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各大選區都有很多人想參選；會掛「本土派」名義的，據報亦多；坊間亦有人重新討論「甚麼是本土主義」、「誰是本土派」。3 月間李怡一篇專欄文章說：「市民都被迫成為本土派」，因為梁振英到林鄭月娥，中國對香港人壓迫越來越深，到修訂《逃犯條例》與香港人全面對著幹，「……迫使幾乎所有市民都變成了維護香港本土權益的本土派」。
既然潛在人數那麼多，我也想討論甚麼是本土派。畢竟到選舉前夕，你說我不是本土派、他說誰沒有這個資格的種種情況，一定會出現，也就當是預早提供一個思考角度。
本土派沒有機構和政黨、沒有單一金主，無人有絕對權力認證或否認其他人的身份，一切最終看其他人是否廣泛認同；以下只是自己七年以來參與本土主義無數辯論、批評和反省而得出的一點點想法。
夾縫思想
1993 年，港裔美國學者周蕾在著作《書寫離散》提出了「香港夾縫論」的說法，她提出香港處於中國和西方的雙重殖民。中國人有大中原心態，固然將香港視為邊緣和蠻夷；而香港人自己則對中國有錯誤鄉愁，不斷想彌補自己的中國性，無形中卻不斷發現自己異於中國，徒添自身卑劣感，尋根卻始終徒勞無功。從上一代「香港知青」擁抱毛澤東，成為「國粹派」、到其他大學生的「認中關社」，再到最後盲目認命兼戀中的「民主回歸論」，確實如此。
周蕾同時批評西方進步派的東方主義傾向，認為不少西方人視中國為平等烏托邦，而遭受英國殖民的香港，就被他們視為社會主義天國的污點和異類。
事實上在 2010 年代，西媒報道香港的港中衝突議題，9 成持批判香港態度，認為香港人想保衛自身奶粉、學位等，是種族主義、排斥中國人、抱持奇怪優越感等等，到最近西人白左學者和友好離奇地糾纏於袁國勇講了一次真話的文章裡面的某些字眼，還呼籲港大要成立無異「政治正確委員會」的自肅機構，並要「考慮」解僱袁國勇等等。周蕾在 1993 年的提出的雙重殖民框架，確實預言性勾劃出香港今日的處境。
周蕾因而提出，香港要追尋一個自由的世界城市的尊嚴和自立，同時拒絕中國和西方中心主義。最終現在回頭看，本土主義的鬥爭也沒有超出「夾縫論」的描述。
屬於香港人的世界觀衝創與重估
本土派否定大中華主義，這是當然核心；本土派也否定白左系譜的「左膠」以政治正確和戀中幻想剝削港人，提出香港人要當家作主，不只是政制上要取回港人自身的權力，更要建立自身的敵我和利益邏輯，要拒絕「中國人是溫柔恭儉讓」的上世紀冷戰前設，真正進入香港特殊的自身處境，「追認」自身歷史。
魚蛋雨傘、自由行、SARS、反 23 條、「被回歸」、六四、香港文化、六七暴動、香港保衛戰，只是基本；深入的可以去到拆解「中國」在 20 世紀初的人工創建史、大清遷界令對香港和中國沿海一帶造成的死傷、去到盧亭魚人和大嶼山大屠殺的神話意象、去到南蠻百越對秦始皇種族屠殺和侵略的記憶。這一切我們未必能完全經歷，但我們可以用自身的意志去追認。
本土派也不排斥甚或主張武力抗爭，解除了「和理非非」絕對教條的封印，香港於是緩慢進入直接行動主義的時代；上一代泛民的「和理非非」教條，又往往帶有「香港人要扮演純良卑弱的民女，勾引英美世界白人騎士救助慾望」的意味，這自然又是西方中心主義 (即命運自決意識的對立面) 在香港的呈現；至於「唔好激嬲共產黨」，則是多年大中國主義教育之下，香港人作為反射的「事大主義」呈現。
整個 2010 年代，香港民主運動和抗爭進程陷於停滯，因為世界和中國在經貿方面打得火熱，被當時進步民主派評為「倒退政改」的民主黨政改方案，在 2011 年亦得到美國方面的支持，世界局勢與今日確實不能同日而喻。而進步民主派乃至後來成形的本土派，不惜令中國不高興，也要求民主如時落實，就是在反對整個世界的共謀。故此，本土主義在香港興起的整個歷程，也同樣否定「中美結合全球化」所佈下的權力安排。因而他們也視英美和中國共謀的「香港回歸」不正當、不公義。
本土派不是崇尚閉關鎖國和種族主義，而是早就看到了現時的全球化，其實是中國嚴重滲透的權力佈施裝置，因此必然不利於香港利益。從 70 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聯合國席位，就馬上將香港剔出殖民地列表，以剝奪香港將來的民族自決權；到世衛露出中國傀侶真身的近況，都表明香港雖然向來國際能見度極高，又是外向型經濟，但正是如此，在「中國型全球化」的浪潮之下，香港受害至深，被世界的兩端系統性滅聲和剝削。
