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教育家。1876年6月，司徒雷登生于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1908年任南京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逝于美国华盛顿，终年86岁。
一
一九一八年末，当要我离开南京神学院，去北京建立一个新的联合大学的时候，我的本意就是拒绝。我非常满意在神学院的工作，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已经达到了一种境地，觉得我的科目真正是属于我的，并且还有几个写作的项目。
自从一九零零年的灾难之后，北京汇文大学（英文名字是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属于卫理公会）和北京附近通州的华北协和大学（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属于长老会和公理会），这两个小教会学校，一直在试图联合起来。它们终于同意了联合，临时用北京城内东南角卫理公会那个大学后面的房舍。但是还有些争论，情绪还很激昂，特别是联合之后学校叫什么名字。如果这些分歧不能妥协，没有一个新的开端，就没有希望在北京建立一个强大的教会大学。
汇文（北京）大学董事会的一个成员是住在西雅图的退休牧师，他从北京来到南京，住在我们家里。他问我是否愿意考虑做这个新学校的校长。我回答说，我愿意在中国为基督教事业做任何最为有用的事情，但是接着说，我没有适合做这个工作的管理经验，我觉得我在各方面都适宜于我当前的工作，所以他应该不把我考虑在内。不久，我才知道他去北京是去解决那两个小学院之间的僵局，他那时正在事前物色去巩固那个联合并且做领导的人。
几个星期之后，我接到了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正式邀请。我所有的朋友都劝我远离他们认为是毫无希望的那个一团糟；只有哈里·卢斯（Harry W Luce）博士属于例外，但是他警告我说，在接受之前，要非常仔细看看经济方面的情况。很多人拒绝了的这个邀请，现在到了我这里。他们原则上同意，校长必须不是原来当地的，必须和那个问题毫无牵挂；我至少符合这个条件。我记得我面对决定做个传道人那时的经历，决心将这个问题也做为一个类似的考验。几个星期过去了，双方都敦促我做出决定，但是我觉得没有清楚的意向。那时，我曾经犹犹豫豫地答应去北京看看情况，尽管我想摆脱，但是还是不得不被迫履行那个承诺。
我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三十一号到了北京。坐着洋车（人力车），在强劲、寒冷的西北风里到了北城的基督教长老会。我当即就开始意识到，那两组人之间分歧的程度远比我想象的要大许多。汇文毕业生的代表告诉我，那个联合的大学无论用什么英文名字，但是如果中文不继续叫汇文，那么他们就拒绝把它当作是自己的母校。如果要求和对方类似的代表见面，在我看来，这会十分严重。他们愿意用任何其他名称，只是不能用汇文，如果决定了用汇文，他们就要在通州的校园里把他们的毕业证书堆起来，放火烧掉，去象征他们母校的毁灭。在两方面我见到的都是毕业生的领袖人物，很多在做重要的教会工作。他们的态度表示了他们反对联合的强烈感情，以及中国人"面子"的意识。那时汇文（北京）大学的劳瑞（H H Lowry）表示毫不退让，坚持要保留原来的校名，新校址要连在原校址旁边。但是另外的那一组人则拒不接受中文用汇文做校名。
使得我注意的是，随着满清王朝的覆灭，在传教士们为自己学校名称争吵的时候，一个中文和英文都称作北京大学的政府公立大学建立了起来，并且很快就在国内和国外赢得了声誉。它的校长蔡元培有旧科举制度最高的功名，又受过一些欧洲的教育。他把许多在西方受过教育的年轻、光辉的学者吸引到了他的教员队伍里，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胡适博士。他们出版关于进步改革的书籍和杂志，受过教育的青年都热切地阅读它们。正像其中一本的名称那样，那是文艺复兴。在南京我一直热情关注着这个觉醒。开始这只是两个教会团体之间纯属内部的争论，使得他们的不出名的小学院，想潜越一个应该属于中国人的校名变得荒唐，而中国人正在使它成为他们国家知识界的火车头。
在我和董事会的成员（都不是中国人）会见的时候，我说，我只能在他们之间解决了那些争论的问题之后，我才可以决定我的问题。他们看到应该是这样做，并且认定了双方各出十个代表（五个外国人，五个中国人）来取得协议。要我这个唯一中立的人做主席。他们为那个校名和其他意见不同的问题激烈争论了整整三天。一次过了午饭的时间，一次到了午夜以后。我听得非常清楚，他们都很迫切希望找到解决的办法，但是他们纠缠在允诺、分歧、和机构之间的竞争之中不能自拔。如果在这些激动的问题下，我拒绝了，他们就不会有心肠再去努力了。我心里设想，在曾经是文化和政治首都的这个古城里，以博大的思想蕴育，试用新的措施，建立一个教会大学会有多么大的潜能。
在第四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希伯来先知会说那是见到了耶和华的异象。那时，我知道我的使命是接受那个召唤，主要是因为我是他们唯一的希望，是他们最后的依赖；也因为他们身处困境，孤立无援，既无前途，又无退路，尽管那些问题的本身都是小事，也不是无法解决的；还因为像北京这样的一个城市，值得有一个教会的大学。我祈求带领我的祈祷得到了回答。所以在他们重新聚会的时候，我冒昧地设想，并且提出，如果他们真想按照我的建议来行动，我就准备接受他们的邀请。我建议他们任命外国人和中国人组成一个不偏不倚的委员会，对每一个争议做出果断的决定，各方要将这个决定看作是最终的决定。他们都欣然同了意。整个的气氛改变了，他们立即都变成立原来心底里面的朋友和同事。
但是，那个委员会迎合了中国人妥协的喜好。他们提出，一方做了某些让步，另一方就要做更多的让步，直等到他们大家都又回到原来的那个泥塘里。我回了南京，去等那个结果。从董事会的成员也从局外的朋友那里接到电报，要我不得耽误，再去北京一次。那时是三月，我第一次尝到了早春的沙尘暴的滋味。除了戈壁沙漠吹来大风，北京的居民会是喜爱那时的气候的。
