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人還記得胡適當年為何離開北大？

鄧鴻源 / 上報 2024年07月31日

1999年，88歲高齡的中國語言學家季羨林訪台，剛下飛機就直奔南港的胡適墓園，在其墓前深深鞠躬，然後嚎啕大哭。幾天後，一篇名為《站在胡適先生墓前》的文章發表於某報，他寫道：先生雖已長眠地下，但他那熟悉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後一次見到這個笑容，卻已是50年前的事情了。

 

時間回到51年前，那是1948年12月的中旬。當時恰逢北大建校五十週年的紀念日，儘管城外不斷有中共的炮聲響起，但每個人的的心中卻百感交集。

 

北大校長胡適面帶微笑，做了簡短的講話，然後決定離開。

 

那時候，不少教授對他竭力輓留，甚至有學生組團拉著橫幅圍在辦公室外面請他留下，他的弟子吳晗也說：「留下吧，老師，您會繼續擔任北大校長。」

 

吳晗是史學家，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副市長。文化大革命期間因為《海瑞罷官》這部劇而被當權者批鬥，精神上和肉體上都慘遭摧殘。1968年3月被捕入獄，1969年10月在獄中去世，其骨灰至今下落不明！

 

誰知胡適卻笑著搖搖頭，說出了著名的「麵包論」，即「在國民黨統治下，雖然沒有自由與民主，但有麵包，但在中共統治下，沒有自由與民主，也沒有麵包」，於是他頭也不回地去了南京，在那裡，他原本邀請了大批學者和自己一起離開，但那些人卻一個都沒有出現，見此情景，胡適當即嚎啕大哭。

 

在他離開後，不少人開始對他指責謾罵，後來甚至掀起了批判胡適的運動，他的弟子與往日好友，紛紛痛罵胡適，其中甚至包括他的兒子胡思杜。然而胡適反應平淡，甚至把報紙上的新聞剪下，貼在日記上，批注：「兒子思杜留在北平，昨天忽然變成了新聞人物！」

 

事實證明，胡適的選擇是對的，在隨後到來的動蕩年間，大批知識分子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傷害，包含吳晗與他兒子！只是老蔣與老毛一樣，都是專制獨裁者，對胡適表面尊敬，其實暗地裡恨之入骨，因為胡適主張民主，勸他不要連任。

 

當初選擇留下的59名院士，在文革時大都飽受摧殘，甚至殞命。一生培養了79名院士的清華校長葉企孫被趕出清華，晚年流落街頭，精神失常。國學大師陳寅恪，也飽受折磨，最後被高音喇叭活活嚇死。還有一堆科學家也遭受政治迫害！

 

葉企蓀（1898年7月16日—1977年1月13日），江蘇省上海縣人，25歲就獲得哈佛大學物理博士，中國物理學家、物理教育家，中國近代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中央研究院院士。

 

就連季羨林，也被下放牛棚，接受了十年改造。正因為如此，他才在胡適目前放聲大哭，訴說著往日的委屈。在那個特殊年代，僅北大就有500多位學術權威接受改造，24位教授非正常死亡，難怪他要在胡適墓前痛哭流涕自己的愚蠢。

 

1934年，季羨林畢業於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研習莎士比亞、歌德、塞萬提斯等西洋文學名家。翌年赴德國哥廷根大學學習梵語、巴利語、吐火羅語，在二次大戰期間獲哲學博士學位。1946年回國，在北京大學東方語言系任教授。

 

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季參與反右運動，批判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參加周培源主導的造反派組織，卻在政治鬥爭中失利，被列為反革命，下放牛棚，遭受迫害，因此2000年，他90歲時，感覺自己一生的努力毫無價值，也難怪他祭拜胡適時會痛哭流涕！

 

由以上可知，共產黨真是邪惡組織，表面上給人一副社會改革的形象，其實是詐騙集團。中國一堆知識份子都被老毛所騙，胡適與傅斯年雖然算是頭腦比較清醒者，然而他倆所支持的老蔣，也是一個獨裁者！

 

號稱有悠久文化與文明古國的中國，幾千年來一直不長進，只因人人都想當皇帝，最終只能在成王敗寇中輪迴，跳不出死胡同，幸好台灣與中國早已不同了，但是國民黨卻愚蠢老是與中國爭搶一中神主牌！

 

如今，國民黨還傻傻的想與中共交好，其一堆高官、民代與知識份子訪問中國時，只會巧言令色，要求施捨，從不敢批判，回國後又是另一副面孔！

 

※作者為大學教授

季羡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文/ 季羡林

转自： 孔府档案研究中心 20180531

   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笑容，却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1948年12月中旬，是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此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然而城内人心并不惶惶。北大同仁和学生也并不惶惶；不但不惶惶，而且在人们的内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还有点狐疑，都在期望着迎接解放军。适逢北大建校大喜的日子，许多教授都满面春风，聚集在沙滩孑民堂中，举行庆典。记得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满面含笑，做了简短的讲话，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正在这个时候，城外忽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大家相互开玩笑说："解放军给北大放礼炮哩!"简短的仪式完毕后，适之先生就辞别了大家，登上飞机，飞赴南京去了。我忽然想到了李后主的几句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挥泪对宫娥。"我想改写一下，描绘当时适之先生的情景："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我哪里知道，我们这一次会面竟是最后一次。如果我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话，我是含笑不起来的。

