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9日星期二

余英时:习近平强化对维权人士的打压

受中共打压的五位女权运动者
六四到今天已经26年了,过去我讲过很多次六四。26年来中共今天变成了什么样子?特别是在习近平上台两年半左右,习近平对于六四到底是什么态度现在也已经很清楚了。 在十八大刚刚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时候像民主、自由、平等等价值都提到过,好像引起了许多人的幻想,以为他上台以后经过整顿经过打击政敌也会改革,因为他的父亲是对改革很有真诚意愿的人,可事实上是完全相反的。
我们看2015年最近的一些运动,就是共产党抓了5个女权主义者,从这件事情开始引起国际的反响极大。所谓的女权运动者就是5位反对公共交通色狼很普遍地侵犯妇女的现象。这5位女权主义者,有的在北京,有的在杭州,都的在广东都开始在公共场合把一些图片给大家看,引起大家同情,要大家警惕,特别是公共汽车、电车或者是火车上的色狼怎么样来抵抗。当然还有其他的活动,都是争取妇女基本权利的。这个照说在任何国家都是应该受到政府鼓励,不会受到政府干涉的。可是在中国,忽然之间这5位妇女的活动引起了群众的注意就变成了犯罪,'寻衅滋事罪'。这种莫名其妙的罪名把争取妇女的正当权利的,对抗色狼的这种运动变成罪名把她们投入监牢。一直拖到4月13号才释放。释放也是暂时保释,罪名并没有取消。
世界各种人权组织有一个共同看法,这个看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从六四以后,这是中国政府压制言论自由、压制对政府的批评最坏的一个事情,因为很少看到对妇女领袖做这样的不合情理的逮捕运动。全世界都看出来习近平实在是不但不走改革之路,不但不能回到六四以前的一种状态,反而是加强了言论的控制。
换句话说,26年来中国在这方面不但没有进步而且是越变越坏,变成最坏的一个时期了。这个并不光是表现在妇女运动上,最近我们还可以提到像2014年高瑜在4月别逮捕。同样的一个月以后人权律师浦志强也被逮捕,特别是高瑜的案子引起了世界的注意。
高瑜是一位妇女人权活动者,而且已经70岁了。逮捕她的罪名尤其可笑,说是因为她把国家机密向外面透露了。什么机密呢?就是她发表的一篇文章,引用了'七不讲'。'七不讲'是共产党内部的一种宣传。'七不讲'其中最重要的是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能讲;司法独立也不能讲;还有中国共产党历史错误也不能讲。这已经是四个了。总而言之,这种不能讲本来是党内文件下到很低的基层,事实上一般党员都可以看见,谈不上机密,可是他们要把这个'七不讲'变成高瑜的罪名。
有个共产党干部说高瑜最后被判入狱7年,原因就是因为她讲了这个'七不讲',每一个'不讲'判了她一年。这个当然是一个笑话,可是无论如何可以说这种重判对一个70岁的老妇人可以说是出乎任何人的想象之外的,而且这个抗议也是世界性的。但是这次就没有用了。事实上'七不讲'在中国人人都知道,根本就不是一个机密。共产党向来不承认有七不讲之说。现在它以这个来判刑那就表明它的'七不讲'是真的,所以共产党自己也招认了有七不讲之说,而且是国内的机密。机密由高瑜宣布出来就变成了很重大的罪名。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这样的压制言论自由、压制批评政府的自由确实是六四以来所没有的,而是习近平的新的贡献。习近平的贡献不仅在此,而且还表现在比如说浦志强。浦志根本没有做任何非法的事情,因为无论是浦志强也罢高瑜也罢甚至于刘晓波也罢,他们都是讲中国接受一种宪法或者加以修改,变成一个现代的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他们从来没有任何意图要做土地革命运动或者用暴力达到目的的运动,这些都是非常和平的,在任何国家都是可以被允许的。只有在中国,因为中共实在是怕得不得了,怕苏联垮台这件事情会在中国重演。所以,民主自由在习近平统治之下是不必考虑的,没有实现的可能。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觉得非常泄气的。将来中国怎么演变,我们只有看事态怎么发展了。

(RFA根据作者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校)

梁京:"东方之星"翻沉事件折射的当下中国

图: 追查事件真相的一切努力都受到严重的阻碍……

"东方之星"翻沉事件,不禁让我想起了四年前发生的"7.23"动车追尾事故。虽然时隔不算太久,但中南海已经换了主人,中国也从微博时代进入了微信时代,政治格局和舆论空间,都有了重大变化。

不难看到的是,官民对立并没有缓和,而是比四年前更尖锐了。事故一出,当权者的第一反应就十分紧张,未经调查,就以国务院的名义定性船沉是"大风大雨造成的"。言外之意,就是民间不要像当年动车事故那样,把政府当作舆论批评的靶子。虽然习近平行事风格很高调,而且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故,许多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会直接面对人民,但他还是不敢这样做,因为他知道当局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太紧张。

四年前的动车事故发生后,大V们在微博上发动的煽情舆论,令当局受到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习近平吸取了这个教训,上台以来,他不仅对网络上的敢言者进行了系统整肃和打压,还组建了自己的队伍,"抢占舆论高地"。在这次"东方之星"翻沉事故引发的舆论攻防战中,这支队伍果然派上用场。结果,却是帮了当局的倒忙。明知沉船中几百人生命无望,家人处在煎熬之中,《人民日报》却发出了"救援一线,中国最帅的男人都在这啦"这样不可思议的文章,让世人看到,当局的舆论队伍,竟然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

对比之下,微信中的民间舆论,比四年前微博时代又有了进步,令当局矫揉造作的煽情舆论更难以容忍。这可能与微信更适合小众化的交流有一定关系。这种交流不仅能产生有深度、有分析的文字,也能更迅速地传播开来。

笔者通过微信收到一个段子,"我眼中的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就是一例:

1)内河船吃水浅、重心偏高,这是设计问题,背后是标准问题;2)船只多次改造,加剧重心缺陷与逃生障碍,这是监管问题;3)涉事水域天气恶劣有预报,但该船长未重视、未采取正确措施,这是犯罪问题;4)船舶公司对下属船只放任,这属于管理问题;5)江面气候恶劣,不适宜航行,但只有预报,没有限行措施,这属于机制问题;6)出事后,限制报道,这属于党性问题;7)部分媒体过度煽情、洗地,这属于人性问题;8)大风暴露了上述一切,是最后一根稻草,风是唯一凶手,企图判风死刑,这是智商问题,以此欺骗大众,在互联网时代还这样做,是组织集体智商问题;9)把丧事当喜事办,不是他们家风俗问题,是他们几个人的精神问题。

可以说,这次有关"东方之星"翻沉事故的官方与民间的舆论攻防战,民间还是占了上风。不过,这并不能让我对中国的事情变得乐观起来。因为这个事件让我看到,虽然民间赢了,官民舆论之争,也不能有效地改变国家强、社会弱的大格局。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遇难者家属的处境。在巨大的国家机器压迫下,遇难者家属的心声在国内媒体上完全听不到,外媒的报道也受到很大的压力和管束。最悲哀的是,你看不到中国社会像正常社会那样,对遭遇这场飞来横祸的家庭立即伸出援助之手,这固然是因为有组织的社会,比如宗教和慈善机构本身就力量不足,但更重要的是,政府越来越将社会有组织的自助和自救视为对自己的威胁,把遇难者家属视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因此,非动用一切手段,把遇难者家属置于当局的全面控制之下不能安心。

事实已经并且将继续证明,政府应对事故的这种办法,完全无助于防止"东方之星"这样惨烈的灾难事故再发生,更不会消解中国的官民对立。等到国家把社会彻底压垮的时候,稍有风吹草动,国家就会与社会一同崩塌。到那时候,能够逃出这种劫难的人只是极少数。这就是此次"东方之星"船难最令人感到可怕的隐喻。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2015年6月8日星期一

陈闯创:我说了,我就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谈“六四26周年:留学生致国内同学的公开信”

陳闖創在國會山對美國之音談對六四的認知(VOA視頻截圖)