我又和沮丧的董事会见了面，指出我看到他们有三个解决办法：1）将问题再交到那个委员会，附带一个说明，要他们完全遵循最初的指示；2）放弃过去所有的努力，不再聚会；3）放弃他们各自坚持的，只去考虑如何对那个新的学校有好处。我还说，除非在这次会议上把问题解决掉，我觉得我已经精疲力竭、无法再来帮助他们。这时亲切的劳瑞（Lowry）老博士站了起来，眼泪流到面颊上，说，他开会已经开够了，放弃联合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说他可能是最最顽固的一个人，他现在要把所有的底牌都放到桌面上来，重新开始。
这就带来了需要的那种触媒，一直看来似乎无法逾越的分歧这时很快就消散了。决议说，在那次会议期间，还用原来那个中文的名称，而起新名字的事情留给我去定。可能是中国基督教的杰出人物程静逸（音译）博士提出了"燕京"的字样。燕京这个光辉的字眼意思是古代燕国的首都，但是所有的中国人都理会它就是诗意的北京。不久，中英文都用了这个大家都满意的名称。这整个过程表明了实现联合有多么困难，也表明完成了联合后有多么大的好处。
愉快地解决了那些老问题，我就正式声明我接受邀请，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校址，校址要重新考虑，而不管过去的地方。第二个是我不负经济上的责任。我觉得这既聪明也有新意，只是后来才知道那是要上任的美国大学校长的标准行事，而且是个昏庸愚昧的想法。在这第二次旅行时，我请Harry W Luce和我同行，并且提出推荐他担任董事会（托事会）的副主席并担负日后的经济事务。他曾经成功地为山东齐鲁大学的新设施谋措基金，对于为燕大可能做些什么，他和我有相同的希望。
二
只有这个可能性才对人有点吸引力。那时的确没有资财。四个教会（差会）的董事会各承诺给我们伍万美元作为基建投资，但是那些钱早已经为购买和修缮各自情愿的、分散的校址花过了头。从开始，一想到那校址是如此有争议，我就感到沮丧。那时的支出预算尽管很小，但已经是进项的两倍。学生不到一百人，大多数还不是想象中的大学生的资质，大多数都是靠着助学金。合并之后只有两个中国教师留了下来，一个是Li J F（李荣芳）博士，另一个是陈在新（Chen T H）博士。教师中的许多外国人，没有什么资格在大学任教。在北京和纽约市两地，所有的人都在专心关注那些争议的事项，而没有做（甚至想到）进一步争取基金的打算，也没有打算做其他的发展。除了所有这些之外，我知道我对教育行政管理是个新手，对中国北方和未来的共事者也不熟悉。我思考衡量着我南京职务的稳定。那里没有行政上的忧虑，除了讲授和我旨趣相投的科目和进行感兴趣的研究外，没有其他要做的事情。作为一个传教士，我似乎是从糟糕走向了更为糟糕：先是脱离了传道进入教学，现在又脱离了教学而进入了大学的管理！我真不知道在我这个新的冒险里，有多少是信念、信仰，有多少是蛮干。
我来到的这个学校不只是钱无分文，而且似乎也没有人关心。当地的人过去一直忙于用资助他们点钱去购买土地，根据他们的目的而改造那些房舍。我不久就发现，理事会的成员主要是由差会理事会（Mission Boards）的成员组成，挑选到里面，是去关照他们各个教派的利益，而不觉得他们有责任去筹募基金。在那个暗淡的情景里，哈里·卢斯（Harry Luce）博士是一个光明点。董事会批准了他担任副校长，但是在纽约的托事会反对他。我用一封辞职信做了回答。他们还是不签署任命他，而且不做出另外的建议。这时，我在北戴河召集了理事会的成员，给他们看了信件的复本。理事们加上了他们紧急的建议，托事会同意了！
Luce博士立即去了美国，开始了他不屈不挠的全国旅行，拜访过去赢得的朋友，并且通过他们再接触新的人。他是为一个完全无人知晓、甚至连校址还没有的学校在设法募集经费来建造房屋。他写了许多信抱怨这是他最大的问题。我们是在水面之下建立一个码头的基础。
三
在那时，已经同意在城墙之外、不要远于三四里，寻找一个地点；但发现那很困难。多少世纪以来，住在京城的外省官员一向需要有地方埋葬他们的家人；他们购买了城外近处许多小块的土地。环围着北京，到处都是这种分散的私人墓地，很多都荒芜失修，业主是谁都难以找到。我们每次要购买一处够大的土地，总是遇到一个或几个这种找不到业主的墓地。中国人极其反对、忌讳迁移坟墓。所以那的确就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们围着北京步行、骑驴或骑自行车，但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一天，一些朋友邀我去清华大学，其中一位说，"你们为什么不买下我们对面的那块地？"我去看了，它是在去颐和园的主要大道的一边，离城约十五六里，但是实际上它离开北京城不远，因为它比我们已经考虑过的其他地方的道路都好，而且还相当有魅力。那个地方面对著名的西山，西山的山麓上有一些古老的中国美丽寺庙和殿堂。过去，它是一位满洲王爷荒芜的花园，现在是陕西督军陈树藩（Chen Shu Fan）的避暑山庄和祠堂。我们认识的一位官员说他去为我们购买想办法。理事们和董事们同意了那个地点。第二年夏天我到陕西省会去见陈督军。他表示了很大的兴趣，要了陆万美元的中国钱，把那块地卖给了我们，并捐出了售款的三分之一作为奖学金。最初买到的地是四十英亩（二百四十多亩），后来，我们买了相邻的几个荒芜的花园和空地，土地增加到了原来的四倍以上。
我们一开始就决定大学的建筑要采用中国的式样。外部设计得线条优美，颜色鲜艳，而主要的结构全部是钢骨水泥，要有近代的采光、取暖和上下水道的设施。这样，那些建筑的本身就是我们的教育宗旨：保留住中国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的水塔装潢成了一个十三级的浮屠（塔），在我们校园里，它可能最有特点。我们整复了旧时花园的景致，加上了我们的栽植，从附近的废园（圆明园）那里移来了石雕，并从几个景点移来的几个亭阁。其中一个亭子是在湖的岛上，是亨利·卢斯（Henry R Luce）赠与的，成了他父亲卢斯（Luce）博士的永久纪念。在另一个亭子里安置了一个音色清脆的庙钟，那个大钟在校园里敲点报时。多年来，很多来访者说燕京的校园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我们自己几乎也就相信了那个说法。它的确加深了学生对这个学校和它的国际性理想的依恋。至少在一个方面，这个现实比我的理想还要美好。
四
但是我也知道了理想是需要花费金钱的。卢斯（Luce）博士留在美国各地，既无引导又无支持；另外还有一个人，也是这样；那人募集到的甚至不够他自己的开支。
一九二一年，由芝加哥大学埃耐斯特·博尔顿（Ernest D Burton）教授为首的一个教育调查团来到了中国。它代表几个教会团体，来考察在中国的基督教的教育，并提出建议。邀请了三个中国人和三个传教士担任协作人。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是三个中国人之一，我是三个传教士之一。我们走遍了中国，我们将调查教会大学、中学和神学教育的结果写成了一个详尽的报告，并且为整个中国提出了一个计划。
