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31日星期四

赵晓|川普大战美联储:这一次,我站在美联储一边

——兼论保守主义者的制度底线

作者:赵晓


一、当川普怒怼鲍威尔:不是装修账单,而是制度碰撞

2025年7月,美国政治舞台再现一幕"行为艺术"——川普总统亲临美联储总部,怒斥其翻修预算过于奢侈,现场与主席鲍威尔唇枪舌剑,成为全球财经媒体焦点。我虽身在欧洲旅行,但仍接到美国商界朋友来电,希望听我评论。

真正的焦点,当然并非"装修风波"这类的"选择性反腐",而是川普借机再次向美联储施压要求降息。关键问题则是:货币政策究竟应该听谁的?是民选总统,还是独立央行?

这一次,我不站在川普一边。

基于基督徒保守主义,我一贯公开支持川普在诸多关键政策上的立场:反堕胎、捍卫信仰自由、重建产业主权、反对政治正确。他的整体政治方向,远比对手更接近圣经的伦理与社会观,也因此更得我的欢心。

但正因为如此,当他偏离保守主义核心原则——制度约束、财政节制、责任政府时,我感到痛心,为此必须选择忠于信仰,并公开发声。

这一次,我站在制度一边,站在"公平的法码"一边!

二、保守主义的信仰底线:制度不是束缚,而是祝福

真正的保守主义,不是对某个强人的崇拜,而是对人性堕落的深刻认识,以及对"有限政府"、权力制衡以及制度约束的理性守护。

制度的价值,不在于限制"我反对的人",而在于防止"我喜欢的人"也能滥用权力。加尔文主义传统强调:因为人性是堕落的,所以总统是靠不住的;权力必须被约束,制度必须能防腐。

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是对政权诱惑的一道制度防火墙。央行若沦为总统的提款机,代价不仅是通胀与泡沫,更是信用崩溃、信任流失、秩序动摇。

正如《箴言》所说:"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法码,为祂所喜悦。"(11:1)

川普曾说:"我们不信仰政府,我们信仰上帝。"我赞同。但我要加一句:我们也不迷信强人与好人,而是努力守住那制度性的"公平法码"。

三、历史的警钟:总统干预货币的代价

美联储不是第一次面临总统干预,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川普这一回,注定不过是历史中的又一浪花。

第一场震撼战役发生在1830年代——杰克逊大战"第二银行"。

这家银行由私人出资、受国会授权,实为当时的中央银行,肩负统一货币、管理财政、监管信贷等职责。但出身边疆民粹的总统杰克逊极端不信任金融寡头,怒斥它是"国家中的国家",服务富人,压迫人民。他声言:"银行想杀我,我要先杀了它。"

1832年,银行主席尼古拉斯·比德尔申请提前续约,国会通过法案,但被杰克逊果断否决,并全面撤走联邦资金,转入他支持的"宠臣银行"。比德尔反击,紧缩信贷制造恐慌。杰克逊则回应:"我不信任银行,我信任人民。"

结果:中央银行死了,经济泡沫来了。失控的宠臣银行释放海量信贷,引爆投机热潮。1837年金融危机爆发:银行倒闭潮、企业破产、失业激增,经济陷入深度衰退。杰克逊赢了战斗,却输了大局。

此后总统干预联储也屡有发生:

1965年,约翰逊为越战融资,怒斥联储主席威廉·马丁要求放水,好在马丁坚守原则;
1971年,尼克松为连任施压联储主席伯恩斯压制加息,制造假繁荣。他居然成功并赢得选举,却引爆70年代恶性滞胀、美元与黄金脱钩,全球货币体系崩溃;
直到保罗·沃尔克接任,顶住压力、暴力加息20%,才终结通胀。

国际恶例,就更是惨不忍睹:

委内瑞拉:查韦斯、马杜罗操控央行印钞填补赤字,2018年通胀超百万%,货币废纸化;
土耳其:埃尔多安宣称"利率是万恶之源",多次解职行长强行降息,结果通胀失控、外资逃离;

中国国民党政府:1948年推行"金圆券"改革,不兑现金本位,大印钞票透支信用,不到一年,政权垮台。

这些血的教训都在提醒我们:当货币沦为权力工具,不仅经济会破产,制度也将崩解。

四、此时此刻,美国不需要"被拯救"

目前美国通胀已从2022年的9.1%降至3%左右,失业率稳定在4%以下,GDP稳中有进,股市强势回升。在疫情冲击、地缘冲突、全球震荡的大环境下,鲍威尔领导美联储通过温和加息,不仅压住了通胀,还避免了经济衰退。

这是一场了不起的"软着陆",是真正的奇迹!背后当然也有川普政府早期的税改和产业回流所打下的结构基础,我们应予以肯定。

但此刻贸然降息,有可能断送成果甚至前功尽弃。而美国,其实并不需要"额外的糖",更不需要以牺牲制度独立为代价,制造一次选举繁荣的幻觉。

五、真正支撑美国繁荣的是什么?

