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13日星期六

冉云飞博客:我为什么批评中国的图书馆?

——兼答游园诸君的质疑
  
冉按:这是昨天所写,今天事多,无暇修订,先行发出来,请各位指教。中国图书馆在公共服务上之差,是值得我们继续批判并加以努力的。以后我会 以四川省图书馆这十几年令人寒心的扯皮事件为例,以图书馆领导的乱作为及省政府的不作为为例,来对中国公共图书馆做一解剖。总之,像教育、图书馆这样涉及 众多人求知权、受教权的领域,都是我乐意参与讨论并发表一点浅见的,虽说卑之无甚高论,但能抛砖引玉,引起一定程度上的改进,则加诸我的误解、批评,则在 所不计。2007年10月14日7:22分于成都
  
  首先我要说,对于中国图书馆的不满,就像我对我们这个国家许多糟糕的东西一样, 其不满由来已久。我对这个国家许多方面都有批评,一是源于糟糕的现实,二是源于自己的不满,还有一颗想批评的心,不是源于我对某一行当有很高深的学术研 究。比如我对中国图书馆的批评,并不是说我在这方面有高深的学术研究,才来批评它。当然如果我懂得更多,批评得更好更深更细更有道理,这我完全同意。但就 目前我这样只知“皮毛”的人也有批评图书馆的权利,因为图书馆的社会公用和其由纳税人的钱所办之事实,决定图书馆不仅是学问研究之课题,更是公共领域里解 决人民求知权之必须。简言之,我是从图书馆的社会公用性质以及民众所拥有的相关权利上来批评中国图书馆的,而不是纯学术的研究。纯学术的研究,我的确没有 这个能力,但以我有限的阅读来看,我认为中国图书馆界拥有高深、良好之研究能力者并不多见,像许多领域一样,图书馆学界的研究也呈现为了应付职称的垃圾化 现象,我想图书馆学界的人也不能完全否认,虽然这是中国学术的大环境所决定的,但并不能因此推委掉图书馆学界自身的问题。
  我自己所学当然是中 文,但自己的自学能力尚可,对自己的知识结构进了相当的调整,比如对教育我的研究自认为就比较深,由研究教育进而所知图书馆的一些糟糕情形,参以我自己及 周围人的抱怨,我认为我对中国图书馆的基本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再强调一点,我从不以正确自居,我愿意提供一种思考路径,一种与此前人们所说相对不同 的信息,让民众自行判别。我不认为民众不是我们一些知识分子所说的群氓,相反正是由于我们知识分子的失职,以及官方愚民,造成了民众知情权的严重缺陷,从 而带来了群众判别能力的相对低下。但持久地给出多种信息、意见,提供多种思考问题的路径,民众就更多地看到问题的实质,能够根据自己所知及自己的利益所 系,进行自己的判别,我们不必过于担心他们对自己的热爱,以及他们对诸多事务的判断能力。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对民众并没有居高临下的拯救态度,要救只有 自救。对于我来说,我是尽一个知识分子言说的本份,尽一个将相对掩蔽的信息较为充分、较为清晰的展示出来的义务,并不为他们的选择与判断负责,因为选择与 判断是他们自己拿捏的事。也许他们会选择错,但这就像知道火会烫手一样,有一个逐渐的学习过程,我相信趋利避害的本能,使人们本能地服膺常识,而远离那些 蒙蔽他的说教。当然,这得建立在信息充分展开的基础上,而在这方面,我们知识分子负有相当之责任,而不与官方同构,说与官方相同的话,从而成为客观上或主 观上参与钳制诸种信息与言论的帮手,成为官方愚民的赞助者而不自知。
