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論「叫人去死、自己走鬼」與香港人的流亡學問

作者：練乙錚

香港出現大量政治犯和流亡人，是開埠兩百餘年破天荒第一次，相對之前的萬惡殖民統治，顯然非常了不起。然而，對絕大多數港人而言，流亡本是在歷史教科書和國際新聞裏才有的，一旦在自己身旁乃至身上出現，不免手足無措。便是政權本身，在此問題上也亂套，一方面威風凜凜祭出「留港不留人」的快意口號 -- 那顯然是拿了滿八旗入關之初那句洪亮話搞的二次創作， 另一方面卻對著決意收容香港人的歐美國家作狼嚎般的反嗆。

不過，政權有這樣子的思覺矛盾我們也無從譏笑，因爲在黃界這邊的自己友當中，大量對流亡者關愛的聲音裏，也和合了「叫人去死、自己走鬼」這道德批判語；後者可圈可點，因爲揭示出一個古今中外皆然的規律。

「叫人去死、自己走鬼」：孔孟

任何一個政治或信仰運動，只要是嚴肅認真而不僅僅是鬧著玩兒玩兒的，都包含大量「叫人去死、自己走鬼」的人和事。擧儒家爲例：「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説白了就是叫人去死；最佳例子見孟子《魚我所欲也》篇。於是，儒者信到最篤，雖九死猶未悔；前有孔子最鍾愛的學生子路，後有成爲了忠君愛國圭臬的屈原，之後還有無數士子受鼓舞而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不過，孔子自己遇到政治迫害有危險也走鬼，而且不止一次，諸事見太史公《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周游列國到了衛國，衛靈公任用他；孔子得君行道，而且獲奉粟六萬，相當不錯，但後來衛靈公懷疑孔子有詐，派人監視他，孔子知道了，顧不上行道便走鬼（「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不過，孔子還未到達下一站，經過匡的時候，就給匡人圍捕，脫不了身，最後得派一個門人到衛國大夫寧武子處當仕臣，然後才跑得了（「孔子使從者為寧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其後孔子一行人到了宋國，宋景公想予以重用，但國防部長桓魋不僅反對，還要追殺他，連他停留處的大樹也砍倒，孔子見狀馬上走鬼（「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

其實，孔子走鬼，背後有一整套處世哲學：「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

勇武派文天祥

不只和理非非的孔子，南宋著名勇武派文天祥也叫人去死、自己走鬼；不過，他的故事有趣之處卻是有人嫌他走鬼太過，不負責任，怎麽被元軍包圍之時不一刀自了，被捕之後還溫吞吞跟忽必烈磨爛席一磨三年？

的確，文天祥寫《正氣歌》，一口氣高舉N個史上血淋淋取義成仁的勵志典故，堪稱孟子之後叫人去死的典範。也的確，在元軍追逼之下，文天祥跟在陸秀夫一夥之後一路走鬼往南，最後在粵北海豐被俘，給押往老遠的元大都北京，途中寫詩是有的，卻不曾自刎，也沒有絕食什麽的。不過，馬上就有人不爽了，怕他失節；有一位他的幕僚叫王炎午的，急急寫了一篇文章《生祭文丞相文》，明白叫他去死，從贛州至南昌幾乎四百公里沿途張貼，以給他激勵云云：

「雖擧事卒無所成，而大節亦已無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逾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脱去耶？尚欲有所為耶？或以不屈為心，而以不死為事耶？抑舊主尚在，不忍棄捐耶？...雖湯鑊刀鋸，烈士不辤，苟可就義以全歸，豈不因忠而成孝？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那麽迫切的事，文丞相您還等什麽？）

有趣的是，文天祥1282年就義，此公卻一直活到1324年，在江西祖家終老。

清末最大走鬼派：康梁

清末戊戌變法，叫人去死最不遺餘力的要算康、梁兩師徒。慈禧發動政變之後，有人充軍新疆勞改，有人終身監禁，六君子問斬，其中包括康有溥（康有爲之弟），康、梁自己卻急急走鬼日本。

西方歷史上最有名的「叫人去死、自己走鬼」例子莫過於共產主義之父馬克思；此公1848 年發表强力叫人去死的《共產黨宣言》，自己幾個月之後就先後走鬼三國，到死不回普魯士。

其實，近代革命運動，包括十月革命、國民革命、毛革命、歐洲反納粹反蘇共運動、韓國革命、台灣民主化、天安門事件等，無一不含領導者「叫人去死、自己走鬼」的事例，未成功的時候都會給論者單打指責，成功了就備受歌頌，先前的指責都不見諸教科書裏，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我上面説的歷史規律，就是指這個普遍存在的道德悖論。

觀上列革命運動積極分子，有去死的，有叫人去死的，有不走就義的，有走鬼逃生的，各有各的作用；死了的成爲烈士足以勵志，逃生的乃可為運動延續香火，論者實不必強行作道德褒貶。甚至可以説，每一個運動都需要一些能夠頂著道德指責、硬著頭皮「叫人去死、自己走鬼」的人。孔子的態度就很中肯：「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論語·微子》）意思就是：走鬼也好，坐牢也好，就義也好，都可以達仁，道德上無分高下。這是態度問題，孔子很執著，講了不止一次。孔子這句話也許就是香港人需要建構、認識的「流亡學」的第一課。

香港：第四個流亡播遷系

棍到肉先知痛，從前香港太平盛世，少人關心從中國出走的流亡人，更未曾想起要對這些群體作一種同情瞭解。我們知道49年中共建國之後有四批次的流亡人從中國出走；除了香港出現的這一批次，之前的，一是60年以尊者達賴出走爲起點的圖博 (西藏) 流亡人，老一輩港人受民國史觀影響，對這批次的流亡人不懷好感，甚至有某種敵視；一是89年天安門大屠殺後出走的民運人士，大家比較親近熟悉；一是99年遭江書記迫害出走的法輪功，大家不甚了了。爲方便，我按發生時間分別稱這四批次以流亡人為核心的播遷系為：圖博系、六四系、法輪系和光伏系 (photovoltaic?)。流亡播遷系，英文 exilic diaspora，可簡稱 ED (唔係陽痿，但玩下手搞唔好可以係) 。

六四系、法輪系的出走時間相差十年，其後的發展差異巨大。六四系除了個別人士，基本上銷聲匿跡；法輪功卻越戰越勇，發展出全球性媒體網絡，成員群體在世界上每個大城市都有，聲量和足印超越有五十多年歷史的老牌圖博系。由此引發一些不能不問的問題。

幾個問題問下你！

（一）國際社會對頭三系的初期支持，也許不相伯仲，但爲什麽發展到今天，三者成績差異那麽大？（這是大題目，可能要分拆考慮。）

（二）兩個比較成功的系當中，圖博系有一個由印度政府提供的根據地 -- 達蘭薩拉 Dharamsala，在印度最北區，之外還有其他幾十個廣佈印度各地的較小人口單位。法輪系則完全沒有這個地理大臺優勢。最近有人要為香港光伏系建設一個類似達蘭薩拉的根據地，這除了是一個看來不錯的極大型地產項目之外，到底是否必要、能夠提供什麽好處、有什麽壞處例如樂不思蜀？

（三）圖博系和法輪系有一個重要共同點，就是政治議題之外還有宗教信仰，内可提供維繫，外可感召他人；此外，法輪系還提倡練功，成員因此有具體收益。六四系都沒有這些，是否致命傷？若是，則光伏系怎麽辦？