        从此以后，我同适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道扬镳，"世事两茫茫"了。听说，他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要接走几位老朋友。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要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适之先生在南京也没有能呆多久，"百万雄师过大江"以后，他也逃往台湾。后来又到美国去住了几年，并不得志，往日的辉煌犹如春梦一场，已不复存在。后来又回到台湾。最初也不为当局所礼重。往日总统候选人的迷梦，也只留下了一个话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后来，不知怎样一来，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长，算是得到了应有的礼遇，过了几年舒适称心的日子。适之先生毕竟是一书生，一直迷恋于《水经注》的研究，如醉如痴，此时又得以从容继续下去。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差强人意的。可惜仁者不寿，猝死于宴席之间。死后哀荣备至。中央研究院为他建立了纪念馆，包括他生前的居室在内，并建立了胡适陵园，遗骨埋葬在院内的陵内。今天我们参拜的，就是这个规模宏伟、极为壮观的陵园。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杜甫诗："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我现在是"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自己已经到望九之年，距适之先生所呆的黄泉或者天堂乐园，只差几步之遥了。回忆自己八十多年坎坷又顺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了。

我一生遇到的六位恩师

积八十年之经验，我认为，一个人生在世间，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机遇。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别的人先不说了，只谈我自己。关于才能一项，再自谦也不能说自己是白痴。但是，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这一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谈到勤奋，我自认还能差强人意，用不着有什么愧怍之感。但是，我把重点放在第三项上：机遇。如果我一生还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话，主要是靠机遇。机遇的内涵是十分复杂的，我只谈其中恩师一项。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根据老师这三项任务，老师对学生都是有恩的。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文把"恩"与"师"紧密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六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我不一定都听过他们的课，但是，只读他们的书也是一种教导。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过陈寅恪先生所有已经发表的著作，旁听过他的"佛经翻译文学"，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在当了或滥竽了一年国文教员之后，由于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遇，我到了德国歌廷根大学。正在我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调到哥廷根大学任印度学的讲座教授。当我在教务处前看到他开基础梵文课的通告时，我喜极欲狂。"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难道这不是天赐的机遇吗?最初两个学期，选修梵文的只有我一个外国学生。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误，而且备课充分，讲解细致。威仪俨然，一丝不苟。几乎是我一个学生垄断课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见。二战爆发，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原印度学讲座教授西克，虽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讲台。教的依然是我一个中国学生。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诉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绝招全传授给我，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传》，还有他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权威。我并非天才，六七种外语早已塞满了我那渺小的脑袋瓜，我并不想再塞进吐火罗文。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诉我的是他的决定，一点征求意见的意思都没有。我唯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谨遵命。现在回忆起来，冬天大雪之后，在研究所上过课，天已近黄昏。积雪白皑皑地拥满十里长街。雪厚路滑，天空阴暗，地闪雪光，路上阒静无人，我搀扶着老爷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当时我真觉得，身边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他为了学术，不惜衰朽残年，不顾自己的健康，想把衣钵传给我这个异国青年。此时我心中思绪翻腾，感激与温暖并在，担心与爱怜齐涌。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二战期间，我被困德国，一呆就是十年。二战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我十年学习的成绩。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坎一向极高，等闲难得进入。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领导立即接受。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国内学术界尚无藉藉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唐代中了进士，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我虽然没有一日看遍北京花；但是，身为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心中有点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吗?
　　

季羡林在北大校园里散步（1997年10月10日摄）

适之先生以青年报得大名，誉满士林。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那么，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我也举一件小事。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一听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从这样一个小例子中不也可以小中见大吗?      

 我在上面谈到了适之先生的许多德行，现在笼统称之为"优点"。我认为，其中最令我钦佩，最使我感动的却是他毕生奖掖后进。"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他正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一方面有我上面讲到的只此一家的"恩师"；另一方面却又有老虎拜猫为师学艺，猫留下了爬树一招没教给老虎，幸免为徒弟吃掉的民间故事。二者显然是有点矛盾的。适之先生对青年人一向鼓励提挈。四十年代，他在美国哈佛大学遇到当时还是青年的学者周一良和杨联升等，对他们的天才和成就大为赞赏。后来周一良回到中国，倾向进步，参加革命，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杨联升留在美国，在二三十年的长时间内，同适之先生通信论学，互相唱和。在学术成就上也是硕果累累，名扬海外。周的天才与功力，只能说是高于杨，虽然在学术上也有表现；但是，格于形势，颇令人有未尽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

  

　与适之先生分别之后

　　

