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2日星期二

孙立平:还是有点好奇,乱象背后的那些逻辑

忽如一夜那什么风来,一连串的事情惊得人们目瞪口呆。接着,鸡毛一地,乱象丛生。有人谓之曰:怪政。
除了鸡毛之外,也给我们留下一堆大大小小、颜色不同的问号:所有这超出常识、匪夷所思的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问号一:这些决定是怎么做出的?
这几件事情,都是规模宏大,影响面广,而且相当的一些都涉及基本民生。这些决定都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比如煤改气,一个家庭主妇都会想到的事情,总不会没有想到吧?气源有多少,够不够用,够多少家庭用,如果不够用怎么办?煤改气也好,煤改电也好,增加的费用是多少,即使是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居民,尤其是收入较低的农民,你不能承担得起?这当中万一出现问题,出现大面积取暖问题怎么办,尤其是把人冻坏了怎么办?这些问题,都没有研究过吗?在庄重的会议室里都没讨论过吗?
更重要的是,这样关涉重大国计民生问题,决策的主体是谁?决策的程序是什么样的?出了问题责任谁来负?看到一组农村天然气凌乱纵横管道的照片,这将来会是多大的安全隐患?这里特别要提醒一句,今年春节期间燃放鞭炮,弄不好很可能会出事情。
问号二:法律的依据是什么?
仔细想想,这些事情不但关涉国计民生,而且有相当一部分,都涉及法律和契约。最简单地说,不许卖煤,不许用煤取暖,法律依据是什么?摘掉那些牌匾,尤其是摘掉那些原来经有关政府部门批准的牌匾,法律依据是什么?这当中必然会涉及到合同、租约、产权、债务、押金等一些列的环节,而这些都与法律有着密切关系。最简单的,一个洗车场被清理了,那些买了长期洗车卡的客户怎么办?其损失如何解决?
这当中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下面两点。第一,私人财产的保护。小到百八十块钱的煤炉子,大到几十万的广告牌,都是受到法律同样保护的财产。但在这几件事情中,故意毁坏的财物有多少?从烧煤的路子,到经过批准的匾牌,再到被砸的铺面,有关的法律还有效吗?还有用吗?第二,执法权的赋予。那些粗暴疯狂的执法权力是经过什么途径和程序赋予的?谁给了他们毁坏别人财产甚至对他人身体进行侵犯的权力?
问号三:突然爆发的执行力是哪里来的?
这几件事情,都如狂风扫落叶一样,气势磅礴,摧枯拉朽。在这当中,仿佛蕴含着一股极大的力量,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执行力吧。然而,这股强大的执行力是很令人好奇的,它是哪里来的呢?
因为对现实不太陌生的人都知道,这些年许多官员的心态都是谨小慎微,生怕动则得咎,能不做的事情就不做,能不惹的麻烦就不惹。换句话说,是不作为。至多做做没什么用处但你也说不出什么的事情,比如安排个人新婚之夜抄抄那什么。但这一次不同,你感觉到不但是作为,而且是疯了一样地作为。这力量来自哪里呢?更重要的是,这当中的逻辑是什么?驱动力是什么?这力量将来再次迸发出来会怎么样呢?
问号四:保护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的机制在哪里?
我们都是生活在社会当中,这个社会生活的环境如何来保护?社会生活要有必需的秩序,这个社会秩序如何来维护?在经历这一系列的事情之后,这都已经成为很现实的问题。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事情之后,我们不得不沮丧地承认,我们似乎还没有这种机制。面对寒风中默默离去的人群,人们会更加感到这种机制的重要。
中国有句古话: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在生活中有多方面的需求,其中之一就是对确定性的需求,就是说,我们想生活在一个确定的、有章可循的、可预期的环境当中。换言之,这就是对于安全感的需求。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这种需求都不是一种奢侈。
说得离题一点,最近几年中,用脚走路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最主要的,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有钱的,一部分是有知识有文化的。我们都知道,对于一个发展中的社会来说,资本和知识的流失因为着什么。而这背后,就是安全感和确定性的问题。中国经济要恢复活力,中国社会要发展进步,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是迫在眉睫。
就在这篇文章刚刚写完的时候,又传来新的消息:海淀区停止拆除违规广告牌匾。还不知道这个消息究竟意味着什么。原来是不违规的也要拆除,现在是违规的也不拆除了?在又一个突然转变发生的时候,再重新思考一下上面的四个问题,可能更有意思。

——微信

江棋生:新极权,还是翘起尾巴的后极权?

关于习近平上位以来搞新极权的说法,我虽早有所闻且难于苟同,但直到写作《重读零八宪章》一文,我也只是点到为止,没有正面给出自己的明确见解。近日,相继读到冯崇义先生的断言:习近平"想把中国从邓小平的后极权主义带回极权主义社会",和张博树先生的描述:宪政自由主义者将"习近平新时代"称之为"习近平新极权主义时代",终于使我下决心公开言说自己思索良久的一些不同看法。

应当说,自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到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习近平所干的以下三件事,与邓(江胡)时代的路数是有显著区别的。一是外交上不再韬光养晦,而是一步步从锋芒外露到锋芒毕露。二是政治上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到主要是防右反右。相应地,意识形态上不再取守势,而是搞"自卫反击",重树马克思主义主旋律,重夺思想阵地话语权,公然下令"七不讲"。三是边撸起袖子加大选择性反腐力度,边让个人崇拜之风在中共党内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其中最为肉麻和令人恶心的颂圣谀词,乃出自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和国防部长常万全等马屁精之口。

然而,上述三大区别能表明习近平搞的是新极权吗?

我的看法是,不能。

我的理由是,习近平在言论和行动上都没有反对和告别邓(江胡)的改革开放政策:他没有反改革,试图从半吊子市场经济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返回计划经济;他也没有反开放,意图重新闭关锁国。而正是邓主张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从毛时代毫无政治、经济和社会多元化的极权主义社会,走向邓时代政治一元化、经济和社会呈现有限多元化的后极权社会。习近平既在所谓"旨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开大计上沿袭邓(江胡),未敢造次而邓规习随,那么他上位以来所搞的,就显然不是新极权。

事实上,习近平所搞的,还是后极权。更精准地说,他搞的是:在外部因素和其性格因素共同作用下,自鸣得意地翘起了尾巴的后极权。我的这一"翘尾后极权"说法,与沈大伟教授给出的"硬威权主义"概念,或可称异曲而同工。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为了使冷战结束后处于弱势不利地位的中国能够站住脚跟,并通过"发展是硬道理"徐图将来。到了比胡锦涛明显强势的习近平任上,由于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已成全球老二,加上发达国家总体上搞绥靖主义等因素,中国的后极权政体认为机不可失,可以适时冒泡、牛起来了,于是公开告别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谋略,对外毫不隐讳地宣示"大国崛起",亮名片,搞推销,展拳脚,疾步趋近世界舞台中心;对内则更加宁"左"勿右,除了对民间觉醒者的维权和抗争之管控、打压更为严厉和凶狠外,还发明了让人尊严扫地的歧视性"低端人口"标签,将一部分温顺无助的国民悍然排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外。

那么,中共十九大之后拥有"领袖和统帅"头衔的习近平,会搞新极权吗?