（四）論所能提供的文化產品，當以圖博系最豐富完整，系中人完全可以活在圖博語言文化裏，不假外求，特別不必和中國共用任何文化概念和資源，能有效杜絕同化。這方面，光伏系可算第二，但和圖博系相比還差很遠。第三是法輪系，因爲其歷史、語言和藝術都是承傳中土的。最欠文化賣點的是六四系，因此最易被强國同化吸收；面對西方，此系也只能提民主人權等西方都有的東西，毫無特色。然則，光伏系如何進一步發展和豐富自身的文化獨立？

（五）人數是問題。60-80年代裏，圖博系的海外人口已達十萬，之後每年都有來自藏地的一兩千名新成員，但近年的一個大隱憂就是系内人口繁殖率下跌。一個ED系有後代不等如這個系可延續，因爲不能包辦下一代的意識形態；但如果沒有後代，則這個ED系一定陽痿。這個問題，光伏系將會很、很、很嚴重。本土港人的TFR已經跌破1 (TFR = 2.1是人口可持續的門檻) ，不少中年以下的港男女，無論已婚未婚，都無興趣生兒育女，宅内養隻貓，就算是向祖宗交代了 (盧斯達注意)。這可能和香港是極端都市化的典型有關；人口學家知道都市化是壓抑TFR的最强因子。光伏系的成員前往海外之後，TFR會否上升？

需要纍積一斗流亡學問

所以，問題很多；如果沒有包括各方持份者廣汎提供的知識、經驗和分析，有什麽答案也沒把握。光伏系中人，在思考前程的時候，更不能不對其他三個ED系的歷史和現狀作深入瞭解，及同時對世界範圍内的流亡現象有一普遍認識。換句話説，就是需要建構、纍積一斗有用於香港人的流亡學問。這斗學問，作大一點稱之爲「香港流亡學」也無不可。此學應以實踐應用爲主，雖然多學科、各門類學者的參與不可或缺。不過，香港學者參與這斗學問的建構，先要排除一個政治心理障礙。

本來，社運是人人皆應、皆可參與的事，并且參與的時候，最好能就自己的專長作各自的貢獻。不過，香港社運圈近年出現一小股排斥心態，認爲學者或者有學術背景的人一參與，就有想當「青年導師」之嫌。這無疑是很不幸的，應該歸罪共產黨把魯迅無限拔高，令這位本來是反極權運動不可多得的人物和他的著作，都成爲了反共人心目中的可疑物，而「青年導師」這個詞也變成了一頂很大很容易抛出的帽子，令學者參與的時候容易產生政治心理障礙。共產黨點金成糞，這又是一例。

學者參與香港社運，已變得越來越艱難，勇一點的會失去升遷機會，甚或丟職、被控。我之前已經談到過：「得職行道」的時代已過。97之後的政權對「得職行道」者打壓，是由我在2004年給特府中央政策組炒魷開始的，如今已是變本加厲。此情此景之下，學者要參與社運還得剋服另一道心理障礙，真是不容易。

抛書包、開書單

我關注流亡學問，始自2018年黃臺仰和李東昇二君出亡德國；那事件也就是光伏系作爲第四流亡播遷系的誕生事件。當時消息一出，「叫人去死、自己走鬼」的指控迅速汎起，後經歷梁繼平君、羅冠聰君等人的相繼出亡而一直延續。但問題是指控者大體無惡意卻有此惡言，何解？我後來的答案是，社運裏有關流亡的歷史知識太貧乏，以致該等現象一旦在香港出現，運動中人只能拍腦袋講説話，特別是如果指摘的對象不屬於自己的那一派，説話就不免少留餘地了。這個問題，我認爲是可以透過學問去解決的。於是，我就開始尋找和閲讀這方面的文獻。流亡學非我專長，但我在一些政治學和歷史學同事幫助下，讀出了一些輪廓。

我發現有幾本同事介紹的書在有關文獻索引出現的頻率特別高，因此買來閲讀；下面介紹其中三本。無獨有偶，三書作者或編集者都是猶太裔，但那大概也不是什麽太巧合。篇幅關係，只能用比較多筆墨介紹一本，其餘兩本説幾句就從略。

第一本最舊，是 Paul Tabori 1972年寫成的 The Anatomy of Exile 。此書堪稱西方現代流亡學第一部專著，作者卻不是一個專業學者，而是一個相當多產的作家，生在一個匈牙利猶太家庭，父親死在納粹 Auschwitz 毒氣房，母親和他逃難到英國。當時有關流亡的一手資料主要都在聯合國難民署 (UNHCR) ，學術界沒多大興趣研究，以致作者寫此書時，先得花功夫斟酌何謂 exile ，因爲英文裏有好幾個語意相近但側重點不同的詞；之後才開始寫戯肉 -- 四千年的人類流亡史，以及近世主要西方國家對待流亡人士的態度和政策。四百頁的書要講那麽多的事太困難，但我讀之有不少得著。

英國這樣收難民...

原來，英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流亡者的最佳避難所。「歷史上不止一次，英國先是歡迎了一個廢君，沒過幾年又歡迎一批早前把那君廢了的政客。」作者此話不假。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思第三次流亡之所就是英國，而且一待就逾三十年，儘管老馬的夥伴恩格斯已經出版了他的名著《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把該國形容得像人間地獄。老馬百年之後歸葬，也選擇英國。過不久，馬思想發揚光大，導致了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大量反共逃亡者離開匈國。接收國呢？還是英國。

二戰期間，英國收容了最大一批敵對國德國難民，安置在倫敦西北幾個區，以致當地流傳不少笑話：「Hampstead 和 Golders Green 是希特拉的最後領土要求」；「在那裏的公寓棟外面大叫一聲 Herr Doktor，每個窗口都馬上打開且有頭探出回應」；如此等等。二戰之後，你説它假慈悲也好、罪惡感也好，狹小的英國收容了超過一百萬名它的前殖民地主要是印巴的難民，以及十多萬名大戰期間先是被蘇聯俘虜然後又被斯大林一脚踢走的波蘭雜牌軍；其他國家掟給它一小撮一小撮的難民更不計其數。

我讀此節之後，回想英國當年的 BN(O) 政策不那麽寬鬆，也就多了一份瞭解；論悲慘，當時其他國家的政經難民比香港人慘得多者多的是。反觀咱們祖國，一面推動「留港不留人」，一面大罵英國沒安好心要放寬BN(O) 移民；那直頭是要把「不聼話」的香港人往死裏整、往海裏丟，真是何其性之忍耶！

六桶冷水的靈感

Tabori 的書講歷史也講笑話，比較感性。相比，台拉維夫大學管治學院院長 Yossi Shain 89 年寫的 The Frontier of Loyalty -- Political Exiles in the Age of the Nation State 就比較分析性，但因爲羅列很多重要事實，故絕非枯燥無味，特別是對現在進行式的流亡者而言。我前文那「六桶冷水」，靈感一半來自本書；例如，本書詳述流亡團體之間搶大臺爭正統引起的運動内部分裂，期期以爲不可。此外，作者深入討論了好幾個關鍵議題：

