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妄想與萌塞

 

專欄作家 : 黎智英

習近平南巡，捧深圳為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引擎，宣稱豐富「一國兩制」的新實踐是深圳新時代的使命。香港的「一國兩制」變成深圳「新時代的使命」。「一國兩制」到底關深圳甚麼事？習近平顯然是在製造矛盾、混淆視聽，矮化香港「一國兩制」的特殊地位，進而打造深圳為替代香港的新國際金融中心。

在習近平眼中「一國兩制」不外是騙人的「皇帝新衣」，沒有法律含意而只是粉飾事實的外交詞彙。要捧深圳為發展粵港澳大灣區重要引擎，其致命的障礙正是欠缺法律意識。這是中共的死穴。沒有法治保障建立的互信，焉能開展動輒牽涉億萬美元的金融交易？互信是法治下衍生的人際關係。沒法治保障的金融市場將是老千的天堂。明知是老千天堂，真正做生意的人怎會踏足？

據中國資深傳媒人呂月的報導，習近平私下指令，在深圳開業，國企高管的薪酬將不設限，沒有天花板，藉此吸引金融人才。可是人才是制度培養出來的，沒有法治基礎的制度不可能跟國際機制銜接，更不可能培養出以互信為基礎的人際關係。在法治真空的深圳，即使才智過人的金融專家也無從發揮，這樣的地方也不能培養出金融人才。要打造深圳為「新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只是痴人說夢話而已。實施港版國安法，習近平一招打沉了香港的百年基業，顯見他對法治無知形成了嚴重的思維障礙。

是的，深圳20年間發展出了騰訊、華為、中興等高科技公司，但那是借助鄰近香港提供的優勢：包括暢通無阻的世界資訊，讓深圳科技公司即時接收到世界各地科技研發創新的資訊，而成為世界科技研發互競互助網絡的一分子；香港法治保障下外國科技人員來往交流和協助，有出入通行安全無憂無慮的方便，和交流及轉移科技的合約精神。

然而今日有國安法利刀卡頸，外國科技人員哪還能無憂無慮跟中國來往交流？為國安法摧殘，香港沒有了法治保障，尚何來合約精神促進科技交流和轉移？最重要的當然還是美國對中國科技和晶片的制裁。除了直接禁止輸出高科技產品，這些制裁將局限歐洲日本等先進國家的科技人員和中國的交流，實質將中國科技公司擠排出世界科技研發互競互助網絡之外，窒礙其發展。這麼一來深圳又何德何能完成習近平下達的新時代使命，發展為中國的矽谷？

無論是國安法的實施，錯手打沉了香港，或是異想天開要打造深圳為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引擎，都源於習近平缺乏法治意識和對社會機制的無知。他以為只要有計劃、有決心再配合足夠的資源，便可以銜接國際機制和秩序，打造深圳成國際科技和金融中心。這些招數若然使得，中央萬千寵愛在一身的上海，為甚麼仍未能取代替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為甚麼同一時間定位為特區的廈門、汕頭和珠海，其發展與今日的深圳相差十萬八千里？

不用說那是香港有法治和資訊自由等機制而上海沒有，而深圳能借助香港的法治機制優勢，但廈門、汕頭和珠海不能。習近平不接受歷史證驗的教訓，而沈溺於共產主義的唯物意識，要帶領中國人民回到老毛封建時代的烏天黑地的日子，這些荒謬妄想和要打造深圳為國際科技和金融中心同出一轍。

西方人維護國際秩序，那不是他們有計劃地刻意設計打造出來的。不，不管是東方或西方，人都沒有這個智慧。國際秩序和機制是歷史演進積累下來的智慧。西方人採用這些機制不是因為他們特別聰明，而是實踐證明，遵從這些機制成就良好效果，讓他們變得聰明。

西方出現法律（private law）及私有產權等保障個人自由的機制，不是他們為了達至某個目標，從而發揮其聰明才智設計出來。而是為了解決困難，意外地發現了某些規則，奉行這些規則帶來了成果，及後就按照這些規則辦事，日積月累這些規則也就演進成為機制了。

我們甚至不明白這些規則與成果之間的關係。然而只消遵從這些規則，即使對其內裏的道理完全無知，亦能帶來成功。譬如在市場領域中，每個人的處境都不同，都擁有不一樣的知識；憑着市場價格的引領做買賣，人們便能把有限資源發揮出最佳的效果。藉着市場價格的指揮，人們不知不覺間參與了合作分工，分享了別人擁有的知識和智慧，因而變得更聰明、發揮更大的效率。

儘管對隱藏在規則或機制內的智慧一無所知，遵從這些規則解決困難，其成果卻往往比按理性設想辦事更為可觀。要是妄自尊大，以為可以利用聰明才智設計出一個理想世界，我們必然一敗塗地。故此習近平要妄想用錢吸引香港金融人才，打造深圳為國際金融中心也必然一敗塗地。

習近平萌塞，因為他缺乏法治意識，對國際規則掉以輕心，以國安法一招打沉香港的百年法治和保障個人自由的機制，摧毀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引發美國對中國科技和晶片的制裁，間接斷絕深圳發展科技的資源和人才，是如假包換的搬石頭砸自己的腳；既窒礙了中國的金融和科技發展，因而也窒礙了整個中國經濟發展。既萌塞且對國際規則無知，妄想以專橫武斷行為代替國際行之有效的規則和機制，因而闖下大災，令自由世界視中共為公敵。中國要為他的無知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中國人民還能容忍多久！

——苹果日报，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