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在北京大学读过书，但北京大学是中国的头一块牌子、第一张名片，所以，我愿意骄傲地说“我们的北大”，因而，北大的校长丁石孙也就成了“我们的校长”。
丁石孙学术成就卓著，在政府有很多官衔，但是，我总觉得叫他“我们的校长”比较亲切，也许丁石孙本人也喜欢人们这样称呼他。
回首望去，20世纪的激荡百年，是大学教育在中国从落地生根到开花结果的百年，也是像丁石孙这样的“名校长”竞相涌现，美谈不绝的百年。蔡元培、张伯苓、竺可桢、蒋南翔、郭影秋……这些人们听来耳熟能详的大名，不仅写就了那些至今为人所称道的治校掌故，让后世教师、学子钦佩不已，同时也见证、记录了中国高等教育曲折而壮阔的发展与勃兴。
这些知名校长中，有人在乱世当中，种下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火种（蔡元培），有人发出了“救国须改造中国，改造中国先改造人”的急呼（张伯苓），也有人给学生留下了“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的天问（竺可桢）。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都有其各自的独到与不同之处，但他们身上都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把将学生培育成社会的有用之才放到第一位，本着一切为学生负责的态度工作、履职。
丁石孙从1984年3月到1989年8月任北大校长，时间并不算太长，但却长久地留在了国人的记忆里。
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丁石孙已经离开北大多年，受邀到校出席纪念活动。介绍贵宾时，当丁石孙名字被念出时，全场响起了极为热烈的掌声。校庆期间，丁石孙被校友、学生包围，邀请他到自己的班级走走，为大家再上一课。从一个教室走出，紧接着又被“架”进另一个教室……
季羡林在北京大学校庆大会发表讲话，感慨道：“在北京大学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北大之父’蔡元培，另一位就是丁石孙。”
其实，我跟丁石孙还真有点关系：我是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盟员，而丁石孙曾是我们民盟中央的主席，是我所属的组织的最高领导，是我的丁主席！
去年的今天，2019年10月12日，我们的校长和我的民盟主席丁石孙先生走完了他93岁的人生里程，驾鹤西归。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丁石孙先生。
百度百科如是说——
丁石孙，原名丁永安 （1927年9月－2019年10月12日），男，汉族，江苏镇江人，中国民主同盟成员、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学学历，教授，著名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北京大学原校长、北京大学数学系原主任，第九届、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第七届、八届、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丁石孙于1938年入上海南洋中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后转入上海光华大学附中、乐群中学就读 ；1944年至1947年，在上海大同大学电机系学习，后转入数学系学习；1948年至1950年，插班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学习；1982年至198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数学系进修；1984年至198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教授；1998年，任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2003年3月，任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2019年10月12日14时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无论我一厢情愿地把丁石孙先生称作“我们的校长”，还是“我的民盟主席”，我一直无缘与丁石孙先生见过一次面，更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是，丁石孙先生在我心目中都是巍巍的一座高山，正所谓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有人写文章说：丁石孙是“最不把自己当校长的北大校长”
1983年，丁石孙去美国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时，北大进行了选举新一任校长的民意测试，结果丁石孙竟得票最多。1984年，北大校党委书记通知丁石孙，当选北大校长，一个月后，丁石孙回国就任，成为北京大学第26任校长。
1984年3月，57岁的丁石孙上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就职讲话中，丁石孙说：“一般的说法，叫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没有三把火，我在北大工作了这么多年，火气早没了。同时，我也认为，中国的事情比较复杂，不是靠三把火能解决的。我只希望能够做到，下一任校长接任的时候，比我现在接任的时候，条件要好一点。这就是我的目标。”
丁石孙的办学理念是：“学生是教学的主体”，他重视基础学科建设，努力保持北大文理基础学科的传统优势，同时大力发展与国家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应用学科；重视交叉学科，加强应用学科建设。
1986年下半年，丁石孙提出了六点治校方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从严治校；贯彻竞争原则；坚持双百方针，活跃学术空气；树立综合平衡与全局观念；分层管理，坚决放权。
上任伊始，丁石孙就着意延续蔡元培校长的办学思想，推行北大的改革，把北大打造成为一个自由发展、教学环境宽松的新北大。
丁石孙的学术思想，气质，造就了北大校园的人文精神。他认为“科学与民主”、“兼容并包，求同存异”都是“北大精神”，但最为核心的东西是尊重人，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自由发展。