我同适之先生在孑民堂庆祝会上分别，从此云天渺茫，天各一方，再没有能见面，也没有能通音问。我现在谈一谈我的情况和大陆方面的情况。我同绝大多数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和教师一样，怀着绝对虔诚的心情，向往光明，向往进步。觉得自己真正站起来了，大有飘飘然羽化而登仙之感，有点忘乎所以了。我从一个最初喊什么人万岁都有点忸怩的低级水平，一踏上"革命"之路，便步步登高，飞驰前进；再加上天纵睿智，虔诚无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运动中。常言道"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群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觉自愿，决无半点勉强。对自己则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原来以为自己这个知识分子，虽有缺点，并无罪恶；但是，经不住社会上根红苗壮的阶层的人士天天时时在你耳边聒噪："你们知识分子身躯脏，思想臭!"西方人说："谎言说上一千遍就成为真理。"此话就应在我们身上，积久而成为一种"原罪"感，怎样改造也没有用，只有心甘情愿地居于"老九"的地位，改造，改造，再改造，直改造得懵懵懂懂，"两渚崖之间，不辨牛马"。然而涅难望，苦海无边，而自己却仍然是膜拜不息。通过无数次的运动，一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关进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开肉绽，仍然不停地膜拜，其精诚之心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了。改革开放以后，自己脑袋里才裂开了一点缝，"觉今是而昨非"，然而自己已快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离开鲁迅在《过客》一文讲到的长满了百合花的地方不太远了。
       至于适之先生，他离开北大后的情况，我在上面已稍有所涉及；总起来说，我是不十分清楚的，也是无法清楚的。到了1954年，从批判俞平伯先生《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起，批判之火终于烧到了适之先生身上。这是一场缺席批判。适之先生远在重洋之外，坐山观虎斗。即使被斗的是他自己，反正伤不了他一根毫毛，他乐得怡然观战。他的名字仿佛已经成一个稻草人，浑身是箭，一个不折不扣的"箭垛"。大陆上众家豪杰，个个义形于色，争先恐后，万箭齐发，适之先生兀自巍然不动。我幻想，这一定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景观。在浪费了许多纸张和笔墨，时间和精力之余，终成为"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乱哄哄一场闹剧。
　　适之先生于1962年猝然逝世，享年已经过了古稀，在中国历代学术史上，这已可以算是高龄了；但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似乎还应该活得更长一点。中国古称"仁者寿"，但适之先生只能说是"仁者不寿"。当时在大陆上"左"风犹狂，一般人大概认为胡适已经是被打倒在地的人，身上被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这样一个人的死去，有何值得大惊小怪!所以报纸杂志上没有一点反应。我自己当然是被蒙在鼓里，毫无所知。十几二十年以后，我脑袋里开始透进点光亮的时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曾写了一篇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我连"先生"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文章终于发表了，反应还差强人意，至少没有人来追查我。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最近几年来，改革开放之风吹绿了中华大地。知识分子的心态有了明显的转变，身上的枷锁除掉了，原罪之感也消逝了，被泼在身上的污泥浊水逐渐清除了，再也用不着天天夹着尾巴过日子了。这种思想感情上的解放，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愿意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出版界也奋起直追，出版了几部《胡适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雄心最强，准备出版一部超过两千万字的《胡适全集》。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主编这一非常重要的职位，出版社竟垂青于我。我本不是胡适研究专家，我诚惶诚恐，力辞不敢应允。但是出版社却说，现在北大曾经同适之先生共过事而过从又比较频繁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铁证如山，我只能"仰"(不是"俯")允了。我也想以此报知遇之恩于万一。我写了一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总序，副标题是：还胡适以本来面目。意思也不过是想拨乱反正，以正视听而已。前不久，又有人邀我在《学林往事》中写一篇关于适之先生的文章，理由同前，我也应允而且从台湾回来后抱病写完。这一篇文章的副标题是：毕竟一书生。原因是，前一个副标题说得太满，我哪里有能力还适之先生以本来面目呢?后一个副标题是说我对适之先生的看法，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我在上面谈了一些琐事和非琐事，俱往矣，只留下了一些可贵的记忆。我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到了望九之年，居然还能来到宝岛。到了台北以后，才发现，五十年前在北平结识的老朋友，比如梁实秋、袁同礼、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等，全已作古。我真是"访旧全为鬼，惊呼热中肠"了。天地之悠悠是自然规律，是人力所无法抗御的。 

　

我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至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但是，我此时虽思绪混乱，神智还是清楚的，我没有这样做。我环顾陵园，只见石阶整洁，盘旋而上。陵墓极雄伟，上覆巨石，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墓后石墙上嵌有"德艺双隆"四个大字，连同墓志铭，都金光闪闪，眩人双目。我站在那里，蓦抬头，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显现在眼前，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但是，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可我一点也没有颓唐之感，我现在大有"老骥伏枥，志在万里"之感。我相信有朝一日，我还会有机会重来宝岛，再一次站在适之先生墓前。

　　后记

　　文章写完了。但是对开头处所写的1948年12月在孑民堂庆祝北大建校50周年一事，脑袋里终究还有点疑惑。我对自己的记忆能力是颇有一点自信的；但是说它是"铁证如山"，我还没有这个胆量。怎么办呢?查书。我的日记在文革中被抄家时丢了几本，无巧不成书，丢的日记中正巧有1948年的。于是又托高鸿查胡适日记，没能查到。但是，从当时报纸上的记载中得知胡适于12月15日已离开北平，到了南京，并于17日在南京举行北大校庆50周年庆祝典礼，发言时"泣不成声"云云。可见我的回忆是错了。又一个怎么办呢?一是改写，二是保留不变。经过考虑，我采用了后者。原因何在呢?我认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一个现实，我脑筋里的回忆也是一个现实，一个存在形式不同的现实。既然我有这样一段回忆，必然是因为我认为，如果适之先生当时在北平，一定会有我回忆的那种情况，因此我才决定保留原文，不加更动。但那毕竟不是事实，所以写了这一段"后记"，以正视听。(摘自《百年潮》)