我的看法是,依然不会。

我的理由是,习近平如果要搞新极权,那就要反邓小平改开路数而行之,把已有的经济、社会有限多元化一一抹掉。这对习来说,首先不是能否做成的问题,而是想不想干的问题。在我看来,习还不至于不明白,没有上述有限多元化,哪会有今天官媒上自夸不已的"辉煌中国"?哪会有他在一带一路上大撒币的底气和牛气?而没有上述有限多元化,中共又如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何实现所谓"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
因此我认为,他不会搞。当然,如果他的确如冯胜平所企盼的是"浑人"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愣是要搞新极权,那也是注定搞不成的(此处不赘)。

中共十九大之后的习近平,还是会照搞后极权。对于这一点,从他在十九大报告中列出的"建设新时代"十四条基本方略,人们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有人误以为习近平要搞新极权,我觉得是多少看走眼了。而真正完全看走眼的,当数那些至今还对习近平会改旗易帜搞宪政抱有幻想的人。习近平上位以来的言论和行动,充分表明了他与宪政的势不两立,表明了他是铁了心要将宪政拒之门外的死磕派。而那些怀揣玫瑰梦的人,居然对这一朗若白昼的事实视而不见。

质言之,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极权主义。加上"中国特色"限定词的社会主义,则是后极权主义。而所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习近平新时代后极权主义,即翘起尾巴的后极权主义。

作为极权主义变种的后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一样有个内在的致命伤,那就是对人权的蔑视。这种政体不忘初心,坚持将国人视为只能听它话、跟它走的跟屁虫,不能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更无资格当家作主。在这样的政体下,国人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和公民精神与被强行按上的臣民角色之间的矛盾,或国人日益增长的当家作主的意愿与被强制安排的跟屁虫角色之间的矛盾,迟早会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在这一主要矛盾的凸显、激化和加剧中,越来越多觉醒了的民众必将成为制度变革的伟大力量;这种伟力除了会使后极权政体翘起的尾巴抖落下来外,还必定会将后极权政体打包送进历史的博物馆。

2017年11月29日于江苏常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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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1日星期一

德宪法保护局:中国间谍用社交媒体广招线人

(德国之声中文网)Laeticia Chen年轻、苗条,一头乌黑长发,就职于一家位于上海的中国智库。至少这是她在职业社交平台领英(LinkedIn)上的账号所显示的信息。其账号拥有500多个联系人。然而,照片上的她身穿时髦的黑色职业套装却另有原因:Chen的照片是一家女装网店里模特的照片。据德国宪法保护局介绍,她账号里的其它内容也同样是虚假信息。宪法保护局警告称,Chen的账号并非个案,它只是众多虚假账号中的一个,中国情报机构希望通过这些账号收集信息、招募德国线人。
虽然Laeticia Chen并不存在,但是她的账号却异常活跃。宪法保护局的专家对中国方面的活动进行了为期九个月的调查研究发现,中国情报机构所使用的虚假账号中有八个最为活跃,Laeticia Chen是其中之一。
其它账号还包括自称是欧中交流协会代表的Jason Wang、号称就职于杭州一家咨询公司人事部的Allen Liu,以及账号显示其是RiseHR公司猎头的Rachel Li。宪法保护局称,这些账号的背后都隐藏着中国的情报机构:还有照片酷似年轻成龙的科学家Alex Li、在人事部工作的Eva Han、在海边摆造型的经理Luo Jana以及自称在中欧发展研究中心担任秘书长助理的Lily Wu。
宪法保护局总结道,除此之外,战略咨询公司Global View、经济咨询公司DRHR和人力咨询公司Move HR都是虚假账号常用的公司名称。
仅是冰山一角
德国宪法保护局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通过领英等社交媒体试图招募线人的规模有多么庞大。德国宪法保护局局长马森(Hans-Georg Maaßen)指出:"尤其像领英这样的社交媒体网站被大规模地用作收集信息和招募线人。情报机构试图通过这些网站渗透到议会、政府部门和机构中。"
中国的情报人员伪装成猎头、科学家、咨询公司或智库的员工。宪法保护局称,公布这八个虚假账号旨在唤起关注、加大情报机构招募线人的难度。八个领英虚假账号的德国联系人中也包括联邦议员和科学家。宪法保护局建议当事人直接发送电子邮件到Soziale_Netzwerke@bfv.bund.de与该局取得联系。
宪法保护局认为,中国情报机构已通过虚假账号联系过许多德国人。"一万多名德国人有这样的经历。"而这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大量未被发现的目标人和虚假账号。"
宪法保护局提醒那些曾经"落入圈套"的德国人时,他们通常的反应都会很惊讶。一些人表示,原本只想为改善德中关系做点贡献。
对中国的情报人员而言,在社交媒体上招募线人的好处是:没有风险。而且这些网站上存有用户的职业生涯、社会经历、兴趣爱好和政治倾向等信息,通过高级搜索功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目标对象。而领英这样的社交媒体网站在中国也没有被封锁。
据德国宪法保护局介绍,中国在网络袭击方面也开始另辟蹊径。"袭击发动者越来越多地使用供应链袭击法",也就是说,黑客不会直接瞄准受害者。而是先对IT供应商下手,借此进入实际目标对象的网络或者偷偷安装软件。
宪法保护局警告称:"这种侵入很难被发现,因为供应商和顾客之间的网络连接一般不太可疑,黑客因此拥有更好的伪装。"
北京:"德方的指控毫无根据"
对于德方的指控,北京坚决予以反驳,称"指控毫无根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周一表示,"我们希望德国机构——特别是德国政府部门,做负责任的事,说负责任的话。不要做有害中德关系的事情"。
安静/石涛(路透社,德新社)
——德国之声

2017年12月10日星期日

人权观察:照亮人权之路——全球24座地标将在世界人权日亮蓝光

(新闻稿)

照亮人权之路
全球24座地标将在1210日化为希望灯塔


(纽约)-人权观察今天宣布,将在20171210日当天将全球24座地标打上鲜明蓝光,以庆祝世界人权日。从纽约到悉尼,从台北到多伦多,全世界将以湛蓝光辉声援全球人权运动,以及人权观察全年无休致力捍卫的各项原则与价值──包括人类尊严、反歧视和人人享有正义。

"这是凸显人权运动普世原则与价值的关键时刻," 人权观察执行长肯尼思罗斯(Kenneth Roth)说。"在基本自由普受威胁的时期,这是一项展现全球团结一致的抵抗行动,它呼吁世人挺身而出,抵制将人权时钟倒拨的势力。"

世界各国每年都利用人权日纪念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通过的日子。人权观察全体员工在世界90多国接触大众,努力推动有意义的社群对话,探讨人权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如何共同护卫人权。

2013年以来,纽约帝国大厦──人权观察全球总部所在地──每年都在人权日这天将它的尖塔打成蓝色。今年,下列全球地标也将闪耀蓝光:

·       帝国大厦,纽约(美国)
·       自由塔,迈阿密(美国)
·       约翰汉考克中心,芝加哥(美国)
·       旧金山市政厅,旧金山(美国)
·       多伦多内森菲利普斯广场3D市标,多伦多(加拿大)
·       多伦多国家电视塔,多伦多(加拿大)
·       卑诗体育馆,温哥华(加拿大)
·       大喷泉,日内瓦(瑞士)
·       贝鲁特国立博物馆,贝鲁特(黎巴嫩)
·       悉尼歌剧院,悉尼(澳大利亚)
·       圣保罗教堂,法兰克福(德国)
·       台北101及周围12座大楼,台北(台湾)
o   台北世贸中心国贸大楼,HOME HOTELNEO 19Kelit国际公司,中油大楼,华新丽华公司,远雄金融中心,统一时代百货,新光信义金融大楼,统一国际开发公司,W饭店,统一国际大楼

人权观察是一个独立的国际组织,成立于1978年,素以精确的实况调查、公正的报导和针对性的倡导闻名,经常与各国人权团体合作。其450名员工散布世界各地,致力对暴行进行彻底、公正的调查与揭露,施压推动促进人权的政策变革,并力求将侵权者绳之以法,以终结人权侵犯。人权观察从不接受任何政府资金。

人权观察以传统的实地真相调查为基础,结合最新科技与创新的倡导方法,永远站在促进全世界尊重人权的运动前沿。

"照亮这些标志性的建筑,代表人权运动之光让世界各个角落的人权侵犯无所遁形," 罗斯说。"这群光亮的大楼,象征为全世界人权斗士点燃希望的灯塔。"




苦胆:中共属于哪一端?


