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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長達兩萬字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明確指出香港「作為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有「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務管理權」，中央擁有香港「全面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高度自治權也是「中央給多少，香港就有多少」，不存在「剩餘權力」。對於高度自治權，中央也具有監督權力。
白皮書針對佔中與普選
對香港民眾要求的普選，白皮書也作出回應：未來特首及立法會普選，必須符合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符合香港實際，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實現均衡參與的原則，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又指經普選產生的特首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
也就是說，中央對相關的權力一把抓，更把普選施加許多條件，不但是模糊不清的「愛國愛港」條件，還有可以隨意解釋的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以及社會各階層利益等等。這些難於具體定義的字句，解說權全在北京手裡，隨北京怎麼說就怎麼說。香港的所謂「法治」，至此幾乎全部崩潰，讓位給中共獨裁者的隨心所欲。
北京發表這個文件的時機，是七月一日大遊行與和平佔領中環之前，更是趕在主辦單位為測試和平佔領中環的民意在六月二十二日舉行公投的前夕。之所以要做出這個大動作，乃是北京對公投與佔領中環怕得要命，擔心民意的表達將讓北京非常被動。
由於去年一月香港大學副教授戴耀廷提出「佔領中環」的議題，在獲得熱烈響應後，也引發北京與香港建制派的全力反擊，開動所有宣傳機器，成立諸多反對佔中團體，動員社會名人出來反制，更出動駐港解放軍舉行軍事演習，甚至還出動末代新華社社長周南說要在香港戒嚴，暗示「六四事件」可能在香港重演。
中共的恐嚇雖然造成部分民眾的恐懼，但是台灣太陽花學運的鼓舞，還有中共的極端手法引起民憤，所以佔中的籌備工作與輿論宣傳沒有停止，但是氣勢並沒有那樣強。在這個情況下，北京以為拋出白皮書這個強勢的立場，可以嚇住務實的香港人，從而不但封殺公投、佔中，連普選的模式也是全部由北京說了算，香港人就此閉嘴。為此，在六月十八日凌晨，還對不聽話的兩家香港媒體網路，進行大規模的、空前的黑客入侵，導致長達十幾個小時的癱瘓。
授予被歪曲的資本主義
北京用這種粗暴的手段來對付香港，使人開了眼界，原來相關的「高度自治」是這麼一回事，原來相關的「五十年不變」，早就量變不說，還可以用這種行政手段讓它質變。
這種變化在今年三月兩會期間已經顯出端倪：總理李克強在其首份政府工作報告中並未提及香港與澳門實施「高度自治」，在香港引發猜測。北京與香港官員以輕描淡寫的口吻「闢謠」。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北京被香港媒體追問時還說：「這個沒有什麼特別的考慮。因為『一國兩制』方針是一個總概念，從邏輯關係上來說，『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針、政策，比如說保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實際上從邏輯推理，他們的資本主義就是裙帶資本主義，至於高度自治才得以保留的資本主義精華部分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就不在北京「授予」的範圍內了。這是對「兩制」的歪曲。
一九八四年簽署的關於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的第三條第二款明確規定：「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第三款則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現行法律基本不變。」《基本法》就是根據這些原則制定具體條文。
還需要指出的是，這第三條是中國政府自認的「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並非英國的觀點。但是列在《中英聯合聲明》裡，就是表示這是國際條約，有國際約束力，而且交給聯合國存檔，因此不是北京想刪就刪，想廢就廢。如今，白皮書卻是將「高度自治」任由中央予取予奪，這不但嚴重違背國際條約，也嚴重違背中國自己制定的基本法。
政治凌駕於香港普通法
這裡還涉及「剩餘權力」的問題，有關普選模式的爭議，有些與此有關。《基本法》第八條規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除同本法相抵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在普通法釋義傳統當中，有一項經常被引用的原則：任何沒有法例明文禁止的，就是「容許」的。因此《基本法》所沒有禁止的，都是香港人的剩餘權力。但是白皮書卻明令沒有規定允許的就一律禁止。這顯然也是違背《基本法》，更違背香港的司法獨立精神。當年《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安子介曾經表示，必須「港法治港」，現在卻要「中法治港」。這不是也違背當初的立法的原意嗎？
即使有人為中共辯護，聲稱依中國的「大陸法」，法律沒有授權的，就是禁止的。然而《信報》前總編輯練乙錚多年前在他的專欄中就駁斥說：「法律怎可能盡列人民可以做些什麼呢？哪條大陸法律規定人民有如廁的權利呢？」不幸，即使網友與官媒為隨處便溺撐腰，但是不論普通法還是大陸法，都沒有保障隨處便溺的權利。
可見中共的法治觀念根本是一團漿糊。當然，變成了政治問題，就清晰到一切獨立司法都要靠邊。香港民眾所處的環境，就像當年軍閥割據時候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何況是法。兩地這種認知的落差，就如可以隨地大小便與不可以隨地大小便的不同文明的落差。
七百萬人口的香港人面對挾持十三億人口而又霸氣的中國政府，可說是無計可施。但是香港人絕不投降，而是為捍衛其核心價值進行抗爭，透過「公投」與「和平佔領中環」的行動，向全世界表達他們對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訴求。這當然也希望得到國際援助。
政治人物必須有新思維
美國已經表達他們要求香港落實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等於批評現在的做法已經背離當年承諾的「一國兩制」。可是與中國簽署聯合聲明的英國政府，在中國總理李克強帶去三百億美元的訂單以後，雖然沒有讚揚中國，但是也沒有批評中國的做法，使戴卓爾夫人當年承諾的「道義上的責任」成為空談。
但是日益覺醒的香港民眾，相信「自己的香港自己救」。原來對北京存有幻想的部分泛民政治人物如果還有良知的話，也應該放棄分歧，團結起來共同奮鬥，而一些老派的政治人物，則應該有新的思維來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
——原载《争鸣》杂志2014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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