首先介绍一下关于这封公开信的写作和发表后的情况。我和公开信的主笔人古懿同学早就认识,去年在华盛顿纪念"六四"25周年的活动上意外重逢。我事先并不知情他写这封公开信,他是写好之后立刻把草稿发给我征求意见。我仅就几处细节做了改动,并特别提醒他就相关细节向当事人认证及征求行家的意见。然后,我就立刻征集联署,半天内找到8个留学生签名。我们原想尽量多征集些签名,并认真再修改一下公开信,等到"六四"前夕,找个合适的场合发表出来,没想到第二天就有人把这个草稿在网上发表了,而且有些网站已经转载了。我们只好赶快把已有12人签名的公开信的正式版发出去了,匆忙之下还漏掉了一位徐闻同学的姓名。
从签署公开信至今,我都认为这件事的象征意义远比实际意义大,尽管我预料到最终不会有很多人签名。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年轻一代中第一批发表关于"六四"的公开信的,3年前(2012年)就有8位在美国的留学生发表了一封口气较为和缓的致胡锦涛和习近平的公开信,希望中共十八大可以平反"六四",并呼吁中共遵循普世价值,摒弃一党独裁。大家知道,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很多人对中共进行政治改革抱有期待,所以他们这封公开信的平和口吻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便如此,当时也没有更多的人签名,而且也没有引起较大的反响。
没想到我们这封公开信发出去5天后,中共的《环球时报》就刊发了匿名社评来抨击我们。更出乎意料的是,中共在几个小时后就心虚地在网上删掉了这份社评,实际上,这对公开信起到了更好的广告效应。截至6月3日,我们统计有五十多所国内外学校的学生在公开信上签名,其中有国外的30多所院校,包括哈佛、哥大、UCLA等;国内有十几所,包括清华、中科大、复旦,甚至还有一些中学生;当然还有些香港、台湾的学校。虽然签名人数仍然不多,但分布如此广泛,还是让我们感到鼓舞。有些人说签名需要勇气,确实相比那些同意我们公开信但不敢签名的人,我们的勇气是大了一点点,但比那些在国内并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人,我们这点勇气算不上什么。
虽然《环球时报》的社评为我们的公开信做了很好的免费广告,但我对社评中的内容坚决不同意。社评就我们公开信中对"六四"屠杀的事实描述避而不谈,却臆想公开信的出台过程,并且捏造出所谓"六四"亲历者的"共识",最后还就如何看待历史问题自打嘴巴。
比如,社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的信像是被人手把手教着写出来的、充满民运味的极端观点。这个评论有错有对。古懿早就说清楚了,这信是他自己用3个小时一气呵成,没有任何人指教他。至于说信中充满民运味的极端观点,那就对了,我们对此感到光荣。中共习近平政权两年多来倒行逆施,变本加厉地推行集权专制,大肆抓捕民主人士和维权人士,我们当然不能再像3年前那封留学生的公开信一样口气和缓了。事实也证明,正因为我们在公开信中说到"刽子手不配为受害人平反,但是屠夫必须受到审判",才逼得中共做出反应。
社评第二段说,假如这封信真是留学生写的,那就说明这些人在国外被洗脑了。这真是可笑,洗脑只能是在信息封闭的情况下才能出现,比如《环球时报》社评所承认的有网络屏蔽的中国。而我们来到言论自由的美国,又怎么能被洗脑呢?实际上,古懿和我都是早在国内时就知道"六四"事件是共军开枪镇压平民,但那时我们没有任何机会就此事进行公开或即便是较小范围的讨论,只有在来到国外之后,接触了幸存者,获得了更丰富的信息,避开了言论审查对人们思考的限制,我们才可以直接讨论这件事,从而认识得更加清楚了。所以,我们在国外经历的不是被洗脑,而是反洗脑、"去"洗脑。
《环球时报》又说,当年亲历"六四"的青年学生在反思之后大多改变了观点,达成共识,让这一页翻过去。这段话无耻到了极点,也和我的亲身经历完全不符。即便大多数"六四"亲历者口头承认这种"共识",恐怕他们中间没有几个人会不清楚,这实际是建立在中共暴力专政和言论管制的基础之上的。所谓"翻页",实际上是中共试图完全抹去人们关于"六四"的记忆。在国内,批评"六四"不被容忍;敢于挑战官方对"六四"的说法则会被抓起来,比如谭作人、浦志强、于世文等等;在公开言论中,就"六四"这个词也不能提。总之,绝少有"六四"亲历者会讲述自己的经历和观点,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
早在1990年,我刚识字不久,在地上看到一张旧报纸,其中提到"六四"事件,我很纳闷这两个普通的数字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就捡起报纸问家里的长辈,没想到他们严厉制止我询问,让我不要再想这个词。话说回来,在我出国前,我仅两次听过"六四"亲历者在只言片语中谈及此事,都是对官方的负面看法。2004年时,中共狂热地鼓吹邓小平百年诞辰,我那时虽然已经知道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中下令开枪,但这丝毫尚未影响到我对邓的好感。有一次,我正津津有味地看邓小平的电视纪录片,一位长辈拿起遥控器就换台了,还鄙夷地说"再怎么讲他也还是个屠夫"。这话当时令我非常震惊,是啊,我是知道邓在"六四"中的责任的,但此前根本就未想过亲历者没有忘记邓这桩罪行,而且历史也会对此做出评判。后来,另一位长辈私下对我说"开枪的帐早晚还是要算的",其实他没提"六四",但我知道他是在说这件事。这些都清楚地说明,如果不是中共严厉的言论封杀,所谓的"翻页"根本就不可能,这也是为何我们在公开信里说"真相随时可能大白、繁荣随时可能崩盘"。
社评还说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尊重这些现在50岁上下的"六四"亲历者,不应越俎代庖,狂妄地为他们代言,这只能说明《环球时报》的无知。二战后,德国人在对纳粹的反思中,恰恰是那些没有经历过纳粹的年轻人因为没有历史负担,更能积极地投入。中共的统治远比德国纳粹统治更糟,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害者数以亿计,又有多少亲历者讲述出来?所以这更需要年轻人努力去探寻真相。文革结束将近40年了,虽然官方彻底否定文革,但由于官方的压制,部分档案被销毁,很多亲历者已去世,文革真相已经不可能完全被揭开了。"六四"过去26年了,虽然中共肯定"六四"镇压,但却禁止人们谈论,所以人们对当年之事仍然没有充分的讨论和认知。"六四"惨案和"八九"民运亲历者众多,虽然有不少人讲述过当年的经历,但比起当年介入运动的人数仍然非常有限。我担心的是如果中共独裁长期持续下去,"六四"的大部分真相或许将被掩盖。
最后我有个感觉,《环球时报》在文中屡屡污化民运人士,这实际上表明共产党对年轻人接触国外的民运人士感到恐惧,因为一旦年轻人敢于接触民主运动参与者,他们就能感受到民运人士的理智、勇敢、正气和爱国之心,并且发现中共那些所谓民运人士靠"敌视中国力量的资助,讨些残羹冷饭"的说法完全与事实不符。所以,我既希望民运前辈能更多地接触、鼓励后来者,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勇于突破中共的限制,去接触民主运动人士。
                                    2015年6月6日 于纽约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8期  2015年5月29日—2015年6月11日)
【附录】
陈闯创发表的所有文章  http://cdp1989.org/author/river

Sylar:官方文宣中透露出的线索

图:苏童、毕飞宇、阿乙等中国作家纽约书展受冷签赠会无人问津


经常有网友表示不理解:官媒的公信力已失,为什么还要看它们发布的消息?在当局严格的宣传垄断和信息审查之下,相关中国内部的一手资讯,信息源大多在墙内,与此同时,外媒采访遭受阻碍的程度越来越严重,只能从大陆媒体的消息中挖线索加以分析。如何在满纸荒唐言的官媒文宣中筛出有价值的新闻线索,一直是新闻分析的主要功课,也是关心时政资讯的大众应该掌握的技巧,尤其是不方便翻墙的大陆网友。

◇官媒删稿引发联想

举例:环球时报(六四)、凤凰网(纽约书展)

本网曾有报道,临近六四26周年,海外有中国留学生在网上发布公开信给国内学生,指希望大陆学生了解六四历史真相。公开信在海外网站流传了近一周后,党宣《环球时报》发表了一批名为《境外势力试图煽动八零后九零后》的社评,批评公开信以凶悍语言,攻击中国现有政权,就八九政治风波发表充满"民运味",照抄海外一些势力的话语歪曲26年前发生的事。又指写公开信的八、九十后在国外被洗脑。

因为六四相关话题多年以来一直是当局严控的重点,六、四、八、九几个数字在墙内都不能连起来发布,不止民间不能提,就连官媒也不可以做任何形势的舆论引导,于是这篇社评显得尤为抢眼,迅速引发墙内外关注,但几小时内便被全网删除了。

该社评中称"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那批青年学生今天大约50岁上下,他们是最有权利就那件事发言的群体……现在的青年学生如果对当年的事情感兴趣,首先要搞清楚那个当事群体如今的态度,尊重他们的集体认识",尚未被删除时,就此段文字有分析认为,或许当局对舆论管控有了足够程度的自信,准备正面这个话题加强舆论引导?或许还会找几位五十岁左右的亲体制名人按照当局安排好的措辞伪装"现身说法"?但这个可能性非常低。掩盖一段历史相当困难,当局永远无法为当年的施暴自圆其说。至少此时浦志强案的关注度持续高温,浦志强本人为大众所知晓的众多标签之一就是六四亲历者,当局基本无法控制舆论不涉及相关联系。

但稿子删除了,于是另一个线索浮现出来:胡锡进为什么如此胆大,竟敢在未"接旨"的情况下发布这样的文章?"环球时报是选题最自由的媒体"这一观点一直被大陆地方媒体人所公认。这是一句暗带嘲讽的评价,指出的背景是环球时报被当局高度信任,主编胡锡进的忠心和洗地能力被认可。此文之所以能发表大致有两点可能性:1、环球时报对自身选题权限的骄傲;2、胡锡进表功过急,透露地位危机。

传统相声里有个著名段子叫《扒马褂》,捧哏为了借一件马褂而百般为大肆胡说的逗哏接盘洗地。胡锡进和当局的关系就如这里面的捧逗,当局的恶行恶言中各种漏洞及引发的公众舆论危机,胡锡进都能将其掩盖、洗净抹平,也是民间称其为"叼飞盘能手"的原因。但他的风格尤其是近年来在网上的声名已令当局大失颜面,相比下,胡舒立和她的《财新》尚未被广泛质疑,身为红二代的胡舒立不论是政治面貌还是其风格培养起的公众形象对当局来说都是靠谱的,做为可控的意见者,在当局眼中有超越胡锡进的利用价值,其地位已在习近平政府治下大幅提升,财新进入网信办白名单就是实证。胡锡进"失宠"近在眼前,紧迫感令其更为卖力,于是此文基本可视为上述心态下的强舔之作。但胡锡进短期内不会倒台,在当局角度上看,除了不可自我否定之外,也尚未抓到其把柄,更有,紧迫感能带来更多尽心尽力,也不失为利势。

审查不可能从选题上全盘覆盖,更多需要媒体单位的自我审查,以罚款甚至撤职等惩罚形式培养起来的"红线意识"已相当鲜明,记者很明白哪些内容不能采,编辑深知哪些稿子不能发、哪些细节需要删减或削弱比重。但即便如此也无法确保完全过审,于是紧急删除的情况在网络文稿中较为常见,原因大致属于在传播中发现其引发的负面舆论难以掌控。

