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1984年赴美国留学，1992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曾就職於哈佛本科生院（Harvard College）、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院（RSPAS，ANU）、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EIP）等。感谢丁学良教授授权发布。
在哈佛大学（严格地说，是哈佛本科生学院）将近400年的历史上，曾经有过来自各方面的冲撞。
比如1984年10月我刚到哈佛，在关于二十世纪东西方激进学生运动的研讨会上，就听到历史系讲座教授史华慈（BenjaminSchwartz）回顾他与美国“山寨红卫兵”的一场对抗式辩论。受到中国文革的刺激，哈佛本科生学院的一帮学生于1967年间也成立了一个仿照我们正宗红卫兵组织的团体，奋起造反，占领了校园里的主楼（即门口有哈佛牧师塑像的白色建筑），多日拒不退场。
这样一来，大学行政部门许多职员无法进去上班。校方也考虑了向警察局求助的方法，让警察强制地把造反学生们驱赶出大楼。但有几位教授不赞成，因为学生并没有暴力行为，只是用占据办公楼的方式提出他们的激进要求。于是教授们推举史华慈作为代表与学生协商，因为他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名家，有关于中国近代激进学生运动的著作，还有对毛泽东革命意识形态的深层解读。史华慈与学生们对话几个小时，终于让他们主动撤出了办公楼。据多位教授回忆，那场占据行动是1960年代中后期美国激进学生运动中，哈佛大学经历的最大冲击。
文化战争冲击大
相比起特朗普第二任进白宫以来的半年多时间内对哈佛的撞击，那场占据行动简直是皮毛摩擦。今年3月美国主流媒体就警告，特朗普正在对哈佛大学发动一场战争。其后，特朗普当局对哈佛的撞击连续不绝，多到难以计数，性质五花八门。在评判这些撞击的含义和可能的后果之前，我首先应该平静地交代三个背景讯息，否则并非专门从事教育行业的读者可能会发生某些误解。
第一个背景讯息是：从我到美国的第一个月开始，就被许多当地人开导，哈佛大学并不是典型的美国大学。这里的典型含义不是表达夸奖的“样板”或“模范”，而是描述式的“常规”或“平均数”的意思。
开导我的这些美国人大多数是教育界的，他们好意地告诉我这个刚来的外国学生：美国其他的大学，不论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都与哈佛大学很不一样。这里的不一样不是指教育素质之高低，而是指学校的传统、价值观、文化认同、精神气质之类抽象的元素。跟我这么解释的美国人通常对哈佛并无敌意，他们只是提醒我，像我这样的从红色中国来到美国留学的老外，如果仅仅受了哈佛的正规教育，即便拿到博士学位，我对美国高等教育的了解仍旧是非常不真切不可靠的。简言之，哈佛不是典型的美国式大学。
第二个背景讯息更进一步，部分地充实和诠释了以上的观点：哈佛本科生学院在大约400年前创办时，北美大陆并没有一个主权国家，所以那时代的当地人（不是指印第安原住民，是指欧洲移民及其后代）并不具有所谓的“美国”意识和认同。他们都是殖民地的居民，自然而然具有欧洲的意识和认同。
哈佛本科生学院师生们在十八世纪尾以前是这样，那之后也在相当程度上延续着这种传统。这种心态在许多美国人看来，甚至可以被指摘为“非美国un-American”的，但还没到“anti——American”反美国的敌对程度。
举例来说，全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都采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编目系统，这样有利于所有查索者的方便。唯有哈佛大学图书馆不采用这套国家编目系统，理由是当哈佛本科生学院建校时，还没有美利坚合众国，所以哈佛要保留本校独自的古老编目系统。
外国师生占比高
第三个背景讯息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来，哈佛大学有愈来愈多的外国人担任教师和研究人员，学生中的外国人比例上升。这是由于作为研究型大学，该校除了本科生学院的学生以美国人为主外，其他所有的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外国学生的比例相当高。它必须从全球青年人才大海里吸取新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令绝大多数国家受重创，唯有美国综合实力急剧膨胀，对国际人才的召唤力强盛。可以说，这种国际化的普遍主义是著名高等学府的基本色彩，源于中世纪的欧洲，美国名校是更上层楼（《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5至31页）。