维舟：解放者的悲剧

原创 维舟 2024年07月18日 

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西蒙·玻利瓦尔是一个仅存于中学历史教科书上的人物，不过，即便你不看球赛，大概也多少耳闻过"南美解放者杯"这一国际顶级赛事，那就是为了纪念玻利瓦尔而设立的。

两百年前，正是他构想、组织并领导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从中诞生了六个国家，其当时的总人口是北美的1.5倍之多。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他都当之无愧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解放者之一。

要推翻西班牙的统治，这一度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任务，但1808年西班牙本土遭拿破仑入侵，第一次让玻利瓦尔这样先觉醒的人看到了新时代的希望。

尽管如此，解放仍面临着极为艰巨的挑战：虽然殖民统治本身不得人心，但西班牙毕竟已经在美洲深深扎根三百年之久；为了压制潜在的反抗，西班牙一直有意识地确保各殖民地之间的分裂，这使得团结一致的反抗难上加难；当然最后，它还有一支强大的殖民军，而起义者这一边，连玻利瓦尔本人也从未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

也许最困难的一点在于：即便是谋求独立的那些殖民地政治精英，也很难设想一种没有国王的秩序会是什么样。

和美国独立革命不同的是，南美当时密议独立的共和派人士绝大多数都没有对现状心怀不满，他们想要更多自主权，但却不情愿与母国彻底决裂，以至于有保王派历史学家挖苦说："我们第一次看到，一场革命由最可能蒙受损失的人煽动并付诸实施。"

更有甚者，他们想要解放的那些有色种族，出于对上帝信念和对国王的忠诚，也大多站在西班牙殖民者一边——他们当然知道世界是不公平的，但首先痛恨的却是本地那些白人贵族，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寄望的那个仁慈的帝国本身，才是苦难的根源。

后来，墨西哥保守党分子卢卡斯·阿拉曼曾说，作为国家，墨西哥是个早产儿。这话或许也适用于南美的这些共和国：它们虽然早已具备独立的雏形，但却不是自然分娩的，诞生时所有人都没有做好准备，民众在种族、阶级或经验上都毫无同质性，以至于难以在几乎任何问题上达成共识。

没错，人们想要自由，但正如卢梭曾说过的，"自由是一道美味多汁的佳肴，但极难消化"，可悲之处就在这里：美洲人渴望自由，但不习惯自由，不同的人对它可以有着相去甚远的理解。

如果没有玻利瓦尔这样的充满激情的人物推动，这场革命很可能就此胎死腹中，但在独立之初，这种特质却正被视为他的弱点：他太年轻了（27岁）、太没经验、太易冲动、太有煽动性了。

确实，连这部玻利瓦尔的传记都承认，这位解放者是"一个极不完美的人"，不缺人性的缺陷，然而，在狂飙突进的时势下，只有这样一个有着永不枯竭激情的人物，才能百折不挠地将革命进行到底。哪怕一度沦落到仅有70个士兵，都不能让他丧失斗志，仍能通过急速而持续的进攻星火燎原。

历经长达十五年的斗争，他才终结了西班牙在南美洲的统治，然而，甚至还没等到这一天，他就已痛苦地意识到一个现实：如果不能建立起稳定的共和制度，这个新国家很可能就会在内忧外患之下重新失去自由。

西班牙迟迟不肯放弃对美洲的野心（它直到1883年才不情愿地承认秘鲁独立），而彼此攻讦的地方势力早就在新国家内部不断滋长，连玻利瓦尔本人都无法遏制这种无所不在的倾向。

他不厌其烦地告诫国会：只有当新生的联邦共和国以同一个声音说话，才能获得世界的承认；然而他反复强调"团结，团结，团结"，本身就证明这一团结始终没能做到。

《玻利瓦尔：美洲解放者》

[美]玛丽·阿拉纳著，周允东译

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2021年8月第一版

虽然他是"解放者"，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像亚历山大大帝这样的征服者面临的处境没有本质的不同：在旧帝国的废墟上，遗留下来的是一个随时走向四分五裂的政治体系，唯一还能维持象征性统一的，说到底就只是伟大人物的个人威望。

对革命者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痛苦现实：在赶走君主之后，被解放的人们竟然又需要一个新的君主来提供必要的社会凝聚力。

这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一直折磨着玻利瓦尔。早在1814年，他就在公开演讲中宣称"公民们，我不是你们的君主"，"现在我请求你们把我从这远超我能力范畴的职位上解放出来"，提议辞去独裁官一职。

然而，不论他这番表态是否真心，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一次次出现的结果却是：他试图辞去一个职位，继而又在所有人的强烈恳求下重新留任，权力地位还更加稳固。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怀疑，这番辞让只是他老于权谋世故的把戏。

玻利瓦尔本人也坚持认为，他的美洲需要一位强有力的终身执政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打造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使这些羽翼未丰的共和国能在内忧外患的挑战下存活下来，并有效动员所有资源，改善人民的悲惨境况。

他曾在《牙买加来信》中准确地预测到，饱受革命摧残的墨西哥将临时选择君主制，这表明他对现实有着毫不乐观的认识——他最终开始相信，拉美人缺乏必要的道德规范和公民责任意识，还没有真正学会如何自治，一个严格、有力、开明的家长式统治者，将是教会他们这一点的必要之恶。