不是总统的推文,不是一时的宽松政策,更不是哪个理论家的名言。

支撑美国长期繁荣的,是:

宪政保障下的个人自由;
对产权、信用与制度的长期信任;
企业家精神带来的创新与进步。

而央行的独立性,正是制度信任的核心支柱之一。一旦沦为白宫工具,市场信心将崩塌,美元信用将动摇,美国宪政体系也将失去最根本的中立地带。

六、拒绝阴谋论,信靠真理中的自由

一些人不谈制度、不讲经济,只热衷属灵化的阴谋叙事:"美联储是罗斯柴尔德控制的私人组织","美元是撒旦的印记"之类……

对此,我必须温和但坚定地提醒:

谎言是撒旦的工具,真理才使人得自由。

美联储确有复杂制度安排,值得改进,但绝非私人更非外人掌控,也不是"深层政府"在掌控。

美联储成立于1913年,由美国国会立法设立,总统提名理事,参议院批准,国会设定政策目标,每年报送财务并将盈余上缴财政部。

所谓"私人银行控制""外国注册公司"等说法,皆为毫无依据的谣言,混淆制度复杂性与主权归属,结果只能制造仇恨与恐慌。

我们不事奉谣言,也不事奉玛门,我们只事奉主,在真理中得自由。

七、结语:制度的守望者,不是政客的啦啦队

在川普与美联储的这场对决中,作为一名基督徒保守主义者,我选择站在公义制度这一边。

我不站在川普这边,当然也不意味着站在鲍威尔这个人的背后,而是要努力追求站在"公平的法码"背后,站在上帝所喜悦的秩序原则背后。

真正的保守主义,不是盲从强人,而是坚守原则;不是追随热情,而是约束权力。

总统可以寻求伟大,央行可以不断改革,但制度不能被践踏,底线不能被击穿。

仁爱之心加上公义的制度,才是这个世界最接近神圣的东西。

而制度的堕落,往往不是始于暴君,而是始于"我们喜欢的强人",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所以,这一次,我坚定地站在制度这一边!




【八面来风】关税大战的第一个牺牲品来了;中国大学里的男生为什么越来越少?日本右翼民粹主义正在崛起

力平坐看云起 弱信号 2025年07月30日


中国大学里的男生为什么越来越少?

一个重要信号出现了,可能深刻影响中国未来20年的大学生就业、婚恋市场格局。那就是——大学里的性别比,正在失衡的路上蒙眼狂奔。

很多人还没注意到,多年前高等教育阶段"男多女少"的格局,已经悄悄出现了"惊天大逆转"。

2022年,全国本科招生人数468万,其中,女性占了295万,男性只有173万。这意味着,每100位女生拿到本科录取通知书,对应的只有58名男生。比例逼近惊人的2:1。

然而,这一年龄的男女比例,在出生时明明是"男多女少",男女性别比高达121.18!  

如果我们细看2022年的本科招生数据,还会发现意想不到的残酷真相:

云南招本科生12万名,其中10万女性,2万男性;

广西招本科生14万名,女性10万,男性4万;

内蒙古招本科生6万人,女性4.6万,1.8万男性;

还有河南、山东、重庆、贵州……这几个出了名的高考大省,本科招生性别比都低于50。

再看一下不同教育阶段的性别比例:

小学阶段,100名女生,对应周围有116.1名男生;

初中阶段,100名女生,对应周围115.5名男生;

高中阶段,100名女生,对应周围只有97.2名男生;

大专校园里,100名女生,对应周围只剩下90.8名男生;

本科校园里,100名女生,对应周围就只剩下58.7名男生了……

在一步步迈向高等学府的道路上,成千上万的男孩们被接连"淘汰"、分流,女孩们则一路杀出包围圈。当幼儿园出现"男男男女女男"的一幕,高校却诡异呈现"女女女男男女"的局面。难怪有人感慨,"一路升学的过程,就是男同学越来越少的过程"。

这是怎么回事?中国大学里,男生为什么越来越少?