近日另一则来自凤凰网的消息也是被迅速删除了:《苏童、毕飞宇、阿乙等中国作家纽约书展受冷 签赠会无人问津》。消息称:纽约书展上,超豪华的500人中国作家团现场遇冷,国内知名作家的英文图书赠书台几乎没有读者前来领一本免费的英文图书。该消息在墙内一时广传,网友议论纷纷。众所周知,消息中列举出的几位作者都是被审查筛选出来的"良品",他们在海外的展示是中国当代文学方面的所谓"国际形象",遭受冷遇则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对审查的唾弃。采写该消息的记者似乎有为其抱不平的意思,但很显然,消息本身已令当局的审查机构丢了脸,被删除是必然的。同日,另一则同样是对纽约书展的报道,来自被大陆严格封锁的纽约时报中文网,题为《纽约书展中国走红,中国作家抗议出版审查》,这篇稿子在大陆平台上是看不到的。

◇文宣"等级"看维稳态势

举例:屠夫吴淦案

官媒新华社27日报道:网名为"超級低俗屠夫"的福建维权人士吴淦因涉嫌寻衅滋事罪及诽谤罪,在周三被福建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同日,另一重量级官媒《人民日报》以《揭开"超级低俗屠夫"真面目》为题对吴淦大泼污水;此前25日,央视《朝闻天下》栏目曾以《网民"超级低俗屠夫"吴淦被拘真相》为题报道了吴淦被南昌警方行政拘留的消息,长达12分钟之久。

前政法大学教授张雪忠评论指:最近两年,这些中央级的官媒为了配合当局对言论和民权的打压,已经堕落到了连最起码的脸面都不顾的程度。

一位民间维权人士就让当局一次性动用了三大党宣法器,同等惊人"待遇"的案例几十年来屈指可数。如此高调,完全不考虑自身负值公信力引发的负效应(官媒的批判等同于加冕,早已是民间共识),明显做的是舆论声势,针对的是模式和性质,而非仅限于具体人和事。同时也验证了,维稳已成为中国政治核心的一部分。

做为行动者,吴淦的"杀猪模式"颇具特色,既能彻底脱离体制局限,掌握主动权,又能合理利用网络优势,在传播和召集等重点方面发挥能力,对传统维稳形成有力挑战。政治学者温克坚的解析很明白:"通过邓玉娇案件的出彩表现,屠夫(吴淦)成为中国社会运动O2O模式的重要一环,这种模式通过人际资源整合,把网络热点事件转化为线下压力行动,逼迫体制做出反应"。时评人莫之许的分析更为透彻,他指出:此为针对以其为核心节点的死磕(律师)+围观(公民,访民)+舆论和动员(网络)的模式进行大合围式打压的开端,维权律师和活跃围观群体是其下一步打击目标,开端既已如此强势,运动式打击的后续展开,可能会更加出人意料。

死磕式抗争做为普通维权的升级版,以其坚决不合作的态度早已被当局纳入维稳重点。网络维稳是以传播能力(影响力)为标准的,对应的线下维稳则是规模(气候)。为确保治理秩序,当局不会允许任何一种抗争形式得到有效结论,从早前的局部熄火、重点监控到如今的针对模式的打压,进深度明显升级。吴淦的"杀猪模式"看起来属于个体对抗,不形成明确组织,但因其巧妙有效易于形成气候的优势,正在被更多抗争者效仿。抓捕一两个人是没有用的,当局启动三大官媒联手掀起声势,应该是为彻底根除这种抗争模式而来。

社交网站上的舆论管制手段有删帖、屏蔽(只有自己可见)、限制传播(取消转发按钮)、转发评论内容不可见(遮蔽负面声音)等,能引出线索的特征包括局部五毛密度、被收编和统战的大V对话题的反应速度、立场倾向,以及敏感词更新和禁令。

舆论维稳主要有防和控两种模式,"防"是指对那些必须公开但又可事先意料到其很可能引发大面积舆论反驳的消息或话题,大多属于长期敏感话题的相关突发,或者专为舆论造势而作,如新疆恐暴、西藏人权、双边关系、香港独立、大型群体事件(维稳事件)等。网信办的"约谈十条"发布后,各网站为免于被约谈都在加强自我审查力度,同时还要维护活跃度、营造表面繁荣,又需谨慎注销账号,只能在磨合中挤兑出临时的"平衡"。

舆情经验显示,涉及上述话题的内容引发的舆论多半会大范围倒向异议,短时内形成不可控局面,未免于此,在消息发布之初,后台便将其设置为"转发/评论内容不可见",有舆论引导需求时,还会调用大量五毛在评论中灌水。为了展示"受关注度高"而如常显示转发评论数量,结果便形成一种奇葩的视觉效果。

另外,"控"指的是不在上述长期敏感话题内的突发消息,在传播过程中出现预期外的失控,于是紧急关闭转发或删除内容。如5月10号消息:贵州毕节五一"中国梦"主题歌咏比赛,现场舞台塌陷,造成8人受伤。该消息的微博帖文字部分并没有"中国梦"三个字,如果不点击链接,应该不会发现这一槽点。但舞台剧照的配图漏了陷,跟帖中一片嘲讽,于是在被转发七百余次后关闭了转发内容。

◇社交网站舆论维稳

举例:庆安枪案(徐纯合)、兰州日报(赵文)

近期关注度最高的话题之一就是庆安枪案。对当局来说,该话题包含几个敏感点:截访、维稳持枪权和开枪权、官媒记者被传受贿、"袭警"的尺度。

对于袭警与否的质疑是最初级的,也是最为普遍的,当局利用央视公开视频的方式以期对大众质疑封口。这是个强制定调的姿态,已顾不上考虑央视的公信力问题。意料之中,民间舆论并没有在当局所谓"真相"的展示下得以平息。很明显,当局有意识到这一点,当日午间时分,新浪新闻官方账号@头条新闻 在发布视频消息时采取的是直接关闭转发内容的方法,截止30号截屏时间,该消息显示转发量为九千四百余次,而浏览评论可见,近乎百分之百的五毛和自干五,明显是硬性文宣。

硬性是必然的,在大维稳局势下,当局需要利用此案从概念上形成持枪合理、开枪合法的惯性。有评论讽刺说"连弃车保帅的戏码也顾不上演了",其实并不需要弃谁保谁的考虑,即便不保帅,如以反腐的理由裁撤事发地方的官员,也属于趁机清洗,已无关此案。
定调是基础,下一步就是在舆论引导上做文章,将民众注意力牵出开枪合理性的问题。为完成这一任务,@头条新闻 使用了一个"舆论场"的标签,利用大众语系中的"真相"一词假扮公正,原帖:"【庆安事件不能止于对警察开枪的调查】徐纯合为何封堵通道阻拦旅客进站?在警方的调查信息中,忽略了徐纯合'犯浑'的主观动机调查。对于警方合法正当执法带来的后果,当地政府为何要先行与死者亲属签订补偿协议?当地铁路警方又为何要捂盖子捂这么久?真相还不够完整。http://t.cn/R2hU1LV "。

截止截屏时分,该帖显示转发量为两千七百余,内容同样不可见。评论内容是可见的,大致九成五毛,其余少许质疑内容也处于中立的态度,令其表面看上去一片"稳定和谐",但很显然,此处的"舆论场"已成当局的包间。

虽然央视受贿的消息被证不实,但暴力截访一直是民间情绪的燃点,当局需要针对性"灭火",使用的方式依旧是人品抹黑。@头条新闻 紧接着发布了一则"其人其事"味道的帖子,原文:【徐纯合是个怎样的人 当天是否要上访?】据村民描述,庆安枪案死者徐纯合"不务正业,好吃懒做,有钱就买酒",家里很大一部分钱都花在喝酒上,喝完酒经常打孩子。徐纯合的堂弟则透露,徐肯定不是去上访,而是去乞讨,因为"上访也不可能去大连,黑龙江的事辽宁管不着。"http://t.cn/R2PZzfW  该帖一样是转发内容不可见,评论中的五毛密度相对稍少,大致七成左右。留存一部分公众舆论的原因大概有两方面:一来话题属于相比下的次重点,二来全面一致显得过假,也可趁机考察下强行定调后的民间态度。

同日,也是@头条新闻 发布了另一则枪击案消息,此案中开枪者未标注身份,但看上去不是警察。这则消息穿插在庆安枪案舆论引导的数个帖子之间,疑似有意在"社会稳定关系重大"这一概念上旁敲侧击。由于同为枪击案,其带来的关注度几乎和庆安枪案持平,但评论转发内容皆可见,有观测舆论情绪之意,且该消息应该不在网信办规定的防控重点范围内。

被"预防"的敏感点都属于现象型,也就是说,管控并非针对独立事件,而是其属性、存在背景,包括牵连的"概念"。比如庆安枪案,对应的是暴力截访和持枪权,近日另一则热点消息:"兰州日报记者赵文在微博发帖被停职",对应的是体制内媒体人意识形态整肃,也就是早前习近平所说的"不能吃饭砸锅"。

该事件起因是赵文用自己的微博账号在"烟台市某警察执行公务时被刺死"的消息下面跟帖留言。甘肃党媒《兰州日报》在上周四发表声明称:"赵文在其个人腾讯微博和新浪微博发表不当言论,伤害公安干警及家属的感情,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经5月28日报社党委(社委)会研究决定:从即日起停止赵文编辑工作,接受报社调查,并做进一步处理。"

但并非所有敏感热话都必需关闭转发评论内容,做敞开评论处理的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有目的的收集舆论,属于"公示"型;二是消息本身不在网信办舆论防控黑名单之列,网站有意炒热点,重要的是认为负面评论可控。兰州日报的消息大致属于前者。@头条新闻 对此的报道帖下面没有关闭转发评论内容,显示评论有千余条,其中约七成左右五毛和自干五。

