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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8日星期一

许纪霖:朱家天下,中国专制崩坏的开始


导读

明代亡君亡国的根源在哪里?权力集中在朝廷,王权专断、君临天下,真的能成大事吗?
1368年,明太祖登基,建立大明王朝。洪武二年,朱元璋命人着手编撰《祖训录》,历时六年书成,后来又两次修订,最后定名为《皇明祖训》。底层出身的明太祖生平最重视的莫过于此书,这是他为"朱家人"子孙后代定下的规矩,是比《大明律》更高的家法国规,为的是大明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由朱元璋创建的明朝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共二百七十六年,最终还是亡了,亡在了流寇李自成和满清铁骑之下。要论君主的气魄与能力,明太祖与他的四子明成祖(永乐帝)在历史上皆一等之枭雄,数风流之人物,为何太祖定下的规矩,之后的皇帝守不住祖训,最后为宦官所操弄,落了个亡君亡国?权力集中在朝廷,王权专断、君临天下,真的能成大事吗?
都说传统中国的政治遗产是秦皇开创的君主专制,时人喜谈"周秦之变",从西周的贵族封建制转向秦汉以王权为核心的郡县制,秦汉体制,历二千年而未变。这些说法,笼而统之,忽视了秦汉之后的中国政治,其实分前后两段,前一段是汉唐宋的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格局,后一段是元明清的君主独裁专制。从封建到郡县的"周秦之变"固然不错,但更值得留意的是从共治到独裁的"宋元之变"。
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叫"崖山之后无中国",说的是异族入侵之后,中原文化衰落消亡,文化亡了没亡,这是可争议之题,但汉唐两宋施行的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崖山之后,再无续曲。
中国的君主独裁专制,究竟始于何朝?日本的京都学派二代传人宫崎市定将君主专制与君主独裁作了区分,在他看来,君主独裁是一种法律化的建制,大小决策虽然由行政官僚拟案,但最后皆由君主一人乾纲独断,这是自宋代以后形成的制度。而在秦汉隋唐,虽然有像秦皇汉武这样的刚愎人主,但他们只是凭个人的意志与能力独断专行,远未形成制度,只是以人为转移的君主专制。枭雄一死,后主羸弱,遂回到汉唐的常规制度: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宫崎市定《中国史》宫崎市定《中国史》
所谓共治,乃是分内朝外朝。宰相原为君主之私臣,皇帝之家事与天下之国事都得由宰相这一大管家来打理,汉武帝之后,国事与家事、公与私得以区分,宰相率领儒家士大夫执掌外朝,独立于王室,有其自尊的地位,文人政府由此出现。内朝由皇帝的宗室、外戚组成。君主身为一朝之主,自然一言九鼎,但实际的行政权力由士大夫的文人政府施行。钱穆说:"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皇权与相权之划分,通常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题目。"这有点像现代企业的管理,皇帝是董事长,有用人之权,宰相是总经理,执掌日常事务。
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到了唐代更为系统。唐代的相权虽然一分为三,分为中书(决策)、门下(复核)和尚书(执行)三省,但士大夫的权力较之两汉有升无降。中书省负责为皇帝拟诏书,君主只须同意画敕而已,这还不够,皇帝的敕令还要送到门下省的文官复核审查,合乎法律与规矩之后,再送到尚书省执行。唐朝士大夫权力嚣张,王权谦卑,不是没有缘由的,中世之际,各路世家大族尚存,士大夫的背后有门阀支撑,皇帝不过是贵族的共主而已,此消彼长,王权在相权面前,不得不恭敬有加,不敢独断。