随着高等教育女性群体的激增,一场巨大的连锁反应开始了,影响或许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第一哲学家《中国大学里的男生为什么越来越少?一个重要的信号出现了!》)。

一点感想:这个问题出现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记得大约20年前,已故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就和我说过这个问题。而在今天,这个问题应该是越发突出了。我想,这个问题没有别的原因,就是目前的考试制度和方式造成的。至于其影响,有些问题不太好明说,我只能说,影响将会是很深远的。

关税大战的第一个牺牲品来了

非洲内陆小国莱索托首相萨姆·马特凯恩通过电视直播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两年的灾难状态。"镜头前这位头发花白的领导人声音沙哑,身后是首都马塞卢街头高举"我们要吃饭""我们恨特朗普"标语的抗议人群。这个被南非国土包围、人口仅230万的国家,成了特朗普全球关税战中第一个倒下的牺牲品。

三个月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对14个国家实施"对等关税",而莱索托的纺织品被单独加征50%税率,这是所有受制裁国家中的最高惩罚。莱索托的纺织车间曾是非洲制造业的奇迹。流水线上,女工们熟练地缝合着李维斯牛仔裤、盖璞T恤,以及绣着"TRUMP"金字的定制高尔夫球衫。这些衣服漂洋过海进入沃尔玛超市时,标签价签上从未标注过它们的真实产地,一个美国地图上都难找到的弹丸小国。

纺织业占据莱索托出口收入的40%,全国90%的纺织订单依赖美国市场。这要归功于2000年生效的《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GOA),该法案允许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免税向美国出口纺织品。25年来,莱索托吸引了大量外资建厂,成为非洲对美服装出口第一大国,养活了4万名工人,其中75%是承担家庭生计的单身母亲。特朗普的关税大棒砸碎了这一切。他给出的理由让经济学家瞠目:指控莱索托"操纵汇率"和"产能过剩"。南非《兰德每日邮报》直接嘲讽:"一个全国仅30%地区通电、小学辍学率25%的国家,拿什么操纵汇率?"至于"产能过剩",恰恰是美国自己通过AGOA法案催生的产业链。

2023年,莱索托向美国出口了2.37亿美元纺织品,而美国对莱索托的出口额仅300万美元。"这不公平!"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挥舞着贸易逆差表怒吼。他无视了莱索托的GDP总量(20亿美元)还不及曼哈顿一栋写字楼市值的事实。制裁令下达48小时后,灾难开始具象化。位于马塞卢工业区的Precious Garments工厂,莱索托最大的服装企业突然贴出停产通知。这家为特朗普品牌代工十年的企业,一天内取消了1.2万件衬衫订单。"美国客户说关税让成本翻倍,他们宁可去孟加拉下单。"厂长姆兰波指着空荡的缝纫车间,地上散落着未完工的衣料。

莱索托的车间沉寂了。马塞卢最大的工业园,厂区铁门挂着生锈的锁链,透过窗户能看到流水线上半成品衬衫。其中一件的领口绣着"TRUMP 2024",这是工人们赶制的最后一批订单,如今它们永远等不到被装船运往大西洋彼岸的那天(小西瓜侃侃国际如何看待莱索托被美关税搞"破产" 小国成牺牲品》)。

一点感想:莱索托是个很小的国家,虽然知道有这么个国家,但也就只是知道国名而已。没想到,这个小小的国家,居然成了关税大战中第一个倒下的牺牲品。谁也没招,谁也没惹,无辜地成了第一个牺牲品。除了感叹,好像也说不出什么。记着李显龙的那句话吧,这是一场惊涛骇浪,很多事情还在后边。

日本右翼民粹主义正在崛起

自二战以来,日本凭借由世界上最成功的大联盟政党之一领导的共识驱动政治体制,建立了作为全球投资者避风港的声誉。如今,这一中间派阵营正在瓦解,考验着多年来对这个国家的许多既定认知。

本周早些时候日本上议院的选举显示,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在多个反对党面前失去支持,这些反对党大多因物价以多年来最快速度上涨而愤怒团结起来。

然而,东京街头最受关注的却是一个特别的政党:三生党,一个推动"日本优先"议程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投票前的炎热夏日里,该党的候选人抨击外国人,反对同性婚姻,并提出了引起已经对全球宽松财政管理感到紧张的投资者警觉的支出承诺。该党甚至开启了关于日本——这一长期的美国盟友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是否应拥有核武器这一禁忌话题的讨论。

这一事态在自民党内部引起反应。本周落选的党内成员之一佐藤正久——一位自 2007 年以来代表自民党参议院的前陆军上校——表示,为了保持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党需要拥抱更强硬的民族主义,同时降低食品和汽油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他说,有助于此的是党应回归前领导人安倍晋三"夺回日本"的愿景,以对抗参政党的崛起。

"过去 30 年人民生活没有明显改善的责任在于自民党,"佐藤在周四选举落败后,工作人员正在搬出他的议会办公室家具时说道。"为了让党重新走向保守主义,避免过于由化,我们需要一位保守派领导人。"

分裂的政治格局,加上几乎所有政党都呼吁减税或增加支出,令投资者感到不安,他们担心这个世界上债务最重的发达国家之一如何能够承担得起放开财政水龙头的代价。本周,10 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至 2008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 40 年期国债拍卖则出现了自 2011 年以来最疲软的需求(彭博《右翼⺠粹主义的崛起威胁⽇本的避⻛港地位》)。

