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7日星期六

黎智英:妄想與萌塞

 




習近平南巡,捧深圳為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引擎,宣稱豐富「一國兩制」的新實踐是深圳新時代的使命。香港的「一國兩制」變成深圳「新時代的使命」。「一國兩制」到底關深圳甚麼事?習近平顯然是在製造矛盾、混淆視聽,矮化香港「一國兩制」的特殊地位,進而打造深圳為替代香港的新國際金融中心。

在習近平眼中「一國兩制」不外是騙人的「皇帝新衣」,沒有法律含意而只是粉飾事實的外交詞彙。要捧深圳為發展粵港澳大灣區重要引擎,其致命的障礙正是欠缺法律意識。這是中共的死穴。沒有法治保障建立的互信,焉能開展動輒牽涉億萬美元的金融交易?互信是法治下衍生的人際關係。沒法治保障的金融市場將是老千的天堂。明知是老千天堂,真正做生意的人怎會踏足?

據中國資深傳媒人呂月的報導,習近平私下指令,在深圳開業,國企高管的薪酬將不設限,沒有天花板,藉此吸引金融人才。可是人才是制度培養出來的,沒有法治基礎的制度不可能跟國際機制銜接,更不可能培養出以互信為基礎的人際關係。在法治真空的深圳,即使才智過人的金融專家也無從發揮,這樣的地方也不能培養出金融人才。要打造深圳為「新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只是痴人說夢話而已。實施港版國安法,習近平一招打沉了香港的百年基業,顯見他對法治無知形成了嚴重的思維障礙。

是的,深圳20年間發展出了騰訊、華為、中興等高科技公司,但那是借助鄰近香港提供的優勢:包括暢通無阻的世界資訊,讓深圳科技公司即時接收到世界各地科技研發創新的資訊,而成為世界科技研發互競互助網絡的一分子;香港法治保障下外國科技人員來往交流和協助,有出入通行安全無憂無慮的方便,和交流及轉移科技的合約精神。

然而今日有國安法利刀卡頸,外國科技人員哪還能無憂無慮跟中國來往交流?為國安法摧殘,香港沒有了法治保障,尚何來合約精神促進科技交流和轉移?最重要的當然還是美國對中國科技和晶片的制裁。除了直接禁止輸出高科技產品,這些制裁將局限歐洲日本等先進國家的科技人員和中國的交流,實質將中國科技公司擠排出世界科技研發互競互助網絡之外,窒礙其發展。這麼一來深圳又何德何能完成習近平下達的新時代使命,發展為中國的矽谷?

無論是國安法的實施,錯手打沉了香港,或是異想天開要打造深圳為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引擎,都源於習近平缺乏法治意識和對社會機制的無知。他以為只要有計劃、有決心再配合足夠的資源,便可以銜接國際機制和秩序,打造深圳成國際科技和金融中心。這些招數若然使得,中央萬千寵愛在一身的上海,為甚麼仍未能取代替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為甚麼同一時間定位為特區的廈門、汕頭和珠海,其發展與今日的深圳相差十萬八千里?

不用說那是香港有法治和資訊自由等機制而上海沒有,而深圳能借助香港的法治機制優勢,但廈門、汕頭和珠海不能。習近平不接受歷史證驗的教訓,而沈溺於共產主義的唯物意識,要帶領中國人民回到老毛封建時代的烏天黑地的日子,這些荒謬妄想和要打造深圳為國際科技和金融中心同出一轍。

西方人維護國際秩序,那不是他們有計劃地刻意設計打造出來的。不,不管是東方或西方,人都沒有這個智慧。國際秩序和機制是歷史演進積累下來的智慧。西方人採用這些機制不是因為他們特別聰明,而是實踐證明,遵從這些機制成就良好效果,讓他們變得聰明。

西方出現法律(private law)及私有產權等保障個人自由的機制,不是他們為了達至某個目標,從而發揮其聰明才智設計出來。而是為了解決困難,意外地發現了某些規則,奉行這些規則帶來了成果,及後就按照這些規則辦事,日積月累這些規則也就演進成為機制了。

我們甚至不明白這些規則與成果之間的關係。然而只消遵從這些規則,即使對其內裏的道理完全無知,亦能帶來成功。譬如在市場領域中,每個人的處境都不同,都擁有不一樣的知識;憑着市場價格的引領做買賣,人們便能把有限資源發揮出最佳的效果。藉着市場價格的指揮,人們不知不覺間參與了合作分工,分享了別人擁有的知識和智慧,因而變得更聰明、發揮更大的效率。

儘管對隱藏在規則或機制內的智慧一無所知,遵從這些規則解決困難,其成果卻往往比按理性設想辦事更為可觀。要是妄自尊大,以為可以利用聰明才智設計出一個理想世界,我們必然一敗塗地。故此習近平要妄想用錢吸引香港金融人才,打造深圳為國際金融中心也必然一敗塗地。

習近平萌塞,因為他缺乏法治意識,對國際規則掉以輕心,以國安法一招打沉香港的百年法治和保障個人自由的機制,摧毀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引發美國對中國科技和晶片的制裁,間接斷絕深圳發展科技的資源和人才,是如假包換的搬石頭砸自己的腳;既窒礙了中國的金融和科技發展,因而也窒礙了整個中國經濟發展。既萌塞且對國際規則無知,妄想以專橫武斷行為代替國際行之有效的規則和機制,因而闖下大災,令自由世界視中共為公敵。中國要為他的無知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中國人民還能容忍多久!

——苹果日报,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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