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那一天——甲午戰敗的影響

唐德刚称李鸿章是「四化」祖师爷（办夷务），以海关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约四百万两银子，建成一支「世界第八大海军」，但因为没有「第五个现代化」（改制）而功败垂成；梁启超又说他是「以一人而敌一国」——合肥的克星，就是那个挪用海军经费造颐和园（至少一千万两）、也绝对不肯改制的西太后；日耳曼铁血宰相俾斯麦曾揶揄李鸿章只会打内战，中堂叹道：「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最终，他还得背「丧权辱国」的黑锅。

1895年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向伊藤博文签下《马关条约》，赔款白银两亿六千万两、割让台湾，直隶布政使陈宝箴见光绪「泣曰：『殆不国矣！』」其子陈三立自武昌致电张之洞：「请奏诛合肥以谢天下」，虽然他们父子的问罪，不是责李「议和」，而是责他不肯力争避战，将国家「戏付一掷」。晚清自林则徐禁烟以来，与列强轻启战事而招祸，至甲午重创，始觉亡国灭种，遂成近代激变起点，一发不可收拾。

但是，戰敗只是政治或制度之敗，將其轉化為思潮或文化，則需要一只如椽大筆，那就要算到梁啟超頭上。只須稍爬疏一下，「亡國滅種」的危機意識在中國刻骨銘心、百年不泯，其催發戊戌變法求「全變」「速變」、導引「五四」啟蒙救亡於先，遵奉馬列、躬迎專政、聊發共產及「文化革命」狂想於後，激進思潮如水銀瀉地，覆不可收，尋此濫觴，追溯上去，驚駭一世，鼓動群倫者，非粱任公莫屬，而後來在歷史舞台上風流過的人物，有誰不曾被他那令人「攝魂忘疲」、「血沸神銷」的文字觸過「電」，包括毛澤東在內。難道這個邏輯是，新大陸的「細菌戰」之未預期效應，竟在大洋另一端的東亞桑植，誘發了近現代激化思潮，進而導致蘇俄暴力革命元素乘虛而入，將神州浸入血泊？

然而，總結這段中國近現代史，又需要一位思想史家，他則要到中國發生巨變才會出現。巧的是，普林斯頓史學家余英時教授，在香港發表《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激進與保守》這篇重要文字，恰在中國發生八九學運的一九八九年。

此作梳理的「激進主義」，中國思想史上可謂無人論及，我讀過無數遍，也將其濃縮如下：

一、一種對于現狀的態度

1，對于一種現存的秩序（社會的、文化的、政治的）來說，認為基本合理，主張維持的態度稱為保守；認為不合理而要改變它的態度稱為激進。其間還有各種程度不同的立場，從較溫和到最極端（兩極化）；非兩極化時應有一個共通領域存在，如美國的自由傳統（liberal），又如中國古代的儒家倫理政治秩序等。

2，中國從十九世紀末以來，沒有一個秩序穩定過，因而沒有一個基礎可以用來衡量保守或者激進，也不可能在兩者之間產生一個共通領域。從清末到民國初年，沒有一個政治現實是值得維持的，沒有一點可以定下來，其結果是保守主義沒有辦法根據一個現存的秩序來說話，而激進的力量則長足發展，推翻一個東西未能達到目的，就再往下一步走，形成了一個激進化的過程（process of radicalization）。

3，從清末開始懷疑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但卻一直無法確立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又永遠回不到傳統制度上去，這個「變」就沒有底了，也不知道變到哪里為止，不知道要達到什麼地方才可以不變。

4，四階段

康梁變法：從魏源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到張之洞的「舊學為體，新學為用」，都未觸動中國的政治倫理秩序，到康有為始提出「速變」，從此中國再沒有一個系統、一個共識可以被大家接受。變政治倫理秩序就涉及文化，康有為還想改儒家為孔教，還承認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譚嗣同則把康的思想推到最大限度，要改變整個倫理道德秩序，這顯示政治激進主義者已經關注到文化層面。戊戌的失敗導致革命，即表示政治理念又一步激進化；但袁世凱的復闢借助孔教，激進化不可避免向文化層面引深了。這個階段的特點是：社會政治退化，新的秩序建立不起來，舊的權威已經崩潰，只剩混亂，這樣保守主義無法根據一個現狀來說話。

五四運動：要用西方現代文化來代替中國文化，但涉及到價值系統和政治制度這兩個方面，又有激進和保守之爭。前者體現在「科玄論戰」（1923年）中，激進派認為科學可以解決人生觀問題，由此為「唯物主義」開了門，所謂「玄學」即宗教無用；後者體現在「民主與獨裁」的論戰中（1930年），民族危機使保守派主張接受一個獨裁方式的政治中心，激進派則贊成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五四」以後，中國不復有真正的保守主義，只有要求不同程度變革的人，要求變革較少的人就成為保守派，第一流腦筋的中國學人和思想家，如章炳麟、劉師培、熊十力、粱漱溟等也只是說到不要變得太過為止，原先激進的人很快就被後來者視為保守派。

抗戰後期：對于國民黨政治現實的失望和內戰的原因，知識分子普遍感染盼望一個全新的理想社會的左傾思潮，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五四」所引進的西方民主自由理念又變成保守的觀念，此時思想界已無有價值的發展。

社會主義時期：「新中國」終于提供了一個政治現狀，知識分子的負面評價引起了「反右」運動。毛澤東則一路激進，從拋棄「新民主主義」到否定「社會主義」，一直走到激進主義的終點：「文革」，中國傳統、西方現代文化以及社會主義文化這三個主流均被否定。

以上四個階段，為第一個循環：從「五四」的個體主義迅速向社會主義的整體主義轉化，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合流，形成一個以群體為核心的新宗教。

「文革」後，第二個循懷即開始，又回到「五四」的起點：個人主義和反傳統，全面譴責中國傳統文化和擁抱西方現代文化，這是激進思潮的再抬頭，其象征即《河殤》。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