在一九二二年，要我去美国帮助把那个报告提交给各教会团体。借此机会，我第一次见到了燕京托事会（Yanching Board of Trustees）。这是最使我醒悟的经历之一。在那些成员聚会的时候，我听到有个人挖苦另一个，因为后一位似乎弄不清楚，这个机构到底是他们两个人都参加的类似的多个机构中的哪一个。我可以说，没有过多久，由于一些人辞了职，另一些人焕发了热情，以及由于托事会极为大度地让我提名了一些新成员，托事会变得无法更为积极、合作了。
在我这第一次旅行的时候，前景还是暗淡的。鲁斯博士不知疲倦地尽量让可能的支持者意识到燕京大学，并且广泛地赢得了朋友，撒下了种子，就像常情那样，日后由其他人来获取丰收。但是，实际得到的捐款是极少的。一天晚上，在威廉·亚当·布朗（William Adams Brown）的家里，我听到一个女子学院（Constantinople Women's College）的一个教师和布朗（Brown）博士的儿子谈到通过专业公司来募集资金。在我离开我这位朋友家后，觉得这是个解决的办法。托事会的成员对此则十分怀疑。开始的资金从哪里来？有一个成员反对将国外传道事业化。这家公司从来也没有为美国以外任何事业做过工作。但是没有人有更好的办法，所以，最后和坦布林和布朗（Tamblyn and Brown）公司签了合同。
那个公司说，我必须随时在场。他们根据经验，美国的"有希望援助的候选人"在心理上希望和所涉及的那个机构的主席打交道。因此，在此后的几年，我就来回于北京和纽约之间，在美国度过了大部分工作时日，做一些我并不特别适合做的事情，而把似乎是我的主要任务放到了一边。在中日战争之前，我一共去了美国十次。我的一个同事还记得我在某次募款旅行回来的时候曾经说过："我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一个不认为我是属于乞讨行业的乞丐。"那是个缓慢的艰苦工作，所有的钱都是美国人民自愿的礼物，没有一块钱来自美国政府。
坦布林和布朗（Tamblyn and Brown）公司使用了一种精巧、绝妙的技巧。他们的机灵的大学毕业生组织所有的事情，但是从来也不出面。Luce博士和我，以及中国人和其他和燕京有关系的人到某个城市、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中演讲。举行向我们表示敬意的招待宴会。然后，我们就拜访安排给我们每个人的那些人。它起到了作用。在最初不长的时间里，效果明显，但是没有能够达到目标，所以就停掉了那种安排。在了解到其他人如何做这类的事情之后，我决定我还是使用我自己的票友、非专业的办法为好。几年之后，在采用比较直接方式的另一个公司的安排下，要我和一位从西部来的能手去波士顿。他的论点很恰当，说唯一能够要到钱的办法就是开口要。他带着我去拜访波士顿上层的一些人物（有些我过去曾经见过），他对他们施展了他那高压性的推销人员的本领。我感到极其屈辱，离开了那个城市，并且决定尽管我的大学需要许多钱，但是我再也不会采用这种办法。
对我来说，经常需要结交可能的捐款人，而且向他们祈求捐款，这是件使人厌恶的事，而且还给我一种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遇到过的令人沮丧的感觉。我甚至遭受到一种神经性消化不良的折磨，而在每次集资旅行结束的时候，消化不良也总是消失了。但是集资旅行也带来了许多令人愉快的友谊和其他有趣的经历。我试图遵循两个指导原则：一个是不论是否能够得到捐赠，都要把向其募款的人看作是那个大学和中国的朋友；另一个，我可以说我从来也没有不遵循的是，不去评判涉及的那个人的钱是如何取得的，只是他要对我们大学当局的方针和目的有充分的了解，不限制我们如何使用他所提供的钱的时候，我们方才接受那个捐赠。双方处理这个问题在道德上的正确与否，在我看，能够涵盖所有任何时间会出现的任何具体问题。在日后开始在中国相似募款时，它使我立于坚强的处地。
募集款项的问题还有一个方面，它似乎应该让我更为焦虑的是，在鲁莽从事和机灵审视之间作出平衡。营造和建筑不只是教学大楼和教员住处（为这些获得捐款相对比较容易），还有一些平淡无奇的东西，譬如非常昂贵的发电厂。燕京大学越是能够表现出自己实际的成就，它就会更容易取得更多的基金。另一方面，必须有信心保持我们财政的廉正性。冒一定的风险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五
有个名为黄国安（KA Wee）的中国人，来自新加坡的一户殷富人家，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被带去了美国。他毕业于俄亥俄州的维斯里安（Wesleyan）大学，从哥伦比亚（Columbia）得到了文学硕士学位。在回新加坡之前，他的家人带他豪华地旅游了美国和欧洲。但是他已经有了美国人的朴素、直率、奉献的理想，希望回他的祖国做些有益的事情。他的家人威胁他，说如何他不和他们回去，就剥夺他所有的继承权。他的回答是，他要剥夺他们的继承权；他真这样做了。这样，他就要找事谋生。在这时，坦布林和布朗（Tamblyn and Brown）听到了他的情况；因为那个公司正在为一个中国的大学搞活动，就让他作为雇员，但是对于如何使用他并没有明确的设想。
当时，卫理公会的国外差会委员会（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已经决定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建个以贝施福（J. W. Bashford）命名的大楼来纪念那位主教。贝施福（Bashford）曾经积极地说服他的华北差会加入联合的计划。他也是黄国安就读于俄亥俄州维斯里安（Wesleyan）大学时那里的校长。根据某个程序，在某些地区的卫理公会募集到的基金的超出部分，可能会被指定用于这个纪念性的建筑。那时黄国安在我们手下没有特殊的目标，我想到让他完全去做找那些教区牧师签署所要求的单子；如果基金有多的，靠着那些签署的单子，款项就会自动转到那个账户里。他很喜欢这个工作。由于坐火车很费时间，他为此请求了一辆汽车。不久他把汽车用得太多、用坏了，那个公司很恼火。但是款子源源地来了；我为他调解，条件是他要更为细心使用那个新车。卫理公会的当局惊奇了，因为他们未曾预料到会有那么多捐款。但是他们都是明理守信的人。款项数额有上限，完成的时间有极限。黄国安向他们许诺，他一定小心谨慎地遵循这两项（按期完成那个数额）。