流亡人與海外社群（流亡人通常只占播遷社群的極少數，得到後者的支持，才可得到海外認受，彌補本土認受的漸失或過時）

流亡翼和本土翼的關係（有合作也有競爭，處理不好在事成之後很麻煩）

流亡人的國際認可（命懸一綫就靠它，寄人籬下很辛苦，要檢點還要高EQ）

出走國和接受國打仗怎辦（列强攻俄，流亡者列寧反對參戰衛國，裏外不是人）

帝國追擊（天涯海角你都大鍋，逃亡罪加一等，隨時皇天殛殺，坐監安全啲）

如此貼切時代需要的話題，香港的流亡者和他們的支持者們恐怕很快會人手一本。

美國：前之親墨派、今之親華派

最後介紹 Peter I. Rose 編的論文集 The Dispossessed - An Anatomy of Exile 。Rose 是美國頂級學院之一的 Smith College 社會學教授，該校在二戰時全力支援猶太流亡人，成爲佳話。本書其中一章講義大利反墨索里尼流亡人在美經驗，其事與今天海外環境相對應，香港流亡人須充分戒懼。起先，那些流亡人到了美國以為很安全，怎料美國有很多支持墨索里尼的蛋頭，哈佛、耶魯、哥大，都處都有，傅高義之道從來不孤。但更要命的是義大利移民社群 -- 以紐約 Little Italy 最大，其僑領全部超愛祖國擁老墨，直到義大利與德國結盟、美國參戰，那些僑領才「忽然親美」反法西斯反老墨，美國國務院卻倚重他們，恭聽他們的意見以便對付義大利，不僅令流亡者大失所望，還導致他們之間的分裂！

有社運人會問，提起政權迫人流亡就火起千丈怒髮衝冠，恨不得把特黑打個稀巴爛，怎麽還有心情翻故紙堆？那種怨憤我瞭解，不過，越是需要行動，也就越需要知識和知訊的指引。我希望大家能夠分一點時間冷靜閲讀，鑒別哪些資訊是有用的和重要的，共同建構、分享適切香港人的流亡學問。

（完）

——作者脸书

余杰：中国版的动物庄园 老舍《猫城记》

20210201

"孩子啊，你一定要小心，猫咪这种邪恶又高傲的生物。" -- 艾略特

 

 

玉碎

梅兰芳演《晴雯撕扇》，必定亲笔画张扇面，装上扇骨登台表演，然后撕掉。画一次，演一次，撕一次。琴师徐芝源看了心疼，有回散戏后，偷偷把梅先生撕掉的扇子捡回来，重新裱装送给老舍。老舍一定明白梅兰芳为什么这样做，他用跳湖自杀的方式重演了这一做法——悲剧就是美好的东西的毁灭，而最美好的东西就是生命。

1966年8月13日，老舍与萧军、端木蕻良等29名作家、艺术家，在北京市文联门口被一帮红卫兵揪打。这29人以头顶地，围着火堆跪成一圈，身后是数百名红卫兵，有的拿着木刀、长枪、金瓜锤等道具，有的解下铜头皮带，劈头盖脸地毒打这群名声显赫的受害者约三小时。文革史学者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一书中描述说："铜头皮带打下去，一下一块血渍，打得衣服的布丝都深深嵌进肉里。这29人后有红卫兵，前有大火堆，无处躲闪。"

萧军练过武术，性情刚烈，一度想奋起反抗。但他又想到，如果自己反抗，寡不敌众，最后会被打死。自己死了，求仁得仁，死而无憾，但其他28个"牛鬼蛇神"会被连累，会成为陪葬者。所以，他忍住了。

另一位也在现场遭受毒打的作家端木蕻良回忆说，当时他看到老舍了："他离我不远，因为他穿的衣服很整齐，他还穿着外套呢，是西装。我只穿着衬衫。回去的时候，他不知怎么的，头被打破了，缠上绷带。"

被打第一下的瞬间，老舍就成了他笔下的人物——《四世同堂》里的祁天佑。彼时，小说中的人物是被日本侵略者打："天佑的眼中冒了金星。这一个嘴巴，把他打得什么全不知道了。忽然的他变成了一块不会思索，没有感觉，不会动作的肉，木在了那里。他一生没有打过架，撒过野。他万想不到有朝一日他也会挨打。他的诚实，守规矩，爱体面，他以为，就是他的钢盔铁甲，永远不会教污辱与手掌来到他的身上。现在，他挨了打，他什么也不是了，而只是那么立着的一块肉。"对于讲究面子、内心自尊的北京人来说，这是何其大的羞辱。

中共建政以后，老舍一度与时俱进，用笔杆子为新政权效犬马之劳。沈从文在一封信中写道："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手都呆住了，只有一个老舍成为人物，领导北京市文运。"老舍写了很多对中共歌功颂德的作品，他在话剧《女店员》写道，陶月明不知选择靠近哪个经理，余志芳表态："你要站，能不站在党这边吗？"话剧《全家福》的剧中人更高喊："党和毛主席是我们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另一部奉旨而作的、歌颂新社会的话剧《龙须沟》，让老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当代作家。

荣誉让人飘飘然，让人遗忘曾悟到的真理。政权更迭之际，老舍忘了他在《猫城记》中描写过学生打老师甚至杀老师的细节："你看见了那宰杀教员的？先不用惊异。那是没人格的教育的当然结果。教员没人格，学生自然也跟着没人格。不但是没人格，而且使人们倒退几万年，返回古代人吃人的光景。人类的进步是极慢的，可是退步极快，一时没人格，人便立刻返归野蛮。"、"打是会使人立刻变成兽的，打一次便增多一点野性，所以到了现在，学生宰几个校长或教员是常见的事。你也用不着为校长教员抱不平，我们的是轮环教育，学生有朝一日也必变成校长或教员，自有人来再杀他们。"

《猫城记》写于1932年，中日战争还未全面开打，满洲国的建设却已风生水起。老舍的父亲是死于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时的旗人士兵，尸骨无存。老舍自然有强烈的民族情感，他在《猫城记》中将侵略猫国的敌人形容为"我所知道的人们中最残忍的矮人"，显然是影射日本。

不过，老舍死后，最早写纪念老舍之死文章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作家水上勉。1967年，水上勉在《蟋蟀葫芦》中有一段话耐人寻味："中国封建贵族设专人饲养蟋蟀，并且以蟋蟀之间互相残忍的恶斗死咬，来解闷取乐。"另一位日本作家井上靖在1970年写了一篇题为《壶》的短文悼念老舍，感慨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玉碎了还是玉，瓦全了不过是瓦。

猫人与迷叶

将猫拟人化的文学巨著，有艾略特的《这就是猫》和夏目漱石的《我是猫》，这两本书中虽然也有对人类的嘲讽，但还保存了对猫的怜爱。但老舍的《猫城记》中描述的猫人，除了有猫的脸形之外，浑身上下毫无可爱之处。在老舍的诸多著作中，《猫城记》的知名度远不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脍炙人口之作，老舍本人也认为此书的讽刺过于直接和尖锐，对其评价不高——中共建政后更是不敢提及此书。但我认为，《猫城记》是老舍的一部不可多得的杰作，是中国版的《动物庄园》，艺术上固然略显粗糙，却富于政治洞见。在五四之后中国一直"向左，更向左"的思想氛围中，作家普遍左倾亲共，对左派意识形态的危害性具有深刻洞见的人，仅有老舍、徐志摩、张爱玲、沈从文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而已。

《猫城记》讲述一名飞机机师到火星探险，飞机不幸坠毁，流落到一个特别地方——猫人国，这里住着半猫半人的生物，他们曾经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如今其国家已日薄西山。主人公在猫人国与形形色色的猫人交往，如精通瞒和骗的政客、不能抵御外敌却抢掠本国民众的兵丁、夸夸其谈的学者、误人子弟的教授、眼高手低的大学生、争风吃醋的家庭妇女等，无论男女老少、尊卑贵贱，全都丧失了活力、尊严和正义感。他亲眼目睹了猫人国将祖先留下的珍贵文物和艺术品变卖给其他国家，而制作这些艺术品的工艺早已失传，如果不是卖给外国，这些文物迟早会被他们自己毁掉。他也亲眼目睹了猫人国都城的破败与恶臭，人们不仅不关心公共卫生，就连自己的家中也乱七八糟，生活在垃圾堆中也能安之若素。