"首善之地"何善之有?一方面,在天寒地冻之夜,北京当局以大兴区"聚福缘"火灾为由,借机发动对数以万计所谓"低端人口"的暴力驱赶(这类驱赶并非一地,而是多地);一方面,在月收费5500元的北京红黄蓝幼儿园国际小二班,"高端人口"的孩子遭虐待、性侵(这种幼儿园并非一所,而是多所)。

中国的穷人受歧视、欺凌,由来已久,已成常态,未料,有钱人家的孩子竟然也被加害。你看到大人无助的表情与小孩惶恐的目光了吗?当我瞥见"低端高端一锅端"这样的新闻标题时,脑际忽然冒出一个问题:低端、中端、高端……这个中共属于哪一端呢?

我觉得,如若将中共及其政体视作高端的话,未免太"委屈"它了,它应该是顶端,其执政以来,不是搞出了一项项的"顶层设计"么?转念一想,也不妥,将中共视作顶端,岂不是低估了它的负能量?!确切地说,这个中共实乃异端。这只由外来幽灵孵化的怪胎,把好端端的大中华糟蹋得不成样子,从山河风物到世道人心,异化的程度已相当严重,这不是异端又是什么?!对于这个大量滋生事端,不断产生祸端的中共,称其为异端,是名实相符的。

既为异端,必有邪说,异端邪说总是联袂而行的。中共这个异端之邪说,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它那破坏传统文化、道德的一整套谬论、谎言。

无数事实证明,只要一党专政这个异端存在,不论是多数"低端人口"还是少数"高端人口",都不可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不可能有踏实的安全感。中国各阶层的民众想要得到切实的人权保障,就必需明白历史与现实的真相,高端低端趋于一端,携起手来,向中共这个异端说"不"。唯有趋同伐"异",唤回普世价值,抢救惨遭破坏的传统的道德、文化,揭露、批判、铲除共产党及共产主义——这个世界上危害最大的异端和邪说,中国始有希望,中国人民始能迎来迟到了百余年的福祉。

2017年12月8日星期五

王丹:從寓言的細節中看到中國的未來——王力雄政治驚悚小說《大典》

 中國的現實,可以用「荒謬的存在」來形容;如此的荒謬現實,導致未來的發展存在各種可能性。作為政治寓言,當然只是一種猜測,但是王力雄的猜測,是建立在合理的精密的政治判斷基礎上的。
政治寓言小說的出現,往往是與時代緊密相連的。通常是在亂世或者末世,政治寓言小說更容易湧現,或者更有社會衝擊力度。在中國的文學寫作歷史中,這個傳統可以上溯到莊子,而最為發揚光大的則是晚清,如梁啓超的《新中國未來記》,劉鶚的《老殘遊記》等。1949年之後,由於言論環境的限制,政治寓言小說完全凋零,一直到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中國社會發展路向發生激烈變動,政治前景呈現出巨大的不確定性,為政治寓言小說的出現製造了外在的條件,於是有了王力雄的《黃禍》的出現,在當時的華文世界掀起一股風潮,至今我都還記得當年看《黃禍》的時候,內心受到的震撼。
之後,又有了香港作家陳冠中的《盛世》,中國作家閻連科的《受活》等等。當代政治寓言小說的復興,本身就是時代的一個側寫。而一個作家,他的使命,就是用筆寫出這個時代。這,也是王力雄的這本新的政治寓言小說《大典》的價值所在:多年以後,我們會在王力雄這一代作家的文學想像中,以一個特殊的角度,回味中國曾經有過的面容,以及這樣的「曾經」為「未來」所做的鋪墊。
王力雄是一個作家,同時也是一個關心中國政治發展前景的公共知識份子,更是一個類似梁啓超那樣的致力於具體政治體制的設計的學者和文人。不同身份的交錯,奠定了他的經歷、理念,以及想像力的極大豐富。沒有這樣的豐富的思想和現實基礎,不可能有《大典》這樣的作品。
這本小說是以中國的世博會和「大典」風波作為背景展開的,但是作者並沒有以外界最感興趣的宮廷鬥爭,武裝政變這樣的情節來吸引讀者,整部作品也不像《黃禍》那樣氣勢磅礴,但是這一次,在對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現實進行了更長時間的觀察和思考以後,王力雄選擇用寓言的方式,預言了極權制度必將崩潰的另一番道理。
那就是,其實,「只要有一個想自保的官僚,一個有野心的商人,一個邊疆小警察加上一個政治白癡工程師」,就有可能使得原本看上去固若金湯的專制帝國瞬間土崩瓦解,而原因就在於「當專制權力必須依賴日新月異的科技時,專制者自己卻一定無法掌握那些科技,也無親自操作的時間和精力,只能依賴專業人士,託付下屬,而處於將科技與專制機器結合之結點位置上的那種人,便具備了對專制機器實現以少制多的能力,這些完全不是政局上的檯面人物,卻擁有了顛覆的能力。」
中國的現實,可以用「荒謬的存在」來形容;如此的荒謬現實,導致未來的發展存在各種可能性。作為政治寓言,當然只是一種猜測,但是王力雄的猜測,是建立在合理的精密的政治判斷基礎上的。從這個角度講,這既是預測,也是一種分析。如果我們能在表面上的文學寓言中,讀出對於今天中國的深刻認識,我相信,這正是作者內心最為期待的。因此我的建議是,注意細節。作為一個故事,這部小說是虛構的,但是虛構的故事中的很多細節的部分,卻完全是顯示中國的真實呈現。而中國的未來,也許就藏在這些細節中。
附录1