一点感想:三生党,日本的这个新兴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直到最近几天才为外人所知。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这个党是2020年才创立的;第二,这个新党是通过在互联网上聚集人们创立起来的;第三,在这次日本参议院选举中,该党获得了14个席位,有人说,这标志着日本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第四,选举的结果说明日本社会的政治氛围在发生变化,在此背景下,目前执政的日本自民党的向右转,也是大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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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純鈎:大罷免失敗非戰之罪,抗共保台是長遠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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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一些台灣評論界對大罷免失利的評論,又多長了一點見識。
不少評論分析戰果,認為大罷免是在國民黨的傳統根據地發動起來,本來就是國民黨基層較有實力的地方,因為關係生死存亡,國民黨是拚老命去守,罷免團體是盡全力去攻,已經過了第二階段門坎,戰果可觀,只是最終沒有攻下而已,非戰之罪,雖敗猶榮。
有人評論民進黨對大罷免的支持不夠,因為我們不在現場,無法判斷此說是否成立,但民進黨是執政黨,不能動用行政力量,這中間的確有些分寸難以掌握,搞得不好反而損害現有的民主機制。
有評論認為,大罷免失敗後,國民黨可能總結經驗教訓,在立法院中減少對行政的干擾,因為之前胡作非為過頭,招來反效果,日後如不收歛,還有下一次被民眾總清算的機會。這個說法正與我之前文章的看法相反,但很有道理。
大罷免動員起強大的正派民間意志,具不可小覷的政治能量,未來在縣巿長改選﹑下一屆立法院議員選舉,與下一任總統大選時,這股力量都足以發揮左右大局的作用。勝負是暫時的,人民的政治覺醒才是永恒的。
國民黨若稍有政治頭腦,會明白躲過大罷免只是僥倖吃老本,加上全民發萬元臨時收買人心,他們的基本盤雖然勉強維持住,但這絕不是必然的。國民黨如繼續奉中共意旨危害台灣本土利益,基本盤不斷被削弱,總有一天會自食其果。基於此,朝野之爭未來有可能稍微降溫,反而有利於台灣民主制度的完善。
如果大罷免之後台灣社會得以良性發展,朝野理性互動,情緒化降溫,減少破壞,多作建設,那對全體台灣人更是好事。相反的,台灣內部越是向好,對中共越是不利,中共若一味不死心,挑唆國民黨作惡,卻恰恰損害國民黨的切身利益。這次大罷免之前,有國民黨人就公然叫囂反共,以此減輕民眾的反感,證明生存還是第一位的。
國民黨議員遭遇罷免,主因便是奉旨搞亂台灣,干擾民進黨執政,因此惹怒了台灣選民。人民的反感不會因為罷免運動過去而消逝,中共若不汲取教訓,繼續挑唆國民黨倒行逆施,日後還有很多機會被清算。中共雖本性難移,但統戰手法仍需貼近政治現實。
大罷免失敗對美國政府也是一種警醒。本來,賴清德勝選便有一點幸運成份,藍白兩黨在總統大選前協調失敗,分薄票源,使賴清德佔了便宜,但這種幸運在下一屆總統大選未必會出現。因此,如果美國要維護台灣的民主體制,便要想辦法多給台灣一點好處。
美國給台灣最大的好處,首先是結束兩岸關係中的戰略模糊策略,直接宣佈將為中共武力犯台出兵,聯合盟國介入戰爭。這個明確表態,足以打消大部份台灣人對戰爭的擔憂疑慮,減少中共武力恐嚇的作用,也使國民黨的兩岸論述破產,對未來的選舉大有俾益。
此外,美台之間正為關稅作最後談判,美國如果要價過高,等於為難賴清德,台灣中間選民諉過於賴清德,對民進黨保持執政地位不利。相反的,如果美國鬆手,便是賴清德談判有功,台灣經濟得以長足進步,這對民進黨下屆勝選有利。
大罷免雖然失利了,但罷免團體不妨將工作重點轉移到長期的基層工作中去,更紮實地耕耘地區工作,爭取民心,尤其是加強兩岸關係問題上的論述,揭露國民黨愚弄選民的詭計。很多中間選民昧於基本的認知,他們只是害怕戰爭,希望和平,但並未深究其中底細。
國民黨一味強調和平,但狡猾地迴避追求和平的目的,是配合中共的統戰,將一國兩制強加給台灣人。中共也鼓吹和平,但和平根本不是中共的終極目的,中共的終極目的是假和平之名實行統戰,將台灣納入中共版圖,廢掉中華民國國號,將台灣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省。
民進黨的兩岸論述,似未揭露中共與國民黨的真正用心。對台灣來說,和平只是手段,保有中華民國的自主性和民主體制才是目的;對中共來說,和平也只是手段,併吞台灣才是目的。既然兩岸講和平都不是目的,那就不能一天到晚停留在講和平,應該深究和平背後的本質分歧。這才是要害,不加以揭露,國民黨永遠都可以愚弄人民,永遠都可以維持他的基本盤。
大罷免失敗並非台灣民主的終結,只是另一個階段性鬥爭的開始而已。大罷免集結的民意,是長遠政治鬥爭的動力。從這個角度看,大罷免形成的政治動員一定不能散,一定要繼續深耕地區,為未來的新鬥爭任務打下堅實的基礎。

