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何汉理：冷战2.0——从“脆弱”到“错综复杂”的中美关系

 作者：张娟，夏舒(Shannon Tiezzi)   来源：《中美印象》第276期  

【编者按：中美印象和外交学人近日对美国著名的亚洲问题专家何汉理教授(Harry Harding)进行了专访。何汉理教授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资深教授。著有《脆弱的关系：1972年以来的美国和中国》(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中国的第二次革命》(China's Second Revolution)等著作。他目前正在撰写的一本著作是关于中美之间“错综复杂”（fraught）的关系。何汉理教授曾经为好几任美国总统担任中国问题方面的顾问。他还担任过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院长，后来创办了弗吉尼亚大学巴顿领导力和公共政策学院并担任创始院长。本采访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汤杰和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的赵丹宁联合翻译。】

1.请问您如何理解中美关系在2020年的迅速下滑？目前两国关系的衰退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

何汉理:我认为，中美关系的下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疫情。一些美国民调显示，相当多的美国人指责中国是疫情的源头。他们认为中国没能及时采取行动来阻止疫情的蔓延。如今中国自己又表示，可能会将一些自主研发的疫苗“武器化”。换言之，他们会在分发疫苗时偏袒一些友好国家，而拒绝向不友好的国家提供疫苗以示惩罚。在疫情爆发早期，某些个人防护用品的提供也是如此。

我还要补充一点，中国对疫情源头的独立外部调查很不情愿，这也使新冠疫情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但我想强调的是，新冠疫情对中美关系来说只是旧怨填新愁，美国早就在诸多方面对中国感到困扰。回顾过去一段时间，美中两国间确实存在许多挑战，诸如贸易争端、外国出口商和投资者在中国市场的准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武断主张、大陆在台湾周围的恐吓式军事活动、出台法律拟将犯罪嫌疑人从香港引渡回中国，以及在香港颁布的国家安全法等，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接踵而至。

美国不同的群体所关注的问题是不同的，有些人关注人权问题。比如，我的一位学生对新疆问题已关注了一段时间，我对此颇感意外，因为此前在这一问题上可没什么关注度。

2.对于我们是否处于冷战状态，学者们持有不同的看法。您首次提出了“冷战2.0”这个术语来描述当前的双边关系。能否向我们解读一下您的理解？

何汉理:“新冷战”就是用类比来理解世界的一个实例。世界十分复杂，人们希望通过寻找一种认知方式来获得更清晰、更简单的理解。我想这是人类的本性使然。理解世界的方法之一就是用理论去推敲，也就是说，将政治科学、国际关系学、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应用到其他国家上，以理解他们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发展方向。另一种思维方式更简单，就是通过历史类比。比较过去与现在，试图寻找两者间的共通之处，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种思维方式很诱人，但也十分危险，因为当下从来都不是过去的翻版。

我仍记得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类比，在美国乒乓球队1971年4月到访中国之前，有种说法称，因两国政府的限制，美国人中登上月球的人数都比到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多。（你会发现，这就是类比的局限性所在，他们不知道即使没有两国政府的授权，有些人也会偷偷进入中国，或以其他什么渠道进入。）但在1949年之前，我们与中国有很多的接触；之后要到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两国关系才开始正常化，情况方有所改变。

所以，正如冷战中美苏是相互隔离的，毛时代的美国和中国也是相互孤立的。现在中美两国更加相互依赖了。即便在很多领域发生了脱钩，但也很难使两国完全相互孤立，相互依赖仍将是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因素。与之前最大的不同是，与苏联的经济相比目前中国的经济似乎更具活力、可持续性更强。因此与苏联相比，中国的政治体制很可能更有韧性。

当苏联经济陷入停滞时，冷战开始缓和；当苏联解体时，冷战结束。有些人预测中国也将面临崩溃。但是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样，无论是中国的经济还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目前都不太可能崩溃。所以我认为，中国将会比苏联更有竞争力。最后，新旧冷战之间的另一点不同之处在于，竞争领域将会大不一样。当然，两国会在军事硬件和其他重要科技领域展开竞争，但是与旧冷战仅集中在空间探索和军事装备的竞争不同，新冷战的竞争范围要更加广泛。现在中美两国的竞争，不仅在空间探索和军事装备这两个领域，还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通讯技术迭代、新材料研发、纳米技术和自动化系统等诸多领域展开竞争。