相关书摘:
王力雄政治驚悚小說《大典》:
那些被賣了還在鼓掌的共產黨高官們
《大典》以今日中國的現實狀況為開端,推演當極權統治日益嚴密,挑戰力量不斷式微,專制似乎日久天長,看不到任何變化可能時,卻被幾個自我盤算的小角色掀翻。看似嚴密堅固的帝國,卻可能脆弱得不堪精算後的一擊。
七月一日,黨慶大典在風雨飄搖中如期舉行。連續兩天的降雨在典禮舉行前終於停下。原本板結的陰雲顯出裂隙,透出亮邊。風有些涼,把濕漉漉的彩旗吹得逐漸舒展。風雨掃除了霧霾,空氣十分清新。因為中共主席遇刺的戲劇性還未消退,這次大典吸引了全球目光,前來採訪的媒體記者上千。出乎意料的是中國方面前所未有地開放,來者不拒,一概批准。包括以前被定為「反華」拒簽的媒體和記者這次也未受刁難。天安門下面為媒體搭建的拍攝台比以往歷次慶典都大,上下六排,每排有幾十台攝像機,排得滿滿。
二十萬集會參加者按單位被分配到天安門廣場的不同區域。除了旗幟和標語牌,每人手持一本顏色翻頁冊,慶典時跟隨指令翻到不同顏色頂在頭頂,從天安門上便會看到各種歌頌共產黨的巨幅畫面。遊行隊伍和彩車在天安門東側長安街排好隊形,延伸到建國門。原本當做重頭戲的閱兵隊伍卻沒出現,武器、車輛、飛機都不見蹤影。按照軍委指令,他們在北京外圍護衛,不得進城。
中國就像一艘巨輪,即使發動機突然爆掉,仍在慣性中沿著原本航道滑行。表面看,人們該幹什麼幹什麼。大典也是這樣,排練了大半年,既然上面沒人說停,組委會就照常上班,按照原來的日程運轉,直到今天正式舉行。不過差別還是有的,廣場上集結的隊伍明顯鬆怠,沒有了最初排練時強調的紀律和緊張。工作人員甚至指揮者也顯得茫然。人們不是排列成行,而是三五成群聚堆聊天。旗幟和標語東倒西歪。統一發的服裝被穿在外面的各色雨衣搞得場面雜亂。過去了快一個月,主席被刺仍是中心話題,到底會怎麼發展卻沒人看得清。不過也就是當做一個夠刺激的話題說說,本質上與人們無關。太陽照常升起,生活依舊進行。
為了防範再發生刺殺危險,除了眾多軍警守衛,還有中南海調來的六架無人機在天安門上方往復拉網式巡弋。整個天安門和觀禮台被一個特大的電子屏蔽罩覆蓋在內。那屏蔽罩可以發現任何穿越的物體,哪怕是蚊子。負責大典警衛的土佐保證絕對安全。
天安門上,參加大典的主賓依次登場,被引導到按地位安排的不同位置。在京的中共領導人和政府首腦,在世的前政治局常委和委員,外國共產黨代表團,還有按慣例出場陪襯的各界代表。主席的小姨子對老叔心存感激。是他把她從專案組的隔離審查中放出來,讓她繼續進行大典籌備。大典一度被認為容易激發人們對主席遇刺的聯想,有人主張停辦。沒有老叔堅持,她好幾年的苦心付出就會白白虛擲。雖然主席的死對她的打擊很大,不再有大樹庇蔭,但她不願陷於哀怨命運,既然未來得靠自己,大典能讓她在全世界露臉,後面的機會就會接踵而來,而取消大典她就再無出頭之日。
老叔堅決駁回了取消大典的主張。他說主席是為大典而死,取消大典主席就等於白死。試想主席活著能同意取消大典嗎?那等於是向敵人退縮。必須讓敵人看到,他們的兇殘不會得逞!同時也通過大典向全國人民和國際社會表現黨的團結和國家穩定。沒人能反駁這種鏗鏘言辭,大典因此照樣舉行。不過此刻從天安門上往下看,作為總導演的小姨子對大典隊伍的懈怠很不安。無疑是歷次大典中最水的隊伍。對她的忐忑道歉,老叔表示全不在意。
「這種時候能搞到這樣已經很難得。以後這樣的場面再也看不到了。」老叔拍拍她的手臂走過去。後一句話讓小姨子摸不著頭腦,卻不好多問。她在圓乎乎的老叔面前比在不怒自威的姐夫面前更緊張。從出事到現在她始終跟姐姐和外甥聯繫不上。自己雖自由了,專案組並未放過她,還會隨時找她問話。這使她對後面到底會怎樣充滿不確定的擔憂。
在確定排列位次時,老叔把自己放在邊上,但他卻是全場的靈魂。表面上主角是正國級黨政首腦,占據了天安門中間位置;各屆元老們也備受尊崇,位於前排,他們都不是能在這裡做決定和發指示的人,甚至想不出席都做不到。哪怕可憐兮兮地說身體不好,難以行動,國安委會派來溫柔體貼的照料小組,帶著專用擔架,抬也得抬上天安門。背後那隻無法違抗的手就是老叔。
九點鐘是大典預定的開始時間。廣場上的人們停止聊天議論,伸頭往天安門上看。瞭解中國政治的人都知道,這種場合由誰主持,由誰發言,出場次序和排列位置,都是進行判斷的指標,看得出實權歸屬和陣營劃分,以及在刻意營造的外表之下掩藏著怎樣的實情。媒體上消失多日的總理未出現,雖有傳說他是刺殺主席的幕後黑手,他的未出場應該是外界得到的第一次證實。外國記者立刻對此發出報導。
讓人們驚訝的是完全不像以往慶典,沒有開場儀式,沒有進行曲,沒有禮炮和升旗,也無任何顯示大典的隆重。只見一個矮胖笨拙、身穿灰色中山服的身影從邊緣走到中央的立式麥克風前。記者們用長焦鏡頭推成特寫,認出是將主席遇刺用奇特方式通告世界的老叔。那次他是視頻亮相,這次是真身顯形。此時,現任黨政首腦在他左側,前任黨政首腦在他右側。他取出摺疊的講稿,把近視鏡換成老花鏡,再把發現拿反的講稿顛倒過來,咳嗽一聲,被麥克風送到分布廣場四周的大功率擴音器,聲如巨雷,使廣場上少數還在說話的人住嘴。幾十萬人一起靜聽。
大部分人都以為老叔擔當大典主持人,那已意味著他的地位前所未有地躍升。傳統上大典主持人是二把手,做大典講話的是一把手。當發現老叔並非是主持而是直接開始講話時,人們就更加驚歎。這完全不合程序,主持人和發言人是一個人,或者說乾脆沒有主持人。但是什麼都不如老叔的講話內容讓他們感到震驚。不,那不是講話,那一板一眼平淡念出的講稿是一場字字震動世界的天翻地覆!
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同志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國同胞們,二十八天前,就在我站的這個位置,黨的主席、國家元首被刺身亡。現已查明,幕後指使者竟是黨和國家的二號人物。其中的細節和證據將由司法機構公布傳達。現在刻不容緩的是要解決更根本的問題——這種領導人之間的權力之爭在歷史上多次把黨和國家推向險境,這次竟發展到暗殺最高領導人。目前危險正在蔓延,形形色色的野心家渾水摸魚,使黨面臨分裂,造成社會動盪,威脅人民幸福。因此,形勢逼迫我們必須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力挽狂瀾,才能避免災難降臨。
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源,在於權力不是來自人民,人民不能制約權力,而是在少數人之間相互爭奪,最終一定會置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於不顧。對此的根本解決只有一個,就是改變權力來源,讓權力變成由人民授予,才能讓當權者真正變成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這是血的教訓。不僅人民的利益需要如此,當權者自身也才能得到根本的安全。
馬克思主義要的是人民掌握統治權,歷史上的人民革命也是以此為目標。中國共產黨本來最講民主。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毛澤東在延安的著名談話早就指出,要跳出統治者興衰的周期律,靠的就是民主。黨的《新華日報》當年發表了那麼多爭民主反獨裁的言論,既是歷史的先聲,也是對人民的莊嚴承諾。民主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專利,不是只屬於西方的東西,而是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換來的人類文明和進步。毛主席搞的文化大革命是把權力交給人民的一次最大實驗——相信人民,依靠人民,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文革體現了前所未有的大民主,充分展示了毛主席的民主理想。
在中國共產黨建政初期,面對敵人的包圍和扼殺,需要有一定時期的專政,但那應該是暫時的,不能成為永久,是手段而非目的,一俟政權穩固就應放棄。然而專政時期形成的特權階級卻不再願意交回權力,而是把權力變成了私人占有,導致各種權力鬥爭、路線鬥爭、宮廷鬥爭,直到今天黨的主席被刺殺,到了亡黨亡國的邊緣。深刻反思這種教訓,更讓我們看到毛主席要把權力交給人民的英明偉大。
文化大革命未能實現毛主席的理想,是因為革命激情主導的大民主缺乏程序性,無法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持久,當革命回歸常軌時,承擔管理職能的官僚集團便會再度復辟,重新把持權力,更加視人民為敵,徹底剝奪了毛主席授予人民的權力。總結這個經驗讓我們認識到,必須建立制度化和程序化的民主,才能最終實現毛主席的理想。而其中的關鍵,就是要對當權者實行全民普選,讓當權者接受人民的選擇和授權。