近来已出现多起官媒从业者因发表不满体制的言论而遭受惩罚的事件,整体上看有运动式清整的味道。上个月,央视主持人毕福剑因在酒席间唱评《智取威虎山》丶调侃毛泽东而被封杀;《长江商报》执行总编赵世龙因撰写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文章,被认为与当局的观点冲突而被迫放长假,同时该报多名记者被逼离职;在去年11月,浙江党报《嘉兴日报》评论员王垚烽因发表支持"占中"及"亡党"的言论遭解聘……这些消息的报道在当局看来是做为"反面教材"的存在,于是官方希望由此把握舆情方向,也就是"受教成效"。但对于这类话题,民间的反驳声音相对较低,主体理由是不同情体制内的被清洗,但也有一部分直指言论管制的批评,其中少量出自同行人士的"物伤其类",另一些来自民间的正面反对者,抗议极权扼杀言论自由的行为。网站的自我审查会进一步削弱这些反驳声音的传播能力。

◇纯舆论文宣

五毛出没的速度之快和密度之高,是纯舆论文宣的外观特点。一般需要运用这类文宣的政治背景都属于长期敏感,且在相关方面大陆政府处于弱势、理亏或被动的局面,于是需要舆论造势加以掩盖。有点儿像俗话说的"剧情不够,台词凑"。

举例:马来西亚遣返香港民运领袖、日本地震

本网曾有报道,香港学运代表黄之峰应邀赴马来西亚参加"六四26周年纪念论坛",但被与中国政经关系紧密的马来西亚禁止入境,并遣返回港。马来西亚的绥靖行为引来中国网友强烈批评,但该消息在墙内看不到。两天后,官媒环球时报发布了同一则消息的另外一部分: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赴马来西亚参加同一会议被遣返,标题中称梁国雄为"香港反对派议员",意在暗示香港大局是亲北京的。为绕避"六四"二字,消息全文未提及论坛名称。

看起来黄之峰的名字已在大陆敏感,程度超过梁国雄,以至于同一则消息被大陆官媒做局部报道。评论转发内容都可见,但明显做了删减,留存的几乎全部是辱骂香港民主人士、力挺马来西亚行为的观点。
雨伞革命后,北京全方位加强对港管制,香港自由度大跌。但北京当局仍不放心,至少无法干涉香港的游行和结社自由,且港人的独立意识正在一定层面上提升,抗争重来随时可期。于是北京开始对内挑拨港陆矛盾、对外经济拉拢周边国家绥靖,该消息就是做为纯舆论文宣出现的,利用封堵异议加五毛团队集中渲染的手段,以期形成貌似一致性反占中的舆情外观。然只是外观而已,其本质透露的依旧是北京当局的紧张心态。

30号晚间,陆媒转载NHK消息称:日本小笠原群岛海域当日下午发生了8.5级地震。一小时后用关键字在墙内搜索相关评论,显示大批疑似五毛出没,到处可见民族主义味道的跟帖。

此前消息,日本朝野政党数十名议员于4月21日参拜靖国神社。在当日下午的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对日本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安倍)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保证日本不会再发动战争,他会建立一个和平的国家。"

日本首相安倍与习近平于去年11月APEC前夕在北京进行了首次会面,被评论认为"两国关系略有回暖"。但那场会面只持续了25分钟,关于东海那几座造成了中日核心矛盾的岛屿主权问题,双方只字未提。

中日岛争的形式已不限于海域动作,意识形态上的较力中国方面显得颇为积极。去年不仅新添了"抗战纪念日放假一天",年底还举办了"南京大屠杀公祭日",连日本灾难消息都不放过,调集大量五毛渲染民族主义情绪。日本主流媒体在报道"公祭日"消息中引述神田外语大学教授兴梠一郎的话说,"中国在国民对贫富悬殊和贪污腐败强烈不满中,以刺激爱国心来团结国家,谋求增强习近平主席的凝聚力"。当下,中国当局不得不应对的是经济低迷、民间抗争和自身腐败的三面夹击,强化意识形态和升级维稳等手段,都透露其面对自身统治稳定危机的紧张意识。


——网友推荐

杨光:是“布大局”还是“顾大局”?

何以"布大局"
周永康庭审延期,令计划无声无息,"江苏帮"摇而不坠,郭伯雄坠而不落,胡温贾高调亮相,"庆亲王"愤怒反击,猎狐令雷大雨小,王岐山访美无期……正当人们对习、王打老虎是否遭遇"联手反扑",还能不能继续打下去感到怀疑之际,5月22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忽然"报料",说中纪委一直都很忙,中央正在"布更大的局",原话是这样说的:"中纪委已有段日子没'上头条'了。这让一直在猜'下一个大老虎是谁'的人不禁犯起了嘀咕:'老虎'落马速度变慢了,难道是中央反腐力度减弱了么?不然!看似'低调'的中纪委其实一点都没闲着,综合梳理近期的信息,我们发现,在经过两年多轰轰烈烈地'拍蝇打虎'后,中央反腐正进入新的阶段:不再局限于一城一地、一人一事,而是着手布更大的局。不敢腐不是终点,不能腐、不想腐才是中央的目标。"
所谓"更大的局",按《人民日报》的说法,可以从下面两件事情看出端倪:一是"地方纪委书记密集换将",多半省份都换了,绝大多数是"中央空降"和异地调入,本地升迁的只有两人;二是王岐山宣布"要修改好《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此前已经出台了地方、央企纪委正副职和中纪委派驻纪检组正副职的三份《提名考察办法》,也就是说,省部一级的纪委人事大权已经完全掌握在老王手里。《人民日报》说,"选人用人"就是"一盘比打一百个老虎更大的棋局"。联系到军队、内卫、国安系统也都在密集换将,暗示十九大之前权力要分配、人事要更新,反腐王家将、治国习家军,或许,这就是悄然展开的"更大的局"?这不禁让人想起"林副统帅"那句名言,"这次要升一批人的官,罢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
当然,习、王的粉丝和对习、王打虎抱一厢情愿幻想的人们并不是这么理解的。他们认为,"布更大的局"就是要打更多、更大的老虎,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要打到"庆亲王"(曾庆红)甚至"铁帽子王"(江泽民)那一级。习近平、王岐山是否有过这样的打虎规划,外人不得而知,但打草惊蛇、敲山震虎的小动作、假动作的确是有的。这些动作起到了什么效果,似乎不可乐观,以江、曾的政治能量,即使全都起了反作用,也不足为奇。至于《人民日报》所谓"布更大的局",则恰恰相反,如其所言,"布大局"是要从解决"不敢腐"转移到解决"不能腐、不想腐",潜台词是, "治标为主,打大老虎"的习、王反腐战略即将被放弃,转而回归到"惩防并举,重在预防"、"标本兼治,治本为主"的江、胡反腐常规——而众所周知,在上层皆老虎、下层尽苍蝇的中共政坛,"标本兼治"往往是一句空话,是治标不力的托词。
所以,"布大局"的意思其实是:把重要岗位、关键位置尽量换成自己人,此后,打老虎的事情也就"进入新的阶段",要顾全大局、适可而止了。但是"人民群众"已经被风风火火的打虎运动吊起了胃口,期望值越来越高——那就对不起,只好拿"布大局"的漂亮话来搪塞了。
何谓"顾大局"
5月25日,中纪委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讲政治,顾大局》的奇文。说是奇文,是因为它把本应在内部会议上秘密传达,只许耳朵听、不准作笔记的内容公然搬上了台面——这一来,就把传言中的"选择性反腐"、"主席让咬谁就咬谁"的反腐真相大白于天下。这篇文章说:"中央纪委和各级纪委在党中央和同级党委、上级纪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对违纪违法干部的审查都是经中央和同级党委批准进行的,历来如此。"这意思是说,哪怕线索再多、性质再重、案情再大,也不一定就要去查;如果中央和同级党委不批准,办案人员是不能碰的——而且"历来如此"。
还有更详细的解说:"反腐败工作高度敏感,无论对哪个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进行审查,必须把规矩进一步明确起来,加强请示报告。这不是一般的工作程序问题,而是政治立场、政治纪律问题。管纪律的更要守纪律、守规矩。纪律审查进展情况特别是拟立案、重点初核案件,要事先向分管领导报告,分管领导也要及时向主要领导报告,之后再正式行文请示。决不能先斩后奏,更不能搞倒逼、'反管理',把事儿办得差不多了,甚至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再往上一端。在纪律审查工作中,不仅要报告结果,也要报告过程,这样才能有'领'有'导',才真正叫领导。这既是对上负责,也是工作程序,更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做得越扎实越好。"
这段话非常离谱,它告诉各级纪委办案人员,如果发现了苍蝇、老虎,不仅无权独立办案,就连"正式行文请示"也不可以,而要先通过非正式渠道向"分管领导"、"主要领导"报告,得到领导的明确授意之后,才可以假模假样"正式行文"、"请示立案"。打虎拍蝇的标准不在于贪腐证据是否确凿、充分,而在于"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是否同意,这就是"讲政治,顾大局"。换言之,如果"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事先不知情,你就胆敢"先斩后奏",甚至"把事儿都办得差不多了",那就坏了规矩,非但无功,而且有错。有什么错呢,说白了,就是让"分管领导"难堪,让"主要领导"尴尬,领导本来不想查的人,让你逼到墙角,不查说不过去;领导不敢办的案子,让你用充分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倒逼"着,只好硬着头皮去办,这不是让领导穿帮的节奏?难道你以为习近平的豪言壮语"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凡腐必反、除恶务尽"竟是真的不成?
《人民日报》声称"布大局",无非是虚张声势,打虎不顺,自己找个台阶下。中纪委强调"顾大局",却一不小心说出了不足为外人道的选择性反腐秘辛。在这个意义上,"布大局"与"顾大局"看似对立,实质上是一回事。
                                       2015-5-28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8期  2015年5月29日—2015年6月11日)