两国会在上述这些新技术领域展开竞争，但我认为新旧冷战最大的不同在于，社交媒体和网络战将成为一种新的竞争手段和潜在的攻击性武器，这些在旧冷战时期从未出现过。这就是为什么我称之为“冷战2.0”，一方面，意在表明这是另一次冷战，竞争激烈，同时希望它不会演变成一场热战；另一方面，在某些地方，它将与旧冷战有很大的不同。我认为把当下的局势称为“第二次冷战”是一种误导，但以此就否认它不是冷战又是一种自欺欺人。“冷战2.0”是一个更好的表述。

3.您有没有设想过“冷战2.0”的结局？冷战是以苏联的失败和美国的胜利而告终，您认为这同样适用于“冷战2.0”吗？

何汉理: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美国希望看到的最终结果是什么，以及最终的结果到底会是什么?我认为美国政府还没有明确表示希望在中国看到什么。有些人确实希望看到中国共产党失去权力。美国政府和民众也大都期待中国政策发生改变，无论是国内政策还是外交政策。有些人会补充说，这需要中国变更领导层才行。

我们连想要什么都没有真正达成共识，更不用说实际会发生什么了。我无法预测会发生什么，这太复杂了。很明显，我们可以开始推导出很多不同的情况，推敲背后的影响因素，评估哪种情况更容易发生。我们需要研究哪些美国政策可以产生什么影响，判断哪一种情况可能发生，哪一种可能不会发生，但这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推演，需不停更正、反复打磨。

4. 7月9日，中国外交部长就中美关系问题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到，“中美双方应共同探索不同制度和文明和平共存之道”。您怎么看这句话？中国提出的“中美共存”，可否作为冷战“2.0”的切实解决之道？

何汉理:有趣的是，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peaceful coexistence）这一概念。当然了，中国一直执意拒斥新冷战这一概念——拒绝做这一类比，指责冷战思维。但是，和平共处这一概念正是来自第一次冷战啊。在冷战中期，美苏两国在管控彼此关系的时候，用的正是这一方式——和平共处。所以，当中国再次提出这一词的时候，我觉得有趣极了。但是，没有哪个类比是完美的，那么将和平共处应用到当下的中美关系中，是否可行呢，我是持怀疑态度的。说到和平，没错，我们当然希望局势能保持和平，但如果是和平共处，我很怀疑能不能做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取决于共处到底意味着什么。北京方面到底如何定义和平共处，我现在还把握不准。

如果中国想要的是这样一个场景：即，一个热心的美国，接纳了中国模式，认可中国模式才最适合中国；毕竟中国人民已经做出了他们的选择，美国尊重这一选择，同时欣赏这一选择；这种模式既然在中国行得通，那么或许在它国也行得通。我不认为这一场景会发生。中国模式中有太多关于国内治理的内容，以及经济政策方面的内容，是与美国基本价值观完全相悖的。

所以我会说，如果中国想要的是上述这一场景，让美国在这上面尊重中国，是很难实现的。你可以去尊重一个既成事实，承认一个既成事实，尊重并承认实力的存在，但是如果尊重它意味着欣赏它或是认可它，这可就难了。当然，当中国谈到和平共处的时候，如果指的只是要适应中国利益的核心关切，那就不是和平共处的原初含义了，应当放到中国的语境下去理解。中国近些年总是会提到新型大国关系，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是其中的关键所在。这取决于这些核心利益到底指什么。如果中国的利益是，利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武力），在违背台湾人民意愿的前提下统一台湾，美国就无法尊重这样的核心利益。如果中国的核心利益是，试图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同盟，这也很难让美国轻易接受。所以，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当中国提到和平共处的时候，它到底指的是什么。

中国在冷战初期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大致指的是不干涉主权、尊重主权，当然，还有尊重它国的选择。当中美之间或是美苏之间，还没有那么多联系的时候，上述的这些原则更容易实现。但是，现在有这么多人在两国间互动，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人，就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之间工作和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方面将哪些事务视为其国内事务，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换句话说，北京方面将《国安法》的颁布视为其在香港地区主权的申张，这是北京自行决定的，而不是香港自己颁布的。也就是说，我们得去理解这是中国的主权权利，它国不应当干涉，它国也不应当批评，诸如此类。

我每天都紧张地生活在《国安法》笼罩下的香港。当我要去台湾时，如果中国决定武力统一台湾，届时我在台湾也将生活在威胁之下。如果那一刻来临，我很难置身事外，很难漠不关心地说：这是中国自己的事儿。所以我认为，事实上，相互依赖对双边关系有着复杂的影响。在一些方面，相互依赖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相互依赖是不稳定因素。我们必须要理解这枚硬币的两面。