当限期接近时，黄国安训练了另一个中国孩子，然后又训练了一个极有魅力的女孩来帮助完成他的任务（科替斯[Curtis]出版公司的一个高层经理提供了自己的豪华轿车为这个女孩使用）。这就是我们如何如何在我们的校园中心得到那个漂亮的贝公楼的情况。公路警察因为黄国安超速拦住他五次，但是看到是位中国人在开车，还说些什么那是一个主教的差使，警察就都让他走掉了。完成了这艰辛募捐之后，黄国安告诉我说，他谈燕京大学谈的那么多，多得连他自己也愿意留在燕大了。我回答说，我们只在体育方面有个空缺。他对这个职位不是太愿意，但是同意先就任一下作为开始。就我所知，他是唯一的一个曾经在美国大学里做过篮球队教练的中国人。一就任，他惊奇地发现中国的队宁肯退场也不肯认输丢面子，一个队员会在他的竞争对手当选为队长的时候，为报复，会糟蹋对手的名声，如此这般。在和这种缺乏公平竞争、运动员气概斗争之后，有一天他告诉我说，他逐渐相信了，他为中国所能够做的最有用的事情，就是训练学生建立体育竞技中的道德品质，那是他在美国的经历中所学到的。但是他还说，他从来也没有接受过任何技术上的训练，要求让他回到哥伦比亚大学去读体育的博士学位。那时我并不知道还有体育博士的学位。黄国安博士在燕京建立了公平竞争、运动员气概的新精神，这种胜不骄、败不馁、尊重对方、尊重自己的精神感染了华北各大学之间所有的比赛；还不仅如此，他还建立了一个体育系，以及所谓的"燕大精神"，它在校园生活里所起到的作用，远远不止是增强学生的体质和健康。
六
只有在美国才会发生的一个工业传奇，后来证明对燕京有了极大的影响。那时，在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里，一位化学教授在实验室做一个试验，告诉那班上的学生，那试验可能会导致发现一种有很大商业前景的轻金属。查理斯·霍尔（Charles M Hall）按照这个线索继续试验，制成了铝。他使用的那个简陋设备现在还陈列在欧柏林学院的博物馆里。在他的遗嘱里，在给出了各种私人的遗赠之后，把其余的三分之一捐给欧柏林学院，三分之一给南方的一些学校，三分之一给美国人在亚洲和巴尔干办的高等教育。他的两个好友，美国制铝公司的主席和它的一个法律顾问担当执行人。他们被所有合乎要求的和许多不合要求的人所追寻，很难找到他们。
锲而不舍的哈里·卢斯（Harry Luce以光辉的友善态度争取到了克利夫兰（Cleveland）市的那个律师，并且把他介绍给我。他安排我和他、还有亚瑟·大卫（Arthur V Davis）先生在纽约共进午餐。戴维斯（Davis）先生无情地诘问了我，我完全意识到他这么做是在考察我的能力。这是一种可怕的情况，在精神上受到折磨的那个人几乎看不到饭食，知道他的成败就悬在那里。一切完结的时候，我真是出了汗。这时，戴维斯（Davis）先生说道："今天下午我要去巴黎，但是我会采取我同事的立场（约翰逊[Johnson]先生已经说过，如果能够说服戴维斯[Davis]先生，他会同意捐助五十万美元）。但是不要让你的代理人来打搅我们。你回去建设一个值得我们支持的大学，到时候我们会做我们该做的。再见。"过了一年左右，我再次见到约翰逊（Johnson）先生的时候，他说："我们决定给你一百万美元，我们一直在查看你；是那样，我们把数额加了一倍。"后来我又经历了一次精神紧张，我请求为他们认为合理的一些原因，要求把捐款增加到一百五十万。
在亚洲完成了所有的他们的拨款之后，他们还在帐面上有四百五十万美元的股票，但是其中的一半那时还没有分到红利。他们打电报给我，咨询如何处置他们那时还没有分发出去的赢余。我感到非常有兴趣：一个美国大企业的化身人物和一个典型的公司律师，在他们之间能够想出创立一个机构，使用在西方为研究外国文化而研制出来的设备和技术方法，来帮助中国人研究他们自己的文化，并且帮助美国人学习中国文化，学得能够在美国人之间传播那个文化。他们承认，他们脑子里的状态这时还很混沌。但是这个萌芽的想法却是他们的。哈佛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 儋汉（Donham）曾经为他的学院探索从霍尔（Hall）基金得到机会，但是没有成功。他凑巧是那位律师约翰逊（Johnson）先生的大学同班同学，所以，他们让我去哈佛，和那里的人一道，看是否能够按照他们的想法做些什么。哈佛当局非常大度，允许将他们大学那美好的名字和在中国的一个小小的教会学校连在一起。这就是哈佛燕京学社（哈佛燕京中国研究所[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的由来。戴维斯（Davis）和约翰逊（Johnson）从儋汉（Donham）那里得到了大量的帮助。儋汉（Donham）曾是银行家，和他们有共同的语言。他在无意中，被拉进了一个新的事业，并且在托事会里担任了多年、称职的主席。在燕京大学的许多优越性之中，哈佛燕京学社使得我们（而且通过我们使得其他几个在中国的教会大学）的中国研究真正提升、达到了任何中国人自己的机构的最高水平。
托事会的司库是麦克布丽埃尔（E M McBrier）。在早期募集捐款的时候，我曾经到乌尔沃思（Woolworth）大厦他的住所看他。他开头就说："我猜想你是来贷款的。"
我回答说："不是。我把那些事情都留给托事会的成员去办。我来是为了相对说是件个人的事情。我来要求你辞去托事会的职务。"麦克布丽埃尔（McBrier）惊跳了起来。我继续说，"让我来解释。你对这个项目显然不像对其他事情那样感兴趣。你为什么不卸下这个担子？"
麦克布丽埃尔（McBrier）先生问我："你有什么根据？"
"你的地位是要你帮助你理应关心的事情。到现在，你什么都没有给燕京大学，给的只不过是哈里·卢斯（Harry Luce）买火车票的260美元。你是托事会的司库，你知道我们的需要。由于这个，我不相信你关心。我不抱怨，可是我觉得你应该卸掉这个重担，这样，我们就能够有个使他没有对其他那么多事情感兴趣的人。"
麦克布丽埃尔（McBrier）先生开始非常愤怒，在椅子上转来转去，说些其他的允诺。最后他声明，"我可以对你保证：或者我让你相信了我是感兴趣的，要不然就辞职。"
在我就要回中国之前，他写信给我，答应给十万美元，后来他又说他要马上造一个楼。我以为他的意思是改变了计划。他回答说，"噢，不是，这是额外另外的。"后来有几次，他提到几个其他董事的时候，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像你以前找我谈的那样，去找他们谈？"