2015年6月7日星期日

王容芬(旧帖):纪念六四和一位六四老人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黄苗子

正在给法兰克福汇报写一篇文章,为已故诗人奥斯卡•帕斯提欧"线人案"辨冤。陷他的人里有话语权极大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句话置人万劫不复,何况人死不能开口。我无籍籍名,只能剥茧捯丝,发掘湮灭的事实,还原历史。
屏幕一闪,邮箱显示一封新邮件,标以 "父亲",发件人是Huang Dawei。预感不好,打开,果然是苗子先生走了:"父亲已于八日上午十一时二十七分离开了我们……遵循他生前的遗嘱,我们决定不搞任何活动,仅以三个儿子的名义发布一个简单消息。"
前年春节回京,先生刚刚经过一场大劫,住在朝阳医院,尽管每周三次透析,仍招集子媳为我洗尘。见面时,先生避开轮椅和护理员,陪着我从电梯口一直走进苏浙汇。一个身材矮小的巨人,定力之大,让我仰服。席间,先生问我:"你在德国,怎么会知道我心中想什么?"我不假思索答:"心有灵犀啊。"先生开心大笑。回到病房,这也是先生的画室,画架上是创作中的《狩猎图》、《农作图》、《祭祀图》。先生问我:"《燧人氏》、《庖牺氏》后面还写谁?"我说:"《女娲氏》。"先生当即许愿:"我给你写字,你写多少书,我都给你写字。"
去年春节回京,得空便去朝阳医院看望先生。每去一次,先生都送我一本书,题款风趣:"容芬大姐二次晤"、"容芬大姐三次晤"……返回德国之前去医院握别,先生的手又轻又软,一撒开怕就要就化成气缕。不得不分手时,我说:"明年见!"病榻上,先生会心笑了,连说"明年见!明年见!"那张绽开的娃娃面像是注释《老子》:专气致柔,能婴儿乎?
秋天,故宫博物院在神武门举办黄苗子郁风艺术展,题名"艺缘"。大威夫妇来访时,带来一本沉甸甸的《艺缘》画册,故宫博物院编,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他们回去后来信说,先生情况艰难,靠鼻饲,不过神志清醒。我买了提前回京的机票,下周起飞,先生却等不及,先走了。此时,先生该到郁风身边了吧?
翻开精美的《艺缘》画册,前三幅就是我看到的创作中的《狩猎图》、《农作图》、《祭祀图》。第四幅题名《国殇》,先生送过我版画,四把大火,中间一个黑绿相间的人,双膝外屈立地,两臂内弓托天,像在承受炼狱里熊熊烈焰。送画时,先生告诉我,中间那个撑地托天的是个"六"字。画的上方题:"身既死兮 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庚辰秋日写屈原《国殇》,苗子"。一枚"多味居"印,多少风雨感慨!22年前黄先生卧病书《光明》,郁风先生捧着两个大字到广场义卖。他们的好友吴祖光先生在国外开会,发来电报嘱妻捐款,新凤霞先生摇着轮椅,抱着现金送到广场。
怀忧若苦,愁思沸郁。如今,饱受诬陷的屈原、帕斯提欧、黄苗子都解脱了。三人中,黄先生最长寿。大威信里说:"今年元旦,父亲还高兴地对我们说:'我今天一百岁了!'"黄先生一生追求完美,今天画上完美的句号,人间天上,都圆满了。

2012年1月8日,莱因风雨中。


——原载《纵览中国》

茉莉:鲜为人知的“新加坡的伤口”——李光耀制造的“冷藏行动”

如果用地质学的眼光来考察政治历史,那么新加坡,一个洋溢着热带风情的花园城市,其表面好像光滑而色彩斑斓的页岩,但在其层层叠叠的地层深处,隐藏着凝结受害者血泪的黑色化石。
今年一月中旬,在新加坡繁华街区的宽敞书店,我惊讶地看到一排排书架上摆着的《李光耀传》,令我记起文革时中国书店里摆满《毛选》的情景。而后,朋友带我走进牛车水地段不起眼的草根书室,我在那家中文书店里买了两本封面简洁的书:《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动:50周年纪念》、《我的黑白青春》。
                                                                                        
身为旅游者的我,就这样偶然地一瞥,发现了那个美丽国家的一道未曾愈合的伤口。放弃坐船去印尼旅游的计划,我埋头于两本沉重苦涩的书之间,并设法与"冷藏行动"的受难者亲属会面交谈。两个多月后,强人离世。在一片歌功颂德的赞美声中,少有人提及"冷藏行动"那道历史创伤,少有人批评李光耀执政时期残酷的政治迫害。
我为此感到困惑:在一个建立了民主制度并拥有一定自由的国家里,为什么会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对"冷藏行动"这个人权迫害事件做出清算?为什么新加坡人至今没将这一事件提交给国会调查听证,以促使政府向受难者及其家属道歉并做出赔偿?新加坡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为此公开抗争?难道知识分子都因成了既得利益者而放弃了批判的使命,而人民都因为恐惧焦虑而成为自由的叛徒了吗?
  ◎ 阴谋夺权,未审关押昔日同盟

"冷藏行动"是李光耀于六十年代犯下的一桩不可原谅的侵犯人权的罪行,其中充满了冷血的背叛与阴谋,此案至今仍未平反。
1963年2月2日,在李光耀的主导下,新加坡政府和马来亚联合邦发动"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 Store),在全城搜捕133位在野党社阵、工会、学运和社运人士等人。不经正当程序和公开审判,那些左翼人士就被以"涉嫌参与共产党颠覆国家罪"关押入狱,其中有的人被囚时间竟然长达32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对于这段极不光彩的历史,李光耀的官方解释是:"冷藏行动"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共产党控制公共机构,所以与马来亚合作阻遏共产党的扩张。就在近几年,李光耀的儿子——现任总理李显龙还在重复其父的观点,仍然指已故的左翼政治领袖林清祥是马共党员,社阵(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当年受马共控制。
然而时间不在李氏家族一边。五十年后的今天,英国的历史档案解密了。档案显示:当年英国驻新加坡情报机构军情5号(MI5)研究了李光耀的报告后,称李光耀指控社阵有共产党渗透、企图颠覆政府的文件是"垃圾"。老奸巨猾的英国人在新加坡殖民一百多年,他们知道社阵只是左倾的民族主义组织而已,林清祥主张宪制观点温和,并没有像共产党那样鼓吹暴力。
那么,李光耀究竟为什么要在1963年逮捕林清祥及其同仁呢?直到2013年,新加坡历史学者覃炳鑫才在研究英国档案局解密文件后发现,李光耀是应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的要求而展开大逮捕行动的。当时李光耀要求东姑接受新、马合并方案及成立马来西亚,因而和东姑合谋铲除新加坡左派。
李光耀曾一度是林清祥的左翼同路人。五十年代初,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李光耀回到新加坡,因代表新加坡罢工工人与政府谈判而声名大噪。时任工会领袖的林清祥结识了他,两人共同筹划,与1954年成立了人民行动党。1956年,林清祥和李光耀双双代表新加坡去伦敦与英国殖民当局商谈独立事宜。
                                       1954年,林清祥(右)与李光耀(左)初次相识
两位年轻人都在旺盛年华里走上从政之途,为新加坡的独立做出了贡献,他们共同创立的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大选后执政,李光耀成为自治后第一任总理。1961年,由于政治分歧尖锐,林清祥为首的左派退出政府和人民行动党,另组社阵,成为李光耀的政治竞争对手。当时李光耀在芳林补选遭受重挫,其政治前途岌岌可危。
这也是李光耀要下狠手陷害昔日盟友的另一重要原因。林清祥是非常出色的魅力型政治领袖,拥有广大草根群众的支持。李光耀曾赞美林清祥的人格,还曾预言林清祥前途无量:"他是新加坡一流的华人演说家,他将成为新加坡的下一任总理。"然而,最后的结局却出人意外:李光耀本人成为新加坡声名显赫的"国父",而比他更受人民喜爱的林清祥却成了政治牺牲品。林清祥坐牢六年饱受摧残,又变相流亡英国十年,后回到新加坡,在忧伤中病逝。
◎ 内安法:街头霸王的铜节指套