5.对华接触政策是哪里出了问题？如果中国在“对等”方面下足功夫，您觉得一个强化版的接触政策会再次归来吗？

何汉理：起初，接触（engagement）的意思是指，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决定在诸多问题上重启官方和非官方的对华对话。你或许还记得，在1989年的危机之后，美国切断了几乎所有中美间的官方交流渠道。在那时，中美间的零星交流，只围绕着1989年事件中的人权问题展开。因此，全面接触（comprehensive engagement）意味着在多层次、多领域、在更大的范围内与中国政府重启沟通交流，不再局限于人权问题。我认为，接触就意味着互动、讨论、协商。接触，势在必行。接触是注定的，也是必要的。

正如你刚刚暗示的那样，接触扩展为一系列的战略部署。在接触政策中，有些想法很不错，但是没有得到执行。而接触政策中的其他思考和部署显得太幼稚，我正在就此写一本书，很难用几个词去概括总结。但是，正如美国对外关系史中屡次出现的那样，美国总是极为幼稚地认为，只要通过简单地在政府、经济、社会等层面对华互动，就可以最终把中国变得像美国一样。

这种妄念在美国上世纪初的20年代和3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有些人把它称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传教路线”（missionary approach），在当时主要是宗教性质的。那时，美国打算把中国人归宗基督教。多年后，对华政策开始世俗化。我能想到的最好的例子是，一位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参议员肯尼斯·惠里（Kenneth Wherry），他曾总结道，“在上帝的引领下（那时仍有宗教成分），我们将拔升上海，令他升升不息，直到它提升为堪萨斯那样”（"We will lift Shanghai up, ever up, until it's just like Kansas City."）。堪萨斯在当时是美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将上海变为堪萨斯就是当时美国对上海的期许。那时就已幼稚天真，现在仍然幼稚天真。中国的历史是迥然不同的。历史会塑造政治价值观，抵抗灾荒、抗敌御侮、平息内乱都会激起人民对强大政府的渴求，这些都深深植根于中国政治文化之中。

美国则建基于完全不同的原则之上。我们惧怕的不是一个弱势的政府，我们惧怕的是强势的政府乃至政府暴政（government tyranny）。我们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的，而不是集体主义。除非两国出现了重大的价值观变迁（当然我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直到那时以前（如有可能，一定非常遥远），我都不认为中国会变成美国这样。有观点称，国际问题将促使我们聚拢，新冠疫情、恐怖主义抑或其他重大问题，还有经济相互依赖等，这些会成为双边关系的基石。这样的观点也是幼稚的。因为一旦竞争开启，问题就不再是我们能从合作中得到多少绝对收益，而是谁能得到的更多相对收益。

我想向中国朋友指出的是，中国人总说“双方共赢”（win-win relationship）。没错，从学术上讲，博弈论认为合作使两方共赢，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结果。通过合作，每一方都比过去絕對的更好了。但是更复杂的博弈理论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相对收益。谁能相對的得到更多？这才是中美关系的问题所在，我认为，美国人感到中国拿了大头，而且中国靠的是不公平的竞争手段。一些愤世嫉俗者早就对“双赢”这一说法不屑一顾了，认为这个“双赢”只是中国赢，且中国一赢再赢，还会一直赢下去。所以，我认为全面接触政策背后的那些国际关系和行为科学理论，已被证明是略显幼稚的。

现在的挑战是，要接受现在的双边关系主要是竞争关系。我们如何管控竞争，以便迎来一个良性的竞争，避免陷入恶性竞争。军备竞赛是有风险的，且代价高昂，更不用说可能会陷入经济或军事上的公开对抗，那就更糟了。

6.在您看来，如果特朗普连任，他会将目前稳固的美台非官方关系升级到官方层面吗？我之所以有此一问，是因为我发现在中东和中国的政策方面，特朗普与前面几届政府不同，他总是会剑走偏锋，难以捉摸。所以，我想知道他在台湾问题上是否也会如此。

何汉理：这是个很有趣的类比。我再次强调，这样的类比或许有助于对问题的思考，但如若机械地去执行，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在中东政策上，特朗普确实做了相当巨大的改变。他的解决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与此前的“两国方案”（two-state solution）背道而驰。此前的政府，努力去营造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和一个独立的以色列。而现在，他尝试让以色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达成相互承认，迫使巴勒斯坦意识到，它需要改进与以色列的关系，这样就与“两国方案”渐行渐远。在美国的中东政策上，他是一位极具颠覆性的总统，但是却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除了约旦和埃及之外，我们现在又有两个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为各种有益关系打开了大门。这些双边关系，有的在战略层面，有的处于经济层面。以此逻辑类推，那么，特朗普下一步是不是就要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尝试做些协商安排呢？我认为他还没往那个方向上面去迈进。他或他的继任者可能会那么做，但是我对此不做任何预测断言。现在更应当谈谈他是否将背离我们过去的两岸政策，即双重威慑（dual deterrence）和战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到目前为止，这两项政策是我们对台政策和两岸政策的特征所在。

