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王元化（朱健国摄）
早 在建国初期，就听到王元化的大名，读过他《向着真实》等文艺理论著作。那时他在华东局宣传部任文学处长，创办并主持新文艺出版社工作。后在反胡风“反革命 集团”斗争中，他被打成“胡风分子”，从此销声匿迹了多年之久。八十年代初，他同王若水、顾镶等人协助周扬起草那个题为《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并在理论界 引起巨大反响和争论的著名报告。我与他第一次见面是在1985年初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群众出版社编辑马晶峰曾在华东局宣传部在元化领导下工作过，他陪我到京西宾馆王的房间拜会，但真正交往是从王元化于1988年创办《新启蒙》丛刊开始的。那时胡绩伟创办《民主丛书》，邀王若水、李洪林和我做副手。《新启蒙》创刊的消息是从王若水那里听到的。我们都认为又增加了一个自由主义理论阵地，对改革开放无疑是十分重要，非常有利，自应积极参加，大力支持。当年10月我应浙江大学之请，由胡少安陪同去杭州讲学，9日过上海时约了邓伟志一同去王元化家拜访。“10时 前到王元化家，甚整洁。其老伴正卧病。王很健谈，对余二人十分热情，后邓伟志亦来，主人留吃午饭，由其老保姆做薄饼等，喝梦酒（四川产，度数低而味香 烈）。饭后稍坐即辞出。王告余文（指“人们应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一稿）将刊明年第一辑，并约余月底再来沪聚会，余答应他争取来”。（《新绿书屋日记1988年》）10月18日返回京后，26日 又同张显扬飞抵上海，出席《新启蒙》笔会。笔会由王元化主持，出席的有于光远、戈扬、李洪林、王若水、冯嫒、张显扬、阮铭、阮若瑛、高尔泰、浦小雨、金观 涛、潘维明、魏承思、黄万盛等。会议期间主人还组织与会诸人到上海博物馆观看了馆藏王安石手书经卷等珍品。当天晚上元化拿出一个宣纸册页，请大家在上面题 字留念。记得我写的是龚定庵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元化先生在册页上书写了新启蒙笔会的缘起，文情并茂，毛笔字书法极佳，当时我就起了请他给我写一幅 挂轴的念头，以便与著名书法家郭绍虞老伯书“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联合成双壁，可惜因我未抓紧，一再迁延，此事终成泡影。
我写的《人们应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一文是在《新启蒙论丛》”第三辑发表的，但王元化在这一辑的后记中说：“由于出版体制对出版周期的影响，《新启蒙论丛》第一辑尚未出售。”为了解决发行问题并扩大《新启蒙》在社会上的影响，元化于1989年1月来北京，于28日晚上在都乐书屋举行《新启蒙论丛》新书发布会，据《新绿书屋日记1989年》：“下午4时 到北京饭店乘出租车到前三门大街接李洪林一同到《人民日报》大院王若水家，王元化已先到，一起吃晚饭后乘《人民日报》面包车到西便门外的都乐书屋，同车来 的有何匡、汪子嵩、李玉田、吴国光、舒展、兰翎、苏绍智、胡鋻美、冯媛等，今晚到会的还有胡绩伟、秦川、王子野、童大林、范用、沈昌文、孙长江、张显扬、 包遵信、金观涛、刘青峰、李南友、胡少安、刘锐绍、何玉林等，方励之随后亦来，还有不少青年和外国记者出席，于燕莎（都乐书屋经理）主持，王元化，苏绍 智、于浩成、胡绩伟、秦川、王若水、方励之先后讲话，方讲了人权问题。”记得我那天发言的要点是：这个论丛为什么叫新启蒙呢？如果说五四时期那一次思想启 蒙反对的是封建主义，那么我们这一次的启蒙，新就新在反对的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主义”。
在都乐书屋新书发布会的第二天，“上午9时 半李洪林来电话，余骑车同他一起去厂桥中直机关招待所。王元化、龙育群、于燕莎、范用、倪子明、许觉民、王若水来，一起到附近五洲饭店吃午饭，并商量《新 启蒙》的发行工作，王元化明天即返上海。余答应负责出版发行的湖南教育出版社：余任董事长的北方国书公司可包销一千册书，按67折进货”（同前）。
关 于那次新书发布会，包遵信曾有更详细记述：王元化发言后是自由发言，“发言者有的由出访东欧的感受谈及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矛盾，有的从当时的治理整顿谈及 有人想借机否定改革，也有的对出书难的状况发感概，会至中途发生一次波澜：差不多一个小时过去了，这时突然人们鼓起掌来，原来是方励之来了。这时我才发现 紧挨着门旁的讲台边，还有几位洋记者，他们好象是专门等方励之来似的。方一进门，闪光灯就亮个不停，方先生顿时成了当晚的‘明星’，方待记者们照相忙碌 后，未经主持人有请便开始发言，他谈的主题是最近他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释放魏京生，并说现在应该提出人权的斗争目标。方的‘慷慨陈词’后，会场好一阵的雅雀 无声，好久没有醒过来，会议由此进入“放羊”状态，一刻钟后就宣布散会了。”(见晓光：我所知道的《新启蒙论丛》一文，王元化：《集外旧文钞》附录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第201-202页)。