君主与王权共治天下的格局,到了宋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五代十国大乱之后,门阀贵族渐亡,科举出身的士大夫来自乡间布衣,要看王权的脸色,君重相轻,宋朝国策的最后决定权不再在宰相手里,而落到了皇帝的手上。不过,为了防止唐末的藩镇割据重现,从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开始,两宋就有重文轻武的传统,宋太祖立下了"不杀大臣和言官"的规矩,士大夫的权力与尊严然受到君主的尊重。传说北宋名臣包拯在担任谏官任内,屡屡犯言直谏,唾沫星子飞溅到仁宗脸上,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欣然接纳良言,竟然没有怪罪这个铁面无私的包公。两宋的历朝皇帝很少有昏君,大都开明大度,而宋代的士大夫以理学为立身之本,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普遍意识,为人正直,敢于担当。无论是君主,还是宰相大臣,皆以法为度,不敢僭越。
宋太祖当政的时候,宰相赵普欲提拔某臣僚,太祖不喜此人,不拟批准,赵普不高兴了,批评太祖:"赏罚分明是古今往来的规矩,岂能以陛下的个人好恶来定夺?"太祖气急,径自走开,赵普追上去,不罢不休,太祖自知理亏,拗不过宰相,只能悻悻然批准了。两宋在制度上比较起汉唐虽然君重相轻,但宋代的君像一个君,臣像一个臣,君臣相处,都比较方正,故可以保持和谐的平衡。
中原文明来自农耕民族,自春秋战国年代便产生了轴心文明的突破,文化成为立国之本,文化人有其高于军功贵族的特殊地位,君主为天子,秉承天命统治天下,但这只是一重权威,天命还有另一重权威,那就是士大夫掌握了何为天命的解释权,王权的统治,是否合法,是否顺乎天合乎民意,要看士大夫的舆论转移。君主与士大夫各各秉承天命的双重权威,是共治天下的文化基础。另一方面,治理天下是一门专门的技艺,需要博雅的知识,以宗室、外戚、宦官组成的内朝如何承担得了,同样要有理性化的文官来实现。
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到了崖山一役之后终于被打破了。来自大草原的成吉思汗后代骁勇有之,文明不足。他们马上得天下,也以暴力治天下。中原的华夏汉民族早在西周就产生了民本的思想,"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到了孔孟,发展为一套完整的执政为民的儒家王道。民意代表天意,而士大夫又代表了民意,所以为政者不得不尊重士大夫。但是,蒙元统治者来自狩猎民族,他们将打下的江山连同民众统统视为狩猎品,宫崎市定说:"蒙古人最初过着游牧生活,似乎不能拥有足够的兽群,而以狩猎为生。因此即便通过征服建立了庞大帝国,政治上仍是狩猎者的理论,即征服的土地与人民不过是狩猎而得的战利品。换言之,土地、人民是征服者的私有物。所以问题就是如何运营对所有者最有利,被征服者等同于物件,没有任何发言权。"没有了民本的观念,当然更谈不上尊重士大夫了,蒙元时代在政治上实行严格的族群等级制度,蒙古人、西域的色目人是可靠放心的统治阶级,而汉人(黄河流域)与南人(长江流域以南)不得为正官,更不用说当宰相大臣了。蒙元的皇帝就是草原上一不二的大可汗,是丛林世界的狮子王,卧榻之旁,决不容他人酣睡,哪里还有士大夫与大可汗共治天下之空间?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宋元之变"。自此之后,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开明格局不再回归,代之以绝对的君主独裁。汉唐两宋的君主专制是君主个人强力意志的偶然现象,在制度上毕竟还是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内朝之外,还有宰相率领的文武百官,具体打理天下事务。然而,元代之后,一切都改变了。