在写了这些幸运的情况后，我能够把在努力争取中的失败写成一个长长的、无味的章节。往好处说，筹划募集钱常常也是个乏味、使人厌倦、让人失望的事情。我在许多"有希望捐款的人"那里浪费了许多时间，他们或是不感兴趣，或是已经没有了钱，或是由于一些区区小事造成的不满而疏远我们。这种专业性的乞讨最使人兴奋的方面，是可能从引诱那些"有希望捐款的人" 那里，成功地得到友好的说法，但从这样的关系里得不到"进款"。例如，我通过傅泾波在他的一次政府差遣时，相当好地认识了亨利·福特和Edsel福特。只要我到了底特律，他们就请我共餐，并且尖锐地问关于我学校的一些问题。美国所有的大学校长都对我能够和他们在一起，并且可能会有所实惠感到眼红。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如果那人不提出，我即便提出，他也不会有所反应。
在我学到了观察那些有钱人的特性之后，再和洛克菲勒（Rockefeller）基金会的人员打交道就带来了很大的欢乐。和他们交往，问题只是要有一个能够足以符合于他们计划的、有价值的理由。任何时候，可以保证会有友好、谦恭和礼貌、以及同情的理解。我看到了洛克菲勒（Rockefeller）基金会更多的内部工作（因为我常常拜访他们）之后，我对他们原始的设想和实现设想的办法就越感钦佩。
所以，经过了许多年，为了建筑和器材设备，以及越来越多的维持和教育经费，以及基金，先是在美国，后来也在中国募集到了捐款。到一九三七年，燕京的基金达到了二百五十万美元。
七
为创立我理想的大学，我的任务似乎有四个方面：它的基督教宗旨；它的学术水平和职业性课程；它对中国环境的联系、对国际理解和善意的贡献；以及它的经济来源和物质建设和设备。最后的那项，我已经说过了。
为了对教会成员的子弟提供教育设施，更可能是为培训教会工作者，燕京大学成了传教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辅助作用是它唯一可以声称说它为什么建立在中国的土地上，以及它唯一可以希望得到经济支持的正当理由。我希望它继续在气氛、影响上完全是基督教的，但是不（那怕是看来也不）涉及传道运动。不能要求去礼拜堂，不必须参加宗教活动，信仰基督教不能对学业有好处，拒绝信仰也不能有坏处。用任何尺度衡量，它必须是个真正的大学，传授真理完全不能受到阻碍，信仰和信仰的外部表达被看作是私人、个人的事务。在挑选教师上，在提供设施上和有益于影响上，行政管理可以创造条件，帮助学生主动从事宗教活动。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活跃的基督徒学生核心，也就不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大学了。不论每个人对基督教的态度是如何，在校内和公众一般都把燕京大学看成是基督教的。我们努力让人看到，严格的大学标准，和承认基督教的目的，这两方面并不是不相容的；一个完整的团体，其中大部分人委身于基督教生活的观念，会造成一种集体生活的质量，它是为善的；一个这样的大学是能够证明，对所有形式的人类有组织的生活来说，基督教信仰是有益处的。
在最初传一个从来也没有听说过的福音的阶段过去之后，我就开始感到传教的工作可能就要在许多情况下大胆地采取以昭示基督的生活方式为形式。我认为燕京大学的校园为此提供了一个卓越的机会。燕京大学的基督教团契是宗教生活的组织，是由教师、学生和工作人员组成的一个执行小组指导的。团契会员的资格是要保证进一步遵循、学习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所实践的生活，而不是依据任何的经文。
将这些活动和大学的管理分开，以及在一个联合性的大学里避免教派的问题，这样做都是有益的；对于那些想有自己特殊宗教活动的人，他们就那样做，这和团契并不冲突。对于中国的公众舆论来说，这种纯属自愿的安排也使问题简化了，因为不然的话，舆论会提出反对用一个精巧的教育计划来做宗教性的宣传。最大的好处是那个自发和现实的意识和感觉。只是真正感兴趣的人才参加进来；但是对于他们，那却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可以骄傲地说燕京大学里的教学和研究是高质量的，我不必谦虚，因为在这些方面我没有做什么。我的责任是尽量让教师自由地去完成他们自己的任务，虽然我对于我们的项目的细节也有很大的兴趣。我已经谈到了我们得到了霍尔的资助和哈佛燕京学社的赠与，激励了中文系所达到的高水平。我还希望改善英文的教学。使得在中国不一定必要掌握外国语言的最好的办法，是让学生将西方的知识导入中国人的生活中。我们的学生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双语的环境里。入校的时候，就认为他们能够使用两种语言来学习任何一门大学课程，随教师愿意用哪种语言都好。请来演讲的人从来也没有翻译，尽管在听众里面几乎总有一些人因此而感到痛苦。在和学生团体讲话的时候，我有时在讲台上改变主意，到底是说中文，还是说英文。这都表明在从一种语言变换到另一种语言的时候，学生是灵活的。继续到国外就读的学生，似乎能够这样做，语言的困难并不很大。
在当地教会的联合中，医学院是更为成功的一面，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名字，就铭记了那个协同合作；甚至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予支持之前就是如此。再一个就是华北协和女子学院，那主要是路易拉·麦娜尔（Luella Miner）女士的成绩，也是在中国第一个女子高等教育的尝试。学生的数目并不多，水平也不太高，但那是一位具有难得的眼力和能力的女性所辉煌创始的。在我就任后几个月，就决定将它组为燕京大学的女子学院。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那个合并仪式上做了主要发言，戏称它是个结婚仪式。在我们这个男女合校的大学里，它证明了那是十分愉快的合作关系。
我们理学院的进步也很令人满意。中国的知识界受到了十九世纪后期理性主义科学的影响，认为宗教不可信。因此在一个基督教大学里面，让感到这两方面并不矛盾的教师来加强这些科目，就有特殊的好处。我们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立了密切关系，由于这个关系，我们几乎成了它的医学预备（医预）学院，而我们的学生到医学院一年之后，就取得它们的科学学士学位。我们的护士预科课程也是这样。北京协和医学院很早就觉得需要培养英语流利的护士。但是，让大学的女生去做高级的阿妈（保姆），传统的中国思想是难以容忍的。当粉碎了这种观念之后，我们就有了稳定的优秀学生来源，为中国的姑娘开辟了另一个职业。我们在工业化学里设立了制革课程的时候，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劳力—手工劳动是学者所不齿的。再说，我们那些男生是否会喜欢鞣革的那些脏忽忽的劳苦呢？他们会不会觉得在同伴中丢人，丢面子？这个课程很快就前进起来，快得让我们吃惊。