他强调从严治校，但同时希望能给学生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个人需要自由发展，老师也需要自由发展。我觉得校长并没有高人一等的地位，你唯一的办法是创造条件让大家能够自由发展。”
在北大期间，丁石孙确实不像校长的“样子”，经常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或者灰色衣服，骑着自行车，在校园中穿行，那架势简直像个校工，学生见到丁石孙，随时可以拦住，对学校提出各种建议，有的甚至发牢骚。丁石孙都一一耐心听取。
丁石孙的电话号码是公开的。那年头，大学生常常对伙食不满，有时还因此酿成一些事端。一次，一个学生给丁石孙电话，抱怨北大食堂太差，把丁石孙臭骂了一通。
你别说，这一骂还真奏效了：丁石孙的改革便从食堂开始，引入竞争机制，饭票在各个食堂通用。在竞争的压力下，食堂质量逐渐开始提高，化解了学生对食堂的矛盾。
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学生的需求和意见成了他的作风，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周固定和一些学生见面交流。这些学生思维活跃，关心国内国际大事，他们一起探讨国内外正在发生的大事，双方常就学校改革平等交换意见。构想新北大的蓝图。
丁石孙提出了多项治校原则。针对北大松散、效率低的现状，丁石孙首先提出从严治校；他主张发扬民主，对不同的事情采取不同的民主形式，学术问题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对关系师生的生活问题，要求在教代会上讨论，发动全校的教职工参与。
丁石孙的民主作风是出了名的。如有人向他反映住房问题，他从不当场表态，总要跟管住房的干部商量，征求意见。另外，学校的招生工作，不归他管，他绝对不管，也绝不给负责招生的干部写条子。
丁石孙说：“个人也需要自由发展，老师也需要自由发展，我觉得只有这样，并不需要管得太多。我觉得校长并没有高人一等的地位，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创造条件，让大家能够自由发展。“
此后，丁石孙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大力提拔年轻人，实行工资包干制，贯彻竞争机制，活跃学术空气，加强校生交流，允许学生转系，以基础学科为主，推动学科建设，拓宽、活跃学生思维、眼界，等等。
丁石孙自己以身作则。虽然当了校长，却坚持给学生上高等代数这门基础课，除非不得已，从不耽误课时。
那些年，丁永宁常在星期天去北大看哥哥。每一任北大校长都可以在任内搬进北大燕南园的一套独栋小楼居住，但丁石孙拒绝了，仍旧住在中关园一套不到80平方米的老旧房子里。丁永宁却在他脸上看到了难得的笑脸。
丁石孙极力推崇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坚持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认为学术问题不能有任何框框。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这座校园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的现象加以考察，便可发现科学民主作为北大精神支柱无所不在的影响。正是它，生发了北大恒久长存的对于人类自由境界和社会民主的渴望与追求。
一位1986年入读国际政治系的学生回忆，那时的北大就是他们心目中大学的样子。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觉得自己对国家、民族和社会承担着使命和责任，心怀热情和希望。
新生被学长们告知，要读《围城》《麦田的守望者》和《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是北大“准读本”。“三角地”贴满了讲座海报。每到晚上、周末，各个教学楼里会有各式各样的讲座，从朦胧诗到存在主义，从弗洛伊德到现代派。未名湖畔，五四文学社常常在那里讨论诗歌。学生宿舍和食堂的墙上，贴着原创或分享的作品，谁都可以“跟帖”，支持或批驳……
正如一名北大84级毕业生在其所作的悼亡诗中所写——“坦荡真君子，卓尔大学人。燕园一国士，五载掌黉门。”在任校长期间，丁石孙先生以其高尚的人格、正直的作风，在有幸承蒙其教谕的莘莘学子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而在燕园之外，作为声名在外的“名校长”，丁石孙先生也影响了诸多同为教育工作者的后辈，树立了垂范后世的教育楷模。
在数年的校长生涯中，丁石孙也确实感到中国的事情比较复杂，觉得自己力不从心，推动改革十分不易。1988年，他给时任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写过两封信，以身体不好为由请求辞职。直到1989年8月下旬，教育部才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
在告别讲话中，他说：“我当了五年校长，由于能力有限，工作没做好；我是历史乐观主义者，相信后来的校长会比我做得好，会把北大办得更好。”
但是，后来常常有人怀念那时的北大，丁石孙笑笑：“我运气比较好，因为1988年确实是北大达到很高水平的一年。”他觉得，那种精神的魅力，是“不太容易消失的”。
离任第二天，丁石孙回到数学系，找到时任数学系系主任的李忠。“他说，我来找你报到，请系里安排我的工作。”
丁石孙空闲了许多，他常常和夫人骑着自行车，到香山、植物园玩儿。有时候，也会一个人在校园里默默地散步。
原来的秘书刘圣宇，依然常常探望这位老领导。每每走进起居室，眼前的丁石孙就像一座山，沉默而坚定。
在接受央视的采访时，丁石孙说：“我是个失败的校长，因为我心目中理想的、好的学校，不是这样的，没有达到。”
我们明白，那不是他的错。
丁石孙在10多年以前，接受央视《大家》的访谈时，回忆自己在北大任职校长的经历所说：“我觉得我曾经评价过，我说最得意的一点就是我当了多少年校长，学校里没有人认为我是校长。”“谁也不把我看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是我很大的成就。”
但是，人们却常常怀念那时的北大，丁石孙笑笑：“我运气比较好，因为1988年确实是北大达到很高水平的一年。”他觉得，那种精神的魅力，是“不太容易消失的”。
是的，我们都是乐观主义者，我们相信，蔡元培、丁石孙两位校长的开创的那种精神的魅力，是“不太容易消失的”。如果延续这种精神，北大肯定能办成一所双一流的大学，问鼎诺贝尔奖金。
我们期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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