【書摘】《醬缸裏的欺負鏈:東亞大陸帝國意識形態的起源……》第八章 欺負鏈結構的形成

 【書摘】思想坦克 20250731


第八章

欺負鏈結構的形成

明帝國於朱元璋和朱棣在位期間著力推動認信國家建構,以求確立尊卑分明的社會政治秩序。可是鞏固中央集權體系的過程中,官僚知識階層和軍事貴族遭到大規模整肅,長遠地損害明帝國的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朝廷在立國初年設有負責統管官僚、起草政策的中書省,以及統管全國軍政的大都督府。不過朱元璋在一三八○年肅清胡惟庸後,隨即廢除中書省和大都督府,把六部官僚和五軍都督府將士都交由皇帝直接統領。朱元璋亦把軍權分為由兵部掌握的調兵權,以及劃歸五軍都督府的統兵權。明帝國君主自此獲得不受制衡的絕對權力,卻也必須親自處理各種瑣細事務。當朱元璋或朱棣這兩位充滿魄力的君主逝世後,其資質普通的繼承人卻無法以一己之力運籌帷幄,國家評估時勢、擬定政策的能力遂大不如前。

朱元璋有著近乎偏執的秩序情結:他期望能確立長幼尊卑等級分明的社會政治秩序,並主張通過身分世襲達成社會分工,從而限制市場貨幣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回歸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的理想。這種對自給自足的執著,亦出現在軍事補給制度上。從軍戶徵召到衛所駐守的男丁,實際上只有兩至三成的人力是負責防衛的戰士,其他人會分配到田地負責種植軍糧:也就是說衛所既是負責防衛的軍事單位,也同時是供應軍糧的生產單位。明帝國期望透過動員士兵屯田令衛所自給自足,從而解決軍需補給的問題。可是此制度卻於一個世紀內急速崩壞,大批負責屯田的軍戶逃籍成為自耕農,到朱瞻基在位時大部分衛所都無法按制度設計自給自足。

到朱祁鎮在位時,朝廷為彌補衛所在軍需上的缺口,開始讓州縣的地方行政機關代理衛所事務:可是這種以民政輔助軍需的做法,卻令軍事補給變得瑣碎而難以統籌。地方官員為應付這種繁瑣的新任務,只得偏離帝國體系講求自給自足的精神,借用市場貨幣經濟的力量促進跨地區的物流。官府按照開中法的規定,招募在地商人替當地的衛所採購物資、或是委託他們把補給品送到指定地方,並以鹽引作為報酬。之後商人可以憑鹽引到官營鹽場取得官鹽,帶到市場中販賣獲利。雖然起初朝廷嚴厲禁止商人販售鹽引,可是商人還是把鹽引當成通貨用的有價證券,其後朝廷也得順應市場大勢,把鹽引當成國家貨幣政策之一環。

圖8.1 明帝國創立時的朝廷體系

明帝國的制度設計,追求的是尊卑秩序分明、農村自給自足的靜態秩序。這種緊縮政策令東亞大陸迅速恢復社會秩序,從而撐過十四世紀氣候變遷帶來的衝擊:可是農業生產隨即因為社會穩定而出現剩餘,令市場貨幣經濟的復興成為超乎預期且不可逆轉的趨勢。農村社會在十五世紀已經無法維持自給自足,令跨地域的貿易重新成為國家經濟的常態,而朝廷亦須改以貨幣為徵稅的手段。當白銀於十六世紀從日本的石見銀山、以及西歐國家在美洲的殖民地源源不絕地流入,明帝國也隨著市場貨幣經濟的擴展,成為東亞和東南亞海洋貿易圈不可割裂的一員。衛所制度的崩壞以及鹽引制度出乎意料的發展,都說明朱元璋於開國初期制定的典章制度,因為無視蒙古和平以來社會經濟的根本變化,從而無法應付在明帝國穩定局面後,社會經濟體系依照固有軌跡而不斷加速的演變。明帝國的管治之所以未徹底崩潰,是因為朝廷和官僚知識階層把制度的漏洞,以靈活的方式透過在朝廷、市場和地方社會的各種非正式體系加以彌補,從而達成各種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上的目標,令明帝國初期構思的社會政治秩序得以落實。