猫人国是一个弱国，其衰弱乃是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国民失了人格，国便慢慢失了国格"。此情此景，让主人公落下泪来，不是怕，是想起来故乡。光明的中国，伟大的中国，没有残暴，没有毒刑，没有鹰吃死尸"。这段话显然是反讽，因为书中关于猫人国的每一句描写和揭露，都一一在中国的现实中得到印证。正如文学史家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论的那样："在老舍这位独立作家的作品里，我们看到了他对中国和中国人之深切了解……老舍对于当代中国情势的描写，忠实得令人读后觉得心神不安。但正因为他的作品，能明照现实的黑暗，所以值得后人注意。"

猫人国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全民吸食迷叶，这是一种麻醉剂，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毒品。迷叶最早从外国传入，很快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让全国上下欲罢不能。皇帝一度下旨查禁迷叶，却因为被上瘾的皇后打了三个嘴巴子而放弃。不仅如此，皇帝下令将迷叶定为"国食"，"在猫史上没有比这件事再光荣再仁慈的"。有权有势的猫人展开圈地运动，经营迷叶种植园，雇佣外国人担任迷叶种植园的保护者。谁的迷叶种植园大，就说明谁的势力大。在这个国家，"作政治需要迷叶，不然便见不到皇帝。作军官需要迷叶，它是军饷。作诗必定要迷叶，它能使人白天做梦。总之，迷叶是万能的，有了它便可以横行一世。"迷叶成为国家的硬通货，猫人国亦可称之为迷叶国——这与近代以来鸦片肆虐的中国如出一辙。

中国人将近代与西方相遇的第一场战争定义为"鸦片战争"，将鸦片的罪责统统归咎于西方殖民者，而自己似乎是完全无辜的受害者。但在西方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之后，中国人自己种植的鸦片，不仅足够国人吸食，还要出口到海外——这又该由谁来负责呢？

革命、学生与红绳军

老舍曾对老友赵家璧说："老巴（巴金）的旧作，还算是革命的，尚且遭到这帮人的批判；我的旧作，例如《猫城记》之类，如果编入文集，我还过得了安稳日子吗？"显然，老舍自己深知《猫城记》是一部"反革命"作品，在中共眼中，这本书是"反动书籍"，连带将作者归入"反动文人"之行列。白纸黑字留了下来，无论老舍此后多么追求"与时俱进"、"向党交心"，睚眦必报的党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清末以来，革命潮起，一波比一波激进。前一波革命者，往往被后一波革命者打成反革命。但革命真的给中国带来自由和民主吗？老舍给出否定性回答。他在书中写道，革命与迷叶一样是猫人国衰亡的重要原因。在猫人国，平民不能革命，因为不懂。有钱的人，不能革命，因为不敢，因为要保护自己的财产。"只有到过外国的，学校读书的，流氓，地痞，识几个字的军人，才能干政治，因为他们进有所得，退无一失，哄便有饭吃，不哄便没有饭吃，所以革命在猫人国成了一种职业。"这段话简直就是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中心思想。

书中讽刺说，学生和革命党人开口闭口都是"大家夫司基"和"马祖主义"—— "什么是大家夫斯基？那便是人人为人人活着的一种政治主义。在这种政治主义之下，人人工作，人人快活，人人安全，社会是个大机器，人人是这个大机器的一个工作者，快乐的安全的工作着的小钉子或小齿轮。的确不坏！"理想固然美好，一旦实践起来却南辕北辙："大家夫司基了几年，除了杀人，只是大家瞪眼；结果，大家夫司基哄的首领又作了皇上。由大家夫司基而皇上，显得多么接不上碴，多么像个恶梦！可是在我们看，这不足为奇，大家本来不懂什么是政治，大家夫司基没有走通，也只好请出皇上；有皇上到底是省得大家分心。"若对应中国的现实，"大家夫司基"就是布尔什维克，"马祖主义"就是马列主义。  

其中，最狂热的是学生，他们天天上街演讲、抗议："我们要打倒大神，专信马祖大仙！我们要打倒家长，打倒教员，恢复我们的自由！我们要打倒皇上，实行大家夫司基！……杀尽他们，迷叶全是我们的，女子全是我们的，人民也都是我们的，作我们的奴隶！"学生及各类革命青年不甘于在学校及街头搞运动，开始拿起枪杆子来干革命，毛泽东和彭湃即是如此。此口号，像极了红军长征路上鼓舞士气的标语："打下陕北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历史学者吕芳上指出，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学生运动逐渐变成政治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变成了"运动学生"，学运有了政党的色彩，"教育为宣传之工具，学校成结党场所，学生充战地之先锋"。

《猫城记》中有一支特别的军队，正式名称是国家夫司基军，因其官兵的脖子上拴着一圈红绳，故又被称为"红绳军"——明显是影射现实中割据叛乱的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这支红绳军用红绳的粗细标明军衔的高低，在外敌入侵的危急时刻，不是到前线去抵御外敌，而是"往平安地方调动，大概因为太爱国了，所以没法不先谋自己的安全，以免爱国军的解体"。其首领被士兵高举在头上，旁人如此评价说："他想把政府一切的权柄全拿在他一人手里，因为别国有因这么办而强胜起来的。现在他还没有得到一切政权，可是他比一切人全厉害——我所谓的厉害便是狡猾。"与之惟妙惟肖的，不是毛泽东又是谁呢？然而，到了猫人国灭亡的那一天，"我看见那位红绳军的领袖也在其中，仍旧项上系着极粗的红绳，精神百倍的争着往前去投降"。六次感谢日本人侵华的， 正是毛泽东。

亡国灭种，就在眼前

三十多年前，老舍已预见到灾难即将发生，但共产党席卷天下之时，他还是选择留下来。留下来却让自己成了献祭品。他不愿与北京和祖国"断舍离"，远没有断然去国的胡适那么冷静和睿智。

老舍受难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帮他，就连他的妻子和孩子都为求自保，冷酷无情地跟他划清界限、拒之于门外。文革结束后，妻儿又来沾他的光，乃是后话。当时，大多数百姓的态度，就如汪曾祺以老舍之死为题材的小说《八月骄阳》里所写的那样："咱们不会去揪谁，斗谁，红卫兵大概也斗不到咱们头上。过一天，算一日。这太平湖眼下不还挺太平不是？"、"干吗要走了这条路呢？忍过一阵肚子疼！这秋老虎虽毒，它不也有凉快的时候。"

相比于同胞的冷漠，老舍在《猫城记》中对猫人国的亡国灭种反倒有一种同命相怜，藉多愁善感的主人公之口叹息说："文明与民族是可以灭绝的，读历史设若能使我们落泪，那么，眼前摆着一片将要断气的文明，是何等伤心的事！"

少数清醒的猫人早已意识到到灾祸的降临，却无力回天。有一位名叫大鹰的猫人不惜让自己的头颅挂在城门上以警醒同胞，但"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从谭嗣同到刘晓波，那么多殉道者从未让中国人醒过来。

这一次，敌国的杀戮不会手下留情，因为敌国已将猫人国定义为畜生国："这次，你看着，我们的失败是无疑的了；失败之后，你看着，敌人非把我们杀尽不可，因为他们根本不拿人对待我们，他们杀我们正如屠宰畜类，而且决不至于引起别国的反感，人们看杀畜类是不十分动心的；人是残酷的，对他所不崇敬的——他不崇敬胡涂人——是毫不客气的去杀戮的。"