我们的公共事务学院（College of Public Affair）是从普林斯顿大学的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拿来的名字，主要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同学会（称为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 Princeton-Yanching Foundation）支持的。对我们来说，这比单纯的经济利益强得多。普林斯顿的教授和它的新毕业生到我们的这个学院里教一年或几年书。我们的比较有前途的学生到普林斯顿大学去读博士，他们常常再回来教学。学院设有政治系，经济系，和社会学系，都对中国的现代化十分有用。读了社会工作那些课程的毕业生，是私人和政府机构最需求的。
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接受美国的四年大学课程的制度是个错误，而教会大学在这方面有部分责任。中国的经济状况和其他的因素都表明更好的体制是，将高中的后两年和大学的头两年组成一个单元，在此之后，其他的课程可以更专门一些。大多数的学生负担不起大学文科基础普通（liberal arts）教育。教会大学的很多学生因此用这个文科基础普通教育作为使用英文的职业教育。无论如何，我对强调职业课程有很大的兴趣，特别是关于表示基督精神，和满足社会的需要的那些。上面已经谈到了几个。在日本人破坏了我们的设备之前，有一个很有前途，那是用新的科学方法来恢复中国古老的陶瓷工业。我自己宠爱的可能是新闻事业。托事会授权给我增加这个系，但是说得很明白，他们没有资助它的责任。冒险设立它可能是由于我情有独衷。但是报纸变得越来越影响中国人的生活，在几乎是这个新的行业开端的时候，高水平的编辑和伦理道德似乎有特别的价值。从一开始，它就是我们最为出名的一个主修科目，它和经济学在入学人数上互争高低。在一段时间里，中国新闻社在世界上所有重要的首都的代表，几乎都是我们这个系的毕业生，他们在中国的那些报社里，也是非常突出的。
从日本人那里恢复了燕京之后，在我们的技术课程里有了一个最使人高兴的发展。在天津周围的一些中国的领袖人物建议，要我们创立工程科目，所有的支出都由他们承担。他们解释说，他们需要的人，不是像在国外学习（甚至也不必像在国内大学学习）、过于理论、并且要求高薪水的人，而是学得不必那么精的人。他们一向观察我们的毕业生；他们需要的人是：既有必要的技术知识，又肯在车间里工作和学习的人。安排的办法是，学生开始读两年工程预科，然后再读三年，后三年是半年在校学习，半年在工厂接受专家的指导。这个科目立刻就吸引了好学生，但是在国民党失败时它也亡故了。
由于多年来我在神学院教书，我自然就对宗教学院的发展有特殊的兴趣。它主要是为大学毕业生的，是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那个环境里维持着同样的学术标准。在教师队伍中，中国人越来越成为主体。幸好，我们保住了一个卓越的群体，他们的学术水平和我们自己的和其他大学的中国教师是相同的。他们有绝对的自由去制订礼拜的形式、教义的陈述等等，来和中国的传统相和谐，并且创作中文的基督教文献。但是他们更多是选择了西方的模式，而不选用任何惊人的新形式。他们对这种自由十分高兴，并且充分的使用它。但是他们之间完全无拘无束，并且有作为受到差遣的中国人的责任意识，这对基督教的宗旨以及特别是在学院内的宗教生活是极为有益的。
八
在我去北京时带去的许多设想中，最为明确的一个，是那个新的大学必须建立在中国的社会中，不和西方国家的条约和其他外界的因素相关联，只接受中国人自己所具有的和他们希望和我们分享的权利。我认为帝国主义和传福音是可以分开的。在参与大学事务中的任何方面，外国人和中国人都是平等的；住在一起，住的房舍也都是同样的式样。在那时，这些都是很激进的思想。当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的时候，燕京大学立即登了记，服从政府教育部的所有条例。但是那些多数涉及的是内部事务。我开始和处于权威地位的人熟悉起来，包括许多重要的人物，他们之所以重要，或是由于过去的从事，也可能是他们可能要就任什么工作。他们除了在政治上的影响外，其中的许多人还捐助了相当数量的款项，这样他们就更多地关注燕京大学，并且更把它认同是中国的社会。
通过了在美国广泛深入的经济努力、燕京大学发展得相当不错之后，我就开始更为认真地想在中国引起兴趣，部分是为了在一个怀疑和潜在的对立环境里，机智地赢得同情、好感和友谊，部分是要实现中国人在经济上的支持。在傅泾波的伴同下，我实际上到过了中国所有比较重要的区域，包括满洲（东北），并且认识了几乎所有的政府要人，和许多在教育、经济和工业方面的著名人物。在这些旅行中，建立了许多私人的和对我们大学的永久性的友谊。马上就得到的小效果，是使得中国人将燕京大学至少看作可能是他们自己的，值得他们慷慨资助的，而不把它看作是外国人为他们兴建维持的一个事业，不论那些外国人的动机是多么有价值。
我原始的目标是让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参与教育、管理、宗教和其他如经济维持等方面的领导，这样最后它就基本上成为从历史上还记得它是源于西方的一个中国的大学。从他们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对这个大学的理想来看，我的理想实现得很好。燕京的第一个校长是吴雷川先生（Wu Lei Chuan），他是信奉了基督教的一位翰林，多年来都是我们的一位德高望重的教师，在那之前他曾担任过教育部的副部长。他的中文头衔是校长，我的头衔是校务长，但是英文的头衔没有改动。他在日本占据了华北之后故去。在日本投降后，理事会选举心理系系主任陆志韦韦博士接任了吴校长。在南京我担任大使期间，我仍保持着原来的头衔。
但是，我知道在确保和平和以及最终导致某种形式的世界共同体中，国际间更好地了解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大学应该是形成这种世界性的观点的中心。燕京的基础情况，可以成为永久性的财富，并且可以由此扩展，去包括和其他国家的联系。我的这个理想在较小的程度上是开始实现了，但是完全实现它还有待于将来。当燕京大学在彻底中国化上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前进的同时，燕京也应该更广泛地、更公开声明它的国际性。