当然，经历了三百年的不公和十年战乱，人们不可能一夜之间解放自己，学会如何使用新到手的自由，他曾直率地感叹："即使是我，骑在他们头上，也不知道他们能做什么。"

根据他对同胞的深切了解，他认为，残酷的真相是：只有用强硬手段才能治理大哥伦比亚。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他旨在解放人民，但又相信"为了人民自身的利益，需要严格约束他们"。

问题在于，不论这样的判断是否符合实际，这都意味着他自己将继续有必要独揽大权，且不说这会让人怀疑他身为"解放者"的本意，副手和军阀们对他无限制的权力也既嫉妒又警惕。

即便他积累了无可匹敌的威望，也再三声明自己鄙视世袭权力，但他这样的做法仍被视为对权力的无节制野心，其实就是想当国王。他的确如愿以偿地被授予无限权力，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为了避免他死后出现的混乱局面，密谋复辟君主制，然而这也使另一些共和派相信，"诛暴君"是拯救共和国的唯一途径。

虽然他们的行刺最终失败，但玻利瓦尔再也没能从这一打击中复原过来。最终，他伤心地辞去所有职位，发誓"我的思想从未，从未被称王的欲念玷污"。

只有在他最后于贫病交加中死去之后，人们才开始重新认识这位解放者：没有他，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可能仍然生活在西班牙人的皮鞭之下，但到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遭到被他所解放的每一个共和国的辱骂、误解和诽谤，甚至被禁止再次踏足故乡委内瑞拉，连自己家的合法遗产都遭到没收。

然而，在玻利瓦尔之后的各国领导人，在巨人的影子之下大多相形见绌，人们在普遍的怀念中，将他看作是拉丁美洲的伟大化身，甚至是完美的人——这未必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但却是对后人来说最有利用价值的方式，他们几乎可以从玻利瓦尔的遗产中为自己的任何行为找到理由。

凭借着后见之明，我们可以说，这位伟大的解放者在生前和死后都遭到了误解乃至背叛，但正如丘吉尔曾感叹的，"伟大的民族都是忘恩负义的"，与其指责拉美人不感念他的恩情，不如说，正是这种对王权的警惕，使君主制的复辟成为不可能。

实际上，在美国独立后，国父乔治·华盛顿也曾被指责野心过大，虽然他多次拒绝被拥立为王，但其政敌托马斯·杰斐逊曾公开说过："赶走了（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之后，要提防出现乔治一世（暗指乔治·华盛顿要称王）。"

虽然对玻利瓦尔来说，最后的岁月深受折磨，但这恰恰证明，共和精神已深入人心。这位解放者一手推动了激进的共和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他却在实质上拥有了王权式的绝对权力，有没有国王头衔其实已无关紧要，虽然他本人可能真诚地把这仅仅看作是实现共和的工具，但对真正的共和主义者来说，这却是个危险的征兆：一个超凡魅力的领袖正成为阻碍。实际上，他应该为此感到欣慰：被他解放的人们，已不再需要一个仁慈的监督者。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正如他所预见的那样，在他身后，那个庞大的联邦迅速瓦解。那肯定会让他在坟墓里痛心，但从另一面来说，他对这个统一国家的梦想，与其说是为了人民，倒不如说是为了他自己：正如他经常把私人生活和个人恩怨杂入公共事务中，也许在潜意识里，这个统一国家就像是由他分娩的孩子。这种紧密不可分割的意识使他倾尽全力投入，而当事与愿违时，无疑也让他格外痛苦——他太珍惜这片重获自由的土地，那简直与他血肉相连。

现实证明，南美洲确实得到了新生，但却没能像美国那样，在独立之后成为令世人向往的新世界。两百年来，一直有人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也因此一再重提玻利瓦尔的梦想——是否在当时，历史曾有过不一样的可能？

回头来看，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内部本身就充满分歧，而塑造共识、沟通的公共机制更是有意被阻绝，以至于人们即便在独立之后，也无法单凭良好的愿望达成一致。这意味着，西班牙美洲其实在当时就远比美国落后，也表明西班牙的遗产远远难以清除。

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在他的名著《百年孤独》出版后，有人问他书名究竟是什么意思，他答："孤独的反义词是团结。"那正是玻利瓦尔从未实现的梦想：获得自由的个体，破除人为的隔绝，在自主自愿的基础上联合起来。那才是真正的解放。

景凯旋：蘇聨制度的垮台是人性的胜利

文史草堂 2024年07月26日 09:02

01

俄罗斯两面性：西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

搜狐文化：为什么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会在苏联或者东欧知识分子之中找到共鸣？

景凯旋：记得八十年代，大家都在讨论文革的起因，很多人认为和中国传统之中的专制因素有关，比较有名的就是《河殇》。当时我就有一个看法，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没有受过四书五经的影响，哪有什么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真正受的是来自苏联的影响。

罗素曾经讲过一句话，"现在世界范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圈"，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制度、文化上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文革的起在应当从这个方向去寻找。

搜狐文化：专制主义与地理空间有很大的关系么？

景凯旋：从世界地图上看，越往东专制性越强，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看，从法国开始就不对头了，产生了法国大革命；德国的专制倾向就更专制，产生了纳粹，然后是俄罗斯的极权。东方专制主义在俄罗斯就有很强的传统。老百姓服从权威，这是奴性的东西，永远要找一个权威的东西来崇拜，这和西方尤其是英美不太一样。西方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后，权威全部被打倒了，最后越来越走向碎片化、平面化。