果然，尽管猫人们不战而降，却无法幸免于难。矮子兵挖好大坑，像赶一群羊似的将很多猫人赶入坑中。猫人的叫喊真足以使铁做的心也得碎了，可是矮兵们的耳朵似乎比铁还硬，拿着铁棒一个劲儿往坑里赶。然后是整批的活埋！"这是猫人不自强的惩罚。不以人自居的不能得人的待遇；一个人的私心便足以使得多少同胞受活埋的暴刑！"坑杀在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资治通鉴》中的先例举不胜举，那么，未来还会发生吗？老舍写《猫城记》时，离南京大屠杀还有五年，离大饥荒还有二十七年，离六四屠杀还有五十七年。

到了最后，少许猫人要反抗了，可他们还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干。一座小山是还未被矮兵占据的唯一的地方，十几个避难猫人躲藏在此，仅三天时间，他们互相争吵打闹，已经打死一半。及至矮兵们来到山中，已经剩了两个猫人，大概就是猫国最后的两个活人。敌人到了，他们两个打得正不可开交。矮兵们没有杀他们俩，把他们放在一个大木笼里，他们就在笼里继续作战，直到两个人相互的咬死。这样，猫人们自己完成了他们的灭绝。

中国没有像猫人国那样灭绝，反倒繁殖成了人口第一的大国。那么，老舍的预言错了吗？我觉得没有错。人多并不能避免灭亡的噩运的来临。

——RFA

等闲变却故人心｜昂山素季的两面人生

如果时间能够逆转，我想昂山素季一定愿意回到1991年12月10日那天——她的两个儿子代表她，站在了诺贝尔和平奖的领奖台上。30年后当她再一次被军政府发动的政变软禁时，却早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光环。

世界曾经为她欢呼雀跃，而如今，却是一片静默。

那个时候的昂山素季，作为缅甸军政府软禁下的反对派领袖，在国际上业已成为继甘地和曼德拉之后，最为著名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民主斗士。国际社会给予她的荣誉纷至沓来，无以复加，数十个国家和大学授予她荣誉公民、荣誉博士等头衔，让她成为缅甸这个前英国殖民地近现代史上最为耀眼的象征。

昂山素季的父亲老昂山是缅甸独立运动之父，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最后一任总理，其父主导了缅甸独立的全过程，被缅甸人尊为国父。但很可惜，在缅甸独立前夕，遭遇政治对手的暗杀。由于老昂山手底下有一大堆枪杆子，独立之后群龙无首，整个国家缺乏有号召力的人物，军方和文官统治集团的矛盾日益加深，成为缅甸此后数十年军人干政的缘起。

1962年缅甸局方发动政变，军方首领奈温开始了长达26年的军政府统治。

作为国父之女，昂山素季的前半生在风雨飘摇之中其实并不算差，为了削弱她家的影响力，她的母亲被委任为驻印度大使，所以她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印度度过的。因为和英国的渊源，而后又顺风顺水去英国深造，入读牛津大学，其后又在伦敦大学拿到博士。在英国期间，昂山素季在1972年和英国人迈克·阿里斯结婚，育有两个儿子。全家除了她，都是英国籍。

1988年3月，昂山素季母亲重病，她终于回到了缅甸。此时正值缅甸军方内部分裂，奈温被赶下台，新的军政府残酷镇压反对势力，全国局势动荡。

作为国父之女，昂山素季可以说是天然的好招牌。即便此前她根本没有政治经验，又长期不在国内，但依然被各路反对势力看中，力邀她出面整合各方力量，和军政府对抗。1988年8月，昂山素季第一次公开露面，就展现了强大的号召力，多达百万群众聚会支持，作为政治素人的昂山素季第一次提出了要走非暴力的和平道路的变革理想。

在群众狂热的支持中，昂山素季放弃了自己的作家梦，从此决心投入政治。她随后组建了民盟，迅速成为全缅最大的反对党。她的风头也让军政府极为恐惧，1989年7月，军政府以煽动骚乱为罪名对昂山素季实行软禁，从此开始了她漫长的断断续续的笼中生活。

西方教育背景、推行民主的主张、非暴力不合作的和平路线……多种因素的加持，让昂山素季迅速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成为和曼德拉齐名的斗士。在她被软禁期间，为了表示对她的支持，国际社会相继对缅甸军政府实施了全方位的制裁，要求释放昂山的呼声不绝于耳。此时的昂山，可以说完全已经成为缅甸在国际社会的正面代表。法国著名导演吕克·贝松（Luc Besson）还专门以她为原型拍摄了一部杨紫琼主演的同名电影《昂山素季》，催泪无数。

2010年11月，缅甸军政府在国际压力下，终于释放昂山，并同意她参选。2012年3月，昂山获得当局批准在国营电视台发表了题为"免于恐惧的自由"的讲话，拉开了政治崛起的序幕。其后她领导的反对党赢得缅甸首次对国际媒体开放的大选，成功当选国会议员。2015年，她的政党再进一步，击败执政党，首次组阁。

开始登上权力巅峰的昂山，在全世界期盼的目光中，却开始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蜕变。

缅甸2008年通过的宪法中，明确规定总统候选人本人及家属不能是外国籍。这条法律虽然好像是专门针对昂山——因为她老公、儿子都是英国人。但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这个限制也不能说完全无理——因为大多数国家其实都有这样的规定。让一个全家除了自己都是外籍、都实际生活在外国的人参选，这怎么都说不过去。

昂山素季的政党赢得大选后，她已经身兼外交部长和总统事务部长，但毕竟距离总统还是有距离。为了绕开这条法律，昂山素季别出心裁的设立了一个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职位"国务资政"——没错，这个熟悉的名词来自于新加坡的李光耀，他在2004年身退心不退，专门设立了这个一个表面好像闲职，但其实是太上皇的职位，本质上是为了顺利过渡，让自己的当时资历尚浅的儿子李显龙接班。

昂山素季当"国务资政"也完全如出一辙，她为了便于掌控大局，把自己的亲信廷觉推上总统的位置，作为自己的台前代理。完全就像普京把梅德韦杰夫推出来当总统、自己垂帘听政的手法。而且她毫不避讳自己的意图，公开称自己会成为在总统之上的实权领袖。

如果说权力上的手腕只是让人略感失望的话，那昂山素季后来的罗兴亚人危机和打压记者上的手法才让人大跌眼镜。

罗兴亚人是缅甸境内的穆斯林群体，当年英国殖民政府为了开发缅甸，就把他们从隔壁的孟加拉移民而来。独立后的缅甸政府视其为非法移民，一直不承认罗兴亚人的公民地位。再加上缅甸的主体信仰是佛教，信仰上的冲突，导致民族矛盾日渐尖锐。从2010年开始，罗兴亚人和缅甸政府之间的流血冲突不断，最终演变为大规模的镇压。罗兴亚人死伤惨重，引发难民危机。联合国调查后，公开谴责昂山素季未能制止暴力行动，指其没运用职权和道德声望遏止仇恨言论在国内散播，任由军队胡作非为，为此要负部分责任。面对联合国的责难，昂山选择站在军方一边，为此还专门于2019年率领法律团队前往荷兰国际法院，亲自为相关的指控辩护，轻描淡写，引来国际社会一片哗然。

更让人惊讶的是，2018年有两名路透社雇佣的缅甸本地记者，因为报导缅甸政府军大开杀戒，结果被以违反《电信通讯法》的名义判刑七年——这条法律在缅甸类似于"寻衅滋事"，就在2017年连昂山自己都说要修改。结果她还是重判了记者。同年9月，《缅甸环球新光报》某位政治评论员因为不断批评昂山素季，而被缅甸司法当局以"分裂"罪名同样判刑7年。缅甸法院认为该批评言论"导致人们对昂山素季产生不切实际的想法"。