以奸诈绝情的政客手段,李光耀玩天真的左派理想主义者于掌心之中。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李光耀并不否认。他曾自豪地宣称自己是政界的"街头霸王",得意地说:"如果你惹怒我,我会戴上铜节指套(打人用凶器),把你逮进一个死胡同。"
也难怪李光耀会和邓小平惺惺相惜,强烈共鸣。李光耀曾大赞邓小平的名言"杀20万学生保20年稳定",公开为邓小平"镇压"六四学生运动辩护,说镇压是"为维护国家稳定的必要手段"。很遗憾,新加坡的政治体制追随的是英国民主体制,总理李光耀不能像中国总理李鹏一样把坦克开上街去杀人。但李光耀在他可能的范围内,把"街头霸王"的角色扮演得淋漓尽致。这个霸王在镇压异己时,既有理论,也有恶法作为工具。
没有其他宗教信仰,李光耀信仰的是中世纪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利的理论。这种理论主张权术和谋略,为控制他人不惜使用欺诈和机会主义手段,坚信"政治无道德"。直到晚年,李光耀还在向马基维利致敬,说:"在被敬爱和畏惧之间,我一向相信马基维利是对的。如果没有人怕我,我就没有任何意义。"
那么,李光耀怎样才能如他所愿"令人畏惧"呢?在他为争夺、把持权力所使用的铁血手段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是《内部安全法》。新加坡在英国殖民时期就设有安全部门,独立后,李光耀利用这个内安法大肆迫害异己。据统计,在李光耀执政40年间,他引用内安法囚禁了2600名异见人士,很多人被长期囚禁。此外还有大批人被驱逐到国外,终身不许回新加坡。
这个可怕的内安法就是街头霸王李光耀用以打人的铜节指套。该法为人诟病之处在于:授予政府在必要时"不经审判"即得以"无限期拘禁"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那么,由谁来认定危害国家安全呢?在李光耀看来,当然是由他和他的政府来认定。为什么囚禁他人不须经过审判?李光耀回答是:"因为共产党人组织能力太强且按正常程序审判效率太低。"
和中共的国安法相似,新加坡内安法可以任意拘留反对派人士,因而恶名昭彰。近年来,邻国马来西亚废除了内安法,在新加坡引起强烈反响,新加坡人也纷纷要求废除内安法。目前,新加坡政府表明会继续保留这项法令,但只会用来对付一些如恐怖主义之类的重大威胁。
与极端腐败的中国政府相比,李光耀可以引以为傲的是新加坡政府的廉洁。然而,从用恶法迫害异己这一点看来,自诩清廉的李光耀,却陷入严重的"权力腐败"之中。"权力腐败"特指权力的蜕变,即权力主体滥用权力,使正常的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变。为了满足政治贪欲,李光耀父子建立了一个唯我独尊的"李氏王朝",这难道不是典型的权力腐败吗?
◎ "冷藏行动"为何至今未能平反?

我从台湾到新加坡,我的问题也涉及这两个国家的比较。为什么台湾二二八事件受难者能够在1995年获得政府的道歉,政府并公布处理和补偿条例,而新加坡政府却至今不承认冷藏行动是一个错误?
对新加坡朋友,我毫不客气地说:如果中国人拥有你们这么多自由,我们一定把"六四事件"提上国会听证。我认为新加坡人现在就可以这样做:在内安法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向国会提出要求开放档案,调查"冷藏行动"这桩民怨很深的历史事件。这样,国会可以查证政府是否有错误以致犯罪之嫌疑,揭露问题所在,进行立法补救。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即使新加坡拥有一个议会民主制,还有近年来颇具战斗力的反对党,也没有人将这桩历史公案向国会提出来。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
首先,新加坡和台湾不同,台湾二二八事件涉及族群冲突,本省受害者及其家属坚持发声,被反国民党专制的党外人士当作精神资源,因此他们的抗争从未中断,几十年延续下来。而新加坡的冷藏行动里没有族群因素,在林清祥等反对党领袖被一网打尽之后,左翼组织的声音嘎然中止,从此一蹶不振。后来出现的反对党已经隔了世代,并未继承林清祥和社阵的源流,他们对为新加坡历史上的这一大污点似乎视而不见。
其次是李光耀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由于李光耀的亲西方路线,新加坡在独立后获得了大量的西方投资,人民在经济上受益,这条路线因此被认为是走对了。历史似乎只能由胜利者书写,新加坡人于是患上了集体健忘症。
在一个公民素质优良的民主国家,即使政府能搞好经济,也绝不允许他们去侵犯人权,因为人不是经济动物,而是必须享有权利和尊严的公民。但是,新加坡人是被李光耀所严重歧视的人民。他曾在1978年对前来访问的邓小平说:"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后裔,祖先都是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他赤裸裸地宣称:"至于群众在不同时刻怎么看待我,我认为完全不重要。"
既然视新加坡人为不值得尊重的贱民子孙,李光耀便摆出一副"受我恩惠不许忤逆"的严父姿态。他深知人性的恐惧与贪婪,因此利用他的宣传机器一再重复这种观点:"没有李光耀,就没有今天富裕的新加坡。"他还吓唬新加坡人说:"我们必须把人们收监,毋须审判。""如果不这样做,今日国家就会灭亡。"
然而新加坡人也真的可以被忽悠,很多人居然相信李光耀如此明显的逻辑谬误。在这里李光耀犯下的是"虚假两分"的逻辑错误,他让那些头脑简单的新加坡人相信,该国只存在两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尊重人权,要么贫穷亡国。事实上,尊重人权与发展经济并不是对立的,反而是互相促进的。
◎ 人民的背叛与知识分子的软弱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施莱辛格曾有这样的名言:"在自由社会,焦虑驱使人民成为自由的叛徒。"在像上帝一样英明的国家领袖面前,住上了舒服组屋里的大多数新加坡人感恩戴德,他们害怕失去较为富足的生活。来自政府的谎言更容易成功,因为说谎者事先知道人们恐惧什么,希望什么,从而引导了舆论。而普通人由于惧怕社会孤立,会对主流的优势舆论采取趋同行动。
这就形成了"沉默的螺旋"现象:心怀不满者不敢公开发表意见,不占主流的受害者及其亲属处于无助的地位,越发孤寂下去。李光耀使用各种手段打击异议人士,钳制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逼得反对派走投无路。这种对人权的压制,被一些新加坡人看作是为使社会井然有序必须付出的代价。享有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新加坡人,并未随之发展出现代化思维。
那么新加坡知识分子呢?难道他们不应该是守护人权价值、揭开历史真相的人?笔者孤陋寡闻,只能从中文出版物上一睹新加坡杰出华人知识分子的阵容。首先是《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动》一书的编者和作者傅树介,陈国防和孔莉莎等人,《我的黑白青春》的作者——林清祥的弟弟林清如。其次有挑战主流历史论述的覃炳鑫等新加坡学者。此外还有一个叫"圆切线"的批判性思想团体,那些中青年学者挖掘本国的历史,争夺由当权者独占的历史解释权。
                                                林清祥的弟弟林清如
然而,敢于抗争的知识分子在新加坡仍然是寥若晨星。按照"圆切线"的创办者柯思仁的说法,这是因为新加坡有一个"选贤与能"制度,"这个制度长期以来为新加坡政府与相关机构吸收了大量的最优秀的人才。不过,这个制度也对民间能量的储存与发挥,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效果。"这就点明了新加坡民间知识分子力量软弱的原因。批判性思想一般是教育程度高的人所具有的,但这些人才都被执政者网罗去了。对那些优秀人才来说,体制内的利益实在太大了。
按照赛义德的知识分子观,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一些"谔谔之人"(nay-sayers),这些人就特权、权势、荣耀而言都是局外人。只有从体制内的特殊利益之中走出来,才能坚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但是,在现实中愿意做批判性知识分子并为此付出代价的人,毕竟太少了。
无论历史进展如何缓慢,李光耀留下的威权政治遗产终将失去影响力。近几年,新加坡人对"冷藏行动"的研究与揭露越来越多,受害者已经敢于说出自己的故事。新加坡人将从集体失忆中醒悟过来,开始正视李光耀给这个国家留下的阴暗面,揭开长期被人捂住的历史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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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太平洋月刊》2015年6月号
万维读者网瑞典茉莉博客:http://blog.creaders.net/Swemoli/
附:作者茉莉在新加坡植物园的留影





王策:推动光荣革命 再造共和宪政——纪念“六四”26周年

图中为王策
 在二十六年前的一九八九年,中国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这场运动提出了"反腐败"和"争民主"的两大主要诉求,表达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政治意愿,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令人痛心的是,这场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推动社会政治转型的中国版"光荣革命"最终却被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保守派血腥镇压。无数年轻的学生市民们被枪杀、学生领袖和体制内改革派人物流亡海外、主张向学生让步、拒绝参与镇压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被废黜并软禁致死。中国社会就在邓小平的错误路线指引下进入畸形发展的歧途,至今在政治上未能摆脱一党专制的桎梏,以致社会腐败溃烂,又到了一个令人从宏观的角度来重新思考中国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值此纪念"六四"二十四周年之际,回顾我们中国人民近百多年来争取民主自由的曲折历程,对照世界各国先后取得宪政成功的经验,可以给我们一些非常有益的思考与启发,从而认清我们应该走的方向。

               追溯到世界上创立现代宪政体制最早的源头,就是比中国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早了整整三百年的一六八九年英国"光荣革命"。这场革命是由力图复辟王权专制的詹姆斯二世和代表议会民主的国会之间的矛盾而激发的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当时英国七名著名的主教被国王以"颠覆罪"起诉,反而被法庭宣判无罪后,成了人民眼中反抗专制皇权的英雄。于是他们七人向远在荷兰执政的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威廉三世发出邀请书,请他以保护英国人民的"宗教、自由和财产"名义率军入侵英国。于是威廉三世率领一万五千名军人,分乘500艘舰只渡过英吉利海峡,在英国海岸登陆,向伦敦推进。由于詹姆斯二世民心尽失,尽管他拥有四万名军人的庞大军队,沿途却没有进行抵抗,詹姆斯二世仓皇出逃,故威廉三世兵不血刃地完成了这场革命。

1689年2月6日,在伦敦召开了上下两院联席会议。会议谴责了詹姆斯二世复辟专制、破坏法律的行为,宣布其自行退位。同时提出一项"权利宣言"(后经通过正式成为《权利法案》),该宣言中确保了人民应享有的真正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包括国王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制订或终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税;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建立常备军;人民应享有选举议会议员的自由;议会享有辩论的自由等。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接受了这一宣言,被立为国王和女王来共同治理英国。


  英国历史学家将此一发生在1688年—1689年的政权交替事件称之为"光荣革命"。经过这次革命之后,在英国逐渐确立起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体制。我认为这次事件之所以被称为"光荣革命",除了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血之外,最主要的是国家政治体制的和平转型。威廉和玛丽接受了议院提出的"权利法案",放弃作为国王原有的诸多权力,自愿成为处于"虚位"的君主,将主要的政治经济实权移交给了国会。这样一来,英国名义上还是君主制,实质上已经是共和宪政制,所以"君主立宪制"又被成为"虚君共和制"。英国的这一政治体制转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君权衰落、民权兴起,皇冠纷纷落地。随之而来的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的独立建国革命都是对此政治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所以称之为"光荣革命",当之无愧。