海外和中國資金以香港為集散地，除此之外香港就別無功能。積極不干預市場成為顯學，可以無視低下階層訓劏房、本地奶粉被中國人搶到奶荒，還有人說不能干預，要尊重自由市場。這當然是芝加哥式經濟放任思想，在香港橫行多年後遇到的一次反動對抗。
中國在香港「行使主權」，故而在香港引爆了無數政治炸彈和災難，然而聯合國體系對香港何嘗是公平？這些都說明，本土派一直以來的政治路線，都沒有離開過破除中國和西方的雙重殖民，重建香港人的自尊和自主。
進進出出的政治空間
本土派的形成，跟其他政治陣營互有滲透和交雜，例如激進民主派和各種參選者。本土派一度寄生在激進民主派乾枯病重的肉體，而後者則投機地利用某些思想來彌補自己論述真空的問題；至於泛民舊體系，也有一些人眼見排隊無了期，也披上過這件衣服務求彈出。
在我看來，也是任何思想和黨派起源時不能避免之惡。有投機亦是好事，正如警察安插臥底，只會選擇有前途的幫會去落針；有人投機，則代表有人看到其中生機。
當然任何關係都不會長久，因為本土派的核心是沒有前世來生，只有今生今世；沒有天國，只有大地。一涉及選舉利益，或者無法徹底拋開中國或者西方中心框架，或者就純粹不能接受一些行動標準或者願景，就會與這一套理念分道揚鑣。其實他們亦是不來也不去，只是回復自己本色，亦得到個歸宿，你總不能期待所有人都永遠願意站在最前，有些人只能停留在反共，有些人只能停留在想修復一國兩制，亦無不可，但香港人需要繼續前進。本土派因而是一個不斷有人進出的政治空間，是香港動蕩而一日千里的政治發展最前沿的化身，一切因而良莠不齊而永遠發展中。
2016 年，中國統治者擁有極高的戰略思維，將本民前 DQ 於萌芽之時；一些舊世代人因此而了斷語：本土派已死。事實上是在政治議席遊戲的上層，本土派止步；然而它的思想往下滲透，確實改變了香港。因而在 2019 年的國難關頭，仍然是論述真空，主流群眾因而引用「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作為精神綱領，便是自然結果。因為當時舉目回望，確實沒有舊思想足以應對新局面。身體最誠實，用這個口號，反映了長期雙重殖民下香港既有思想的苦悶和困境。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簡單的八個字流行之初，亦有一些人認為這樣會激嬲北京，曾想勸阻，但後來也風物長宜放眼量，慢慢接受了改變。至於戀中慣犯蔡耀昌也想搞投訴黃店防疫措施歧視中國客，亦首次踢到鐵板，要辭去民主黨中委職務。不管民主黨高層裡面有多少戀中者，確實是民情已變。不切割，會影響其他黨員行走江湖，加上選舉臨近，功利導向也要手起刀落。
正如我不排斥有人投機，我也不排斥政黨功利投選民所好。事實就是如果事情發生於五年前，蔡耀昌一定不用辭去中委職務，也不會被香港人普遍厭惡。絕對不是本土派的帖文起了作用，而是群眾見到棺材知道要流淚，覺醒了，明白要保護自己的權益，不免要得罪人，更多數是中國人；香港人知道與其站得高高同情中國人，不如先同情在政治上「裸命」的自己。
誰是本土派
至於誰人是本土派，真是要付諸公議，case by case，沒人能輿論議程，不能搞宗教甚至邪教。本土派其實是一個進程和經歷。理論或者主張，人人都會說，特別是政客。只是長期的經歷和反應，總是性格的總和。有難、遭受打壓、遭賤視恥笑的時候，是走人，還是留下？是積極向不認同自己的人傳播思想，還是在乎得到支持者的掌聲？是在乎自己的私節，還是更在乎其他人有份的大局？是關懷他人，還是想別人無條件支持自己？是維護同路人，還是想維護自己的位置？需要硬起來的時候，是否敢於說不？需要離開的時候，是否能灑脫？
不是說我自己能夠全部做得好，在實際情況也會做不到，會犯錯，會天真。任何人都只是一個比例，一切都只是過程，為了成為一個更好的香港人。有人會慢慢蕩出去，外面有人會慢慢蕩入來。大道廢，有仁義。有比較之下才有實體。如果本土主義已經進佔主流，成為共識，那麼「本土派」亦會成為歷史名詞，特別地形容在雙重殖民、絕大多數人主體蒙昧的歷史中，極少數人開出的那些思想花火。
而選擇一個代議士或者朋友，政治思想和實踐固然是重要考慮，但最終你還是要看，這個人是否不斷令自己和共同體變得更好、更博大？如果是，他自然就會是本土派。本土主義在雙重的夾擊下，險阻重重，但險阻越大，它越障顯出力量。
本土主義的外面，是一堆原則願景；在裡面則是一種心性，要勉強描述，這種心性就是：
「……一種去克服的慾望、一種去摧毀的慾望、一種去成為主人的慾望，一種對敵人和抵抗，還有勝利的渴求。」
——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