这和那个几年前还在电视上公开宣讲"免予恐惧的自由"的民主女神，那个在挪威奥斯陆说"诺贝尔奖让国际社会认识到缅甸对民主与人权的追求，我们并不会被世界所遗忘"的诺贝尔得主好像完全是两个人。

她曾经为之奋斗的理想，在她当政之后，完全不见了。

这一系列的操作，让国际社会震惊之余，也引发了一连串的收回荣誉的愤怒——数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相继撤销了给昂山素季的牛津自由奖、柏林自由奖、加拿大荣誉公民、国际特赦组织良心大使奖等荣誉……一夜之间，昂山素季几十年用失去自由换来的崇高名望，崩塌得只剩下几块残砖。

当2021年2月1日，缅甸军政府卷土重来，再启政变的熟悉模式的时候，昂山素季又一次回到了原点。虽然国际社会依然是一片谴责，但是对于她个人，却鲜有支持。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权力腐蚀人心的例子，从古至今多如牛毛。那些看起来极具政治审美的精神领袖或道德偶像，不管外在多么的光鲜，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并不能逃过人性的规律。甚至可能比当年她们所抨击的那个黑暗面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一个偶像的黄昏，留下的是沉重的叹息。

2021/2/1

——Man Tank Facebook

林忌：傳聞取消香港的雙重國籍？

20210201

近日親共人士，以至加拿大政府方面的消息，指中國政府有可能取消容許香港人擁有雙重國籍問題，而有傳聞更指將迫使港人「二選一」，失去中國國籍的話，就會失去香港永久居留權、投票權以及福利云云；的確只要中國有決心，對影響人權的問題，從來都沒有辦不到的；然而這樣做，真的是為了中國政府的利益嗎？究竟提出這些主張的人，有否搞錯了中共做法的基本前提呢？

要知道香港人的「雙重國籍」問題，從來都不是「歷史遺留」，而是中共自行設計而成的。香港目前所實行的《中國國籍法》，就是中國大陸一模一樣的《中國國籍法》，可是同一套法律，卻可以得出兩種完全不同的「解釋」；如果是大陸人，擁有外國國籍，將失去中國國籍；如果是香港人，則除非該人士主動向港府申請「退出中國國籍」，否則都會「首先是中國人」，而對你所擁有的外國國籍視而不見。

為何同一套法律，同一條條文，卻可以有完全相反的標準，這就是中國法律最令人難以理解的地方，也是「中國邏輯」最「偉大」之處。根據中共的說法，是在主權移交之時，把原本在香港居住，擁有「華人血統」者，一次過全部「贈送」一個中國國籍，然後令你在不需要作出任何「申報」或「選擇」，突然都「被中國人」。

問題更嚴重的，就是因為90年代初以「居英權計劃」，所得到完整英國公民護照的5萬個港人家庭，由於中國不承認「居英權計劃」，因此計劃而持有英國護照者，即使向特區政府提出，想「退出中國國籍」，也不得其門而入，即中國不容許港人，以居英權計劃所取得的英籍，來退出中國國籍。

因此如果中國如今突然改變計劃的話，那麼中共杯葛多年的「居英權計劃」，豈不是要改為承認了？政府勢不能同時拒絕承認居英權的英國公民身份，又同時取消其中國國籍；問題在BNO上亦是如此，如果取消BNO港人的中國國籍，這豈不是自行在香港製造大量的英國國民嗎？如果要這樣做，早就可以做了，那麼為何要強行「解釋」《中國國籍法》，去令原本居於香港的英籍人士，突然都變成「中國人」呢？

更基本的錯誤，就是取消中國國籍，並不會取消港人的「福利」，因為「自古以來」，香港人無論是持有任何國籍，與其「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並無直接的關係。主權移交之前，在香港出生者，可以自行選擇國籍，可選擇英國國籍，或中國國籍；至於少數族裔，則可以保留其原本的國籍，卻同時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在主權移交以後，華人血統則變「首先是中國人」，而非華人血統者，其非中國國籍的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並不會受到影響。正如上述申請「退出中國國籍」，改為其他國籍的永久居民，並不會因此失去香港永久居民身份，那又怎會影響在香港的「福利」呢？

當然，無所不能的中方可以強行作出上述這「不可能」的一切，然而一旦實行，在香港實行多年的所有國籍、永久居民身份、《基本法》、《中英聯合聲明》相關的條文、條約，全部都會「牽一髮而動全身」，全盤受到動搖，勢影響全部在香港定居的非中國籍人士，特別是來自歐美各國的財經界，以至法律界的專才，直接影響香港僅餘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這真的是中共想要做的事情嗎？

——RFA

余杰：从《河殇》到《中国》- 从自由到专制的蜕变

20210201

《河殇》、《走向共和》、《大国崛起》、《中国》：四个时代的四面镜子

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创作自由不断衰减，文化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持续枯萎。如今，中国已是"道路以目、莫谈国事"，连只"谈古"而不"论今"都不太可能。用奥韦尔的说法，"谁控制了历史，谁就控制了现在与未来"，统治者不会让民间掌握历史的叙事权。

一九八零年代，是当代中国罕见的思想解放的年代，尽管仍然需要"戴着镣铐跳舞"，但毕竟有了跳舞的空间。那个时代的代表作是电视政论片《河殇》——一九八八年五月底，《河殇》由中央电视台首次播出。到了八月中旬，中央电视台请示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可不可以回放？总书记赵紫阳说："我看，可以回放。"后来，地方台又多次回放，观众加起来超过一亿。《河殇》总撰稿苏晓康回忆说，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党委下了一个红头文件，组织全市干警学习、讨论《河殇》。他们派了一个宣传处干部到苏晓康家找他，请他去市公安局给中层以上干部讲话，做学习《河殇》的辅导。苏晓康说，去讲话不合适。对方说："我们政委说你应该去！"可惜，六四屠杀的枪声让《河殇》对蔚蓝色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呼唤戛然而止，从此中国走上一条鬼打墙式的回头路。

电视政论片《河殇》（视频截图）

二零零三年，央视播出了近代史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的史观并未超越历史学家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却与中共的马列史观略有差异，比如对晚晴洋务派持相当正面评价，对义和团有若干批评。此时已是胡温执政，但这部电视剧可看作江泽民时代的尾声。极左派学者张海鹏向胡锦涛写告密信，除了斥责该片美化慈禧太后、李鸿章等满清统治者及误导观众，认为今天中国还不是共和、还要走向共和之外，信中特别透露说："此剧是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全力支持的，拍成后先在湖南电视台播放，但未能造成很大影响。后来经过宋祖英介绍，中央电视台播了，这一下影响就大了。"在中国，谁都知道江泽民和宋祖英的关系，宋祖英向央视推荐，意味着江泽民向央视推荐。《走向共和》符合江泽民的思想脉络：要洋务，不要维新；要船坚炮利，不要民主宪政。但另一方面，江泽民与党内毛派、极左派的分歧，如同清末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对峙。

到了二零零六年，央视播出十二集纪录片《大国崛起》，体现了胡温的政治思路。这部片子记录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等九个世界级大国相继崛起的过程，总结出"大国崛起"的规律——一个国家的强大，必须人民意见统一、力量集中，靠文化洗礼来决定政治方向，拥有优渥的经济能力，利用科技优势。左派抨击说，该片"对帝国主义列强殖民掠夺的罪恶历史'隐恶扬善'"、是右派'主流精英'们忽悠老百姓的新手段"。该片总策划、八十年代大名鼎鼎的报告文学作家麦天枢辩护说，《大国崛起》的根本目的，是在于让中国人建立一种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历史理性。西方现代国家的建立是以理性、妥协、合作的方式，来探寻新制度和社会利益分配的新形式。"中国观众只要能领会和学会'妥协'两个字，我们就功德圆满了。"胡温确实将"妥协"作为其关键词。到了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万国来朝，胡温好不得意，"大国崛起"成为中国的愿景。但正如电视片《大国崛起》之局限，中国版的"大国崛起"只有全球化、商业贸易及国家主义，而没有民主、自由、宪政、法治的位置。