在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大慶之際,我宣布,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從此放棄專政,把權力交還給人民——從此讓人民以普選方式選擇國家領導人。在這個意義上,今天的慶典不是為了紀念歷史的儀式,而是向人民交權的儀式。
我宣布,從今天開始進入向人民交權的過渡期,兩年內完成修憲,舉行對新憲法的全民公決;三年後的今天,依照新憲法舉行全民選舉。屆時,所有權力交給新當選的政府,實行軍隊國家化和徹底的司法獨立。地方各級中共組織全部脫離執政。地方將在新憲法框架下進行地方選舉,組建地方政府。
全黨全民都要樹立這個認識,民主是最大的國家安全,也是人民安定幸福的根本保證。從把民主提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出發,由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民主化改革、憲法修訂和過渡轉型,正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責所在。民主轉型必須保證平順,是一個充分的法治進程,絕不允許發生社會動亂和國家分裂。因此,在選舉出新政府之前的三年時間,當前的國家體制繼續運行,由國家安全委員會主持日常行政管理。國家安全委員會要求各級政府、軍隊、社會團體、全國各族人民在過渡期保持穩定,聽從指揮。國家安全委員會嚴正警告,任何力圖破壞和平、製造衝突的野心家和分裂勢力,必將遭到絕不留情的打擊!
最後,我向世界各國政府呼籲,支持中國的民主轉型,提供你們的幫助。中國將加入國際民主社會的大家庭,為人類共同價值和普遍人權與國際社會進行合作。北京世博會將如期舉行,走向民主的中國將以最大的熱情接待各國參展者和觀眾,把北京世博會辦成全球慶祝中國民主化的嘉年華!
廣場上幾十萬人瞠目結舌。對代表共產黨的老叔所說要把權力還給人民——也包括他們,既沒有歡欣,也沒有鼓掌,而是呆若木雞,全無反應。他們從未想過共產黨會走這一步。若非眼見耳聞,聽別人這樣說,一定會被認為是開沒邊兒的玩笑,或是妄想症患者的譫語。即使此刻現場親耳聽到,也首先懷疑是不是幻聽,掐一掐自己大腿,或瞟一瞟旁人表情,卻不敢多問。
老叔對出現這種尷尬早有預料,並不期待掌聲或歡呼,還準備好了對應。他的講話結束於按傳統方式喊口號,最後一字剛落,他便按下麥克風旁的按鈕。按小姨子設計的程序,那本是該在慶典結束時才按的。按鈕讓遍布廣場的擴音器響起高亢音樂伴奏的雄渾大合唱,背景是無數群眾海浪般的歡呼聲。若是不在現場,看轉播的人會把那歡呼當成是廣場群眾為老叔講話而發。按鈕同時釋放出成千上萬的氣球升騰而起,在空中五顏六色翻舞。其中有三百個大型氣球懸吊花籃,升到二百米高度後自動打開籃底,花瓣傾瀉下來。一時間廣場上方花瓣沸揚,好似開了蓋的蒸鍋,至少從電視屏幕上看很有普天同慶的樣子。
不要說廣場上的民眾瞠目結舌,連見多識廣的各國記者也不敢相信,一遍又一遍問翻譯有沒有譯錯。會中文的記者則懷疑自己中文水平不夠造成了誤解。讓他們震撼的除了老叔的講話,還有權力集團表現的一致。分列兩側的黨國要員在聽老叔講話時神態沒有任何異常,如同過去聽慣千百遍的老生常談,似乎其講話是權力集團深思熟慮的共識,在老叔講話結束時還一致地鼓掌!雖然照舊是那種官僚式鼓掌,畢竟也是鼓掌。奇怪的是這明明是非同尋常的歷史性時刻,他們卻為何顯得這般稀鬆平常?
人們不知道,權力集團的表現不是因為與老叔一致,而是因為老叔的一個伎倆。他讓蛛網組通過網絡侵入慶典的音響系統,把天安門上的擴音器與廣場的擴音器分成兩部分,分別傳送不同聲源。同時開啟了電子屏蔽罩的聲波隔絕功能,至少能把內外聲音隔絕掉百分之七十五。加上兩區之間的距離和各自聲音掩蓋,天安門上便只能聽到本區擴音器放出的老叔講話,那是事前的錄音,通過電腦控制,與老叔現場講話節奏同步,至少不會看出明顯錯位。錄音講話中的內容全是老套,絲毫沒有出格處,幾乎是照抄以前類似場合的領導人講話,即使用官場標準衡量也屬教條死板,符合以往對老叔的印象。因此雖然老叔發表大典講話是僭越,但既然是他在主事,發言內容中規中矩,聽到老叔最後喊口號「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萬歲萬萬歲」時,僅出於政治正確,他們也不能不為此鼓掌。然而,廣場民眾、媒體區的記者和對外轉播系統中所聽到的老叔真實聲音,那口號卻是「勤勞勇敢智慧的中國人民萬歲萬歲萬萬歲」!
天安門城樓上只有小姨子聽到了老叔真實的講話。她作為大典儀式的總導演要同時監聽中央電視台轉播。她把耳機摘下又戴上,最後乾脆一個耳朵聽耳機,另一個耳朵聽天安門上的擴音器,才確定兩個講話不一樣。但是以她的身分,她敢說什麼呢?看著那些被賣了還在鼓掌的共產黨高官們,尤其是老叔在結束講話的一刻按下按鈕,造成漫天沸騰的色彩和爆發的歡慶感,她覺得外表平庸無趣的老叔簡直就是製造奇幻的魔法師,若是改行當導演,絕對完勝她。
老叔講完即離開,沒有回到自己的位置,而是進了通往城樓的側門。他的講話打亂了一切,小姨子不知道該怎麼進行下一步,是否還能進行下一步?作為主持人的老叔沒發話,難道要她自行指揮遊行開始?老叔剛講完那番話,難道還能讓歌頌黨的偉光正、堅持黨領導的標語登場?還能讓以往歷屆核心的巨幅畫像露面?小姨子這才理解了老叔那句莫名其妙的「以後這樣的場面再也看不到了」。
擴音器播放的人聲鼎沸讓廣場上的人們回過神來,開始相互試探求證。雖是小心翼翼壓低聲音,但幾十萬人同時如此,整個廣場就成了轟轟作響的共鳴箱。人們不自覺地提高嗓門,加上被證實後的刺激,聲音越來越大。等待遊行的隊伍也散了隊形,七零八落地聚堆兒議論。旗幟和標語牌乾脆扔在地上。小姨子徹底明白,不要說以後再也看不到大典,連這次大典也不可能繼續進行了。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典》,大塊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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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力雄
密不透風的紅色帝國,黨慶大典前夕,沒人料到一場改變歷史的風暴即將來臨
  • 網路監控大進化的《一九八四》,極權統治新時代的經典!
  • 《黃禍》作者王力雄最新政治驚悚小說,以中國目前政治的現實為基底來縱其想像,在緊張情節中帶有現世的提醒。
  • 極權者的完美統治,網路大數據做到了!但越嚴密的極權監控,越可能被反噬。最小的縫隙,會造成最大的潰堤。
  • 身處龐大強國身側的台灣,任何局勢變化都影響我們的生活,政治小說是帶領台灣讀者了解中國複雜政治運作的捷徑。
為了辦好黨慶典禮和世界博覽會以彰顯政績,籌備兩個大典成了目前黨政運作的核心,所有人莫不想透過籌辦這兩個大典來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國家安全委員會裡的一個組員,為求被上級注意以利晉升,將流感疫情警告提高,上層也藉著防疫運動來整肅對手。此舉引來世界衛生組織介入調查,證實並無異樣的病毒變異。在這風波裡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蘇主任表面上防疫有功,但實際上被各方人馬圍剿,連主席也開始疏遠他。蘇主任知道自己將在大典後被當作代罪羔羊,為求生路,決定用以往監控人民的高科技網路技術,暗中默許心腹人馬來進行秘密計畫,以求自己能在政治風波中脫身,並更上層樓⋯⋯
《大典》情節極度緊湊,設想精妙又可信,在複雜的政治組織結構裡面看到縫隙,而且是一動足以震撼全球的縫隙。書中沒有梟雄出場,沒有集團謀劃,沒有軍隊倒戈,沒有大廈將崩的跡象,只有一個想自保的官僚,一個有野心的商人,一個邊疆小警察,加上一個政治白痴工程師,便可能讓龐大的專制機器土崩瓦解。
專制權力擁有最強大的科技,以前專制者做不到的,今天的專制者能做到;以前的反抗者能做到的,今天已經做不到。《大典》以今日中國的現實狀況為開端,推演當極權統治日益嚴密,挑戰力量不斷式微,專制似乎日久天長,看不到任何變化可能時,卻被幾個自我盤算的小角色掀翻。看似嚴密堅固的帝國,卻可能脆弱得不堪精算後的一擊。