大体来说，战略模糊指的是，如果大陆进攻台湾，我们不会明确指出我们将做什么。有人说，我们应当具备战略清晰性，我们绝对会用武力保卫台湾。对于这种观点，我有两点担忧。首先，两个核大国之间动用武力，风险巨大。所以，我认为应当寻求非军事途径协助台湾，如外交途径，或是其他方式，增加中国出兵的成本，这就是战略模糊的含义所在。其次，台湾的一些挑衅行为是有风险的，比如官方宣布独立。到目前为止，这就是双重威慑的含义：我们既要威慑台湾，以防其挑衅大陆，激起战火；同时我们也要威慑大陆，防止其对台湾动武，尤其是在没有被挑衅的情况下就动用武力。我欣赏这一政策的复杂性。这一政策在很多方面是模棱两可的，但是我不愿在这些方面看到大的变动。

有一些美国人持另一种观点，他们关注台海对峙可能出现的风险，于是建议美国应当放弃台湾，毕竟介入的代价过于高昂。这种观点也不可取。你可以说，台湾是世界上第一个由中国人创立的民主政体，是由中国文化创造的民主。因此，台湾的存在对大陆是一个关乎存亡的挑战（existential challenge），因为大陆的领袖们总说西式民主不适合中国人民，同时宣称台湾人民是中国人民。那么，既然台湾人民已经选择了民主，我们就应该尊重他们这一选择。美国应当尊重这一选择，美国也就应当帮助台湾捍卫这一选择。

因此，我不认为美国应当放弃台湾。我也不认为美国应当做出一个毫不含糊的出兵承诺。所以我担心的是，美国有来自各方面的不同的声音，并非仅仅来自特朗普政府内部。这些声音正试图呼吁我们的政策来一次根本性的改变。

你同时问了一个很明确的问题：我们会继续与台湾政府官员进行官方接触吗？我认为，美台关系是如此的相互依赖，以至于美台关系的维护需要政府的参与。我们的所作所为有其约束和限制，我认为，我们在这些限制内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做出任何改变，都应当审慎。中美关系是建立在“一个中国政策”（One China policy）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抛弃这一政策，或是单方面改变它，这会颠覆中美关系的基础。所以我们得非常小心。从1979年以来的表现来看，我们可以继续在“一个中国政策”的框架内做的很好。

7.在您2017年的一次采访中提到，一些国家正在渐渐联合起来，形成平衡中国的力量。你希望中国领导人应当看到这一局势，做出相应的调整。三年后的今天，这一平衡力量是否增强？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是否有相应的调整？

何汉理：是的，中国已经看到了这一局势的变化，已经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但是坦白地讲，中国走向了错误的方向。在应对美国问题时候，中国在加码，施加了更大的强力，而不是运用安抚，在应对其他一些小国的时候，尤为如此。我认为，问题出在中国理解它国的行为动机方面。

中国相信，经济利益承诺、军事压力威慑，辅之以偶尔的经济制裁，这些就足以撬动它国。有些人用桥牌游戏做比喻（这是邓小平最喜欢的卡牌游戏）。首先，要确定哪套牌是将牌（译者注：trump在英文中有“将牌”、“王牌”的意思，这里是小写，大写的话就是特朗普，所以这里有暗示之意）。如果要强调动用武力，那么就把梅花套作为将牌（译者注：clubs指代扑克中的梅花。在西方文化中，梅花象征权杖，有武力的意思；桥牌开始的时候需要确定将牌，以梅花为将牌暗指对外关系强调“武力”）。通过武力和恐吓来得到自己想要的。而中国更进一步，即如果不以梅花做将牌，那就以方片做将牌，即通过金钱来疏通关系（译者注：diamond指代扑克中的方片。在西方文化中，方片象征财富；这里以方片为将牌，暗指对外关系强调“经济”）。也就是说，中国要么用物质威胁要么用物质奖励来撬动它国。