  这几天以来,蒙图书馆学界的朋友们的高看,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指教,又承 蜀鄙僧先生的辛劳,将其贴在敝博,十分铭感。下面我就诸君的质疑,做一点辩解。因为关涉到问题很深很广,容我们进一步探讨。我没有想一口吃个胖子,也没有 想解决一切问题,我甚至认为解决问题是非常难的,但难并不是我们不批评、不努力的藉口。我想我们可以有许多不同,但为中国图书馆的建设与完善,为中国图书 馆早日真正达到“民治民有民享”的良好境界而努力的心是相同的。学会看惯不同的言论,学会尊重他人的言说,我们都有漫长的道路要走,我们都缺少这样的心理 储备和受教环境。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过份强调究阶级对立(其实是阶层区别)、你死我活(其实可以双赢)、非此即彼(其实此与彼之间,有极大的地带被忽 略)、非黑即白(颜色绝不止黑白两种)、非乱即友(敌友其实是利益某个时段的冲突,而利益是随时变化的,利益之解决用妥协、谈判、勾通之方式解决是题中应 有之议,而非要把对方当作敌人来消灭)的讲究对立的环境中,这样的环境很容易使人产生恨而缺少爱,很容易使人产生敌对情绪,很容易使人产生非此即彼的思维 模式,这些是我本人也难免的,但我深知这一点危害,尽量在文字中有所克服。
  一:希望引起更深入的探讨。图书馆不仅是图书馆学界的事情,就像教 育并不仅是一线老师的事情一样。游园先生说梁启超先生等参与国图书馆的发展与建设,更有一位朋友提议我去看看龙泉驿一个村的图书馆的建设,不能只有批评。 我接受这样的批评,我认为批评与建设当然不是截然两分,批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在为建设铺路。民国时候图书馆学界的自由程度恐怕远甚于今天,我想这个基本判 断,我想应该没有多少疑问吧。梁启超诸先生参与图书馆的建设,其环境是公共领域的许多事务并没有让一个政党完全控制,而是有一个相当之民间社会(如彼时皇 权不下县、如宗祠家族的作用、如会馆乡党之作用,如各种组织的作用等)在作铺垫后能起作用。换言之,在今天这样的情形下,梁启超先生的恐怕也难以参与图书 馆之建设。早有人说了,四九年后,中国只有国家,没有社会,也就是说国家与个人直接相对,缺少民间社会的缓冲(就像没有臭氧层而太阳直接烤焦大地,是一种 什么景象),我们的民众不幸在四九后就是直接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没有真正的公民,任何个人而没有民间社会都不可能抵御强大的国家权力对个人的压迫,这也 是许多人不敢说真话的原因。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呼吁重新建立真正的民间社会,要民众来参与治理图书馆,而不是官方垄断一切,我们才有更多的参与余地,有 想法的人才可能在其间成就一切。
  二:官方的有意控制和政体上的官僚化,是中国图书馆最大病根。有人说,你从政治上来批评图书馆,那还不如直接 批评官方的政治垄断,因为这才是包括图书馆在内一切领域的总祸根,这我完全同意。我要说,我对凡是涉及到我们权利的一些领域,都有我的指陈,对于官方的政 治垄断有不懈的批评,我想诸位如果多看一点我的文章,应该不难见到。有人说西方也有图书馆的控制,我想他们是从图书馆自身出发的管理,而没有党派和意识形 态控制,更不是为钳制民众知情权出发,而我们是刚好相反。其次,我们的图书馆管理就是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泛化,图书馆管理完全衙门化,不便民众,设置许多 门槛,不方便民众的求知,这里面有官方有意为之的结果。再者,图书馆是纳税的钱办的,是民众共有的财产,不是一党之私产,所以图书馆不应有共产党员有什么 支部(这当然仰赖于政治体制改革,但总体不改,也不是不可批评,因为批评各个分支,利于总体之改善)之设立。像这样的明目张胆的意识形态控制,是西方任何 民主国家的图书馆都没有的。