王力雄 大典
Photo Credit: 大塊文化出版

附2:
王力雄政治驚悚小說《大典》後序:
總會有新的亡羊跑在舊的補牢之前
當專制與科技結合,追求民主也須與科技結合。當專制日新月異地更新,故步自封的民主不可能與之抗衡,只有科技民主才能最終戰勝科技專制。
讀者也許想知道我為什麼寫這樣一部《大典》,其中沒有希望,沒有出路,沒有英雄,似乎實現了民主,卻與民主運動無關,甚至沒有一個真求民主的人,一切出於私利算計,轉型結果只是換了一種形式和說法,本質照舊。總之,《大典》寫的是小人物、平庸輩、謀利者的世界,由他們的欲望和野心驅使並決定。我以前寫故事不是這樣,即使在《黃禍》的大毀滅中,也是遍地英雄,可歌可泣,結局慘烈,希望仍然萌芽。
我的寫作計劃原本沒有《大典》。從二〇一〇年到二〇一四年,我在寫另一部長篇小說《轉世》,完成了五十萬字初稿,網上連載了十六萬字,但是在二〇一四年中停止連載,出版進程也擱置。原因是我希望政治幻想小說應該起步於社會現實,如同現實主義小說,然後按邏輯推演一步步走向未來,讓讀者不是當做幻想,而如從今日現實走入未來現實,不被聳人聽聞所刺激,而是留下對社會的思考。我希望如此將我的小說與無中生有的幻想區分。
然而在《轉世》接近完成時,四年的寫作時間中現實發生很大變化,原有的小說開端與四年後的現實出現了較大差距。這對我便如房子蓋好後發現房基有錯位一樣不能交件。想按現實的變化修改小說是困難的,因為開端是小說結構和脈絡的基礎,牽一髮動全身,因此擱置下來。
當時我只是想等一等,不清楚該如何解決,是等現實發展再回到原本小說的開端?還是利用小說與現實的脫節引起讀者更豐富的思考?然而現實與小說的差距繼續擴大。到二〇一五年底,我決定另寫一部小說作為《轉世》的補充或修正,即《大典》。《大典》以今日中國的現實狀況為開端,從這種現實推演的邏輯是悲觀的。但是表達悲觀不是我的目的,不如說相反。若從另一角度反觀——當極權統治日益嚴密,挑戰力量不斷式微,專制似乎日久天長,看不到任何變化可能時,《大典》中的當權者卻那麼不堪一擊,紅色帝國可以被幾個自我盤算的小角色輕易掀翻。《大典》描寫的這種狀況到底是悲觀還是樂觀?很可能又會被認為過於樂觀了。然而凡是符合邏輯推演的,內容可以不同,故事遲早發生,後果也不會相差太遠。只是那種政權變色、統治者換位不意味著就是變好,更可能是從一種不好換到了另一種不好,《大典》表現的這一層才是更深的悲觀。
本質上我不是一個悲觀者,至少不甘於悲觀。我把《大典》寫成無希望的反烏托邦,是因為有《轉世》在先。《大典》所缺的樂觀《轉世》都有。寫《大典》是對《轉世》的平衡,可以避免《轉世》被視為過於樂觀。從這個角度來說,擱置《轉世》寫出《大典》可算壞事變好事。有了《大典》,《轉世》開端與現實的脫節便可以不再視為障礙而是互補,讓我能解除顧慮盡快完成《轉世》並出版。
鞋聯網、夢造儀、電子蜂、神經阻斷劑、攝像頭、大數據、算法、網格化……當專制統治有了這些現代科技手段,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會發生一個根本變化。以往的專制依靠軍隊警察和對武器的壟斷,雖然強大,卻始終有一個軟肋——無法以少制多。統治機器無論怎麼擴大,人數上也比被統治者少很多,因此總有眼看不見、手伸不到之處,百密一疏,或是生長出反叛力量,或是出現導致潰壩的蟻穴,或是生出不穩定的萌芽,最終導致專制垮台。如西方諺語所說,斷了馬蹄釘摔了馬,傷了將軍輸了戰爭,最終亡了國。以往專制的難題在於,它不可能給每個馬蹄釘派上看守的兵,因此便杜絕不了從馬蹄釘導向滅亡的鏈條。
然而若有鞋聯網,給每個馬蹄釘加上SID,提前發現任何斷裂的前兆,或更換,或停跑,或讓將軍換座騎,那麼從馬蹄釘到亡國的鏈條便不會再出現。《大典》中的鞋聯網眼下尚屬幻想,現實中的技術卻無困難。電腦和互聯網時代把人類納入數位狀態,專制者便能利用數位技術實現以少制多。大數據可以捕捉全部痕跡,算法可以發現所有可疑。專制權力人數雖少,電腦的能力卻比人強萬倍。專制權力擁有最強大的科技,以前專制者做不到的,今天的專制者能做到;以前的反抗者能做到的,今天已經做不到。科技不但提供專制手段,也給專制提供物質基礎——現代科技確保不再發生饑餓,且能讓民眾維持小康,歷史上最大的革命動力便會退出舞台。
那麼還有什麼能挑戰專制?甚至隨人工智能發展,專制權力不僅能早早預測危機,發現威脅,還能建立起絕對服從且能力超強的機器人警察和軍隊。當專制達到那一步時,還有什麼變革的可能?當一切威脅和危機都能消滅,不變也能地久天長,被絕對權力絕對腐蝕的專制者便絕對不會變。看當今世界的現實,原本的專制統治更加專制,民主轉型的社會也在退向專制,原因之一便是科技專制能讓當權者以少制多。
科技會不會威脅民主可以另做討論,對我們更有現實意義的是:專制權力能否因為掌握科技而變成萬年鐵桶江山。《大典》正是在這個層面推演的故事。那不是我先有結論後寫的故事,而是在故事自身邏輯展開中導出的結論。科技專制可以比以往任何專制都嚴密,幾乎天衣無縫,看上去毫無破局可能,然而《大典》中沒有梟雄出場,沒有集團謀劃,沒有軍隊倒戈,沒有大廈將崩的跡象,只有一個想自保的官僚,一個有野心的商人,一個邊疆小警察加上一個政治白痴工程師,便讓龐大的專制機器土崩瓦解,連點像樣的反應都沒有。
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科技專制有一個自身的死穴——當專制權力必須依賴日新月異的科技時,專制者自己卻一定無法掌握那些科技,也無親自操作的時間精力,只能依賴專家,託付下屬,而那些處於將科技與專制機器結合之節點位置上的人,便具備了對專制機器以少制多的能力。專制自古發明的制約內部人方法對那些人將無效,因為專制者對新科技的懵懂,根本看不到哪些節點可能產生何種威脅,甚至不知節點在何處,因此對發自內部的攻擊無從設防,或即使補牢也是在亡羊之後。而隨著新科技的不斷發展,總會有新的亡羊跑在舊的補牢之前。
以往權力的力量是線性的,如軍隊強弱與士兵和武器數量成正比。要想顛覆權力也需同比的線性力量以及支付線性增加的成本。防範顛覆只需控制顛覆力量及其支付能力的線性增長。然而科技力量卻非線性,尤其從專制機器內部進行的顛覆,有時只需節點的一個指令,便可成本為零地無限複製和擴散;或是一個格式化操作,就把已有一切變成空白,讓系統重新啟動。
理論上,保證內部成員的絕對忠誠可以防止這種危險。問題在於,最可靠的忠誠——信仰是今日專制機器沒有的,只有利益和恐懼的維繫。而專制權力的必然不公除了傷害被統治者,也一定免不了傷害內部成員。那時利益不再維繫,制約只剩恐懼。恐懼源於一旦失敗遭到的懲罰,如果恰好是節點之人,有百分之百成功的把握(正是科技的特點),那又何須恐懼?而因為一被發現亡羊就會補牢,決定了只要出手必須一招致命,而不再留有舊式權力鬥爭的周旋和漸進。從這個角度來看,科技專制能使專制者前所未有地強大,亦會使其面臨更難防範的危險。科技既可以讓專制權力固若金湯,也可使其垮塌突如其來。科技專制面對的不確定,一點不比傳統專制少。
