳統」，清洗胡耀邦否定了理性，強勢人格也已經多方表態要嚴防重現。這些正是八九民運短時間內就興起蔓延成全國性動盪的重要原因。至於說趙鼎新試圖建立的績效正當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模式，且不說理論上是否成立，在歷史實踐的當時將其說成是國家社會關係的主導因素，至少也是言過其實，用來敷衍北京學生的情況或屬差強人意，一旦擴展到全國範圍，立刻顯示出立論薄弱。

八九抗爭無疑是「民主運動」

卡瑪影片和趙鼎新專著在另外兩點上值得注意。第一點，兩人立場觀點或有不同，但他們提出的解說闡釋，從來沒有和那些用續後經濟發展貶低「八九六四」重要性的觀點發生過直接對立或衝突。相反，二者都成為國內在一定範圍可以被官方容忍的表述（試比較遭學生舉報、遭外來人員到校園圍堵抗議，並遭校方因課堂言論處置的大學教員）。第二點則牽涉到八九民運中第三支重要的社會力量，即，非學生民眾。筆者相信，在試圖解讀八九民運和六四屠城的時候，任何將注意力侷限（這裡的定語是「侷限」）在學生所犯錯誤乃至「罪惡」行徑的立場觀點，無論主觀意願如何，都在客觀上帶來消減當時社會動盪程度的結果，而且使得千百萬曾參預運動但長期陷入沈默的非學生人士被進一步消音。

大規模民眾參與的政治抗議，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歸結為經濟問題使然，始終是各方爭論的焦點之一。以中共闡釋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經濟決定論可以回答一切宏觀社會問題。這是鄧小平一貫提倡「白貓黑貓」理論、在「六四」後又明確提出「發展是硬道理」的根本原因。從他提出後一口號的動機來看，這似乎可以理解為「經濟問題解決之前，談別的都沒有用」（這種理解顯然與毛澤東領導農民革命奪取政權的理論和實踐都存在尖銳衝突）。從另一個角度，經濟決定論又常常用來取消或否定社會事件的政治內涵，將其中的政治表達歸罪於「不明真相的群眾」受到「一小撮別有用心的壞人」煽動，並達到使用政權暴力來分化孤立懲戒管控的目的。趙鼎新試圖論證的統治績效正當性，用經濟改革遭遇挫折解釋民眾參與天安門抗爭的動因，與中共官方言說策略不期而遇，也許並非純屬偶然。比較韋伯建構的正當性分類可以看出，所謂績效正當性，只能適用於既有秩序下的延續狀態，難以論證績效具備獨立且唯一的正當性價值。而韋伯提出的三類正當性，都有可能在挑戰既有秩序中發揮作用，足以形成新的政治權威，有取代既有秩序而建立新統治的潛力（例如：伊朗革命借助傳統，中共革命借助毛澤東個人魅力，台灣民主化借助理性）。

八九年民眾站出來聲援支持學生的規模之大，僅用1988年經濟改革的挫折作為背景解釋，遠遠不夠。筆者也是最近才意識到這種解釋的缺陷，而且是受到趙鼎新討論政治正當性的啓發。前面提到，八九年時，中共當局在韋伯分類的三種正當性方面都遭遇危機，假如民眾不滿確實表達在「績效」上，這個表達也應該和他們對政府的道德要求合併觀察。這是因為，績效和道德說教是當時中共當局維護統治的一體兩面，而當時那種陳舊的道德說教已經無力為民眾在商業經濟改革壓力下秩序分崩離析的時刻提供有效的參照。要說明這種狀況，比起我們當事人未必可靠的回憶，當時的文藝作品是更為有力的證據。例如，作家莫言1988年根據真實事件寫作的小說《天堂蒜薹之歌》；相聲演員姜昆1989年年初春節晚會上諷刺無規則的商品經濟氾濫，到了把天安門廣場改造成一個巨大的農貿市場的程度；作家王朔1989年春開始在雜誌連載的小說《千萬別把我當人》，分別生動揭示出問題不在是否要市場或者是否要商品經濟。真正的問題在於掌握政治權力的人們放棄維持社會公義的責任。這是天安門抗議者不斷向當局施加道義壓力的深層原因，而且與中共統治正當性面臨整體危機直接相關。