真正奠定君主独裁制度的,不是短命的元代,而是继之而起的明朝。明朝虽然回到了汉人当皇帝的时代,但是朱元璋及其子孙们却深深地中了游牧民族的大可汉独裁之毒。朱元璋军事北伐成功了,灵魂却被成吉思汗南伐了。这位来自社会底层的平民皇帝,没有读过多少儒家经典,倒是在蒙人的统治下,耳濡目染,学会了许多残暴地对待读书人、折磨士大夫的君王之术。他像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一样,将天下的土地与人民都视为自己的私产,想尽一切办法传给自己的子孙。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原文化有天下意识,而无江山意识。天下,本来是天下人之天下也,非一家一姓之皇族所独有;自元明之后,对于君主来说,只有朝廷之小江山,再无"天下人之天下"意识,即使有的话,也蜕变为家天下、皇天下、朱家人之小天下
还是那位宫崎市定,提出过一个重要的"元明连续性"观点。不错,明朝在文化上光复汉唐两宋,但在政治上却是蒙元传统的继承人,将一套来自草原的君主独裁习俗发扬光大,而且彻底地制度化了。这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朱元璋煞费苦心、几易其稿定下的《皇明祖训》——朱氏王朝的最高指示,家法国法,合为一体,是为规矩。
为了让朱家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朱元璋告诫子孙,要将国家的权力牢牢地捏在君主一人的手中。对君主独裁的最大威胁,能够分享和篡夺君主权力的,一是来自士大夫的相权,二是养在君主身边的阉党宦官。他们既是君主权力的延伸,同时又时刻威胁着君主权力本身。因此朱元璋定下了两条违者斩首的严厉规矩,第一条是永不置相:"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第二条是宦官不得干政:"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
废除宰相是中国政治历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士大夫能够与君主共治天下,制度上靠的就是执行总经理职责的相权。朱元璋忌讳明初丞相胡惟庸权重势大,骄纵跋扈,遂杀了胡惟庸,并决定永不置相,吏、户、兵、刑、工、礼六部尚书直接向皇帝报告,对君主负责。士大夫文官组成的外朝,从此再也没有了与君主相对的宰相,皇帝既是国家领袖,又是政府首脑,集权威与权力、董事长与总经理于一身。当然,皇帝一个人毕竟忙不过来,需要自己的秘书班子,从永乐帝开始设立了由大学士组成的内阁,内阁中有首辅。但这个首辅已经不是六部的行政首脑,只能算作总统府秘书长,虽然首辅能够代表皇帝领导六部。
从汉唐到宋明,士大夫与君权的关系,一直呈一条下降的通道,只要从君臣之礼就可以看得明白。汉代的丞相见君主,皇上必须起身相迎;唐代的三省长官去见君主,皇上还能赐坐赏茶,坐而论道;宋代的宰相去见君主,只能毕恭毕敬立奏;到了明朝,文武百官包括首辅觐见皇上,就要行三跪九拜之礼了。士大夫在王权面前的尊严,如同秋风横扫之下的落叶,凄然飘落,荡然无存。
网络漫画:君权与相权的历史变化网络漫画:君权与相权的历史变化
岂止尊严,身为一介书生、朝廷命官,连自己的性命都捏在皇帝的手上,生死未卜。宋太祖曾经定下"不杀大臣"的祖训,故宋代的士大夫比较有安全感,活得体面、有尊严。到了明朝,流民出身的朱元璋延续元代的蛮夷作风,将读书人视为奴才和家畜。稍不满意,便动辄廷杖,在大庭广众之下,剥掉臣下的裤子,打得血肉横飞,当场打死的也不在少数。官僚们清晨出门上朝,惴惴不安,白天惶惶不可终日,到了傍晚出了衙门,便要互相庆贺又多活了一天。
明太祖和永乐帝都是不世之枭雄,皇帝中难得的狠角色,他们要灭的不是读书人的肉身,而是孔夫子留给他们的尊严,肉体的惩罚还在其次,要害在精神上羞辱士大夫,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只是朱家奴才之命。在独裁者眼里,只有天子一人代表天命,士大夫要替天行道、为民请命,要与天子分享天命、在皇权之外另外树立一个权威,想都不要想。朱元璋喜欢孔子,讨厌孟子,因为孟子思想太激进,竟然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令他很不爽。洪武三年,当他读到《孟子》中"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朱元璋大怒,失声大叫:"这老头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他下令国子监将孔庙中的孟子牌位撤下,把孟子逐出孔庙。