  三:关于图书馆分类。关于分类我没有什么研究,但我认为把马恩列斯毛邓等单独列为一类的做法,并视之为经典,这不 是学术的分类,这是政治上的独特奉送。我认为杨河源兄的批评并没有错。图书馆分类应该是个学术问题,而不应该给官方遵奉的所谓导师及领导人以特殊化,特殊 化就是政治对学术的干预,政治对学术的污染,这是学术界所不应该沉默的。学术的中立与独立,应该受到相当的尊重。即便如今没有,我们也要争取。这就是台湾 图书馆专家赖鼎铭先生说中国为什么图书馆思想史的一个原因。建图书馆与办教育一样,其思想应该是起着主导作用,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在具体事务中去贯穿,比 如我们的教育就是国家至上的教育目的观,这样的目观是强调顺从、强调国家大于个人(而国家的利益又被掌权者挟持与掏空),这样的教育就与专制形成某种意义 上的同谋。图书馆的衙门化,图书馆的不便民从求知,这正是官方刻意追求并乐于见到的效果(我举过文革时比较极端的“开放书目”的例子,现在当然不这样公开 说某书不能借,但如大学里港台书不能随意借,这难道不是公开愚民之一端吗?),这几十年他们做得真可谓成功。
  四:我对图书馆学界的个人成就没 有整体之批评能力,但对中国图书馆的管理现状,以及不方便民众求知这一点上,我有指陈的权利。不方便民众求知,我们美国、日本等图书馆的权利法案,以及他 们实际的操作中,已经不难看出中国图书馆糟糕现实的之一斑。我认为图书馆学界的朋友,应该做更多的将西方图书馆的经验与思想通俗化的工作,让其越过图书馆 学界相对狭小的圈子,让社会上的民众更多知道图书馆的功能,让民众知道如今的图书馆的管理是如何的不便于民众的事实,而不掩盖它,并反对他人对此一事实的 指陈。我以后会逐步学习,如果没有人用真正通俗易懂的文字来介绍图书馆的功能的话,也不妨碍我用一点这样的文字来做一些笨拙的努力。其实就我来看,民国许 多图书馆学界的学者,一方面做很好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又做不少的普及工作(前不久翻读了下杜定友先生两册讲图书馆的小书就是这种感觉),我希望图书馆学 界应该两条腿走路,所以我对范思并等先生的图书馆思想启蒙的努力充满敬意,但目前似乎仅囿于图书馆学界内部,应该将此一种思想扩大开来,让民众参与其间, 才能逐步达致“民治民有民享”的图书馆效用。我的文章里并没有将图书馆学界的努力一棍子打死的意思,我批评的重心在官方,而不在于具体的个人;我批评的重 心在于政治权力对中国图书馆的干涉,而不在于个人在其间的努力。所以说我因此否定图书馆学界的所有努力,我是不能同意的。
  五:讨论的文风与言 说的前提。文风问题尤其是讨论时的文风问题,在四九年后的中国由来已久。作动机揣测的文风是不好的,比如程焕文先生说我十一前夕写这文章,甚至说是沉渣泛 起,乃至反华势力,这都是不值一驳的事。意图伦理与动机揣测,是屁股决定大脑的事,是立场先行,而非据实以求的态度。有人说我是为了炒作,实在不值一谈, 至于说我批评政府是为了引起“绑匪”之注意,准备接受招安,这样的论调,我也不屑多论,你看见过长期批评政府,且准备至死不懈与之斗争的招安者吗?我批评 政府,是因为它的专制,不是因为它是共产党,只要它专制,任何党派都在我反对之列,专制是我们的敌人。复次,可以讽刺,可以挖苦,但一定要确是别人之所 有,而不能将别人没有之事归咎于别人身上。同时,不要以为自己的意见一定正确,要抱着提供更多信息和思考路径的态度来让民众自行判别,千万不要小看他们日 积月累的,在信息逐渐公开的情况下的判断力,不然我们就是太自以为是的精英了。最后,我想说的是,各种不能意见与言论的自由竞争,最为紧要,因此我欢迎各 位继续指陈与批评。