圖8.2 胡惟庸案後的朝廷體系

朝廷在朱元璋的大肅清過後,缺乏統籌的能量,使其難以應對十四世紀末以來的社會演變。可是明帝國君主無法信任官僚知識階層和軍事貴族,而朱棣作為奪位的藩王,自然亦不會將盼望寄託在皇族之上。如此皇權只能倚靠宦官在內廷的平行科層體系,局部恢復統籌政策的能量。

隨著官僚知識階層被大規模清洗,素來痛恨宦官干政的朱元璋,亦只得放手讓宦官處理行政事務。當時宦官尚未建立自己的勢力,而他們之所以淨身入宮,也是因為出身寒微、難覓生理之故:當時他們能夠憑藉的,就只有皇權的力量。相對於門生眾多的官僚知識階層、或是與地方利益盤根錯節的軍事貴族,宦官還是能令皇權比較放心。朱元璋在一三八四年設立司禮監,讓其掌印太監連同屬下的秉筆太監審議官僚上奏的文書,甚至容許他們代表皇帝批核部分公文;而皇帝向六部以及地方官府發出的文書,都會交由司禮監統一對外發放。除此之外司禮監亦設有專用的檔案室,以及用來培訓宦官的學校。司禮監的權責其後逐漸膨脹,在皇權的授意下接管昔日中書省的統籌角色,甚至於一四二○年開始掌管名為東緝事廠(簡稱東廠)的特務機關。

而在中書省被裁撤後,朱元璋亦開始委任官僚擔任翰林院大學士,讓他們在不掌實權的情況下協助行政。其後登上帝位的朱棣,則在親征內亞時讓太子朱高熾在大學士的協助下暫掌國事。朱高熾在一四二四年接掌政權後,將昔日輔政的大學士團隊改組成內閣,並讓率領內閣的首輔統籌政務。不過在正式的權力架構上,內閣成員只是皇帝的私人幕僚,並沒有接收和發放官方文書的權力。首輔若然要順利執行職務,就必須與司禮監的掌印太監合作,共同審議上奏文書、協助皇帝草擬政策。這樣明帝國首輔的權力基礎,遠比之前東亞大陸諸帝國的宰相來得薄弱。內閣與司禮監這兩個非正式體系互相制衡,令皇權能夠一邊藉官僚體系提升國家能力,一邊為其權力設下緊箍咒。

這種雙頭馬車的制度安排,亦被應用在明帝國的軍政管理之上。皇帝不時會委任宦官擔任左、中、右、前、後軍的都督,又會派鎮守太監到部隊監督將領、傳遞軍令,有時甚至向他們授予帶兵的權力。而宦官監督軍隊,亦逐漸由權宜之計轉型為明帝國軍事制度的常態。除此以外,宦官亦負責指揮皇帝直屬的禁軍、以及北京一帶的衛戍部隊。負責製造和操作火器的神機營,亦同樣交由宦官負責統領。皇帝亦會派遣宦官到帝國各地徵收稅項,採收整修宮殿所需的建築材料,並讓他們在林產、礦業和造鹽等專營業務上賺取利潤。

圖8.3 明帝國的雙頭馬車體系

「陽奉陰違」作為一種制度

作為明帝國管治基礎的戶籍制度和里甲制度,隨著市場貨幣經濟的擴張,而逐漸失去原有的效能。隨著經濟於局勢穩定後恢復增長,社會也有愈來愈多人能夠累積財富。他們開始併購土地,使土地買賣日趨頻繁。在和平時期增長的人口,亦開始透過跨地域經濟網絡尋找機會,繞過戶籍制度的規範遷往異地謀生。如此黃冊和魚鱗圖冊上刊載的資料,亦於其後兩個世紀逐漸與現實脫節。結果地方官負責管治的地域,出現大量沒有人丁的戶口、沒有戶籍的人口、以及沒有地主的土地,令稅項的徵收成為日趨困難的任務。

雖然理論上地方州、縣每十年就要清查戶口,而朝廷亦會定期動員太學生和監生覆核資料,可是制度的設計並未預期人口和地權的大規模流動。清查和覆核戶籍資料、並將其妥善存檔,本身亦需要耗費大量的資源。隨著戶籍的變動日趨複雜,官僚體系的相關資源變得捉襟見肘:他們往往需要改用劣質紙張存檔,資料缺損的狀況亦因此變得更加嚴重;中央朝廷亦缺乏大規模覆核戶籍的人力資源:由於官僚知識階層的子弟偏好參加正式的科舉考試,北京的太學和南京的國子監長期招生不足,而朝廷卻不願為覆核戶籍額外招募人員。