在燕京大学，我们已经朝向了这个方向。燕大的起源和支持主要是美国的，但是还有一个较小的英国成分。燕大建立在中国，设想是要更完全更永久地成为中国的学校；燕大有这个构架。此外，我们开始有了其他的关系。要加强和过去已有的英国的联系，得到了英国的特殊支持，我们试验性地在一般称为"牛津现代伟大举措"的高级（荣誉、优等生）课程里采用牛津的导师制度。自己曾读过这些课程的英国牛津大学过去副校长林德赛（Lindsay）的儿子麦克·林德赛（Michael Lindsay），给予了领导。几乎从一开始，瑞士的一个委员会就在我们的教师队伍里保持着两位瑞士教师，王克私（Philippe de Vargas）博士和夫人。法国政府给了一个奖学金，为在巴黎读研究生；第一个获得它的那位，在巴黎读完了四年，准备回来教书，但那时欧洲爆发了战争。德国政府过去曾经每年给我们的西语系一个不大的资助，他们重新续了起来，我们也高兴地接受了，甚到一直延续到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意大利政府在那年春天提供给我们八个奖学金，几乎可以支付在意大利旅行和居留的所有花费，并且可以在该国的任何有名的大学里读任何科目。选好了八个学生，他们也都很勤奋地在学意大利文，但是在他们就要在夏天起航之前，严峻的国际紧张局势迫使停掉了那个项目。
我特别希望和日本、苏联有类似的联系。但是战争和……粉碎了所有的这些幻想。无论如何，我坚信这是个很好的设想。假定燕京能够以他原来的基础重新开始的话，我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制度，来和世界上尽量多的国家（尤其是日本和俄国）交换教授、学生奖学金，特别要包括这些国家的语言和文学、现代政治和经济问题，等等。这样的安排会使学生专门于这种或那种外国文化，或者研读在不同国家里都在处理的某个课题。他们会和那些教师取得个人的联系。
但是主要的益处可能是在这个学校里遍布着一种气氛，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之中建立国际性的头脑，并且将多个国家的有类似头脑的人带到一个友谊的团体之中，这样就会使得校园内整个的生活更丰富，更广泛。在中国做这样的一种试验似乎是特别适宜的。任何国家的道德哲学观点都没有像中国的那么宽广、那么丰富。除非中国的人民被不愉快的经验所说服，即，他们国家生存的唯一希望只是狭隘的爱国忠诚，否则它和近来加深的民族主义倾向并不矛盾。在创造出意气风发的力量上，在表现出和所有国家可以友善交往中，燕京大学似乎都有自己的合适地位，这似乎并不特别是个荒诞的愿望。到那时，它的外国起源不会由于历史的缘故被忘却，而会成为一个永久性的长处，用来带给在中国土地上的很多中国青年想要到外国去学习的东西。
九
我到燕京开始工作了几个月之后，我和查尔斯·靠尔贝特（Charles Corbett），傅晨光（Lucius Porter）见面，要制订校训。我们都出生在中国，我们都相信，一个教会大学应该成为表率，将宗教信仰、科学精神和方法、以及毫无障碍的无畏探究融和在一起。有一位提出要包涵耶稣基督所说的"（人子－耶稣的自称－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而是要服事人"（马太，20：28）。我记起了在弗吉尼亚大学大门上刻着的希腊文，那是多马士·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所引用的话，它也刻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大门上，那是："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8：32）在我们讨论之中，灵感来到了，把耶稣的这两个重要的言语结合到一起，从而把神的教导的真谛归纳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这个校训很快就渗入学校的各个方面，固化到学校的精神结构中，进入了学生的出版物和标志物里、流行到校园诗歌里，但是最好的是它融入了一个个学生的意识之中。至少大多数人将它结晶到自己的生活哲学里面，想要实践它，把它作为用来判断同行者的标准。我有的学生参加了共产党，带着幻想、乐观的热情，回来告诉我，他们为老百姓所做的就是忠实地遵循这个校训。就我所知，没有任何其他大学的校训对于学生有如此重要、如此有生机的影响。
十
在加强燕京大学中，我的同事们是灵感和指导的可靠资源。从一开始，我们就是一个团队。那种同志般的关系给我的欢乐和对我的价值都是无法高估的。有一次，我听到小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先生在宴会上谈到他父亲的一件轶事，大意是：当问他父亲取得那么大的成就的秘诀时，他父亲回答说："我的同事。" 在我听到的时候，那似乎是过度谦虚的造作；多少年过去之后，我方才真正理解他是什么意思。程度要小得多，但是我以最大的忠诚可以说同样的话。我希望能够有篇幅来提到每一个人的名字以及他们对我们的共同事业做出的特殊贡献。
对高厚德（H S Galk）博士必须要说几句。他除了有神学的训练之外，他还专门于教育学，并且在通州曾任学院的院长。在他来中国之前和之后，他曾有很广泛的实践事务。在传教士之中，他的中文口语和文字造诣都很不一般。在大学生活的所有方面他几乎没有一方面不是积极的。在我一再离开学校的时候，他就替代我的位置。他几乎一直是土地和建筑委员会的主席。特别在建设的阶段，那是个极其重要的职务。他写的"燕京大学的历史"（History of Yanching University）不仅是他准确的文学著作，也是他在燕京大学的事务中取得的第一手资料。但是，书中没有将我们共同努力中他取得的成绩给予应有的赞许。气质和习惯使他谨慎、稳健、保守，遵循固有的和其它已经建立了的程序。这样，他就经常防护了我那比较不够经心、冒险的倾向。对于任何一个新提案，我们都愿意包容相反的意见，后来总是达成一个避免了两个极端的协议。我们总是尊重双方的意见，并且保持着没有任何个人敌意的纯洁友谊。有如此明智、无私并且忠诚的一位同事，这个校务长真是高兴。