歷史上專制機器雖充滿內鬥,至今鮮有如《大典》中的被小人物輕易顛覆的先例,那是因為以往處於科技專制前的時代,以少制多尚未解決。科技專制是隨著數位化時代而來。目前正是兩個時代交替的開始,性質的變化逐步才會顯露出來。
按照上述邏輯,科技專制時代的專制機器一定會發生《大典》式的內部破局,且往往都是出人意料和突如其來。只是破局之後,專制性質往往不變,即使打著民主的旗號,當新上台者繼承了科技專制的手段,獲得了以少制多的能力,也會換湯不換藥地重蹈專制。缺少科技要素的傳統民主——普選、多黨競爭、自由言論等,沒有能力對付科技專制,卻很容易被科技專制所操控。
專制從內部破局的另一種可能,是分裂為多個相互爭鬥的專制集團,那往往會同時伴隨暴民四起,造成社會動盪,無法控制的災難接踵而來,最終滑向崩潰。我未在《大典》描寫那種前景,是因為我在《黃禍》中已經寫得夠多。展望《大典》之後會發生什麼,《黃禍》至今仍是我認為最可能成真的前景。
《大典》寫了科技專制無法從外部破局,從內部破局又落入新瓶裝舊酒,那麼爭取民主的方向在哪裡?如果從外部不能破局,處於外部的我們還能做什麼?這當然不能簡單回答。我只說一個方面——當專制與科技結合,追求民主也須與科技結合。當專制日新月異地更新,故步自封的民主不可能與之抗衡,只有科技民主才能最終戰勝科技專制。
民主自打超過部落規模就離不開操作的技術。民主的最大難點在規模。民主技術始終圍繞解決這個難點。競選、表決、代議制等都是此種技術。科技時代以前的民主技術只是對規模進行簡化,如採用「是」或「否」的兩極表決,或由當選人替代民眾參政掌權。而弊病也出在這種簡化。尤其當社會規模日益龐大,社會生活日益複雜,千頭萬緒攪為一體,傳統民主技術的弊病更為突出,也更易淪為科技專制的玩物。
真正的民主必須讓每個人表達完整意志,能夠充分協商,並讓每個人的意志都加入決策。以往理論皆斷言大規模社會不可能做到,只能用簡化方式。然而到了電腦和互聯網時代,這樣的斷言不再成立。專制能用科技實現以少制多,為何民主不能用科技實現以多制少?畢竟多比少更有力量,以多制少應該勝過以少制多。政府能用大數據實施專制,為什麼民眾不能用大數據產生民主?畢竟大數據的源泉在民不在官,憑什麼只能被專制所用而不能用於民主?
對科技民主的探索正是我們現在該做的和能做的,而且只能在專制機器的外部做。讓科技民主不斷生長,逐步取代科技專制,無疑是大工程。作為起步,首先要瞭解什麼是科技民主?需要從哪裡做起?應該如何著手?以我的嘗試舉例——我多年思考構建了一種自下而上的遞進自組織方法,我稱為「遞進民主」(見《遞進民主》,大塊文化二〇〇六年出版)。
我將這種方法用於互聯網,得到美國專利及商標局(USPTO)授權的兩個專利——《網絡共同體自組織系統》(SELF-ORGANIZING COMMUNITY SYSTEM 專利號 US 9,223,887)和《電子信息篩選系統》(ELECTRONIC INFORMATION FILTERING SYSTEM 專利號 US 9,171,094),並基於專利的思路,設想了從信息整合到業主自治到合作消費等諸多項目,皆是在解決規模困境基礎上生成的市場功能和商業產品。對那些項目的開發不需要考慮民主,只從商業和市場出發,我相信只要採用相應的科技,便會帶來相應的民主。科技民主是最有可能被市場力量驅動而突破的。今天的信息技術提供了科技基礎,互聯網提供了廣闊空間,數位文明的演進則提供無窮機遇,這將是民主徹底戰勝專制的戰場,同時也會產生商業上的網絡新王者。
科技民主不是僅僅在傳統民主結構中增加科技手段,而是要在科技手段之上建立新的民主結構。新的民主結構一定有對世界新的認識,改變世界的操作體系也需要重新詮釋世界的理論支撐。我於二〇一六年出版的《權民一體論——遞進自組織》(大塊文化出版)便是討論規模的困境和傳統民主的缺失,論證遞進自組織何以正當,何以可操,何以能解決難題,從問題繼而談到主義。我甚至用這個理論及專利的思路勾畫過「建立民間力量的網絡共和國」,雖是紙上談兵,卻可說明如何實踐科技民主,也相信有助於台灣社會形成第三力量,突破藍綠分裂,實現社會共識。今後我會在這方面繼續探索,並願意為任何嘗試提供協助。我將「建立民間力量的網絡共和國」與我的兩份美國專利放到以下網址:http://smarturl.it/1111R084。有興趣的讀者可閱讀下載。如需與我聯繫,請電郵:dijinminzhu@gmail.com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典》,大塊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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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力雄
密不透風的紅色帝國,黨慶大典前夕,沒人料到一場改變歷史的風暴即將來臨
  • 網路監控大進化的《一九八四》,極權統治新時代的經典!
  • 《黃禍》作者王力雄最新政治驚悚小說,以中國目前政治的現實為基底來縱其想像,在緊張情節中帶有現世的提醒。
  • 極權者的完美統治,網路大數據做到了!但越嚴密的極權監控,越可能被反噬。最小的縫隙,會造成最大的潰堤。
  • 身處龐大強國身側的台灣,任何局勢變化都影響我們的生活,政治小說是帶領台灣讀者了解中國複雜政治運作的捷徑。
為了辦好黨慶典禮和世界博覽會以彰顯政績,籌備兩個大典成了目前黨政運作的核心,所有人莫不想透過籌辦這兩個大典來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國家安全委員會裡的一個組員,為求被上級注意以利晉升,將流感疫情警告提高,上層也藉著防疫運動來整肅對手。此舉引來世界衛生組織介入調查,證實並無異樣的病毒變異。在這風波裡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蘇主任表面上防疫有功,但實際上被各方人馬圍剿,連主席也開始疏遠他。蘇主任知道自己將在大典後被當作代罪羔羊,為求生路,決定用以往監控人民的高科技網路技術,暗中默許心腹人馬來進行秘密計畫,以求自己能在政治風波中脫身,並更上層樓⋯⋯
《大典》情節極度緊湊,設想精妙又可信,在複雜的政治組織結構裡面看到縫隙,而且是一動足以震撼全球的縫隙。書中沒有梟雄出場,沒有集團謀劃,沒有軍隊倒戈,沒有大廈將崩的跡象,只有一個想自保的官僚,一個有野心的商人,一個邊疆小警察,加上一個政治白痴工程師,便可能讓龐大的專制機器土崩瓦解。
專制權力擁有最強大的科技,以前專制者做不到的,今天的專制者能做到;以前的反抗者能做到的,今天已經做不到。《大典》以今日中國的現實狀況為開端,推演當極權統治日益嚴密,挑戰力量不斷式微,專制似乎日久天長,看不到任何變化可能時,卻被幾個自我盤算的小角色掀翻。看似嚴密堅固的帝國,卻可能脆弱得不堪精算後的一擊。