上图：近代史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下图：海报纪录片《大国崛起》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中国》，是习近平时代天朝主义的缩影

到了"定于一尊"的习近平时代，不要说《河殇》早已成为广陵散般遥远的绝响，就连《走向共和》与《大国崛起》的那一丁点创作自由和思想空间都荡然无存。习近平时代的镜子，就是所谓大型人文历史纪录片《中国》——它号称"汇聚国内顶级纪录片制作力量，耗时五年之久，以电影级质量、独特新颖的视角，弘扬中国文化数千年之精髓，呈现出一个气势恢宏的史诗中国。"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在湖南卫视及视频网站端芒果TV 播出后，已有上千万观看人次，是近年来收视率最高的人文历史纪录片。不少年轻人留言说："要是早几年有这种纪录片，我的历史也不至于不及格了，天啊！"、"终于出这种思想文化的纪录片了！"

该片主创人员宣称，该片最为鲜明的时代特色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创作《中国》最根本的初衷，就是追随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换言之，《中国》表面上以人物志的方式讲述从孔子到李世民等中国历史上的大人物们的故事，实际上传达儒法互补的、早熟的法西斯主义和天下帝国主义，并从中为习近平的统治寻找历史演化的正当性。

电视片《中国》吸纳了部分西方最新历史研究成果，比如承认唐王朝是北方游牧文化和南方农耕文化的融合体，是多民族的多元化帝国；但在最根本的历史观上，它仍坚持儒家中心主义、汉族中心主义和中原中心主义。在名为《融合》的第八集中，此前被正史评价不高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成为主人公。片中高度评价拓跋宏的汉化政策：下诏要求所有鲜卑人服饰、髪饰与汉人统一；将汉语作为"正音"，要求朝臣一律使用汉语；设立国子学、太学，教授礼乐文化等。电视片用煽情的解说词总结说："他将鲜卑文化的河流，汇入了中原的大江大河，促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民族融合。从此之后，以汉为主，胡汉融合，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融入了大家庭的各民族得到了永生。拓跋宏留下的火种，将在数十年后，照亮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空前之局。"

其实历史真相是，拓跋宏的汉化政策失败了，北魏帝国陷入南北纷争，仅维持数十年即土崩瓦解。他使得鲜卑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之中，可称之为"自我灭族"。历史学家逯耀东在《北魏孝文帝前度与其家庭悲剧》一文中指出，拓跋宏的汉化政策引发维持鲜卑民族传统的力量的反弹，这些力量聚集在其年幼的太子拓跋恂身边，企图夺回政治控制权。拓跋宏发起反击，将不到十五岁的太子废掉并赐死。逯耀东评论说："孝文帝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曾付出很高的代价，不仅牺牲自己王位继承人，而且放弃自己文化传统，接受另一种意识形态。完全放弃自己文化传统，投入另一种文化之中，就这种文化的本身而论，总是可悲的。"

拓跋宏将鲜卑话称"北语"，将汉语成为"正音"，价值判断不言而喻。《魏书》记载："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电视片肯定拓跋宏的"语言统一"政策，醉翁之意不在酒。

语言不单单是语言，语言背后乃是政治。拓跋宏的做法，跟当年国民党在台湾强行推行国语、打压台语如出一辙——在学校不慎说了几句台语的学生，脖子上被挂上侮辱性的牌子示众；自称虔诚的基督徒的蒋介石派遣军警闯入长老教会，没收并焚毁台语圣经。今日，中共政权在内蒙、新疆、西藏等地强推汉语教学，削减乃至禁止当地的民族语言教学。二零二零年，内蒙古的蒙古人奋起反抗小学三年级起取消蒙语教学的语言歧视政策，有蒙语老师以自杀抗议，有电视台主持人辞职，有警察拒绝抓捕同胞，一向沉寂的蒙古人在全球展开声势浩大的声援活动。中共借赞扬拓跋宏的激进汉化政策来为其民族同化政策背书，这种"资治通鉴"式的宣传，最后必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RFA

林保华：中共从“民族解放”到“民族灭绝”

20210201

今年是中共成立100周年。习近平喜欢说"莫忘初衷"，但是他这个小学程度的红二代，根本不知道共产党成立的初衷是什么，对马列主义也是一窍不通，只能背诵文革期间的红卫兵语言。那只是马克思最鄙视的，自始至终只有破坏力的流氓无产阶级语言。

谈到中共的成立，绝对不能不提1920年7月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制定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以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为号召，争取殖民地、半殖民地民众的支持，摆脱十月革命以后共产党在国际的孤立局面。当时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半殖民地国家，又是苏俄的邻国，因此共产国际络绎不绝派人来中国，协助成立中国共产党，并且统战孙中山的国民党，为中共提供活动平台，迅速扩张势力。

出席指导1921年7月中共第一次党代会的荷兰人马林，就是在荷兰殖民地印度尼西亚活动的共产国际代表，就近来到中国，成为支持国共颠覆北京合法政府的第一个外国敌对势力。其后奉共产国际之命来的外国人还有越飞、威经斯基、鲍罗廷、加仑、李德等等，后两位直接介入中国的武装内战，李德甚至一度成为中共红军的最高指挥者。

红军数度改名，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里正式启用"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名称，不但要用武力"解放"中国人民，还要"解放"全世界被帝国主义压迫的民众，所以才有中共的"世界革命"。到文革期间，毛泽东膨胀到极点，就公开宣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苏联的全称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1922年12月30日由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联邦共同签订《苏联成立条约》，后来扩大到最多时候有16个加盟共和国加入。1989年苏东波后的解体，也是恢复这些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地位。不管苏联如何的专政，也有少数民族问题。但是作为大独裁者的斯大林并非俄罗斯人，而是格鲁吉亚（乔治亚）人。

中共的"民族解放"则是完全虚伪的，所以开国元老中，只有两个开国上将是少数民族，一个是蒙族的乌兰夫，一个是壮族的韦国清。乌兰夫进入政治局是百年中唯一少数民族成员；韦国清只是中央委员。文革期间，乌兰夫被卷入"分裂主义"的内人党事件；韦国清因为协助指挥越南的奠边府战役摆脱法国统治，越共向中共直言"你们不要他我们要"，所以广西的文革造反派从未得势，惨遭镇压。新疆的鲍尔汉与赛福鼎，1949年后从苏共党籍转为中共党籍，自然也不可能进入权力核心。

因为如此，中共建国以后只能推行虚假的"民族区域自治"。有五个自治区，再加一批自治州、自治县，表面自治，实际上全由汉人统治。但是不管怎样，毛泽东还装出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与风俗，哪里像现在习近平时代干脆连文化与风俗都要摧毁、汉化，真正要做到种族灭绝。

对西藏、新疆的恐怖统治已经举世闻名，但是到去年，连高度配合中共的蒙族语言也惨遭封杀。日前，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的孙女布小林在区人大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竟然当场昏倒抬上担架。因为报告必须称赞习近平灭绝蒙族的行动，还要通过进一步的决议来坚决执行。祖上协助中共推行所谓民族解放，最后落得亲手灭绝自己民族的下场，不昏倒恐怕就不是正常人了。

毛泽东当年所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大力支持所谓占世界人口2/3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到如今也变成赤裸裸自然资源的掠夺，并成为黄世仁式大债主的新殖民主义。毛泽东的大救星变成习近平的大灾星，彻底揭穿中共与共产主义运动的虚伪面目。