也要对刘廷芳（Timothy Lew）致意。他从小就是我的朋友。在我承担这个新大学的管理责任的时候，他就随我从南京来到了北京。他在圣约翰（St John's）大学预科的时候，获得了所有的学习和演说的荣誉奖励。在美国，他也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几乎是一个外国学生所能够取得到的最好成绩。他在乔治亚（Georgia）、哥伦比亚（Columbia）、和耶鲁（Yale）等大学，以及纽约州的协和（Union）神学院读书；和一位同学结了婚，按他的说法，那是按照了到美国的计划。尽管东南（Southeastern）大学极力要他去，但是他回到了南京神学院，和我在一起。我向他认证，在我开始到北方开始那个未经考验的冒险时，我希望他和我一同去，但是他必须自己做决定。神学院和东南大学都急切地要他，条件优厚得愿意让他在两个大学各担任半职。但是他决定和我一同去，这本身就是中国人对朋友忠诚的一个十分明显的事例。不久他担任了我们神学院的院长，并且开始说服他在美国认识的其他人来那里就职。他也去说服那些适宜于来文理学院的人。对所有这些高水平的中国人，他说，尽管他们有所疑虑，但是这实在是个教会学校，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同事共同享有着一切，他们理应帮助使这个独特的试验能够成功。在开始的那个阶段，他先是帮助选择后是留住合适的中国人任教，这对于燕京大学的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刘廷芳博士后来作为中国基督教的领袖，他的事业在基督教运动的历史上是很大的一个部分，在这里难以重复。在宗教聚会和各种有组织的活动里，他都是其中的杰出人物，那既是因为他的热烈、激情的口才，也是由于他的中文表达能力是少有的。在一九四八年他去世之前的二十年里，在大多数基督教国际会议里，他都是一位著名的人。在这里提到他，不仅是因为他和我的美妙友谊，而更是由于我和那些中国同事的关系。他代表了从燕京大学的一开始，我和我的中国同事的关系；他们都有相似的学识、能力，在所有管理事务中都有所作为。我对刘廷芳所说的，实际上也适用于我所有的中国同事，在程度上和他们在燕京服务的时间和我个人与他们接触的机会多少相当。
十一
在前面的段落里，我谈论了实现我的美好理想和燕京大学成长的不同方面。在最后的这个段落，我必须谈谈燕京大学的学生。归根结底，一个大学的如何，要看它的学生。有些学生让人失望，大多数可能都在某个方面有那么一点；但是在记得他们的历史背景和当前国内生活的紊乱状况时，我对中国学生总的看法是，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克服了许多障碍，表现出了一种我所没有预料到的风格和气概。他们是中华民族青年的优秀品质、活力和智力的证物，也是接受教育的效果在整个个性中的自我表现。通过他们，美国人民显示出自己对中国的善良愿望，以及对中国的进步和对更为明智的相互友好关系所作出的贡献。在这些成就中，这个大学的明确的宗教目标是一个有力的影响因素，也使它在中国的基督教运动进展中，具有不是没有价值的力量。
在我生活在中国的期间，我有充分的机会观察中国学生生活的一种不让人愉快的现象，生动地称为"风潮"，刮风和潮水。这些组织起来的突然爆发越来越剧烈，也是他们在爱国示威中最有效的一种方法。但是，当他们这样组织起来、发现了自己有力量之后，全中国学校里面的激进学生就开始使用这种不上课等行动作为手段，来改良真实的和假想的各种内部抱怨，从校长的个性、品质到饭食的口味，各式各样的抱怨。在慷慨激昂、雄辩演说的横扫下，通过巧妙的操纵，基本是最守纪律、最友善的学生也参加到这种群体的运动之中；如果处理得不好，它很容易造成难以解决的危机。我们十分幸运，在燕京大学从来也没有失去控制的风潮，但是我到达过一个很接近崩裂的时候，使得我十分惧怕群体心理，特别是影响到有特殊弱点和受到社会抑制的中国学生的群体心理。
在个人情感上，我和众多的燕京大学校友的关系是极其使人欢快的。在中国人生活中最为美妙的传统之一，就是师生之间的关系。教过不论是多大年龄的、和属于什么阶层的学生的任何一位外国人，都能够证明这个经验是多么丰富。在学生方面，它比单纯的尊敬和甚至崇拜还更为热情、人性、直感、而且有令人高兴地自发。在我刚到燕京的头几年，那时学生还不多、我还在探索一个大学的校长真正该做些什么的时候，熟悉每一个学生还很容易。随着学生的数目和我的任务都在增加，而且我又经常离开校园，我就无法熟悉每一个学生了。我想方设法弥补这个损失，但没有完全奏效。可是以某种极为奇怪的方式，我觉得我好像认得入校的那上千的最为陌生的每一个学生，而且很微妙地感到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不论是在学院里，或是在日后的生活里，他们总是用充满了中国的礼貌态度，不让我感到难堪，而告诉我他们是谁。
虽然我和他们的接触并不需要太多，但是由于某些无以名状的缘故，他们似乎喜欢我支持他们，也喜欢我对他们所有的人都有激情的感觉。在经常的反对日本和其他爱国风潮扫动中国students团体的当时，我常常能够设法和他们的领袖相当地熟悉起来。对学生团体谈话演讲，并感受他们的热烈回应，这总是使人鼓舞的。男女同班的大学生活，导致了许多恋爱故事；不断地请我在我自己的家中主持婚礼，常常是，但也不一定是按照基督教的仪式。顺便谈谈，在学院里的这些婚约，不论是否由我主持的婚礼，我不知道有一个是悲惨的。似乎有个说法，认为这是寻找合适配偶的好办法。在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这种感情关系，即便是非常不明确地泛指的那种，可能也只会在中国才有可能，它对一个美国人会有更多的意义。我到任何地方，有无数的信件都使我想到这一点。
我对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的自负，最不使我不好意思的那些，常是后来到国外读了更高的学位，又回来教书的那些校友。我们意识到这样的老师太多了，会有不好的内在生长、自我繁殖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个由外国人奠基、有特别目标、在要本土化但又不要失去它特殊性质的一个学府，没有比它自己的老学生更好的人来实现这个转化了。他们重视、并且也同样拥有这些原来奠基人的理想和信念。他们记得他们早年求学时代的生活，并且有其他中国学生所不容易具有的那种忠贞。
本文选编自《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注释从略，欲求详细内容请购买原书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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