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2-18日
一、顽固的造神的神化倾向
（神化的改革）
凡专制制度，总有一种顽固不化的倾向，这就是公开的或者隐蔽的造神倾向，要神化独裁者和他们的思想、行为，要搞独裁者、统治者的个人迷信，或群体迷信。而民主制度，则坚决反对造神运动，坚决反对神化领导人，提倡批评和监督领导人，提倡人本主义，反对神本主义，提倡政教分离，世俗政权。
因此，凡专制御用文人，包括当代共产党的或者亲共的御用文人，往往习惯于造神运动，制造一些神圣的人物、事物、概念，给它们套上神圣的光环，制造不容怀疑，不容反对，不可动摇的形象。这些人物、事物、概念，或者是宗教那样公开的神、先知、救世主、天子（上天之子）、神子、圣子、圣经、经典、圣物、圣谕等等，或者是隐蔽的领袖，导师，伟大思想，伟大理论等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共产党主义，共产党，最高指示，全面专政，四个坚持，革命，改革开放，三个代表，等等等等，都是例子。
但是，无论这些神化的人物、事物、概念是好是坏，是正面还是负面，一旦被神化，批评不得，就会造成严重后果，令人厌恶。
在当代世界上，尽管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几百年来，中国民主运动几十年上百年来一直批判这种造神运动，但总有人死抱住神化习惯不放。
狂热的宗教分子我们不去说他们，反正他们的信仰决定他们总是要这么做的。民主事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维护他们及所有人的信仰和思想自由，另一方面为了这种自由去防止他们搞政教合一，搞思想和信仰专制，侵犯他人自由。这里的问题是那些深受专制造神习惯影响的人，尤其是御用的文人，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他们的这种倾向。例如这些年来包括捧邓、捧江、捧胡，捧四个坚持，基本路线，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等等的文人们，无论在民主大潮中，他们这些造神迷信运动显得多么可笑，他们都是一本正经，振振有词，毫不脸红，吹捧不已。
改革这个词，本来是一个不坏的词。但是一旦被文人们捧为"不可动摇"，批评不得，难免就变成藏污纳垢，贪污腐败，抢劫掠夺，厚颜无耻的犯罪庇护所及遮羞布。
胡平先生在《评温铁军福建宁德讲话》中说："自六四之后，中国的改革就走上一条邪路，要把它拉回正道已经是越来越艰难。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努力把它拉回正道。这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但问题是，如果我们现在不这样做，以后我们势必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只会更大更大。更何况，如果我们现在不这样做，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不付出代价。事实上，代价天天都在付。共产专制从不吃素，它必须靠喝人血吃人肉才能维持生存，它必须靠全民族的道德沉沦才能维持生存。"
我赞成他的话。改革既然走了邪路，那就决不能"动摇不得"，相反，一定要动摇它，把它拉回来，拉到正道。否则，我们的民族就将在"改革"的幌子下，沉沦，堕落，及至在精神上甚至实体上灭亡。
二、改革的分歧和邪路
（歧路上的改革）
我们不来说中共的专制顽固派，因为他们根本上反对改革。我们这里只来说主张改革的人们主张的完全不同的"改革"。
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存在方向和道路的严重的分歧。例如：
１、要不要搞政治改革？
２、如果要搞政治改革，是搞自由民主还是搞四个坚持？
3、在改革程序上，先搞政治改革还是先搞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先行，带动其它改革包括经济改革；还是经济改革先行，不搞政治改革或者经济改革"自然而然"带来政治改革？
4、经济改革是在政治改革带动下，按符合社会公正的原则，遵照客观规律尽可能先进公正的方式进行，还是在专制条件下变成官僚太子党的大抢劫大掠夺？
从1973年开始从事民主运动的那一刻起，尤其从七九民主墙时期由政治反对派民办刊物首先提出并讨论改革问题开始，笔者就是一直主张先搞自由民主的政治改革或者革命，政治改革或者革命先行，以政治改革或者革命带动包括经济改革在内的其它改革。认为在专制制度下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国营经济的改革，一定为官僚们谋私侵吞所扭曲变质。但笔者的意见一直不为当局及许多自命改革派的人士所接受或重视，遭到反对或漠视。因此显得非常地孤独、孤单。
我们赞成农村大包干，重新回到个体私营农业，以及城市个体经济的发展，因为这是当时一党专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救急性改革办法，也是经济改革可能和政治改革很大程度上可以分离的领域。但自从1984年那些自称改革派的人们鼓吹"一包就灵"，"让包字进城"，我在监狱中写文章批驳，认为这完全是幻想，包字不可能解决城市经济问题。从那以后，我们与大多数自称改革派的人们在改革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实际上分道扬镳。
如果说，胡耀邦当政时，中共党内改革道路问题上还意见分歧，还有不同道路之争。那么，胡耀邦下台，中共基本路线的制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国改革就基本上走上了邪路。笔者当时写了多篇文章批判基本路线，包括批判赵紫阳先生十三大政治报告的有关基本路线和生产力标准的论述。（见笔者当时的《短论数则》等文章）。但是，当时仍然有赵紫阳先生等讲政治改革，改革道路问题上的斗争，仍然存在，政治改革的可能，仍然存在。还不能说彻底走上邪路。