搜狐文化：为什么西方没有产生专制主义？

景凯旋：托克威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里面说了一个细节，为什么英国不可能产生法国大革命？英国人也非常讨厌街头抢劫、小偷，但是他们更怕警察，他们宁愿被偷，也不愿警察来敲门。他们认为国家权力越是强大，个人安全就越没有保证。

在英美的传统里，法律就是一切，即使革命也都是温和的，所以传统没有打破。托克威尔也说到，美国独立战争跟法国大革命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前者没有反宗教，而法国大革命首先是反宗教的（在当时法国，僧侣是第一阶级，贵族是第二阶级，资产阶级是第三阶级）。

搜狐文化：俄罗斯是不是一直很排斥西方？

景凯旋：俄罗斯一直想融入西方，像彼得大帝就施行过有西化倾向的改革。但俄罗斯处在东西方交界的地方，具有两面性，俄罗斯的国徽双头鹰，就是一面朝向西方，另一面朝向东方。

在19世纪，俄罗斯内部其实是分成两派的，一派是西方主义，像赫尔岑，屠格涅夫。还有一派是斯拉夫主义，认为俄罗斯这个民族，尤其是它的宗教精神很伟大，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

后来的列宁主义是从马克思主义来的，又结合了斯拉夫的因素，最后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但它绝对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

搜狐文化：马克思的设想是什么样的？

景凯旋：马克思主义到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会有一定的改变，但是核心的因素应该一样，就是一个乌托邦的设想。想要解决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根源，就产生了关于阶级的问题，阶级斗争就是要最终实现乌托邦。

在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的因素，但不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走议会道路。现在很多西方的左派执政党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党派。

02

苏联、东欧制度的垮台是人性的胜利

搜狐文化：俄罗斯民族文化之中有很深的民粹主义，什么是民粹主义？

景凯旋：民粹就是在价值观上要向平民靠拢，民粹主义实际上就是平民的价值。民粹主义首先认为底层平民代表了社会最好的价值，"卑贱者最高贵"。这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现代化也有关，首先就是追求人的主体性。在这个过程中间，它的核心实际上是"去宗教"和"平民化"。

搜狐文化：如何区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景凯旋：民粹主义（Populism）又可以翻译成平民主义，它强调的是社会之中人与人的平等。而民族主义（nationalism）强调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这个概念是和民族国家的概念相伴产生的，19世纪各民族要追求的也是国与国之间的民族平等，因为当时是大国欺负小国，小国要民族独立。

更早以前，包括中国没有很明确的"国家"概念，中国历来是"天下"概念。而民族国家有严格的地理区域划分界限，还有民族、服装、习俗等一套文化传统的区分，这同样也是来自西方的概念。

其实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人类构想出来的概念，"不同意的"和"同意的"之间就产生了斗争、矛盾、乃至冲突。

搜狐文化：社会主义要追求的"平等"与近代西方所讲的"平等"有何区别？

景凯旋：一般来说，西方讲的平等主要是政治平等。但是社会主义追求的平等主要是指经济平等，这就构成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只能保证起点平等，不能保证结果平等，如果结果都平等，就会类似于"大锅饭"，即使能力再高做得再多，结果都是一样的，大家就不想做事了。

搜狐文化：为什么人会在知道结果一样之后更加懒惰？

景凯旋：这就涉及到一个命题，不能把人性全部看成绝对善良的东西。

所以共产主义有一个非常好的理想，假设它没有利益动机，那么至少在理论上它有一个很好的预设，人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最完善的人，但在实际之中是做不到的，人性不是这样的，于是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就会面临一个问题：需要要去改造人，改造思想使得他脱胎换骨。到最后当然人人都会变成伪善者。

但是到最后还是斗不过人心，因为谋生存是人的最基本、最本能的东西。

搜狐文化：人性是恶的么？

景凯旋：也不能说是恶，人性就是自利，人首先要自我保存，第一本能是要保存自我，保存自我肯定会更倾向接受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趋利避害这是人性，当然如果发展到极端就是自私，伤害别人。

搜狐文化：人性压制之后会产生更大的问题。

景凯旋：食、色，性也。这是人类最基本的东西，如果把这些都压制住的话，当然会有问题。所以极权是无法长久的，因为一代一代人出生以后，他们还是要从基本的人性出发去生活，不会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以本能的人性去生活就会和制度发生冲突，制度就必须永远要面对治下的普通人的人性问题。苏联、东欧制度的垮台失败，其实就是人性的胜利，人性战胜了它。

搜狐文化：如何合理限制人性之中不好的一面，比如说欲望？

景凯旋：英美国家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用法律进行限制，但是绝对不会全部一律平等，那是做不到的，也是很可怕的。洛克讲过，"财产只能私有，权力只能公有。否则人类就进入灾难之门。"这一点说的很对，财产应该私有。公有制之下，产权不明是个根本性的东西，会带来越来越大的问题。