      君主立宪的宪政模式也直接影响到中国在清朝末年的一系列的政治改革运动,首先是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运动。有感于满清政治的积弱落后和日本经明治维新而成功崛起的经验,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就极力鼓吹清廷进行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他们提出立宪法,开国会,进行君、民共治,并采行三权分立之政制。他们的建言得到光绪皇帝的采纳,于是有了"百日维新"的政治改革。"百日维新"失败后,又有慈禧太后主导的"预备立宪"、"仿行宪政"运动,一九零八年还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都在往这个方向而努力进行。这些政治改革虽然没有成功,但都是很有历史意义的尝试。

            一九一一年爆发辛亥革命,清政府在危难之际接受了退位的要求,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颁布了《清帝逊位诏书》,宣布向临时共和政府交出政治权力与领土疆域,实现了政权的和平转移。诏书明确宣示:"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并授权"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

现在国内的宪法学者高全喜教授认为这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这是很有见地的说法。清政府实际上是以和平移交政治权力的方式参与了新共和国的建设,功不可没。在此逊位诏书中清廷厘清了此后中国政府的政治体制由君主制向"共和立宪"转型,国家政治权力和全部人民与领土向"大中华民国"移交,这就从法律契约上使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成为大清王朝全面合法的继承人。

令人遗憾的是,当年新建的民国政府,出于各种原因,未能建立起健全稳固的共和宪政体制。此后发生帝制复辟、军阀混战,造成民不聊生。随着苏俄共产革命成功后,国际政治上崛起新的专制形式——"党国体制"。祸水东移,国、共两党都背离共和宪政,误入歧途,走上一党专制的新专政道路。两党相争内战,生灵涂炭,造成国土分裂,台海两岸分治,一直延续至今。

所幸的是,退据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在蒋经国总统主政的晚期认识到世界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接受了反对党成立的既成事实,已经"光荣革命",华丽转身,完成了由一党专制向多党制的"共和立宪"政体和平转型。反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却沉沦在"一党专制"的泥潭之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今天还要聚集在这里来纪念"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讨论如何才能再次推进我们中国大陆的"光荣革命",向共和宪政转型,从而完成我们未竟的历史使命。

回到"六四"的话题。"六四"是在中国当时搞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发生的。经济改革一开放,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跟上,所以产生严重的官倒腐败现象。"六四"学生要求的就是"反官倒",争民主。反腐败和求民主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

邓小平采取的办法是镇压民主,却放纵腐败。提出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以腐败作为润滑剂,来推动经济改革。这种短视的机会主义改革路线,造成了今天腐败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富倒是有一部分人富起来了,但社会却被糟蹋得更不成样子了。别的不说,光看看现在揭发出来的贪腐案列,其天文数字就令人咋舌!

现在中国又面临着当年"六四"前的局面——腐败猖獗,民主缺如。执政当局也看到了腐败的严重性,开始反腐败了,但是走的还是毛式的老路,只是针对腐败个体的整肃,而不是从制度上反腐败。而且这种针对个体的、有选择性的反腐往往会沦为权斗的工具,其公正性和合法性都会受到质疑。这种反腐败,连标都不能治,更遑论治本。打个比喻来说,你在茅坑里拍苍蝇是永远拍不完的,得把茅坑改建为抽水马桶,苍蝇自然就少了,甚至没有了。

为今之计,要纠正邓式错误的改革路线,突破当前反腐败处于胶着状态的瓶颈,全面解决中国的问题,就是要及时地将反腐败运动转化提升为宪政建设运动,这就是要进行一场当下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如何来推进中国的"光荣革命"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近段时间来政治学者冯胜平先生提出目前中国可以通过走"党主立宪"的道路逐渐步入民主,并三次公开上书习近平来游说他的政见,其用心良苦,热情可嘉。我觉得"党主立宪"是一个颇具想象力的提法,对之可以有不同的演绎和诠释。如果中国共产党只是挂个"党主立宪"的招牌,行的依然是一个政党,自己来立个保证自己可以永久执政的、保护自己利益的宪法,自己来执行这个宪法,一切我来"做主",重心放在"党主"上,那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宪政,依旧还是一党专政。如果把"党主立宪"诠释为目前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顺应时势,自行主导启动共和宪政的改革建设,本着"君主立宪"的精神,学习历史上自动转让手中绝对权力的君主,向人民和其它政党开放让渡政治权力,共同来建立共和宪政体制,重心放在"立宪"上,那么这样的"党主立宪"就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了。

我本人曾经在1989年回国上书,提出一个中国共产党可以继续执政三十年不变的宪政改革方案,就是倡导第二种诠释的"党主立宪"版。具体的内容我在这里就不谈了,相关的一系列文章都收在我的《中国共和宪政之路》一书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看参考。

那么今天的中国如何来筹划启动宪政建设的"光荣革命"呢?

我想首先,中国执政当局要对"共和宪政"体制改革设定一个三至五年,甚至十年的宏观规划,把"中国梦"确立为"宪政梦"上来,制定一个新的中国共和宪政宪法大纲,努力在一定的期限中达成之。

在这一宏观规划的框架下,要解开中国百年来在政治上的各种纷争纠结,实现社会大和解,大团结,大和谐,群策群力,共襄盛举,从而达成中国共和宪政成功建成的大团圆结局。

首先就是要给"六四"民主运动翻案正名,中国执政当局要为当年的血腥镇压暴行向人民道歉谢罪,取得人民的原谅。要给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恢复名誉,要抚恤"天安门母亲"等"六四"难属,要恢复因"六四"事件遭迫害人士的名誉并赔偿其损失,并邀请因"六四"及其他政治原因流亡海外的民主活动人士回国,共同参与共和宪政建设。

释放国内包括王炳章、刘晓波及中国民主党人等等的所有政治犯、良心犯,邀请他们参与到共和宪政建设中来。

邀请达赖喇嘛、热比娅等各边疆民族地区的精神、政治领袖回国参与共和宪政建设。

开放香港、澳门地区行政长官的真正普选,也让当地的民主党派参与到共和宪政建设中来。

再扩大为邀请在台湾的国民党、民进党等政党返回大陆,和大陆的人民及各政党共同参与中国共和宪政的建设。

尽快停止运动式的反腐败整肃运动,将工作重心从"反腐败"转移到"立宪政"上来。对已法办的失足贪腐官员,如能交出赃款,表示悔改的,酌情给予减刑或特赦。国家可设立"宪政建设基金会",将已追回的赃款转入该基金会;并鼓励未被法办的贪腐官员向该基金会退赃,退赃后将不予追究其刑责。让赃款已清,悔过自新的原贪腐官员也能参加到共和宪政建设中来。

当年大清皇帝退位时曾同民国政府订有皇室优待条例,后被一些军阀粗暴破坏。考虑到清廷在辛亥革命的变局中和平交出权力、自行退位对共和政府顺利建立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作为政府应遵守订立条约的契约精神,现新共和政府应恢复给大清皇室后人以适当的尊崇名义与待遇,并邀请他们参与到共和宪政的建设中来。

总之,启动包括上述各种举措的中国"光荣革命",就是正视中国近百多年的政治历史变迁事实,承继自清末以来的中国追求共和宪政的法统,理顺一切纠葛的环节,解决所有遗留的问题,抚平政治上的恩怨创伤。这里涉及大致国家宪政体制的建立,台海两岸的和平统一,各边疆民族地区的和谐团结与历史事件的定性评价;小致个人冤假错案的平反抚恤,以及给失足者以赎罪新生的机会,方方面面,各正其位,从而使中国这场始于百年前的追求共和宪政运动的历史由乱到治,画下圆满的句点。

我们要正视历史,就是因为我们仍然还生活在历史当中。我们今天生活中的所有纠结,都是历史发展的延续。不解决历史的问题,我们就不会有圆满美好的将来。解决历史问题,也就是解决今天的问题。

中国人民自清末以来一直在探索中国社会转型的道路,但路途曲折,历尽艰辛,付出的代价充满血泪,牺牲的人何止千万。26前"六四"天安门广场的斑斑血迹我们记忆犹新,难道还要让这样的悲剧一代又一代继续演下去吗?在今天纪念"六四"26周年之际,我们中国共和党人提出推进中国"光荣革命"的倡议,就是希望唤起中国人民和中国执政当局,回顾我们的历史,正视我们的现状,展望我们的未来,认清我们应该怎么办。今天我们又到了一个关键性的历史转折点,何去何从,不容我们再次错过。

在当今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环境下,普世价值的旗帜高扬,民主、自由、公正、人权是人心所向,中国人民要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不愿再做专制制度下的猥琐臣民。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岂能再乖乖地容忍一个比人家三百年前还落后的国家政治制度?事到如今,确立中国共和宪政的"光荣革命"势在必行,当下正是中国执政当局启动这场革命的最好时机。就算当政者不去主动发动,体制内识时务的俊杰和民间的民主力量也会去努力推动。不管是谁,一旦打出这样的旗号,必得万民之拥戴,何愁不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历史上已有诸多先例可鉴。谁能顺天应人,守正出奇,率先启动,谁就是历史的胜利者。正所谓"虑善以动,动惟厥时",机会就在眼前,开天劈地的光荣伟业正待非常之人去创造,何去何从,值得各方明察决断。

中国版的"光荣革命"依然坚持"六四"民主运动提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在这场革命中没有人会失去什么。不再流血,不再流泪。没有清算,没有复仇。只有宽容,只有和解。在这场革命中不但人民得到自由与民主,获得做人的尊严,执政者也得以华丽转身,名标青史。这场革命将是一场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盛宴,每个人都可以盛装出席。

如果把中国人民自清末以来对共和宪政追求的漫长历程看作是一场百年马拉松的话,那么这场圆我"宪政梦"的"光荣革命"大团圆盛宴,就是她将要到达的终点。让我们高举这百年马拉松长跑的火炬,点燃这盛宴的蜡烛,迎来她辉煌的开席!