胡少江: 两个无耻至极国际大会

中国执政党在一周内召集了两个规模盛大的国际会议,一个是中共中央外联部操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另一个是由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浙江省政府操办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后者真正的举办者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它是国家网信办的上级单位。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亲自出席了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主旨演讲,也给世界互联网大会发去贺信;负责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则分别参加了两个会议。

中国执政党举办这两个国际会议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展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对世界政治发展的话语权,也是为了营造中国领导人的国际领导者形象。利用国家的财力从事意识形态方面的装饰工程一向是现代所有集权政党的长项,也是中国执政党的长项。问题是,这次中国人居然敢于在"政党对话"和"互联网发展"这两个领域为自己打造形象,并且毫不忌讳这个举动可能给人们在视觉、听觉和感觉上带来的极具讽刺色彩的违和感,这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众所周知,中国是个一党制国家,除了几个打著"民主党派"招牌的政治花瓶之外,中国不允许任何独立的政党存在,那些企图在中国建立政党的自由民主人士无一不遭到中共的恐吓、迫害、抓捕;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对互联网进行严格控制的国家,那些试图在互联网上为普通网民开放自由言论空间的网站全部被关闭,那些拒绝网络控制的运营商全部被拒之于国门之外。此外,中国政府还设立了网络防火墙,严格禁止中国的普通网民自由地获取所有境外的信息。

一方面严禁任何独立政党存在并且无情地扼杀网络自由,另一方面又公开地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到中国进行"政党对话",并且大谈"网络开放",这究竟出于当事者的无知,还是当事者的无耻?说它无知,或许是它真以为天下人的智商全部为零,能够全盘接受他们的谎言;说它无耻,或许他们对当众撒谎已经习以为常。最令人恐惧的是,一旦一个人或者一个政党铁了心要"将谎话进行到底"的时候,常常也就意味著在谎话后面是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恶行。

其实,中国执政党并非不知道人们是不信任他们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要公然地在光天化日之下谎言连篇,这恐怕不单纯是出于无知,甚至也不仅仅是由于无耻,更重要的是,它是出于一种不可救药的邪恶!他们是要对那些被打压的中国政治反对者、被封锁的中国网民、对全世界谴责他们的独裁统治的正义人士公然显示他们的无所忌惮。他们收买那些无良的政客和商人到北京和义乌去为他们捧场,也是要借此向全世界炫耀他们手中金钱的神通。

至于参加会议的所谓国外来客们,他们无外乎有两类人︰一类是那些在本国无所事事,用中国政府提供的机票飞到中国去混吃、混喝、混礼品的所谓世界政党代表们;另一类是那些希冀用自己软骨膝盖去敲开中国互联网市场大门的唯利是图的西方商人。除此之外,也不乏那些已经习惯忍受中国执政党的胯下之辱的中国互联网大商人。这些精明的商人已经主动或者被迫地将自己的灵魂抵押给魔鬼,成为中国执政党压制持不同政见者和钳制互联网自由的帮凶。


——RFA

2017年12月6日星期三

未普: 与世界政党对话,习近平在想什么?

前两天,北京召开了世界政党高层对话大会,主题是"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这个主题和会议规模,引发关注。

这不是第一次召开"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首次对话会于2014年在北京举办,来自30馀个国家的60多名前政要及专家参加会议,李源潮会见了与会代表。2015年会议王岐山会见了代表,2016年会议刘云山作主旨讲话。和前三届相比,2017年的对话会不仅规格高,而且规模空前,共有120多个国家2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参会,中共最高领袖习近平首次出席会议并发表主旨讲话。

对此,有网友很真诚地批评,这一招又是王沪宁出的吗?这是习近平的大错招,搞这些假大空,太糊涂!网友批评的不错,不过,习近平之所以看重这个对话会,肯定是仔细盘算过了。习近平在十九大进一步巩固了权力,其思想也写入了党章,此时正踌躇满志,空前自信。他自信,经过王沪宁精心包装的习近平思想"充分体现了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他自信,和全球政党对话的机会,正是将其思想向全世界倾销的大好机会。他自信,中国面临的历史机遇对他所领导的中共和中国空前有利。

对空前自信的习近平来说,利用外国政党的口赞美中国共产党、中国成就和中国道路,何乐不为?这有利于提升中国老百姓对共产党的信心,比自己的党媒歌功颂德效果好。新华社说,习近平亲自演讲,被各国政党所期待;十九大后希望访华的外国政要排起了长队,等等。和官媒的扭扭捏捏的自吹自擂相比,外国政党对中共的赞美,要直白得多,让中共过瘾得多!他们说,中国太伟大了,成就太耀眼了,中国道路太成功了,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各国政党学习的榜样!塞尔维亚前进党副主席马尔科‧究里奇表示,过去五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从严治党,惩治腐败,"维护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代表的形像和地位"。

另外,顺便听听外人的赞美,习近平也会乐在其中。旅法学者宋鲁郑说,习近平本人是吸引五大洲、不同文明、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各国政治人物、各领域的专家学者纷沓前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说,听一个如此成功国家的领导人亲自和大家分享经验,这样宝贵的机会有哪一个国家想错过呢?

不过,对习近平来说,借与全球政党对话的机会,趁机向全世界传递他的一些理念和主张,才是更重要的使命。他的讲话因此有几个要点特别值得注意︰一个要点是关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说法。习称,中共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近年来,中共一直认为,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由西方主导制定的,不能反应中国日益崛起的态势,因此要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使其对中国倾斜,对中国有利。

另一个要点是关于高端政治对话的说法,习希望把中共与世界的"高端政治对话"机制化,使其成为"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的政治对话平台"。近几年,习近平热衷于参加并创建各种形式的高峰论坛,如"一带一路"、"金砖国"、达沃斯、APEC和环境峰会等,如今他又建议把全球政党之间的政治对话机制化。在这个所谓的"政治对话平台"上,中共有党员8000万,是各国政党中的超级大党,在成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之前,中共已因此而有了超级称号。

第三个要点是"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这显然是针对外界对中共试图输出中国模式的担忧和指责。然而习近平的否认并不令人信服。在世界政党对话会召开之前,中共官方对外传递的信息,明确地表明了中共的企图。根据《The Diplomat》11月24日的文章,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中共的一贯使命就是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推动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其潜台词,就是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对习近平的使命,一些中国老百姓的反应最为点睛︰世界上最腐败的政党,居然还敢邀请全球政党,真没有自知之明!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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