  如果能通过我这样不成熟的乃至是浅薄的意见,能给中国图书馆的建设做出一点贡献,我是非常高兴的。我以后还会进一步地探讨 公共图书馆的许多问题,就教于图书馆学界的朋友,你们的指教是我所期盼的。我不怕任何讽刺打击挖苦,这样的文字于我无损,有错我就会改,不会抱错命赴黄 泉,所以对别人指出我的错误我衷心悦服,而不是故作姿态,更不是有人所说我为了掩盖自己的无知(其实此前我批评中用基尼系数谈问题,讲梁武帝与梁元帝的文 章已有,不难查找到我对这些是否一无所知,即便我是真无知,承认自己无知并加以改正,何错之有,难道要死不认错才好么?)。至于有人说我回杨河源兄的信, 有向左拉等大家攀比,甚至卖弄之嫌,这我是不同意的。见贤思齐之心,人皆有之,能否达此境界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说这话,不是唱什么高调,而是我一直在做并 终将这样做下去。这不是一两天的事,诸位有时间印证一切。最后,我批评中国图书馆,固是为己之求知权利,但也在客观上为大众的求知权利做出自己的努力,老 槐先生说我只为自己的权利,这应该不是事实,只是我不希望把民众常提嘴边,给人喊口号的感觉,因为这是令人厌恶的。博客文章是我每天起来临时写的,当然其 不完备,其急就章性质,都难免挂一漏万,所以我特别希望各位高人的指教,以免贻误更多的求知者。今天就暂时回答到这里,以后会再进行一些自己的阐述。

2007年10月13日8:45于成都

关于图书馆问题的通信
2007-10-12 星期五(Friday) 晴
  冉按:我批评图书馆的文章发表后,有许多朋友写信或打电话告知关于图书馆的一些事,大多是对图书馆不满的话。说实在的,我说出的,确是图书馆之冰山一角。在其中吃饭的许多专家,因为利益关系,不便说话,我是理解而不赞同的。说实在的,与图书馆的自由发展相比,一个人的利益终是有限的。可以这样说,图书馆不能自由发展,不能民有民享民治,这便是对民众吸取知识最大的不方便。不但如此,中国有不完备的图书馆史,但没有图书馆思想史。另外,关于中国图书馆与西方图书馆的比较,我以后会作一些探讨,请大家垂注。今天将我与新认识的朋友、原佛山图书馆的杨河源兄与我的通信,发表于后,请大家继续讨论关于中国图书馆的问题。我对图书馆还有系列批评与质疑,请各位朋友继续垂注,十分铭感。2007年10月12日8:30于成都
  
  云飞兄您好
  我叫杨河源,在佛山图书馆工作有12年之久,主持一个公益讲座达10年,直到“有关方面”不让干为止,去年离开。现在供职佛山电视台,名曰策划,实际上没做什么事情。您的朋友余杰先生我接触过几次,也请他到那个讲座上讲过几回,在他还能讲的时候。钱理群先生、王富仁先生、王守昌先生、袁伟时先生、金敬迈先生、摩罗先生、邢小群女士、丁东先生、孔庆东先生、李昌平先生等,都在道经广东的时候接受过邀请。年前给王富仁先生电话时,他老人家依然哈哈大笑中夹着咳嗽,那是积年烟嗓的缘故:“河源,你创办的那讲座现在是火了,遍地开花。不过,被政府成功接管了。呵呵。”王老师抬举我太多,那是他的厚道。我先这么王婆卖瓜一回,希望能给您一点印象。
  我是您博文的长期潜水者,也向很多我觉得应该推荐的朋友推荐您的博文——买书实在太不方便了,这么一个人口大国,出版的一般印数居然就区区5000册以下,现在出版社更不将印数印上——一以躲避付给作者的稿费和逃避交税——换我,恐怕也这么干,跟您所说的一样,我交的税都用到什么地方了啊?我为您日拱一卒的精神致敬,为您勇敢持续地说出常识致敬!