地方官僚亦欠缺蒐集準確資料的動機:他們往往為了誇揚其「政績」,虛報戶口和人口上的增長。可是與此同時,朝廷又會根據戶籍資料而決定地方上繳的稅項:地方官僚為免損害地方財政,亦設法「控制」戶口和人口的增長。如此戶籍統計資料的變動,反映的只是地方官在邀功和避稅之間的取捨,而非地方人口實質上的改變。明帝國的地方官到十六世紀,甚至跳過清查戶口的程序,乾脆把十年前的舊紀錄照抄一次濫竽充數。此時地方官府的主要經費來源,主要是各種地方規費以至是賄賂,而地方官僚則從中抽成賺取收入:如此扣取俸祿的罰則,就無法阻嚇地方官僚虛報戶籍的歪風。

除此以外,地方民眾會為逃避徭役而虛報資料,以官僚知識階層為主的地主亦會為避稅而隱瞞土地買賣,並以交情和賄賂換取地方官僚的配合。部分地方州、縣更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方式編纂「陰陽戶籍」,在轄區內根據比較準確的「實徵文冊」向民眾徵稅,卻向朝廷上報過時或虛假的戶籍資料,從而把稅賦的差額留在地方。隨著戶籍制度受到扭曲,賦役不均的情況此後日益惡化,迫使無法負擔的民眾成為逃戶,釀成惡性循環。

戶籍制度崩壞,說明朱元璋制定的「祖制」未能適應市場貨幣經濟發展的現實。明帝國為避免皇權受到挑戰,設立雙頭馬車互相制衡的制度,而這種架床疊屋的體制既欠缺效率,亦容易令政策自相矛盾。可是隨之而來的政策漏洞,卻令民眾、地方官僚和朝廷能夠在不違反僵硬祖制的情況下,找到適應現實的空間。他們順從自相矛盾的帝國體制,一方面尊崇帝國所奠定的正統規範、一方面利用規則的漏洞把個人利益極大化,又以前者作為後者的道德證成:這種透過「陽奉陰違」應付日常政治的做法,被漢學家宋怡明(Michael Sznoyi)稱為「接受統治的藝術」(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

比如明帝國的軍戶制度,本來規定每戶都要派遣一名男丁參軍:此後即使該戶因生養眾多而開枝散葉,在制度上亦必須被編為同一戶口,這樣倘若參軍的男丁身後沒有兒子繼承、或是逃亡成為流戶,那麼這個戶口必須差派另一位男丁補充配額。在明帝國創立的初期,大部分民眾都會把兵役視為苦差,因此被編入軍戶的民眾都會設法平衡家族成員之間的負擔。部分軍戶會把派遣男丁的重任,由其中一位兄弟的後代獨力承擔,而其他家族成員則給予經濟上的補償。另一些軍戶則會讓不同兄弟的後代,輪流派出服役的男丁。經濟狀況較好的軍戶,則會讓家族成員募集資金,在外邊聘僱頂替服役的人員。

那些服役的男丁,通常都會被派到遠離本鄉的衛所,並融入為當地社會的一部分。而在十五世紀,當局開始容許甚至鼓勵服役者攜帶妻眷前往屯駐地,令更多服役者決定在新的環境落葉生根。如前所述,大部分服兵役的男丁都不是前線作戰人員,而是負責屯田種植軍糧的農民。這些役男在當地社會的角色,亦與在地的自耕農愈來愈相似:只是他們仍然是軍戶的一員,又與本鄉維持若干聯繫。如此他們縱使過著與自耕農無異的生活,亦可適用於朝廷昔日為減少逃役,而對軍戶實施的優惠措施。他們可以憑軍戶身分獲得稅務減免,亦能頂耕逃役者所遺留下來的土地:他們甚至可以讓同戶的親屬,前往屯駐地「領取」逃役者的土地。其後朝廷亦於衛所設立衛學讓役男子弟入讀,使他們能夠成為有資格參加科舉的生員:役男在本鄉的同戶親屬,亦同樣可以取得入學資格。這樣在本鄉的軍戶子弟,就能夠在當地的府、州、縣學以外,獲得參加科舉考試的額外途徑。

衛所與當地社會的分界,隨著時間的發展逐漸變得模糊,役男墾殖的屯田亦與一般的私有地難以分辨。過往軍戶從朝廷獲得的各種優惠,亦逐漸從對服役的補償,轉化為世代相傳的特權。在本鄉的軍戶成員過往亟力逃避兵役,如今卻千方百計證明自己的軍籍身分,甚至不惜為此對簿公堂。