在汉唐,士大夫制约君主的权力,除了相权之外,还有谏官一途。谏官一职的设立,乃是专门向君主提意见,挑皇上的不是。谏官在汉唐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从属于宰相领导。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描述了一个循环监督的路线:宰相听命于天子,谏官听从于宰相,而天子之得失又要听之于谏官。天子、宰相、谏官,形成了一个环环制衡、相生相克的循环圈。到了宋代,门下、中书省下的谏官皆废,成立了谏院,脱离宰相而独立,此时的谏官所谏的对象,从天子转移为宰相,宰相若想有所作为,常常受到谏官的指摘攻击。到了明朝,连谏官都给废了,仅仅在六部当中留了一个叫做给事中的官职,专门负责审核六部发下的政令。也有一些不怕死的官员和给事中,会给皇上上书,指责为君的不是。万历年间的给事中邹文标向皇帝提意见,两次上疏,两次被廷杖,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嘉靖年间的海瑞更是出名,在奏疏中批评皇上虚荣、自私、多疑,气得嘉靖喝令:"抓住这个人,不要让他跑了!"一边的宦官不慌不忙地跪奏道:"万岁不必动怒,这个海瑞向有痴名,听说他已自知必死无疑,他在上奏之前,已经买好一口棺材,召集家人诀别,仆从早已吓得统统逃散,这个人是不会逃跑的。"嘉靖最后命锦衣卫将海瑞捕入死牢,差点杀了他。
布衣出身的朱元璋痛恨读书人,仇视官僚士大夫,但有论者以为他对民众有感情,待百姓是好的。朱永嘉在《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一书中说"他的同情始终倾向于弱势的一边,也许这些正是朱元璋留给后人最为珍贵的地方。"他还透露吴晗多次修改《朱元璋传》,始终不能令毛泽东满意,因为毛在感情上与朱是相通的,吴晗只看到朱残酷的一面,没有看到朱有布衣情结,同情下层社会受欺凌的弱势群体。
其实,吴晗并非读不懂朱元璋,在1948年版的朱传中,吴晗如此写道:"对官僚地主士大夫,朱永璋用一副恶狠狠的面孔,青面獠牙,无人不怕。对平民百姓,有另外一副面孔,白胡子的老公公,满脸慈悲相,满口和气话,如果不看他的真面目,也许是人民多年来所梦想的有道明君呢!"
王权、士大夫与民众,这是政治中的三角。王权的首要敌人从来不是民众,而是贵族世家、官僚士大夫。因为无论是世家大族,还是士大夫,都要与王权分享权力,共治天下。以自耕农为主体的芸芸众生们,则终日盼望着一个为民做主的好皇帝;而皇上也要借助民粹,煞煞士大夫的倨傲之气。来自底层的布衣君主对抽象的、作为整体的人民有理论上的偏爱,但一旦涉及到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体民众,却是残酷无情,毫无怜悯之心。
君主独裁制度是否有效,与其说取决于制度,不如说看人,君主有雄才大略、超强的权力意志,就稳得住局面,做得了大事。一个刚愎自用的独裁者,既能大善,亦能大恶,大善大恶,全在其一念之间,制度约束不了他,臣下也不敢违拗。宋神宗乾纲独断,不顾朝野之反对,力挺王安石变法,历史上留下英名。朱元璋心狠手辣、说一不二,继承蒙元的蛮性,铸成了历史上最黑暗的君主独裁制度,中国传统负面政治的这笔账,要从明太祖算起。大凡一个朝代开国之初,创业君主无不兢兢业业、勤勉理政,朱元璋、永乐帝皆是如此。但君主独裁制度最大的毛病,是王权更替经常伴随着危机。读二十四史,围绕着王位的争夺、太子之间,东宫后宫、外戚宦官彼此勾心斗角、结党营私,弟弟杀兄、皇后弑子、母后被斩首,遍目皆见杀杀杀!一代枭雄在位,天下称颂君主独裁的好处,但每一次王位转移,都会伴随着一场严重的权力恶斗,都有几颗脑袋落地,甚至整个家族满门抄斩。
为了防止皇太子们争抢王位,中原王朝有长子继承皇位的传统。长子继承,固然稳定,但第一、二代君主来自社会底层,自己打下的江山,或者被分封为割据一方的地方王,如朱元璋、永乐帝,自然能力非同一般。但进入太平盛世之后,太子们养在东宫,一堵高墙将他们与社会隔离,终日与宦官为伴,再加上基因的衰退,强人之后无强人,明朝后继的君主们大都昏庸无能。假如依然是汉唐两宋的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君主平庸一点并不要紧,因为国家的日常治理在宰相手里。君主有权威,宰相有权力,如同日本的天皇制那样,未尝不是一个妥当的安排,但是偏偏明代开国之后,将宰相给废了,一切权力集中于人君手中,朱元璋、永乐帝自然拿捏得住,收放自如,但朱家那些深宫中长大、不经人间风雨的平庸后代,靠的是祖荫接的王位,又如何把握得了江山。