六四屠杀镇压政治反对派，主要是为了扼杀要求政治改革、搞自由民主反对腐败的诉求，以后，中国改革就完全走上了邪路，政治改革成为禁区。经济改革成为官僚太子党赤裸裸的大抢劫大掠夺。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就是以改革为名，号召大抢劫大掠夺的动员令。南巡讲话反对保守派不敢搞改革，不敢抢劫掠夺的胆怯心理，但实际上主要是为用改革为名进行的大抢劫大掠夺，制造舆论。从那以后，以邓家为先锋，一场官僚太子党怀着末日心态全国性的圈地，倒卖，大抢劫，大掠夺的大潮，就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把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一切和中国人未来生存需要的一切，包括土地、矿产、环境和过去创造出来的工厂房屋等一切财富，甚至人们的道德、文化和人格，都拿来抢劫、掠夺、拍卖和变现。大抢劫大掠夺的辩护士们看到了这种变现得来的金钱、好处和发展，却看不到这种急功近利的末日大抢劫大掠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子孙后代带来的灾难，尤其是破坏生存环境造成的生态灾难，掠夺社会财富造成贫富悬殊的社会灾难，民族精神和道德崩溃的精神灾难。
无数御用文人和官僚太子党为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叫好。但是，我当时跑了一些省市许多地方，看到的却是再一次大跃进似的浮夸风，国家、省市级到乡镇甚至村一级，到处是异常可笑的"开发区"，到处是抛荒的土地和废弃的半拉子工程。即使仅仅从经济上说，损失也是巨大的，估计经济损失是仅次于大跃进和文革的一场运动。邓小平不仅在理论上是一窍不通，而且在经济上，也是一窍不通。搞经济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任何经济，都切忌大起大落，切忌用搞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大跃进，文革，邓小平南巡讲话，还有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建议俄罗斯和东欧搞的休克疗法，都犯了这个大忌。所以我当时写了两个建议书，其中一个就是在全国取消开发区，制止浮夸风。
三、官僚太子党腐败、抢劫、掠夺的吹鼓手
（邪路改革的辩护士和吹鼓手）
自诩改革派的自由主义文人，采用极端化简单化的思维，跟在改革派御用文人后面，继续神化这场走上邪路的"改革"，鼓吹无条件私有化、商业化（所谓产业化），不顾一切私有化、商业化（产业化），在这场走上邪路的改革中，与御用文人一起，堕落为官僚太子党大抢劫大掠夺的吹鼓手和辩护士。
温铁军先生和皇甫平（周瑞金）先生，曾经被人们认为是体制内有由自由主义倾向的改革派，广获好评。但事实上，在过去这场走上邪路的大抢劫大掠夺中，他们仍然自觉不自觉、有意无意地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类似的吹鼓手和辩护士。尤其是温铁军先生，曾经被一些人认为是三农问题上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但是，这一次福建讲话，温铁军先生的说法，却完全证明了我们过去对这些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士们的判断。温先生现在是完全自觉地投入官僚太子党的腐败阵营去了。并且，温铁军先生是比大多数糊里糊涂的自由主义人士自觉得多地充当官僚太子党及其腐败现象的代言人和辩护士。
温铁军先生说："执政党转型期间要加强执政能力，要格外防范政治风险。什么政治风险呢？第一，现在要想推进美国式的民主化改革，缺乏起码的健康力量。一是我们的官员恐怕90%以上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问题，越是权力部门的官员越有此问题，能全揪出来吗？不能。能指望有问题的官员公正地执行政策吗？也不能。二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有非税收入问题，大家都满天飞地走穴讲课，拿的钱难道都报税了吗？越是大腕学者，越是可能有大额的非税收入，比较普遍地有偷漏税问题。其三是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有非法经营的问题。而既然中产阶级主要是官员、企业家、知识分子这三部分。在这种三部分都有问题的条件下，能搞出一个良性政治吗？不能，那怎么办呢？目前只能加强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
这充分说明了当局包括温铁军先生这些被当局收买的知识精英的真实心理。同时也说明，这种大抢劫大掠夺的改革愈是进行，社会就愈是腐败，就越要加强专制统治，政治改革自由民主就愈是不可能，中华民族就愈是坠入腐败、道德崩溃、民族精神毁灭的深渊。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千万不能再对这个腐败的当局抱有任何希望。我们惟有积极准备，奋起抗暴。以全民抵制，全民反抗，全民抗暴，全民起义，全民革命，来埋葬中共当局的腐败统治，最终建立自由民主制度，才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当然，官方御用色彩更强的皇甫平先生，倒与温铁军先生有些不同，他主张搞政治改革来补救过去改革的失误。我们不知道他的说法是否真心。但只要他们承认政治改革实行自由民主的必要，我们都应该争取他们，在批评指出他们错误的同时，争取他们，促使他们加入为自由民主奋斗的行列。包括温铁军先生，哪一天他认识了，不搞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了，倾向民主了，我们仍然应该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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