当然了，以上这些——恐惧与奖励——是很强大的激励器，但是它们不能包治百病。中国缺了一套牌，那就是红桃（译者注：hearts指代扑克中的红桃，西方文化中象征情感）。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价值观（values）与身份认同（identities），中国对这方面没有足够重视。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仍是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思维的重要组成，尤其是那些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训练过的人，他们的思维大多如此。我认为，在台湾和香港内崛起的本土认同（local identity），中国对此从来没能真正理解。他们似乎不明白为什么这两个地方有这么多人，尽管有着相同的种族、家庭背景、语言和文化，却有越来越多的人说：我们不是中国人。为何会如此？这就是价值观（values）导致的。他们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有人说，是后现代的价值观念。当人的基本安全和物质得到满足之后，人们开始寻求价值观层面的自我实现。这些价值观包括：言论自由、自由创造、自由旅行，以及其他一些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对美国人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中国不能理解之处，中国就是觉得，在和美国、香港、台湾打交道的时候，要么出梅花（武力），要么出方片（财富）。它们或许是问题的部分答案，但绝不是答案的全部。如果只强调这两点，尤其再辅以强硬的胁迫，那么结果就会事倍功半，适得其反。所以，中国要对红桃——价值观、软实力等——给予足够的重视。

8.人权问题如今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尤其是针对香港和新疆问题）扮演怎样的角色？

何汉理:我认为人权问题一直困扰着中美关系。它首先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距今已30多年了，在那时就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追问为何中国似乎可以在人权问题上在美国这里享有“豁免权”，尤其是在吉米•卡特政府时期。这篇文章写道，我们需要在对外政策中融入更强烈的道德或价值观成分。在当时就有很多具体的担忧。比如，强制堕胎、中国对宗教活动的限制、对持不同政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迫害，这是当时最主要的关切。

因此，人权问题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确如你所说，它的发展是有起伏的。特朗普总统似乎没怎么关注人权问题，没将其视作美国对外关系的因素之一，他更关注贸易间的不平衡、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以及在盟友间分摊压力。然而，特朗普总统自己（或是他的政府）现在似乎认为人权可以被用做武器来对付那些让他失望的国家，特别是中国。

我同意一些人的观点，即较之过去，美国现在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政策更具策略性，但尽管如此，人权问题仍然会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中国需要明白，在人权问题的领域，我们两个国家是有相通之处的。我们都是革命的产物，革命建立在价值观的基础上。美中两国的革命建立在不同的价值观基础上，但这些价值观很持久，将长期作为外交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基础。因此，虽然人权问题并未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也并不是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但是仍旧将作为一个持续性的关切，并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塑造美国的外交政策。

9.中国官员经常声称，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强硬言论只是少数政客在选举年谋求个人利益的特例。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大选后中美关系的前景又将如何？

何汉理:如果他们真的认为这只是少数政客的问题，真的理解为只是特朗普和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在谋求个人利益，那么，这些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给出的分析是非常糟糕的。问题远不止如此。我刚才提到，（中美关系的糟糕）不仅仅是新冠疫情导致的，也不能仅仅归因于特朗普。就在过去几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也取决于你关注的是美国哪个群体。就包括政府内外的分析界人士来说，我认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美国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中国的分析人士和领导人看到了国际力量平衡发生了重大转变，正在从美国向中国倾斜。

当然，美国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源头，并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中国有效地保护了自己且迅速恢复。权力平衡开始发生改变，也就是所谓的规范性强权（normative power）的平衡。美国的自由模式，尤其在金融领域，当时受到了非常尖锐和中肯的批评。相比之下，中国变得更加自信、更加果断，一些美国人早在2008年就意识到这一点。2012年，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上台后，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随后在政策领域也出现了对中国的重新评估。我感觉到态度的转变发生在2014年，特别是2015年。最近，这一现象在更为广泛的公众舆论中表现地非常明显。

在2012年前后，12%的美国民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然而在2017年，该数据急剧上升到47%，今年飙升至66%。由此可见，有很大一部分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换句话说，美国对华态度上一次降至冰点发生在1989年-1990年期间。尽管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渐渐发生了改善，近几年基本抹杀了这些改善的成果。现如今还有一些不同，与年长者相比，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批评要少一些；与共和党人相比，民主党人对中国的敌视程度要低一些。但即便这样划分，但大多数人对中国的看法是负面的。

中国可能会自我宽慰说，未来的中美关系取决于特朗普，或者如你所说的，取决于少数政客，认为他们以中国话题作为竞选筹码。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拜登当选，将会发生什么？中国可以一厢情愿地认为拜登将使一切恢复常态。不幸的是，对中国表示谴责将成为新常态。我认为，拜登和特朗普会有差别。事实上，我认为中國应该更担心拜登，因为拜登将会以更机巧的战术来与中国竞争。他会意识到，在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时，与盟国建立密切伙伴关系是必要的。他会更加关注重振美国经济活力，使美国的民主体制运作的更加顺畅。我认为，他将更为机巧地与中国竞争，而不会放弃竞争。

——中美印象原创。2020年10月11日发布