以上3个背景，为我们理解特朗普当局与哈佛大学之间的摩擦冲突，提供了基础性的因果关联。因此，特朗普团队针对哈佛的连串打击，是美国乃至许多西方国家广义的“文化战争”的一部分。
在这几个深层背景之上，另有其他的一些既重要也更迫切的原因。其中之一，是哈佛大学作为民主党的人力资源培养基地和政策智库中心的功能。特朗普平生最痛恨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有他的夫人），是哈佛培养的。历届民主党执政的联邦当局里面，从哈佛过来任职的教授和毕业生不计其数。在特朗普团队和他们MAGA运动的眼里，哈佛大学虽然位居美国本土，所用的资源大部分也是来自美国，但培养出来的一代代年轻人，绝大多数却自封为视野超越美国、不以美国利益为本。
特朗普流派的美国优先主张，反击的就是这些常春藤大学的所谓知识精英和文化名流。
根据特朗普流派的观察，比以上“非美国”倾向更糟糕的，是哈佛大学学生里面的外国人，许多是激进的左派分子。他/她们在本国或本教区里，缺乏自由表达的空间，因为公开抗议本国政府或权势集团的代价太高。来到美国后，这些人却充分利用美国的自由空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这其中最火爆的问题，是长年缓解不了的中东冲突。许多外国学生来自伊斯兰宗教区域，把以色列视为头号仇敌。这些留学生拒不承认，中东没完没了的冲突之根源，其实大半归于信奉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组织和政权（即中文政治话语里的“三个主义”），拒绝普世价值和宗教宽容，反而把以色列乃至犹太族群标记为邪恶势力。
三个主义颠倒是非
这些人从来不反省也拒绝讨论，二战结束以色列国成立以来，被以色列军队杀死的穆斯林人数虽然不少，但远远少于穆斯林不同教派之间互相屠杀的人数。
鉴于以上理由，特朗普当局反覆要求哈佛大学等高校，严格管控校园内的抗议活动，不可以佩戴蒙面罩具游行示威，对反犹太裔的言行进行调查和惩罚。更进一步，校方必须向联邦执法机构交出国际学生的相关档案资料。相应的，对已经被哈佛大学录取、尚未进入美国本土的外国学生，对其仔细审查，包括追看他们过往在社交媒体上的激进言论。
历史地看，特朗普当局针对哈佛大学的这些措施，有的成份已经是朝着违背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方向演变。我们当年进入美国根本没有被这么审查过；人人皆知，美国是自由开放包容的典范之地。
然而，如果比较地看，这些措施远比不上当年的苏联阵营、当今的北韩和伊朗对外国留学生的审查。特朗普当局实际上是在模仿，从别的国家那里学习防范外部威胁的方法。目前针对哈佛的措施，也是当局的杀鸡儆猴把戏，因为在美国几十所名校中，比哈佛更左更激进的多着呢，比如加州的、纽约的、华盛顿特区的。特朗普团队大概盘算过，只要把哈佛打压下去，其他大学就不至于顽抗到底了。目前看来，哥伦比亚大学已经退让了几步，弗吉尼亚大学校长已经被迫辞职，哈佛校方虽然把联邦政府控告上法庭，后果也难料。
无疑，如果特朗普当局继续这么走下去，美国此前具备的吸引全球人才的竞争优势，将会流失多多。但他更看重的是选票，靠着美国优先、本土安全优先，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选民支持。
本篇以及后续的评论并非为哈佛大学作单方面辩护，虽然我对它的感情不浅。我的主旨是对当代的大学作为一个独特的Instituion，在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国际关系下遭受的种种压力和挑战，如何作出相应的调整变更，进行一系列的比较。
此前我为《信报》撰写的关于内地大学工科理科和人文社科专业比重的全面调整、香港高校早先的国际化遗产之保留、香港高校被外界所讥讽的生产大批“水硕”的现象，都是相关的话题。我很高兴地得知，香港目前要努力成为一个区域高教中心，因此对以上的问题必须认真参照和思考，出台更好的政策和应对措施。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伟大的大学靠一代人的努力就能够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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