那些位於東南沿海的衛所,甚至會以亦兵亦賊的方式追求利益極大化。隨著明帝國市場貨幣經濟的擴展,民眾對海外物產的需求與日俱增:像胡椒和蘇木這類的物產已是民間日常,富裕的官僚知識階層則渴求海外出產的奢侈品,比如生產家具用的紅木、或海參這樣的上等食材。國家壟斷的朝貢貿易無法應付社會需求,使東亞大陸沿海的走私貿易日趨猖獗。日本的石見銀山於一五二六年開始運作後,以江南的生絲換取日本的白銀,就成為利潤最為豐厚的交易:可是日本在一四六七年的應仁之亂過後,國內就陷入群雄競逐的局面,其後明帝國和日本之間的朝貢貿易更因細川氏和大內氏一五二三年於寧波的衝突而停擺。於是從事明日貿易的海商就與葡萄牙人聯手,把日本浪人、沿海流民、以至來自各地的海員吸納到自己的武裝商隊,保護他們盆豐缽滿的生意。這些被稱為「倭寇」的武裝商隊偶爾會劫掠東亞大陸沿海,造成治安上的隱患。

防禦「倭寇」本為沿海衛所的職責,可是部分役男卻開著軍方的船隻加入「倭寇」,成為其中的一分子。另一些比較「守法」的役男,則會設法刺探和販賣情報,又透過選擇性執法打擊競爭對手。有些役男則會向本鄉的親屬通風報信,協助他們在走私貿易中獲利。這些役男之所以「資敵」,除了個人利益的元素,亦涉及當地社會施加的壓力。沿海民眾雖不欲治安惡化,卻大多想在走私貿易中分一杯羹。走私貿易不止是沿海社區的重要收入來源,也是官僚知識階層的利益所在,令地方官往往抱有姑息縱容的心態。官兵、盜賊和海商之間的界線,因為上述各種利害關係變得模糊不清:役男在上一刻可以是清剿「倭寇」的官兵,轉過頭來卻變成參與走私劫掠的「倭寇」。

朝廷解決沿海治安問題的方法,亦同樣運用了兵賊之間的模糊地帶:他們在一五五六年開始與部分「倭寇」談判,把他們收編為明帝國的水師,並容許投誠者的船隊從事沿海貿易。奉命追剿「倭寇」的大將戚繼光,則對這些船隻進行登記,並從中徵收海戰所需的戰艦;而俞大猷更「招安」曾與「倭寇」合作的葡萄牙人,聯合葡萄牙軍人擊潰「倭寇」在廣東的殘餘勢力。其後朝廷於一五六七年,將「倭寇」昔日的大本營月港開放為對外通商的口岸,讓泉州和漳州的「倭寇」和走私商人參與民營的東南亞貿易,只是仍然禁止民眾到日本經商。由於這些舊「倭寇」與在東南亞經商的離散族群有同鄉之誼,他們迅速崛起成為東南亞海域的重要經濟力量。海商既能從合法海洋貿易賺取厚利,也就失去經營武裝船隊的動機,沿海治安的問題亦於一五七○年代獲得改善。

「倭寇」問題的源起,在於沿海民眾、役男、海商、地方官府和官僚知識階層的「陽奉陰違」;朝廷在鎮壓「倭寇」時,透過「陽奉陰違」的方式把「賊」招安為兵;最終朝廷為解決「倭寇」問題,決定對朱元璋的海洋政策「陽奉陰違」,讓泉州和漳州的民間海商打破國家對海洋貿易的壟斷。在此以後,海商繼續對朝廷的禁令「陽奉陰違」,在東南亞的第三地向日本商人出售江南生絲,換取支撐明帝國經濟持續發展的白銀。「陽奉陰違」在明帝國已經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上至皇帝、中及地方官府和官僚知識階層、下到平民,為著各種公益和私利「陽奉陰違」地遵從/違反/詮釋各種帝國固有的制度,陰差陽錯地推動明帝國在十五、十六世紀的變革。

作者出生於香港,曾為兼職舞文弄墨的專業人士,討厭工作。後因庚子政變流亡海外,惟因禍得福,自此以讀書寫作為業。現為臺灣國民,寓居近畿江邊。
身為本土派,卻厭惡自己族群的劣根性,奉公義憐憫等普遍價值為立國之本。年逾四十,仍然相信社會主義,卻無法忍受先鋒黨主義的傲慢,嫌棄唯物主義藐視人性的精神面向。篤信基督、尊敬佛祖、仰慕民間信仰的樸素情懷,惟獨抗拒尼采的狂粉。對靈性有所追求,卻不願恪守教條清規,堅信忠誠與放蕩能夠並存。自相矛盾的存有,就如人類社會的本質那般。
著有《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思索家邦:中國殖民主義狂潮下的香港》與《未竟的快樂時代:香港民主回歸世代精神史》。研究興趣包括東亞沿海國家的本土史、東亞沿海世界與東亞大陸帝國之角力,以及東亞模式近代化與自由民主的互動。


書名《醬缸裏的欺負鏈:東亞大陸帝國意識形態的起源【上古到近世】》
作者:徐承恩
出版社:左岸
出版時間:202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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