03

鲁迅是个大文学家，但在政治上却不高明

搜狐文化：俄罗斯产生了一大批伟大的作家，作家的产生需要特定的条件么？

景凯旋：文学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它最好的土壤是苦难，恰恰就是最不好的时代能够产生最好的作家，"国家不幸诗家幸"。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在内的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一批人，都是生活在最压抑的时代。

搜狐文化：中国当代小说为什么很难让人满意？

景凯旋：西方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达到了很高的高度，西方小说背后有它自己的文化背景，有宗教情绪，有大悲悯，有一种对意义世界的追求。而中国没有这种文化背景，感觉不到一种最深层的东西，一个作家可能写出某一个人的性格、言行、举动等细节，但是整部作品缺少一种厚度。

小说里面应该有人性的东西，但是如果一个作家对整个社会麻木不仁、漠不关心，很难相信这个作家会对人性有很深的了解。中国当代作家基本上都是养起来的，他们大部分过的日子都是中产阶级。这样他就会失去一个很重要的特性：现实感。他们对现实的感觉就会麻木，最多就是写写个人的小痛苦之类的东西。

《天鹅绒监狱》（米克洛什•哈拉兹蒂著，戴潍娜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谈的就是东欧当时的"合谋"，只要你为我服务，不要谈作家的本能职责，就让你过得很好。但是还是有少数人拒绝这种"合谋"，这部分少数坚持了民族的基本道德水准，在历史命运来临的时候，他们就能发挥巨大的作用。

搜狐文化：文学观点与政治观点是否有必然的对应关系？

景凯旋：不能因为某个人的政治观点就否定他的文学，也不能因为这个人的文学很好，就推断出他的政治观点同样正确。

文学可以赞扬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尤其是悲剧的英雄。但是如果在公共领域发言，用文学思维去谈政治，就要出问题了。比如，鲁迅是一个大文学家，但他在政治上的判断却不高明。

04

中国知识分子"自省"精神的丧失

搜狐文化：西方传统中的古希腊哲学重视人的自省，孔子同样重视自省，自省一直在西方文化中保持较好地延续，为什么中国文化在后来发展中丢掉了自省精神？

景凯旋：比较发达的文明，像古希腊时代，中国先秦时代，都有"自省"这个意识。"自省"在西方是一直沿袭下来的，由宗教来承担自省的功能，比如忏悔仪式。在现代西方，私人生活领域里面还是宗教在维持道德，而不是由国家制定一个道德标准。

中国古代实际上是在士大夫文化中强调自省的，并不要求老百姓自省，只要求士大夫自省，比如从孔子一直到王阳明，王阳明讲"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自省意识就很强烈。但是中国在现代平民化的过程之中，士大夫消失了。中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其实是从平民之中产生的，而平民本身的道德体系里面就没有自省的因素。

无论是平民还是知识分子，在中国都很难见到自省。以前古人讲"慎独"，平民也有"举头三尺有神明"的敬畏。1949年以后基本是唯物主义教育，无神论教育，没有什么要敬畏的东西（超验层面），最后只能敬畏国家，敬畏政权，除此之外什么事都可以做了，人性之中恶的一面就释放了出来。

搜狐文化：当前话语环境下，中国知识分子污名化现象很严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景凯旋：知识分子已经被污名化很多次了，文革时候叫臭老九，因为被骂成臭老九，知识分子渐渐就会对自己的身份感到羞耻。

知识分子的含义本身就是要在公共领域发言的，要利用你的专业知识在公共领域承担一种社会责任，这个才叫知识分子，后来这个知识分子概念扩大了，只要有文化就是知识分子，所以有人再提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其实没有必要，知识分子就是公共的。另外，英美国家几乎不提"知识分子"，只有法国人、俄国人喜欢谈这个概念，中国现代思想本来又受法国的影响很深。

搜狐文化：法国知识分子很愿意讲左派和右派之分，如何划分左右？

景凯旋：左派、右派就是法国人提出的，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党在国会中坐在左边，吉伦特党坐在右边，后来就有个左、右派的称呼了。中国的左、右派的划分和西方不一样。西方的左派一般是反现时体制的，右派是维护现时体制的。从目前使用的话语看，中国的划分刚好相反。

搜狐文化：中国的左右为什么会混乱？

景凯旋：中国很多东西基本上是从古代沿袭下来的，由于好几代人都没有受过真正古代传统文化的熏陶，并没有理解传统的含义，而对于西方的东西也没有真正理解，所以中国当前的新左派其实是伪左派，并不是真正的左派，那些代表人物从来没有批判过国家权力的不受限制，当前的新儒家也没有真正理解古代的东西，许多是伪儒家，要恢复什么仪式、尊尊卑卑，反现代的人格平等，而自由派也有部分是伪自由主义，对不同意见不宽容，对现代历史人物缺乏理解的同情。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讨论的问题就毫无意义。同时，社会现象是复杂的，人的思想是多元的，很难用左、右的二元对立来判断。比如一个人在某一个观点上是左的，在另外一个观点上又有可能是右的。在文化上我喜欢传统的东西，在政治上主张宪政和自由，不能因此就说我是右派，同时在经济上，我又觉得目前的社会不公非常严重，同样不能说我就是左派。