筆者曾撰文為「八九民運」之稱辯護，這裡不再詳述。簡單說來，卡瑪和趙鼎新引進比較視野的時候，基本是就中國現代史縱向比較，從五四到一二九到文革，等等；但只要將視野放大到世界範圍，就可以發現，比起八九年天安門抗爭來，組織更薄弱、立場更龐雜的突發集體行動或社會運動，比比皆是。重要的並不是說，抗爭運動是否像當年中共奪取政權之前那樣有組織有綱領，也不是說假如抗爭「勝利」，抗爭者掌權是否真的會比共產黨更好（這是完全虛假且不能成立的比較）。關鍵在於，政治性群體抗爭是現代社會裡，公民政治參與的正當方式。其表現形式很可能因時因地因國家民族不同而有所差異，但其實質是相同的。不管存在多少經濟利益決定的個人動機，這種集體行動和社會運動在國家社會關係上，表達的是社會成員政治參與的強烈意願。在這個意義上，八九年春夏之交，中國境內數百大小城市裡千百萬人曾經參與長達一個月以上的和平抗爭，完全無愧於「民主運動」的稱號。

紀念「八九六四」今天尤為重要

事實是，自從軍隊暴力入場，像八九年那樣表達政治參與意願的全國性民眾大規模示威就沒有再發生過。小規模的仍然持續了很長時間，迫使中共當局一次再次重啓暴力手段，向世人證明其維護政治獨裁的決心。網絡時代得以迅速傳播信息以來，廣東的汕尾、太石村、烏坎等地先後發生的抗議，都是明證。在社會因經濟發展而發生急速結構性變動時，民眾出於保護經濟利益的動機而要求有效行使他們的政治權利，正是「民主」的本義。而中共當局則在二十多年時間裡，特別是習近平執政以來，越來越明白無誤地表現出，在政治領域，他們的目的就是要獨霸所有政治資源，為此不惜使用公權力，打擊一切公民社會藉以活動的空間和堅持正當公民權利的活動人士。時至今日，政治意義上能夠容納不同聲音的公共空間已經極度萎縮。這是為甚麼堅持紀念「八九六四」在今天尤為重要。

此外，之前已經提到，中國現代史上一直有尊崇「憂患意識」的傳統，但在中國崛起為世界強權之一的大形勢下，這種意識正在失去作為各種立場共享思考平台的功能。特別是在青年世代當中，像《義勇軍進行曲》那樣疾呼「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已經失去其緊迫感，不再觸動人心。儘管中國仍然問題多多，當代年輕人也不再亢奮地寫作諸如「中國向何處去」這樣痛心疾首的大文章。目標高遠的年輕人放眼世界時，不是想像如何改造中國社會或是如何促進人類文明進步，而是如何能夠令中國有力地與美國抗衡。那些仍懷有善良意願，寄望於從底層做起改變社會的青年，常常遭遇到未曾預料的困境：只要心目中抱持了「改變社會」幾個字，你就有可能成為「國家公敵」。從環境保護到提升女權的各種社會議題，都受到國家暴力機器的打壓和國家輿論工具的貶損嘲弄或攻擊詆毀；而為了促進消費刺激下的經濟成長，市場誘惑卻得到大張旗鼓的鼓勵。這樣的環境使得烏托邦想像和理想主義精神從青年聚集的社會生活中迅速流失。

在「救中國」不再是主旋律的時代，中國人是否仍需要想像一個更美好的社會並為之奮鬥，是中國與所有發展中國家都面臨的根本性問題，也是不少自詡「左派」的知識份子在過去二十多年裡不斷談論的話題。但是，在中共當局獨裁統治的歷史條件下，視而不見青年理想主義面臨的險惡處境，侈談中國革命傳統作為當下「另類想像的資源，甚至臆想「一帶一路」提供了社會主義國際主義想像的新可能，實際上都是在幫助統治者在國際輿論環境中粉飾現實。其實，隨著中國政府自己越來越肆無忌憚的國際強權行徑，這類粉飾本身業已發生變調，越來越向狹隘民族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傾斜。

時間距離將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抗爭推向「歷史」，也為我們拉開距離清醒認識「八九六四」的歷史意義提供了機會。那是一次中國民眾渴望並強烈要求政治參與權利的示威；是從社會進步的想像出發，追求民族「救亡」的吶喊；也是一次理想主義的極致爆發。紀念「八九六四」，實踐的是護衛民族精神，護衛社會願景的公共想像，並在這種實踐中彰顯歷史的重力——無論中國境內能否公開紀念「六四」，這個重力始終伴隨著沈默者也牽制著掌權者，沈澱在民族集體記憶深處，而不會被人為抹煞。

——原载《动向》杂志2017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