  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弊端,您所说的还只是小焉者,尽管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个别图书馆,有了一些降低门槛吸引读者的举动,但与整体相比,连杯水的分量都不够。而且,就在这样的所谓吸引中,还或明或暗地有诸多的身份区别。……(此处应作者本人之要求,有省略,因为涉及具体人物之评价——冉注)。
  专业上的事情,琐碎的很,说太多了也没什么意思。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吧。现在您到任何一家图书馆,不管是高校的还是公共的,那图书期刊的排架分类,都是依据《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进行的。这分类法,有五大部类,马恩列斯毛,这是第一大部类,也就是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指导性学科;哲学,第二大部类;社会科学,第三大部类;科学技术,第四大部类;综合性图书,第五大部类——以上部类类名大概有差异不那么准确,但结构和性质不会错的。这样的分类,在当年的认识也就罢了。邓小平去世后,这部分类法要修订,加了邓到第一部类了,不知道这马屁会不会拍到老江头上?按现在这架势,我觉得完全可能。图书馆界这样的做派,真让所有有点良知的图书馆人蒙羞:认识上的混乱、思想上的混帐、人格上的低下、行为上的卑污,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在图书馆工作这么多年,图书馆资源建设的贫弱、服务设施和观念的陈腐、工作人员的因循浑噩,真是一言难尽,关键的,恐怕就是缺乏思想。我不敢夸口自己在佛山图书馆界是最懂书的,但至少可以夸口是最爱书者之一,最大的支出和时间,就在书上。尽管主持公益讲座是我乐意的——因为佛山图书馆藏书本来就少,而政府拨款购书的数量之少,让人寒心——因此我才建议图书馆搞这么个讲座的,95年开始尝试,97年以后就没有间断过,2000年后就保持着至少每周一次的频度。但我自己最中意的,还是资源建设,我向图书馆提过好几回,想做资源这一块。单位的头因为讲座在本地已有影响,担心别人接不上手,还担心我看的书太偏太专,屡次未果,终于跟图书馆图书采购无缘。
  人说头陀不三宿空桑,在图书馆干了那么多年,说无情那是假的,可我也不能为曾经呆过就为它护短。您对图书馆的批评我赞同,并且还觉得你批评的不够深入呢,呵呵。我希望这邮件您能顺利收到,希望能对您表示点微薄的支持与敬意。如果您挂这信在您的博上,请去掉那段个人看法。此致
  专请
  文安!
   杨河源2007-10-10于佛山
  
  
  杨河源兄:近好。非常高兴接到你的来信,十分铭感你的支持。我将继续讨论中国图书馆的问题,因为这是开启民智必不可少的利器,不问官方几个为什么,作为知识分子,寝食难安。我知道自己的力量微弱,官方的邪恶势力太强大,但一定要长期坚持下去,日有所进,期对社会有微渺之改善。有多少可能成功之处不敢说,但我要拍着胸口,告诉我的下一代,我曾经努力过。当我辞世的时候,我才能好好地说,现在该你们了,要努力,不要放弃,民主自由必将降临这块多难的土地。多联系。祝一切好!冉云飞拜启
  
介绍一位成功的大学教授
2007-10-10 星期三(Wednesday) 晴
  九月三十日早晨起来写了篇《从图书馆管理看官方的愚民本质》,未曾想到反响强烈。这篇即兴的博文受到图书馆学界业内人士、资深专家的关注,在国外的雨僧先生和国内的程焕文先生,均有回应,令我颇感意外。我不能说我这文章的观点都正确——我多次强调,我不敢以正确自居,当然我不随便相信那些以正确自居的人,更不相信“伟光正”——我只能说,我提供一点自己的意见,一点不同的信息,他人完全可以批评。官方戴道德高帽的雄文与个人自命的雄文,我不会照单全收,打包接受,我只会认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不同的信息。不管你说得多么的好,我要看的是,你说的背后是否符合人之权利的真正获得,是否符合人类文明的普世原则,而不是那些看上去很美,实则是在忽悠他人利益的高头讲章。尤其是官方政策,我不是看你纸面是否好看,我要看的是,你的政策能否执行,执行情况如何?不然口惠而实不至就难以避免。遗憾的是中国图书馆管理哪怕有再多看上去美的政策,而不认真执行,不落到实处,往往流为一纸空文。