05

"一切人全面发展"不可能

搜狐文化：很多人怀念80年代，但这种怀念更多的是从对比层面来看的，你如何看待80年代？

景凯旋：80年代的思想主要还是体现在哲学和文学观念上的解放。因为文革中间基本上是没有任何个人性的，而80年代个人性的东西释放出来，当时人们欣赏的是萨特、加缪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但是那个时代实际上缺的是什么？政治学、经济学、法学，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市场经济，都是计划经济。所以，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当时人们的思想其实是不清楚的。

而且对比的话，也不见得那时就比现在好到哪里去，当时也是两三年一个运动，虽然规模很小但是不断有运动苗头。但和现在不同的是，80年代大家有社会共识，必须要改变，如果再不改变，中国就要被开除球籍。而现在已经没有共识了，现在最多能追求一个公约数，很难有共识。

搜狐文化：为什么现在很难有共识？

景凯旋：阶层都固化了，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可能有共识？你想追求的是平等，他想追求的是自由，怎么会有共识？这和八十年代初的情况不一样，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穷，追求共识很容易：改善生活。

搜狐文化：自由和平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么？

景凯旋：这个问题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就提出来了，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面的那个大法官提出了一个问题：你要自由还是要面包？你要面包就没有自由，你要有自由就没有面包。

两者的矛盾很难调和，这也是人类很难解决的问题。像英美国家的传统，解决的方式就是选举执政，民主党上台强调平等福利，四年执政时期出现了经济问题，经过选举共和党上台，又强调自由经济竞争，同时忽视福利问题，于是不断在二者之间摇摆，达到平衡，然后又出问题，这就是平衡的政治。

搜狐文化：还有别的解决方案么？

景凯旋：两者之间尽量达到一种平衡。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所有人满意就是乌托邦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所讲的"一切人全面发展"是不可能的。人类问题没有终极解决方案，总是在自由与平等之间摇摆，相对来讲英美这个传统还是比较好的，不要付出太大的社会成本，花一点选举的钱，不需要"你死我活"的斗争。

06

消极自由比积极自由更重要

搜狐文化：自由很可能被不同的体系进行不同的解释，什么是真正的自由？

景凯旋：首先要划分清楚两种自由：一种是精神自由，另一种是政治自由。

精神自由主要是指，如果要得到自由，就要放弃欲望，放弃欲望就没有外在的束缚，内心就会得到自由。中国古代就有精神自由，像道家、佛教，例如庄子追求的就是精神自由。

而政治自由是指合理的欲望应该实现，政治自由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以赛亚•柏林分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种自由概念》）。消极自由就是不受强迫地做事，而积极自由就是要自主做事。相比较而言，消极自由更重要，而积极自由可能会出问题，积极自由需要有法治限制的前提条件。当然，如果连任何自由都没有的情况下，首先要有积极自由，就是作为一个公民，关心社会的问题，去争取人人的消极自由。

像俄罗斯，要不就是精神自由，要不就是积极自由，从来没有像英美那样认识到消极自由的重要。在中国古代，则是把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混在一起的，比如张载所讲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积极自由，中国知识分子有这个情结。再比如，儒家所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齐家"是消极自由，"治国平天下"是积极自由。

搜狐文化：英美体系里强调法治，何为法治？

景凯旋：法治就是不管权力怎么来的，只管怎么限制权力。中国古代就有"法治"这个词，但那是法家的"法治"。现代日本人借用了这个汉语词，其含义已经变成西方所讲的"法治"。英美体系里的"法治"是指，没有任何人在法的上面。如果有一个人在法的上面，那就是法家的法，皇帝高于法，用法来治理下面的人，依法治官、依法治民。

法治健全，就是说有一套好的法律，如果某个人犯了法，法院独立依照法律治理，检查院独立进行调查，行政权不能干预，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分权制衡，但如果采用古代"钦差大臣"的形式，那样权力又集中了。

07

违背人性的东西不可能长久

搜狐文化：中国从开始追求现代化已有百年，但进展依旧缓慢，为什么？

景凯旋：很清楚的一点就是制度改革问题，政改停滞不前，是因为不能触动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仇恨的心理，如果连这个都感觉不到的话，那是很可怕的。制度面临的是要对一代一代的人性宣战，你能战胜人性吗？历史是偶然的，历史也是不怕重复的，大危机什么时候到来是你不知道的，但你却知道违背人性的东西不可能长久。

搜狐文化：可能也一直在找一个方案。

景凯旋：可能最好的办法就是释放社会的自主能力。现在只强调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毕竟是依靠少数人的智慧，那是有限的，只有社会的创新能力是无限的。改革之初小岗村的分田到户，是农民自己先发动起来的，农村生活贫困，大家要分土地单干，村民写血书向村长担保，如果出了事，全村人来养村长的家庭，这份血书现在还在历史博物馆里。

搜狐文化：人为来设计制度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

景凯旋：中国已经在自发秩序中依靠社会自身慢慢的调整发展了几千年，应该朝着这个方向走。哈耶克讲的非常清楚，如果人为进行社会建构，必然会造成问题。

建构理性的最后结果是，国家把权力全部拿在手上，形成一个一体化社会，一体化社会之中没有个体存在，没有个人的生活目标，只有国家目标，但如果每个人都一模一样，人人相似，这是一个什么社会？

搜狐文化：那么好的制度设计是什么样的？

景凯旋：我觉得，好的制度设计应当是民意和精英的结合，尊重自发秩序。社会存在没有一个什么最终发展目的，社会存在就是生活本身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