美国国会最近在政权轮替后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拜登政府的国安顾问苏利文说：美国政府各层级必须就中国问题传达清楚且一致的讯息，并联合欧洲和亚洲盟邦及伙伴，集结占全球经济总量超过一半的影响力，促使中国为压迫新疆、香港，以及恫吓台湾付出代价。

且看西方国家如何团结中国人民及全球受到中共威胁的国家，一起让中共付出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

——RFA

余杰：暴秦是中国最深刻的文化基因

20210201

 苏共是拜占庭式的共产党，中共是秦始皇式的共产党

"大国崛起"的中国，几乎垄断所有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其拍摄的电视剧也让其他国家叹为观止。新出笼的《大秦赋》动用空前庞大的资金、人力，也获得以千万计的收视率。其主创人员用煽情的语言炫耀说："演员也好，幕后制作人员也罢，把生命中的一段路奉献给大秦，陪着嬴政受难、归秦、即位、收复王权、果断东出、扫灭六国、一统天下。……大秦终章，展现的不是事件流水账，而是带着观众俯瞰历史长河中这段尘封千年的历史脉络，是潜入水中找寻河底那些耀眼夺目的宝石，你看，这一颗上刻着'家'，那一块上刻着'国'，还有无数碎石子在光影斑驳下也发出一点点光辉，那折射出来的光，好像一个个'人'。"

《大秦赋》是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和二零零八年奥运会开幕式之后，天下帝国主义美学的又一个顶峰——永远是巨大得将人反衬成微不足道的蚂蚁的宫殿，永远是一望无垠如同秦兵马俑一般的军队方阵，永远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残酷战争画面。喜欢看此类历史"正剧"的，偏偏大都是那些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他们不会将感情投射到无名士兵身上，而瞩目于秦始皇一人。他们对勾心斗角、步步惊心的宫廷政治烂熟于胸，对"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绝对王权五体投地。

 《大秦赋》是在习近平修宪成为终身国家元首之后的"新编历史剧"，它颠覆了近代以来中国逐渐接受的民主、人权、人道主义等观念，回到"不为苍生说人话，只为帝王唱颂歌"的"吃人"的历史传统中。有网络评论人指出，《大秦赋》是最近一些年流行的一种"神操作"的样板戏："韭菜为镰刀大唱赞歌，愚民为圣主疯狂点赞。"《大秦赋》为秦始皇的暴政翻盘，"不是蠢，不是缺乏历史常识，而是一种聪明、一种投机、甚至是一种政治算计，一种让别人承担后果自己获得投机利益的恶"。

《大秦赋》将秦始皇描述成英明神武、大公无私的"千古一帝"，将秦对山东六国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一场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的"解放战争"和"祖国统一之战"。其弦外之音是：习近平就是秦始皇的"转世灵童"，其开拓疆土的丰功伟业超过了秦始皇，若习近平使用武力统一台湾，台湾人必须恭敬地下跪迎接"王师"。

 即便在帝制时代，对秦始皇的反思与批判亦汗牛充栋。汉代贾谊在《过秦论》一文中指责秦始皇的暴政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如今，中国的电视剧导演，连两千年前儒生的见识都不如。

《大秦赋》的问世，再一次证明中共本质为何：如果说苏共是拜占庭式的共产党，那么中共就是秦始皇式的共产党，它们身上的马克思主义色彩，远不如东方专制主义色彩强烈。对于苏俄的本质，美国战略家、"冷战之父"乔治·肯楠早在一九四四年就提醒西方人必须明白，克里姆林宫的共产党人同沙皇一样具有扩张性，西方人必须从现在开始，在心理上做好准备，将苏联视为未来的敌人。在一九四五年的一份备忘录中，肯楠写道："回到伟大沙皇阿列克谢满意的西部边界，有可能使布尔什维克主义毫无威胁地复兴十七世纪的俄国政治传统，即不受限制的、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思想的拜占庭学派；有别于西方世界的孤芳自赏；甚至对'第三罗马'的神秘主义幻想……在二十年短暂的时间里，这个苏维埃国家深刻理解了过去两百年间沙皇统治历史的内涵。"与之相似，正如苏联共产党人占据沙皇的克里姆林宫，中国共产党人也占据明清两代皇帝的中南海，他们对办公和居住地的选择表明，他们表面上是马列主义者，骨子里是天下帝国主义者。

 希特勒、毛泽东和习近平：独裁者都是一个模子浇筑出来的

在红朝，歌颂秦始皇，并非始于习近平，而是始于毛泽东。毛泽东评价秦始皇说："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一九五零年代，毛泽东针对党外人士对共产党镇压"反革命"不理解响应说："你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还不够，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还有一次，毛泽东对章士钊说："你们讲共产党等于秦始皇，不对，超过一百倍。"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说："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他专门写了一首诗反驳郭沫若对秦始皇的批评，这首名为《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颇能代表其晚年的想法："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毛泽东一生很少佩服别人，却偏偏推崇秦始皇，因为秦始皇是他的一面镜子。

晚清维新派思想家谭嗣同说过，中国"百代皆行秦政制"，谭嗣同是从反面陈述这一事实，意思是中国历代王朝都实行秦始皇创立的中央集权、君主独裁制度；毛泽东则从正面肯定这一事实，他本人要延续秦始皇的统治方式。

秦制是中国传统政治的要害所在。政治学者王飞凌在《中华秩序》一书中指出，从秦始皇开始的中华秩序是人为设计和努力的结果，它的建立有赖于优势武力的持续使用、注重计谋和权术和诡计，以及各种侥幸的机会。它也和中华世界特定的生态地理、人口变化和技术状况相关。王飞凌认为，希特勒的德国、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颇有代表性的极权政体。而建立了中华秩序的秦帝国，也符合极权主义政体的定义。它的统治者是一个集所有权力于一身的世袭专制暴君，通过强大的国家机器建立终极权威，试图直接控制公共领域和个人生活里的任何人与任何事。所以，极权主义不仅仅是二十世纪才有的狂热激进现象，也不是"现代性"的产物，在中华世界里，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已然出现"早熟的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帝国"。

毛泽东既以秦始皇为师，也以希特勒为师；习近平则同时以秦始皇、希特勒和毛泽东为师，更能集三者之大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死于朝鲜战场，毛朝未能"二世"，却"隔代遗传"到其"精神之子"习近平身上。

《大秦赋》所展示的法西斯美学，俨然是从希特勒御用导演里芬斯塔尔为纳粹纽伦堡党代会拍摄的电影《意志的胜利》中脱胎而来——这里的"意志"不仅指德意志民族的意志，更指希特勒本人的意志。英国历史学家埃文斯评论说，这部电影让人震撼之处在于它那宏伟的艺术风格和呈现出的纪律严明、动作整齐划一的人群。在影片的镜头中，满是一排排列队前进的冲锋队员和黑衣铁盔的党卫队成员，这使观众深信德国人民训练有素和军事化组织模式的至高无上，让德国和整个世界相信德国人民在希特勒领导下的力量和决心。与之相比，从《英雄》到《大秦赋》的中国式法西斯美学，浸染了西北黄土地的泥土气息，有一种"秋菊"和"大红灯笼"的味道，这也是同样来自于西北高原的习近平身上的味道。

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才是《大秦赋》的总编辑、总导演，《大秦赋》乃是习近平的一部充满隐喻的自传：他与嬴政都是经过困厄的童年和九死一生的"攻略"才荣登大宝，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套用托尔斯泰的那句老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独裁者则是用同一个模子锻造出来的。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