包 遵信在记述了上述情况后，还附有当时到会旁听的许良英的读后记，其中也提到：“会上的发言并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实际上是《新启蒙丛刊》的新闻发布会” “我理解《新启蒙》的倡遵者立意不过是要继五四运动的未竟之功，使政治向文化回归而已。”“方励之出场以后，把座谈会给搅散了，什么问题也讨论不成”（同 前）
在这次新书发布会之后，《新启蒙》原来遭到的打压更变本加厉，“据说当时北京宣传部中某人把《新启蒙》视为一次‘运动’，并作了这样的论断；‘五四’启蒙运动产生了共产党，那次《新启蒙》运动就是要建立反对党！同样评论也出现在香港报刊中，如1989年2月5日 《快报》以‘反对党的先声’为题评论此会，甚至把方励之说成《新启蒙》创办人。这次会后，出版发行《新启蒙论丛》的湖南教育出版社突然接到电话，告知当地 公安厅要传讯他们关于《新启蒙》的事。编辑部当时估计是出于北京某些部门的指令。为使《论从》得以顺利进行下去，王元化曾特此写信给有关方面，据理申诉。 结果是湖南方面未再受查问。”然而，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新启蒙论丛》第4辑于1989年4月出版之后，由于不久发生的事件，《新启蒙论丛》与《新闻自由导报》、《经济学周报》、《新观察》等报刊同归于尽，其第5、6、7辑虽已编峻，但未及面世即胎死腹中。更为严重的是：在《新启蒙》被迫停刊的同时，还遭到政治清算，被诬以不实罪名。1989年7月原北京市长在《人民日报》那篇关于“六四”的报告中，首先提到1月28日那次新书发布会，把它称之为“新启蒙沙龙活动”，将《新启蒙》牵连到“六四”事件中去。不久上海方面也一度出现类似说法，将1988年 未召开的那次《新启蒙》研讨会，说成是“上海动乱的起点”。据说湖南有关出版负责人因受到牵连被撤职，中央掌管识形态，被称为“左王”的胡乔木还特此到上 海要对王元化下手，只是由于遭到抵制才未得逞。其后又由程代熙，李希凡等御用左派文人对《新启蒙》中一些文章进行批判，如程代熙：《写在<理论风云采>后面》一文（见《理论与创作》1991年第4期）就是针对我那篇《人们应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一文中“人权没有阶级性”的观点进行批判的。
这里还应补充记述的：王元化在1989年6月初还曾邀请王若水、李洪水和我三人去上海同他商谈《新启蒙》的编辑、发行事宜。王若水已买好6月4日当天三人赴沪一行的火车票。但“凌晨3时起外面枪声不断（当时我住在公安部大院内）起床后听广播，‘戒严部队粉碎反革命暴乱’的消息。据说早5时， 已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部东北门已关闭，长安街上枪声一直不断，上海施滨海打来电话。余告他下午赴沪，但龙育群（《新启蒙论丛》责任编辑，原为王元化研 究生，后到湖南教育出版社工作）两次来电话说王元化决定《新启蒙》的会暂不开了。余打电话给若水，一直无人接，午饭后才打通。同洪林一起商量不再去上海， 不能退票，只好自负损失”（《新绿书屋日记1989年》摘录）。
那一次上海没有去成，以后就再也没有与王元化见面，只是我在1991年初获释回家后，王元化赴瑞典参加一次学术会议路过北京时曾打电话向我问候，其后又多次赠书：《思辨短简》（1991年）、《思辨发微》（1992年）、《传统与反传统》（1993年）、《九十年代日记》（2002年）、《一切诚念终将相遇－解读王元化》（2003年）。对元化这种念故友，讲情义的古人之风，我一直非常感佩。
在 回顾《新启蒙》往事时，不能不提到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新启蒙》仍然遭到一些人的曲解和诬蔑，不过这次是来自民间：“这个改革说（可以不要民主，而要胡、 赵，要党领导这场政治改革－任何民间的政治力量，只是在体制内玩耍，不要设想来一个真正的政治改革，而是要在共产党‘实践真理’说的前面，做到‘坚持’和 ‘猫论’或者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其价值论就是王元化说过的‘新启蒙’和五四无关的所谓‘启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运用共产党‘软实力’，使世界中国 化。于是，他们把所谓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切割于五四，借鉴于一二九的所谓‘新启蒙’运动，做成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他们延续了 陈伯达、艾思奇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之‘新蒙蔽’运动。于是，在八十年代，自由主义真谛，在这些混淆者的笔下，产生变形，这个影响的发酵，就是六四民运 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个‘伟大功绩’是由八十年代精英分子直接导致的杰作。”（刘自立：《八十年代是什么东西！》2008年2月20日《新世纪New Century Net》） 对此，我想任何辩论都是不必要的，因为翻遍《新启蒙》上的所有论文，都找不出这位论者所指摘的说法。王元化和我们大家都一再声称新启蒙是五四的继承和发 展，与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人于抗日战争前夕倡导的那次“新启蒙运动”不但毫无干系，而且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一个是向社会主义前进；一个是回归自由主 义。