为了守护君主的绝对权威,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废了宰相,严禁母党、阉人干政,将一朝之大政通通交班给君主一人。偏偏不肖之子孙,担不起这样的分量。做一个独裁的君主其实是很辛苦的,天未亮时,五更时分,便要上朝,接受文武百官觐见。公文如山如海,终日批阅,如同没有尽头的苦役。明朝中后期很多位皇帝,对朝政既无兴趣,也吃不起苦。幸好皇帝有自己的秘书班子,大学士们组成的内阁帮助拟旨,是为"票拟",还有最亲近的识字宦官代替皇上"批红",久而久之,皇帝的权力旁落,王朝大政操于拥有"票拟"权的内阁首辅"批红"权的司礼太监手中。
内阁首辅与司礼太监是皇帝的左右手,但太监是皇帝的身边人,权力之大往往要胜出一筹。张居正作为明朝一代最有作为的内阁首辅,假如没有司礼太监冯保的支持,定将一事无成。这些大太监们通常都是皇帝小时候的玩伴或伴读,比如英宗、神宗都是九岁左右登上王位的,一个不懂人事的小孩子,终日贪玩,于是年龄大一点的太监"大伴当"奉皇后之命名,负责对小皇帝监管,皇帝从小对他们有畏惧感。还有一些大太监,比如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深得皇上宠幸,君主贪图安逸,不理朝政,就由这些阉人擅权。宦官以皇帝之名控制了明朝的特务组织东厂和锦衣卫,对正直的士大夫和政敌大加整肃,捕杀迫害,形成了晚明宦官当政的乱象。
那么,独裁制之下,明朝之君主是否就此可以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非也。虽然相权废除了,但文官治国的传统还在。对于庞大的官僚系统而言,它有自身的利益、意志和性格,其背后又有儒家信念和祖宗之法支撑着,因此官僚系统与君主之间,又是一场永恒的隐匿战争。皇帝与官僚的较量,是意志的比拼,也是权术的斗争,充满霸气的帝王如明太祖、永乐帝借助韩非的法术势,可以将群僚们治得服服帖帖,敢怒不敢言。但自身性格羸弱,身边又没有强悍的宦官帮衬,君主就只能被迫屈从于官僚机器的集体意志。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官僚们所需要的只是说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
万历皇帝登基之初,以自己高贵的仪表给群僚以深刻的印象,他的声音发自丹田,深沉有力,余音袅袅。但他外强中干,优柔寡断,欲立自己宠爱的妃子所生的三子取代长子为皇太子,为整个官僚系统所反对,说是不合祖宗之法。万历帝拗不过大臣们,索性以怠政反抗,最后三十年不上早朝、不见群臣、不理朝政、不出宫门、不批朱笔。虽然万历年间歌舞升平,但按照黄仁宇的分析,明朝的气数开始转向,从此走下坡路,之后一路下滑,万历的孙子熹宗君只爱做木匠活儿,将朝政大权交给了目不识丁的宦官魏忠贤,天启一朝乌烟瘴气,昏暗无边。即使到了崇祯皇帝接位,除去了魏忠贤,亲自理政,试图重新振作纲纪,但为时已晚,在张献忠、李自成与满清骑兵的双重夹击之下,不可一世的大明王朝轰然倒地,政权拱手让给了从大兴安岭走出的努尔哈赤皇族。
明太祖煞费苦心定下的《皇明祖训》,原本希望让朱家王朝万岁万万岁,但还是逃脱不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朝代兴亡历史怪圈。明代代替元朝,又被清朝推翻,朝代循环往复,但为蒙元所开创、朱元璋所确立的君主独裁制度却在继续延伸,而汉唐宋所曾经有过的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成为了久远而模糊的绝响。


——腾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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