  后来得便去看了一下程焕文先生的博客,读了一篇他的雄文《普遍均等,惠及全民——关于公共服务普遍均等的阐释》,程教授介绍这文章已在《图书与情报》隆重推出,并为了引起注意而标注“图林天字某某号”,并称其为来自西北的公共图书馆的精神狂飙,我不知何意,看来他对自己文章是很自信的。一个自信的人,总是令人敬佩的。我喜欢程先生文章的说法,但对其间的美好言辞不能不引起一点警觉。因为中国官方与我们许多学者说辞的美好,恐怕全世界无二,能实现百分之一,中国早已是世界乐园,人间乐土。可惜纸面与现实的差距,总是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大。程教授又有一篇短文叫《万马齐喑究可哀》,说他在图书馆学界作殊死搏斗,真是可敬可佩。“斋主并非先知先觉,但是,长期以来一直在以“螳臂挡车”的愚勇与各种违背‘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整体非理性’理论和实践做殊死的搏斗,嘻笑怒骂无所不用其极。于是,落了个不尊重老前辈丧失学术批评准则和风度的恶名。尽管如此,斋主仍然我行我素,一意孤行。”从这文章里可以看出程先生在图书馆学界似乎是敢说话的,也觉得民主自由是好的,但他批评我文章的口吻何以特别像文革时的《人民日报》社论,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看了他对官方图书馆发展纲要亦步亦趋的解释,道理基本是对的,但也没有什么新意,像这种文章图书馆学界都要称之为“天字某某号”,可见图书馆学界的老腐,恐怕不是我们外人所能想像的。对中国图书馆的专业问题,我无能力质疑,但我对拿纳税人钱所办的图书馆管理,有批评与指陈之权利,而且自认为我对官方愚民的总体判断并没有错,当然具体某个图书馆可能会稍有差别(在我文章后面来发表具体意见的“深圳图书馆”兄所说的就是他具体的借阅经验,甚为感谢),但在总体上没什么大的改观,我想这有许多读者与图书馆打交道的经验作证。
  恕我孤陋,此前是不知道程焕文先生的,这次他对在下这篇文章青睐有加,引起我百度一把的兴趣。然后才知道程先生的确是图书馆学界的成功人士,头衔很多,当过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现在是传播与设计学院的院长。有被他答辩过论文的学生说,图书馆学界,北有董晓英(此前董我是知道的),南有程焕文,中有王子舟。因此程先生说我这种只读过十来种古今中外有关图书馆著述的门外汉,称之为只知点图书馆的皮毛,完全是事实。而且让我深感对待规格过高,出来一篇浅薄的博客小文就引得程先生如此深刻的指教,真是让程教授费心。程先生说只知图书馆的皮毛,这不假,只是说我是“文学青年”,把我年龄说小了,我与程教授都是六十年代生人,我应该是“文学中年”了。另外,程先生说我把图书馆管理落后上升到政治高度是别有用心,这又冤枉在下了,那是因为官方把图书馆的领导当作官员来任命的,有党支部书记(西方民主国家的图书馆有党支部书记么?他们是一级官员么?享受什么处级局级么?),有这样的机构,你让我不上升到政治高度,是不是只许他们当政治来管理,却不允许我当作政治来批评?现将雨僧先生和程焕文先生的文章,以跟帖的形式全文转载过来,以便大家进一步讨论中国图书馆管理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国内的图书馆是如此的不方便纳税人?如能达此效果,则于愿足矣。为此就是再受到程焕文先生的数十遍指教,也在所不惜。
2007年10月9日8:43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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