这里还应讲一下，王元化本人自九十年代以来也曾受到误解和不公正的评价。
一 是认为王元化在九十年代对五四的反思是反对五四，把反思等同于反对，这是某些头脑简单的人常有一层思想误区。在肯定五四的大前提下，根据五四当年和五四以 来近百年的实际，反思五四有哪些不是之处。这总是为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五四成果，应该做和必须做的大文章。王元化经反思后指出，五四运动思潮留下的负面产品 有：“庸俗进化论”、“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和“意图伦理”。他认为：庸俗进化论造成新必胜旧的断言；思想狂热、喜欢暴力起源于激进主义；功利主义使 学术失去其自身独立的目的，而成为为其自身以外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意图伦理在认识论上先确定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的立场，这就形成了在学术问题上往往不是 实事求是地把考虑真理是非问题放在首位。显然王元化经慎思明辨，深思熟虑后得出的这些睿智言说，正如复旦大学哲学系张汝伦教授所说：他在这里抓住了现代中 国的思想痼疾。假如我们能自觉摒弃这些思维方式，我们的思想文化建设必会有质的改观，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一切诚念终将相遇－解读王 元化》第68页）。
二、 上个世界九十年代初，国内政治形势严峻，知识分子普遍失语，个别人（如李泽厚）甚至公开提出“告别革命”。王元化则在《新启蒙》停刊后又办起《学术集 林》，从而招致“思想谈出，学术凸显”、“从启蒙到国学”、甚至“转向”的批评。我当时身在国外，不明就里，也想起了鲁迅对其老师章太炎晚年的评语：“身 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的话来，对元化感到困惑不解。但在我读了他的《清园近思录》等著作后乃释然于怀。王元化绝非有些人加以调侃的什么“国学大 师”，他依然故我，仍是我们所熟知的大思想家兼大学问家。他所谈的学术和思想的关系是有道理的，“思想可以提高学术，学术也可以充实思想。我不认为学术和 思想必将陷入非此即彼的矛盾之中”。“似乎要启蒙就不能去研究传统文化，一研究就陷入了泥沼。而反思五四就是开倒车，就是背弃启蒙精神，就是向封建投 降。”这些话使我想到胡适先生不是直到晚上还在研究《水经注》作者问题的吗？而且，据樊百华在《初入清园》一文中告诉我们：“元化先生的‘现实关怀’确实 没有改变，并且政治也没有怎么离开过他。”“他的思想或学术与政治的联系还是显而易见的，他根本没有堕落到远离思想（可读作远离政治）只做学术的地步。” “元化先生的学术工作在选题上绝非无关思想与现实的宏旨，且都是独立、自由、真正民间性的研究。”因此，事实正如许纪霖所说：“九十年代的王元化并没有 ‘转向’，成为超然物外，退隐象牙塔的‘国学’中人，他的忧患意识一如既往，思想关怀也一如以往。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前后两个王元化。如果谈到九十年代 他有什么变化的话，只是他的反思更自觉，思想更敏锐，也更加珍惜五四所留下的那份独立、自由，多元和理性的精神遗产。他依然是一个启蒙者，不过是将启蒙的 意义理解得更深层，不是停留在一般地标语口号上，而是将其内化为一种理性的思考，一种长期而又艰苦的学术努力。”（《一切诚念终将相遇——解读王元化》第253页）。
从 八十年代起，王元化就被认为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之一，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又与李慎之并称为“南王北李”。我在《又为期民哭健儿——悼慎之》一文 中也沿袭了这一说法。后来听到文化，理论界一些人有孰高孰低的不同说法。我一直认为他们两位在年纪、经历、职位、对思想界和学术界的贡献各方面大体相若， 无分轩轾。至于有些人从未读过《新启蒙论丛》，竟然以耳代目，信口雌黄，妄加讥评，厚诬前贤，就既不仁，更不智了。我以为当前最重要的不是给他们打分数， 评定甲乙，而是珍重和学习他们留下的宝贵思想遗产，努力做好他们在思想启蒙和学术研究上的未竟之业。目前，《李慎之文选（三卷本）》已于2003年4月、12月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希望《王元化全集》能早日编完出版。此外，我还建议湖南教育出版社考虑重新出版《新启蒙论丛》，最好能出合订本（包括已出版的1－4辑，以及未能出版的5－7辑文稿）。因为当时印数甚少，读者很少看到，而《论丛》中的文章也都没有过时，在今天肯定仍有极大价值。
2008年6月18日
（《争鸣》2008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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