(在德国斯图加特 "六四"研讨会上的讲话)



2015年6月6日星期六

六四前夕:拯救喬忠令!(金鐘)


六四事件26週年前夕,開放網獲得一條最新消息:上海1979年和魏京生齊名的民運領袖喬忠令,被上海公安秘密關押在精神病院已經五年,正在接受改變大腦思維的藥物摧殘。一位醫生竭力營救他,無效,已經來到美國尋求支持。

喬忠令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現年70歲。早在文革中因反動言論和同學好友王申酉被打成反革命。四人幫倒台後,王申酉竟以「現行反革命」被槍殺,後平反。喬忠令1978年投身民運,組織「上海民主討論會」。每天到人民廣場發表演講,激烈批判共產黨,要求實行多黨制、民主社會主義,平反冤假錯案。廣場人山人海,他被稱為「喬司令」。在鄧小平下令鎮壓時,點名北京西單民主牆和上海民主討論會,先後抓捕魏京生和喬忠令。喬被判刑三年,出獄後一直在公安的監控下,以金錢美女脅迫他做特務,沒有工作,親戚朋友都和他斷絕關係。他選擇寫書控訴社會和政府……

公安將異議人士強制性送進精神病院

2001年4月,喬忠令好不容易帶著數十萬字書稿來到香港。找到開放雜誌陳述他的遭遇,希望得到香港媒體的支持。我花了十多小時和他面談,並寫了一篇九千字的報導《在上海公安的魔影下》,作為封面故事發表在五月號開放雜誌上。5月,他回到上海。一段時間內,聽到他的處境並無改善。然後像我們接待許多來訪者一樣失聯了。……沒想到,事隔14年,一位上海的青年醫生馬錦春先生從美國打電話給我,詳述喬忠令被迫害的狀況及他援助喬脫離困境的經過。

馬醫生七○後一代人。曾在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學醫,又在政法大學學法律,做過律師。後在上海民政第一精神衛生中心做醫生。2009年由內科轉精神科。2014年8月三病區的王慧醫生告訴他,有一個被公安送來的病人。幾天後,馬醫生見到病人喬忠令,聽他訴說從文革到寫作自傳三部曲的冤屈,並出示他手邊的文件資料及手稿。馬帶回資料看了幾天,並根據他的觀察,喬忠令在醫院生活正常,資料真實,無精神病症狀。完全是一個「不同政見者」。

上海精神病醫院有一種按照「強制單」送來的患者,無需經過醫療診斷。護送者通常是公安機構。他們在單上簽名後,醫院不得拒絕接受。喬忠令2010年世博前被公安與居委會押送長寧區精神病院,後又轉松江區華陽橋精神病院,2014年2月轉送閔行區「上海民政第一精神衛生中心」。即馬醫生上班的單位。喬忠令在這三家醫院被不斷加大劑量的服用精神病藥物。這些藥物可令大腦受損,喪失記憶和思維能力,還影響心臟與血管的正常運作。馬醫生和喬忠令交談時,意識雖然清楚,但手與嘴唇在不斷抖動。公安指稱根據喬忠令的著作,他要推翻共產黨已是一個「被迫害妄想症」患者。
青年醫生見義勇為營救喬忠令

馬醫生說,根據他的專業判斷和信仰主耶穌的同情心,決定要營救喬忠令。當他將此計劃告訴喬時,喬感動異常,連道謝謝。馬醫生反說,是我應該感謝你才對,你為國家的民主進步犧牲了一生,我們晚輩什麼也沒有做。他們這樣折磨你很不公平。馬醫生告訴我他採取三個營救的行動:
一、打電話詢問醫院醫務科駱慧燕,喬忠令的醫療費是誰付的?駱質問他:你關心這個事幹嗎?掛斷電話。馬再找醫院高慧副院長。高明說,喬是公安強制單送來的,醫院必須接受。錯了也不怕。喬忠令的「精神病」帽子誰也摘不了。高勸馬醫生不要插手這件事。
   二、找到喬的主治醫生沈怡。要求對喬忠令停止服藥,喬沒有精神病。沈怡說,這事他不能作主,病區負責人邵斌元可以作決定。馬醫生致電邵。邵回答說:下星期一再說。到了週一早上,高院長來電話,要馬醫生馬上到他辦公室去。馬去了。期待有新的說法。結果只有一句話:警告馬醫生再不要插手喬忠令的事!
三、要求停藥失敗。馬醫生轉而要求「減藥」,以減少喬忠令的痛苦。他找到盛佳玲主任。她是醫院在專業上最資深也是有最高信譽的醫生,已經60歲。馬希望得到她哪怕是有限的支持。他告訴這位長者:對喬忠令的診斷很可疑,沒有足夠的臨床依據。不料,盛主任以一副長輩的關照口氣反過來說服他:今天在我們這個時代,反對共產黨,那是精神有問題的人才會反共。她舉例一個同學的父親,劃了右派後,再也不去關心政治,一頭搞專業,很有成就……

營救之路走不通,期待國際社會聲援

三條路都走不通。馬醫生想,喬忠令遲早一天要被他們毀掉!他救不了他。只有一個辦法:讓這個迫害人權的案子在海外曝光,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聲援,他知道是有先例可援的。但這樣做,會不會帶來更大的迫害?他和喬忠令商量。喬說,他已經是古代的義士一樣,他的問題、他的要求早已公開,官方也知道。他無所謂了。倒是擔心你的安全。馬醫生回家和太太商量,終於夫妻倆一條心——     
選擇去美國!

為此,他做了相關的準備。利用每週一下班可以見面的機會為喬忠令拍了視頻,包括書稿。喬寫了親筆信。他為喬買了好多食品,分給同室共居的兩名年輕病人,盼他們以後不要欺負喬先生。他先於去年十月到洛杉磯一遊,查看環境,印象很好。便於今年4月20日帶著在一家大型超市任職的太太和幼女,從上海浦東飛往芝加哥,隨即向移民局提出要求政治庇護。
馬醫生對我說:無論從醫學或信仰的角度,他都不可能再留在大陸,留在上海精神病院和他們同流合污,不能再以醫生治病救人的高尚的名義,做政治迫害的事。他說,喬忠令不僅對歷史做了貢獻,而且是一個優秀的人才,在一個正常的國家,他起碼是一個大學教授。他為人正派,有道德。長期忍受著每月200元的清貧生活。馬醫生說為喬忠令的健康和自由做點事是值得的。

(2015年6月3日香港)

2015年6月5日星期五

胡少江:不忘“六四”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政治文明的需要

部分六四死难者遗像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在北京发生的大屠杀,距今已经二十六年了。二十六年来,对于那场惨案,有的人不忍回忆,因为至亲和朋友丧生于坦克和枪弹,在他们的胸口留下了永远的痛;有的人则恐惧回忆,因为他们自知罪孽深重,害怕真相大白于天下,从而被历史和人民清算;也有一些人不断艰难地呼唤著这个民族的记忆,希望这个民族不要在忘却中沉沦。

令人唏嘘的是,随著时间远去,纪念"六四"不仅在大陆,而且在海外的中国人中,似乎日益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事情。官媒当然绝口不提;师长们对学生、晚辈们也会三缄其口。年轻人被剥夺了了解历史真相的权利,就是亲历事件的中、老年人,如今捞名的捞名、夺利的夺利,即便是在茶余饭后,"六四"也成为他们极不愿意提起的"遥远过去"。

"六四"果真是中国人记忆中的一个累赘、日常生活中的一剂毒药吗?当然不是!"六四"是一场悲剧,它不仅剿灭了数以百计的年轻生命,更吞噬了无数活著的人们的青春理想。但是,"六四"为这个民族提供的教训,却是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我们拒绝忘却二十六年前的那场大悲剧,既是为了这个民族的今天,也是为了这个民族的未来。

纪念"六四",当然是为了永远记住那些为了民族的光明未来而抛洒热血的英烈。在物欲横行的今天,有的人不理解他们,还有的人嘲笑他们,但是,比起今天马云之类的见利忘义的商人、周永康之类的五毒俱全的官员和随时准备用自由和尊严去换取蝇头小利的懦夫们,那一代青年、那个时刻的中国人,才真正无愧于他们自己、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民族!

纪念"六四",就是不断地将中国专制统治者的虚伪和软弱,展示在全世界面前。每当"六四"祭日来临,那场血腥镇压的指挥者,不仅不敢宣传自己的"胜利"和"功德",反而千方百计地清除任何与那场历史事实有关的文字和图像,阻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纪念那场运动。这既暴露出他们对自己在二十六年前所犯罪行的胆怯,更反映出他们如今四处宣扬的所谓"制度自信"的虚伪。

纪念"六四",也是为了不断地提醒当今之中国与人类现代文明的差距。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类有精神的追求;现代人与奴隶的区别,就在于现代人拥有的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那场运动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的目标远未达到。现在,中国政府不断地诱导人民,满足于动物性的物质需求而远离精神追求,并一如既往地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利,这说明中国社会离现代文明距离遥远。

能不能直面历史真相,能不能允许中国公民自由地讨论包括"六四"在内的所有历史事件,这也是对任何个人和集团是否具有执政合法性的一个终极考验。因为试图掩盖历史真相、试图封堵讨论历史真相的声音,一定有不可告人的阴暗心理和政治企图;而奉行这样政策的人和集团,没有资格充当引领国家的执政者。这也是"六四"为中国现代政治提供的一个难以替代的观察角度。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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